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济观察报 ，作者：郑淯心

2026年6月15日，一场关于12900元毛巾欠款的官司，在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开庭。

官司的主角——被告西舍咖啡，是国内精品咖啡鼻祖、连锁品牌Seesaw的运营方。

原告淮安创丝达纺织有限公司（下称“创丝达”）则是西舍咖啡的毛巾供应商。

如今，供应商的欠款、员工的薪资、门店的房租……一张庞大的债务网，将这家曾经的精品咖啡明星拖入了破产程序。

窄门餐眼数据显示，这个估值一度达到10亿元的精品咖啡品牌，如今已从顶峰的135家门店减少至34家。

天眼查数据显示，西舍咖啡作为失信被执行人，涉案总金额达1037.99万元。该公司大股东、董事长吴晓梅已被限制高消费。

2026年3月11日，上海市长宁法院裁定受理西舍咖啡破产清算案。法院裁定书显示，西舍咖啡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名下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

自2012年在上海愚园路开出第一家门店，Seesaw将精品咖啡豆、手冲咖啡等理念带入市场，被咖啡师们称为“黄埔军校”，是国内精品咖啡赛道首个获得融资的品牌。

从10亿元估值到被破产清算，Seesaw的14年经历了什么？

进入破产程序

创丝达相关人士向经济观察报讲述了该公司与西舍咖啡之间从牵手到对簿公堂的过程。

该人士称，双方的合作始于2018年，一直按月结算货款。其中一个变化发生在2022年，西舍咖啡要求供应商必须提供发票，才能结款。由于毛巾属于低单价产品，创丝达经常在货款累计满1万元后才开发票，再申请结款。

自2024年底开始，西舍咖啡的货款，结不出来了。西舍咖啡的对接人曾表示2025年春节后再付款，但年后就更换了对接人，新对接人称，公司无力支付款项。2025年，该对接人也离职。

上述创丝达相关人士表示，据其了解，目前西舍咖啡拖欠了多家供应商的款项，已无力偿还，相关债权正在处理中。

经济观察报采访了解到，上海碾盘贸易有限公司为西舍咖啡提供屈臣氏苏打水，被拖欠款项5万多元。该公司工作人员说，尽管他所在的公司在二者的官司中已胜诉，但仍未收到款项。2026年初，他们申请强制执行，但目前已无法与西舍咖啡相关人员取得联系。

为西舍咖啡提供标签和纸箱的上海乐其印刷有限公司相关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更早的2024年9月就没有再收到付款，被拖欠的总款项为50多万元。

上海酥元安装服务公司相关人士称，为西舍咖啡提供门店维保服务，被拖欠款项5万余元，也是自2024年底起就没有再收到付款。

目前，西舍咖啡已处于破产的流程中。

国内资深破产律师、北京强国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明强称，法院受理破产清算案，并不意味着最后西舍咖啡会被破产清算，因为在司法破产程序过程中，企业可能发生重整，也可能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如果成功，企业可以盘活存续；只有企业没有重整价值，双方无法达成全面和解，才会导致企业被清算。整个过程可能会持续数月到数年时间。

记者注意到，东北地区有加盟商在经营3家Seesaw门店。该加盟商人士称，他们的门店是独立的经营管理模式，品牌方的资金问题不会牵连到门店，目前门店的物料供应都正常。该加盟商称，其与品牌方签订了合同，拥有商标使用权，“目前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我们按部就班经营，产品菜单也没有发生变化”。

象牙塔与高光时刻

Seesaw的故事始于2012年。

第一家门店开在了上海愚园路433号，隐藏于弄堂里的静安设计中心。

Seesaw取英文“跷跷板”之意，旨在体现追求咖啡“酸甜苦香醇”五味平衡的品牌理念。

品牌创始人宗心旷曾解释称，在动态中寻求平衡的跷跷板，代表了他们对精品咖啡的认识。

同为创始人的吴晓梅对第一家门店选址的解释是“因地制宜”。初创品牌拼不过星巴克的核心位置，但设计中心里聚集了大量需要用咖啡提神的创意人群和都市白领。Seesaw以低成本找到了目标用户，年轻的氛围与咖啡文化自然契合。

在许多咖啡爱好者和咖啡师心中，Seesaw也曾占有一席之地。

2017年，赵川从一家公关公司离职，想转行做咖啡。在网上搜了一圈相对冷门的精品咖啡品牌后，他最终选择了Seesaw。入职后，他才理解为何这个品牌被业内称为“黄埔军校”。

