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投资界 ，作者：余梦莹
史上最盛大世界杯正在上演。
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总奖金飙升至8.71亿美元。梅西、C罗、莫德里奇“最后一舞”，哈兰德、姆巴佩、亚马尔崛起，诸神之战拉开帷幕。
赛场之外，一家老牌足球豪门却站在了十字路口——彭博社消息，掌控英超球队曼联超20年的格雷泽家族内部，近期正在讨论出售事宜。
绰号“红魔”，这是英格兰足球史上最富盛名的豪门。最初只是铁路工人组建的业余球队，2005年被美国格雷泽家族全面控股。历经辉煌也走过低谷，“红色旗帜永不落幕”。
这一幕颇为感慨。足球这门生意实在赚钱，越来越多俱乐部被摆上了货架，浸泡在资本的洪流中。
美国大亨
要卖掉曼联了
这也许是“红魔”球迷们日思夜想的一幕。
格雷泽，美国商业大亨，最擅长的就是“以小博大”。自2003年起，他开始陆续收购曼联股份，两年后完全控股曼联，成为“红魔”的新东家。
彼时，格雷泽家族采取杠杆收购的方式，仅拿出2.7亿英镑便买下了价值7.9亿英镑的曼联，其余都是借款。从此，这家风光无限的足球俱乐部开始了与债务为伴的日子。
从一开始，格雷泽家族就不受“红魔”球迷待见。那时西亚资本还没有开始觊觎英超，何况这个外国东家不爱足球只爱赚钱，对于英格兰足球古老的传统可谓是莫大的打击。
曾有球星凌晨结束比赛回到俱乐部，第二天就要跑赞助。种种经营下，2005年营业额还不到1.59亿英镑的曼联，2019年收入一跃而至创纪录的6.27亿英镑，商业收入更是达到了2.75亿英镑。
更夸张的是，格雷泽先是利用曼联发债5亿英镑再融资，又于2012年推动曼联在纽交所上市，募资2.33亿美元——一半用于还债，一半落入格雷泽家族口袋。
入主二十年来，格雷泽家族已在曼联身上赚得盆满钵满，但在管理层面却是每况愈下。终于到了2022年11月，格雷泽家族决定脱手。
一番角逐后，两个潜在买家浮出水面——一家是卡塔尔财团，另一家则是英国化工巨头英力士集团，董事长是知名富豪拉特克利夫。最终英力士以约13亿英镑收购曼联25%股份，并全面接管足球运营。
时年74岁的拉特克利夫是曼彻斯特人，从小就是曼联的铁杆拥趸。“红魔”终于回到了英国人手中。此后历经几次增资，英力士共持有曼联近29%的股份，格雷泽家族则拥有67.91%的投票权。
但前路仍然不算好走。俱乐部此前公布计划，拟在老特拉福德球场附近建设一座可容纳10万人的新球场，项目成本预计约20亿英镑，而这意味着更高的长期资金压力。
“目前已有成员试图说服其他家族成员一同加入出售行列。”彭博社报道称。早前就有传闻透露，格雷泽家族静待海外资本报价，只要高于50亿英镑，他们愿意出让合计48.9%的曼联股份。
百年豪门“红魔”
辉煌与失落
曼联的故事几乎可以算作工业时代的缩影。
时间回到1878年，兰开夏郡和约克郡铁路公司的一群工人决定组建一支足球队。最初只是为了锻炼和消遣，球场弥漫着蒸汽机车排出的煤烟，球员甚至没有间像样的更衣室。
很快，球队转为职业队，加入英格兰足球联赛。但由于实在太穷，一度濒临解散。危急关头，当地富商约翰·亨利·戴维斯注资接管了俱乐部，并于1902年正式更名为曼联。
一次转会彻底改变了曼联的命运。那是1906年，主教练曼格纳尔低价挖走了曼城的核心、绰号“威尔士巫师”的比利·梅瑞迪斯。在他的带领下，曼联以创纪录的82个进球夺得队史首个顶级联赛冠军，随后又拿下了首座足总杯冠军。
曼联也经历过浴火重生的时刻。
上世纪中叶，一位名叫马特·巴斯比的年轻教练接手曼联。他们从全国各地网罗天才少年，集齐一群平均年龄仅22岁的年轻人，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巴斯比的孩子们”（Busby Babes）。
这群年轻人有多猛？1956和1957年连夺两届联赛冠军，成为英格兰足球历史上第一支参加欧洲冠军杯的球队。然而命运弄人，慕尼黑一场空难夺走了多位球员的生命，随之而来的是漫长而痛苦的重建工作。
所有人都以为曼联会就此倒下，但巴斯比带着球队从废墟中站了起来——1968年，新一代“红魔”在欧冠决赛中战胜葡萄牙本菲卡队。赛后巴斯比颤抖着将冠军杯高高举起了8次，构成曼联历史上极富冲击性的一幕。
“红魔”队名也是来自这一时期——50年代，萨尔福德队身穿红色球衣在法国巡回比赛，凭借辉煌的不败战绩被球迷形象称呼为“红魔”。恰逢曼联球队重建，时任主帅巴斯比注意到了这个名字，遂借用过来送给曼联。
那之后，“红魔”的绰号在球迷间流传开来。1973年，俱乐部正式将手持三叉戟的红魔鬼形象加入了队徽，至此成为俱乐部闻名的标志。
伴随巴斯比爵士功成身退，曼联一度陷入多年的沉寂，直到1986年亚历克斯·弗格森接过教鞭。大家仍记得1999年的巴塞罗那，曼联成就了史无前例的“三冠王”，成为弗格森执教生涯的最高峰。
“逆转的感觉很好，永不放弃是我们的传统。”细数下来，这位倔强老人共为曼联拿下了37个冠军，带领球队打了1000场联赛。放眼当今足坛，这样的数字称得上一个传奇。
惋惜的是，弗格森退休后曼联仿佛失去了灵魂，球队竞争力大不如前，甚至在2024-25赛季创下了英超时代最差的第15名。时至今日，曼联依然在试图找回昔日荣光。
