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虎嗅科技组

作者|陈伊凡

编辑|苗正卿

头图|视觉中国

落后，有时能变成一种优势。

正如某些发展中国家从未铺设过铜缆电话线却直接跨入了5G时代；正如一些新兴市场直接跳过了信用卡支付，从现金步入移动支付时代。

2026年开年发生的故事，正在给这个判断提供新的论据。那些在软件时代步履蹒跚的行业，往往拥有跳过中间阶段、直接跃入AI的“特权”，比如医疗、

OpenAI 斥资1亿美元收购数据清洗公司 Torch 并发布“医疗全家桶”；被誉为“医疗界ChatGPT”的 OpenEvidence 完成新一轮融资，估值飙升至120亿美元；Anthropic 紧随其后宣布接入核心医疗数据库。大洋彼岸，中国大模型独角兽百川智能，几乎在同一时间推出了 Baichuan-M3 Plus，宣称将幻觉率降低至 2.6%——这一数据不仅低于 OpenEvidence，更触达了全球最低水平。

这延伸出两个问题，不同科技巨头布局医疗搜索的目的和策略是什么？另外，当巨头向医疗AI搜索下手时，初创公司的出路在哪里？

“只要市场规模大的ToC应用，大模型公司未来都会做。”这已经是AI圈的共识，除了医疗，过去的故事都在证明这个论断，例如炒股、社交、电商、娱乐和游戏。这似乎是一个AI创业中，残酷的“宿命论”。

不过，医疗是一个不容许大模型“犯错”的行业，其对数据质量的要求极高，并且需要零幻觉。在这方面，OpenAI等这些巨头的体量优势，未必能够转化为胜率。

UpHonest投研团队曾经在和虎嗅交流时就表示， AI时代的搜索将变得更加碎片化，未来每个人可能会有自己的AI搜索引擎，全新的生成式AI搜索引擎将紧密契合目标用户的“心智模式”，投资人、律师、医生的思维模式各不相同，信息获取模式、目的和决策思维各有差异，这些不同和差异就是生成式AI搜索引擎创新的机会。

医疗搜索正是在AI时代下衍生出的生意，只是这个生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

医疗搜索：一个隐秘的AI富矿

在过去的大半年时间，我们一直在关注一些未被软件“吞噬”的行业，如何直接跃入AI，但并非所有的数字化渗透率低的行业，皆有这样的机会。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数字化洼地”都是黄金。一位资深的工业 AI 创业者曾向我打过一个精妙的比喻：改造传统行业，就像是要给一辆正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汽车更换引擎。这事能成，必须满足两个苛刻的前置条件，第一，这辆车本身必须具备现代工业的骨架，不能是马车；第二，油箱里必须有足够的燃料，能支撑它在换好引擎后继续狂奔。

换句话说，只有那些“体量庞大到不得不改”且“拥有丰富高能燃料”的行业，才配得上 AI 的深度改造。

医疗，正是那个完美符合所有特征的唯一的标的。

这个行业充满了“悖论”：它的体量大得惊人，拥有丰富的数据，但在核心诊疗环节，其数字化程度却低得令人发指——繁琐的流程、纸质的单据和互不相通的信息孤岛随处可见。传统医疗受限于人力，无法突破高质量、低成本和高不可及性的“不可能三角“。

根据 RBC Capital Market 的统计，医疗行业贡献了世界上30%的数据量。根据 IDC 发布的《数字化世界》报告预测，医疗健康数据正以 36% 的复合年增长率爆发式增长。随着电子病历的普及、可穿戴设备的爆发以及合规要求的升级，这些海量且复杂的医疗数据，正在成为训练下一代高智商 AI 模型不可或缺的“燃料”。

从商业角度看，医疗不仅市场规模巨大，更是一个离支付最近、使用频次高、客单价高的场景。根据 CMS (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发布的官方国家卫生支出报告（NHE），2023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达到 4.8万亿美元，占其GDP的 17.6%。预计到2032年将增长至 7.7万亿美元。这是全球任何一个单一行业无法比拟的体量。

大厂的策略：争夺入口与生态布局

OpenAI 披露的一组数据：每周有2.3亿人在 ChatGPT 上咨询健康问题，日活达4000万，且70%的对话发生在诊所下班之后。这意味着，AI 已经在实质上接管了人类的“非工作时间医疗咨询”。这意味着医疗已经是一个高频的使用场景。

高频，意味着流量入口和用户心智，这背后蕴藏丰富的商业想象，例如支付、保险等。

但正如我们在最开头提及，由于医疗行业对数据的苛刻要求，巨头不一定具备这方面的优势，在医疗上，谁能拥有最全且准确的数据集，就能获得取胜的关键。

OpenAI 推出了独立的 ChatGPT Health，允许用户将自己的医疗记录和健康应用数据接入 ChatGPT。对话记录、文件记忆与普通模型分开，且明确承诺不用于模型训练，以此解决医疗最敏感的隐私顾虑。1月13日，OpenAI宣布收购医疗科技初创公司 Torch，这家公司正在开发一种面向人工智能业界的“统一医疗记忆”系统，目标是将分散在不同厂商、不同格式中的患者健康数据统一整合到自己的平台中。

1 月 11 日，Anthropic 在 J.P. Morgan 医疗大会上发布 Claude for Healthcare。Claude 医疗版接入了 CMS 覆盖数据库、ICD-10 编码、NPI 注册表、PubMed 3500 万篇文献。相比之下，Anthropic更加ToB，Claude for Healthcare可以被应用到临床和保险流程中，协助医疗人员快速找到相关资讯，为临床医生节省时间。

视线转回中国市场，蚂蚁阿福（及背后的蚂蚁医疗大模型）也是面向C端，背靠支付宝庞大的生态体系，蚂蚁阿福占据了离钱和交易最近的入口。

大公司做泛、初创公司做垂

近期，百川智能正式发布新一代医疗大模型 Baichuan-M3 Plus，展示了其作为医疗大模型的能力，百川智能称，面向所有服务医务工作者的机构，免费开放M3 Plus的API形式，适用场景包括临床辅助决策、医学教育。不过我们还无法从仅有的公开资料中，窥探百川智能下一步的商业化细节和模式。毕竟，对于医疗行业而言，模型能力仅是其摸到这个行业门槛的第一步，是否能够足够了解用户、深入用户需求，建立自己独特的数据飞轮壁垒，是医疗AI初创公司生存的关键。

另一个更具有参考意义的初创公司范本或许是OpenEvidence ，为医疗垂直大模型初创公司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生存样本。相比大厂面向C端的医疗产品，初创公司则面向B端，做深做垂。

与 OpenAI 和蚂蚁阿福主攻 C 端大众不同，OpenEvidence 从一开始就只做医生的生意。其用户需经过严格的资质验证，仅面向临床医生、执业护士、药师等专业人士。这种定位决定了其独特的商业模式。

首先是获客逻辑，类似“专业版ChatGPT”。对验证过的医生免费开放，通过极致的工具体验积累高频专业用户。

其次是变现逻辑，OpenEvidence“免费增值+精准广告”。它并没有向医院收软件费，而是在拥有了全美最精准的医生流量后，引入了针对B端的精准推广（如药企资讯），实现了类似消费互联网的病毒式传播。

第三就是他们数据飞轮积累的模式，一方面，医生的每一次使用，就能够帮他们积累数据和反馈，另一方面OpenEvidence还切入了医生的刚需——继续教育学分（CME）。在美国，医生每年必须修满学分，OpenEvidence 将使用 AI 学习的过程认证为学分，这让它摇身一变，成为了美国医生的“学习强国”，极大地锁定了用户时长。

为了减少幻觉，OpenEvidence不联网，而是大规模采用美国FDA、CDC发布的免费权威信息，以及同行评审的医学文献。

在做深做垂上，OpenEvidence的另一个示例是，2025年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DeepConsult的AI Agent，被称为"数字博士研读助手"，能自主检索并分析上百篇相关研究，将平时需要人工数月综述的主题，在数小时内生成综合研究报告发送给医生。尽管每次调用的计算成本是普通搜索的100倍以上，OpenEvidence仍然免费向美国认证医生开放这一功能。有很多医生会用这个AI Agent来查找自己一辈子可能只遇到一两次的病历。

我们曾经跟硅谷风投机构UpHonest投研团队探讨OpenEvidence的模式对于创业者的启发和参考。

模型的能力，只是这类公司成功的第一步。商业化和场景化的精准变现才是核心。OpenEvidence的专业化胜过泛化，在垂直领域做深做透，而非追求大而全；其次，PLG（产品驱动增长）产品质量驱动增长策略，绕过传统 B2B 销售的复杂流程；场景化变现，将用户的专业决策场景转化为高价值的广告投放场景。

这是中国版图上，去年新开通的高铁——它们在16个省份遍地开花，串起了42座城市，囊括上亿人的老家，可能也包括你家。1月26日，正好也是一年一度的开年铁路大调图。16条线的首发，我们大都体验了一遍。今天就来给大家盘一下，它们将如何改变中国？哪些城市将因此受益？其中的“超短高铁”，都有什么讲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小锄头 ，作者：王芳

很有幸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各种机缘，和严老师神交已久，今天也是第一次网友见面。我也是很忐忑的，因为我知道这26个参考答案里有很多很厉害的武功高手，而我是最平凡最普通最没有招式的那一个。我今天是来向严老师、向各位朋友学习的。

我是带着家属孩子一起来学习的。我想起严老师写给理理的信里有提到，希望女儿能从他的各样朋友那看到、学到不同的东西。读到这一句我是很感动的，那我也是抱着这样一份初心和学习的态度来到这样一个难得的朋友聚会。

严老师让我讲讲我在教育自己的小孩时，和我父母对我的教育上有哪些差异，同时有哪些更坚定的想法。

我当时给严老师的回复是，教育是个平常到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事情，甚至平常到我们不刻意都不会意识到它已经发生过了，我需要好好觉察一下。那这几天我也有意识地去回想、去觉察。

我想先讲一个故事。

有一天读绘本，我家妹妹问我，farmer是什么意思，然后又问我“农民”是什么意思。

我被突如其来的、我觉得显而易见的、不成问题的问题问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给眼前这个孩子，比我小35岁的孩子来解释我再熟悉不过的暂且称作“名词”的词。我告诉她，你的爷爷奶奶，王爷爷王奶奶都是农民，我们吃的米面都是农民种出来的。

我家妹妹的这个问题触发了我的思考，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

我和我家妹妹，一个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北农村，一个出生在21世纪的大城市；我小时候生活的场域里眼之所及都是农民，如果有同学的父母是老师、医生、经商或是其他，是我们羡慕的“铁饭碗、有钱人”家的孩子；妹妹生活的如今城市场域里有各种各样的职业，但很少见到麦田和农民。

我参加过一席线下的一个活动，叫“走向真实而广阔的世界”。所以，什么是真实而广阔的世界？对于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她们真实而广阔的世界是怎样的？如何走向真实而广阔的世界？

我的父母出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村，我想象不到他们那一代的吃不饱穿不暖，我妈给我讲起的拿着煮饭锅碗瓢盆去炼钢是让我惊讶的；我的孩子们出生在21世纪的城市，他们也同理不到我小时候对过年的盼望是一件期盼很久的新衣服。

我那时候每天放学以后是去给羊填草、给牛提水、给鸡喂食，现在的孩子每天放学后是被各种投喂，水果、零食、“妈妈牌补品”。

记得我上五六年级的时候，读到过一篇学生作文，写的是上海的生活，我印象非常深刻。写的是我们家人的一个周末的早上，里面描述了小作者跟着随身听练英语口语，哥哥在楼上卫生间洗热水澡，妈妈接完一个长电话后在做饭，爸爸在电视上看早间新闻。

我当时都震惊坏了，天呐，竟然还有这样的生活！竟然可以在家里早上起来就洗澡，还能看电视练英语口语，这对那时的我震撼特别大。而这些，就是现在孩子们生活的日常。

所以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我们出生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代发展造就了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短视频时代，随处可见对“教育”的看法。在我小时候，很少会有父母聚在一起探讨“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他们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遵从着四季规律翻腾着脚下的土地，就是要挥汗如雨才能有收成。“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我们那时候写父母常用的句子。

我想，父母对我的教育是润物细无声的，他们从来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会告诉你：你好好学，以后考上大学了就不用这么辛苦了。而我也不需要什么大道理来劝学，父母已经在全力托举了。

如果说，我在当时我们村里，一众农民的子女里是比较懂事的，那全归功于我父母对我的夸。是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学习会夸：字写的好、书读的好、作文写的好；其他的也会夸，穿的衣服总是很干净、不费鞋、啥事都能帮着做、不乱花钱······我现在都能想到不光我妈夸我，我们村上的左邻右舍都夸我的情形。

记得小学有一次我考试考得很好，我妈给了我8毛钱让我去买吃的。学校旁边的小卖部连着两周都没有我喜欢的“熊毅武”方便面，我在犹豫不决中还是把那8毛钱又还给了我妈。我妈当时很惊讶，把钱收下了，但她当时的夸我和之后很长时间给左邻右舍夸我知道省钱，用很长的反射弧弥补了我没吃到方便面的遗憾，我觉得太值了。

所以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条件的夸中，我不断汲取到了一种东西。后来在我上大学时，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在当乡村教师时去参加武威市的讲课比赛时；在读硕士博士面对比我年轻很多的同学时；在走到省城面对新的同事时；在中年举家来到北京重新开始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新的工作内容时，我一直从心里觉得，我只要努力了，我就肯定能做好。

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我父母赋予我的是一种力量和信念。是那种农民坚信的：只要我在这片土地上用心耕作了，土地就不会亏待我的信念。

父母对我的信任也是无条件的。上大学时，我每个学期的生活费我妈都是事先足额打到卡里的。记得有一次一个同学问我借钱，我才知道很多同学父母都是按月打钱的。

我的家庭条件非常一般，但我父母给予我的信任从来都不一般。所以在教育我的时候，在我的父母给我力量的时候，他们很少讲大道理的，他们的身体力行本身就是一种潜移默化。说到这里，我意识到我对我的孩子们太唠叨了。

那我觉得，我的父母、我、我的孩子们，无论我们处于哪个时代，我们都有各自的课题。不管是去克服贫困，去对抗焦虑，还是去丰盈精神世界，都是每个时代所要去面临的课题。理解父母，成为父母，是我们自己的课题。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课题，不同的真实而广阔的世界下，那我觉得只有爱是唯一不变的。

爱有很多种语言，就像幸福一样，比较抽象。把父母传给我的爱的语言传递给我的孩子们，让这个份爱流通起来，让我具象化一下的话，我觉得那就是无条件的看见，无条件的信任，无条件的欣赏，无条件的夸奖。

我们今天在这里，探讨真实而广阔的世界。沙漠里不长虚弱的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草，如何走向真实而广阔的世界，我想严老师的这本《沙漠里不长虚弱的草》，会帮助我们每个人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答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停机坪 ，作者：停机坪大表哥

每当我讨厌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把对方朋友圈屏蔽掉。不是“不让他看我”，而是“我不再看他”——毕竟跟很多人都有工作上的交流必要，直接删好友未免太冒昧。“仅聊天”又容易让对方察觉，反而给自己徒增麻烦。

单方面拉黑后，这个人就消失在了我的视界里，如果没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几乎不会再想起这个人，如此甚是愉快。而讨厌的缘由大多是朋友圈发表一些奇奇怪怪的言论，有的半死不死无病呻吟，有的过于关心全球局势，有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无法苟同，总之就是看的很烦，又不好删，单方面拉黑了事。

你会无缘无故的讨厌一个人吗，我觉得会，至少目前不少人都无缘无故讨厌印度人。

我也有点讨厌，因为以前飞航班的时候，真的亲眼看吠舍们坐我旁边光脚盘腿——在那么挤的空间——然后一会玩脚一会捏脸，我在旁边局促的全程都快腿抽筋了，因为没有空座可换。

且不管皮肤黑还是白，对乘务员都毫无尊重，使唤起来像是使唤佣人。

自从去年开始复航印度以来，航空公司们似乎很重视这条航线——赚钱么，不寒碜。有一次说要加航班，航空公司朋友跟我聊起，说多好的素材，不值得写吗？

我诧异的盯着电脑屏幕，说你们都不上网的吗？这种班你飞就飞了，要加班就加班了，怎么还敢大张旗鼓宣扬呢？该说不说，也就是这届网友还没反应过来，不然你一架刚从印度飞回来的飞机，看网友们会不会发起抵制。

但是最近，飞印度的大家们还是要更小心一点。

这几天看新闻说，印度西孟加拉邦暴发尼帕病毒疫情，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反应。泰国加强了对来自印度旅客的入境健康监测；尼泊尔也因为与疫区接壤，要求机场和边境口岸提高检疫等级。

其实很多人对病毒的认知，停留在“离我远不远”。可对民航而言，问题从来不是远近，而是——它是否已经进入航线网络。

比起机械故障、天气迫降这些我们熟悉的风险，一个携带未知病毒的航班，才是最让人无处可躲的存在。

你不知道它会不会出现，不知道潜伏期有多长，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站在传播链的某一个节点上。

几年前我读过一本书：《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记着：

如今民航业的高度发达，让不管来自哪里的何种病毒，都可以在24小时内乘坐航班去往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

这次尼帕病毒并不新鲜。上世纪末，它曾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造成严重疫情，为了切断传播链，当时扑杀了上百万头生猪；此后，它多次在印度、孟加拉国、菲律宾出现。

它的危险性不在“传播快”，而在于三件事同时存在：死亡率高（40%—75%）、潜伏期长（最长可达45天）、至今没有疫苗和特效药。

这就要求我们空勤机组——其实不管飞哪都一样——执行航班时一定要避免自己的皮肤、嘴巴与其他人的血液、伤口产生直接接触。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我们在密闭的空间里无处可躲，只能在最大范围内降低自己被感染的可能。

在航班上，如果遇到有人需要帮助，一定要采取某种类型的保护性措施，比如手套、塑料袋、清洁袋等等。在为别人提供急救后，要立刻洗手。而擦拭过其他人体液的毛巾等物品，要收集起来待落地后交给检疫部门进行处理。

对未知还是要多一分敬畏，保护好自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芥末堆 ，作者：左希，责编：浣熊

他已经连续好几年，反复做同一个梦。

梦里，他坐在驾驶位上，车在夜色中疾驰，没有刹车。他只能不断打方向盘，在城市街巷间兜转、急弯、再急弯。很疯狂，没有尽头。车不会撞，人不会死，但他必须保持清醒，一直开到天亮。

现实中，39岁的李晶也没能停下。创业第五年，他仍在维持三家科创教育机构的运转。为撑住现金流，他先后抵押了自家房产，又动用了父母唯一的住房，前后举债数百万。就像那辆失控的车，一旦发动，只能向前。

“梦有时候是在帮你，”他说，“它替你代谢情绪，缓解那种失控的感觉。”这不是一个关于成功的梦。它更像是这个时代，众多教育创业者共同的潜意识。

01

2025年秋冬，武汉的教培行业冷得沉默。

一些老牌机构开始清仓，有人关闭门店，转战AI托管业务，更多人则悄无声息地离场。家长群里流传着一句话：“谁还在续费谁傻。”课程像今年的柑橘，滞在原地；理念则显得多余。所有人都在问：还能撑多久？

投资人看见“教培”两个字就跳页。地推活动像石子落入死水，不起水花；试听转化率持续走低，家长的到访热度就像冬天的水壶，刚冒几缕白气便凉了。

李晶的三家校区，在册人数三年来首次停滞。事实上，自创业以来，危机便如影随形。时间一长，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进入了一种长期的应激状态，“会更多地释放恐惧、不断预演最坏的情况”。于是，他开始拍视频。为了迈出这一步，INFP人格的李晶做了漫长的心理建设。“你相信自己会赢，但万一不是呢？那种补偿心态其实非常恐怖”。

那天晚上，他喝了半斤白酒、一升半精酿，只为压住脑子里“哪句话该讲、哪句话不该讲”的念头，“单凭直觉来”。他坐在仓库角落，对着镜头讲了四个小时，中途卡壳、走神、重录，直到凌晨。同事陪着他拍，又喊来朋友助阵。他怕一个人呆着。

“这次做IP不能失败。”他说，“它是我手上为数不多的杠杆。”他的微信里有4000多个好友，有家长、同行、大学同学、曾经的客户。他知道，只要这次失败（不是播放低，而是没人回应），他最后一层“社交信用”也会被透支完。

剪出来的成片只有三分钟，标题是朋友起的，带着股狠劲：“87年，辞掉铁饭碗，为了做教育倾家荡产，他经历了什么？”

2025年12月3日，视频发布。当晚播放量迅速破十万，第二天跨过五十万，教育圈率先刷屏。评论区里，有人说“终于有人敢讲实话了”，有人提起他疫情期间四处奔走帮忙找物资，说：“这才是武汉人。”

他没有细读评论，但每条都点了“谢谢”。前后点了15000个。

本地家长陆续走进校区。最初是带着试探：“视频里那个人，真的在上课吗？”试听预约随之爆满，转化率飙升。他连夜搭建承接流程，重新设计话术、优化接待动线、培训前台老师。一边拍视频，一边上课，一边调流程。

流量来了。他没有去判断自己是否“红了”，很少打开后台的涨粉曲线。直到后来，学生在专业赛事中斩获冠军，视频再次出圈，情况才逐渐明朗。

视频出圈后，月签新生的数量翻了五番。白天校区事务缠身，晚上回家刷留言，一边看一边睡着，凌晨三点惊醒后接着刷，一直看到天亮，再洗把脸，进教室。

02

2020年1月1日，李晶的第一家科创教育中心在武汉开业。门店选在城区房价最贵的购物中心，租金高，但人流量集中。他希望先跑通一个“课程结构—工程路径—交付模型”的原型，再谈复制。那时他刚离开体制不久，人还带着惯性。他说自己并不急着赚钱，更想先把一件事“做立住”。

