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安东·尼尔曼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美国眼下正疯狂四处搜寻金属钨，用来填补各类导弹（巡航导弹、防空导弹）以及穿甲弹早已耗尽的库存缺口。

美国每年进口约6000吨钨，中国是其主要供应国，但在所谓“国家安全”和“替代供应链”的名义下，美国开始炒作“中国供应链的不可靠性”。加上中美先前爆发的贸易摩擦，引发了美国政客日益加剧的紧张情绪，这促使美国开始寻找替代供应商。

钨算术

我们有必要先理解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金属，以及它为什么让五角大楼彻夜难眠。

钨的熔点高达3422℃，是所有金属中最高的，这个温度足以让大多数金属化为气体。它的密度有19.3克/立方厘米，与黄金相当，拿在手里会有一种超出视觉预期的沉重感。此外，钨具有极高的硬度、抗拉强度和耐磨性，在高温下仍能保持结构强度。这些物理特性导致几乎没有其他材料能在极端条件下完全替代钨。

但也正是这些特性，让钨的开采和加工难度极高。钨在自然界中主要以黑钨矿（钨锰铁矿）和白钨矿两种矿物形式存在。这些矿石存在于硬岩矿床中，矿脉往往深嵌于构造复杂的花岗岩体或变质岩带内，开采条件恶劣。且钨矿石的品位（指单位体积或单位重量矿石中有用组分或有用矿物的含量，译者注）极低，全球绝大多数在产矿山原矿品位仅在0.1%至1%之间。如果要提取一吨钨精矿，需要破碎、研磨并处理数百吨原矿。

接下来的选矿流程同样复杂，包括破碎、磨矿、重选、浮选、磁选、焙烧等流程，而将精矿进一步加工为仲钨酸铵（APT，钨产业链上最核心的中间产品，译者注）则需要经过碱压煮或酸分解等高温高压化学处理，能耗巨大，废水处理难度和环境成本极高。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在环境法规收紧后，本国钨矿纷纷关门大吉的根本原因，钨矿是一门烧钱且不环保的生意。

赣州华茂钨材料有限公司粉末车间还原工段经济参考报

那么，美国为什么非得要钨不可？

在民用端，钨是高端切削刀具、矿山钻头、耐磨模具和半导体器件的主要材料。在军事方面，钨没有合格的替代品。民用需求还可以通过节约、回收和替代部分缓解，而军事领域美国没有任何办法不用到钨。

钨是制造动能穿甲弹的核心材料，在传统贫铀弹因放射性而饱受道义谴责的背景下，钨合金弹芯因为超高密度和自锐特性，是制造穿甲弹的最佳选择，没有钨的穿甲弹就像一把没有刀刃的匕首。巡航导弹、防空导弹、高超音速武器的制导系统和配重组件同样离不开钨合金。航空涡轮发动机的高温部件、军舰的陀螺仪平衡块、潜艇的压载配重……钨的身影遍布美军每一件主战装备的骨架之中。

由于钨的重要性，美国地质调查局已将钨列为“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35种关键矿产”之一，国防后勤局（DLA）更将其列为最高优先级的战略储备物资。然而，美国国内的本土钨矿开采自2015年起已完全归零，军工钨百分之百依赖进口。而当库存耗尽、主要供应来源被切断时，美国的导弹生产线就会因为缺钨而停摆，注意是“停摆”，不是因钨矿涨价而导致产能下降，而是完全停摆。

是因为中国太强

因此，华盛顿的政客常常担忧进口中国钨产品是“被胁迫”，好像中国垄断了资源、卡住了美国的脖子一样。但这其实是因为中国在这个领域实在无可替代，美国自己无法在别处买到同等性价比的产品。

2023年，中国钨精矿产量约6.2万吨，占全球总量超过八成。钨的核心中间产品APT，中国的全球产能占比更是一度超过九成。这意味着，即便某个国家拥有体量超过中国的钨矿资源，把矿石变成军工企业可以直接使用的金属粉末或碳化钨粉的加工环节也仍然绕不开中国。比如越南和卢旺达，这两个国家都有钨矿且储量相当高，但他们的APT工厂在中国，精矿也要运往中国冶炼。全球钨供应链的本质就是“全球采矿、中国冶炼”，中国是绝对的供应链核心。

中国钨工业具有全球独一无二的产业链整合优势。赣州、株洲、厦门三地是世界钨工业的“铁三角”，江西南部的石英脉型黑钨矿开采、株洲硬质合金产业集群的深加工以及厦门钨业等地的头部企业，组成了一条十分科学的供应链。矿山采出的钨精矿不用经过中间商转手，可以直接进入自有冶炼厂制成APT，再在同一体系内完成从氧化钨、钨粉到碳化钨的全流程转化，最终制成硬质合金刀具、军工穿甲弹芯、精密配重件等终端产品出厂。换成美国企业的话，他们要这样：从葡萄牙矿山采购精矿、运往德国加工成APT、再送到奥地利制成碳化钨粉，但中国一个工业园区内就能完成从矿石到成品的全部工序，效率和成本远胜需要支付额外成本的美国。

钨冶炼是高能耗、高资本密度的重化工行业，一套APT生产线的盈亏平衡点通常在年产能5000吨以上。全球除中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单个产能超过这一阈值的APT工厂。而当中国的几家大型工厂各自以年产能上万吨的规模运转时，单位成本就会被摊薄到了竞争对手难以理解的水平。

矿山端同样如此。中国江西南部的钨矿虽然单矿品位不高，但矿山密集、基础设施完备、选矿厂集中，处理体系成熟，数十座中小型矿山有一套共享公共服务网络，产业集群效应非常明显。一座孤立的美国矿山，即便地质储量充足，也需要从零开始建设一切配套，二者之间的成本差距非常明显。

中国钨产品的价格导致美国政客内部在定价权问题上有一种流行的叙事，认为中国凭借政府补贴和人为压低价格摧毁了美国钨产业。但事实是，中国钨精矿的国内价格长期以来并不低于国际市场价格。2024年，受环保督察和资源税上调影响，中国钨精矿价格一路上涨，但全球买家仍然选择购买中国APT，原因中国供应链的效率太高、成本太低，使得“中国价格”本身就是市场出清后的价格。其他国家的生产成本高于这个价格，是它们自己的竞争力问题。全球钨市场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所谓“公平价格”，中国市场就是全球市场，中国价格就是基准价格。

