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Hi艺术 ，作者：Hi艺术

走进展厅时，首先感到的是寂静。不是没有声音的静，是声音被吸收后的静。郑文泉的画挂在墙上，像视觉上的吸音棉，把空间的杂音都收走了。纯黑的底子，厚，重，吸光。中央总悬着一个物，说是物也不确切，更像一团正在决定自己成为什么的东西。有时像切开的岩层，剖面露出万年的沉积；有时像实验室里泡着的器官，还带着生命的粘稠；更多时候，它什么都不是，只是腐败与结晶同时发生的过程。

这些画都有种强迫症式的稳定：对称，向心，纯黑,在展厅中形成了一种无声的仪式和秩序。

郑文泉1981年生于青岛，任教于青岛理工大学，但这些履历对理解他的画面却没什么帮助。尽管从小接受学院派的训练，但他强调，在十年前的一场“顿悟”之后，他就不再依赖视觉图像进行创作，转而从音乐和冥想中唤起色彩与形状。画画时，他常听Radiohead。带上耳机，就像被旋律里那种熟悉的迷幻、荒诞与疏离拽了进去，画笔也跟着走向深处。关于那次“顿悟”，他说不清具体缘由。只知道从那以后，每当理性思考催他改变时，手下总有股力量在往回拉。试过别的，但总不对劲，最后画面还是会回到这个稳固的结构。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创作者，而是一个发现者——在画布上，他不过是见证了画面本身想成为的样子。

他一遍遍地涂抹，起初或许还斑斓的色彩，最终都被一层层的黑覆盖、吞没。他的创作总是从彩色开始，带着探索的意图步入黑色的领域。画布上或许曾闪现过别的可能，但在反复的探索中，黑色仿佛拥有自己的意志，将他牢牢吸附其中。这个过程，就像走进一间没开灯的房间，需要时间让眼睛适应黑暗，才能分辨出内部的形状与深度。因此，他的创作并非为了照亮某个已知的真相，而是练习在暗处辨认事物的本领，是从纷繁的表象主动走入深沉夜色的过程。

在这片经过反复涂抹才获得的深黑中，一些物质渐渐浮现、凝聚。它们在黑色背景上微微颤动，像刚刚脱离母体的生命组织，还带着新鲜的、不知所措的惊慌。这些物质的形态，可以被视为对我们生存状态的隐喻。它们被困在转化的临界点上：将腐未腐，将碎未碎，而在腐败的边缘，细小的晶体正在析出。

郑文泉对“表皮”有种异乎寻常的敏感，他能画出那层将破未破的薄膜，笔触间仿佛带着神经末梢的战栗。这份敏感属于我们的时代——生物技术把身体变成可组装的部件，生态危机让大地裸露出伤口，数字信号包裹着我们的感官。我们都像是被剥去了一层皮，内在与外在之间，只剩下一层脆弱的隔膜。

近期的画作中，人的形状开始影影绰绰地显现。有时，只是一个朦胧的轮廓，有时，人的头颅被那些特有的、介于腐败与结晶之间的物质取代。这像是一种专属于我们时代的遗迹。郑文泉会从流动的新闻事件中寻找灵感。那些难以归类、在信息洪流中一闪而过的骇人听闻，最终沉淀为画布上这些没有名称的物质。它们既像是最新的人类造物，也像是集体情绪、科技副产物与时代症候共同凝结而成的、尚未被命名的化石。这些物质模仿了人的姿态，却保留了地质变迁般的混沌质地，仿佛一场灾难刚刚凝固成形，或是一个被舆论遗忘的形象正在时间里缓慢风化。

郑文泉说，他画的是“灵魂的肖像”。但这些肖像没有面容，只有这个时代刻下的褶皱与伤疤。或许，这是对这个时代的一个更贴切的肖像，难以用完整的历史或清晰的个人面目呈现，只能以这种混合着新奇与怪怖的残骸形态，悬浮在虚空中。

乍看之下，郑文泉的画彼此相似。

不变的黑色，中心孤悬的物象，这种固执的重复甚至透出一些虚无。但这重复本身就是关键。绘画于他，并非追求视觉的新奇，而更像是一种日课，一种面对、乃至安抚内心那片虚无的治疗。

谈及这一画面结构，郑文泉说这是为了“疗愈个体的虚无”，为自己重新找到一个意义的支点。疗愈不需要大张旗鼓，就在日复一日面对画布的工作里。世界是随机、混乱、未知的集合，只有绘画，能让他回归到一种更根本的劳作，俯身其中，用手和颜料去丈量、去构筑、去与那片混沌直接相处。