Seesaw的培训体系分两块：理论部分在总部的学院进行，由资深咖啡师讲授咖啡知识和文化；实操部分在门店，给新入职的咖啡师配备师傅“一对一”指导。

“像村里人学手艺，师傅会一直陪你到考过为止。”赵川回忆称。

尽管这个体系投入大、时间长，却把咖啡制作的手艺变成了可传授的文字化教材。这在当时成为国内精品咖啡领域的先锋。Seesaw的标准化程度，高到不同门店之间可以无缝支援。“问一下物料放在哪，咖啡师能直接上手。”赵川说。后来他逛其他咖啡店时，常常能从操作流程中认出谁是从Seesaw出来的，十之八九他都能猜对。

2018年，赵川被分配到Seesaw上海一家旗舰店当店长。他发现，早期Seesaw的门店有很大的灵活性：店长可以参与招聘，门店在品牌大文化下有自己的“小文化”。

赵川所在门店有一个会插花、会画画的女生，店里的海报和花艺都交给她打理。她每次出品都很有个人特色，客人甚至会专门来拍照。这种发挥个人特长的情况，在当时的Seesaw是被鼓励的。

赵川称，公司每月会给员工发免费咖啡券，叫“包养券”。这本是员工福利，后来被咖啡师们用来维护客情：遇到聊得来的老顾客，送一张；遇到售后问题需要处理，也送一张表达歉意。

正是这些细微的连接，让咖啡师与顾客变成了朋友。

正如品牌名“Seesaw”可以拆解为“See what we saw”，意为“看见我们所看见的”，这意味着品牌希望与顾客分享咖啡的视野和理念，就像跷跷板两端的人能互相看见、彼此互动。

“早期的Seesaw吸引了很多各行各业的人。”赵川说，他们是凭着一腔热爱在做这件事。

2019年—2020年在Seesaw工作的咖啡师陈远，也印证了这种感受。无论有无经验，刚入职的咖啡师都必须经过内部咖啡学院的系统培训，初级培训为期3个月，从咖啡基础常识到萃取、制作、拉花，层层考核。陈远所在的门店，熟客群体固定，咖啡师会记住客人的名字和喜好。

在广东有多年精品咖啡从业经验的方旭，于2020年5月入职Seesaw。方旭记得，新员工需要准备一份自我介绍，到总部办公室向核心管理层展示。他作为一个还在面试阶段的咖啡师，当天下午就旁听了一场由宗心旷主持的内部会议，涉及经营数据。会议结束后，同一批高管又留下来听他讲PPT。

宗心旷对他的个人爱好很感兴趣，会后主动提议在门店空闲时为他办一场分享会。“他会考虑怎么为每个人的发展想办法，这很特别。”方旭说，当时公司内部有一个名为“剑玉小报”的论坛，员工可以发帖，宗心旷会直接回复。

彼时，国内本土精品咖啡尚处于萌芽期。作为国内初代精品连锁咖啡代表，Seesaw很快成为资本关注的焦点。2017年6月，Seesaw获得百福控股、沃生投资合计4500万元融资，成为国内精品咖啡赛道首个获得融资的品牌。

转折点

几位Seesaw早期员工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创始人宗心旷与吴晓梅两人分工明确：宗心旷主导产品、门店和品牌文化，吴晓梅负责人事、财务和法律等后勤事务。

曾任Seesaw核心管理团队的江源，感受到一些变化：一方面是早期员工形成的“象牙塔”式环境，大家带着纯粹的咖啡初心工作，后台岗位几乎都由前台咖啡师转岗而来；另一方面是盈利的压力。

江源回忆称，2020年年中，吴晓梅开始接手，局面很快发生变化。2020年下半年，团队调整了产品结构，开始重点推出创意咖啡，打开了外卖渠道，运营起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2020年底，大部分门店已扭亏为盈；2021年全年，单店日均营业额峰值超过1万元，全年门店营收约2亿元。电商零售额从2020年的600万元增长至2021年的3000万元。江源用“巅峰”一词来形容这一年。对于上述经营数据，记者尚未获得相关方面的回应。

