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强大的大语言模型

LLMs+

ChatGPT 之后，下一个大事件是什么？答案可能让人意外：还是大语言模型——只不过更强、更高效、更能独立干活。

当前 LLM 的核心瓶颈在于：它们擅长回答一个问题，但让它们连续工作几天、独立攻克一个复杂的多步骤任务，就很容易跑偏或遗忘。要从“聊天助手”进化成“AI 劳动力”，LLM 需要在三个方向上突破。

第一是效率。混合专家模型（MoE）把一个大模型拆成多个小模块，每次只启动需要的那部分，大幅降低算力消耗。扩散模型和 DeepSeek 提出的“文本转图像编码”等实验性方案也在探索更便宜的计算路径。

第二是工作记忆。两年前 LLM 一次只能处理几十页文本，现在最新模型的上下文窗口已经扩展到了 100 万个 token，相当于一整摞书。但窗口越大，模型越容易在长任务中迷路。MIT CSAIL 提出的“递归 LLM”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把输入拆成小块分发给自己的多个副本，各自处理再汇总，在长任务上的可靠性远高于传统方案。

第三是成本。部署 LLM 的费用正在急速下降，一些模型的服务成本按年化计算已经降了几百倍。

LLM 没有过时，它正在脱胎换骨。

AI 诈骗

Supercharged Scams

ChatGPT 让所有人看到了生成式 AI 的威力，犯罪分子也不例外。自 2022 年以来，网络犯罪者迅速把 AI 工具整合进了自己的作业流程：用 LLM 写钓鱼邮件、用深伪技术制作以假乱真的视频、用 AI 自动扫描系统漏洞、让恶意软件变得更难检测……AI 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黑客攻击的本质，但它大幅降低了入行门槛，让攻击变得更快、更便宜、更容易规模化。

这种趋势已经在全球显现。国际刑警组织警告说，东南亚的诈骗中心正在用廉价 AI 工具提速扩量；阿联酋声称挫败了一系列由 AI 辅助的攻击；Anthropic 则透露，其正在测试的模型 Mythos 在所有主流操作系统和浏览器中都发现了严重漏洞，公司因此推迟了模型发布，并联合多家科技公司成立了名为 Project Glasswing 的防御联盟。

攻击在变强，防御也在跟进。仅微软一家，每天就要用 AI 系统处理超过 100 万亿个可疑信号，一年内拦截了价值 40 亿美元的诈骗和欺诈交易。让攻击成为可能的同一种技术，也可能是未来防御的最大依仗。

眼下，基本的安全措施仍然能挡住大部分粗糙的 AI 辅助攻击。但随着公开可用的生成式 AI 能力不断增强，未来面对更精密的攻击时我们能否守住，还远没有答案。

世界模型

World Models

AI 在数字世界里已经很厉害了，但物理世界仍然是人类的地盘。写小说、写代码远比叠衣服、上街导航容易得多。许多研究者认为，要跨过这道坎，需要一种叫做“世界模型”的技术。

世界模型的核心理念是：让 AI 像人类一样在脑子里构建一个外部世界的模型，用它来预测行动的后果，再据此做决定。你知道把杯子推下桌子会摔碎，是因为你的大脑里有一个够用的物理模型。AI 目前还没有这个东西。LLM 看似能回答“杯子推下桌会怎样”，但研究表明这种“理解”很脆弱，稍微换个条件就彻底失灵。

这个方向最近突然热了起来。谷歌 DeepMind 和斯坦福教授李飞飞创办的 World Labs 都在积极推进，杨立昆从 Meta 离职创办了专注世界模型的初创公司，OpenAI 也把关闭 Sora 视频应用后释放的资源转投到了“长期世界模拟研究”上。

目前的应用还比较初级。谷歌 DeepMind 和 World Labs 在做的事情是根据文本、图像或视频生成可交互的 3D 虚拟环境，可以用在游戏设计和 VR 体验中。《宝可梦 Go》的开发商则在用玩家收集的数十亿张图片构建世界模型的雏形，目标是引导配送机器人。

真正的突破可能要等到世界模型被整合进灵活的智能体，既能理解环境，又能预判后果，还能自己做决定。到那一步，机器人才有可能真正走进物理世界。

战争中的 AI 指挥

The New War Room

把伊朗冲突称为第一场“AI 战争”并不准确。从阿富汗到乌克兰再到以色列，算法帮军方做分析、识别目标已经有好多年了。真正新的东西是：指挥官们开始向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对话式 AI 寻求行动建议，而不只是让它帮忙分析情报。