22天后，武汉封城。城市被按下暂停键。机构停课，员工回家，房租照交。他在空荡荡的校区里怅然，第一次意识到：创业并不等于掌控。

八个月后复课。没有刻意营销，却迎来一波报名。孩子在家憋得太久，家长需要出口。他顺势开出第二家校区，选在经开区永旺商圈。租金更高，但他当时相信，这是窗口期。“后来才知道，那可能是行业最后一次窗口。”他说。

2021年，“双减”落地。虽然监管重点并不在素质教育，但支付意愿开始下滑。家长变得犹豫，“再看看”“先缓缓”成了常用回复。他没有降价，把精力放在课程内容和教务服务上，想用产品力站住脚。但人流一断，再好的课也难以转化。

2022年，疫情反复。武汉一年内经历六次封控，三家校区轮番关停、复课。排课表常在凌晨改好，早上又被推翻。退费申请和投诉电话堆在前台。他说，“那时校区像战场，老师像急救员。”

当年亏损280万。年底，公司账面现金流只够支撑三个月。他第一次抵押房产，从银行贷出92万元，用来填补周转缺口。

2023年，一笔此前被忽略的合规成本被重新计入，需要一次性补齐，金额接近50万元。公司已无法再拆借，他只能动用家庭资源。他瞒下所有人，以“公司贷款需要担保”为由做了亲子公证，抵押了父母唯一一套住房，换来69.5万元。手续办得很快，他却不敢多看合同。“我怕看清楚，就签不下去了。”

钱到账后，他拆成几份。工资、房租、物料、供应商，一笔一笔摊开。他说，工程出身的人，即便在亏，也要亏得有条理。

这五年里，他并非没想过停下。只是停下的代价更高。教育不是一般生意。背后是几百组家庭、几十名员工。一旦停摆，问题不会慢慢消失，只会集中爆发。他把公司形容成一台“带电机器”：只要通着电，就有课程、有交付、有纠纷；一旦拔掉电源，反而崩得更快。

很多时候，他觉得自己像站在一根随时会塌的平衡木上，不能腾挪，因为下面是冷硬的水泥。只能立正站好，脚趾抠紧，撑一天算一天。

每个月，他会在一张A4纸上手写现金流。水电费、耗材、空调、清洁频次，一项项抠。这五年像一个黑洞，吞掉了原本所有关于规划的想象。“车没刹住，但也没撞。”

03

他越来越像一个精密仪表下的操作工，每一步都踩在信用系统的边缘。

2020年之后，为了维持三家校区的现金流，他陆续开通了十几个账户：微粒贷、借呗、360借条、企业周转贷、税贷、信用卡分期。每到月中，他就要开始“打表”，哪一笔到期，哪一笔可续，哪一笔能拆东补西，哪一笔再拖三天就会逾期。他说，这像一场没有终点的手工对冲。

员工工资不能延，家长退费不能拖，课时交付不能断。这些“信用锚点”一旦松动，机构就会从运营问题迅速滑向声誉危机。最初几年，这套调度还能运转。平台给额度，系统给续期，只要按时还款，链条就能接上。但到了2025年，这种默契突然失效。很多原本可以续贷的平台，在后台直接标红，系统自动关停。

这种静默的断链，比明确的拒贷更让人慌张。他意识到，作为一名被外界不断评估的创业者，已被征信评分、账户使用率、行业标签、地区分布等被系统标注的数据折叠进看不见的算法里。

他笑说：“如果征信真‘花’了，那也得活。”也是在这种状态下，他接到了那通诈骗电话。

2025年2月，武汉刚回暖。他有一笔36万元的循环贷款到期。电话那头自称是银行客服，说可以协助延期，只需配合一套线上验证流程。

“我当时像个失智的老年人。”他说，“对方说什么我就照做，连验证码都没想清楚就点了。”对方诱导他开启屏幕共享，完成了一次人脸识别授权。等他回过神，一笔来自境外机构的高息贷款已经生效，年利率23%。

他立刻报警。但所有操作都由他本人完成，警方无能为力。“不是贪心，”他说，“是太怕断气。现金流一断，整家校区就停摆。”

2025年10月，一个老朋友，也是银行从业者，打来电话，说刚好有一笔额度可以用。“我把这几年的流水、负债、课时结构，甚至员工层级和各分校的营收比例一股脑地倾诉给他，整个人都在发抖，像是对着陌生人解剖自己。”这些年，他一直在朋友圈维持着“正能量”，所有负面情绪都默默消化。最终，他成功拿到了150万贷款，年利率3.1%。

钱到账那天晚上，他睡着了，没有做梦。很久没有这样了。

04

2009年，李晶进入体制。

那一年，职业教育进入政策的“快车道”。政策密集出台，地方政府推动产教融合，学校鼓励项目制教学和企业合作。他所在的学校，是中德合作试点项目落地单位之一。汽车电子机械专业被列为重点试点，他刚入职，就被推到课改一线。

他并不抗拒这些工作。相反，那些年，他感到一种少见的确定感。他主导“3+2”中高职贯通项目，修订课程标准，搭建人才培养方案，跑企业、建实训基地。两个暑假，他几乎没离开过办公室，白天改方案，晚上对表格。

“那时候真觉得，事情是往前走的。”他说。他是教材主编，是赛事指导老师，是团委干部，是体制内典型的“青年骨干”。工作强度高，但回报路径清晰，干得多，升得快。更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在做“有用的事”。

那几年，整个社会也在奖励这种信念。地方政府需要职业教育承接产业升级，学校需要年轻教师推动改革，企业愿意参与培养方案共建。教育不仅是育人，也是就业通道，是城市发展的配套系统。

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太久。慢慢地，他发现，文件越来越多，会议越来越密，考核指标层层叠加，真正落到课堂与学生身上的内容，反而被不断挤压。一套课程是否有效，变得不如是否“可汇报”；一次教学改革是否成功，取决于有没有形成“成果材料”。“有时候你会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写给谁看的。”他说。

与此同时，体制外的世界开始变得喧闹。凭借专业背景和项目经验，他接触到企业培训和咨询项目。一次短期合作的收入，抵得上几个月的工资。

2015年，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一桌二十人，几乎全是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汽车工程师。有人换房，有人升职，有人跳槽。他是唯一的老师，也是收入最低的那一个。

2017年，他选择离开体制。

很多人以为他是为了赚钱。但在他看来，更深的原因在于一种结构性的转向：体制内，责任是被分摊的；体制外，责任则需要主动承担。当组织的信任成本迅速上升，责任的承担变得更加复杂和高风险。

这种变化，在创业初期并不显现。2019年，他创办科创教育机构时，仍能找到愿意并肩的伙伴，愿意长期值守的老师，愿意耐心等待结果的家长。那时，大家还相信“共同体”：相信只要事情做得对，时间会给答案。

2021年之后，这种信念开始瓦解。疫情、政策、市场的压力交织，关系的成本被重新计算。投资者转向观望，合作伙伴寻求自保，家长的耐心也在迅速消耗。在这种时刻，自救的神话开始蔓延，每个人都在告诉自己，能撑下去就是成功。

灾难，不再是某个即将来临的突发事件，而是一种被无限延续下去的生活。成功被当作一种道德能力：对抗自己的脆弱、对抗这个迅速脱离共同体的世界。

05

到2024年前后，李晶开始明显感觉到，团队正在进入一种不同于创业初期的状态。

会议照常召开，课程照常推进，制度也没有出现明显松动，但一种无需言明的疲惫在内部蔓延开来。有人不再主动发言，有人只是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偶尔有同事不见了，不再告别，留下空空的座位。有人在社交平台发文，讽刺这个行业的“自我感动”。而他依旧每月在那张白板上写下新一轮教学排班，像是在为一支正在消散的队伍继续演练。

那是一种逐渐被淡化的存在感。每个人低头埋头完成自己的部分，彼此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原先的热忱与共同体感慢慢消退。

创业初期是什么状态？那时是讲愿景、发工资，每个人还能想象未来；现在，靠的是“这事不能散”“孩子还在”等一种近乎道德绑定的牵连。不能扩张，也不敢收场。

“教培是一个情绪过载的行业。”他说，“所有的情绪都压在一线老师身上，家长的焦虑，孩子的表现，课堂的反馈，还有投诉电话。”这些年，他学会了如何成为团队的缓冲区。他笑称自己是“情绪工程师”。家长的投诉，他先接住；老师的疲惫，他先消化；学生的情绪，他先安抚。

有一段时间，他会下意识地挽留那些显露出犹豫的人。也是在那段时间，他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维持本身，也可能是一种伤害。后来，他不再劝人留下。他开始理解那些选择离开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更好的去处，而是已经在心里，提前结束了这段关系。

他也尝试过修复。聚餐、团建、谈话，但效果有限。“人心不是靠几顿饭就能留住的。”他说。后来，他不再强行拉着团队向前，而是默默替每个人多做一点事：为留下的老师分摊课程，把家长的情绪劝解扛在前面，替人垫付一些零散费用，从不多解释。

他逐渐意识到，公司不是家，它只是装过一群人一段时间的生活。“情绪银行”是他给这种关系起的名字。他知道，这个账户里的余额已经不多，随时可能透支。

“像水里的一片叶子，”他说，“先别沉。”

06

回头看这五年，李晶发现，自己几乎从未真正拥有过“未来”。每个人似乎都被困在看不到尽头的时间深井中。

时间被切得很碎。以天为单位处理事务，以月为单位偿还债务，以季度为单位做计划。至于更远的事，很少再去想。“未来这个词，对很多人是一种奢侈。”他说。

在长期的应激状态里，人很难再谈延展。更多时候，未来只是一个倒计时。什么时候钱会断，什么时候团队会再走一个人，什么时候系统会给出下一个“不可抗力”。

直到2024年底，他尝试把时间重新拉长一点。他开始重新设计一门AI编程课程。课程的起点不再是知识点，而是问题本身：“这个世界，还有没有机器无法替代的事情？”课程里，他不急着教算法，而是让孩子先提出问题：如何让一台机器理解人的情绪？如何让技术参与照料，而不是只追求效率？孩子们要先观察、记录，再尝试用代码去回应现实。

“很多课程，其实是在用旧地图找新大陆。”他说，“但AI真正逼迫我们的，是重新思考为什么要学。”他更愿意用“载体”这个词来形容教育。在他的理解里，教育不是目标，而是一个载体：连接技术与人、连接乡土与世界、连接孩子和他们自己。

即便是看似最热门的桌面游戏设计、图像识别课程，他也会刻意放慢节奏，加入一些“非效率”的任务：让孩子回家观察老人三天的行动路径，尝试设计辅助系统；让他们画出理想教室的样子，再用工具把它变成草图。“你不能只教他们适应未来，”他说，“还得让他们有机会想象未来。”

在李晶看来，“未来”不像一个即将到来的外部时间，更像一个需要在当下建构的内部世界。

家长更关心“有没有用”，老师不太敢讲真话，机构之间也越来越谨慎。慢、试错、等待，这些词在现实中逐渐失去耐心。

可即便如此，他仍然记得一堂课上，一个孩子突然停下来问他：“老师，什么叫自己想出来的？”那一刻，他意识到，哪怕在系统高度疲惫的今天，仍然有人在追问一些“不合时宜”的问题。

“教育最动人的地方，不是给答案，”他说，“而是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人可以安心提问。”他知道，这样的空间越来越稀缺，但他仍然想继续搭建。“哪怕只有几个人愿意听，我也想把这件事讲完。”他说，“讲一个世界还可能是什么样。”

他偶尔还是会梦见那辆没有刹车的车。夜色、急弯、灯影模糊。车不会撞，人也不会死，但始终不能闭眼。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一生都在处理一件事，”他说，“速度取代了意义。”但教育不能放弃意义。哪怕慢，哪怕痛，它仍然要留下那个问题：我们究竟想把孩子带向哪里？

车还在夜里疾驰。只是这一次，他开始试着松一点手，让速度之外的东西得以显现。

后记：

新年，李晶送给自己一条无屏幕的手环。充一次电，可以用一个月，能记录睡眠、心率和步数。他说自己最近总觉得没睡好，但偶尔瞥一眼数据，发现并不糟，心里就会安定一些。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空洞之中。人们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资金是否安全，教学是否可靠。如此，坦诚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事情。在一切都需要迅速反应的丛林中，强大几乎成了一种必须被展示的状态。当一个社会越来越需要不断地“讲成功”来维持信心，现实本身，已经很难再被当作安抚人心的来源。

人们习惯用“个人选择”解释一切，却忽略了一个事实：许多所谓的选择，不过是被动接受的路径。时代首先改变的，往往不是命运，而是人对时间的感知。个体并不总是站在决定的起点。

后来有一次户外探险，李晶在完全黑暗的溶洞里连续走了十二个小时。没有参照物，也看不清前方，每一步只能跟着脚下的感觉往前挪。他意识到，在长时间的黑暗里，人很容易失去对“方向”的判断，只能靠不断挪动，来确认自己仍在途中。

卡尔维诺说：“在崩塌的世界中，不被吞噬的方式，是去建造。”在现实中，这往往意味着更高的风险、更少的保护，以及更多误解。

事实上，当时代的飓风刮起，身处其中的人往往无感：教育这部机器仍在运转，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机器之外还有意义。车不停，并非为了抵达，而是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停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字母AI，作者：苗正，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AI 时代，独角兽已经不稀奇了，但世界模型这块还是有所空缺的。

从估值的变化上来看，李飞飞的World Labs，最有可能成为全球首个世界模型独角兽公司。

根据报道，World Labs的估值已经突破了50亿美元，并且拟融资5亿美元。

而2024年9月的时候，这家公司才以10亿美元估值完成2.3亿美元融资，正式在公众面前亮相。

从结果上来看，从登场到50亿美元估值，李飞飞仅用了16个月的时间。

这个速度有多快?

OpenAI从2015年成立，到 2019年微软首次投资，此时他们的估值也只有10亿美元。

最接近World Labs速度的可能是Anthropic，但也花了25个月。

如果说李飞飞是世界模型教母，那么杨立昆可以说是世界模型教父。

2025年12月，杨立昆在LinkedIn上确认离开Meta，结束了他在这家公司长达12年的职业生涯。

杨立昆创立的新公司名为Advanced Machine Intelligence Labs，总部设在巴黎。AMI Labs正在寻求以30至35亿欧元估值融资5亿欧元。

不过，这两家企业高估值背后，并非对世界模型这一技术的吹捧，而是实打实的技术落地和商业化。

一、何为World Labs？

World Labs的投资方阵容包括Andreessen Horowitz、NEA、Radical Ventures（李飞飞本人是Radical Ventures的科学合伙人）、英伟达风投部门、沙特Sanabil Investments和新加坡淡马锡。

天使投资人包括谷歌DeepMind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Jeff Dean），以及图灵奖得主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

World Labs的核心技术理念叫做空间智能，这是一种“升维”的概念。

目前的顶尖AI虽然看起来很聪明，但它们本质上是“二维”的。它们只是处理文字序列或者像素排列，它们并不理解体积、有重量、受重力影响的实体。

World Labs的空间智能技术，就是要赋予AI“对三维世界的认知能力”。

以生成视频为例，空间智能是直接生成一个具有三维结构、且符合物理规律的虚拟环境，然后再在这个环境里去模拟要生成的实体。实体不仅有长宽高，还有材质和物理反馈。

在传统的AI训练中，模型学习的是像素之间的概率关联，比如蓝天下面通常是绿地，绿地旁边通常是小溪。

但World Labs的世界模型则是基于三维几何与物理模拟的原理进行训练的。

它在学习数据的过程中，得到的不仅仅是图像的纹理，还有图像背后的空间几何信息（比如深度、遮挡关系、透视角度）以及物理动力学规则（比如刚体如何碰撞、流体如何流动、光线如何反射）。

2025年11月，World Labs推出首款商业产品Marble，这是一个能够从文本、图像、视频或粗略3D布局生成持久化3D世界的模型。

Marble的技术底层采用神经辐射场（NeRF）和高斯点云（3D Gaussian Splatting）技术，而非传统的多边形网格。

神经辐射场是一种利用神经网络表示三维场景的技术，它将场景表示为连续的体积函数，输入三维空间坐标和观察方向，输出该点的颜色和体积密度。这种方法通过多层感知机学习场景的几何和光照信息，然后通过体积渲染生成逼真的新视角图像。

相当于在相同场景内，从每一个角度对实体进行拍摄，这样生成实体以后，用户从哪个角度看都符合物理规律。

高斯点云则是另一种三维表示方法，它用数百万个带有位置、大小、形状、颜色和透明度属性的高斯椭球体来表示场景，渲染速度比神经辐射场快得多，同时保持了高质量的视觉效果。

类似于乐高，通过小积木块最终搭建成完整的实体。

这使其能够生成连续的辐射场，包含空间理解、光照和深度信息的完整环境，而不是简单地组装多边形。

在2026年CES大会上，李飞飞在AMD CEO苏姿丰的主题演讲中展示了Marble的能力。

李飞飞说：“将少数图片变成连贯、实时的世界，不再是对遥远未来的一瞥，而是下一章的开始。AI 正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将少数图片或照片转化为一个实时可探索的世界。空间智能需要极致算力支持，才能实现可交互级帧率和无限持久的世界交互。”

World Labs采用免费增值模式，免费版提供4次生成，20 美元每月可获得更多生成次数，最高95美元每月提供75次生成和商业使用权。

目标客户包括游戏开发者、影视特效制作、虚拟现实应用。而且Marble还支持苹果Vision Pro和Quest 3 VR头显，每个生成的世界都可以在VR中查看。

更重要的是，Marble可以导出与Unreal Engine和Unity兼容的格式，这意味着它可以无缝集成到现有的游戏开发流程中。

李飞飞曾在访谈中表示，这项技术可能颠覆Unity和Epic Games的Unreal Engine等传统游戏引擎。

除了AIGC产业，World Labs还瞄准机器人训练市场，通过模拟环境训练机器人的自主导航软件。世界模型可以为机器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虚拟训练场，让它们在数字空间中学习物理交互、因果关系和长期规划，然后再应用到真实世界。

二、AMI Labs的技术优势是什么？

但AMI Labs不像李飞飞的World Labs那样拥有实际的产品，目前还只停留在技术概念阶段。

潜在投资方包括Cathay Innovation、Greycroft、Hiro Capital（杨立昆是Hiro Capital的顾问）、20VC、法国公共投资银行Bpifrance、Daphni和HV Capital。

要注意，杨立昆在AMI Labs里担任的是执行主席而非CEO。

该公司CEO职位由亚历克斯·勒布朗（Alex LeBrun）担任，他是医疗AI初创公司Nabla的联合创始人兼前CEO。LeBrun的前一家公司Wit.ai被Meta收购后，他曾在FAIR直接向杨立昆汇报。

团队还包括Meta欧洲副总裁劳伦特·索利（Laurent Solly），他于2025年12月离职加入AMI。

不仅如此，AMI Labs有法国总统亲自背书。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杨立昆选择巴黎表示自豪，承诺将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从法国取得成功。

AMI Labs的核心技术是杨立昆多年倡导的联合嵌入预测架构（JEPA，Joint Embedding Predictive Architecture）。

以往的AI，都是逐token生成输出的，然而联合嵌入预测架构能一口气直接以抽象表示的形式来创建世界，能够更好地预测未来状态。

联合嵌入预测架构的工作原理是，它不预测原始像素或token，而是预测高层次的嵌入表示。

系统有两个编码器，一个处理上下文信息，另一个处理目标信息，还有一个预测器在嵌入空间中进行预测。这种方法避免了生成模型的一个关键问题，生成模型必须预测每一个像素或token，包括那些不可预测的随机细节，而联合嵌入预测架构只关注可预测的高层次特征，忽略无关紧要的细节。

杨立昆在哈佛演讲中解释，这类系统通过在嵌入空间中进行优化来实现规划和推理。

AMI Labs公司将推进AI研究并开发可靠性、可控性和安全性真正重要的应用，特别是工业过程控制、自动化、可穿戴设备、机器人、医疗保健等领域。

AMI Labs的第一个应用将是医疗保健。

具体来讲，AMI Labs通过与Nabla合作，开发临床护理AI助手。截止发稿，这个AI助手已获得了1.2亿美元融资，预计两年内达到1亿美元年度订阅收入。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Nabla获得AMI世界模型的特权访问权，而亚历克斯从CEO转为首席AI科学家兼董事长。

亚历克斯表示，他加入AMI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世界模型应用于医疗保健的前景，因为医疗保健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使其成为测试世界模型的理想场景。

FDA认证要求确定性、可解释的推理，这正是LLM无法提供而世界模型承诺实现的。大语言模型存在幻觉问题，在医疗场景中可能导致严重后果，而世界模型通过建立对患者生理状态的内部模拟，可以预测疾病进展，提供更可靠的决策支持。

2026年1月，杨立昆还加入了另一家初创公司Logical Intelligence，担任技术研究委员会创始主席。这家公司推出了名为Kona 1.0的能量基础推理模型，通过对约束条件评分来验证和优化解决方案，寻找最低能量也就是最一致的结果。

这种非自回归模型也和AMI Labs的联合嵌入预测架构相似，能够一口气生成完整的推理轨迹。

能量基础模型是一类通过能量函数来定义概率分布的模型。在这个框架中，每个可能的输出都被赋予一个能量值，能量越低表示该输出越符合约束条件。

模型通过优化过程寻找能量最小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同时考虑多个约束条件，并且可以进行全局优化，而不是像自回归模型那样只能做局部决策。