美国每年进口的6000吨钨产品中，从中国直接或间接进口的部分占比过半，而这一半是美国军工企业最需要的加工形态，包括钨粉、碳化钨粉和钨合金棒材，也就是供应链上附加值最高、技术门槛最高的环节。美国政客想用一个“摆脱中国依赖”的口号来推翻这套体系，需要用行政命令重新发明一套比中国更高效的工业生态，但政治挂帅解决不了物理规律答不答应的问题。

市场决定

现在我们需要了解美国政客炒作的“危机”的源头，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钨供应完全依赖于外部。

20世纪90年代，中国钨产量大幅增长，中国政府开始抢占全球稀土金属市场，加大产量和出口力度，这也是美国政客将美国钨矿开采业的衰落归咎于中国的原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地质条件、政府的正确政策以及中国人民的辛勤努力等因素都使得中国钨产业最终得以崛起。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钨产业也遭受了损失，但由于多种因素，钨矿产能得以幸存相当一部分，人员、企业和矿山也得以保留。因此，尽管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的钨产量从2万吨下降到3000至9000吨，但俄罗斯的钨产能并未完全衰落。

1996年，钨被俄政府列入战略矿产资源清单。此外，俄罗斯围绕钨矿开采和加工厂，兴建了许多单一产业城镇。同时，从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出口也确保了精矿销售带来的外汇收入。这让俄罗斯的钨产业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普京上台后，俄联邦政府更是非常重视减少对进口矿产及其精矿的依赖，并力图保护钨产业形成的产业城镇。

而美国的故事则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如果说中国钨工业的崛起靠的是正确的决策和技术积累，俄罗斯是靠政府保护维持住钨产业不继续衰落，那么美国钨产业的消亡则是一个慢性自杀的过程。

先是环保。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过了一系列环境立法，包括《清洁水法》《清洁空气法》和《资源保护与回收法》。环保的本意当然是好的，问题在于执行层面逐渐走向了不顾行业特性的粗糙监管。钨矿开采和选矿本身就是高耗水、高尾矿量的作业，一个中型钨矿每年产生的尾矿砂可达数十万吨，选矿废水中含有重金属和浮选药剂残留，处理难度和成本较高。而美国环保部门非但不予以豁免，还将矿山复垦标准不断提高，要求企业在闭矿后将地形恢复至“近似原始的状态”并提供长达数十年的水质监测担保金，很多矿山的运营成本因此超过了其本身的市场价值。

一家在加利福尼亚或科罗拉多运营的钨矿企业，环保合规成本往往占到总运营成本的三到四成，这个比例放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是致命的。而中国在同一时期的做法是“先发展、后治理”，在产业规模做大的过程中逐步收紧标准，给企业留出时间窗口。美国的选择则是“先治理、后关门”，环保标准跑在了产业承受力的前面，结果是矿山关了、工人散了。

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GTP（Global Tungsten&Powders LLC.）是奥地利攀时集团（Plansee）在北美的重要基地，专为航空和航天工业以及国防工业开发、生产并销售钨组件。攀时集团网站

再说去工业化，这个词在美国经济史上能占据一整个章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美国经济结构经历了里根经济学的巨变。钢铁、纺织、机床、采矿这些产业被贴上“夕阳产业”的标签，而华尔街、硅谷和跨国服务业被认为是美国的未来。在这种思潮下，钨矿开采被看作一种低附加值的、脏兮兮的、属于上个世纪的营生，不值得为此消耗政策资源和公共资金。美国政府从未将钨矿产业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基础来保护，而是任由市场力量（准确地说是任由自由主义的逻辑）替美国作出选择，就是把矿关掉，从中国买。

资本对钨产业也毫无兴趣，资本的天性是追逐最高的回报率，而钨矿开采这门生意的回报曲线是资本最厌恶的那种。互联网泡沫、房地产热潮、私募股权杠杆收购、量化交易、加密货币，一个接一个的造富神话把热钱源源不断地吸走。没有一家风投基金会把BP（商业计划，BusinessPlan）递给一个钨矿项目，钨产业在美国资本眼里连“夕阳产业”都算不上。在老一代矿工、工程师和设备纷纷“退休”之后，没有投资的美国钨产业就此失去了几乎全部产能。

失去了几乎全部钨产能的美国，不从产量最高、供应链最科学、供应最稳定的中国那里购买，还能从哪里买？

可能“去中国化”吗？

现在美国媒体和政客高呼要“去中国化”，这可能吗？

在自由主义经济框架下，重建美国自身的钨矿产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以美国目前的工业成本，即使重建了产能，美国的钨产业也无法接受以目前的世界平均价格卖出产品，因为这是彻底的亏本买卖。

中国作为钨产品最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中国的国内成本曲线实际上就是全球钨价格的底线，任何美国企业要想在目前这个价格水平上盈利都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军工对钨产品的规格要求远高于民用市场，军用的高密度钨块有苛刻的标准。满足这些标准的产能一定是有经验积累的工厂，新建产能不仅要克服成本劣势，还要积累经验，难度翻了不止一倍。

要想让美国钨矿复产，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建立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的供应链体系，将钨矿作为纯粹的公共产品来生产采购。第二条是制定一套系统性的税收和非税收优惠政策。无论走哪条路，每年都至少需要十几亿美元的预算，在两党围绕年度预算吵得不可开交的当下，很难想象这笔预算会顺利通过。

笔者甚至可以现在就为美国草拟一份钨产业复兴的施政蓝图。比如先由国会立法成立国有矿产公司，赋予其跨州征用矿权、发行专项债券和在国防采购中享有优先权的法定地位，然后美国财政部在五年内拨款几十亿美元，用于回购已废弃钨矿的矿权，重建工厂和冶炼线，并强制要求国防后勤部门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保护性价格签订长期采购合同，再之后由劳工部与国防部联合培养具备选矿和粉末冶金技能的技术工人，环境保护部门为战略矿产项目设立快速审批通道，在法律上给予豁免保障等。

但笔者知道这个蓝图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美国现在不可能通过国有企业对某一战略行业进行保障，这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相悖，而且美国官僚机构也缺乏实施全面税收改革以及统筹各个部门的魄力和能力。因此，美国选择了最简单的路径，即利用其他国家来解决其问题。

在韩国，由美国主导的阿尔蒙蒂（Almonty）公司开发的桑德贡矿项目在停产30年后恢复运营。未来15年，阿尔蒙蒂在韩国开采的大部分钨矿将被美国购买，以满足其军工复合体的需求。