但它的故事远未结束。正如那首著名的队歌所唱：“Glory,Glory,Man United……”（光荣，光荣，属于曼联……），红魔精神，仍在继续。
体育资产重估时代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体育项目裹挟上了资本的外衣。
今年3月，NBA官方宣布，联盟董事会批准将开拓者队出售给由汤姆·邓顿领导的投资者集团，估值高达42.5亿美元。收购方阵容豪华——除核心掌舵人、美国知名商人邓顿外，还包括投资公司CollectiveGlobal首席执行官希尔·泰尔、BlueOwl联合总裁马克·扎、熊猫快餐所有者程氏家族等等。
至此，这家由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及其家族掌控了38年的球队迎来了新主人。
回望过去一年，球队出售控股权的估值记录被两度打破——
先是凯尔特人队，以61亿美元的估值卖给了私募股权大亨比尔·奇泽姆（Bill Chisholm）领衔的投资集团。交易堪称一笔完美的高位套现——此前球队刚刚夺得创纪录的第18冠。
仅仅两个月后，洛杉矶湖人队就被曝出售给TWG Global CEO兼洛杉矶道奇队老板马克·沃尔特（Mark Walter），交易估值100亿美元（约720亿人民币），一举缔造职业体育球队最高估值。
这是NBA史上最负盛名的球队之一。47年前，杰里·巴斯花费6750万美元买下了它，期间收获荣誉无数。此后长女珍妮·巴斯接管湖人队，直到今天，这笔交易增值近150倍。
一个时代背景是：投资体育已变成一件极为性感的事。
数据显示，过去20年里，北美四大职业男子体育联盟（NBA、NFL、MLB和NHL）的特许经营权表现优于大多数其他资产类别，实现了13.2%的年化回报率，过去一年更是达到了16.9%，仅次于媒体和娱乐业。
以NBA为例，最近几年NBA球队出让的估值一路上涨，每一次涨幅几乎都在十亿级别以上。行情如日中天，很多NBA老板纷纷开始出卖手中股权。
此外还有：阿布扎比联合财团主导的城市足球集团，先后入股了曼城、纽约城、墨尔本城等地的足球俱乐部；沙特公共投资基金买下纽卡斯尔联80%的股权；阿波罗通过专项体育基金协议收购马德里竞技俱乐部55%的股权……明码标价的球队数不胜数。
这些俱乐部既是文化机构也是金融资产，它们的稀缺性、全球影响力和品牌价值足以使其成为亿万富翁、家族办公室和机构投资者梦寐以求的配置标的。
当然，买卖球队并非一劳永逸。譬如“红魔”球迷们声讨格雷泽家族，资本的短期回报与俱乐部长久生存之间天然存在着矛盾，而这往往会伴随对原始文化根基的冲击。
但就像一直有人管湖人主场叫“斯台普斯”，当这些球队被扔进一个全新而精密的资本机器中运转，它也许会就此改变自己的基因。同时，也永远会有新球迷穿上球衣，坐在观众席为其呐喊。
如此，构成了竞技体育最富魅力的时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极客公园 ，作者：桦林舞王，编辑：靖宇，原文标题：《最强模型 Fable 5，四天就被「拔了网线」》
6月9日，Anthropic发布了Claude Fable 5。这是它有史以来向公众开放的最强模型，属于此前只对少数安全研究机构开放的「Mythos」级别。
6月12日，Fable 5被全面关停。
四天。从发布到下架，只用了四天。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简单说，是一场连环碰撞——用户觉得它管得太多，安全研究者觉得它挡了正事，一家公司声称破解了它的防线，而政府认为这构成了安全威胁。Anthropic做了一个它认为「足够安全」的产品，但几乎没有任何一方满意。
这不是一个关于某家公司的故事。这是整个AI行业即将面对的治理难题的预演。
01
一个被嫌弃的「安全典范」
要理解Fable 5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得先理解它到底是什么。
今年4月，Anthropic宣布了Mythos——一个强大到让公司自己都紧张的模型。在内部测试中，Mythos级别的模型在主流代码仓库中发现了超过23000个关键漏洞。Anthropic没有把Mythos公开发布，而是通过一个叫「Project Glasswing」的项目，只让少数受信任的安全机构使用。Mozilla就是其中之一，据说靠它修复了数百个漏洞。
Fable 5就是Mythos的「公众版」。同样的底层模型，但套上了一层严格的安全护栏——涉及网络安全、生物学、化学的查询会被自动拦截或降级处理。Anthropic还要求所有用户数据保留至少30天，用于监测越狱和滥用行为。
Anthropic的逻辑很清晰：模型太强了，不加限制不行。
但用户不这么看。
Fable 5上线后，抱怨铺天盖地。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发现，哪怕只是让模型读一篇安全博客，都可能触发拦截。IBM X-Force的安全研究员说，Fable拒绝的很多请求和网络安全只是「沾了个边」。