杨立昆表示，AGI的最终状态不会来自单一模型类别，而需要能量基础模型、LLM、世界模型等组成的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

三、都是世界模型，两家又有什么不同？

虽然李飞飞和杨立昆都在构建世界模型，但技术路线存在根本差异。

由于技术还处于早期，World Labs的Marble本质上还是传统的生成式AI方法。它确实能生成3D世界，但这些世界本身还不具备物理知识。

World Labs联合创始人在采访中表示，Marble生成的罗马拱门并不知道如果移除一块砖，其他砖可能会掉落。它只是学会了罗马拱门在视觉上应该是什么样子，而不是理解支撑它的物理原理。

这种方法在创意内容生成方面表现出色，可以快速产出视觉上令人信服的场景，但缺乏对因果关系的深层理解。

相比之下，因为杨立昆的联合嵌入预测架构能够直接生成完整的结果，它就能够表示出来这里面的因果关系。

但是在市场方面，World Labs已经获得了早期客户。World Labs透露已有多家组织采用了Marble API。这种先发优势使其在融资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

World Labs明确瞄准创意产业，这些市场已经存在，客户有明确的痛点，3D 内容制作成本高、周期长，Marble提供了立竿见影的价值。

游戏开发者可以用Marble快速生成背景环境，然后在Unity或Unreal Engine中添加交互逻辑。影视制作团队可以用它进行虚拟场景预览，大幅缩短前期制作时间。

从商业角度看，World Labs的策略更加务实。它选择了一个已经存在的市场，提供了一个可以立即使用的产品，并且建立了清晰的商业模式。

AMI Labs有点超前，它押注于一个尚未成熟的市场，追求技术突破，给这片全新的市场带来需求。这种方法风险更高，但如果成功，回报也会更大。

李飞飞的World Labs扎根硅谷，投资方以美国VC为主，虽然也包括沙特和新加坡主权基金。这使其能够充分利用硅谷的人才、资本和客户网络。

反观杨立昆，他选择巴黎作为总部，这不仅是个人偏好，更是战略选择。

欧盟正在建立AI主权，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依赖。AMI Labs获得法国政府的高调支持，可能在欧洲监管环境中获得优势，特别是在医疗保健等高度监管的领域。

两家公司的人才策略也有所不同。

World Labs主要招募的是大量计算机视觉和图形学背景的研究者，这些人擅长处理视觉数据和渲染问题。AMI Labs方面则更倾向于招募有机器学习理论和物理建模背景的研究者，这些人更关注模型的数学基础和泛化能力。

李飞飞相信通过大规模数据和计算，可以让模型学会对空间的隐式理解，即使它不明确建模物理规律。这种方法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已经被证明有效，ImageNet项目就是最好的例证。

杨立昆则坚持认为，真正的智能需要显式的世界模型，需要理解因果关系而不仅仅是相关性。他多年来一直批评纯粹的生成式方法，认为它们无法达到人类水平的推理能力。

所以看下来，虽然两个人的技术完全不同，然而实际上，这两条路之间好像也没有那么水火不相容。

事实上，它们可能最终会融合。World Labs的生成能力可以为杨立昆的因果模型提供丰富的训练数据，而联合嵌入预测架构的推理能力可以增强Marble的物理一致性。

AI的未来可能不是选择其中一条路，而是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点。

无论哪条路径最终胜出，世界模型都代表了AI从理解语言到理解物理世界的重要转变。

它意味着我们不再满足于让AI模仿人类的语言能力，而是要让它理解什么才叫客观规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字母AI，作者：苗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旅界 ，作者：theodore熙少

打败酒店的，不是酒店。

01

北京最冷那几天，我和老李约着喝茶，他是酒店圈老江湖，在北京做了十几年连锁酒店加盟生意，手里握着好几个知名品牌。

老李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冷雪，接连感叹和我去年这生意做到了冰点，他在东北五环守了六年的门店，终究没能熬过这个冬天，这两天正式决定关门撤场了。

老李说，准备撤的这家店2019年开业，头半年还不错，但可惜好景不长，疫情三年把人流迅速抽干，这两年眼看刚有点起色，又迎来一群意想不到的新对手。

我问他，是因为现在酒店同行太卷了吗？

他摇头苦笑，想了想说，是也不是，“现在问题不光是酒店行业在卷，洗浴中心更猛。”

老李告诉我，他那家店周边分布着好几家体量惊人的洗浴中心，这里面既有九号温泉这种盘踞多年的行业巨头，也有不少这两年借着流量风口刚冒头的新兴场馆。

而以前来这一带差旅的年轻人，首选都是老李这种标准化、品牌化的中端酒店，但现在的行情全变了，大批年轻人放着酒店不去，偏偏要往这些澡堂子里钻，而且一待就是几十个小时不出来。

老李发现这些邻居们太会折腾了，他们联名合作、直播带票、达人探店，全都玩得风生水起，只要花上四五百块钱，就能在里面完成从洗澡、吃饭到睡觉的所有闭环，堪比酒店+自助餐+mini影院+办公空间的合体。

老李坐在我对面，苦笑着感慨：以前总觉得竞争对手是隔壁的全季或亚朵，万万没想到，最后竟然被一群搓澡的干翻了。

和老李聊完没几天，我那正在念大二的外甥放寒假来北京玩，我本打算尽个地主之谊，帮他定个像样的酒店，结果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后来，外甥背着个双肩包，直接跑到了东三环一家大型洗浴中心，他在美团上搜到了18小时学生票，算下来还不到三百元。

外甥在里面洗了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然后在自助餐厅吃了一顿极其丰盛的午餐，累了就去影音厅看场大片，或者在恒温的休息区找个真皮沙发躺平，那里面甚至还有电竞太空舱和静谧的办公区。

晚上他只需要额外付个50块钱过夜费，就能眯一觉。

外甥给我算了一笔账，买张票吃喝玩乐全涵盖，里面还有各种免费的进口水果和饮料，“这不仅是省下了房费，连当天的伙食费和娱乐费都一次性全解决了，怎么看，这都要比单纯开个几百块钱的酒店客房划算太多。”

事实上，老李的感叹、外甥的选择并非孤例，去年，全国洗浴中心交出了一份惊艳的数据。

美团发布的《2025全国洗浴行业趋势报告》显示，全国洗浴行业交易规模，在过去四年间持续增长，并在2025年达到峰值，全行业交易规模预计突破1100亿元，同比增速超过20%。

而当年轻人开始把洗浴中心住成了另一种城市生活方式，酒店这门原本看似稳固的生意，却在悄然失去它最熟悉的那批客人。

02

当洗浴中心开始和酒店抢夺住宿市场蛋糕，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大家变穷了，开始追求极致省钱方案。

这种看法过于表面，洗浴行业之所以能在服务业增长乏力的背景下逆势爆发，本质上是因为它完成了一次对传统空间逻辑的暴力拆解。

和年轻人酷爱的洗浴中心多种娱乐方式相比，酒店业的开房率就是生命线，但房间这个资产极其沉重，功能也极其单一。

一张床在白天大部分时间里是完全闲置的，这种空间利用效率在当下的商业环境里显得非常死板。

洗浴中心则完全打破了这种物理隔断，创造了一个全时段运营的空间。

这里几乎没有所谓的死角，从洗浴区到餐饮区，再从影音厅到休息舱，每一平方米坪效都在24小时不间断地产生价值，客流则在不同功能区之间高速流动。

这种高频、高周转场景，让洗浴中心单位面积产出远超传统酒店客房。

而当酒店还在为了提高百分之几入住率和Revpar苦苦挣扎时，洗浴中心已经通过空间能叠加，实现了全天候收割。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消费溢价转移上。

过去，酒店溢价核心是客房私密性和装修等级，但在当下讲究情绪价值的年轻人消费账本里，客房的权重正在下降，体验的权重却开始飙升。

洗浴行业的全国性爆发，本质上正是人们在寻找一种更具社交价值的日托式度假。

大家不再满足于关起门来睡觉，渴望在一个更具颗粒度的空间里，完成社交、娱乐和放松，而洗浴中心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需求，把自己做成了一个成年人精神避风港。

在这里，消费者的身份是模糊的，大家脱掉西装，换上统一的浴服，这种环境天然释放了社交压力。

洗浴中心卖的不再是单纯的洗澡服务，为很多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极其稀缺的松弛感，而这种松弛感带来的商业溢价，其实比单纯卖客房要高得多。

相反，很多高端酒店，餐饮和健身房往往只是为了凑够星级标准的摆设，甚至很多客人宁愿点外卖也不愿意下楼。

而这些新兴洗浴中心，却把这些配角做成了绝对的主角，将酒店业一直视作成本负担的辅助设施，通过极致的体验投入，转化成了最强大的获客引擎。

这种反客为主的策略，直接切断了酒店与很多年轻人之间的情感连接。

洗浴中心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管那些原本属于酒店的非睡眠时间，重新定义什么是高效率的消费与高价值的休息。

这不仅仅是一场行业的跨界竞争，更是一次商业范式的进化，谁能更高效地填充用户空闲时间，谁就能在万亿级的市场里分到最大的蛋糕。

在这个逻辑面前，传统的行业边界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只要能为消费者提供更爽的体验和更极致的效率，就是这个时代的赢家。

03

面对这种跨界而来的生存威胁，很多酒店管理者感到了前所未有焦虑，毕竟如果对手正在玩一种全新游戏，你就不可能通过磨亮旧工具来赢得战争。

2026年，很多连锁酒店品牌必须意识到，那个单纯依靠一张床就能躺着赚钱的时代，虽然还没有彻底终结，但溢价空间正在被飞速压缩。

这让我想起美智管理咨询公司总裁斯莱沃斯基曾提出的那个价值转移概念，意思是经济价值从过时的商业模式流向能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新型商业设计的过程。

而酒店产品迭代第一步，其实正是要完成从卖客房到经营用户时间的思维转场。

洗浴中心的火爆已经证明，用户愿意为那些能够填满全天候需求的场景买单，酒店也需要拆掉客人与公共区域之间那道隐形的墙，让空间流动起来。

一个成功的未来酒店，大堂应该更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中心，抑或高标准的图书馆或是私密的社交俱乐部。

这些年，亚朵们已经在尝试打破这道传统的行业红线，他们把大堂变成了书店和零售场，让空间产生了极强的复购，甚至让电商业务成了酒店第二营收支柱。

而这里面也隐藏着一个极其深刻的逻辑转向。

传统酒店的设计逻辑是基于孤独的商业，而当下的消费者更渴望归属感的商业。

这意味着酒店需要向洗浴中心学习场景塑造的艺术，把原本冰冷的硬件转化成有温度的互动，酒店墙内的一切资源，都应该被重新整合进一个无缝的体验闭环中。

餐厅不应该只是提供早餐的地方，像京东七鲜小厨之前提出的酒店合营厨房概念，不仅满足酒店住客中晚餐、夜宵需求，也覆盖了周边社区的即时外卖消费。

同理，酒店的健身房也不应只是摆放跑步机的储藏室，完全可以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运营阵地。

说白了，如果一家酒店能解决用户十二小时的需求，它的价值将远超那八小时的睡眠，定价策略也需要随之变得更加灵活和场景化，摆脱那种僵化的离店时间限制。

未来酒店真正的护城河，是编织生活方式的能力，因为打败你的不是更便宜的同行，而是更先进的效率。

迭代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自我否定过程，老李那家门店的关张，或许正是酒店业重生前的一场阵痛。

洗浴中心与酒店之间关于空间效率的进化论，最终会筛选出那些最懂用户心跳的赢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江宁知府 ，作者：印闲生

按照越共规定，超过65岁的中央委员除作为“特别情况”可继续连任外，一般会退出领导岗位。

本届越共政治局里，属于该“特殊情况”的只有俩——1957年出生的苏林和1960年出生的国防部长潘文江。

而在上届2021年的政治局里，也有两个破例情况，即1944年出生的阮富仲和1954年出生的阮春福。

不难揣测，这条“年龄线”还是很硬的，1957年出生的梁强和1958年出生的范明政均被划掉，至此河内已不再有跟苏林资历相近的现任政治人物。

某种意义上讲，目前苏林的地位跟2016年之后的阮富仲类似，属于“超然存在”，他极有可能在未来十年间发挥重要影响力。

越共十四届政治局大合影。

出席大会的卸任老同志，前总理阮晋勇染了一头黑发，神采奕奕。

2、

最新选出的“四驾马车”分别是苏林、陈青敏（现任国会主席）、陈锦绣（现任常务书记）和黎明兴（现任组织部部长）。

有媒体引述专家分析认为，未来或将打乱“四驾马车”排序，也就是苏林兼任越南国家元首，陈青敏继续做国会主席，陈锦绣继续做常务书记，唯一拥有财经领域工作经验的前央行行长黎明兴则被视为总理候选人。

不过笔者更倾向于这样的安排：苏林兼任越南国家元首，陈青敏做越南总理，陈锦绣做国会主席，黎明兴做常务书记，维持“四驾马车”原有排序。

2021年1月越共十三大时，武文赏常务书记的职位是直接确定的，之所以黎明兴没有像五年前那样一步到位，是因为牵扯到国会换届。

武文赏接的陈国旺当时直接退休了，而现任常务书记陈锦绣并没有，得陈青敏先去接越南总理，陈锦绣才能接陈青敏空出来的国会主席，然后黎明兴才能接陈锦绣空出来的常务书记。

具体如何可以等到两个月后再予以验证，也不排除陈青敏接国家元首，陈锦绣接政府总理，黎明兴接国会主席的“一一对应”式安排。

当然，仅从政治意义上讲，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因为苏林已经摆平了一切。

3、

在大会结束之后，苏林亲自出席记者会并做了发言。

苏林表示，越南作为高度开放型经济体，要是没有国际一体化，就不能发展，因此必须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并融入国际化轨道。

越南2025年外国直接投资到位资金达到276.2亿美元，为近五年来最高水平，其经济基本盘仍严重依赖外资，约70%的出口额来自外资企业，因此保障开放环境、维持与主要国家良好关系，关乎越南经济大局与社会稳定。

跟中国类似，苏林也提出了带有“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说法，称将重视以科技为中心的新增长模式，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越南已经开始担心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了。

陈锦绣和黎明兴陪同苏林出席记者会，三人均为党职官员。

4、

自黎笋以来对华立场最恶劣的阮晋勇近期表现十分活跃，尽管已离开权力中心多年（2016年卸任），且一度传出腐败丑闻，但阮晋勇似乎仍在越南政坛保持着相当影响力。

阮晋勇的长子阮青毅最近五年屡受拔擢，2021年，在阮富仲时代的最后一次换届中，阮青毅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建设部部长。

2025年1月，阮青毅从建设部外放胡志明市做常务副书记；8月，阮青毅又从胡志明市常务副书记调任越共中央政策与战略部部长——这种频繁调动一般是有高人在幕后操盘，为的是尽快刷好履历，补齐短板。

2026年1月，50岁的阮青毅成为最年轻的越共政治局委员。

黎明兴给阮青毅发任命状。

阮晋勇家族的影响力不仅止于长子，其次子阮明哲（1988年生）也在本次换届中首次当选越共中央候补委员，女儿阮清凤则执掌着“越南资本管理”以及“越南资本证券”两大核心金融机构。

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苏林出于经济增长压力不得不重用“阮晋勇系”人马，后者的筹码就是帮助苏林把越南经济搞活络。

满头白发的苏林给染了一头黑发的老同志阮晋勇（1949年生）授勋。

5、

西方舆论普遍不喜苏林，对范明政卸任感到惋惜。

作为上届的“四驾马车”成员和唯一资历高于苏林的政治人物，范明政任内越南经济实现高速发展，其本人长期活跃在G7、G20等国际场合，颇受各界好评。

2024年7月26日至27日阮富仲葬礼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亲自前往河内，以葬礼外交的形式对河内政局做试探。

当时苏林刚刚代理越共一把手，局面尚不似今天这般明朗，因此布林肯分别会见了苏林和范明政两大巨头。

会见苏林时，越通社稿件格式为“苏林表示……布林肯强调……布林肯表示……苏林强调……”，给人一种自说自话、鸡同鸭讲的感觉。

可到了会见范明政时，文风发生重大改变：

“范明政和布林肯一致认为，2025年是两国建交30周年，双方需要增进各级别，特别是高层的接触和交流，重点推动经贸投资合作、高科技、半导体合作，进一步挖掘高素质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合作潜力，并将其视为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和动力。”

“布林肯国务卿重申，美国支持越南强大、独立、自强、繁荣，扩大国际一体化，在东盟和地区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次换届中，范明政领导的越南政府遭遇大换血。

在“一正九副”的领导班子里，尽管许多人年龄没有超限，但只有胡国勇和范氏清茶两位副总理当选新一届中委，其余八人全部落选，19人政治局中更是没有一位来自前政府副总理。

2020年1月8日，时任组织部部长的范明政在河内会见日本通信内务部大臣高市早苗。

即将谢幕的范明政跟大家握手，2026年1月22日。

6、

今天的越南是在1975年南北越统一基础上建立的，对于许多50后、60后来说，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南越出生”或“北越出生”的标签。

按照不成文惯例，越共一把手固定由北方人担任，毕竟是北越统一了南越，北方政治地位始终压南方一头。

现任“四驾马车”里，苏林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陈青敏出生于湄公河三角洲，属于标准的南方人；陈锦绣和黎明兴均出生于中部偏北地区，二人为河静省香山县的老乡。

从地域上看，“四驾马车”巧妙兼顾了北、中、南三方面利益格局。

河内古代称昇龙城。

越南北方人长得跟中国很像，南方人则有点像柬埔寨人，在南越居民眼中，越南北方根本就是一个“小中华型政治文化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南北越实现统一后，越南并未把首都迁至中部顺化（阮朝首都）或更靠南的地方，即便是1979至1987年中越边境战争期间，河内的地位仍十分稳固。

这其实是一种高度防御性的国家选择，带有“天子守国门”的意味。

因为政治重心一旦南移，红河三角洲就会从“国本”降级为“边疆”，进而产生分裂倾向，甚至被纳入北方强邻的轨道。

长期以来，如何实现南北两大重心的一体化始终困扰着河内，南北高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商业评论零售现场 ，作者：考拉是只鹿

2026年初，上海宝山。

曾经亚洲最大的宜家商场，如今货架渐空，灯光微暗。样板间里仍有情侣依偎拍照，餐厅外还排着长队，孩子们在“斯莫兰乐园”奔跑嬉笑——一切如常，却已进入倒计时。

近日，宜家中国宣布：自2月2日起，停止运营包括上海宝山商场在内的7家大型门店，其余6家分别为广州番禺、天津中北、南通、徐州、宁波及哈尔滨商场。这是宜家自1998年入华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线下触点优化。

这算不上是一场仓皇“撤退”，但却是一场静默而遗憾的告别，告别的不只是几座蓝盒子建筑，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腾——那个曾为千万中国家庭提供“理想生活模板”的宜家，正悄然退出舞台中央。

1999年秋，北京四元桥。

一辆辆私家车缓缓驶入新开业的宜家停车场。人们扶老携幼，像参观美术馆般走进这座北欧风的“生活博物馆”，节假日的停车场更是一位难求。

那时的中国，刚刚告别“铺红地毯、挂水晶灯”的装修审美，中产们对“软装”“动线”“收纳系统”几乎一无所知，多数家庭的家具仍以雕花实木、厚重款式为主，实用与美学的平衡从未被真正提及。而宜家早已悄然布局——1998年它便在上海徐汇区开出中国首店。1999年北京四元桥店落地后，迅速掀起全民打卡热潮。

宜家不卖家具，它卖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简洁、有序、可负担、可复制。

一张BILLY书柜，一套POÄNG扶手椅，一盏SINNERLIG吊灯……这些以瑞典小镇命名的产品，成了中国新兴中产的“家居启蒙教材”，被打造成了有东方烟火气的时代造影。

中产家庭们在这里第一次明白：原来沙发不必雕花繁复，餐桌可以只是四条腿加一块木板，孩子的玩具也能整齐藏进彩色收纳盒。

宜家不是商店，而是沉浸式的“生活样板间”。

它用迷宫般的动线引导消费者逐一场景体验，用出口处1元冰淇淋的饥饿营销，把购物变成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周末活动。那一代人，把逛宜家当作家庭休闲体验的必去场所，把亲手组装家具当作协作的浪漫实践。可以说，宜家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家庭的居住审美与消费观念。

在入华后的前十余年，宜家凭借精准的定位、标准化的产品与独特的体验感，迅速抢占市场。彼时电商尚未兴起，线下零售主导消费市场，宜家的大型门店模式既能承载丰富SKU，又能打造完整场景，成为城市商业地标。

其扩张速度与营收增长形成强劲共振，门店数从2013年的14家增长至2019年的28家，销售额也从63亿元翻倍至157.7亿元，仅六年时间便实现规模与效益的双重突破。2017财年，中国成为宜家在欧美地区之外最大的市场。截至2019年，宜家中国营收达到峰值，蓝盒子建筑遍布各大城市，成为无数家庭的家居采购首选地。

宜家，成了中国中产家庭对“体面生活”的最初想象。

然而，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学生早已毕业，甚至已经开始教自己的孩子。

而宜家，却仍站在讲台上，重复着同一套教案。

今天的中国中产，不再满足于“能用就行”的标准化产品。他们中，有的追求专属感，拒绝与邻居撞款的标准化产品，渴望家能彰显个人审美与生活态度；有的看重情绪价值，家具不再只是单纯的功能载体，更要成为生活态度的表达；有的依赖全周期服务，从设计、送货、安装到售后，希望实现“一键搞定”的便捷体验。