阿尔蒙蒂（Almonty）公司位于韩国的Sangdong钨矿NBC News

此外，2025年11月，哈萨克斯坦将北卡特帕尔矿床70%的股份出售给了Cove Kaz Capital Group LLC（一家美国支持的关键矿产开发公司，以钨矿开发为核心业务）。美国方面宣称该项目一旦投产，将能够满足美国未来50年的钨需求。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与乌克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达成了一系列矿产开采协议，旨在用其他国家的供应取代中国进口的稀有矿物和稀土矿物。

但美国想要利用“进口替代”取代中国钨产品同样是不可能的。全球190多个国家中，只有20多个国家有开采钨矿的能力。中国钨产量世界第一，断档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越南以3400吨的产量位居第二，俄罗斯以约2000吨的产量位居第三，其次是玻利维亚（1898吨）、卢旺达（1786吨）和朝鲜（1600吨）。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一个与美国友好的国家能够满足美国每年6000吨的需求，包括美国大张旗鼓宣扬的哈萨克斯坦项目。理想情况下，美国公司可以让越南和俄罗斯满足自己全部的钨需求，但想想就知道这根本不现实。

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就不用再多说了。冷战开始后，由于军工需求急剧增长，俄罗斯也停止了金属钨的出口。自2026年4月起，俄罗斯原本就不存在的金属钨出口还被置于许可制度之下，向欧亚经济联盟以外地区出口钨，必须获得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的一次性许可。

越南就更不可能了，越南自身缺乏APT和碳化钨粉的加工能力，离了中国的工厂，它的矿石甚至无法变成军工需要的钨产品。况且越南制造业正在扩张，能留给出口的余量有限，且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地缘政治伙伴，指望越南为了美国并不靠谱的钨矿订单去赌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这个可能性实在太低。

除中国外，其他国家根本无法满足美国的需求，如果执意要跟中国“脱钩”，美国就无法弥补钨的缺口。

停止人为地制造问题

所以，美国真的有必要和中国在钨产业（包括其他必需产业）进行“脱钩”吗？美国宣称的“威胁”，到底存在吗？

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美国媒体和政客口中反复炒作的“中国切断钨供应”叙事，这件事其实很简单：2025年，在中美贸易争端一度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对包括钨在内的十几种关键矿产实施了出口管制。于是美国媒体和政客纷纷出场渲染“中国威胁”和“钨断供”。

但是首先，请注意，中国采取的措施是“出口管制”，不是“断供”。管制是需要获得许可才能出口，而不是禁止。而美国的叙事机器将这个词理解成了“武器化”和“威胁”，仿佛北京某天早上醒来突然决定不给美国钨了，而此前一切风平浪静。

其次，中国的管制从来没有针对过那些不惹是生非的国家。中国没有对巴西断供钨产品，也没有对南非限售过稀土，中国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矿产贸易始终正常运转。只有那些先挑起事端、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国家，才会认为“供应链不可靠”，比如总是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在芯片等高技术领域对中国围追堵截的美国，这就好比美国先往火炉里添了柴，然后指着烫手的炉子对全世界说：“看，这个炉子太危险了。”

美媒认为，美国军事机器对钨依赖程度高且正在耗尽，而中国在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出口限制加剧了这种情况。美国《外交政策》

因此，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停止人为地制造问题，这很重要，只要停止惹事，这些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消解。中国供应链不存在“不可靠”一说，它之所以在某些时候对某些国家显得“不可靠”，完全是因为这些国家先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不值得被可靠对待的贸易伙伴。

美国不存在、也不应存在所谓“钨断供”的问题。美国不可能离得开中国的供应，要脱钩的原因和理由也根本不成立，这是一个典型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所有的问题，只要美国想明白并调整了自己的行为，都能很快解决。

美国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日本首相如果不作出那番有关台湾的挑衅性表态的话，就不会发生中国加强军民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这件事。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日本遭受的困境适用于同样的逻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晨枫

历史从不重复，但常会惊人地相似。

20世纪80年代，英法德意西联合启动“未来欧洲战斗机”（FEFA）计划，联合研制与美苏四代机对标的下一代战斗机。但英法因为项目领导权、制造份额、设计定位谈不拢，导致FEFA散伙，法国单干搞了“阵风”，英德意西另外搞了“台风”。

进入21世纪，英法再次筹划合作研制下一代战斗机。虽然“两风”最后都算终成正果，但两边都被天文数字的投资和无尽的风险弄怕了，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认真联合。于是在2001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西班牙联合启动“欧洲技术开发计划”（ETAP），其中包括以“未来战斗航空系统”（FCAS）为名的下一代战斗机预研。

这也是“有人机vs无人机”大论战的时代，美国公开提出“F-35是最后一代有人战斗机”，英法也分别推出BAE“塔兰尼斯”和达索“神经元”无人技术研究机。但在人们最终明白下一代战斗机依然必须以有人战斗机为中坚的时候，英法却再次分道扬镳。

2017年，法德推出“下一代战斗机”（NGF），2019年西班牙加入NGF。2015年，英国正式启动“台风”的下一代概念研究，2018年正式推出“暴风”。2022年英意日签署联合研发协议，“暴风”改名为“全球战斗航空计划”（GCAP）。

现在已经八九年过去，就算是生孩子，这会儿也该打酱油了。但NGF和GCAP双双喝上了丧酒，虽然还没有死透，却已经是出的气多、进的气少。

英意日原计划在2025年底前签署协议，为GCAP提供长期资金，但无奈英国是真没钱了，签约一再推迟。为避免资金断供，三方在2026年4月签署为期三个月的临时协议，6月底到期。英国决定把GCAP的投资纳入《国防投资计划》（DIP）框架内，但至少260亿英镑的缺口使得DIP难以落地。GCAP接下来的投资再次没了着落——日本以为意大利会出幺蛾子，结果出幺蛾子的是英国。

GCAP原计划2035年完成研制，然后在日本替换三菱F-2、在英国和意大利替换“台风”。英国“台风”开始用最新的ECRS Mk2主动相控阵雷达升级，换装GCAP的压力不大。意大利“台风”用ECRS Mk0升级，尽管也是主动相控阵，但还是基础版，好处是可以节省几个银子。意大利更没钱，所以也不急，急也没用。

真急的是日本。F-2的J/APG-1雷达是最早采用主动相控阵技术的，但射频和数据处理基本功不行，结果J/APG-1徒有超前于时代的技术架构，但可靠性、数据处理能力和探测距离都不被看好。经过不断改进和升级，直到J/APG-2才解决了大部分技术细节问题，但架构上“重反舰、轻空战”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使得F-2的空战能力很令日本空自捉急。