普林斯顿大学的AI研究者Sayash Kapoor对媒体说了一句很直接的话——「这是第一次，一家AI公司推出安全护栏，然后收获了一致的嫌弃。」
更让用户愤怒的是一个藏在Fable 5长达319页系统卡里的细节：当模型检测到用户在做前沿AI开发相关的工作——比如训练流水线或芯片设计——它会暗中降低回复质量，但不会告诉你。你问了一个问题，得到了一个看起来正常的答案，但这个答案被故意「注了水」。
这被批评者称为「秘密削弱secret sabotage」这个词。
Anthropic在不到48小时内道歉了。「我们做了错误的权衡，对不起。」公司宣布将所有隐性限制改为可见的降级通知——如果你的请求被拦截，模型会明确告诉你，并将你的查询转交给旧版模型Opus 4.8处理。
但故事没有结束。
02
一封信，拔掉了插头
如果只是用户不满，Anthropic还能通过调整护栏来化解。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超出了任何一家公司的控制范围。
6月12日下午，一封来自美国商务部的信送达了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的办公室。信的内容很简单：以出口管制为由，要求暂停所有外国公民对Fable 5和Mythos 5的访问。
据报道，触发这封信的原因是另一家公司声称成功越狱了Mythos模型。
Anthropic无法在系统层面实时区分用户国籍。结果就是，为了合规，公司不得不对全球所有用户关闭Fable 5和Mythos 5。其他模型不受影响。
这可能是AI行业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已经公开部署的前沿模型因为外部指令被全面下架。
Anthropic的回应措辞很强硬。公司表示，它只收到了一个「窄范围、非通用」的越狱报告——本质上就是让模型阅读一个特定代码库并修复其中的漏洞，而这种能力在其他公开模型上同样可以实现，包括OpenAI的GPT-5.5。
「如果这个标准适用于全行业，我们认为它基本上会让所有前沿模型的部署陷入停滞。」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Anthropic不是说「我们的模型没问题」，而是在说：按照这个逻辑，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的最强模型能活过一次越狱报告。
03
亲手呼唤的监管，反噬了自己
这件事最讽刺的地方在于：Anthropic可能是全行业最积极呼吁监管的公司。
就在Fable 5发布后一天，Dario Amodei发表了一篇长文《Policy on the AI Exponential》。在文中，他明确提出，政府应该拥有类似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权力——对前沿模型进行强制性第三方测试，并有权阻止被认为不安全的模型发布。
他说AI的发展速度是指数级的，而政策制定是线性的。他用了托尔金笔下树人的比喻——智慧但行动迟缓，等他反应过来，森林已经被烧了。
Anthropic甚至承诺为相关立法提供「大量资金支持」。
然后，他呼唤的那种监管权力，在三天后被用在了自己身上。
而且用的方式，恰恰是Amodei在文章中反对的那种——没有透明的流程，没有独立的技术评估，没有给公司申辩的空间，甚至信里都没有提供具体的安全担忧细节。只有一个结论：关停。
Anthropic在官方声明中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认为政府应该有能力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该通过一个透明、公平、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这次行动不符合这些原则。」
这是一个很精准的立场：我同意你有这个权力，但你不能这样用。
04
当模型变成一种「基础设施级风险」
把目光从Anthropic身上移开，看看更大的图景。
Fable 5事件暴露了一个结构性矛盾：AI模型已经强到让所有利益方都不舒服的程度，但没有人知道该怎么管。
对用户来说，Fable 5的安全护栏太紧了。一个安全研究员不能用它来做安全研究——这就像给外科医生一把不让碰血的手术刀。
对企业客户来说，30天数据留存是个大问题。微软已经限制了员工使用Fable 5，担心企业机密被保留在Anthropic的服务器上。微软甚至开始取消开发者的Claude Code授权，转向自家的GitHub Copilot。
对政府来说，一个能发现23000个漏洞的模型，一旦护栏被突破，后果不堪设想。哪怕只是一个窄范围的越狱，也足以让人紧张。
而对Anthropic自己来说，它面对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平衡题：做得太弱，模型没有竞争力；做得太强，模型变成烫手山芋；安全措施太松，被指责不负责任；安全措施太紧，用户跑到竞争对手那里去。