2021年，在喜茶投资Seesaw前夕，宗心旷将其持股转让给了吴晓梅，Seesaw的法定代表人由宗心旷变更为吴晓梅。

2021年7月，喜茶领投的A+轮融资落地。同年下半年至2022年初，黑蚁资本、基石资本等明星资本进入，See－saw的品牌估值达10亿元。密集的融资带来了Seesaw品牌史上最高的搜索热度和认知度。

记者向百福控股方面发去包括Seesaw换人等问题的采访提纲，对方称不方便对外发表评论。记者也向喜茶、黑蚁资本等机构发出采访提纲，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复。

但一线员工对内部的变化更为敏感。

赵川感受到了产品线的转向。此前，Seesaw的菜单以传统意式咖啡和手冲咖啡为主，咖啡师的核心工作是调磨、萃取、拉花，每一杯咖啡都依赖手工技艺。2020年下半年开始，Seesaw推出了一些创意特调，将咖啡与水果、气泡水、糖浆结合。这类产品的制作不再依赖咖啡师的拉花技巧，更多是标准化配方下的原料组合。到2021年，特调产品的占比越来越高，上新的频率也从一年几次，变成每个季度都有新品。

“分不清自己是奶茶店还是咖啡店。”赵川说。对于早期因热爱手工咖啡而加入Seesaw的咖啡师来说，这种转变让他们感到失落。“包养券”先是改为线上发放，后来逐渐消失。门店的摆设开始按照统一标准执行，最直观的感受是氛围变了。

赵川在2021年选择了离开。

江源表示，2021年，很多老员工陆续离开。Seesaw空降了很多来自麦当劳、百胜、星巴克等大企业的高管，每个人的经验不同，对公司该走什么路线的判断也不同。

江源表示，根据他掌握的数据，2022年底，Seesaw门店数量突破了100家，但单店日均营业额从峰值一万多元跌至四五千元，外卖占比从20%至30%猛增至60%至70%，部分门店甚至高达90%。外卖占比高意味着毛利率下降。

滑落

2023年，咖啡行业爆发“价格战”——瑞幸与库迪一度将现磨咖啡的单价打到9.9元，也从外部急剧压缩了精品咖啡的生存空间。

吴晓梅曾公开表示，疫情3年，Seesaw年均销售增长率为220%，外卖和线上零售贡献各占30%。她提出要做“咖啡界的lululemon”，不加入下沉市场价格战，坚持“精品化”路线，专注华东地区。

但从2023年起，Seesaw开始大规模关店。2024年至2025年，Seesaw陆续退出杭州、苏州、郑州等市场。

王硕见证了Seesaw北京市场从二三十家门店锐减至首创大厦一家的过程。王硕表示，2024年，他就发现店里供货出现问题，冷冻食品最先断掉，后期只有杯子、咖啡豆和牛奶还能发货。

2024年，Seesaw启动了加盟模式。同一年，Seesaw陆续出现工资发放延迟、社保断缴等问题，部分中高层离职，一些门店开始陆续裁员。

在Seesaw逐步滑落的这几年，精品咖啡赛道的竞争格局也在发生剧烈变化。Manner从2021年的约300家门店扩张至超过2500家，成为平价精品咖啡的代表。MStand的门店数突破500家，主打空间体验。

未来的Seesaw会怎么样，记者拨打吴晓梅的电话，始终没有获得接通。

赵川偶尔还会和以前的同事聊起Seesaw，更多是一种复杂的情绪。他说：“Seesaw早期做的事情，对行业是有贡献的。它是一个先驱，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Seesaw不是没有机会变好，只是过程中选错了路。”王硕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远、方旭、江源、赵川、王硕系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济观察报 ，作者：张英 张铃 刘晓诺

5月31日下午，芝加哥，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会场坐满了上万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医生、医药研究者，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科主任陆舜站上讲台，报告了一款中国创新药物的最新临床试验数据。这是历史上第二位站上ASCO全体会议讲台的中国医生。

ASCO被肿瘤学界视为最高殿堂，它是最有营养的会议，全球最新、最好的肿瘤研究成果都会在此接受赞美和审视。

陆舜在会上难掩喜悦：“我相信未来中国的药物研究，能够像新能源汽车一样，逐步成为一个引领者。”

中国的新药研究确实在不断崛起，中国医生也已成为全球医疗界不容忽视的科研力量。2026年被选入ASCO的中国研究成果创下新高，参会的中国医生也肉眼可见地增多，有人开玩笑说，ASCO上一半是中国人。

而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这一切都不可想象。那时在这样的国际会议上，中国医生是沉默者，他们满怀羡慕地学习海外同行如何做试验。