F-2虽然从F-16发展而来，增加的25%翼面积带来了出色的转弯性能和携载能力，但基本设计定位还是反舰攻击，连早就成为空战战斗机标配的头盔瞄准具都没有装备。

空自本来以为F-15J还可以继续保持空中优势很长一段时间，但歼-20的横空出世打乱了一切，F-15J就算换装主动相控阵雷达，也解决不了与歼-20的代差问题。F-35A是战斗轰炸机，用作空战战斗机已经是赶鸭子上架，而F-22也停产了，这种情况下，空自急需隐身远程的重型空战战斗机来重建已经习以为常的空中优势，GCAP刻不容缓。

但对英国、意大利来说，从“台风”到“暴风”，动力是航空科技和工业基础的延续性。尽管有“今天乌克兰，明天欧罗巴”的说法，但真实安全的需求并不急迫。下一代战斗机是必须的奢侈，但不急迫，更不是用来救命的。

英国主导GCAP的研发，本钱是先进军工技术和航空工业规模。BAE公司是美国军工大五之外的“编外老六”，实际规模超过大五中的波音防务（波音加上民机和航天后更大）。莱奥那多英国公司是除了其意大利本部之外最大也是最关键的分部，除了来自前威斯特兰的直升机业务，还承接了前GEC-马可尼的雷达和航电业务，负责“台风”航电60%以上份额，包括ECRS系列主动相控阵雷达。

相比之下，莱奥那多美国公司只是营销分部，尽管营收占莱奥那多集团的1/4，与意大利本部相当，是英国分部的两倍。罗尔斯-罗伊斯是西方航发大三之一，凭借这些本钱，英国是F-35计划里唯一有意义的外国伙伴，深度参与研发和制造，其他伙伴国都是打酱油的，只有出钱的资格。

但英国拨款拖沓，让DIP落地和投资到位可能要到21世纪30年代，而且英国技术分享迟缓，还需要GCAP伙伴国（尤其是日本）奋勇争先当金主，引起了大家的不满。

实际上，英国在技术上也有短板。罗尔斯-罗伊斯的发动机技术虽然强，但战斗机发动机方面只有中推的经验。但大推不是中推的简单放大，这决定了GCAP很难达到日本重型远程战机的要求，中型机已经是其能力上限。

在隐身方面，BAE有若干技术验证机的技术积累，但至今“暴风”和GCAP的想象图也都是外倾双垂尾。这种设计还是五代机水平。中国南北六代机显示了六代机的基本要素：全向隐身，超大航程。前者要求无垂尾，后者决定了重型机的体格。换句话说，GCAP如果以六代机为目标的话，出生就落后了，5.5代就是其天花板。

这对英国、意大利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俄罗斯最新推出的苏-57D的隐身情况，相对于本来隐身就存疑的苏-57来说还退步了，所以GCAP的隐身够用。但日本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GCAP即使能按计划落实，也将迎头撞上中国南北六代服役，逃不脱出生就落后的命运，甚至连歼-20S那样的真5.5代都未必打得过。

在法德NGF方面，情况更加糟糕。据路透社6月8日报道，刚在黑山举行的欧盟-西巴尔干峰会期间，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了FCAS项目的进展问题，同意取消这个价值1000亿欧元的联合战斗机项目。

NGF计划是默克尔和马克龙在2017年联合启动的。原计划用NGF替换法国“阵风”和德国“台风”，2028年下线首飞，拖拖沓沓之后，不出意料地推迟到21世纪40年代才可能投入使用。

这将是英国脱欧后，法德轴心充当欧洲安全中坚的旗舰工程，地缘战略意义满满。乌克兰战争后，欧洲安全自主重新成为话题。特朗普2.0后，欧洲对独立承担安全重担日渐焦虑，F-35可能存在的“一键停飞”后台开关更是引起普遍焦虑。NGF的意义从航空科技和工业基础的延续性提升到新的高度。

但法国和德国对欧洲安全自主有不同认知，尤其在军购方面。法国希望“欧洲优先”，甚至想“欧洲独吞”。在这方面，法国占据独特的有利位置；德国用默茨的话来说则是：“我们应该使用欧洲优先规则，但要聪明地使用，只针对关键战略领域，而且仅作为最后手段。”

德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在朔尔茨时代的2022年就这么做了。在德国空军选择替换“狂风”战斗机的方案时，“阵风”、F-18E和F-35A都是可选方案。“狂风”是战斗轰炸机，但负有“北约核共享”任务。也就是说，在北约的统一指挥下，具有携带B61-12核炸弹出击的能力。

导弹是投放战术核武器的重要手段，但战斗机投放的核炸弹具有全程可控和精确瞄准的优点，尤其是具有可召回特点。对于门槛很高的战术核打击来说，这些特点弥足珍贵。“阵风”虽然有携带和投放战术核武器的能力，但只是针对法国的战术核武器，有很多关节需要打通才能携带和投放B61-12。

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的时代，法国和德国都是欧洲战略自主的主要吹鼓手，但德国最后选择了F-35A，这让法国很愤怒。

想当年，在泛欧洲的“原版FCAS”散伙后，法国和德国接过了FCAS的名号，NGF是FCAS里的有人战斗机部分，FCAS还包括作战云、无人机等其他项目。现在，默茨作为NGF的“主要杀手”，暗示了与法国合作的战斗机项目并非关键战略领域，也难怪马克龙对默茨所说的德法依然可在作战云等方面合作之事不置可否。

六代机是一个体系。中国在9·3阅兵中，也展出了多种无人作战飞机，其中一些不乏六代机特征。作战云没法在阅兵中展示，但在官媒报道中，中国的空警500预警机已经用于轰炸机、舰艇、潜艇、岸导、地面部队之间的作战协调，这离不开作战云。对于连预警机都依赖美国的欧洲来说，拥有自己的作战云依然是努力的目标。

但深度互联、运筹帷幄的作战云离不开彻底的互信，NGF计划中止意味着法德之间的互信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事实上，在默茨叫停之前，互信已经所剩无几。

NGF由“双巨头”达索（代表法国）和空客防务（代表德国和西班牙）负责。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达索基于从“幻影”到“阵风”的经验，要求不仅绝对主导设计，还要求包揽80%的制造份额，出资还要“公平分摊”，德国当然不干了。

二战后德国航空工业一直残废，虽然参加了“狂风”和“台风”的研制，但也只是在研发和制造方面打下手，当大头出资人。在空客民机的组建和发展过程中，德国也曾经是这样的角色。但现在空客德国主导窄体的A320系列，空客法国主导宽体的A330、A350（和已经停产的A380），德国需要借NGF在战斗机方面也跻身世界前列，法国的狮子大开口罔顾德国利益，也是严重冒犯。