过去十年，Maven 等 AI 系统干的是初级分析师的活，从海量监控画面和卫星图像中挑出有价值的信号。现在大语言模型让这些系统变得更具交互性：军方人员可以把一份潜在目标清单丢给聊天机器人，让它建议先打哪一个。Anthropic 的 Claude 已经深度嵌入美军作战流程，以至于五角大楼说要花六个月才能替换掉它。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用过生成式 AI 的人都知道，同一个提示词每次跑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建议未必准确。正常情况下用户应该逐条核查，但在“五分钟内决定打哪个目标”的压力下，核查很可能被省略。军事专家还警告说，指挥官可能过度信赖 AI 把复杂战场压缩成一块整洁仪表盘后呈现的画面，而科技公司也可能借此对军方决策产生不当影响。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正计划让 AI 公司用机密军事数据训练新模型，这将带来全新的安全风险，也让硅谷与五角大楼的距离前所未有地近。

算法自动化军事中的苦差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现在生成式 AI 在作战室里有了自己的席位，指挥官们开始认真对待它的建议。它正在重塑军方共享情报、与大型科技公司合作以及做出致命决策的方式。

被武器化的“深度伪造”

Weaponized Deepfake

随着生成式 AI 的进步和工具的普及，伪造图像、视频与音频的门槛大幅降低，普通人也能制造高度逼真的虚假内容。这些内容已被广泛用于色情制作、诈骗和政治操控，不仅伤害个体，也在更深层次侵蚀社会信任。

其中，女性与边缘群体承受的影响尤为严重，大量深度伪造内容带有性剥削性质。与此同时，政治领域的滥用也在加剧，一些 AI 生成的图像和视频被用于影响公众认知，甚至误导选民。

尽管业界提出了技术防护、用户自我保护和立法监管等解决方案，但都存在明显局限：技术可以被绕过，行为难以改变，监管执行也充满不确定性。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而相关监管与研究力量却在削弱，深度伪造可能进一步加剧信息混乱。

当真假难辨成为常态，人们失去的或许不只是判断力，而是对现实本身的信任。

多智能体协作

Agent Orchestration

当前，生成式智能体（Generative Agent）正在摆脱只能“聊天”的功能边界，走向任务的自主执行。在此基础上，多智能体系统通过角色分工与动态调度，可协同完成编程、调研、流程管理等复杂任务，让个体工作者具备团队级产出能力。从代码协作到科研辅助，这类工具试图将知识工作模块化、流水线化，重构白领岗位的价值链条。

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控制力的让渡。当智能体开始操作真实系统、调用敏感数据，模型幻觉、目标错位或提示词注入都可能引发难以追溯的连锁错误。而当前评估标准、审计机制与应急方案普遍缺位，技术落地跑在了安全基建前面。

更深层的拷问在于：当我们习惯将决策链条交给自主代理，人类是变得更高效，还是逐渐丧失对过程的理解与干预能力？信任不该是黑箱的副产品，而需建立在可解释、可回退、可问责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开源押注

China’s Open-source Bet

中国 AI 实验室正以“开源”为杠杆，影响全球的开发者生态。不同于硅谷将核心模型封装收费，DeepSeek、阿里巴巴的千问、月之暗面的 Kimi 等机构选择直接释放模型权重，允许任何人下载、微调、本地部署。这一策略迅速赢得预算有限、追求灵活性的开发者青睐。去年中国开源模型下载量首次超越美国，阿里系模型的社区衍生版本数量已超过谷歌与 Meta 之和。

开源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技术共享，更是地缘博弈下的务实路径：在高端芯片受限的背景下，借助全球开发者的反馈与贡献，反而能加速模型迭代。

当然，开放也伴随着压力。关于模型内容合规约束、能力蒸馏争议依然存在。但当越来越多产品建立在中国开源底座之上，AI 技术的权力结构已悄然重构：多极化不是预测，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人工智能科学家

Artificial Scientist

当“自主探索”成为可能，AI 在科研中的角色正悄然转变。如今的大模型已能检索文献、撰写论文、生成代码，而下一步的目标更加清晰：打造能独立提出假设、设计实验、解读结果的“人工智能科学家”。