勤奋，是中国医生常被提及的特质，他们的进步速度飞快。起初他们只能做小规模的跟随式研究，很快他们开始大规模地研究什么样的中国新药不比进口药差，现在他们研究的是什么样的药比进口药更好，正是这些硬碰硬的研究助推他们登上国际舞台。

走向国际不仅是传递自己的声音，中国医生也在积极接触欧美药企和患者，洞察对方的需求。他们也乐于汲取来自其他国家的最新临床发现，他们或许是院士、学科带头人，但在会场上，他们又像是渴求新知识的学生，手拿一杯咖啡提神，甚至顾不上吃饭，每天在背包里放几个面包充饥。

从旁听到拿下发言权

航天中心医院肿瘤中心名誉主任、国家癌症中心原副主任石远凯还记得第一次去参加ASCO的情景，那是1997年，他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那时去参会的中国医生很少，即便去了也只是作为“学生”听会、学习，没有发言权。

由于鲜少有中国同行参会，参会的中国医生常被国外同行询问：“您是日本医师吗？”

中国医生作为首席研究者（Lead PI）在ASCO上首次拿到发言权要等到2010年，时任解放军第八一医院副院长秦叔逵向大会口头报告了一项晚期肝癌治疗方案的国际多中心研究数据，探讨含奥沙利铂化疗方案在亚洲晚期肝癌患者中的治疗效果，这一方案最终为亚洲患者带来了新希望。

此后，张力、叶胜龙、郭军、马骏、石远凯等知名肿瘤医生都先后被邀请至ASCO作口头报告。不过，早期医生们主要分享的是，针对中国高发瘤种，在传统国外化疗药基础上进行改良后的治疗方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回忆，那时去参加国际会议，欧美专家都在兴致勃勃地介绍创新药临床研究，而中国医生只能介绍中国临床实践现状。她曾感到有些窘迫。

现在沈琳已经主导了近百项国际国内临床研究，但2015年之前，中国几乎没有自己的创新药，临床研究基本由国外主导。那时沈琳特别希望能参加全球临床试验，学习临床试验该怎么做，为无药可救的病人寻找新的治疗方法。

然而这样的机会特别少。“要参与这些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医院报名是没用的。关键是医疗机构要有国际影响力，跨国企业才能选择你。当时在中国也就只有北京、上海、广东的几家医院符合条件。”沈琳说。

“在参加全球II-III期临床研究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比如临床研究解决的临床问题是什么，实施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试验质量控制、中外患者之间的差异、结果如何分析、会怎么改变临床实践等等。”她介绍道。

直至2015年后，随着中国创新药产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医生开始越来越多地作为Lead PI在国际顶级医学会议上报告中国创新药物的研究进展。

石远凯回忆，第一次站在国际舞台上既激动又紧张，台下的听众绝大部分是欧美人，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语言，他的第一外语是日语，英语则是自学的。

在小分子靶向药之后，中国创新药企在抗体药物、Car-T、ADC等领域快速追赶，越来越多的中国医生能够带着不输国际同行甚至领跑的研究成果走向国际。

“有人开玩笑说，‘ASCO会场里快有一半是中国人了’。这当然是夸张了，但中国人的确非常多。”石远凯说，现在中国医生去ASCO不再只是听会，而是带着任务去，要去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示自己的研究数据。

不仅是ASCO，在近几年的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世界肺癌大会（WCLC）等国际顶尖会议上，几乎每个报告时段都有中国医生的身影，如果一个国际大会缺了中国研究数据，反倒让人觉得不习惯。

与全球患者打交道

作为一名青年医生，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医师邱海波已经领导了10多项临床研究，他多次带着研究成果参加ASCO，ASCO也在带给他新的临床理念。

2024年，他在准备PPT报告时，发现ASCO给的指导手册上写了一句话：Don’t Blame Patients（不要责怪患者）。例如，ASCO建议报告中不要写“6例患者对研究药物无应答”，应改为“研究药物在6例患者中未产生应答”。

这让他很吃惊，患者对药物无应答这种说法非常常见，但很多医生很难意识到这是对患者的不尊重。回想起自己的临床工作，也会时不时批评患者不遵医嘱等。在那之后，邱海波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与患者的交流方式。