但从达索的角度来说，独家控制项目里越多的部分，进度和整合越有保证，这是几十年欧洲联合研制的经验教训。战斗机不像客机，还没法细分市场、各霸一方。达索更不愿扶持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

法德在战术和技术要求上也根本谈不拢。法国要求NGF必须具备航母起降能力和核打击能力，而德国对这两项都没有需求。对德国而言，核打击任务已经由F-35A承接；航母起降更是无从谈起——德国在可预见的将来既不会拥有航母，也用不上为此而生的可折叠的大机翼、加强起落架和重型机体结构。再者，核能力意味着武器系统必须绝对可靠，且密码和控制设备要与国家核指挥体系深度相容，其可靠性与认证要求比常规军用标准高出好几个层级。NGF为航母运作与核能力付出的这些额外设计，对德国来说纯属毫无必要的额外投资。

其实在4月，德国已经提出NGF双轨制，不排除有一定程度的技术共享，但法国和德国－西班牙分别研制符合自己要求的NGF。这事实上已经把NGF送进ICU了，现在只是拔管。

法国和英国的情况相像，技术上短板不少。赛峰（原名斯奈克玛）的技术实力还不如罗尔斯-罗伊斯，作为中推，M88的技术水平不及EJ200，战斗机大推同样是缺门。

在雷达方面，泰利斯RBE2虽是有源相控阵雷达，但采用的仍是砷化镓技术，相比采用氮化镓的莱奥那多英国ECRS Mk2，技术水平本就差一截，在多目标探测与攻击层次上也有局限。ECRS Mk2则依托“台风”比“阵风”更大的机头锥，得以容纳更大的阵面和更多的收发单元，并且已经具备电磁攻击能力。不过，ECRS Mk2被安装在原先的机械偏转基座上，虽能实现越肩探测与引导，但相比固定阵面，重量与阵面尺寸会相应受损。所以有机械偏转基座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就要看由谁来说了。

如果说BAE还展示过隐身技术研究机模型，达索根本没有展示过隐身方面的任何预研成果。除了兰姆达翼vs大三角翼，NGF与“暴风”很有几分相似，同样采用DSI进气口和外倾双垂尾，只能达到五代机的前向隐身。大体相当于增强中型机的体格，也排除了超大航程的可能性。因此，NGF与“暴风”有同样的问题：在六代机时代，出生就落后了，5.5代水平就是天花板。

“阵风”在5·7空战里的拉胯表现对达索强夺NGF主导权毫无助益。笔者在兰卡威航展上问过“阵风”展台上的法方人员，他既不敢重复印度的夸口，也不愿承认巴基斯坦宣称的战绩，只好推脱说“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阵风”的市场战绩远远好于战场战绩，只能说军售是国际政治的延伸了。但对于本来就磕磕绊绊的NGF主导权谈判，空客防务最大的政治就是达索的“德不配位”，使得技术上的绝对主导权和80%制造份额格外不可接受。

默茨和马克龙都是雄心勃勃、自命不凡的人。马克龙自认为是戴高乐主义的当代旗手，在其内政和经济局面焦头烂额的现在，其外交和军事是唯一可能的亮点。默茨在党内长期被默克尔压制后，终于熬出头。特朗普2.0把大西洋主义信徒默茨变为只做不说的“德国优先主义者”，他要打造冷战后最强大的德国军事力量和德国军事工业，事实上也是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必须在稳住内政和经济的同时，同样追求外交和军事亮点。

默茨的“重建德军”计划有一个致命的软肋：可靠而且强大的核后盾。美国核力量曾经是德军的核后盾。在特朗普2.0时代，这个核后盾不再可靠，谁也说不清楚美国是否会为了德国利益而不惜跨过战术核门槛，尽管北约核保护伞在理论上依然在运作。

法国的核保护伞规模小得多，而且未必能真正罩住德国。更重要的是，法国的核战略在本质上可被视为某种“毒虾战略”——毒虾只有在自身葬身鱼腹时才会释放毒素，令吞噬者同归于尽。那么问题在于：这只毒虾会为了身旁的螃蟹而主动释放毒素吗，哪怕搭上自己的性命？这正是螃蟹必须探知、却永远无法确切知晓的答案。

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下，战斗机便成为德国常规军事力量的核心支柱。既然如此，再要德国投入巨资，把这把核心钥匙交到法国手里，就很难接受了。德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入6500亿欧元，用于重建军事实力并达到北约规定的国防开支占GDP 3.5%的要求。这些钱，德国打算优先花在自己身上。只有在德国军工无力承担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欧洲优先规则，但要聪明地使用，只针对关键战略领域，而且仅作为最后手段”。法国主导的NGF固然很关键，但还算不上最后手段。

德国“台风”也在用ECRS Mk2升级，F-35A也在加入，德国有时间，也有决心重建残废已久的航空工业。

德国军工摸到默茨的脉，空客防务德国联手AutoFlug、迪尔防务、亨索尔特、利勃海尔、MBDA导弹、MTU航发和Rhode&Schwartz等，联合向德国政府提交自主研制六代机的构想，可能会有瑞典萨博和空客防务西班牙加入，甚至可能集体并入英意日GCAP计划。

必须说，如果说英国和法国在六代机方面有短板，德国的短板更大，在气动、发动机、航电方面就没有一个独当一面过，或者担任过联合研发的掌舵人，“德国优先”版NGF什么时候能把PPT画全都不好说。如果最终并入GCAP，难免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另一方面，法国可能只有单干的选项了。这是一条在“阵风”的研发时代就几乎走不下去的路，独立研发对法国的经济负担实在太大，以至于“阵风”研发终于结束时，法国发誓再也不单干了。但看来发誓没用，要么单干，要么放弃。两剂药一剂比一剂苦涩。

欧洲最早迈入发达行列，却始终治不好“散装”的毛病。每一次欧洲联合，最终的结局几乎总是在“发誓再不折腾”中散伙；等单干落到痛苦不堪、独力难支的地步后，又会在“发誓再不单干”中重新抱团。周而复始，在折腾中浪费时间和投资，渐失先进地位。

由此不禁想到，欧盟本是欧洲联合的终极版本。如今，欧盟试图以供应链“去中国化”来凝聚内部，可欧盟真正的成功关键，还在于欧洲的再工业化。这好比一个横跨欧洲、纵贯制造业的“超级FCAS”，立意要让欧洲科技与制造比肩中国和美国。只是按欧洲的过去经历，这个宏图会不会同样落得个“本该打酱油，无奈喝丧酒”的结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白玉京