这不是Anthropic一家公司的困境。任何一家推出足够强大模型的公司，都会撞上同样的问题。
Dario Amodei在他的政策文章里有一个判断：AI模型的能力提升不是线性的，而是指数级的。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那么Fable 5今天面对的每一个矛盾，只会在下一代模型中被放大。
安全护栏会越来越难设计。越狱的攻防会越来越激烈。企业客户对数据保留的抵触会越来越强。而政府的干预——无论是否有透明的程序——只会来得越来越快。
05
没有人准备好的游戏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Fable 5的四天之旅，表面上是一个产品的发布和下架，本质上是一次压力测试——测试的不是模型的能力，而是整个行业的治理框架。
测试结果很清楚：没有人准备好了。
AI公司没有准备好。Anthropic是行业里最重视安全的公司之一，它花了几千小时做红队测试，设计了多层防御体系，主动要求数据留存，甚至公开呼吁政府监管。但这些都没能阻止它在四天内经历从发布到下架的全过程。
用户没有准备好。当模型真的开始「拒绝」某些请求时，即便理由是安全，反应也是愤怒和嫌弃。
政府也没有准备好。一封没有详细技术说明的信，一个基于单一越狱报告的判断，就能让数亿用户失去对一个模型的访问权。
Amodei呼唤的是一架精密的治理机器——有独立评估、有透明流程、有申诉机制。他得到的是一封下午五点二十一分送达的信。
这大概就是AI治理的现状：所有人都知道需要规则，但没有人来得及把规则写好。而模型，不会等。
在产品和技术之外，中国企业开始在海外寻找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路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涌流商业 ，作者：李伟
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开幕式上最响亮的一阵呐喊没有献给任何一位球员，“LABU——LABU——”，两个身穿世界杯球衣的Labubu站在场地中央向四面挥手，它们是开幕式的特邀嘉宾。
这个画面有一种奇妙的时间差：16年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足球城体育场，中国企业第一次真正闯进世界杯主赛场。那时不是一个潮玩形象，而是四个方正的汉字：中国英利。
那是一家保定的光伏企业花钱买来的位置——作为二级赞助商，它在每场比赛里拥有8分钟的广告展示时间。8分钟一到，屏幕翻页，汉字消失。
16年时间，中国企业与世界杯的关系，换过了至少三批人、三种生意模式。决定这场合作轮替的，不只是中国企业自己，还有国际足联FIFA——它从布拉特时代那座封闭的足球权力城堡，变成因凡蒂诺时代一台更大、更贵、更会拆分权益的赛事机器。
把这16年从头讲一遍，要从一场台风说起。
一场台风换来入场券
2005年，英利向德国凯泽斯劳滕球场供应一批光伏组件，货船在海上遭遇台风，组件被整批吹进了海里。英利迅速安排了第二批货，还把船运改成空运；球场过意不去，决定用世界杯热身赛的广告权益作为补偿。
这是苗连生与世界杯的第一次接触——靠一场海上事故的赔偿方案。
企业家苗连生是军人出身，铁杆球迷，英利内部养着篮球队和足球队。2006-2007赛季，这家保定公司甚至赞助了西甲的奥萨苏纳队。
真正的机会出现在2010年初：一家原定赞助商因金融危机临阵退出，给南非世界杯腾出了一个名额，而FIFA正想引入新能源和中国概念，与英利一拍即合。2010年2月签约时，距开赛只剩半年，英利出资不多，权益也比其他赞助商少一些。
这件事并非没有争议，太阳能是B2B的生意，95%的客户是欧美电站开发商，全球几十亿球迷里几乎没有一个直接买家，花钱赞助大众赛事值得吗？苗连生的拍板带着鲜明的军人口吻：要争取的山头必须拿下，英利就是要创造历史！
山头拿下了。英利方面后来对外称，世界杯后海外询单和展会订单明显放大。世界杯一闭幕，英利立刻签下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外界估算那届的赞助费约7000万美元，折合4.3亿元人民币。
但苗连生没有料到光伏组件价格会一路下跌。欧美政策调整之后，行业进入持续三年的大萧条；英利做到了连续两年全球最大光伏组件供应商，市占率涨了，现金流却垮了，2013年净亏损1.33亿美元。
苗连生后来描述过那种窒息感：银行原来的贷款授信都是低息的，但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英利不得不置换很多高息贷款，账期290天，企业压力变得更大。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2014年的巴西赛场上，中国英利四个字第二次亮相。连亏三年的公司，咬着牙把4.3亿砸进了里约的草坪。此后的故事不长：英利从纽交所退市，2020年进入司法重整程序。