在精神分析中，拉康将这种强迫性重复解读为一种应对创伤的方法。通过在安全范畴内反复预演那惊骇的瞬间，我们试图驯服未知，为黑暗的来临做好准备。在画布这一方绝对安全的领域内，郑文泉同样一次次演练坠落、腐败与孤悬。那些曾令人不安的意象，在重复的笔触下，逐渐褪去陌生的恐惧，成为可以平静共处的同伴。

疗愈的发生是安静的。它不急于给出答案。郑文泉称自己的工作为“诗意栖居的呈现”。即便承认世界的荒诞与生命的有限，人依然可以在时间之内，通过创造与专注的凝视，将生命的悲剧性转化为一种可栖居的形式。

“诗意”体现在多个层面：形式上的重复，成为一种安神的韵律，对抗着时间的涣散；对腐败物质的精微刻画，是以审美的秩序收编混沌的尝试；那片被精心经营的黑色，成为一个能够容纳的虚空，其中的物质孤寂而坚忍，残破却完整，散发出克制的尊严。郑文泉守护着创作中难以形容的超验部分，他坚信，“语言边界之外是艺术的领地”。因此，他从不对自己的画作明确解读，只营造一种氛围，一种存在的频率，邀请观者与自己沉默的内在相处。

这些画本身便是慰藉，尽管不承诺彼岸的拯救，不提供无谓的希望，却可以训练我们承受现实、与自身境遇共存的能力。站在画前，如同置身深夜的旷野，头顶星空，脚下深渊。郑文泉未曾为我们点亮外在的灯火，他只是以反复的笔触，在黑暗的内部凿出一处可供立足的方寸之地。在那里，我们可以暂停，呼吸，与自身存在中那些沉默的、受伤的、依然颤动的部分，安然共处。

当窗外青岛的灯火渐次亮起，画廊内的黑显得比夜更沉静，也更丰饶。那些黑暗中发光的物质，成了我们灵魂的肖像，在无尽的虚空里，固执地结晶，腐败，发光，存在。

艺术所能给予的疗愈，大抵如此。虽然无法驱散黑夜，但却让我们在黑夜之中，看见得更多一些。

Hi艺术（以下简称为Hi）：先为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创作历程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

郑文泉（以下简称为郑）：我从小就画画，但可能一直到大约10年前才刚建立起一些相对清晰的世界观认知，顺其自然的就会影响到绘画创作，而且在绘画过程中更多依靠音乐和冥想唤起形象与色彩，放弃了对视觉图片的参考。这和以前靠模仿或改造图像的绘画方式完全不同，这个过程像是突然顿悟后生发的结果，并不是循序渐进的演变，几乎是断裂式的。

Hi：你的画面从18年开始，一直是比较稳定的结构，纯黑色背景上有一个孤立的、腐败或像岩石层积的物体。这样的画面结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郑：这几乎是强迫症式的稳定，实际上这些画的底色本来都是五彩斑斓、形式多样的，我的理性告诉自己要找点不一样的形式去尝试和改变，避免惯性的视觉呈现，但有一种莫名的力量是超越理性的，最终总会牵引着我完成这种强迫式的对称或中心突出的画面结构，这不是我理性的选择，而是一股神秘力量在画面自然生长的结果，我只是参与并跟随作品本身，并不是主导者。

Hi：这是你今年举办的第二次个展,在短期内举办多次个展，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感受？这次展览与前次相比，不同之处在哪？

郑：在线下展览就是为了跟朋友们面对面交流，我的创作在现场看原画会有更好的视觉体验，另外在青岛墨非墨画廊展览也是我的一个情节，因为在青岛当代艺术生态比较匮乏的环境，墨非墨一直守着那份理想耕耘了10多年，这种精神也使我产生了共鸣。

Hi：你的画面让人想到了超现实主义、马格利特、荷兰静物、弗朗西斯·培根在60年代的“黑画”等等，你是否受到这些艺术家的影响？你是如何看待和运用这些视觉资源的？

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视角，实际上马格利特和培根也都是我比较喜欢的画家，但他们确实不是真正影响我的，因为真正影响我灵魂的是音乐。

影响我最大的是Radiohead这个乐队，从青年到中年我的世界观以及审美的深度得益于他们音乐的影响，当然还有很多很棒的音乐就不一一罗列。

总之，我认为音乐家对我的影响大于画家对我的影响，也可能因为我创作的养料更多依赖音乐而非视觉作品，我需要音乐帮我唤起和重塑视觉信息。

Hi：在你在对自己作品的解读中说，你画面中的这些物质“像是世界末日宇宙降维成二维世界后，被凝固的人类遗迹”，可以展开说说你的灵感都来源于哪里吗?