与此同时，新一代租房青年也变了。

他们生活在小红书、抖音、B站构建的“灵感宇宙”中，追求“30分钟出片”“搬家即扔”“懒人友好”。

于是，宜家陷入两难。

改善型家庭嫌它“不够好”：板材环保等级模糊、五金件廉价、缺乏定制能力；年轻租客嫌它“太贵太远”：一套基础书桌+椅子近千元，还不包安装，而淘宝上同款只要300元，次日达。

它既非极致性价比，也非高端品质代表——卡在中间，两头不讨好。

曾几何时，“自己动手组装”是宜家的核心魅力，也是其成本控制的关键。但今天，这套逻辑正在被三大趋势彻底瓦解。

第一，“懒人经济”崛起：送货+安装=标配。

京东中国区数据显示，2025年超85%的家具订单要求“送装一体”，Z世代用户中这一比例高达92%。消费者宁愿多花50元，也不愿拧一颗螺丝。反观宜家，即便近年推出付费安装服务，仍需额外预约、排队等待，体验割裂。

第二，电商+内容种草重构消费路径。

宜家从来不是缺乏生活场景的品牌。恰恰相反，它曾是中国最早系统化构建家居生活场景的零售商——每一个样板间都是一套可复制的生活提案。

但今天，这套“线下沉浸式种草”模式正在被彻底重构。

小红书、抖音、B站上，“租房改造”“小户型显大术”等话题浏览量破百亿。用户刷到的不再是无瑕样板间，而是同龄人在老破小里用300元搭出的实用书桌区，附带淘宝链接和安装视频。

用户不再需要驱车两小时去宝山宜家“寻找灵感”——灵感已经主动推送到他们的手机屏幕上。

更关键的是，这些内容往往以真实居住环境为背景：老破小出租屋、40㎡开间、三代同堂老房……与宜家样板间中“无尘、无杂物、无生活痕迹”的理想化空间形成鲜明对比。年轻人看到的不是遥不可及的“北欧梦”，而是“和我一样处境的人，如何用有限预算过得更好”。

第三，“模块化”重新定义“自组装”

互联网新兴家装品牌如“造作”“吱音”“失物招领”，推出“模块化+预组装”产品——用户只需简单拼接，无需工具，5分钟完成。

它们保留了宜家的灵活性，却剔除了最令人头疼的DIY环节。

自组装，宜家引以为傲的“宜家效应”，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从“参与感”变成了“劝退项”。

说来唏嘘，宜家转型的难点，恰恰藏在其基因里。

宜家的底层逻辑是“民主设计”——为大众创造更美好的日常生活。

这意味着：价格必须亲民，产品必须可规模化生产，设计必须去个性化。这种哲学在瑞典行得通，在全球平价市场也有效，但在如今的中国家居赛道，却多少有些水土不服。

当代消费者所追求的，恰恰是“反民主”。设计上，有人追求新中式、侘寂风、东方极简，而非千篇一律的北欧白。服务上，有人需要一对一空间规划、材质定制、长尾维护；而宜家的产品体系，几乎无法承载这些需求。

它的供应链围绕“低成本、大批量、扁平化运输”构建，所有产品必须能塞进平板包装。

这决定了它无法使用实木大板、复杂曲面、重型五金——而这些，正是高端家具的基石。

更关键的是，品牌心智一旦固化，极难扭转。

消费者看到“IKEA”三个字母，脑海中浮现的是99元的塑料凳、颗粒板书柜、自助提货区——你很难说服他们，同一个品牌也能做出媲美Poliform或Roche Bobois的高端系列。

面对困局，宜家选择“变小”——未来两年新开10家小型门店，聚焦北京、深圳等核心城市。

这看似顺应趋势，实则充满风险。

小型店能解决“距离”问题，却牺牲了宜家最核心的“场景沉浸感”。

它无法承载完整的场景展示，SKU也难免大幅精简，不仅打破了“一站式购齐”的消费闭环，更让传统大店独有的体验感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小型店缺乏专属仓储配套，物流与库存成本难以管控，这使得宜家赖以生存的低价优势也可能被动削弱。

更严峻的是，社区商业早已被本土品牌占领。

红星美凯龙的“Mall in Mall”、居然之家的“智能家居体验店”、林氏的“社区快闪仓”……它们更懂本地需求，反应更快，合作更灵活。

事实上，小型店不过是战略调整的表象，宜家在中国真正的破局之道在于打破二十余年沉淀的供应链与卖货思维，来一场真正的“自我革新”。

具体来说，以下三件事特别关键：

其一，从“统一设计”走向“共同创造”。

宜家曾以“民主设计”为傲——用标准化产品服务大众。但今天的中国家庭，户型各异、审美多元，早已不满足于“千家一面”的解决方案。宜家不妨借助数字化工具，邀请用户参与产品共创，推出更贴合本土居住习惯的模块化家具，在规模化生产与局部个性化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其二，从“自己组装”升级为“轻松装配”。

曾几何时，拧螺丝是逛宜家后的家庭仪式；如今，它却让年轻人避之不及。与其坚持DIY传统，不如顺势而为：将产品预装率提升至八成以上，再搭配高效、可靠的上门安装服务。这不仅是对“懒人经济”的回应，更是对消费体验完整性的修复。

其三，从“门店引流”转向“内容种草”。

当小红书上的租房改造笔记、抖音里的收纳妙招成为新一代的家居灵感来源，宜家若仍只依赖实体展厅传递生活方式，便难免与用户脱节。它需要主动走进这些平台，用真实的生活场景、真实的用户故事去沟通，构建一条从“线上种草”到“线下体验”，再到“一键下单、送装一体”的流畅消费闭环。

这三步，看似是策略微调，实则是对品牌基因的重新校准。宜家要做的，不是回到过去那个被仰望的“生活样板间”，而是成为今天人们愿意主动选择、自然融入日常的“生活伙伴”。

唯有如此，它才可能在这场时代更迭中，不止于被怀念，更能被需要。

宜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家庭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见：生活可以更简洁、更有序、更有美感。

只是，当一代人从“拥有一个家”走向“定义一个家”，品牌如果不能与用户共同成长，就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地标。

上海宝山店关闭的那天，或许会有人默默买下最后一支热狗，坐在空荡的餐厅里，想起20年前那个周末——他和她推着购物车，在迷宫般的展厅里迷路，却意外找到了未来生活的模样。

只是这一次，他们不再需要宜家来告诉他们：家，该是什么样子。

因为，他们已经学会了自己回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西北望看台 ，作者：梁正

“他刚才居然想玩勺子点球？他妈的搞什么鬼！”

不久前那场跌宕起伏的非洲杯决赛中，不仅球场上的戏剧成分被双方球员、教练以及主裁判所拉满，就连看台上的球迷也上演了精彩程度不输于比赛的画面。一位装扮成狮子的球迷，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眼光，并很快在社交平台流传开来。

而这位在目睹布拉欣-迪亚兹罚丢勺子点球后发出惊呼声的“狮子王”，正是乔纳森-帕金，一个体重在巅峰期达到200多斤，从不去健身房锻炼，也没有饮食控制，反而常常摄入超大份餐食，却又在英格兰职业联赛中打进过221球的传奇前锋。

如果你熟知帕金的故事，那你一定不会对他以狮子的造型出现在非洲杯决赛的看台上感到惊讶。但如果你完全不知道帕金是何许人也，这篇文章将娓娓道来，让你认识一个与众不同的胖子，一种如今已濒临灭绝的球员。

1981年倒数第二天，帕金出生在英格兰南约克郡小城巴恩斯利。正是在家乡球队巴恩斯利，帕金开始了职业生涯，并在17岁在对阵哈特尔浦联队的比赛中完成一线队首秀。

对于绝大部分年轻球员而言，能够踏入梦寐以求的职业赛场，必定都是充满着敬畏之心，但帕金或许不在其中，他天生不够自律的本性在那时候就开始显现。2018年，他出了一本名为《Feed The Beast》的自传，为了配合宣传，他在接受BBC专访时，谈及了身为职业球员时的荒诞往事。

“那是一场预备队的比赛，那时板凳席刚将替补名额从三人增至五人。那天晚上的比赛，我原本并不在名单中，所以我约了一个相识已久的女孩，度过了一个惬意的午后，接着还吃了炸鱼薯条。”

“但当我下午五点抵达赛场时，才发现替补席有五个名额。半场结束时，我竟被换上场，要知道，午后我才刚享用过炸鱼薯条，并经历了一场为爱鼓掌的运动。”

就这样，在为巴恩斯利踢了13场比赛后，帕金就离开了球队，就此踏上英伦足坛的漂泊之旅，先后效力过14家俱乐部，其中包括赫尔城、斯托克城、普雷斯顿、卡迪夫城、哈德斯菲尔德等耳熟能详的球会。

2006年冬窗，在为约克城和麦克斯菲尔德镇总共打进51球后，帕金转投赫尔城，那也是他首次征战英冠联赛。

在为赫尔城效力的一年半时光中，帕金打进了12球，他的名字也就此在英冠赛场打响。他被球迷们称为“野兽”，看台上时常响起“投喂野兽，他必进球”的助威声浪，这也成为了他自传的名字，《Feed The Beast》。

从外形来看，帕金实在是不像一名职业球员，他身高1米93，体重巅峰时曾达108公斤，球衣得穿四个XL。但另一边，帕金在球场上的表现，确又和笨重丝毫扯不上关系，他不仅灵活，而且小技术和临门一脚都无可挑剔。

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不符合常规逻辑的职业球员。看看他是如何描述自己的饮食习惯的吧，“我从未尝试过控制饮食。每个俱乐部都有体能教练，但每次拿到饮食表我就扔进后备箱。我这辈子从没举过铁，我会直接告诉教练，要是觉得我需要举重，不如咱们脱光衣服进健身房比划比划？要是练壮了，我只会跑得更慢！”

“在普雷斯顿时期，那可能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阶段，比赛前一晚入住酒店后，我会先小赌一把，接着吃份鱼肉饼配汉堡薯条。周六早上则来份全英早餐，然后去训练，下午照样上场踢球。我对点心也毫无抵抗力，每次路过烘焙店都要买金枪鱼脆皮三明治、薯片、辣香肠披萨、牛排酥派，再加培根奶酪卷或香肠芝士焗豆。”

放肆饮食只是帕金作为球员其中一个抽象属性，他的另一大标签则是体内的恶作剧基因。

2007年，凭借着在赫尔城的优异发挥，帕金得以加盟斯托克城。虽然总共只为天空之城打进了6球，但他“坏小子”的气质却在那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一场与皇马的季前赛，全队前往奥地利打高尔夫。我与门将史蒂夫-西蒙森同乘球车行至山顶球洞时，我突然想踩油门加速。接着我们冲下山坡，在碎石路上打滑漂移。眼看即将翻车，我纵身跃出，小腿被完全划伤，球车翻滚两圈，西蒙森则还在车里。”

“这绝非我的光荣时刻，我赔了1200英镑。但我决不能错过对阵皇马的比赛，我做了包扎。赛后，我向卡纳瓦罗索要球衣，他欣然同意。本以为就此结束。他却示意要我的球衣，这让我震惊，他想必收藏了无数球衣，但却从没有见过四个XL码的斯托克城球衣。”

说起来，帕金原本是有望踢上英超的，斯托克城在2008年成功升级，但在赛季开始前，他却转投了普雷斯顿。虽然无缘英格兰顶级联赛，但正如帕金所言，他在普雷斯顿踢出了职业生涯最好的足球（108场31球）。

当然，在普雷斯顿优异的竞技表现，同样得搭配场下的花活，他最成功的恶作剧，绝对要数在转会截止日戏弄队友克里斯-塞奇威克。

“那天训练后，我们比他早到更衣室，于是我设法把他手机里我的联系方式改成他经纪人的名字，我给他打了16通电话，发短信催他尽快回电。”

“他训练回来后看到了‘经纪人’的未接来电，我们暗中观察时发现他脸上笑开了花，趾高气扬地站起来宣布，‘看来我要转会了，伙计们’，说完就昂首阔步走向停车场。”

“这时我的手机自然响了起来，所有人都笑疯了。他气急败坏地骂回来，我笑道，‘快回来吧，你哪儿也去不成。’公平地说，他后来没报复，这玩笑他接得挺大方。”

同样是在为普雷斯顿效力期间，帕金还欺骗过主帅，“我当时依然住在巴恩斯利，所以遇到堵车迟到就得交罚款。有次醒来已经九点半，外面还在下雪，我知道肯定赶不上训练了，也清楚主帅阿兰-艾尔文会暴怒。”

“于是我打电话撒谎，‘非常抱歉我来不了，刚出了车祸。有车在雪地打滑撞到我了。’教练连忙安慰我说，人没事就好，让我先回家休息。之后几天我不得不换了好几辆车，假装自己的车还在修车厂。”

而在为卡迪夫城效力期间，帕金则和球队名宿贝拉米有过一场颇为戏剧化的争执。“我加盟球队那会儿刚受伤，所以无法参与训练，但在更衣室里我是紧挨着贝拉米坐的，他当时直愣愣看着我，心里一定在想，‘我X！我们一心想升级，现在却签下这么个球员。’”

“后来我开始参加训练，还被分在和他一组，在演练某种阵型时，他不满意我的处理，对我大喊大叫。于是我停了下来，对他吼道，‘伙计，你不是他妈的在和特维斯配合，他值3000万英镑，我才值十万，你得放低你的标准。’从那之后，我和他亲如手足。”

在不了解帕金的人看来，他对待职业足球的态度，似乎有点太过儿戏，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其中的缘由，“足球从来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对我而言，这始终只是一份工作。虽然是值得珍惜的幸运职业，但终究是份工作。”

“虽然我的技术或许还能应付，但在当今足坛严苛的审视下，我还能享受足球吗？真的很难说。有些时候，我只想和兄弟们自由自在地踢球。说实在的，如果我现在是20岁，根本不可能开启足球生涯。当然，我本可以做得更好，或许能在更高水平的联赛效力更久。但重点是，我度过了无比痛快的职业生涯。”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拥有如此魁梧身形的帕金，还曾读过托育护士专业。

在他19岁那年，他对足球产生了倦怠，几乎要放弃职业道路，“外租期间因缺席比赛被罚两周薪水后，俱乐部告知我年底可自由离队。我当时就想，我不需要这样，足球不适合我。于是次年签约约克城时，我就同步注册了托育护士培训课程。”

“课程进展相当顺利，我甚至被安排了实践课程，每周训练结束后参加两个晚上的四小时实习，周三全天则在托育机构实践。但后来在约克城受伤后，周三不再放假，我才放弃了课程。”

尽管口头上说足球不是他生命的全部，但帕金的职业生涯却长达近20年，直到2019年才在约克城，带着整个职业生涯659场221球的成绩单光荣退役。

在挂靴后，帕金的生活也没有离开足球，他和前普雷斯顿队友克里斯-布朗主持了一档名为《Undr The Cosh》的播客，非洲杯上的狮子造型就是这个节目的一部分。在众多的足球播客中，《Undr The Cosh》的特别之处在于，除了收获14.5万的订阅者外，帕金还将这档节目的部分收益，捐给了不同的慈善组织。

除此之外，帕金还在退役后成了一名板球运动员，但最终因为膝盖的伤病，加上自认为水平不行，而远离了这项运动。

很多关注EFL（英格兰足球联赛的简称，涵盖英冠英甲英乙）的球迷认为，如果帕金足够自律，凭借他的天赋，以及他在比赛中所展现的进球效率，他完全有能力踢上英超。对此，他本人是这样回复的：

“我不过是个普通的巴恩斯利人，碰巧踢了阵子足球。粗略算来大概踢了600多场比赛，进了200多个球，对一个巴恩斯利来的胖子而言，这成绩还算不赖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培风客 ，作者：Odysseus

在过去的几天里，越南选举出了新一届的领导班子，结合之前的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务实，有效并且前途光明的选择。在良好的情况下，更好的中央执行能力和良好的商业技术官员可以结合在一起，为这个需要FDI，需要基础设施，需要更多投资的国家带来更多助力。并且实现10%的经济增速目标。

但就像之前说过的，我觉得只做伏案工作都是纸上谈兵，未来一段时间我会访谈很多越南各行各业的朋友，尝试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全面的看法。等到这些采访结束之后，在今年3月8号，我的朋友们会和我一起回到上海，我们会找一个场地坐下来和大家分享这些心得，以及庆祝我们的播客一周年。

在这里我想感谢和我一起做这个博客的Mike，我毫不怀疑他有一天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经济学家，在大部分时候他都是在节目中负责专业的那一位。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研究正是我们这个年代所需要的，无论是他在WTO报告中负责撰写的部分，还是在关于中国出海研究中他对于价值链上下游的观察。他的Working Paper解决了我长久以来的疑问，我想可能也是很多CVC负责人的疑问，就是在中国出海语境中，产业链纵向和横向兼并到底应该怎么思考。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努力把AI和地缘政治研究结合在一起，我的另一位朋友在完成这个艰难的工作，但此时他应该在带娃旅行，下面是他发过来的视频。所以只能祝他玩得开心。

言归正传

在之前向一位我很尊敬也很佩服的大佬学习的时候，我说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的扩张，都是缓慢的文化浸润。而他纠正了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只是硬币的一面，准确来说，中国历史中，伴随了两种模式。

-在某些关键时期爆发出的巨大军事能量，例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清乾隆。进行扩张

-在随后漫长的岁月中，通过不同的方法行政消化扩张后的领土。

而我当时说的“缓慢的文化浸润”，其实只是硬币的一面，这个行政消化和浸润，虽然时间很长，听起来很像是儒家文明的故事，但也只是硬币的一面而已。

在上一篇关于越南的文章里，有两位读者的留言很有意思，一位的看法是，二征姐妹的起义，在汉朝的历史记载中，是一次叛乱。另一位则提出了一个疑问，汉唐时期对于越南的行动，更多通过水路，而为什么在宋朝的时候改走陆路。

我想先从上面这个模型讨论这两个问题，最后回到当下的世界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关注的。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秦始皇南征百越，之前提到的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之后的树立的铜柱，还是明朝消灭在云南的元朝部队，但最后没有完全撤军。这些对外扩张的军事行动，都是对外扩张的第一步，而不是我之前说的文化扩张。

在第一步的扩张结束之后，往往有一个漫长，甚至延绵几个世纪的融合期。在西南，这杯叫做卫所或者土司制度，在西北可能是理藩院。他们的形式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在初期的扩张之后，到最后的融合之前，通过一个兼得的政策，去推进融合。融合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屯田，解决远征军的粮食供给问题和堡垒问题。把战略价值最高的区域从草原变成农耕田地。

-科举或者共治，向住在边疆的家族和精英们提出交易，加入这个体系，无论是科举，还是没有科举时候，皇帝和当地士族的共治。

-人口迁移，最开始的基建可能是用于军事用途，但打通了道路之后，人口的迁移开始增加，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里面，由于中原王朝的文化吸引力和富足，更多人来到远方，更多远方的土著开始向往中国文化。

然后在最后的阶段，无论是西南的改土归流，西北的新疆省成立，意味着文化的浸润来到最后的阶段。

回到前面的问题，我所出生的湖南省在战国时期位于楚国境内，甚至楚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可能都在湖北而不是湖南，楚国是当时出了名的蛮夷，而且自己也乐得承认。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总是以一个天朝上国的视角去看待周边的国家，在历史的某个时候我们可能都是蛮夷，除非你真的出生在中华文明最开始发源的那一个小区域，无论是二里头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它的面积可能还不如今天的一个大城市。更好的心态应该是尝试去证明去推广我们的文化和文明，贬低他人抬高自己总是简单的，但往往没意义。

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更有趣，我觉得有两个比较好的解释

-汉唐时期中国对于南方的掌握依然比较薄弱，无论是处理交趾，还是安南的问题的时候，在长安的帝国中枢，看待南方更多是从一个贸易的角度去看，例如唐朝的战略重心毫无疑问是在北方，对于安南的统治更多采取羁縻政策，可以粗糙类比土司政策。册封当地部落首领。维持松散的政治效忠。由于当时南方发展还比较滞后，用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岭南地区对于长安更像是一个殖民地而不是帝国核心区域。当叛乱发生的时候，从广州或者更远的地方，通过水运，送过去一支快速机动部队，然后因为当地发展水平落后，往往也无力抵抗。就可以平定战乱。

但这个策略有前提，就是南方的发展依然很落后，大部分城市集中在河流和港口，山区和内陆的人数不多，所以这种海运快速机动部队，保持对一块飞地的控制就够了

-但就像我们在历史书上学到的，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是衣冠南渡，还是宋朝战略重心南移，南方经济的发展开始加速。在南北朝时期938年，北宋时期981年，以及元朝时期的1288年。中原王朝三次与越南当地王朝进行战争，而且发生的地点都在同一个地方，白藤江。在越南朋友眼中，这条江颇具传奇色彩，因为它可以说是用同一个方法打败了三次敌人。在河水中种下木桩，涨潮时引诱对方海军冲进河口，退潮时白藤江水位落差巨大木桩浮现堵住出口，对方海军被困在河口成为靶子。

所以不是没有尝试走海路，而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之后，文化已经在当地生根，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经不是最开始那样，从几百公里外调动一只水师，就可以平定叛乱的年代。

回到今天的世界，如果说在历史上，第一产业是人类大部分生产的核心，所以对外土地扩张，无论是耕地还是农夫，都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资源。在今天的年代，耕地早就不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远超过第一产业。因此侵略战争或者扩张战争，是一个非常费力不讨好，甚至可能弊大于利的选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两场自卫反击战争，都是快速出击，快速撤回。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应该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在今天的世界，商业扩张比军事扩张更普遍存在，效率也更高。而且它的逻辑也是类似的，在中国历史上，修建灵渠，打通大运河，连接王朝的中枢和边疆，然后输出商品，文化，建立卫所，联姻友好当地氏族。这些事情依然在今天发生，只是换了一个形式。或者用一个大家听得更多的说法，这可能叫做自由贸易。