火箭爆炸的余烬尚未散去，华尔街讨论的却是另一件事——美东时间6月12日，SpaceX将上市，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IPO。外界预计，其估值可能达到1.75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全球绝大多数传统航空航天企业总和。

过去二十年，美国商业航天曾被视为一场太空创业热潮：有人失败，有人烧光资金，有人停留在PPT，也有人最终消失在资本寒冬中。

今天的SpaceX早已不是二十年前那家靠“猎鹰1号”艰难求生的创业公司。从火箭发射到星链通信，从星盾军事业务到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越来越多原本分散的能力，正在被集中到同一家企业手中。如果这次上市最终成真，人们将看到的或许不仅是一家航天公司的资本神话。

SpaceX为此次IPO设立的专用网站，已经提前透露了这场上市的真正野心：它不再只强调火箭发射，而是把自身叙事拆成三条主线——发射、连接与AI，对应星舰、星链，以及Grok和未来太空算力。这等于是在告诉资本市场，SpaceX要出售的并不是一家航天公司的股权，而是一套横跨轨道运输、全球通信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未来版图。

从工业时代的标准石油，到互联网时代的谷歌和亚马逊，人类历史上并不缺少商业帝国。但一家同时掌握进入太空的能力、控制近地轨道通信网络，并试图参与未来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却是前所未有的存在。

当一家企业开始逼近国家能力的边界时，它就已经很难再被简单定义为一家航天公司。一个前所未有的太空资本帝国，正在逐渐露出轮廓。

从国家航天到企业“内循环”驱动

过去很长时间里，航天始终是典型的国家工程，是一门赔钱的生意。

无论是苏联的设计局体系，还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主导的承包商体系，背后都离不开国家财政支持。区别只是苏联由国家直接组织研发生产，美国则由波音、洛克希德·马丁、诺思罗普·格鲁曼等企业负责具体研制，NASA扮演项目管理者和资金提供者的角色。

但两种模式有一个共同特点：谁出钱，谁决定航天工业的发展方向。

原因其实很现实。火箭研发周期长、技术风险高、资金消耗惊人，而市场需求却十分有限。即便进入商业航天时代，绝大多数火箭公司依然靠政府订单生存。美国军方、NASA以及各类科研机构，长期都是最大的客户。离开这些订单，再先进的火箭也很难维持运营。

蓝色起源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尽管背后站着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但贝索斯每年仍需要持续投入巨额资金，维持研发和运营体系运转。长期以来，整个行业都面临同一个难题：火箭发射频率太低。

一年十几次甚至几十次发射，放在航天领域已经相当可观，但对于庞大的研发投入、生产体系和基础设施而言，仍然不足以形成真正健康的商业循环。

直到“星链”出现。

对于大多数火箭公司来说，客户决定发射需求；对于SpaceX来说，客户开始变成自己。为了建设覆盖全球的低轨卫星网络，SpaceX需要持续向轨道投送数以万计的卫星。卫星越多，发射需求越大；发射次数越多，火箭成本越低；成本越低，又进一步强化星链的市场竞争力。

马斯克曾公开表示，SpaceX可能已经接近全球入轨载荷质量的90%；一旦星舰进入高频运行阶段，这一比例甚至可能超过99%。而此前，全球年入轨载荷总量不过约3000吨量级，而星舰如果实现完全复用和高频发射，马斯克设想中的年入轨能力将直指百万吨级。

过去航天公司追着订单跑，如今SpaceX形成“内循环”，开始自己创造订单。

这是一个极其微妙，却足以改变整个行业格局的变化。在传统模式下，火箭只是产品；在SpaceX体系里，火箭更像工厂里的生产机器。它存在的意义，不仅是把客户的卫星送上天，更是在持续建设属于自己的轨道基础设施。

从这个角度看，猎鹰火箭、星舰和星链其实并不是三个独立项目，而是同一个商业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火箭负责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卫星负责构建网络，通信服务负责产生现金流，而现金流又反过来支撑下一轮发射和扩张。

这样的闭环，在过去的航天工业中几乎从未出现过。也正因为如此，如今资本市场看中的早已不只是火箭本身。真正支撑SpaceX估值的，是覆盖全球的轨道通信网络，是未来可能延伸出的数据基础设施，以及建立在这些基础设施之上的长期商业价值。

星舰V1、V2、V3，迭代非常快

从洛克菲勒到马斯克

如果说过去二十年SpaceX解决的是商业航天的生存问题，那么今天的马斯克正在尝试回答另一个问题：一家企业究竟能够成长到什么程度？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按照行业划分企业：波音制造飞机，谷歌经营搜索引擎，AT&T提供通信服务，洛克希德·马丁负责军工项目。即便规模再庞大，它们仍属于某个明确的产业领域。但马斯克正在搭建的体系，却越来越难被放进传统行业分类之中：

·SpaceX负责进入太空。

·“星链”负责连接全球。

·X负责信息传播。

·xAI负责处理数据和生成智能。

·特斯拉则连接能源、汽车和机器人。

单独看，每一家公司都不算特殊。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它们开始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连接趋势。

过去几年里，X平台已经成为xAI最重要的数据来源之一；“星链”为偏远地区和移动平台提供通信能力；特斯拉正在积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动驾驶数据之一；而SpaceX则不断向轨道部署新的通信与数据基础设施。

这些业务并非简单并列，而是在逐渐形成一个相互支撑的网络。对于传统企业而言，数据、通信、计算和运输通常属于不同产业链。而在马斯克体系中，这些能力正被整合到同一个生态之中。如果要在美国商业史上寻找一个与今天马斯克相似的人物，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并不是乔布斯或比尔·盖茨，而是“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

19世纪后期，美国石油产业高度混乱，开采、炼油、运输和销售各自为战。洛克菲勒创建的标准石油公司，并没有满足于做一家炼油企业，而是不断向上下游扩张，试图掌控石油从产地到市场的整个流动过程。

标准石油最著名的手段，是利用庞大的运输需求与铁路公司达成秘密运价协议。它不仅能获得远低于竞争对手的运费，甚至还能通过“反向回扣”获利——竞争对手每运输一桶石油，铁路公司都要将部分运费返还给标准石油。竞争对手不仅成本更高，连自己的运输活动都在间接给对手输血。

依靠这种优势，标准石油发动价格战、兼并对手，并逐步建立自己的储油设施、输油管线和销售网络。到19世纪80年代鼎盛时期，它控制了美国约90%的炼油能力和绝大部分煤油市场。