单：我认为视觉作品最好的那部分都是不可言说的。有人问我如何解读自己的作品，我只能自己尝试解读。但所有的解读也是绘画创作之后的事情，和绘画过程没有关系，我甚至觉得自己的解读还会干扰和误导观众。所以不需要太在意我的解读，观众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解读空间。

Hi：你较早的作品中的主角一般都是像结晶或者腐肉一样的物体，但在最近的作品中开始出现了人的形象，或者说用这些物体取代了人的头部，发生这样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郑：我觉得自己这一系列好多作品都是灵魂肖像的不断变体，对于肖像我也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痴迷。

我在美术馆里看大师原作，肖像画更能让我驻足沉浸，我其实更喜欢伦勃朗、委拉斯开兹这类画家，伟大的肖像画让人心灵震撼。因为我所有的创作没有任何的预设，而且即便预设也几乎是以失败告终，这种变化并非刻意的设计，所以可能更多是根据情绪的变化顺其自然的变化。

Hi：你提到你希望这些画面可以“疗愈个体的虚无感”，可以具体展开说说如何疗愈吗？你在生活中是否也存在着这种虚无感？这如何反映在你的画面中？

郑：我不知道艺术能不能代替宗教，但艺术确实可以慰藉心灵、抚慰灵魂。我目前也有虚无的困扰，并在努力寻找意义的支点。我通过绘画创作来疗愈自己，试图找到那个意义的支点，而且我在画中也从来没有放弃对神性的向往，并不是完全表达这种虚无感。

Hi：你提到创作的时候喜欢听音乐，一般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它又具体给了你怎样的氛围和启发？

郑：Radiohead和Arcade fire乐队的音乐是最能把我带入情绪氛围的，当然还有很多电影配乐之类的，只要能在画画过程中让我平静的进入另一个维度的音乐都是我的养料，好的音乐也是无法形容的，只有亲自去感受作品。

Hi：你谈到最终的画面总会出乎你的意料，那么你在开始创作一件作品之前会有预设吗？或者会打草稿吗？还是画一步看一步？

郑：我觉得艺术就是要创造神秘，这也是艺术还能持续存在的魅力。任何对创造神秘感的多余的解读都会破坏作品，就好比一个魔术师总喜欢揭秘自己魔术创作的工作细节，这会让魔术的魅力荡然无存。世界的神秘并不会因为技术的发达而消失，我在画展的现场也不解读、不解释，“语言边界之外是艺术的领地”，观众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联想。

Hi：你谈到你十年前才开始建立起相对明确的世界观，可以具体地分享一下是怎样的世界观吗？这个观念建立前后，对你的画面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郑：实际上我自己从小就开始画画，这完全是一种天然的本能，是自娱自乐的游戏，并没有认真思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随着年龄增长、阅读以及感官经验的积累，尤其是一些现代音乐的启蒙，我慢慢开始深度思考该如何认知这个世界，并通过绘画创作尝试表达人性的悲观与存在的荒诞以及世界没有意义等对世界本质的怀疑和对人类存在价值的质疑。

但深入思考后带来的虚无感也很快给自己造成了巨大困扰，在还没有进入信仰的混沌状态里，通过艺术代替信仰便成为对抗虚无和痛苦的唯一途径，这也是自我疗愈与救赎的方式。所以我的画面里并不是想完全呈现绝望的现实或彻底的虚无，我从没有放弃希望、放弃对神性的向往，从那些稳定坚实的构图和明灭不定的微光里可以找到线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电厂 ，作者：花子健，原文标题：《除了马化腾演讲，腾讯年会还透露了哪些信息? | 电厂》

AI被腾讯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月26日，腾讯年会，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和总裁刘炽平在演讲中都用最大篇幅来讲AI。

马化腾在年会中提到，腾讯自2022年初开始经历了长达3年的聚焦主业、降本增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每个平台的基因和体制不一样，穿越周期的节奏也不一样。但他同时承认，腾讯在AI上“太慢了”。