人类的文明长期来看也是进步的，过去那种把边民的诉求都当做叛乱，或者通过军事扩张的方法今天并不可行，相反找到互利共赢的方法，就像Mike在论文中说到的，中国在出海商业活动中，下游的投资往往一方面可以给当地带来利润和FDI，另一方面也可以拉动产业链上游中国企业的出海。了解当地人民和社会的诉求，然后寻找可能的切入点，是此时此刻无数中国出海企业正在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稍微刻舟求剑一下，按照历史的三步曲类比，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的中国的出海，其实是之前一带一路很多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延续，他并不是中国出海逻辑的终点。在下一个阶段，可能会有更多和当地的社会，文化的融合，更多和当地人民，企业，政府交流，尝试找到互利共赢的方法，并且通过一些双方都能接受的制度化设计去固化合作的基础。而且这个制度一定是中国和当地的结合，可以是三七开，七三开，甚至二八开，八二开，但根据历史的经验，不太可能是削足适履，或者是强加一个价值观。这里面会有很多投资机会，价值观会决定我们能否选择正确的领域和方向。

而如果中国的文明真的足够优秀，能够做到历史上那样博采众长，那么也许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国家愿意接纳或者借鉴中华文明。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一个必须要说明的事情是：我们这些努力的终点，是之前美国做完过的终点，在这个领域中国落后非常多，需要很多的工作去填补间隙。

这是未来一个多月我自己的一个工作目标，我也很期待和大家在上海见面。我还没有开始准备具体的工作，如果有了准确的安排会及时再和大家分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守候微光 ，编辑：孔斯琪，作者：中国青年报

1月18日清晨7点半，天蒙蒙亮，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五尧乡南沟头村的乡间路上，一群孩子迎着风雪向前奔跑，雪花落在他们汗湿的头发上，瞬间结成一层薄薄的白霜，远远望去，像一顶顶蓬松的雪绒帽。

1月18日清晨，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一名女孩在村道上迎雪奔跑。

1月18日早上，越野跑结束后，雪花落在一名孩子汗湿的头发上。

这样的越野跑是白鹤江13年前成立这家中国式摔跤武馆时就定下的训练课目。不论四季，每周一次。孩子们按年龄分组，分别跑4-8公里不等，为的是训练肺活量和耐力，为良好的身体打下“地基”。

从庄稼地旁的土路到宽阔的柏油马路，孩子们奔跑的路线跨越乡村与城市，正在修建的雄忻高铁紧邻，不远处是近几年新出现的产业园高楼。

白鹤江是南沟头村本地人，1956年出生于武术世家，曾是一名专业的摔跤运动员。2010年左右，自己的子女陆续成家立业，白鹤江萌生了将摔跤这门技艺传承给更多年轻人的想法。“现在的孩子多困于室内，缺乏运动、体质偏弱，‘小眼镜’‘小胖墩’太多了，少年强则国强，我就是想让他们练出强健的体魄、坚韧的意志。”白鹤江说。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白鹤江和孩子们在武馆前合影。门口挂着“骄纵溺爱请往他处，惰性畏苦勿入斯门”的对联，横批“有志者来”。

1月17日，摔跤武馆里的旧课桌。这是保定市清苑区第二中学4年前捐赠给白鹤江的，平日里，孩子们放学后会在这写完作业再一起练习摔跤。白鹤江有时会去周边学校免费教学，了解到他的故事，学校也愿意为摔跤武馆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近年来，有不少短视频博主造访这里，带来流量的同时，也一定程度改善了孩子们的训练环境。

1月18日，白鹤江办公室里悬挂着家长送来的锦旗和他指导学生的照片。

这座由村里闲置废旧厂房改造而成的摔跤武馆，没有精致的装潢，只有一间简易的训练馆和一片开阔的荒野空地。空地上整齐地摆放着杠铃、花砖、水缸、石锁等训练器材，一旁还有一排旧课桌。

目前在这里学习的37个孩子，年纪最小的5岁，最大的18岁，大都还在上学。孩子们周一至周五放学后在旧课桌上写完作业，再一起练上约莫两小时。周末则是上午练体能和力量，下午学习摔跤技巧。推花砖、举杠铃、甩石锁、蛙跳、鸭子步……寒冬中，孩子们攥紧拳头，跟着口号的节奏咬牙坚持，脸蛋冻得通红，眼神却亮得像星星。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白鹤江在武馆外的空地上指导孩子们锻炼体能。后方是正在修建中的雄忻高铁。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训练场地上的花砖和杠铃片。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孩子们在进行举杠铃训练。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训练开始前，一名男孩在轮胎上玩耍。这些轮胎是孩子们的训练器材之一。

不仅不收学费，白鹤江还自掏腰包改建武馆、购买训练器材，骑着自行车到周边村子和学校做宣传。摔跤武馆建立之初，很多村民都不理解他的这份执着。但渐渐地，一些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过来试一试。

口碑是一点点传出去的，武馆的学员从最初的几人，到十几人，再到几十人；从本村的，到附近南辛庄、北辛庄等村子的，再到从广西、四川、山东等地不远千里专程赶来的。9岁的长沙男孩陈若瀚这个月刚刚来到武馆，他妈妈在社交媒体上刷到白鹤江的故事，决定趁着寒假带孩子来村里住一个月，锻炼体能，学习摔跤技术。

今年9岁的孙晨珺家住保定市区北二环，妈妈李敬彩每天驱车40分钟送她来武馆学习，已经坚持了一年半。谈及女儿练习摔跤后最大的变化，李敬彩认为是学会如何面对挫折。在摔跤对抗中，身形较小的女孩往往更容易被对手控制，“摁在地上起不来”。此前，女儿一旦玩游戏输了或考试没考好都会有情绪。练习摔跤以后，这种对“输”的挫败感反而变成了越挫越勇的动力，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孙晨珺开始思考，如何依靠灵活的头脑、精湛的技巧和对时机的把握，将劣势转变为优势。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白鹤江指导弟子学习保定快跤的招式。保定快跤是中国式摔跤的重要流派之一，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以快速技术为核心特征。其“强身防身、涵养意志”的精神内核流传至今。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孩子们两两为一组进行摔跤练习。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10岁的刘宇灿在武馆里与另一名学员过招。她练习摔跤已有5年多，家住在离这不远的北沟头村。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孩子们在训练间隙交谈时呼出白气。当日，武馆内的温度已降到零下。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一名小朋友在同伴的帮助下爬单杠。

目前在白鹤江的武馆训练得最久的是18岁的“大师兄”郭宇航。白鹤江回忆，郭宇航刚来的时候，9岁的他体重将近100斤。母亲王东艳很是担心，性格内向腼腆的儿子会因为身材被同学瞧不起。

起初，武馆的很多训练郭宇航都坚持不下来，白鹤江只好让两名学员一左一右架着他，后面再来一个人推着他跑，他哭闹了将近一个多月才逐渐适应。经过9年的训练，已经成为国家二级运动员的郭宇航拥有了让同龄人羡慕的健美身材，还常常担任白鹤江的“助教”，带着孩子们锻炼。他今年准备报考南方的体育学校，继续追寻自己的体育梦想。

这些年，武馆里已先后走出了3名国家健将级运动员、8名国家一级运动员、7名国家二级运动员，孩子们在全国及省市级赛事中累计摘得近400枚奖牌。白鹤江坦言，除了希望孩子身体健康，不少送子女来学习的家长，还期望摔跤能让孩子在未来多一条发展的道路。虽然单纯练习摔跤不能为高考加分，但国家二级运动员以上可以走体育单招，对文化课成绩要求会低一些。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训练结束后，18岁的郭宇航坐在软垫上，他身后的墙上绘有两名古装少年练习保定快跤的壁画。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训练结束后，10岁的冯韵雅（右二）和其他学员们用热牛奶捂着冻红的脸蛋。目前在武馆学习的孩子有四成是女孩，除了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她们还能运用在这里学到的摔跤和武术技巧保护自己。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一名男孩在训练之前将外套挂好。孩子们在武馆里朝夕相处，养成了坚韧独立、团结互助的品格。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训练结束后，两名男孩用热水袋暖手。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训练间隙，一名家长在给孩子们分热牛奶。目前有7名家长在白鹤江的摔跤武馆做“义工”。他们送孩子来训练，有时间就自发地留下来，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上午的体能训练结束后，孩子们排队领取热牛奶，11岁的冯韵雅拿到后没有第一时间打开，而是把牛奶袋捂在冻得通红的脸和手上，待皮肤回暖，才小口喝下。短暂的休整后，她和朋友们又转身投入未完成的训练中。来自保定清苑阳城村的她已经在这里练习两年多了，看着比自己年纪大一些的孩子拿到的荣誉，她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可以考上体育大学，靠摔跤走出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技术领导力 ，作者：Mr.K

读者小李，最近入职了一家业内颇有些名气的公司，但试用期还没过，他就动了离职的念头。原因是他发现公司内部决策随意、管理混乱，效率甚至不如小作坊。听完小李的描述，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他现在的公司其实就是一家看上去包装精美的“草台班子”，这跟它的办公楼是否豪华、员工人数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你发现所在的公司具备以下几个特征，那么你就要小心了。

01

老板朝令夕改

在一些企业里，看上去最忙的人往往不是基层牛马，而是老板本人。小李的公司就是如此。老板每天早上都会发几十条语音到工作群，内容包罗万象。可能因为昨晚看了一场网红直播，觉得“内容电商”是唯一出路，就要求公司全员转型，每个人都要搞自媒体；也可能因为听到一些同行投了某个线上推广，就立刻推翻筹备了半年的线下方案，马上跟风。

迈克尔·波特曾在《竞争战略》中指出，战略的本质是抉择，是决定不做什么。而草台班子的逻辑却是变化无常，啥都想要，结果也大多是啥都落空。就像物理上的“布朗运动”，虽然看上去每个分子都在疯狂跳动，但由于方向相互抵消，整个系统的位移却几乎为零。

作为员工，在这样的组织里所体验到的，将是巨大的内耗、疲惫感和迷失感。你在前线刚挖好战壕，准备冲锋，后方就传来命令说目标变了，要改攻别的山头。几次下来，再有激情的员工也会变成老油条。原因很简单，既然我知道老板会朝令夕改，想一出是一出，那我又何必把他的话当回事，真刀真枪的干呢？

02

领导一言堂

草台班子的第二个特征，就是领导层排斥异见，大搞一言堂，内部只剩下唯唯诺诺的“伪高管”和各种谄媚讨好的彩虹屁。在这种公司，会议室通常不是讨论问题的场所，而是老板的个人演讲台。任何试图提出真实反馈和建议的下属，都可能被贴上“执行力差”或“认知水平低”的标签。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阿什从众实验”。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所罗门·阿什邀请受试者，进行一次简单的视觉判断，要求在一组直线中找出与目标直线长度相等的一根。实验的特别之处在于，除了受试者，房间里的其他“参与者”全是助手，他们一致被要求给出明显的错误答案。最后的结果令人震惊，在群体压力下，约有四分之三的受试者至少有一次违背自己的观察，跟着大家选了那个很明显的错误选项。

这种从众效应，在草台班子里往往会被加倍放大。一旦领导层不允许被质疑，把任何来自专业角度的讨论，都当成对个人权威的冒犯，组织内部很快就会陷入一种危险的集体失明状态。为了迎合上意，那些并不真正懂业务、却深谙“向上管理”之道的伪高管，往往会主动屏蔽坏消息，把所有负面声音挡在门外。

当客观的评价体系失灵，劣币驱逐良币几乎是必然结果。讲逻辑、有操守的人被边慢慢缘化，善于逢迎站队的平庸之辈却不断上位，占据关键位置。一个失去纠偏能力的组织，就像一辆没有刹车的赛车，直道上或许风光，但一旦遇到弯道，翻车只是时间问题。

03

越级指挥，不知道该听谁的

权责对应，是现代组织管理最基本的逻辑。成熟的企业会把岗位边界和汇报关系划清，避免事情在不同层级之间来回折腾。但在草台班子里，这套规则常常被当成“影响效率”的累赘。

老板会经常跳过副总裁、总监，直接在群里给一个基层执行者下指令；或者是不同层级的领导针对同一件事情给出完全相反的要求。这种越级指挥在表面上看是高效、扁平、接地气，实际上却是管理上的灾难。

WeWork在上市失败前的混乱管理，就是很好的例子。创始人亚当·诺伊曼经常越过高管和HR部门，在电梯里或走廊上因为“不喜欢某个员工的能量”而直接将其开除；或者在视察新办公楼时，无视建筑师和项目经理的专业方案，凭直觉要求拆除已建好的墙体和玻璃。

这种越级指挥，本质上是治理结构的失控。它一方面摧毁了中层管理的权威性和责任感，让他们产生一种心理防御：既然老板什么都管，那我就什么都不管，出了问题也是老板兜底；另一方面，又会把基层员工逼进两难境地：听直属领导的，会得罪老板；听老板的，直属领导又会心理不平衡，最后只能左右糊弄，爱咋咋的。

04

过度管理，制度流程卡死人

战略上极其随意，流程细节上却过分苛刻，这是草台班子另一个明显的共性。它们迷恋所谓的“军事化管理”。几百块钱的行政采购需要经过多级审批，买一箱打印纸都要惊动总经理；员工哪怕前一晚为项目加班到凌晨，第二天九点零一分打卡，照样被点名批评……

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自行车棚效应”：组织成员不敢在核电站建设这种复杂大事上发表意见，却会在“自行车棚该漆成什么颜色”这种琐事上争论不休，耗费大量精力。

K哥就见过一个真实案例：一家几百人的互联网公司，为了“降本增效”，规定办公用品采购超过200元，就必须走完从组长到副总裁的五级审批。我后来替这家公司的老板算过一笔账：5位管理者的审批时间、员工的填表时间、财务的核对时间，折算成薪资成本，可能已经超过500元。为了规避那点不确定的几十块钱风险，却付出了数倍的隐性成本，真值得吗？

但这恰恰是草台班子常有的典型逻辑，用战术上的勤奋（狠抓流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无法创造增量）。当业务停滞、增长乏力，老板无法从市场上拿到增量，就会本能地向内收紧控制，通过抓考勤、卡流程、抠细节来获得安全感，仿佛只要盯住员工的每一分钟、每一分钱，公司就能撑下去。

大卫·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对此有过犀利的剖析：现代组织中存在大量毫无意义的工作，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让上级觉得自己很重要。一个真正健康的公司，应该是目标导向，而不是过程崇拜，这种过度管理，透支的不仅是员工对公司的信任，也是公司的未来格局和发展前途。

05

形式大于结果

经济学里的“古德哈特定律”早就提醒我们，当一项指标成为目标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好的指标。但在草台班子公司里，这条定律往往被彻底无视。他们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不是员工真正创造了多少有效成果，而是PPT做得够不够好看，汇报时情绪够不够到位。

当公司考核周报字数时，员工会贡献连篇累牍的废话文学；当公司暗示“加班时长等于敬业度”时，全公司都会用力地“表演式加班”。在草台班子里，可被感知的工作（比如汇报、加班）远比实际产出的价值（如解决bug、搞定客户）更重要。而真正干活的人，却因为忙于业务没时间包装自己，或者不屑于表演，在绩效评估中被贴上“沟通能力差”、“缺乏大局观”的标签，最终被排挤出局，只剩下一群擅于职场政治的“演员”。

如果一家公司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剧组，大家都在拼命演戏给老板看，而唯一的观众（老板）还在那里沾沾自喜时，这场戏离落幕也就不远了。

以上5条，如果你的公司中3条以上，就做好准备吧。查理·芒格在《穷查理宝典》里说过：“如果你把葡萄干和粪球混在一起，得到的仍然是粪球。”这句话放在组织管理中，同样一针见血。对有追求、有抱负的职场人来说，与其在劣质的草台班子里不断内耗，不如在合适的时机果断离开，去寻找那些真正尊重规律、尊重专业、也尊重人的系统。这不仅是为了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也是为了找回对职业、对付出的尊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作者：良豪，编辑：|安菲尔德

强调速度和效率的高铁，显然难以拥有和绿皮火车一样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同样也难以满足所有人“两点一线”的出行愿望。

“说走就走”，曾是一种奢侈的向往；如今，却成了高铁时代触手可及的日常。自2008年首条高铁通车，中国高铁的总营业里程已突破5万公里。只需在12306上轻点几下，格子间的打工人便能瞬间切换场景，搭乘风驰电掣的列车奔赴远方。

不到二十年，高铁从新鲜事物跃升为“轨道王者”，彻底重塑了中国的时空格局，现代中国人也迅速适应了高铁带来的“快时代”生活。

而每一季度的铁路调图，也随着高铁网络织密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最新一轮全国铁路大调图，从1月26日零时起刚刚实施，调图后铁路每日安排旅客列车12130列，列车数目再创新高。

新一轮铁路调图在1月26日起实施，新图车票已经陆续开始发售。（图/视觉中国）

与这轮调图有关的讨论，早在半个月前就开始火热起来。随着调整好的列车陆续放票，人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原本行驶在京沪、京哈、京广、沪昆四条干线高铁上的“小号标杆车”，这次全被打乱了。

所谓的“标杆车”，简单来说是以时速350公里运行、中途只停靠枢纽大站的高铁列车，运行时间比常规高铁更快。有人总结调整后的“标杆车”信息，发现100以内的车次号全归京沪高铁所有，接着的整百便是京哈、沪昆，而京广高铁则改用G301至G450的新车次。

涉及京沪高铁的车次调整里，有城市获得了最小路号的G1/2次高铁列车，兴奋得犹如过年。

但更耐人寻味的车次编码更换还在后头。在京沪高铁那些速度最快、停站最少的“标杆车”里，G25次原本是唯一一班跳过南京南站不停靠的列车。而在这次调整后，G25又变成了中途只停靠南京南一站的京沪间最快列车。这个变化让许多南京人感到惊喜：“你知道吗，G25终于只停靠025（南京电话区号）了。”

京沪G25只停025（南京），摇身一变成为京沪高铁上的网红“标杆车”。（图/铁路12306购票页面）

车次编号越小，在中国高铁体系中的优先级越高，更不用说每天都坐满打工人和商务客的京沪高铁，其意义早已超越班次本身，成为一种象征。每当这类车次的编排发生微调，便会即刻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一场自发的解读与玩味，成为观察社会心态的一个切面。

更多与更快的京沪高铁，还在努力挣客流

坐拥小号“标杆车次”头把交椅的京沪高铁，知名度无需多言。现在，假如你误打误撞地在工作日坐上京沪高铁，检票后找到车厢坐上一等座，邻座多半是在小桌板上卖力敲键盘的打工牛马，“班味”气氛很是到位。

倘若是静音车厢，则是另一番场景——你不一定会听到邻座的会议通话，但一定能听到列车员的温馨提示，一秒令你置身工位：“您好，女士/先生，这里不能说话。”

打工人都知道高铁办公是身不由己的行为，但现实的通勤需求（以及工作需求）摆在这里，出发和到达时间更与上下班无异，久而久之，京沪高铁就成了“最强牛马专列”的都市传说。

商务常客能列举出100个选乘京沪高铁的理由：

高铁最短4分钟一班，错过可以改签到最合适的班次；高铁座位多且舒适，全程有永不中断的Wi-Fi和电源；往返京沪最快一趟高铁只需要4小时出头，趟趟准点，几乎不用担心天气影响出行……

准时、迅速且周到，如此一趟列车，你怎能不爱？

京沪高铁上经常可见在电脑前奋力工作的打工人，因而被网友戏称为“班味儿最浓的高铁”。（图/社交媒体截图）

调侃归调侃，京沪之间旺盛的客流，着实让京沪高铁高光十足。本轮调图里，京沪高铁除了获编高铁“黄金号段”，还另外新增了18列“G”字头动车组列车，并继续压缩动车组列车追踪间隔时间，进一步增加高峰时段运输能力。

目前行驶在京沪高铁的动车组，绝大多数是CR400系列的复兴号动车组。若以定员619人的8辆编组列车计算，假如每趟列车均满员，京沪高铁每日客流量将增加超过1.1万人；倘若都使用定员1347人的17辆编组列车，单日客流量更将翻倍至2.4万人以上。

目前行驶在京沪高铁的动车组，绝大多数是CR400系列的复兴号动车组。（图/视觉中国）

换言之，京沪高铁接下来的含金量还在增加，但增加运力只是其一，多赚钱才是最终目的。

理由很简单，高铁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是商业项目，修建投资往往在千亿级别，且基本依赖贷款修建。但国内目前真正实现盈利的高铁线路只有6条，京沪高铁便是其中之一。

2011年6月建成通车的京沪高铁，开通3年即实现盈利，是世界上首条盈利的高铁，这几年京沪高铁的经营业绩更让不少线路羡慕。虽然挣钱的主要手段不是靠客流，但这两年京沪高铁的客流量却出现增速乏力，也有了几分和打工人一样的增长焦虑。

已经实现盈利的京沪高铁，也在担忧客流量增速。（图/视觉中国）

《中国经营报》近期的一篇报道里披露，铁路部门近几年一直在研究往返京沪之间的所有交通方式，其中就包括高铁的最强劲敌航空。而研究目的也很明确——为了保持京沪高铁在繁忙的京沪客运大通道里的优势地位。

在这条“时间就是金钱”的繁忙大通道里，谁掌握价格和时刻的黄金资源，谁就能拔得头筹。处在绝对优势的京沪高铁，当然能懂这个道理背后的意义——毕竟用金钱换时间，某种程度上也是另一种铁路出行的“刚需”。