这才是洛克菲勒真正可怕的地方。他不是只卖石油，而是控制了石油流动的关键环节。对于工业时代的美国而言，石油就是基础资源；标准石油也因此不再像一家普通企业，而更像一个掌握能源通道的基础设施平台。最终，美国政府在1911年依据《谢尔曼反垄断法》将其强制拆分。

而今天，马斯克试图掌握的，正是数字时代与太空时代最重要的几种能力：信息流、数据流、能源流，以及进入近地轨道的通道。二者并不完全相同，却存在相似的逻辑，都试图把原本分散的环节重新整合到一个体系之内。

过去几十年，互联网巨头大多停留在数字世界。谷歌控制搜索入口，Meta控制社交网络，亚马逊控制电子商务，微软提供云计算服务。但这些企业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网络空间。

而马斯克体系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正在同时向现实世界和太空延伸。通信卫星在轨道运行，火箭负责运输，汽车和机器人负责进入现实场景，人工智能负责处理数据，能源系统负责提供动力。这已经不再是单一企业扩张的问题，而更像是在构建一个跨越地面、网络和近地轨道的基础设施体系。

因此，资本市场看中的也不只是SpaceX未来还能发射多少枚火箭。真正吸引资本的，是这些原本分散的能力最终能否被整合成一个更大的平台。如果这种整合最终成功，那么未来人们面对的或许不再是一家航天公司、一家汽车公司或者一家人工智能公司，而是一个同时拥有运输能力、通信能力、数据能力和智能能力的新型产业共同体。

星舰有多强？一次“星舰”发射增加的网络容量，相当于23次“猎鹰9号”发射的总和。10次发射就能再造一个当前星链网络

马斯克又画了两张饼

马斯克给SpaceX讲的新故事，已经不只是多发几枚火箭、多卖一些卫星宽带。眼下最现实的一张饼，是“星链”V3与“星舰”V3组成的双V3“王炸”；更大的一张饼，则是把AI算力搬上轨道。

先看双V3。

过去几年，星链已经证明了一件事：低轨卫星互联网不是PPT，也不是科幻概念，而是一门可以持续收费、持续扩张的生意。但现在的星链仍只是第一阶段。马斯克真正想推开的，是V3时代。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星链”V3单星带宽将超过V2的10倍，部署数量也会大幅增加，整体网络容量有望提升一个数量级以上；轨道高度还将从约550千米压低到350千米左右。轨道越低，链路越短，时延越低，用户体验越接近地面宽带。但低轨也不是白捡的便宜。高度下降之后，大气阻力更明显，卫星寿命更短，补网压力更高，整个星座必须依靠更高频率、更低成本、更大规模的发射来维持。

这就轮到“星舰”V3出场了。

很多人讨论“星舰”，首先想到的是火星、月球、载人深空飞行。但从商业角度看，它最现实、最急迫的用途，恰恰是服务星链V3。更大的火箭，能把更大、更重、更高容量的卫星一批批送上轨道；更强的星链网络，又为SpaceX带来更大的现金流和资本想象。火箭与卫星不再是两个项目，而是一套彼此咬合的机器。

这才是双V3组合的意义。“星链”V3负责把网络容量做大，“星舰”V3负责把部署成本打下来。一个扩张需求，一个压低成本。新一代“星链”将迎来新一轮的巨变和进化，进一步拉大了与其他国家互联网星座的差距，也增加了赶超的难度。

AI1卫星展开后，跨度大于巨无霸客机波音747，尺寸极为惊人

但马斯克画的第二张饼更大。那就是AI卫星。

AI时代最紧缺的东西，不只是芯片，也不只是模型，而是能源。地面AI数据中心正在越来越受制于电力、水冷、土地和审批。马斯克多次提到，太阳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聚变体，人类对太阳能的利用远远不够。在这个逻辑下，AI卫星就不只是“把服务器搬上天”这么简单，而是试图在太空直接利用太阳能，为在轨计算提供电力。

马斯克披露的AI1卫星，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它究竟有多惊人。按照目前公开信息，这种卫星展开后翼展约70米，高约20米，平均计算功率约120千瓦。这个功率规模直逼国际空间站供电量级。它的尺寸同样夸张。波音747-8的翼展约68米，而AI1卫星完全展开后的跨度约70米，已经超过一架大型洲际客机。

它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卫星，更像是一座摊开在近地轨道上的太阳能数据中心：太阳翼负责供电，计算单元负责AI推理和数据处理，散热系统则把热量直接辐射到太空。

AI星座的想象空间，明显超过卫星互联网。星链解决的是通信，AI卫星瞄准的是算力。过去卫星采集数据后，大多要先传回地面，再由地面数据中心处理；如果在轨计算成熟，遥感图像、战场信息、气象资料、通信数据，都可以先在天上完成识别、筛选和推理，再把最有价值的结果传回地面。

中国并非没有看到这条路线。“天算星座”“三体计算星座”等项目，已经说明国内也在推进在轨计算验证。饼画得当然大。时至今日，很多人仍然怀疑AI卫星和太空轨道“天算”究竟能不能成，就像当年很多人怀疑可回收火箭、怀疑星链、怀疑私人公司能不能把人送上太空一样。

但人类的悲剧之一，恰恰在于类似的认知错误总会反复上演：新技术刚出现时，人们习惯把它当成狂人的幻想；等它真正长成庞然大物，又开始追问为什么没有更早警惕。马斯克过去已经不止一次，把别人眼中的大饼变成现实。今天的AI卫星和太空算力，或许也会经历同样的过程。它未必一定成功，但如果真有一天成为现实，还来得及吃后悔药吗？

AI1卫星左右两侧的板子用于发电，上下两侧的板子用于散热，中间的小盒子才是计算本体

从SpaceX到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是一个更极端的历史样本。它最初只是英国王室特许的贸易公司，靠海上贸易、殖民据点和垄断经营赚钱。但随着商业利益不断扩大，它逐渐不再满足于做生意，而是开始拥有自己的武装、舰队和行政体系。

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东印度公司控制孟加拉；1765年又取得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的征税权。从那一刻起，它已经不只是商人，而是开始替代国家行使财政和统治职能。它可以征税，可以养军队，可以任命官员，可以与印度土邦签订条约，甚至可以发动战争。一个商业机构，最终变成了拥有领土、军队、税收和行政权的准国家实体。直到1857年印度大起义后，英国政府才意识到这种公司帝国已经失控，次年正式接管印度，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时代就此结束。