中国企业的世界杯叙事，第一章以落寞收尾。不过对FIFA来说，这一章的意义在别处：它验证了一件事：在欧美企业之外，东方有人愿意为这块草坪付钱。五年之后，当FIFA真正陷入绝境时，这个发现救了它的命。
布拉特身边的座位
2015年5月27日凌晨，瑞士警方突袭了苏黎世一家酒店，多名FIFA官员在睡梦中被带走；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里，受贿、洗钱、敲诈勒索的罪名横跨24年。这是世界体育史上最大的腐败丑闻。
两天后，FIFA第65届代表大会照常举行主席选举，时任FIFA主席塞普·布拉特——他本人不在被起诉的14人之列——第五次当选。当结果宣布时，坐在布拉特身边的，是应他和秘书长瓦尔克邀请前来观礼的中国首富王健林。
这个座位的含金量，要用FIFA当时的财报来说明。强生、嘉实多、马牌轮胎的赞助合同在2014年底到期后集体不再续约，FIFA世界杯赞助商收入从1.31亿美元骤降至2015年的4450万美元，跌去2/3；当年FIFA录得1.22亿美元亏损，法律费用翻倍，欧洲媒体当时给它的评价是“它找不到任何新赞助商”。
布拉特几天后宣布辞职，10月被自家道德委员会停职，12月被禁足8年；瓦尔克被禁足12年，他的罪名清单里有一条值得记住——“未经授权、高价倒卖世界杯门票。”
西方的钱在逃离，王健林在进场。他的豪气不用修饰：“两三年前，中国和亚洲企业就算想赞助FIFA也未必有机会。正因为一些西方企业退出了，我们才得到机会。”
他不只是买广告位。早在丑闻爆发前的2015年2月10日，万达牵头以10.5亿欧元全资收购瑞士盈方——这场竞购击败了11家全球买家。盈方是全球五大体育营销公司之一、全球最大的体育电视内容制作及转播公司，手里握着2018和2022两届世界杯在26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媒体版权。
签约仪式上，王健林说这次并购有助于加快实现中国申办世界杯的目标；谈到盈方未来是否上市，他答：“这是方向，但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菲利普·布拉特。”——菲利普·布拉特，盈方的CEO，是FIFA主席塞普·布拉特的亲侄子。
中国首富花70亿人民币买下的公司，掌门人是FIFA主席的侄子；三个月后叔叔的帝国爆雷。体育商业史上少有这么戏剧化的一幕。
2016年3月，万达正式成为FIFA顶级合作伙伴，是这一层级里的第一家中国企业；据Global Data数据，万达为覆盖2018至2030年四届世界杯投入8.5亿美元。同样行伍出身的王健林，把苗连生的8分钟围挡，升级成了与可口可乐、阿迪达斯同级的席位。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成了万达的高光时刻，《南华早报》当年的标题写得直白：世界杯为万达创造了奇迹。
可奇迹的保质期很短。买下盈方的2015年，王健林登顶中国首富；两年后的2017年7月，万达把76家酒店卖给富力、13个文旅项目卖给融创，断臂求生。世界杯的席位倒是一直留着——直到2024年，体育商业媒体SportBusiness报道：因万达未按合同支付款项，FIFA已中止激活其赞助权益。
英利以破产重整收尾，万达以欠费纠纷收尾。两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都没能顺利走完合同。但他们留给FIFA的遗产是实打实的：中国的人和钱就在那里，接下来，FIFA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发现规模化。
中文广告牌
2016年接替布拉特的因凡蒂诺，上任后干的第一件大事是扩军：世界杯从32队扩到48队，比赛从64场增加到104场。官方说法是让更多国家分享足球；商业上的翻译是——可售卖的库存多了六成，赞助席位也得跟着扩容。谁来填？答案在2018年的莫斯科揭晓。
那届赞助商名单上有7家中国企业——万达、海信、vivo、蒙牛、雅迪、帝牌、指点艺境，覆盖全部三个赞助层级；中国企业的赞助投入约8.355亿美元，占总盘子三成以上，是美国企业的两倍、东道主俄罗斯的13倍。
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GlobalData估算中国企业赞助额约13.95亿至14亿美元，高于美国企业约11亿美元，成为FIFA第一大赞助来源国。中国队甚至不在赛场上。
这是中国企业的消费品时代。和英利、万达不同，这一批人买世界杯，瞄准的不是FIFA的权力结构，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客厅。证据就写在广告牌上——它们是中文的。
海信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2016年欧洲杯，它在赛场打出“海信电视，中国第一”；2018年俄罗斯，标语改成“中国电视，海信第一”；到2022年卡塔尔，胆子更大了，“中国第一，世界第二”。