高铁再怎么扩容，绿皮火车都不会消失

尽管如此，“黄金号段”车次重新编排，对普通人的日常出行几乎没有影响。无论是站站停，还是骨干高铁线路上风驰电掣的“标杆快车”，只要时间合适、票价体面，且能选到舒适的好座位，一段高铁旅途也算是踏进了及格线。

这几年，全国高铁建设速度飞快，建成开通的新高铁线路陆续在线上线下刷屏。光是去年全年，全国就有16条新高铁建成通车，设计时速300-350公里级的高铁线路就占了11条。高铁网络扩容的速度，不断刷新所有人的认知，也在改变人们的出行选择。

高铁班次越来越频密，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拥有高铁站更是各座大城小镇钟情的财富密码。披着绿色外衣的普速列车，在越跑越快的高铁面前黯然失色，渐渐成为快时代里的小众出行方式。

1月26日实施的全新铁路运行图里，普速列车减少了71列，其中一部分被改造升级为全列禁烟的“D”字头动车。尽管如此，这个时代仍有需要绿皮火车的地方，尤其是在地理条件相对复杂、公路网络相对薄弱的地区，普速列车仍是连接城乡的重要交通工具。（详见新周刊之前的文章《又一批列车变高铁，可我有点怀念绿皮火车》）

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在这个时代仍有用武之地。（图/《归途列车》）

简而言之，不同等级列车的服务定位各有侧重，不同区域间发展速度差异，决定了车速更慢的绿皮火车必须得以保留。

此外，一些绿皮火车升级为“身价更贵”的新列车后，运行时间并没有压缩多少，个别车次升级后的运行时间甚至与原来完全一致，出行成本陡然增加，让不少人感到难以理解。

而随着调图后的车次陆续公布，也有人发现一些停靠车次本就有限的高铁小站，在这轮调图后车次悄悄变少，“很久才来一趟”。小红书里一篇与铁路调图相关的帖子下方，不时有网友在评论区吐槽：“以前回家有一趟直达的高铁，调图后必须到几十公里外的大车站换乘一次才能到家。”

吐槽不难理解，毕竟高铁能够到达的地方越来越多，人们也乐于享受便捷的出行体验，也因此有了更多让高铁“点对点”直达的想法。

不过同样得明白的是，铁路调图从来都无法做到绝对完美，强调速度和效率的高铁，显然难以拥有和绿皮火车一样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同样也难以满足所有人“两点一线”的出行愿望。

高铁本身是由贷款修建的商业项目，任何一个运营环节都得考虑成本。（图/视觉中国）

更何况，高铁作为商业项目，终究得考虑如何盈利。无论高铁行驶在何处，都必须得考虑客流、上座率、利润，进而衡量开一趟车是赚钱还是做赔本买卖。也正如此，我们才会经常看到铁路12306里形形色色的“打折票价”，以及这几年引起热议的“静音车厢”“优选一等座”等特色服务。

与其抱怨某趟高铁车次被调整成面目全非的“陌生人”，倒不如去主动适应每一次铁路调图后的新变化，比如改乘新的车次、适应新的票价，普通人在每一次调整之下能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很多。

毕竟这个世界上永恒不变的事情就是变化，不论是日行千里的高铁还是慢悠悠的普速列车，无论怎么调整都有容得下不同群体的空间。

校对：严严；排版：良豪

[1]《又一批列车变高铁，可我有点怀念绿皮火车》新周刊2024-1-24

[2]《京沪高铁：一道复杂的算术题》锦缎2025-12-29

[3]《京沪高铁每日运力增1万人次，或对民航票价产生下行压力》中国经营报2026-1-19

[4]《日赚3000万，“打工人专线”如何成为中国最赚钱高铁？》财经杂志2025-5-17

[5]《中国班味最重的高铁，挤满了牛马》浪潮工作室2025-6-17

[6]《京沪高铁，全世界班味儿最浓的地方》每日人物2024-7-30

[7]《升级版复兴号明日起在京沪高铁运营，同时推出优选一等座位》界面新闻2024-6-14

[8]《年轻人吐槽高铁二等座同价不同命，“F座堪比头等舱、B座不如站票”》Vista看天下2025-7-11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岳涌大江流 ，作者： 岳涌大江流，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互联网最阴的，不是竞争，是换代。你以为自己在修护城河，修着修着发现：河还在，桥没了。

百度那一拐就是典型。它守着搜索金山，没犯什么大错，只是慢了半拍：组织还按旧节奏喘气，用户已经换了活法。等它姿势摆好，字节把入口、时间、分发都接走了。换代从不宣判，它只负责换人。

现在，这股熟悉的寒意轮到腾讯了。

马化腾在2025年会上强调“稳扎稳打”，这四个字像定心丸，但在员工大会这种场合，大厂开始发定心丸，往往说明心跳已经快得盖不住了。马化腾内部员工大会，都讲了啥？Pony很诚实，他承认腾讯在 AI 基础设施上落后，甚至在讲话中直言要“推倒重来”。这已经不是补短板，是动地基。

于是春节砸钱、红包开闸、强推“元宝派”。马化腾在会上表示，要把钱直接发给用户。在他看来，“AI唯一花钱的地方，就是发红包。” 这话听着很“用户思维”，但剥开皮看：腾讯是在用现金给平庸的技术买单——先把人潮聚起来，再争取时间补课。

问题是，AI 时代最贵的东西从来不是入口，是信任。用户愿不愿意把事交给你做，愿不愿意把下一次提问留给你——那才是新护城河。

一、憋着

腾讯最难的不是钱，是惯性。过去“赛马+协同+对齐”能赢很多仗，但 AI 产品更像刀法：审美要统一，决策要干脆。你一开会对齐、一排期协调，速度就被机制吃掉了。

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腾讯好像又开始信“神童能救命”。

外界反复提到姚顺雨（Shunyu Yao），前沿 AI 背景，被放在很核心的位置上。你能感觉到腾讯在走最短路径：把“原生 AI 人”塞进驾驶舱，试图一个人把航向掰回来。

但大厂最容易在最急的时候犯错：把结构性问题，寄托在一个天才身上。

“李叫兽”的故事为什么刺人？因为它提醒你：天才的方法论进了大组织，先被流程磨平，再被博弈拆散。神童能提速，救不了惯性。

大厂最擅长的从来不是扶起天才，而是把天才磨成部门同事。你以为你来改地基，地基反手把你改成地砖。

二、弱点

底层技术上，腾讯元宝的处境很尴尬。字节有生态与规模，阿里有开源基座，DeepSeek 更是直接掀了桌子。对比之下，腾讯的技术护城河浅得像个水洼：能照见焦虑，挡不住洪峰。

更要命的是，AI 产品的逻辑变了：这里几乎没有“用户忠诚度”。

在 AI 的对话框里，用户是极度功利的“渣男”。昨天的 Kimi，今天的 ChatGPT，只要遇到更聪明、更省事、更顺手的豆包或 Gemini 3，用户迁移起来毫无心理负担。

这就是“技术平权”的残酷之处：能力一旦变成商品，差距就会被迅速抹平。 钱发完了，用户拍拍屁股就走。腾讯太擅长把人拉进来，于是更容易误判——以为拉进来就赢了。

三、虚火

Kimi 曾经惊艳，但现在杨植麟也困在无人区。很多人对 Kimi 有“理解力强”的滤镜，但抛开滤镜，你现在能想到 Kimi 到底能帮你干什么？

除了长文本提炼，它几乎拿不出一个让人产生生理依赖的杀手锏。它是典型的“只有大脑，没有双手”。 相比最近火爆的 Manus 这种直接帮你把活干完的 Agent，Kimi 更像个博学的“书呆子”或者“高级套壳总结器”。

论渠道，豆包更顺；论性价比，DeepSeek 砸穿了地板。Kimi 卡在中间：有灵气，换不回效率；有口碑，抵不过账单。这种“只有理解、没有交付”的产品力缺失，让它的灵气正在被消耗成疲惫。 它不是不优秀，是不划算。

四、换心

把腾讯和 Kimi 放一起看，互补得让人心疼。

热播剧《太平年》里，桑维翰有一句刺骨的台词：“若是契丹肯认儿子，杜令公、张彦泽他们，只怕要抢着去认爹。” 今天的 AI 圈如出一辙。大厂握着算力、场景和现金流，只要腾讯愿意开家谱，不管是零一万物、还是百川，多的是想改姓认亲、求一个生存名额的“节度使”。杨植麟如果还端着清高，后头排队认亲的人早已挤破了门。

这种互补，本质上是“有钱的荒漠”撞上了“贫血的实验室”。 腾讯空有万亩良田却种不出有灵性的庄稼，做出的东西“正确、完整、但没劲”；Kimi 怀揣一颗惊才绝艳的种子却找不到扎根的地，落得个“有劲但没地儿长”的尴尬。

所以我劝腾讯收了 Kimi，几百亿腾讯来说根本不算钱。重点不在“买模型”，在“买一种气质”。与其在内部讲“神童救世”的童话，不如把 Kimi 这种被用户和账单逼出来的意志，直接灌进微信的血脉。这才叫换代，不叫装修。

五、底色

说实话，在这场大逃杀里，我依然最看好腾讯。

中国 AI 的终局，绕不开字节、阿里和腾讯三座大山。字节有分发效率，阿里有云算力基座，而腾讯手里握着的，是全中国最厚的“雪道”：最稳的场景、最有耐心的现金流，以及深入骨髓的生态思维。

腾讯不是没机会，它是最有机会。但也正因为手里的牌太好，才更需要警惕那种“温水煮青蛙”的惯性。批评它的落后，是因为我们期待那个最懂中国用户、最有耐心做长线的腾讯，能拿出一款配得上它生态底蕴的 AI 杀器，而不是在内耗中，把耐性消磨在红包雨里。

六、退位

这个马年春节的AI红包大战一定是空前的。

胜负在红包雨停之后：用户下一次提问，会留给谁？

我不担心腾讯会消失。我担心它会“退位”——依然躺在每个人手机里，但不再是“做事的地方”，只剩“收消息的地方”。

这场豪赌的核心很简单：腾讯需要 Kimi 的“灵”去刺穿暮气；Kimi 需要腾讯的“血”去撑过冬天。底层技术跟不上，发红包只是权宜。

AI 无忠诚度，技术会平权。 腾讯要么把自己升级成那个对话框的主人，要么就只能在自己的入口里，目送用户把未来带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OP创新区研究院 ，作者：创新区研究组

在过去六十年里，“硅谷已死”这个论断如一个永恒的幽灵，伴随着每一次经济衰退、技术转型或社会动荡而准时降临。

它既是华尔街分析师的警告，也是竞争对手的期盼，更是硅谷内部焦虑的投射。然而，历史一再证明，每一次“死亡”的宣判词，都成了下一次更强劲复兴的序曲。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记录了从20世纪60年代到2020年代，硅谷主要“灭亡”浪潮，考察了引发这些悲观预测的因素，更将尝试将硅谷作为一个复杂的“创新元系统”（An Innovation Meta-system）进行结构性解剖，深入分析其独特的“反脆弱性”——在混乱和冲击中反而变得更加强大的能力。

硅谷“崩溃”叙事的

七个周期

要理解硅谷的韧性，我们必须先来看硅谷“崩溃”叙事的七个周期，

每一个周期都对应着一个背负着危机与质疑的时代，充满了数据、引言和具体的公司故事……

第一周期(1960s-70s)：

黄金时代的终结？

从“国防谷”到“芯片谷”的阵痛

硅谷的第一次生存危机出现在越南战争结束之际。

在冷战高峰期，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国防谷”，其繁荣严重依赖美国国防部的慷慨订单。

然而，当越南战争的泥潭让美国社会深感疲惫，国防预算在1969年至1971年间大幅削减时，危机瞬间降临：

圣克拉拉县的失业率在短短两年内翻了一番；

1971年，当地最大的雇主——洛克希德导弹与航天分部——濒临破产，不得不向联邦政府发出戏剧性的求救；

当时的《时代》杂志以《为生存而战》为题，警告其倒闭可能导致6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将曾经繁荣的“微波谷”打回经济空壳的原形。

未来的伯克利著名学者安娜李·萨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她当时还是一名研究生)，她在1979年的一篇论文中自信地预测：

硅谷已“达到其物理极限”，高昂的房价和劳动力成本将使其在80年代停滞不前（她后来坦然承认，“事实证明我错了”）。

这种悲观情绪在当时是主流。

然而，正是在这场危机中，企业家们或被动或主动地将为军事服务的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技术转向商业应用。

而这次痛苦的转型，为1970年代末的微处理器和个人电脑浪潮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周期(1980s)：

来自东方的威胁

日本崛起与PC产业的“中年危机”

1985年前后，硅谷的自信被来自东方的竞争者彻底击碎。

日本公司在内存芯片（DRAM）和消费电子领域势不可挡，

美国电子工业首次出现贸易逆差。

《华盛顿邮报》在1985年4月写道：“这是加州硅谷的艰难时期”，描绘了一幅芯片订单“崩溃”、供应远超需求的“黯淡”前景。

与此同时，雅达利公司（Atari）在1983年引发的“视频游戏大崩溃”，已经预演了消费电子领域泡沫破裂的惨状，其母公司华纳通信的股价因此蒸发了三分之二。

当时的主流叙事是：

硅谷的创业模式，在纪律严明、垂直整合的日本财团面前，

不堪一击。

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安迪·格鲁夫在其著作《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将1985-86年描述为一场“关乎生死的战斗”。

面对日本厂商在DRAM市场的压倒性优势，英特尔做出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决策之一：放弃DRAM业务，这家公司赖以起家的核心产品，全力押注微处理器——成就了商业史上的佳话，当然这是后话了。

总的来说，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公众看法是，

硅谷的最好日子可能已经过去了。

然而，硅谷再次复苏：

行业和政府做出了回应（例如1986年的美日半导体协议，SEMATECH的成立），硅谷公司将重点转向专用芯片（ASIC、微处理器）和软件。

到1980年代末，一个新的浪潮——图形用户界面软件和网络——

正在温和复苏中。

Lessons from History:The 1980s Semiconductor Cycle(s)

第三周期(1990s)：

冷战的和平“诅咒”

区域性衰退与互联网黎明前的黑暗

苏联解体带来的“和平红利”，严重打击了加州的航空航天和电子公司。同时，美国经济进入广泛衰退（1990年代初的低迷），硅谷也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陷入二战以来最深的衰退，圣克拉拉县在此期间失去了超过3.3万个工作岗位。

此时，东海岸的竞争对手——波士顿128号公路上的小型机巨头们，如DEC、王安公司，正经历着真正的、不可逆转的崩溃：

DEC的“一体化”模式——自己生产芯片、自己设计硬件、自己编写操作系统——在PC和开放系统的浪潮面前显得笨拙而昂贵。

目睹这一切的硅谷不禁自问：

我们会是下一个吗？

许多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洛杉矶时报》在1992年描绘了一幅严峻的画面，称，

加州经济“像一个醉醺醺的拳击手，摇摇欲坠，看不到尽头”。

他们认为，随着国防订单消失，PC市场成熟，

硅谷的增长引擎已经熄火。

然而，他们没有看到，在萧条的表象之下，一个名为“商业互联网”的新物种正在悄然酝酿——1994年成立的网景公司（Netscape）点燃的星星之火，即将在几年后形成燎原之势。

当时，1990年代初的“死亡”叙事迅速翻转为1990年代末的互联网淘金热，

让许多人措手不及。

第四周期(2000-2003)：

世纪之交的废墟

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与“鬼城”的诞生

这是硅谷最著名的一次“死亡”，也是最惨烈的一次。

纳斯达克指数从2000年3月10日的5,048.62点峰值，在两年半内暴跌78%，数万亿美元市值蒸发。

路透社后来总结道，科技泡沫破灭后，圣克拉拉县“失去了超过20万个工作岗位，占其就业基础的20%”。

办公园区空了；风险资金枯竭；

数十家曾经被炒作的互联网公司几乎一夜之间关门。

“崩溃是突然的、令人震惊的和沮丧的”

Webvan和Pets.com是这次泡沫的两个标志性“墓碑”。

它们的失败并非因为理念错误——今天，生鲜电商和宠物电商都已是千亿级别的赛道——而在于它们对未来的“过度预演”。

它们在市场、物流和用户习惯都远未成熟时，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构建了过于超前的基础设施。

然而，这场残酷的“大清洗”恰恰为下一轮创新扫清了道路：

它挤出了投机的泡沫，使得带宽、人才和办公空间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宜；它验证了市场的最终需求，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教训；它所铺设的过剩光纤网络，成为了日后视频和云计算服务发展的廉价高速公路。

同时，正是在这片废墟之上，

谷歌（Google）等公司完成了市场统治，

新一代巨头悄然诞生。

大衰退和金融危机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住房和华尔街，

但它仍然影响了硅谷。

随着美国经济在2008年末崩盘，科技公司看到需求软化，裁员回归。到2009年初，即使是像微软和思科这样当时的巨头也在缩减规模，初创资金极其紧张。

然而，在这次低迷期间，

主流媒体叙事对硅谷长期命运的语气明显更温和。

观察者指出，这次科技不背锅了，反而，科技是更广泛金融崩溃（华尔街）的受害者。

加州经济持续研究中心的斯蒂芬·利维说到：

“在2001年，我们是震中，我们是原因。现在是全球衰退，”

路透社也注意到，

“很少人认为，08年金融危机的裁员会对硅谷作为创新和冒险摇篮的声誉产生长期影响。”

这种信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到2008年，硅谷的科技部门已经成熟并多样化（企业软件、搜索、硬件、生物技术），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更具弹性。

尽管如此，有关于硅谷临时低迷的头条——

例如，随着IPO冻结和风险资本收缩，

有些人质疑无尽科技增长的时代是否结束了。

但到2010-2011年，

硅谷出现了明显反弹：

像2004年成立的脸书FaceBook这样的公司正在爆炸式扩张，新一波智能手机应用初创公司（移动时代）正在进行中。

第六周期（约2014-2016）

自满的巨人与大迁徙——

从“创新停滞”到“疫情出逃”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

一种新的“死亡”叙事出现了。

它不再关乎经济崩溃，而是“精神死亡”和“物理死亡”。

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名言——“我们想要飞行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精准地概括了“创新停滞”的指控。

2016年，《经济学人》和其他媒体发表文章质疑“创新机器”是否已经崩溃，硅谷的“产品”日益被广告驱动、造成社会分裂，或狭隘地专注于精英便利。

这引发了灵魂问题：

硅谷是否还在解决大问题？

事实的确是，到2010年代中期，像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已经成长为庞然大物，可以说挤压了初创公司。

哈佛商业评论的马埃勒·加韦分析指出，硅谷受益于非凡条件（移动革命、充裕资本、宽松监管），但现在面临转折点。

当然，从后见之明来看，这种2010年代中期的“衰退”叙事将再次证明是错误的，因为一个新的平台正在悄然出现：

深度学习和AI，像谷歌、OpenAI（2015年成立）这样的公司和AI研究激增表明另一场革命正在酝酿。

大流行、远程工作和硅谷“外流”

2020年的新冠疫情则带来了物理层面的冲击。

当Twitter、Facebook等公司宣布永久远程办公时，许多科技工作者选择离开湾区高昂的生活成本。著名风险投资人Keith Rabois高调搬往迈阿密，并宣称“硅谷完了”。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2020年4月到2022年7月，

近25万人离开了硅谷地区。

“硅谷已死，因为地理位置不再重要”的论调甚嚣尘上。

然而，即使在这种“大出逃”的叙事高峰期，一个反向指标却异常坚挺：

2022年，硅谷仍然吸引了75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比排在其后的几个科技中心（纽约、波士顿、洛杉矶）的总和还要多。

张力，早已显现。

疫情期间，硅谷风险投资的数量与金额都大大增长↑

就在人们以为硅谷的中心地位将被永久削弱时，

生成式AI的浪潮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球。

OpenAI、谷歌、英伟达……这场革命的核心玩家，

几乎全部集中在硅谷。

这又一次印证了硅谷恐怖的统治力。

但新的“死亡”叙事也随之浮现：

训练前沿AI模型所需的天文数字般的算力和数据，似乎只有少数科技巨头才能负担。而这是否意味着，硅谷赖以生存的“车库创业”文化已经终结？

如果创新成为一场“巨人的游戏”，那么硅谷的活力源泉——那种自下而上的、颠覆性的创业精神——是否会因此枯竭？

硅谷的讣告就会被写下——

在60年代末是国防削减和衰退；在80年代，是外国竞争和PC市场饱和；在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和区域崩溃；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在2008年，全球危机；在2010年代中期，停滞恐惧；在2020年，大流行引发的外流；到2023年，对AI过度集中的担忧。

每一种叙事都有可信的原因和生动媒体头条捕捉了当下的焦虑。

然而，每次低谷后，

硅谷都又找到了新的顶峰。

六大核心机制

那我们不禁要问，为何硅谷总能一次次地“复活”？

答案深藏于其独特的生态系统之中，

以下六大机制是解剖的关键

01

技术浪潮的连续迭代

The S-Curve Relay

硅谷并非一个单一产业的集群，而是一个不断承载新产业的“平台”。它的历史就像一场S型增长曲线的接力赛：

当国防电子的曲线趋于平缓，半导体的曲线已经开始陡峭攀升；当PC硬件的曲线见顶，互联网软件的曲线早已蓄势待发；如今，当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消退，人工智能的曲线又呈现出爆发之势。

这种在危机中完成从旧曲线到新曲线“惊险一跃”的能力，是其生命力的根本保障。它确保了硅谷永远站在技术变革的最前沿，总有下一个故事可讲。

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在硅谷被演绎到了极致——

每一次浪潮切换，都伴随着对旧有产业的无情摧毁。成千上万的公司倒闭，数以万计的员工失业，整个技能体系被迅速淘汰。

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体而言，这并非一场平稳的交接，而是一场残酷的、高风险的生存游戏：

昨天的明星工程师，可能因为技术栈的过时而发现自己明天就无人问津。

这种模式其实以牺牲个体和组织的稳定性为代价，

换取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演进。

硅谷的科技公司图景↑

02

风险资本的“耐心”与“贪婪”

Patient&Greedy Capital

全球有许多地方拥有风险资本，但硅谷的VC生态系统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在繁荣期表现出追逐风口的“贪婪”，更在萧条期展现出惊人的“耐心”。

这里的资本拥有“机构记忆”，

深知危机往往孕育着最伟大的公司。

在2001年的废墟中，他们没有离场，而是投中了后来的社交媒体和云计算。红杉资本对谷歌的早期投资，至今仍是VC史上的传奇。

这种在废墟中寻找钻石的文化和能力，

是其他金融中心难以复制的。

不可否认的是，VC追逐“下一个大事物”的天性，使其成为制造资产泡沫的主要推手。合伙人之间的“错失恐惧症”（FOMO）导致了羊群效应和非理性估值，从互联网泡沫到Web3狂热甚至是现在的AI，无一例外。

更深刻的是，VC的“幂律法则”——即少数几个成功的投资（如Facebook,Uber）需要覆盖其余所有失败项目的亏损——从根本上决定了它是一个加剧不平等的机制。

财富不成比例地涌向极少数成功的创始人和基金合伙人，而湾区令人瞠目的贫富差距，正是这种投资模式在社会层面的直接投射。

全球TOP 10的顶级富豪，为什么一半都要“挤”在这个地方？

旧金山街头随处可见的流浪汉街景，这里大概有8000多人无家可归街头露宿

03.