2024 年，DeepMind 凭借 AlphaFold 斩获诺贝尔奖，点燃了新一轮竞争。随后，OpenAI 发布 GPT-Rosalind，Anthropic 深耕生物领域，谷歌推出多智能体协作工具——由不同角色分工配合，共同推进研究流程。

突破不止于代码。为弥补 AI“无法动手”的局限，研究者开始将其接入自动化实验室：OpenAI 与 Ginkgo Bioworks 合作，让 AI 自主迭代实验方案，成功将某种蛋白的合成成本降低 40%。

但效率提升的同时，隐忧也随之浮现。Nature 的一项研究提醒，当科研过度依赖 AI 分析既有数据，探索方向可能偏向“易建模、数据足”的领域，而那些冷门却关键的问题，反而容易被忽视。技术可以加速发现，但科学应有的广度与多元，终究需要人类主动守护。

人工智能抵制浪潮

Resistance

一股对人工智能的质疑浪潮，正在全球悄然蔓延。人们担忧的不再是遥远的科幻场景，而是眼前的现实：数据中心推高了电费，工作岗位被悄然替代，聊天机器人影响青少年心智，军事应用缺乏边界，创作成果被无偿调用。

抗议行动随之浮现。伦敦街头出现示威人群，美国不同立场的群体罕见联合，签署宣言呼吁“技术应服务于人”；部分用户因军方合作卸载常用工具，家长联名要求校园暂缓引入聊天机器人。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公众对 AI 的快速渗透持保留态度。

这些声音已开始影响政策走向：纽约、加州为陪伴型机器人设立规则，英国在艺术家反对下撤回版权豁免提案，多地社区成功延缓数据中心建设。技术演进的速度从未放慢，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在塑造未来的过程中，普通人的关切也能被认真倾听。

原文链接：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6/04/21/1135643/10-ai-artificial-intelligence-trends-technologies-research-2026/

罢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或高达260亿元

找到“孩子不上班”的家长，远比想象中困难。首先他们很少在网上表露心迹，为数不多能找得到的，我给他们发过私信之后，不是被拒绝就是石沉大海。那些讲述自己与“躺平”和解的年轻人，看似获得了家庭的认可，但让他们的父母真正去讲述这段心路历程，也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我周围的亲戚朋友，当我发出采访邀约时，也只是说：“算了吧，只能接受，不能理解。”

而在儿子一帆又回去工作之后，王静终于可以直面过去那艰难的几个月，能够和我好好聊聊这一段经历。

她在电话里和我讲儿子成长发生的种种，讲到一帆没有经历过青春期的叛逆，“我跟同事聊这些事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能感觉到，现在一帆和王静处于一种子强母弱的关系。可刚巧，回到家的一帆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他要求直接跟我聊一聊。电话一拿过来，他就当着妈妈的面说，自己在中学期间简直痛苦得快要跳楼了。“现在想起来，我那时疑似是有‘双相情感障碍’的，一个人闷在那里，什么话都不说，眼神很木讷。学习上永远觉得自己付出了十倍的努力，才能获得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进步。”而且，小时候，父母对他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稍有不慎就会遭到一通拳脚伺候。他形容道：“我就像是一只被父母攥在手里的小鸟一样，我不需要有任何思想，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这种紧张的关系在初一时发生了扭转，王静突然被查出了癌症，不再对孩子实施高压政策。与此同时，一帆也很懂事，要尽量地让妈妈放心，把那些青春期的痛苦藏在心里。后来，一帆在外地读了大学，临近毕业时按照父母的意愿，报考了家乡的国有银行，成为一名柜员。干了一年多，没跟家里商量就辞了职，无缝衔接跳到了自己本专业的污水治理行业。干了一年多之后，他又辞职回了家。干什么，不干什么，全都他自己说了算，王静只能选择接受。

一帆告诉我，其实，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他并没有只考虑自己。之所以选择回家乡工作，是希望挽救父母濒临崩溃的关系，“我爸是很强势和自私的，我心疼我妈。而且我妈抑郁过，我要去开导她。有我在家里，他们俩的关系能好很多”。儿子照顾妈妈，妈妈也在体谅孩子。在老家，王静让一帆单独住一套房，看书、养狗，过不被唠叨和打扰的生活。这段不上班的日子，对母子俩来说都是一段成长的历程。