比如，有时医生已经明确告诉患者“什么都能吃”，但患者还是会反复追问鸡蛋、牛肉能不能吃。这种情况下，医生很容易情绪上头，脱口而出：“不是说了什么都能吃吗，怎么还在问！”而邱海波现在会这样回应：“其实什么东西都能吃，所以不用再具体列举某种食物。”换一种语气，患者的体验感就会好很多。

近两年来，邱海波的工作量每年递增10%—20%，但他依然坚持尊重每一位患者，结果是门诊看得越来越细致，下班时间也越来越晚。

在参与国际会议期间，海外患者群体也在给他能量。

在今年的ASCO上，他的一项关于SDH缺陷型胃肠间质瘤的研究受到一位美国老人的关注，他惊讶地发现这位老人虽不是医生，但对SDH缺陷型胃肠间质瘤这一罕见病的了解程度与医生相差无几。

这位老人是美国患者组织生命孤舟（The Life Raft Group）的创始人，他的女儿曾患上SDH缺陷型胃肠道间质瘤，在20多年前去世，此后他一直关注这一疾病。他创立的生命孤舟不仅收集了全球数千名患者从确诊到治疗及预后的全生命周期数据，还积极向大药企、财团募资，将资金投向多家研究室以支持新药开发，也经常组织患者、医生一起参与徒步活动以增进交流。

邱海波领导的上述研究已经进入三期试验，是全球进度最快的，不过目前仅在中国开展，这位老人希望与他交流最新临床发现。“他的女儿已经去世20多年了，但他竟然愿意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这个疾病领域，我觉得他是非常高尚的，既平凡又伟大，让我非常感动。”

牵头过多项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沈琳，已让一些国外患者用上了中国创新方案。

作为较早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中国医生，沈琳回忆，过去基本是与跨国药企合作，近几年才开始与国内企业合作。她认为，这一变化主要源于中国药企越来越具有国际视野，同时，在资金上，中国药企相比以前更有支撑全球临床开发的实力了。

在牵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时，中国医生考虑的不再只是中国患者，而是要洞察不同国家患者的临床需求。

沈琳的专长是消化道肿瘤，这种疾病在亚洲高发，但在欧美等地区发病率相对较低，Lead PI需要在设计时考虑各地患者特征以及临床实践的差异。

“我们设计的药物和方案，必须比已有的标准治疗方案有优越性。有些研究是我们在中国已经先做了I-II期研究，试验数据显示了前景，并通过前期试验建立了不良反应防治预案。”沈琳说。

沈琳感受到，与只在国内开展临床试验不同，牵头国际临床试验除了制定方案和执行外，她和团队还需要助力临床方案在海外的推广，ASCO等国际会议便是个好契机。此外，她和团队还曾专门去韩国、日本、巴西、西班牙等多个国家推动国际多中心研究。

在今年的ASCO上，沈琳与海外多家生物科技公司进行了交流，建立了合作意向。沈琳感到，现在不少外国药企愿意到中国做临床试验，他们相信中国研究者在疾病认知、临床试验上的水平，也认可研究数据的可靠性。

持续进化

自1992年起，石远凯就开始做临床试验，见证了中国多款重要药物的诞生，也经历了中国新药研发链条的持续进化。现在，新药临床试验参与医院的数量在100家以上已经是常态，但在10多年前，他做埃克替尼临床试验时，20多家参与医院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

在中国医院提升临床试验能力的同时，中国新药研发标准也在发生巨变，石远凯总结为从“证明不比它差”演变为“证明比它更好”。

埃克替尼是第一代EGFR-TKI抑制剂，作为中国第一款自主研发的小分子靶向抗癌药，埃克替尼的上市标准是，疗效和安全性不比进口药吉非替尼差，当时的预期主要在解决患者的用药可及性上，让中国患者用上价格更低的药物。

这种不劣于进口药的路线被业界称为me-too，它确实让更多中国患者能够用得上药，但也造成大量研发资源的浪费，带来同质化问题。投资人、企业与监管部门开始转向，追求me-better（更优的药物）、me-best（最好的药物）。

不仅是比进口药更好，现在中国医生还在证明，中国临床试验效率比其他国家更高。

“以前我们的药物是跟着别人跑，还跟不上，现在中国药企在双抗、ADC、三抗、Car-T等领域已经可以做到全球领先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者能在ASCO上汇报最新的研究进展。”邱海波提到，他领导的SDH缺陷型胃肠间质瘤三期临床研究，在一年内就完成了51例患者的全部入组，如果在欧美国家至少需要两三年才能完成。