人才的“高密度”与“高流动性”

Talent Density&Velocity

学者安娜李·萨克森尼安在其经典著作《区域优势》中早已指出，硅谷的开放网络结构是其战胜波士顿128号公路封闭等级结构的关键。

在这里，知识通过人才的频繁跳槽而在公司之间迅速“溢出”。一家公司的失败，其团队和经验会迅速被生态系统重新吸收，形成新的创新组合。所谓的“仙童之子”（Fairchildren）和“PayPal黑手党”（PayPal Mafia）都是这种高效“人才循环”（Brain Circulation）机制的完美例证。

也意味着员工与公司之间缺乏长期的忠诚和承诺。

领英创始人里德·霍夫曼提出的“联盟”（The Alliance）雇佣理念，即员工与公司只是为了完成特定“任务期”（tour of duty）而结盟，硅谷的工程师们如同现代的“雇佣军”，忠于自己的技能和项目，而非组织，这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了极度的工作不安全感、高强度的内部竞争和普遍的职业倦怠（burnout），磨损了个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04.

拥抱失败的文化与制度保障

Culture of Failure&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拥抱失败”在硅谷不只是一句口号。

文化上，一次创业失败的经历往往被视为宝贵的财富，而非职业生涯的污点。

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保障。

加州法律明确禁止“竞业禁止协议”（non-compete clauses），这意味着员工可以自由地离开一家公司，加入竞争对手或创办自己的公司。这一项看似简单的法律规定，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溢出和人才的流动，是维持生态系统活力的关键制度设计，却常常被其他地区的模仿者所忽略。

但对失败的过度宽容，

在某些情况下演变成了对浮夸、欺骗甚至欺诈的默许。

创业者被鼓励去描绘一个宏大到不切实际的愿景，然后“假装直到你成功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这种例子在硅谷非常多见。

05.

“大公司”与“小作坊”的共生生态

The Symbiotic Ecosystem

人们常常看到硅谷巨头对初创公司的“扼杀”，

但另一面，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共生关系。

大公司是顶尖人才的“黄埔军校”，为整个生态系统培养和筛选人才。

同时，它们也是初创公司最理想的退出渠道（通过并购），为风险资本提供了流动性，并将资本重新注入生态系统。

一个成功的公司，如PayPal，其早期员工在公司被收购后，又成为了新一代的创业者（创办了LinkedIn,Yelp,YouTube等）和天使投资人，反过来哺育了整个生态系统。

不过，这种共生关系在近年来日益失衡。

科技巨头们利用其市场地位和资本优势，在其核心业务周围创造了一个“扼杀地带”（Kill Zone）。

尤其是在AI时代，

昂贵的算力几乎让这成为了一个巨头才能玩得起的游戏。

06.

持续的全球开放性

Relentless Global Openness

硅谷的成功，本质上是全球顶尖头脑汇集的成功。

据统计，超过一半的美国“独角兽”公司至少有一位移民创始人。

从英特尔的安迪·格鲁夫（匈牙利移民）到谷歌的谢尔盖·布林（俄罗斯移民），再到英伟达的黄仁勋（中国台湾移民），移民精神是硅谷创新活力的不竭源泉。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持续不断地吸引着全球最聪明、最大胆的追梦者，维持着其无与伦比的人才密度。

但这种持续的、高强度的全球人才虹吸，对本地社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大量高收入的科技从业者涌入，与本地有限的住房和基础设施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天文数字般的房价、令人绝望的交通拥堵和社区的士绅化。

硅谷的全球成功，与其本地的社会危机，

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硅谷坐标”

当我们将其置于全球创新中心的竞争棋盘上进行比较，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清它的独特性与局限性。全球创新正从“硅谷中心”的单极格局，演变为一个多极、网络化的新格局。

1.历史的镜像：

波士顿128号公路

128号公路是理解硅谷的最佳“反面教材”。

它拥有同样顶尖的大学（MIT、哈佛）和早期的技术优势，但在从小型机到个人电脑的转型中彻底失败。

其根源在于文化和结构的封闭性。

这里的公司（如DEC）是垂直整合的堡垒，知识和人才被禁锢在公司内部。

严格执行的竞业禁止协议阻碍了人才流动，而保守的银行文化也远不如硅谷VC那样愿意为初创企业承担风险。当这些大公司巨轮撞上冰山时，整个地区的生态系统随之沉没，未能像硅谷那样，由无数艘灵活的小艇（初创公司）继续航行。

2.硬件的孪生：

中国深圳

深圳在过去三十年里上演了另一场创新奇迹，成为了全球公认的“硬件硅谷”。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国家资本主义+敏捷硬件生态”。

强大的政府规划和投资，结合华强北世界级的元器件供应链和无与伦比的制造能力，使得深圳在硬件产品的原型设计和规模化生产上拥有惊人的速度优势。

然而，深圳的挑战在于

软件生态、原创基础科学和真正的全球化文化。

3.精兵的摇篮：

以色列特拉维夫（硅溪）

以色列以“创业国度”闻名，其创新密度世界领先。

其成功的核心在于一个独特的“军队-大学-创业”人才输送链。

以色列国防军的精英技术单位，如“8200部队”，成为了年轻人的“创业军校”，他们在服役期间处理真实世界中最尖端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分析挑战，退役后便带着技术、经验和战友网络直接进入创业领域。

这使得以色列在网络安全、金融科技等垂直领域形成了“专精”的全球优势。但其局限性在于国内市场狭小，以及难以诞生平台级的、面向全球消费者的巨头公司。

硅谷6大

反常识的智慧

硅谷的历史，为全球所有致力于构建创新生态的城市和地区的建设者们，提供了一本充满“反常识”智慧的行动手册。

1

首要的智慧，

是学会拥抱波动性。

这意味着政府决策者需要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思维转变：

目标不应是追求“持续稳定的就业增长”，

而应是打造一个

“在剧烈波动中保持长期活力的反脆弱系统”。

在这种认知下，繁荣期不再是沾沾自喜的理由，而是抑制资产泡沫、将超额收益投入到教育、基础科研和公共设施等长期项目中的最佳窗口。同样，衰退期也不应被视为失败，而是需要果断出手、通过公共研发资金和人才补贴等方式保护创新“火种”的关键时刻，以防止核心人才的永久性流失。

自然引出了第二个反常识的原则：

文化先行，而非建筑。

你真正的任务是培育一片创新的土壤，而非移植几棵看似茁壮的大树。

对于城市规划者而言，这意味着预算的优先级应当从建设宏伟空旷的科技园区，转向投资那些能促进人与人之间非正式交流的“软性”基础设施。

这包括积极支持更多充满活力的独立咖啡馆、功能多样的共享办公空间、自发组织的技术社群（Meetup）活动，以及精心设计那些适合步行、功能混合的社区，让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人们能够在街角“不期而遇”，在思想的碰撞中点燃创新的火花。

正是第三个常识(原则)——

人才的自由流动

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系统性地拆除那些阻碍人才流动的无形之墙——从法律、文化到城市规划各个层面——

在法律层面，废除或严格限制“竞业禁止协议”是构建开放生态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在文化层面，需要鼓励大公司和机构采纳更灵活的雇佣关系，例如领英创始人里德·霍夫曼所倡导的“联盟”理念，允许员工将职业生涯视为一系列在不同组织间转换角色的“任务期”，从而加速知识的传播与融合。

而在物理的城市规划层面，则要通过高效的公共交通网络，将大学、研究机构、创业孵化器和成熟公司紧密连接起来，从根本上降低跨界交流的时间与空间成本。

一些关键人物扮演着“超级节点”的至关重要角色。

你需要识别并支持生态系统中的这些关键人物。

他们是那些拥有广泛人脉、乐于分享资源和信息的资深天使投资人、连续创业者或大学教授。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离不开这些“连接器”。因此，政府和机构应当设立专项基金或荣誉项目，去主动识别、赋能并激励这些超级节点，让他们能够更有效地编织社区网络，成为知识与机会的传递中枢。

需要避免“单一冠军”陷阱。

我们需要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宏观健康。

对于投资促进机构而言，评估一个地区创新生态的健康度，绝不应只看引进了多少家巨头公司或诞生了多少只“独角兽”。

更重要的，是关注那些更多元的指标，例如初创公司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天使投资的活跃度，以及中小企业获得风险投资的比例。

一个由少数巨头主导的生态系统是脆弱的，而一个充满“物种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则拥有更强的韧性和适应性。

这种对内部多样性的追求，

必须延伸至对外部世界的彻底开放。

而非内卷化。

在当今全球人才竞争激烈的背景下，被动等待是不够的，必须主动出击，拥抱全球化而非走向内卷化。

一个有远见的创新中心，应当在全球主要的人才聚集地（如顶尖大学或其他科技中心）设立“人才大使馆”或联络处，主动举办活动、宣传本地优势、提供一站式的落地服务，像“星探”一样去发掘和吸引全球范围内的顶尖人才。

“50家聪明公司”，在静安“老厂房”公布！

6

最后，也是最能体现长期主义智慧的一点，

是学会在热潮中为未来的“冬天”做准备。

对于大学和研究机构而言，这意味着在当前AI应用和工程化一片火热之时，更需要将宝贵的资源投向那些不确定性高、非共识、需要长期耕耘的基础研究领域。

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下一个技术浪潮的种子，

往往就孕育于上一轮浪潮最喧嚣时期的冷板凳之上。

永恒的演化

其实，“硅谷已死”的叙事，更像一声警钟，在每一个自满的时刻敲响，迫使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进行痛苦但必要的自我审视与革新。

它通过周期性的“死亡”，

完成了新陈代谢，

实现了永恒的演化。

而硅谷的未来，不在于它能否“保持原样”，而在于它能否成功地完成下一次，或许是迄今为止最艰难的一次“形态进化”——

从一个地理上高度集中的“硅谷”，演化为一个功能上更加分布式、与全球深度融合、并能与本地社会和自然环境达成和解的“硅网络”（Silicon Network）。

历史的韧性并不能保证未来的永生。

硅谷的下一场复活，将不仅仅是技术和商业模式的胜利，更将是对人类社会协作能力、制度创新能力和与我们所处星球和谐共存能力的一次终极考验。

而它的故事，

也将继续为我们理解创新、社会与未来，

提供最深刻的启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跑步有毒 ，作者：跑步有毒

1

我素来不喜欢吃腊八粥、月饼、粽子这类来自中国传统节日的特色食物，直到两年前来到美国后。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腊月初八，作为迎接中国农历新年的“入门”仪式——过了腊八就是年——人们自然是应该吃腊八粥的。

前一天，老爸就发微信问我：

“明天腊月八，该吃腊八粥，看过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没有，里面把上侠客岛喝腊八粥写得那么引人入胜！”

我当然全无概念，于是做了一番搜索。

书中说，江湖传闻这粥里藏着剧毒，过去三十年里，所有受邀前往喝粥的高手，无一人能生还，就是一个诱骗武林精英自投罗网的圈套。

书里描述这碗粥，呈深绿色，气味怪异，有的闻起来微觉辛辣，有的则带有一股浓郁的草木之气。

“只见热粥蒸气上冒，兀自在一个个气泡从粥底钻将上来，一碗粥尽作深绿之色，瞧上去说不出的诡异。本来腊八粥内所和的是红枣、莲子、茨实、龙眼干、赤豆之类，但眼前粥中所和之物却菜不像菜，草不像草，有些似是切成细粒的树根，有些似是压成扁片的木薯，气味极浓。群雄均知，毒物大都呈青绿之色，这一碗粥深绿如此，只映得人面俱碧，药气刺鼻，其毒可知。”

当石破天抵达侠客岛时，腊八粥的神秘面纱才被揭开。它其实是两位岛主用岛上珍稀药材熬制而成的。“断肠蚀骨腐心草”每十年才开一次花，花朵具有极强的增益内力的功效，但必须在开花后的极短时间内入粥熬制，否则药性全失。再佐以多种珍稀草药，修习内功之人喝了，能大增内力。

石破天因饥饿难耐，一口气把粥喝光，只觉得“药气刺鼻，入口却甜甜的，并不难吃”，然后又去接别人不敢喝的粥继续喝，吓坏了在场群雄。

“喝粥无事”最终成为揭开侠客岛真相的一个关键转折，众人随后被带去见岛主、观看石壁武学，正式进入后半部围绕石壁心经与武功奥秘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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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成都时，每年我还是有机会喝一次腊八粥的。那就是文殊院每年腊月初八的免费派粥，那是成都人的新年福气。记忆中连续两年，我都翘班，在临近中午时，和两位好友去文殊院，加入长蛇阵般的队伍，在寒风中耐心等待，大家缩着脖子呵着气，不时踮脚望望前方队伍，眼里充满期待。

队伍前进得很快，不过半个多小时，就从义工手中捧过一小碗热气腾腾的粥，手心瞬间就暖暖的，热气顺着指尖传到心里，比任何昂贵的餐厅都让人踏实。粥里是红豆、黑米、花生、红枣、核桃等，熬得稀稀和和（四川话，意思是水多料少），我们几个头碰着头，满心欢喜地喝下肚。

而且，文殊院很是讲究，以前是不会用一次性的纸碗或塑料碗来节省成本的。我去两次都领到的是瓷碗，喝完粥带碗回家继续使用，很是开心。

成都人喜欢这种烟火气，再长的排队也乐在其中，为的是感受无数人在一起、热气腾腾的市井温暖。

文殊院素来注重宣传自己。据说，每年院里会准备数十万份腊八粥，不仅在寺内派发，还会送到敬老院、环卫工人手中。

文殊院自称是“千僧熬制”，虽然夸张了点，但确实需要大量的志愿者和僧人提前数天准备食材。文殊院的粥以“料足、味糯、不加糖也清甜”著称。

在佛教中，腊八粥据说是为了纪念佛陀成道。对于成都市民来说，喝了这碗粥，才算真正开始进入新年的倒计时。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保留一点老祖宗的节气传统，也是一种不错的仪式感。当然，人们也想讨个好彩头。所谓“喝了腊八粥，来年万事周（圆满）”。

当然，除了文殊院，全国很多古刹，比如杭州灵隐寺、北京雍和宫也都有派粥的习俗。

我怀念的，可能不止是那一碗免费的腊八粥，而是与朋友相处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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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喝了腊八粥能让人脱胎换骨，或者让忆起美好，不妨做一锅、来一碗吧。

老妈问我：没有腊肉你咋个做腊八粥？

谁说腊八粥一定要站咸党？今年我投票给甜党。

我过去之所以不喜吃腊八粥，是因为我不能接受它咸乎乎、黏糊糊的口感，以及里面各种豆子和我讨厌的胡萝卜（现在回忆起来，我小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喜欢吃的东西）。

而且，在国内时，这些节日食物有点像是节日打卡，非吃不可，累赘。但在大洋彼岸，这碗粥竟然成了我与那个遥远家乡实实在在的链接。

我做饭的原则是就地取材、有啥用啥、无纪律无原则。糯米是做醪糟没用完的，小米、高粱米、三色藜麦是平时做饭常备，斑豆是从学校领的，花生是家里本就有的，红枣、枸杞是平时给娃熬银耳羹的，没有葡萄干，就来点蔓越莓干。

没有红豆、绿豆、黑豆又何妨？反正无法还原正宗腊八粥，不如学学石破天，来个“乱炖风”，他喝出了内功，我要喝出自由随性。

于是泡上豆子和花生，洗好各种米和配料，倒进北美神锅Instant Pot，不加任何糖，睡前预约好6小时后的Porridge功能，万事俱备，只待开锅。

早上起来，雪没下了，粥已熬好。这浓浓郁郁的一锅，仿佛是冬天给我的第一份最好祝福。这碗腊八粥有着一种自然的甜味，而且因为有了高粱米和黎麦，口感很独特，不是完全的软烂，细品会感觉到有细微的弹性在里面。

得意洋洋地，我把我的腊八粥照片发给老妈，老妈则发来她万年不变的咸腊八粥的照片，照例是腊肉、一把黄豆，一把黑豆，一把红豆，胡萝卜+白萝卜，还是我小时候吃的那碗粥。

我发给老爸，并想向他炫耀“看，多么丰富的配方”时，他评价说：弄（得）过于复杂了。

这一锅，正好装成三碗。

我盛出一碗，用小纸片写上全部的配料，以及腊八节的一句话简介，让儿子送去给楼下的邻居，送去一点东方的神秘与祝福。

第二碗给儿子当早餐，他顾不上吃煎蛋，先来一口粥——好吃！不知是真好吃，还是这小子为了哄我开心。

最后一碗留给我自己，在异乡的晨光中寻找慰藉，与童年握手言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所有的鱼 ，作者：Uyama

1980～1990年代，电子游戏来到了一个制作人中心制的黄金时期，许多如今广为人知的游戏系列：《马里奥》《最终幻想》《生化危机》等在那个阶段诞生，许多如今广为人知的游戏制作人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角。小岛秀夫是在那个时代涌现出的杰出制作人之一，也是其中最独特的一位。他的独特既在于他所做到的成就：将游戏与电影化叙事结合；开创别出心裁的潜行类玩法；并且在游戏中融入超前的视角和观点。

也在于他本人所扮演的角色：成长中所接收的左翼思潮，影响了他对世界应该是怎样的认知，这种认知投射到作品中，东方与西方两种文化观念在他的作品中交织合奏。

顺着时代的潮流，小岛秀夫成为一位明星制作人。他的游戏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相较于宫本茂、樱井政博一派以游戏乐趣和可玩性为设计基石，他更善于、也乐于将自己对世界的思考倾注于作品中。

经历了多年的游戏开发生涯，也经历了与Konami公司的决裂并再次组建工作室，再一次站上游戏领域的顶点，小岛秀夫的游戏始终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的世界将向何处去？

2025年，《死亡搁浅2：冥滩之上》发布，他依然在努力回答这一个没有答案，无人能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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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推移的镜头掠过南加州墨西哥边境的荒原、枯树和风车，Woodkid的《Minus Sixty One》响起悠扬的旋律，日语童声合唱团复诵着一串串密语般的数字，黑色的蝠鲼在空中展翅，蜿蜒的山脊爬向远方。《死亡搁浅2：冥滩之上》是这样开始的。

在传奇配送员Sam的步伐中，玩家奔向荒野。故事承接在《死亡搁浅1》之后，在第一部里，独立派送员Sam接到了来自UCA（假想美国）的派送请求，他横跨美国大陆，联通所有末日幸存者结点。他阻止了试图加速末日的Higgs的阴谋，选择用和平的方式拥抱灭绝体，阻止了世界末日提前到来，让末日安守在人类文明的终点静静等待。

到了第二部，Sam已经脱离了UCA，又一次恢复独立身份。他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也就是在第一部的结局里救下来的婴儿Lou。但安稳的日子被打破，他再次收到老朋友Fragile的请求，Fragile成立的外包货运公司Drawbridge要求他将联结拓展至墨西哥和澳大利亚，同时阻止神秘组织澳洲大陆未经授权的武器扩散行动。

在两部游戏中，除了明线之外，暗线故事都与某个主要角色的身世有关，在第一部中，Sam发掘出了自己的身世，第二部则发掘出了他女儿的身世。

游戏主要的玩法是战斗、潜行、建造公路等基础设施，以及最重要的送货。就像现实世界一样，不同的送货订单有不同的寄收方、不同的体量和送货要求（比如【易碎】【必须平放】【限时派送】）。除了常见的荒野地形外，Sam还会遇到丘陵、溪流、沙漠、雪山等需要携带徒步和攀登道具才能应对的复杂地形。当然还会遇到抢劫货物的米尔人和会对接近者发起攻击的搁浅体BT，根据游戏的设定，这些搁浅体都是死亡后无法通过冥滩进而搁浅在生与死的边界当中的生物灵魂。

游戏用各种方式来营造后末日环境中的孤独感。比如小岛秀夫基本上省略了对话的功能，玩家与NPC的交流大部分通过“社交网络”和“点赞”来实现。同时，玩家可以通过异步联网收到其他玩家赠送的道具，使用其他玩家建造的设施，但无法实时互动，也无法互相发送信息。

也就是说，在剧情动画之外，玩家一直就是孤身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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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亡搁浅1&2》中，小岛秀夫分别引用了两段话，在第一部里，这段话出现在游戏开头：

绳子和棍棒，是人类最早的工具。棍棒可以抵挡麻烦，绳子可以把好东西收归身边；它们是人类最早的朋友，也皆由我们创造。有人的地方，一定也有绳子和棍棒。

在第二部里，这段话出现在结尾：

尽管未来是当下每一刻的产物，明日依然不属于今日。活着就是想象未来的自己。我们终将抵达未来。然而，我们未必能在那未来成为想象中的自己。

这两段话都出自同一位文学家安部公房之手。安部公房是著名的反战和平主义者，在二战后他一度加入日本共产党，在1956年曾作为党代表前往东欧参加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但在1961年，他因反对共产党的文化政策而被强制开除党籍。几年后，曲折探索时期他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和石川淳联合发布了一则声明，反对邻国对文艺工作者的残酷折磨，认为文艺作品应该超出意识形态范畴，此声明后，安部公房几乎不再参与政治活动。

选用这样一位文人的文字，不可能是无心的。与安部公房一样，小岛秀夫也饱受左翼思潮的影响，反战一直是他的作品中最常谈论的议题，也是第一部《死亡搁浅》的主题。

《死亡搁浅》是小岛秀夫在与Konami分道扬镳后产出的第一部作品。在《死亡搁浅》中，小岛秀夫虚构了一个世界观和一种名为“死亡搁浅”的现象，关于这个世界的基础，游戏文本是这样解释的：

埃及人认为人类由两种元素组成：“赫”和“卡”。分别代表肉身和灵魂。许多文本对它们的本质进行了非常详细的阐述，但下面这种解释可能最为简单明了：胎儿在母亲子宫里获得了灵魂，肉身便活了，而人在死亡时，灵魂便脱离肉身。所以说，肉身只是一个容器。只要灵魂回到肉身里，便会恢复生命。

这正是人们在濒死体验中观察到的现象：灵魂与肉身短暂分离。埃及人认为，死亡并不是瞬间的状态变化，而是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灵魂从一个世界转移至另一个世界。但死亡搁浅使这一过程彻底发生改变。通常情况下，当死亡发生时，灵魂会脱离肉身，经过冥滩边界进入冥滩，然后才能前往亡者世界，但死亡搁浅发生后，已经到达冥滩边界的灵魂，会尝试回到人类世界的肉身中。

这种试图重返人类世界的亡魂被命名为BT（Beached Thing，意为“搁浅体”），它们与人类接触时会引发名为“虚空噬灭”的爆炸。在“死亡搁浅”刚发生时，世界很快陷入混乱：

当时发生了一连串的大爆炸。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全球范围内同时发生了多起大爆炸。全球通讯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但我们还是尽力抢救了一些设备，并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的情况看起来并没有很糟糕，起码比现在的情况好得多.....