从内部来看，腾讯面对新一轮的AI机遇，首先考虑的是各个平台部门和AI的结合，混元大模型和元宝经历了高开低走的阶段，如今正处于产品和组织架构的调整之中。就外部而言，字节跳动、阿里千问处于领先地位，不管是在研究层面还是应用层面，都比腾讯先行一步。对于这个“落后追赶的阶段”，马化腾的判断是“腾讯慢了9个月到1年。”

腾讯在AI领域慢于字节和阿里

纵观全球的AI格局，刘炽平认为，海外有8家公司有足够资源长期投入大模型，其中做的最好的3家是OpenAI、谷歌和Anthropic，这3家公司各有侧重和优势。xAI的Grok和Meta的Llama则处于追赶阶段。苹果、微软和亚马逊没有决定是否自建大模型，更侧重于AI的应用。

回到中国，刘炽平更看好4家公司在AI领域的长跑能力，除了腾讯，其他3家则分别是字节跳动、DeepSeek和阿里巴巴。但他同时强调“和其他3家相比，腾讯入局最晚，处于追赶阶段。”

对于领先的3家公司，刘炽平认为他们各有优势：字节跳动长于算法，在原生AI的研究上更具优势；DeepSeek贴近应用场景，且在AI技术基础设施（AI infra，支撑大型语言模型LLM开发、训练、推理及管理的全栈技术体系）具有优势；阿里巴巴则有达摩院，一直都希望用开源的方式做云。

腾讯的AI战略如何制定和实施，需要考虑各行业是如何被AI改造和影响的。刘炽平认为，在C端，搜索受到AI的冲击是最大的，因为对话机器人（Chatbot）对应的就是强化搜索的能力，在知识面、输入和输出、信息组织和创作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如果能把对话机器人做好，就能搭建一个流量入口介入垂直领域甚至交易环节。但其中的不确定性在于搜索这个链条上的公司会有相应的博弈手段，从而影响新流量入口的容量。

在B端，人工智能最佳的商业模式是编程和编码，这个商业模式已经在海外经过验证——Anthropic是其中的代表性公司。

“最容易受到AI冲击的是和资讯有关的行业，包括搜索、垂直资讯、货架电商、OTA，以及SaaS。”刘炽平承认，尽管从目前看，To B和To C都比较难变现，但字节跳动已经在To C取得明显的领先优势，“字节取得领先，有一定的历史积累，和这家公司的定位、人设也很有关系。”

刘炽平将字节跳动称为“大力出奇迹式的抢市场大王”。在刘炽平看来，字节跳动看到很多不同的市场都会有去抢的动作，包括短视频、资讯、电商，现在则是通过AI去抢搜索的市场份额。他认为“字节跳动的确很强大”，但腾讯不会因此焦虑。

对应的，他将腾讯称为“常青大师”。在过去很多年，腾讯在社交、游戏等领域也面临来自字节跳动和其他竞争对手的抢夺，但腾讯从没有失手。同时，腾讯也在其他领域进行反击，比如视频号对应的短视频、公众号对应的资讯流以及企业微信和腾讯会议对应的企业办公，“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定位和方式去做，而且做得不比人家大力出奇迹的方式差。引申到我们AI战略应该怎么走，我自己觉得认清我们现在的差距，并且一步一步把我们的业务做好。”刘炽平说。

腾讯为什么没有做好

刘炽平在讲话中进行了反思：腾讯一直以来都是以产品工程为核心，缺乏对AI的整体研究，这和其他公司的模式不同，他们的核心模式包含了研究在内；另外，腾讯的内部问题是AI团队首先进场，然后到工程团队，但缺乏原生AI的研究团队，这就像在产品里面没有产品经理，如果开发团队没有产品经理把控方向，很多事情会徒劳无功。

很快，腾讯就发现大模型的底模能力有限，为了出成绩，腾讯的AI团队只能走捷径，用基于监督微调的深度学习策略去打榜，这个策略就像高中生背题应对考试一样，在打榜出成绩上比较好用，但最后泛化就发现没有办法做好，更无法把能力复用到产品上做出好的产品。

在盘点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每一个关键模块都有缺失，数据做得不够多、不够轻，预训练模型不够稳定，技术基础设施没有办法规模化。另外一方面，强化训练没有因子，也没有很好的目标去做强化学习，而且底座模型也无法支持很好的强化学习。”刘炽平说。

马化腾在讲话中也提到，腾讯在对AI的复盘中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核心原因是技术基础设施不足，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就无法获得长期竞争力，迭代频次、试验平台都比别人差，完全没有办法持续做AI。