中国医生被视为常加班、更勤奋的人群。6月5日凌晨2点，邱海波从芝加哥返回广州家中，休息几小时后起床上班，当天他做了4台手术，晚上8点接受完采访后他还需要赶往机场奔赴一场行业交流会。

石远凯则直接表示：“医生这份工作没有所谓的休息日。”

在勤奋的医生身后，中国患者给中国新药研发提供了最大的支持。由于人口基数的优势，在许多疾病领域，中国患者人群足够庞大，临床试验的招募难度更小。临床试验进度越快意味着新药越有可能早上市成为某个疾病的标准治疗方案，进度慢的药物可能错过最佳时机，甚至项目终止。石远凯举例说，就像PD-1单抗，都上市十几款药物了，大量在研的PD-1/PD-L1单抗不得不终止开发。

科学无国界

每年ASCO，邱海波都会与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多位同事组团参加，不过到了会场后，大家会分散开去，奔向各自关心的论坛。在论坛上交流时，研究者们没有国别和身份之分，即便是院士，面对最新的研究也会像学生一样背着背包认真听讲。

邱海波发现，尽管在多个细分领域中国的新药研究已经可以做到全球领先，但在0—1的研究上、在临床研究的质量上还有学习的空间。

以今年ASCO上一项前列腺癌新辅助治疗研究为例，该研究纳入了全球18个国家2109名高危局限/局部晚期前列腺癌患者，让邱海波“感到震撼”的是，这项大规模试验几近完美的数据完整度——仅有4名患者治疗前后的分子标记物对比样本存在缺失，“这个难度其实非常高，我们做研究，哪怕总受试者仅40例，如果只有4例没拿到我们都觉得质量很高了。这种临床研究的质量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全体起立鼓掌，代表了这些研究者内心的感动、喜悦，真的是全人类的进步，不只是某个国家，我觉得科学就应该是这样子，是惠及全人类的事情。”邱海波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济观察报 ，作者：张铃

2026年5月29日至6月2日，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在芝加哥举行。

在这个全球最重要的肿瘤学术会议上，中国医生成为会场里最受关注的群体之一：他们主导的口头报告和快速口头报告达到95项，仅最新突破摘要（LBA）就有13项，创下历史新高。

这些站上国际讲台的中国医生，展示的不再仅仅是中国的研究数据，而是中国原研药物直接挑战K药（帕博利珠单抗）、奥希替尼等国际金标准的临床证据。

这种盛况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作为中国医生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亲历者之一，航天中心医院肿瘤中心名誉主任，国家癌症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副院长、内科主任石远凯对此感受尤深。今年，他有两项研究同时入选LBA。他记得，30年前他第一次参加ASCO年会时，中国医生参会的目的是去听会、学习。“那时候我们只是‘学生’。现在，我们也能当‘老师’了。”

石远凯是中国最早投身新药临床研究的肿瘤专家之一，是中国最早进行肿瘤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临床专家。他的从业经历几乎与中国创新药的发展同步。到目前为止，石远凯作为主要研究者（PI）牵头完成的注册临床试验，已经使21个新药或者生物类似药被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在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他讲述了中国医生如何一步步走向世界，也讲述了他为何坚持参与和主导大量临床研究。在他看来，中国创新药崛起最重要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多少项研究登上国际舞台，而在于当病人一次次追问“还有什么新药、还有什么办法”时，医生终于有了更多答案。

从台下到台上

经济观察报：你第一次参加ASCO是什么时候？那时有什么不一样？

石远凯：是在1997年，当时我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

那时我们去ASCO是去听会、学习。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很多中国医生都是带着任务去的，要去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示自己的研究数据。

经济观察报：当时去参会的中国医生是什么规模？

石远凯：非常少，和现在比少太多了。那个年代，中国几乎没有研究结果在大会上展示。现在，ASCO会场里到处都是来自中国的参会者。

经济观察报：你第一次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上做口头报告是什么时候呢？

石远凯：是在2015年的世界肺癌大会（WCLC）上。我是较早在世界级学术会议上做口头报告的中国医生之一。

经济观察报：当时紧张吗？

石远凯：当然紧张了。首先是语言的问题，我学的第一外语是日语，英语是自学的。第一次站在那么大的国际讲台上做报告，肯定紧张。

我记得那次报告的是埃克替尼一线治疗晚期肺腺癌的CONVINCE研究。埃克替尼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款小分子靶向抗癌药。