揭幕战卡塔尔0:2负于厄瓜多尔，瓦伦西亚打入那一届世界杯首粒进球时，他身后的围挡正是这八个字，随着进球画面传遍全网。有网友发微博说“这广告很巧妙啊，让我突然想查查它到底啥第二”，海信官方账号回复：“第一是心中位置，第二是前进动力。”
同期，蒙牛的故事被互联网改写成了一部轻喜剧。2018年，蒙牛以乳业品牌身份进入世界杯官方赞助商名单，它还签下梅西，广告语是“我不是天生强大，我只是天生要强”。可阿根廷小组赛首轮1:1被冰岛逼平，网友把广告里梅西躺在草地上的画面做成表情包——“我是梅西，现在慌得一批”。
品牌方花钱买的悲情英雄叙事，一夜之间被改写成全民轻喜剧。翻盘发生在2022年，在巴塞罗那都已放弃梅西的情况下，蒙牛和老将续约，又签下姆巴佩。这次命运给出了剧本写不出的回报——决赛正是阿根廷对法国，两位代言人会师。决赛现场，蒙牛打出了“今晚彻底不慌了”，官方亲自玩四年前的梗。
那年还有一家“野路子”案例让人记忆深刻，根本就不是FIFA赞助商的公司。2018年3月，厨电企业华帝签约法国国家队，宣布若法国队夺冠，购买华帝夺冠套餐的消费者全额退款。7月16日凌晨，法国4:2克罗地亚，夺冠。华帝认账，退款7900万元，大概是中国公司世界杯营销史上最出圈的一次对赌。
那个夏天，还有长虹美菱签下比利时队，赌上“进八强打八折”，万和签下阿根廷队推“晋级就返现”，中国家电业硬把世界杯玩成了一场对赌大会。
把那个时代摊开看，会发现一个安静的事实：海信的标语是中文的，蒙牛的梗是中文的，华帝的退款是人民币的。中国企业花着史上最多的钱站上全球舞台，做的却还是一门向内的生意——世界杯只是块幕布，真正的观众席在国内。这没什么不对，营销是笔算得过来的账。
FIFA改造自己
FIFA现任主席因凡蒂诺接手的是一家年亏1.22亿美元、被司法部盯着的机构；十年后，FIFA给2023-2026周期定下的收入目标是130亿美元——上一个周期是75.7亿，再上一个是64.2亿。十年翻倍的曲线背后，是一次彻底的商业模式重构。
布拉特时代的FIFA像个俱乐部：八个官方赞助席位，靠关系分配，握手成交；因凡蒂诺的FIFA像一家平台公司，核心动作只有一个——把同一个IP切碎了，用一切手段卖到极限。
供给端，现在是48队104场比赛。定价端，2026年世界杯首次启用动态定价，票价随需求浮动，从小组赛60美元起步，决赛官方票最高6730美元，二级市场上甚至出现天价挂单（200万美元极端挂单，不等于成交价），纽约和新泽西的总检察长宣布调查。
这里有一个刺眼的反讽：十年前，FIFA高管因门票利益问题被惩处；十年后，围绕门票高价和定价机制的争议，重新回到了FIFA面前。不同的是，争议这次发生在官方票务体系内。
渠道端，FIFA把利润最厚的款待业务从外包改为自营，门票+酒店+接待的打包套餐成了增长最快的板块；品类端，赞助体系从三级细分到主办城市分销，每个举办城市最多可以再签10家自己的赞助商，同时不断发明“史上首个”——首个全球银行类赞助商（美国银行）、首个烈酒合作伙伴（帝亚吉欧）。
今年3月，FIFA宣布16个全球赞助席位全部售罄，这在世界杯历史上是第一次发生在开赛之前。
平台公司还需要一项核心能力：管理权力者。因凡蒂诺把这门手艺练到了炉火纯青——在俄罗斯与普京同框，在多哈为卡塔尔辩护，到了2026年，舞台换成了华盛顿。《纽约时报》发布调查报道称，过去一年FIFA在纽约特朗普大厦17层租着一间几乎空置的办公室，租金流向总统的家族企业。
因凡蒂诺出席了特朗普的就职典礼，是海湖庄园的常客，本人已搬到迈阿密，特朗普称他为“足球之王”。代价也是有的，今年5月，因凡蒂诺为陪同特朗普访问沙特和卡塔尔，迟到了FIFA在巴拉圭的年度大会，欧足联代表集体离场抗议。
不过，130亿的KPI也有它的软肋。截至2024年底，这个周期只有62%的收入通过合同锁定，时间却在流逝。压力最先传导到了中国：FIFA给央视的转播权报价一度高达2.5亿至3亿美元，央视的底线只有6000万到8000万——中国队不在场上，凭什么翻倍加价？
僵局拖了一年多，中国的赞助商比谁都急：没有转播，砸下去的5亿美元就是哑炮。多家媒体报道，赞助商合同中通常包含市场曝光保障条款，转播开天窗，FIFA理论上要面对违约索赔。最终的结果是世界杯历史上罕见的一幕，联想集团从中斡旋，FIFA连续降价，央视以单届约6000万美元拿下版权——不到最初报价的三折。
16年间权力的天平位移：2010年，英利踮起脚尖买下一个位置；2026年，是FIFA对着中国买家连夜打折。
一个背着130亿美元指标的平台，焦虑的不只是钱，还有年轻人、女性、非球迷——那些不会为一场小组赛打开电视的人。Labubu被请进开幕式，不是FIFA的慷慨，是FIFA要获客。
16年前，英利付钱，换来让世界看见四个汉字；16年后，FIFA借一只中国小怪物去触达它自己够不着的人群。买卖双方，第一次换了位置。
这16年间，FIFA身边始终站着中国企业，只是换了又换。布拉特夸过英利“开创历史先河”，也把王健林请到过自己连任的现场；因凡蒂诺为海信的续约站台，又和杨元庆站在了拉斯维加斯Sphere的穹顶之下。