元宝同样经历了高开低走。2025年初，腾讯用DeepSeek进行了元宝的冷启动，但后来发现，用户留存做得不够好，导致用户增长也受到拖累。刘炽平认为，归根到底还是混元大模型做得不好，DeepSeek也很难帮助腾讯做特定训练，其结果就是搜索链路被割裂——其中一部分是在混元大模型、另外一部分在元宝。

同时，进行后训练的技术基础设施无法支持大模型规模，导致腾讯的AI团队没办法验证一些设想。混元大模型和元宝两者割裂的结果是混元在打榜，元宝缺少模型的支持，很多想做的功能都没有实现。腾讯的AI团队无法聚焦、疲于奔命，呈现在数据上的就是用户留存率低。

QuestMobile提供的数据显示，2025年第三季度，元宝的月活跃用户数虽然在豆包和DeepSeek之后位列行业第三，但后两者的月活用户都达到1.5亿人上下，元宝只有3000万人左右，差距非常明显。

尽管马化腾声称“AI是唯一值得投入的领域”，但腾讯在研发上的投入并没有因为AI投资大幅度增加，反而在去年出现增幅放缓的情况。在去年11月的腾讯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电话会上，腾讯公司首席战略官詹姆斯·米歇尔明确表示，腾讯2025年全年实际资本支出将低于此前的指引范围，但仍将比2024年多。腾讯第三季度的资本开支只有129.8亿元，同比下降24%，环比也下降超过32%。

腾讯的AI四大战役

在2025年的一场内部管理会上，刘炽平曾提出了“四大战役”，后来因为腾讯发现混元大模型和元宝存在的割裂问题，将其中两大战役合并，变成了“三大战役”。

不过，刘炽平在1月26日的年会上仍然提到了“四大战役”，这也被认为是腾讯的AI方法论，分别是：

一、通过AI去强化腾讯的现有业务。

二、混元大模型联合元宝抓住新的机会。

三、微信在适当的时候做出一个原生的AI。

四、腾讯利用AI实现组织提效。

刘炽平将AI视为腾讯现有业务的“加速器”。AI对腾讯现有业务的加速效应已经显现，比如AMS广告，利用AI支持智能投放，腾讯这两年从这一块业务实现了收益的正向增长，增幅从2024年3个百分点增长到2025年的10个百分点，这个增幅在1500亿的盘子里面可以贡献接近150亿的收益增量。

游戏业务也利用传统神经网络做的AI机器人为PVB游戏提供全新的互动体验，不少新用户可以缩短掌握新游戏的学习时间，帮助游戏的DAU增长了2000万。

目前，腾讯正在推进混元大模型和元宝的全面深度合作，腾讯围绕组织架构和人才引进为两者的融合提供支持，搭建了联合设计、交叉派驻，代码审查与共享等合作机制。“我们可以打造一整套AI技术基础设施来支持这种模式，未来所有的产品要接入腾讯自有的大模型，都可以通过这个模式和平台实现，对我们所有业务未来跟大模型合作都有帮助。”刘炽平说。

为此，腾讯在去年底重构了整个AI研发团队，吸引了包括姚顺雨这样的人才加入，并新设立AI Infra部、AI Data部以及数据计算平台部。腾讯明确，在大模型上坚持长期投入，做好基础性的工作，然后才能围绕自己的生态优势发挥后劲。

腾讯在AI领域更长远的期望在微信上。马化腾认为，微信和AI的结合不必过于求快，而是要围绕产品逻辑和用户需求仔细设计。

他就此点评了字节跳动推出的豆包AI手机和阿里千问打通阿里生态服务：“阿里结合自己的特点进行内部生态联动，发挥自己的优势，是很好的。但用户不一定喜欢全家桶，且生态内也不是所有的服务都是业界最好的。同时，腾讯一贯旗帜鲜明的反对用黑产外挂的方式把用户的手机和电脑屏幕录屏传到云端，因为这是极其不安全、不负责任的。”

当前，微信已经和元宝的功能进行深度融合，并在微信里创造了很多应用场景，鼓励用户跟元宝互动，甚至可以帮助用户提炼文件的要点，提升工作效率。另外，微信还利用AI强化搜索。

刘炽平透露，微信的全原生AI才是更值得期待的产品。“如果微信团队能够用自己的创意，在微信中创造出完全原生的AI Agent，非常有独特价值，也会是腾讯在AI领域的王炸。”刘炽平说。