埃克替尼没有在海外开展临床研究，也没有在海外上市，完全是中国自己的药和数据。那个报告，国际同行很关注，因为那时中国的研究少。台下中国医生不多，主流听众是欧美参加会议的医生。

经济观察报：当时，欧美专家会不会质疑中国的数据？

石远凯：没有。当时，大家是很认可的，觉得中国人做的工作很棒，问的都是非常友好的问题，想多了解中国的情况，没有苛刻的提问。

经济观察报：最近两三年，中国创新药在一些领域已进入全球第一梯队，国际同行会变得更挑剔吗？

石远凯：没有。参会者讨论问题是很坦诚的，提问题主要基于研究本身，以学术为中心。大会的听众来自全世界，所以氛围一直都是友好的。这几年我在ASCO都有口头报告，我的感受一直如此。

从“证明不比你差”到“证明比你更好”

经济观察报：你这次在ASCO汇报的是什么研究？

石远凯：今年我有两项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一线治疗随机对照试验同时入选LBA。

其中一项是新型三代EGFR-TKI艾多替尼，与奥希替尼头对头比较，治疗EGFR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患者，得出了一个阳性结果。这个研究在整个会议上引起了不小轰动，因为它是全球第一个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超过经典药物奥希替尼的研究。

经济观察报：和奥希替尼做头对头并不容易，在启动研究时，你会有担心吗？

石远凯：当然有了，我们的临床试验只有做出优效结果才是成功，否则就失败了。另外，是药三分毒，毒副反应出来了，要怎么把控、怎么处理，这都是需要经常面对的问题。

但也正因为这样，当看到病人真正从新药中获益时，会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经济观察报：像艾多替尼对照奥希替尼这样的试验，在十年前，中国有能力完成吗？

石远凯：十年前确实不容易，当时原研药在中国的价格都是非常贵的，而那个时候中国制药企业的经济实力和现在是没有可比性的。当年作埃克替尼注册临床试验ICOGEN研究时，对照药选择的是吉非替尼，买吉非替尼花了很多钱。现在很多研究直接和奥希替尼、K药等国际标准治疗对照，虽然买这些对照药也要花巨额经费，但是现在中国制药企业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更重要的是，研发标准变了。十年前，中国缺乏国产创新药，很多研究做的是非劣效试验或者等效试验，比如埃克替尼对比吉非替尼、汉利康对比美罗华，只要证明“不比它差”，就能上市，使患者能用上价格更低的药物，解决用药可及性问题。现在不一样了，像艾多替尼对比奥希替尼，不仅要证明有效，还要证明比现有标准治疗效果更好。

现在，很多实体瘤的一线标准治疗已经是免疫联合方案。新药想获批，就必须证明自己能进一步改善疗效。以我们这次入选LBA的研究为例，不仅要看无进展生存期是否改善，还要看总生存期是否获益，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监管部门批准上市，这是硬碰硬啊！

经济观察报：最终试验证明新药并不优于对照组的情况多吗？

石远凯：有，现在有的研究最后没有获批上市。比如有些药的无进展生存期相较对照组已经显示出优势，但总生存期没有优势，最终还是过不了关。

肿瘤新药研发本来就是九死一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有统计，从I期临床试验走到最终获批上市，成功率只有5%多。

最大的成就感是让病人有药可用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你会参与和主导这么多临床试验？这么多年坚持推动新药研发，什么事情最让你有成就感？

石远凯：我是医生，我最关心的是给病人找到好的治疗办法，因为我面对大量病人，也面对大量未被满足的需求。

今天上午，门诊的最后，进来一位晚期肺鳞癌病人家属，她坐在我对面，反复问我一句话，“还有什么新药？还有什么办法？”可这位患者的治疗选择已经非常有限，有效的药都用过了。我只能告诉她，现在确实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病人来找我，希望我能给一个方案，我却没有办法，很无能为力。如果你每天面对这样的病人，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做临床试验。就是想要解决病人的问题，多一个治疗选择，病人就多一份希望。

这么多年下来，我最大的幸运，就是病人的治疗选择越来越多了。很多过去根本治不了的晚期肿瘤病人，现在能活五年以上。归根到底，对医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给病人找到治疗办法。如果手里没有武器，医生怎么当？