最开始，政府以为整个事件是恐怖袭击，毕竟那个时候恐怖袭击司空见惯。但很快，人们便发现事情没这么简单。爆炸留下的坑洞很奇怪，既没有碎石，甚至连灰尘都没有。所以，科学家就排除了陨石撞击的可能。后来在坑洞周围检测到中子辐射和阿尔法射线...但我们知道这不是核爆炸。我们检测到一种从未见过的粒子，也就是开罗尔物质，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名字。

我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研究，但每次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这些爆炸属于湮灭事件。就在那个时候，开罗尔云开始形成，之后，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通讯全部彻底中断.....

“死亡搁浅”发生后，人类社会日常的生产生活被彻底扰乱。科学家对这种现象展开了各种研究，之后若干年才相继了解了“冥滩”“时间雨”“BT”和“遣返者”等概念，它们是理解这部游戏的核心概念。

时间雨：

时间雨现象第一次是伴随着死亡搁浅出现的。任何物体或生物，一旦沾上时间雨，其时间流逝就会变快，接着时间雨马上就会变成普通雨水。

遣返者：

我在几篇旧报告里读到一种拥有特殊能力的人，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遣返者”....我们都知道，当人与BT接触时，会触发虚空噬灭，类似于物理学家所说的“湮灭事件”。······但是，遣返者触发的虚空噬灭只会留下较小的坑洞。

······在遣返者触发的虚空噬灭中，能量流失更大。而遣返者如何做到在虚空噬灭中毫发无损，则是一个更大的谜题。在我亲自研究遣返者的身体前，我不会对这个现象发表任何看法。

一个有名的遣返者名叫山姆·斯特兰德，是布里吉斯第远征队的前成员。他在几年前脱离组织，之后成了一名派送员，东奔西走地讨生活。他对于我们了解冥滩和死亡搁浅的本质，将起到关键作用。

山姆是这个游戏的主角，所有事件都是在他的视角下展开的。由于他既是一名遣返者，并且拥有能感知BT的杜姆斯，因此在末世中成为开拓人类疆土，联结各个据点的重要角色。游戏中山姆的任务就是清除类似土匪的米尔人和神出鬼没的BT，建设基建，连通整片大陆。用“绳结”联结末日中绝望的人们，重新建立后末日的人类文明，同时用闪回的剧情来反思战争的遗毒，思考死亡搁浅的爆发背后的暴力诱因。

并且灾后重建不止停留于物理层面，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为了重新构建社会生机，需要新的文化种子：

还有一种很特殊的人，一种会对布里吉斯非常有用的人。这种人叫做卢登斯人，或者叫游戏之人。这种人有意无意地就能将身边的人团结起来，他们能够利用富含寓意的游戏，而不是暴力或法规，来创造文化，改变周围环境。

《死亡搁浅》系列是小岛秀夫对末世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为的是演绎在人类穷途末路时，这种关于游戏、联结与和平的理念能否发挥作用，能否唤起人类的政治经验中的良知和共识，能否借此重建社会。

这个思路与小岛秀夫此前的《合金装备》（Metal Gear&Metal Gear Solid）系列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照。在《合金装备》系列中，小岛秀夫就逐个论述了从后冷战时代至网络时代的大量文化议题，从热核战争到文化迷因无所不包，但它的世界观背景依然停留于末日前。也就是说，《合金装备》和《死亡搁浅》是以末日为分割线的两种思考面向，前者着重于人类将如何阻止末日发生，后者着重于末日后人类文明如何延续。

小岛秀夫是一个严谨的游戏制作人，他的严谨不仅停留于表层上：故事如何自洽，人物弧光如何完整；而是更内在的，游戏中的元素如何被一个逻辑闭环的思维网络所编排和统一，这些元素如何、又在何种载体上被演绎。（有时他甚至会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

或许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严丝合缝的设计，目的是贯彻小岛秀夫的游戏设计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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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搁浅》的游戏哲学可以概括为一种高度信息化的建构主义。

整个游戏都是围绕信息建造的：从世界观到游戏中的各种系统、再细致到人物的状态信息、点赞的样式甚至一部分剧情，呈现出的效果都近似一种人机交互体验。仿佛整个游戏是一个巨大的信息集成系统，而玩家是在系统中用各种路线来遍历不同文件夹的信息收集者。在这种设计哲学的灌溉下，游戏中的文字和语言自然而然更近似于一种信息载体而非情感表达的媒介。这种设计风格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在游戏界面的设计上——它就像与一个庞大的操作系统配套的精密操作台。

在《死亡搁浅》里，一切都是可量化的，或者说被做成了一种可量化的对象：货物的尺寸从S到XXL，不同遗失物有与之对应的回报点赞数，基建修筑时投入的材料类别和数量，象征与NPC亲密度的每个连接节点的星级，凡此种种。

更重要的，是这种量化的理念如何体现了小岛秀夫对未来的想象？在小岛秀夫的构想中，未来意味着高度自动化和数字化，与精确量化高度绑定，这种想象从《合金装备》系列一路延续至今。游戏中的空间总是伴随着功能主义建筑、无人的荒野和军事行动基地，所有的生存据点都是同一种风格，并且几乎不存在人文图景——或许在末世谈论人文太奢侈了——这让大部分场景都十分单一且高效。

同时，几乎所有事件都被框定在政府机构、公司、民间组织、社交网络等系统之间，系统又靠信息传递串联。人与陌生人之间的交流几乎依赖于全息投影和网络帖子。送货在这里反而成了特殊情况，这是游戏中玩家少有的与实体的物打交道的时刻。但你依旧可以将维护货物完整，确保顺利送达，扩展网络这一连串行为，视为一次面对信息指令的资源调度反馈。可回收材料、3D打印建造、开罗尔带宽，一切都是信息上传下载的具像化。

在高度数字化的未来图景中，传统送货员扮演的是人类在完成自动化建设前最后的能动性。主角山姆可以偏离预定路线，作为信息荒原的拓荒者，要为网络搭建铲除潜在威胁，要做好资源与路径规划。而在网络接通后，玩家将与数以万计的信息节点联通，即便是异步网络，它依旧会像模型训练一样在多次迭代后完成拟合，网络会呈现出一个接近最优的解决方案。当玩家在整套系统搭建完成后，也是他从建造者的角色中脱身的时候，说得残酷点，实际上就是人类的能动性失去容身之所的时候。

秩序井然。这是小岛秀夫对未来的理解，也是他对控制的理解。控制仰赖连接，连接仰赖基建，基建仰赖信息。这也并不意外，他的公司位于东京港区，楼下就是全球最繁忙的地铁线路之一“山手线”的发车点品川站。而山手线作为东京都地铁网络的主动脉，最能体现日本人在建造一个复杂而精密的系统时所能付出的热情、耐心和资源，同样地，也能反映他们有多大程度能成为精密系统的一部分。

这些对系统和信息的理解，为小岛秀夫在游戏这张巨大的文化版图中划定了位置。的确，他是电影化叙事的祖师爷，是潜行类游戏的开创者，是在游戏中敢于融入超前观念的大师，这些都不假。但我更想说明的是，这么久以来，他有意无意间在游戏中暴露出的，还有对信息的极度信任。

这种信任不只体现在信息的正向价值——即它能建造什么上，还体现在它能毁灭什么上。在《合金装备》阶段，小岛秀夫游戏的主要议题是冷战背景下对现代战争和军事力量的影响，在这个阶段，谍报战是故事的主轴。但战争只是表层，系列作品的主题更能体现他想讨论的核心问题：“基因”“迷因”“环境”“感知”（MGSI～IV），玩家往返于一个又一个阴谋之间，试图为残酷的战争世界找到一条出路的同时，也揭露了生物信息、文化信息、成长环境和后天刺激如何型塑个体、世界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MGSII自由之子》中，小岛秀夫对信息世界发出了犀利的批判：或许核战争对物质世界的毁灭，是可以通过不同政治力量的制衡来避免的，但信息茧房和后真相早就开始渐进地侵蚀信息世界。末日的到来无声且缓慢——就像T·S·艾略特的诗所述的——只是一声呜咽。

到了《死亡搁浅》，他开始思考战后与后末日的人类社会图景，重建成了故事的主轴，信息的力量开始为玩家所用。但这种重建无法将人类带回一个有机的社会，结点城和末日生存者依旧彼此孤立，连接是物理层面的，是信息层面的，唯独不是社会意义上的。

假如一片大陆的社会关系仅用物流网络和社交网络维系，那么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被瓦解了。BT、虚空噬灭和时间雨的威胁已经让人类社会陷入彻底的原子化。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我们也可以在他的作品里看到与赛博朋克的异曲同工之处。《神经漫游者》里，数字牛仔在网络世界中寻找解法，黑客驾驭电子病毒与防火墙程序展开攻防，跨国资本的背后是意图统御一切的人工智能，女杀手、上传意识和饱受精神创伤的前军官与主角的关系都只是暂时的。是不是感觉很眼熟？山姆——凯斯；芙拉吉尔——茉莉；偶人——平线；APAS、UCA——冬寂，它们实际上是一回事。

只是，可能在赛博朋克世界里，有机社会的结构还能残存于地下帮派和黑市中，但在《死亡搁浅》的世界里，这一点烂肉也被割除了。武器扩散组织依靠类似的信息网络行动，极端武装分子也只是一群散兵游勇。时间风化了一切，无论光滑或粗粝、坚硬或柔软，一切都是无色无味且无机的。

信息能重建一切，但原子化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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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建制”的思考者或许会认为，修复世界的首要任务是重新设计一套合理的组织制度框架，并让这个框架更符合大众利益，这样我们才能在秩序中继续前进。而一个更相信自由社群的人或许会提出，我们有时也不得不依赖更游离也无法预知和控制的个体自发性，以及那些无法被制度所框定的情感——哪怕这些情感纽带常常被视为是脆弱的。

在《死亡搁浅2》的最后，人类有与庞大的AI意识串融为一体的选择。组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意识，不仅意味着彻底规避死亡搁浅的威胁，还意味着消融差异，永恒存在。它既是对原子化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也是对人性的彻底抹煞。

当然主角们最后拒绝了这个选择。

保有人性的代价，就是原子化就会在这个世界里继续蔓延。在结尾动画中，大陆上送货的人类身影被奔驰的送货机器人取代，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坚持自己生活哲学的怪人和体质异于常人的超人在坚持——安全性与便捷性完全不如机器人的——人工送货；公路垮塌龟裂，爬满植物，轨道交通陷入荒废；人们或许不再需要，也不再能够远游。

在小岛秀夫看来，这就是我们抵达文明尽头的方式。从物种的角度，没有更好和更坏，一切都会依照发展规律不断更新，但或许正是这种绝对理性的思维方式，将人类导向了一个孤立的结局。

尽管在游戏结局，小岛秀夫留下了伏笔，重操父业的Lou即将扮演新一代送货员踏上新的旅程，但我们无法确定新的旅程将带来什么，拯救另一片孤立的大陆吗？还是让荒芜继续扩散？

这就是我所说的，小岛秀夫试图在回答一个无人能答的问题。小岛秀夫同时选择了制度和情感，并期待它们能携手达成一种平衡。或许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当下，我们有时只能把一切交给“明天”（Tomorrow，是游戏中Lou的另一个身份），并希望它能找到答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oB老人家 ，作者：王戴明

做ERP十几年，服务过几十家上市公司，其中不乏市值千亿的巨头。但是说一句得罪人的大实话：绝大多数国内企业，根本就用不好ERP。

他们可能都宣称ERP成功了，但真正达成立项目标的，可以说寥寥无几。

核心原因在于：中国少有真正的大企业，更多都是“规模很大的小企业”。

真正的大企业，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先进的管理模式，他们天然适配ERP，上ERP当然容易成功。

但中国很多所谓的大公司，不但缺乏竞争力，管理模式也很落后。他们不管买多先进的ERP，都像是给牛车安装宝马引擎——好看，但毫无意义。

举个例子，某上市公司有一个业务：负库存销售。

仓库里明明没货，却要强行卖给经销商，还得收款开票。没有哪一个先进ERP能支撑这种不规范的业务。

这种业务的本质是什么？是产品缺乏竞争力。为了抢占经销商资金、把销售数字做漂亮，只能逼着下游压货。

当一个企业的生存依赖于“不规范”的业务，那么强调“规范”的ERP反而会成为业务的“绊脚石”。

另外，ERP的灵魂是标准化，而中国企业的生存之道，恰恰是个性化。

以生产计划（MPS）为例，先进制造的核心是“稳定”。只有计划稳了，供应商和车间才能高效协同，供应链才能避免“牛鞭效应”，保持较低的库存水平。

但很多企业因为产品没竞争力，为了留住客户，只能无底线地接受紧急插单。

在这种频繁“变脸”的业务面前，再牛的ERP也管不好供应链，最后只能沦为一个昂贵的电子记账本。

那既然ERP这么难，为什么这么多企业还在上？

因为ERP能满足管理层的掌控欲，让他们有安全感，也让企业看起来更加先进和标准化。

但是，表面“标准化”了，真实业务仍然需要“个性化”，两者之间的鸿沟，理论上可以依靠二次开发来填平，即把ERP定制得更贴近企业的实际情况。

但是在中国，相比于廉价的一线员工，程序员仍然太贵了。结果就是：用廉价的一线员工来填平鸿沟，就成为了最佳解决方案。

这就是为什么，看起来高大上的ERP，背后实际上是无数的手工导数、对账和补单。

这就是中国ERP的真相：很多ERP项目，似乎成功了，但似乎又失败了。

没人算得清，也没人敢去算：这几百万砸下去到底值不值。

很多企业的ERP一用就是十几年，哪怕问题再多，也不愿去换。除非厂商不维护了，或者为了信创要求，才极不情愿地升个级，或者换个牌子。

因为他们明白，换什么ERP，结果都一样。

说到底，用不好ERP，跟软件本身没啥关系。

如果一家公司的底色是混乱，ERP带来的只会是“更高成本的混乱”。

如果业务本身是团乱麻，上ERP不过是给它镶了道金边罢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简写2019 ，作者：余子申

AI把供给推到了近乎无限：文章、脚本、设计稿、分析、方案，你描述一下需求，几秒钟就能得到一份“看起来很完整”的结果。

真正的变化不在“能不能产出”，而在“产出是否可信”。因为在AI时代，错误往往不是确定性的，而是概率性的；更麻烦的是，它经常以半真半假的形态出现。

所以我越来越确定一个判断：AI时代，人人都是质检。这里的“质检”不是挑刺，而是“放行责任”：什么能直接用，什么必须复核，什么必须拦截，决定权回到人手里。

1）最危险的不是“全错”，而是“半真半假”

AI最可怕的失败模式，往往不是胡说八道，而是：

细节很多、结构很顺、语气很专业；

其中一部分事实可能确实正确；

但在关键的因果链条、边界条件、时间点、口径一致性、结论落点上悄悄偏一点点。

“全错”反而好识别，因为你会本能警惕；“半真半假”最难，因为它通过了人的第一道筛选：读起来顺、像那么回事、细节足够多，于是就被直接放行。

这也是为什么质检在AI时代会从“可选项”变成“基础设施”：供给越大，半真半假的混入概率就越高；你不设关口，系统就会被概率事件击穿。

2）张文宏的案例：核心不是反对AI，而是强调“质检能力”的稀缺

2026年1月的公开讨论中，张文宏谈到医疗AI时给出一个非常克制但很有穿透力的立场：他表示在其所在医院拒绝把AI引入电子病历系统。

他的逻辑并不是“AI没用”，恰恰相反——他明确承认自己会使用AI，让它“先看一遍”，但资深医生能凭经验快速识别错误；他真正担忧的是：如果年轻医生在训练阶段就借助AI直接得到结论，培养路径会被改变，未来可能缺乏鉴别AI正误的能力。

这句话抽象出来，其实是在讲一个更普遍的结构：

AI让“答案”变得廉价，但“判断力/质检能力”依然稀缺；当质检能力不足时，半真半假最容易直接进入高风险系统。

3）供给无限时，质检目标可以从“单篇完美”转向“挑能用的”

很多人一听“质检”，默认目标是把每一份输出都修到可用。但在供给几乎无限的前提下，很多场景更优的策略反而是：

批量生成候选，然后挑能用的；不能用的就快速pass。

这套策略成立有两个硬条件：

可用率不低于阈值（例如80%）：低于这个水平，挑选成本会反噬效率。

质检成本足够低：你能用很快的方式判断“能不能放行”，而不是每一份都要深度审阅。

一旦满足这两个条件，追求“所有东西都能用”就不划算了。更好的做法是：把时间从“修补每一件”抽出来，投入到更高价值的部分：更好的选题判断、更可靠的事实核验、更清晰的结构、更强的表达、更好的产品化。

我曾经做过一套视频本地化翻译的工作流，体感非常强：当小语种的可用率稳定在90%左右时，最优解往往不是继续追100%。因为从90%到100%的那10%，通常是最贵、最难、最不值得自动化的部分。更合理的是“90%直接放行+10%快速人工处理”，整体吞吐量和交付稳定性反而更好。

这就是供给无限时代的一种现实主义：不追求零缺陷，追求高通过率的生产体系。

4）关键不是“用不用AI”，而是一开始就把质检写进系统里

如果还沿用旧思路——先让AI产出、再靠人兜底——规模一上来，你就会被质检吞没，变成不停擦屁股的编辑，而不是创造价值的人。

更可靠的做法，是在工作流设计的第一步就把质检当作系统结构：加入自动质检节点，提前过滤低成本错误，同时把人的精力留给高价值判断。

我理解的人机协同会发生两个变化：

变化A：加入自动质检节点，把低成本问题先拦住

例如对来源、时间点、数字口径、内部一致性做基础校验；对明显缺失边界条件、论证断裂的内容做拦截；对高风险场景设置更严格的“不可通过条件”。

自动质检的价值不在于“保证永远正确”，而在于：把人从低价值筛查里解放出来，让人的判断力只用在真正关键的地方。

变化B：人机分工从“人生产、AI辅助”变成“AI供给、人放行”

AI更像候选生成器与初级检验员；

人更像总质检与系统设计者：定义放行标准、决定哪里该严哪里该松、在关键节点承担放行责任，并把节约下来的时间投入到更高价值的事情上。

结尾：AI时代稀缺的不是内容，而是“可信的通过率”

供给几乎无限之后，真正稀缺的不是产出，而是可信的通过率。

会用AI只是产能；能把质检前置进系统、用自动节点降低不确定性、并重塑人机协同的分工方式，才是生产力。

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质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让AI在该快的地方快，让人在该判的时候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