历史从来不会原样重演，但总会换一身衣服回来。

标准石油被拆分，东印度公司被英国政府接管，并不是因为它们赚钱太多，而是因为商业权力越过了自己的边界。前者控制了工业时代的能源流动，后者则干脆把贸易、军队、税收和行政绑在一起，最终变成一个披着公司外衣的准国家机器。

今天的SpaceX当然不是东印度公司，马斯克也不是殖民时代的总督。但那个熟悉的影子正在重新出现：一家企业一旦控制关键通道，掌握关键网络，它就从玩家变成了庄家。

俄乌冲突已经给世界上了一课。马斯克高兴还是不高兴，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俄乌战场是否可以使用星链，对庞大的马斯克体系来说，这也许只是拔下一根汗毛；但落到战场上，会影响到一场战役成败，一支部队存亡，甚至可能左右战场全局。

马斯克确实推动了人类太空事业。他让火箭回收从冒险变成常态，让商业发射成本大幅下降，让低轨互联网、AI卫星乃至擎天柱机器人这些看似遥远的想象，重新进入现实工业进程；而月球电磁弹射器、火星殖民地，更像他抛出的一连串远景目标。没有这种近乎偏执的冒险精神和超强的执行能力，许多技术也许还会停留在政府工作报告和PPT里。

真正的问题恰恰在这里：人类需要马斯克这样的拓荒者，但又不能让拓荒者不受约束地变成规则制定者。SpaceX上市真正留下的命题，不只是马斯克会成为多么富有的人，也不是SpaceX会成为多大的公司，而是当资本、技术与太空基础设施结合到这种程度时，人类该如何鼓励创新，又如何看待第一个太空资本帝国的崛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金钟

2026年上半年的金融市场，可以用“疯狂”这两个字来形容，暴涨暴跌比比皆是，如果你在合适的时点买入了合适的板块或概念，那么短时间内股价翻个几倍也属平常。相对的，如果恰好买入了不被资本看好的老登股，即使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一天之内暴跌三四成也不稀奇。

金融市场以外的实体经济也不乏如此冰火两重天的例子。一方面是无数的造富神话，美国脸书以亿万美元年薪疯抢AI人才，因内存价格暴涨而利润猛增的韩国海力士给员工发放几十、上百万奖金；另一方面，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大公司以AI的名义宣布大规模裁员计划，动辄几千几万的员工丢掉工作，连占据全球垄断地位并在AI投资中占据先机的微软和脸书这样的超级大公司也不例外。

接近年中，美国人工智能和太空火箭行业的几家巨头企业已开始上市冲刺。6月中旬，马斯克的火箭公司SpaceX即将第一个上市，造就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万亿富翁。随后即将上市的Open AI及Anthropic，几乎已笃定将再创造出一大批亿万富翁。可以想象，到时媒体和社交平台必然又是一场造富的狂欢。

而另一边，平价超市巨头沃尔玛在今年五月的财报会议上，公司高管们指出美国年收入10万美元左右水平的普通人正处于精打细算的消费降级阶段，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前往廉价超市购物。根据2025年的统计，60%以上的美国家庭年收入不足10万美元。也就是说当美国股市正在制造几百个超级富豪的同时，消费降级的浪潮已覆盖近两亿美国人。

从个人投资的角度来讲，很多人今年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投资回报，早已大幅减少仓位，等待金融市场的下一波浪潮。但离开金融市场的烈火烹油，美国贫富分化加剧带来的社会割裂、矛盾加深的政治风险，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从宏观的角度，有一张图可以非常直观地解释这个现象。

上图是美国公司利润在GDP的占比变化图，可以看到美国公司利润在经济中的份额目前已接近过去近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方面可以视为股票市场背后的公司基本面相当不错，利好社会中的股东阶层；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当前分配制度下，资本在经济这块蛋糕中切走的部分也越来越大，对于主要依靠劳动收入的普通家庭来说，他们分到的蛋糕份额却越来越小。

越来越多的人群量入为出，甚至需要依靠信用卡债务才能维持生活，哪有余钱投资股市，自然也就享受不到红火的股市红利，因此和高收入阶层距离越来越远。当财富越来越向上集中，底层被抛下的人群规模越来越大，社会矛盾剧烈爆发的风险也在逐渐积累。

美国近几十年的历史上发生过类似情况。从上面的图里可以看出，上一次资本在美国经济中占有的份额达到与今天的水平相当，还是上世纪60到70年代。当时的美国也有不少社会矛盾爆发的迹象：民权运动中的暴力冲突，反战运动中的校园争夺等等，当时为了缓解社会政治矛盾，除了通过民权运动对底层人群做出让步之外，美国还建立了老年健保制度（Medicare）和低收入医疗保障制度（Medicaid）来对中产和底层人群进行转移支付，提高福利保障。今天这两个医疗保障项目每年要耗费近2万亿美元的政府开支。如此巨额的转移支付不仅出现在美国，欧洲类似的福利支出在政府预算中的占比还要更高。

美欧在60年前建立的这些巨额转移支付项目，确实给很多普通家庭提供了相当程度的兜底保障，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作用巨大，让西方国家内部得以稳定度过冷战时期。

60年后的今天，美国资本占有的蛋糕份额已超过当年最高水平。但是，今天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也已远远超过60年前的美国。2026年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增长到39万亿美元，连维持国债利息支出都勉强维持，根本没有任何能力通过一个新的万亿以上规模的转移支付政策来复制60年前的成功。

这个困境，美国上层的政策制定者自然心知肚明，特朗普2025年的全面关税政策和当时各种要用关税收入来给全民发钱的言论悠然在耳，可以说也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冒险尝试。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去年刚上任时还发表过华尔街需要让利给普通人和实体经济的言论，现在他们早已绝口不提。

如果美国的决策者不能为当前的社会贫富差距提供一个解决方案，那么被资本分走蛋糕的人群迟早会主动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上一次美国普通人让资本和建制派政治精英们震惊的时，刻就是2016年选上特朗普。彼时全球化的浪潮看似势不可挡，建制派的总统候选人赢下大选的几率貌似十拿九稳。当时没人会相信十年后的今天经济全球化正在大规模退潮中。

但是特朗普以减税和关税为主的解决方案并没有给美国普通人任何解决问题的希望，他全力推动的人工智能反而会将贫富差距推进一大步，将更多从事服务业的白领中产阶级也推入到被时代抛弃的群体之中。当千百个接到裁员通知书的普通人看到公司股价由于裁员新闻而暴涨，他们的愤怒和失望将产生怎样的后果，这样的政治风险又将在什么时候传递到当前鲜花似锦的股票市场上，这是值得所有严肃的长期投资人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