这主要取决于大模型能力的全面提升，并基于大模型的全面能力，微信可以基于自己的价值观、以及通讯社交、交易、内容等生态设计原生的AI Agent。“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绝对可以在这个微信里面去做一个最懂你、最能干的AI Agent。在整个市场都将是非常独特的存在，我们一定要让微信团队在微信的方法和实践，耐心等待。”刘炽平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济观察报 ，作者：韩践 郭景豪

AI正在改变企业的用工方式，却未必是这一轮裁员潮的真正“主角”。同时，AI在企业决策中的角色也呈现出多重性：它既是推动生产力变革的重要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企业用作结构性调整的叙事框架。

2025年，从科技巨头到传统制造业，从金融行业到消费品领域，一场规模空前的裁员潮正在全球蔓延。这股裁员潮究竟是被AI“抢走了饭碗”，还是全球经济放缓和调整的结果？当亚马逊、微软、UPS、雀巢、Verizon等跨国巨头相继传出裁员消息，背后的真正推手是什么？

美国无疑是2025年裁员浪潮最为集中的地区。Challenger数据显示，2025年10月，美国企业宣布裁员153074人，为20多年来“最糟糕的十月”之一；截至2025年11月底，全年累计裁员约117万人，达到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的最高年度水平。

但综合其经济数据来看，这波裁员并非源于经济恶化，而是由多种因素引发，如高利率带来的成本与盈利压力、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劳动保护相对薄弱，以及企业在数字化与AI转型中的战略性重组需求。

Salesforce、亚马逊、IBM等公司都直接提及“AI取代部分岗位”。Challenger数据也显示，年度裁员中约5.4—5.5万人的裁员被企业在公告中明确标注为由AI/自动化驱动，涉及客服、后台文员、人力资源支持与部分技术岗位。从整体占比看，因AI裁员仅占美国年度裁员规模的约4%—5%。这表明，尽管AI确实正在改变企业的人力结构，但推动美国裁员大潮的核心因素仍是经济放缓、成本压力上升与企业战略性重组。

在欧洲，许多公司宣布裁员或冻结招聘，相关企业公告中给出的理由多为成本控制、利润压力、业务重组与数字化提效。汽车与制造业承受的压力尤为明显，大陆集团、博世和戴姆勒卡车等汽车和制造企业相继缩减岗位，保险、光伏、银行和服务业的企业也都在通过裁员与重组来应对增长放缓、竞争压力和盈利下滑。

相比美欧，中国并未形成以“AI因素”作为明确统计口径的全国裁员数据。整体而言，中国2025年的裁员与就业压力主要源于宏观与结构性调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1月，16—24岁（不含在校生）失业率为16.9%，虽较10月的17.3%略有下降，但仍处于高位；25—29岁失业率为7.2%，显示青年就业压力持续存在。房地产进入长期调整期、互联网和科技行业增长放缓、制造业外迁以及消费需求走弱，共同构成了当前就业压力的基础背景。

同时，中国企业的裁员也与企业业务重组和技术升级密切相关。

以阿里巴巴为例，其员工规模在2022年达到高点后持续回落，这一变化并非单一裁员所致，主要源于资产剥离与战略聚焦。其中，阿里巴巴逐步退出高鑫零售等业务板块，相关业务本身拥有数万名员工，员工规模随之出表；与此同时，集团收缩非核心投入、推进技术与组织效率提升，也带来了内部岗位调整。百度在2025年对部分非核心业务和支持性部门进行人员优化，裁员比例约为20%—30%，重点集中在与主业关联度较低的板块。

在光伏行业，结构性收缩更为集中。隆基绿能、通威股份、天合光能、晶科能源、晶澳太阳能等头部企业，在2024年底至2025年行业下行周期中，因产能严重过剩和价格大幅下跌，累计缩减员工规模约8万至9万人，涉及一线制造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部分研发岗位，整体减员比例约三成。

总体来看，中国企业的裁员更多由经济增速放缓、行业周期下行以及企业自身结构调整所主导。AI与数字化主要作为提效和重组的工具，而非推动裁员的核心要素。

综合欧洲、美国和中国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2025年的裁员潮并非由单一因素驱动，而是经济周期压力、企业战略调整与AI技术进展共同作用的结果。

AI确实正在重塑岗位结构，并逐渐成为一项相对独立且日益重要的裁员动因，尤其体现在客服、后台支持以及部分软件测试等白领和支持性岗位上。

但从裁员的规模和占比来看，需求疲软、高利率环境、战略再聚焦和业务重组仍是更普遍、更具决定性的动因。

换言之，AI正在改变企业的用工方式，却未必是这一轮裁员潮的真正“主角”。同时，AI在企业决策中的角色也呈现出多重性：它既是推动生产力变革的重要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企业用作结构性调整的叙事框架。