以下是王静的口述。

我跟儿子的关系闹得最僵的日子是他刚换第二个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银行的工作很好，还找了关系把他从其他城市的分行调回到我们市来，结果他没跟任何人商量就辞职了。那时候，我们一通话就吵架，吵完架要么就是不说话，要么就是他把电话挂断，我再继续给他打，直到他接起电话为止。

在孩子的工作问题上，我们费了不少苦心。他大学读的是环境工程专业。当年恰逢国家大力治理环境，行业前景一片向好，身边人都夸赞这是朝阳产业，前途光明。我们更是打心底里觉得，孩子这条路稳当、踏实，未来总不会差到哪去。可我们终究没有读懂孩子的真正心思，他的选择和我们的期许背道而驰。

临近毕业的时候，他不想考研，英语是个绊脚石；也不想考公，在他眼中，那种一眼便望到头的安稳日子，是没有希望的，甚至是让人恐惧的。大三那年，在我的建议下，他参加建设银行的校招，顺利“上岸”，成为一名拥有六险一金的正式员工，工作体面又安稳。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认知里，考上这样的编制，是人生最大的底气，是一辈子的保障。

在我们看来，银行定制的白衬衫，穿在阳光帅气的儿子身上，让他精神利落；单位工会福利完善、节日活动丰富多彩。儿子在第一年的元旦团拜会上还幸运抽中二等奖，拎着崭新的电压力锅和满满一大包日用品回家，他的脸上也满是藏不住的喜悦。饭桌上，他还意气风发，跟他爸说，以后一定要当行长。

可这种状态仅维持了不到两年，他就撑不住了。我们一开始自然难以接受。但我后来反思，心里充满了后悔。不是后悔他辞职，而是后悔逼着他去银行上班。他明明不喜欢体制内的工作，但我们认为他就应该找一个所谓的“铁饭碗”。其实，银行的工作压力，远比我们想象中更残酷。每天清晨的例会，行长都会拿着名单逐一点名，但凡业绩任务没有完成，当场就会毫不留情地大声训斥。起初，我也厚着脸皮一次次找亲戚朋友、老同学帮忙冲业绩，勉强帮他过关。可次数多了，我自己向熟人都开不了口。儿子说，那种压力就像有人死死揪着他的头发往上提，双脚渐渐离地了，连呼吸都变得无比艰难。

儿子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私营环保公司做专业对口的技术员。薪资待遇比银行低了不少。我们本地的市场环境是比较差的，想找到一份顺心的工作并不容易。

这家公司的项目遍布全国各地，他一出差就是一两个月，甚至长达半年。有一次孩子在外地工作，我突然看到他发了朋友圈，说自己从一个两米多高的台子上摔下来了。我吓坏了，马上请了假，买了车票直奔火车站。等我到了他所在的城市，给他打电话，没想到他非常生气，问我为什么要来，还把电话挂了。

我当时很茫然，继续给他拨过去，第一个电话他没有接，我想他可能是在哭。过了一分钟，他终于接电话了，声音变得平静了很多。他告诉我，他的公司位置很偏，让我坐长途汽车过来，他让同事帮忙开车过去接我。

我见到他的时候，一下子就流泪了。他从副驾驶位下来，头发很长，皮肤很黑，身上穿的是在工地上干活的衣服，脏兮兮的，腿明显受伤了。他工作的地方就在工地。他带我去他的宿舍，房间比大学宿舍还要小，挤了三个上下铺，墙壁斑驳，一盏白炽灯低低地垂下来。南方的冬天是很冷的，工地上没有热水洗澡。我真是心疼死了。谁能想到原来他在银行穿着体面地工作，现在成了这副模样。

但孩子从第二家公司辞职，并不单纯是因为苦。他认真，认死理，凡事按书本标准来。较真的结果，就是体力和精神双重透支。后来，公司新请了一位总经理管理公司事务。在儿子看来，这位总经理只有嘴上功夫，没有半点实际担当和责任心，不愿下工地了解现场情况，整日坐在办公室闭门造车，指导设计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工地图纸。他对这家公司彻底失去了信心。