中国企业在借世界杯讲述自己的故事——出海、登顶、技术、IP；回头看，每一家又都被写进了FIFA的故事里：它缺概念的时候来了英利，它缺救命钱的时候来了万达，它缺消费市场的时候来了海信和蒙牛，它缺技术叙事和年轻流量的时候，来了联想和Labubu。
去年，瑞士上诉法院第二次宣判布拉特无罪。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条新闻——就像阿兹台克球场里高喊Labubu的观众，没有人记得16年前南非赛场围挡上那四个方块字，更不会知道，那块广告牌的源头，是2005年海上一场把光伏板吹走的台风。
台湾演员李立群在社媒发视频称“台湾看不到世界杯”，引发大陆民众讨论，
李立群星期五（6月12日）在抖音上发布一条16分钟的视频，闲聊、谈论自己的生活安排等。在视频的后半段，李立群一边吃面一边说到，世界杯开幕，自己凌晨打开电视台看不到，对“体育台都不是打棒球的，就是打篮球的”感到奇怪，“怎么就没看到足球世界杯的消息？”
他接着说，台湾购买这类大型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成本较高，奥运会等赛事的转播选择也没有大陆多。他认为，大陆人口多，广告收入也多，购买转播权的机会较大。“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喜欢看世界杯或者欧洲杯，喜欢看，电视台就会播，收视率高。”
李立群还说，在大陆看世界杯“看得过瘾”。相比之下，台湾爱看世界杯的人没有爱看棒球的人多，喜欢篮球的人也很多，“足球不是太多”。他认为，这与台湾的体育文化有关，台湾棒球实力较强，“在亚洲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因此棒球赛事更受关注。
他说看世界杯主要是和世界的观众一起热闹，大家有一种过年过节似的兴奋。
话题“演员李立群吐槽台湾看不到世界杯”在星期六（13日）登上大陆微博热搜。有人喊话“来大陆看”，也有人说台湾只是免费频道没有，付费平台一样看得到，且“大陆这次也差点看不到”。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爱尔达电视已取得本届世界杯台湾地区独家转播代理权。由于FIFA赛事版权费用较高，本届世界杯在台湾不再由免费电视频道完整播出，观众若要收看完整赛事，需通过付费平台订阅。
李立群此前在2024年奥运会期间，也曾吐槽“台湾太小买不起奥运转播权”。
平谷、密云、门头沟、昌平、房山、延庆、怀柔等多区发布冰雹黄色预警。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星期五（6月12日）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后，美国多名民主党政界人士抨击美国税制不公，要求富人承担更多税负。
新华社报道，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桑德斯在社交媒体上说，马斯克成为万亿富豪不值得庆祝，需要采取行动应对现在空前的收入和财富不均，美国社会机理正在被破坏。
也是来自民主党的众议员雅各布斯说，世界上首位万亿富豪马斯克的有效税率低于卡车司机、消防员或护士，“我们需要向富人征税”。
参议员沃伦、众议员贾亚帕尔和纽约市长马姆达尼等民主党人也通过社交媒体表达类似观点。
马斯克创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12日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SpaceX股价当天收盘上涨约19%，公司市值在当日超过2万亿美元（约2.57万亿新元）。马斯克因此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
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海峡论坛上说，民族认同与政治互信，是两岸和平发展的根本保证。他还说，台湾涉两岸的法令体制都以“一个中国”架构定位两岸关系，只要尊重这个现实，双方就有政治互信，两岸对话协商就有政治基础。
综合台湾联合报、ETtoday新闻云报道，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星期六（6月13日）上午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大陆方面有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国台办主任宋涛、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等出席并致词。台湾方面则由张荣恭代表致词，另外无党团结联盟、新党、亲民党、民众党等多个政党也有代表出席大会。
张荣恭指出，今年4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对话，在近十年来台海局势愈趋复杂的情势下，再度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创新机遇。