AI与企业劳动力的重塑

面向未来，大规模裁员是否会持续，AI又将如何改变企业用工结构？从历史经验看，宏观经济和行业周期决定裁员是否集中发生，而技术进步则更多决定“裁哪些岗位、如何裁”。

相关学术研究通常并不直接统计企业“裁了多少人”，而是关注技术使用的强度，例如一个地区部署了多少工业机器人，或企业在信息技术（ICT）上的投入水平，并据此分析这些变化对整体就业规模和工资水平的影响。

以Acemoglu和Restrepo对美国的研究为例，他们发现，机器人应用越广泛的地区，就业人数和平均工资往往越低。与此同时，德国等国家的研究也表明，技术虽然会替代一部分岗位，但同时也会催生或转化出新的岗位。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最终取决于当地产业结构是否足够多元、企业适应转型的能力以及劳动者的能力提升和匹配情况。

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导致持续性的“大规模裁员”，但会加速岗位的重新分配，并对特定岗位、地区和技能群体形成更集中的冲击。

企业引入自动化、云计算或共享服务中心后，往往可以用更少的人完成同样的工作，因此人员调整多以“业务重组”“效率提升”的形式出现。

OECD的企业案例研究显示，AI落地后，更常见的是岗位结构和工作内容的变化，而非立即出现大规模净裁撤。重复性、可被标准化的岗位受到的冲击最大，这类岗位在裁员后再就业和收入恢复更为困难。同时，重组后的组织对新技能的需求会更加明显。

总体而言，大规模裁员是否发生主要由经济环境决定，技术更多塑造的是岗位结构变化，其长期影响表现为不同职业、技能和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而非整体失业率的持续上升。

结合当前全球裁员浪潮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AI对用工的影响正从理论走向现实。

近期大量裁员公告表明，被裁撤的人员从事的多是重复性、规则清晰、信息处理密集的工作，例如客服支持、基础内容编辑、标准化报告撰写、数据录入整理，以及一些传统测试、维护性编码和流水线式开发岗位。

AI在这些领域展现出效率、成本、稳定性与规模化的综合优势。这类岗位由于流程标准、判断边界清晰，一旦AI和自动化工具成熟，就容易被替代或重塑。

当然，目前大谈“AI取代人”还为时过早。AI更可能重构组织和分工，例如全职与外包角色的分配、前台与中台的职责梳理，以及整体的组织结构。

Klarna也许是个有代表性的案例。这家瑞典金融科技公司与OpenAI合作开发的AI助手在第一个月内就处理了230万次客户对话，接管了约三分之二的互动。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Klarna在2024年裁减了约700个支持岗位，但在2025年下半年，又重新招聘部分人员，以处理复杂和高价值的工作项目，最终形成一种混合工作模式：AI处理常规任务，人类负责细致的判断和客户信任。

另一方面，AI又创造了新的人才需求。由美国思科公司（Cisco）牵头发起的AI Workforce Consortium发布的2025年报告中指出，与AI相关的招聘信息同比增长了约78%，而人才库却仅增长了约24%，这正说明了转型过程中新型人才结构性短缺。

未来职场竞争的核心不再是“懂不懂AI”，而是“能否把AI变成自己的劳动生产率”。越来越多的岗位，包括市场、公关、项目管理、运营甚至高管助理岗位，都在招聘时明确提出“会用AI工具”“能够用AI重设计流程”“具备跨技术与业务沟通能力”等要求。

在咨询和IT服务行业，Accenture一边推进重组裁员，一边披露AI相关订单规模已达数十亿美元，并提出通过系统化再培训，将77万名员工塑造成“再创造者（Reinventors）”。安永、毕马威和淡马锡等机构在2025年的报告也指出，如果企业只买AI、却不重构人才结构与技能体系，那么其最多只能释放40%—60%的潜在生产力。

换句话说，真正的竞争不再是“谁拥有AI技术”，而是“谁拥有能把AI转化为组织能力的人”。

AI时代的元技能

当重复性工作一旦被剥离，留下来的人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换言之，在AI时代，人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

麦肯锡、BCG和普华永道（PwC）等机构的全球调研共识是：未来最稳定的竞争力不再来源于单一具体工具，而是“能持续学习和适应新工具+深刻理解业务+强协作与问题解决能力”的元能力组合。