这一次辞职，孩子整个人像被彻底抽空了所有力气，眼神空洞，满脸疲惫。不上班以后，他索性在家养起了两条小狗，坦然地跟我说：“毕业四年，我一天没停歇过，我总要歇一歇，好好喘口气吧。”那段时间，他每天睡到中午，遛狗、躺平，一天吃一两顿，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床上。好在他工作那几年有一些积蓄，日常开销不用依靠我们，经济上还算独立。

对于孩子不上班这件事，我和先生的态度不同。先生是思想传统的男人，对儿子不上班而养狗，极度恼火。在他的观念里，年轻人不上班，就是懒，就是没出息。他天天念叨，急了就怪我把孩子惯坏了。

但我见过孩子工作的辛苦，更加能接受他的选择。我不吵不闹，心里却很清楚：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稳住心态，不能乱。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把孩子推向更深的深渊。我想，家是孩子在外受伤后的港湾，不是步步紧逼的催命符。

我跟他爸说，两代人的处境不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为了生存而打拼，不出去工作就要饿死。我和他爸爸刚结婚的时候是非常苦的。他爸爸的父母生活在大山里，很穷。我们结婚的时候借了8000元，后来又贷款买房买车，直到前几年才全部还清。

我自己也经历过职业生涯的起伏。我职高毕业原本进了企业工作，上世纪90年代末赶上了国企下岗潮，后来又得了病，那些年对儿子的关注非常不够，让他变得比同龄人都早熟。身体状态稳定之后，我开始当大学的代课老师，没有编制，属于灵活上岗，收入很不稳定。我记得有一年国庆节补课，为了多挣点钱，我一周上了50节课，而且是在不同学校，那时候没钱买车，往返都是骑自行车。

尽管有这些起伏，我还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自觉是一个脑子不太灵光的人，但我能感觉到我们那个时代，机会很多，赚钱更容易。现在的孩子机会比以前少多了，而且也“卷”得厉害。

年轻人非常不易，社会要给他们多一些理解，父母不能有太多比较之心。我的闺密两口子都是名校毕业，两个人在大学期间都特别优秀，读书也好，还会各种运动项目，工作之后也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那一类人，他们对孩子自然而然也会有很多期待。孩子显然很难百分之百让他们满意。闺密会跟我吐槽说，孩子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除了问他们要钱，很少跟他们交流。

我想，如果一帆觉得自己需要沉淀，需要蓄力，那么他暂时“躺平”是很值得的。他需要去想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如果不追求多高的物质条件，或者光鲜亮丽的社会地位，只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那如何把自己日后的路走稳、走踏实，才是他需要思考的。

不过，说实话，我不是不担心。我可以接受孩子短暂停航和休憩，但不能接受他就此一蹶不振，永远停在岸边，不敢出发。我想，如今的社会发展节奏太快，行业更新迭代日新月异，一个人离开职场超过一年，就很容易与行业脱节、与社会脱节。太久不工作，人就会变得眼高手低，怕见人、怕提问、害怕社交尴尬，最终陷入越不上班越恐惧上班、越消极越孤僻的恶性循环，甚至走上“啃老”的道路。一想到这些，我就心慌、害怕，却不敢在孩子面前表露半分。我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底线：给他一年的休整期。

孩子不上班，我承受着三重难以言说的压力。

第一重，来自身边的丈夫。他急、他怨、他骂，甚至要断粮逼孩子出门，逼他找工作。我只能一遍遍拦，跟他讲道理：孩子有积蓄，断不了；真逼急了，毁的是孩子。我们只是普通家庭，给不了资源为孩子铺路，只能在他跌倒时托住，别让他像我们年轻时那样，孤立无援，陷在泥里爬不出来。

第二重，来自外界的眼光和议论。亲朋好友聚会时，人人都在晒孩子：读研、出国、升职、创业。问到我，我只能含糊其词地说“还在做环保行业的工作，是技术员”，不敢多言，怕被追问，怕异样的眼光。那根刺不痛，却一直扎在心上。

第三重，是我内心无尽的自我怀疑和煎熬。这也是最难熬、最无法言说的。儿子把职场的失败归咎到我身上：是我用老眼光逼他进入不适合自己的银行工作，一步错，步步错，走了这么多弯路。因为工作，我们第一次在电话里大吵、第一次他不接电话、第一次挂我电话、第一次屏蔽我的朋友圈……无数个“第一次”，集中砸向我，让我猝不及防，委屈和痛苦只有自己知道。我整夜失眠，反复质问自己：我错了吗？当初不该让他去银行？是不是我太心软、对他太纵容？眼泪流到天亮，我也找不到答案。