张荣恭认为，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国民党责无旁贷。而要达成这个目标，需要两项重要基础，一是民族认同，二是政治互信。
他还说，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最具草根性与广泛性的民间交流活动，有助于民族情感的凝聚。只要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两岸之间就没有不能沟通、不能化解的问题。
在政治互信方面，张荣恭说，“九二共识”是两岸在上世纪末为打破僵局所形成的智慧结晶，它让双方搁置争议、启动协商机制。“反对台独”本来就符合台湾的规定，涉两岸的法令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只要尊重这个现实，双方就有政治互信，两岸的对话协商就有政治基础。
在海峡论坛大会前，王沪宁会见张荣恭等出席论坛的台湾代表时说，将认真贯彻习近平会见郑丽文时就两岸关系发展提出的四点意见，与台湾同胞一道，坚定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
台湾陆委会早前已宣布禁止中央机关与地方政府人员参会，这也是近年来首度公开禁止地方政府参加海峡论坛。
中国科企百度旗下的无人驾驶德士获批在瑞士东部运营。
综合路透社和财闻网等报道，百度星期五（6月12日）宣布，公司旗下的自动驾驶出行平台萝卜快跑（Apollo Go）与瑞士公交运营商邮政巴士（PostBus）联合开发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AmiGo”，已正式获得瑞士联邦道路办公室颁发许可，获准在瑞士东部地区开展L4级自动驾驶运营。
在满足所有安全和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百度计划在2027年初推出这项联合服务的常规全无人驾驶运营。
百度称，这项服务将采用百度萝卜快跑第六代无人驾驶汽车RT6。作为全电动车型，RT6最多可搭载三名乘客，车身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具备强大的环境感知和实时车载数据处理能力。
百度介绍，在进入完全无人驾驶阶段后，车辆的方向盘将被移除。项目落地后，预计将成为欧洲境内规模最大的自动化公共交通运营系统。用户可用过专属应用预约车辆。
L4级自动驾驶指的是，高度自动化，即车辆在特定的运行区域和条件下，能完全自主执行所有驾驶任务并应对突发状况，无需人类驾驶员干预。当前这项技术正加速从测试走向商业化落地，多用于无人德士（Robotaxi）等场景。
百度去年宣布与邮政巴士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同年12月启动在瑞士东部的圣加仑州、外阿彭策尔州和内阿彭策尔州启动初步车队测试，并计划尽快实现常规化、完全无人驾驶运营。
印度空军一架安-32型运输机星期六（6月13日）早晨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一空军基地降落时坠毁，并起火燃烧。
印度媒体称，坠机的具体原因及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
欧盟成员国星期五（6月12日）就新一轮航空旅客权益改革方案达成一致，禁止航空公司向父母收取与子女相邻座位的费用，但未推进更具争议性的改革措施。
法新社报道，欧盟各国原本希望削减航空公司因航班取消或长时间延误须向旅客支付的赔偿金，但在与欧洲议会议员进行了数月谈判后，这个计划因遭到议员的强烈反对而被迫放弃。
一项旨在禁止航空公司对旅客随身行李费收费的提案也被搁置，只通过了一项规定售票网站必须展示包含随身行李在内的票价条款。
参与谈判的德国议员厄特延说：“我们成功捍卫了航空旅客的权益。”
这场经历十余年酝酿的改革措施保留了欧洲航空公司现行的赔偿制度。依照这套制度，航班延误三小时或更长时间，航空旅客有权获得250至600欧元（约372至892新元）的赔偿，具体金额取决于飞行距离。
航空公司此前投诉，这个赔偿制度导致航空公司面临沉重的财政负担，航空公司因此宁可取消航班也不愿让航班长时间延误。27个成员国都持有这个看法，并在去年试图通过一项鲜有使用的快速审批程序，允许更长的航班延误时间并降低赔付金额。但这引发了跨党派议员的反对。
由于只剩下几天时间达成妥协，欧盟各国代表在12日的会议上决定搁置此事。
欧盟成员国已就一份获得议员广泛支持的文本达成一致，将把新提案提交给欧洲议会，由议会自下星期一（15日）起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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