经济观察报：这些年，你直观感受到的病人获益是什么？

石远凯：这几年，中国病人已经享受到了全世界最新、最好的治疗。比如三代EGFR-TKI，国外长期只有奥希替尼，而中国有很多种同类药物，并且又便宜又好，很多都进了医保。再比如抗体偶联药物（ADC），中国也有很多了，国外患者没有这么多药可选，中国肿瘤病人的治疗选择越来越多。

我们国家在使老百姓病有所医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过去，有的进口药上市的时候，一个月的药价是好几万元。让我特别欣慰是，这些年，中国本土制药企业研发上市的新药越来越多。药多了，价格降下来了，进口药的价格也跟着下降了。

中国数据为何开始影响世界

经济观察报：很多国际同行觉得中国临床研究入组特别快。能快到什么程度？

石远凯：这很难直接比较，但有一个关键优势：中国患者人群基数大，而且某些疾病的基因变异率显著高于西方。以EGFR突变阳性肺腺癌为例，在中国晚期肺腺癌患者中，有40%—50%存在EGFR敏感突变，而在西方只有10%—15%左右。这意味着，同样寻找100位符合条件的患者，中国可入组的人数可能是西方的3—5倍。

经济观察报：入组快，对新药研发来说意味着什么？

石远凯：如果我这边病人都入组完了，你那边还没开始入组，你怎么竞争？药物研发是有时间窗口的，一旦前面的药成为标准治疗，后面的同类药开发难度就会大幅增加。

临床研究入组慢，就意味着可能错过最佳时机，甚至项目终止。就像PD-1/PD-L1单抗，已经上市十几款药物了，后面在研的同类药物就不得不终止开发。

经济观察报：有人觉得，虽然中国同类药物多，但多数仍是跟随式创新。

石远凯：不能这样简单看。一个新药是开辟新治疗领域，还是优化现有治疗，这是两种不同的定位。全球药物研发的规律是，一个成功靶点往往会出现多款药物，国外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

多款药物同时存在对患者是好事。以三代EGFR-TKI为例，整体疗效都挺好，但不同患者对不同药物的耐受性不同。有的患者用A药不耐受，换用B药后却能很好耐受并取得疗效，反之亦然。药物多样化，才能让不同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经济观察报：从医生角度来看，过去十年中国药企进步最快的是什么？

石远凯：是整个研发链条的能力，尤其临床阶段。埃克替尼做注册临床试验时，20多家医院参加，大家就觉得很多了。现在，100家中心参与一个临床试验已经成为常态。规模上来后，对临床试验的项目管理、组织执行和质量控制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济观察报：在中国创新药崛起的过程中，中国医生和中国药企之间是什么关系？

石远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

经济观察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医生扮演了什么角色？

石远凯：中国医生临床经验丰富，而且非常勤奋，医生的工作没有休息日。

医生身置临床一线，最了解患者需求，最了解什么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临床医生对于新药研发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新药的临床开发策略和临床试验的适应症选择，医生都给了很好的建议。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国际同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重视中国的临床研究，把中国看做一个强大的对手？

石远凯：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生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如果一个国际大会完全没有中国数据、中国学者，大家会觉得这个会议不全面。

过去我们可能更多是做一些规模较小的、追随式的研究，但现在，从高质量的“me-too/better”药物，到双抗、ADC等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原创疗法，中国在很多领域已进入第一梯队，所以能吸引欧美药厂花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来买一款药的权益。

经济观察报：未来癌症有没有可能像高血压、糖尿病那样，成为一种可控的慢性病？

石远凯：这是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的趋势。

过去十多年，像淋巴瘤、肺癌、乳腺癌等癌种的治疗已取得很大进步。比如，晚期ALK阳性肺癌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已经超过5年。在肺癌领域，晚期患者从化疗时代不到一年的总生存期，到如今免疫治疗、靶向治疗时代已经延长至两、三年以上。

当然，也有一些肿瘤治疗进步比较慢，比如胰腺癌。就像赛跑一样，有些肿瘤已经跑到了前面，有些肿瘤还在后面。但整体来看，肿瘤治疗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这些年，药物研发很快，每年都有新成果。我相信，在不遥远的未来，很多过去难治的肿瘤都会有明显改观，包括胰腺癌这样既往治疗效果不好的肿瘤，在未来几年都会有显著的突破。再过几年，整个肿瘤治疗一定会是另外一个天地了。所以，我经常鼓励我的病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