儿子不上班的日子，我也在重新学习如何和他相处，重新认识他。一帆曾经说，家里的小狗，我养得不好。训狗就跟养小孩一样，一遇到问题就用打骂的方式，让小狗的身心状态很差。后来，我改变和一帆的相处方式，学着在他面前示弱，主动向他请教问题：夫妻矛盾怎么缓和？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怎么处理？我把他当老师，放下长辈的姿态，虚心听他的想法和建议。年轻人从来不需要长辈的说教，他们需要的是被尊重、内心感受被看见、被理解。我渐渐发现，儿子根本不是外人眼中的“躺平摆烂”的人。这段时间里，他买了专业书，有关历史、哲学、文学小说等，甚至有逻辑学、线性代数这类晦涩难懂的书籍，说要把过去没时间读、没能读懂的知识，一点点找补回来。他每晚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时刻关注社会动态，生怕自己与时代脱节；还特意订阅各类杂志，保持对社会的感知力。自己一个人住，他每天坚持遛狗两次，学着自己做饭，打理生活，原本杂乱的屋子，也被他收拾得干净整齐，两条小狗被养得毛发光亮，活泼可爱。他的精神状态肉眼可见地变好：皮肤白了，眼神亮了，说话温和了，人也松弛了。

我感觉到一帆的认知远超过我们，我向他请教什么事，他总是很有耐心，努力用我认知范围内的方式，让我把一件事搞明白。有时我情绪出了问题，他可以从晚上9点开始，一直陪我聊到凌晨四五点，帮我纾解心情。他引导我读心理学的书，还给我举例子，说我就像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面，中间吊着一颗珠子，那颗珠子就是我的坏情绪。我要如何避免去碰到它，就是我在这个黑屋子里要思考的问题。

他还跟我说，为什么我总是会内耗和纠结，是因为我的思想还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女人被赋予了一个定义，就是要贤惠，要做家务带孩子。但现在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国家发展得这么快，物质条件和人的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要停留在老思想里，女人既要上班，又要持家，人会很累很累，心理上就会跟着扭曲。

对这样一个孩子，虽然没有上班，但我也选择信任他。还记得有一次，他曾经试探我的态度：“妈，我还没歇够。”我压下所有焦虑，轻声说：“没歇好就再歇。”挂了电话，我坐着发呆了很久很久，心里五味杂陈，有担忧，有期盼，更多的是心疼。

儿子在家待了整整五个月的时候，丈夫彻底坐不住了，到处托人给儿子找工作。我表面平静淡定，内心早已慌得不行，但却依旧撑着，不敢催促、不敢逼迫。

就在我和丈夫快要熬不住时，之前儿子任职过的那家环保公司的老板，亲自打电话来，语气诚恳地说已经请辞了那位总经理，致歉当时没有采纳儿子的建议，致使企业产生了不良后果，并郑重邀请儿子重新回公司任职。还是那份艰苦的工作，我问儿子：去不去？他坚定地说：去。

五个月的停顿，让他想明白了自己是谁、能做什么、要去哪里。他说，公司虽依旧有很多不足，但老板还是想踏踏实实做事，先做着吧，毕竟业务已经熟悉了，换赛道又要重新来，已经快30岁了，没有精力去盲目试错了。

如今，儿子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整日往返于各个工地间，项目设计、数据监测、报告撰写等工作一应包揽，经常忙到深夜。即便是休息的日子，工作电话铃声也不断。

回首过往，孩子从来都不只是会依靠我们的小孩，反而在很多时候，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我退休后考过中级会计师，得益于他的一路鼓励；我患上重度抑郁症，情绪陷入低谷时，是他耐心地陪我看心理医生、整夜陪我聊天疏导情绪；他鼓励我写回忆录，每篇必看，点赞打赏，催我投稿，一遍遍告诉我“你写得很好，一定能发表”。

这五个月，对我而言是一场修行。也是在那些难熬的漫长日子里，我学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放下长辈姿态，把孩子当成平等的朋友，真心实意尊重他、认可他。对我这个母亲而言，他每一次说“你写得很好，一定能发表”，我都从心底觉得，这个历经挫折却始终善良坚韧的孩子，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第17期封面故事。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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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刘桢 / 审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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