在AI采用加速和经济压力加剧的背景下，这些元技能不仅帮助个人抵御工作重新设计的影响，还支撑着企业AI投资的回报和真正生产力的释放。

AI时代，主导职场的将是跨界与智力密集型能力组合型人才。

其一是具备硬核技术能力的AI专业人才，包括机器学习、数据工程、MLOps、云计算与算力基础设施、AI安全与治理等方向。这些人才的需求将成为企业竞争格局中的战略稀缺资源。

其二是贴近业务与客户的高价值“人本角色”，他们不一定是编程专家，但懂业务、懂客户、懂流程，能够把AI嵌入真实工作流、推动流程再设计、提升服务体验并引导组织变革，是连接技术能力与商业价值的关键环节。

来自职业平台的数据显示，约45%的高管职位招聘中已经出现了AI技能的要求，并迅速扩展到财务、运营、设计、销售和其他非技术型岗位，这表明AI技能正在成为跨职能岗位的核心能力。

此外，随着AI在更多领域落地，软技能与高级认知能力变得更加重要。沟通、协调、领导变革、跨部门协作等人际能力，是AI难以替代的，同时也是企业在结构重组中保持竞争力的关键人才标准。此外，理解AI模型的潜在偏差、伦理与合规风险、具备治理视角的岗位需求也在上升。

在企业层面，AI不仅是一项技术工具，更是一项“资本工程”。真正要把AI从概念变成生产力，企业必须投入巨额资金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算力平台与数据能力，包括云计算、数据治理平台、私有化大模型部署、MLOps系统以及安全与合规框架，这些都是长周期、重资本的大型工程。

为了在财务结构上腾挪空间，企业往往需要在用工端做出调整，通过减少部分人力成本，为算力与数字能力建设提供资金来源。

Statista的数据显示，仅在2025年，Meta、Alphabet、亚马逊和微软预计将花费约3500亿至40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其中大部分用于AI驱动的数据中心、计算资源和基础设施。字节跳动计划在2025—2026年投资约1600亿元人民币（约230亿美元），其中约一半用于英伟达H200等先进AI芯片和计算基础设施。

IDC预测，到2028年，全球AI基础设施支出将超过2000亿美元，而全球云基础设施支出在2025年第三季度达到1026亿美元，同比增长25%。

这并不是简单的“机器替代人”，而是一种更复杂的资源重构：企业在重新组织资本的同时，也将重新组织人力——挤压中间层、分解工作流、将更多活动推向平台和外包。能够妥善规划和管理这个重组过程的骨干，将是企业不可或缺的关键人才。

再出发：员工培训和发展

在转型与AI加速落地的背景下，企业究竟应该大规模裁员再招人，还是持续投入员工技能再培训？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大样本研究与统计报告给出的答案是：裁员往往在短期内见效更快，能迅速降低成本、改善财务报表，但资本市场的反应并不稳定，企业品牌声誉和员工信心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相比之下，大规模再培训和内部人才流动的短期成本更高、见效更慢，但更有利于企业中长期的生产率提升，以及企业和员工对技术变革的适应能力。

组织研究和历史经验反复验证，持续投资员工技能的企业，在创新能力、雇主品牌和长期竞争力方面表现更稳健，这也许是得益于组织内部特殊经验的留存和员工对于企业的信任。

领先企业很少只靠“减人”应对变革，而是通过“换能力、重组织”，化解短期压力，提升组织长期增长的动力。

尽管IBM、AT&T、西门子、埃森哲、亚马逊和微软等公司在不同阶段都进行过裁员，但它们的共同点并不仅是“减人”，而是长期、大规模投入员工的技能升级。

AT&T曾投资10亿美元为10万余名员工提供再培训。亚马逊推出“2025技能提升计划”，帮助员工转向更高价值岗位。IBM将培训重点从传统IT转向云计算和AI。西门子与埃森哲也在提效的同时，持续建设系统化的学习与再技能基础设施。

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践表明，如果领导者只是把AI当作压缩成本的手段，带来的往往只是裁员数字的变化，而非生产率和创新能力的实质提升。企业的梯队培养规划需要把技术理解、组织变革与人才战略深度融合，才能培养让企业创造长期价值的领导者。

提到具体的技能升级，下一代领导者必须具备流程重设计与组织重构的能力。

BCG的研究指出，若只是将AI简单叠加到原有流程中，企业只能获得零散收益；只有重塑流程，让“人”和“模型”各司其职，才能真正释放生产力潜力。同时，BCG强调，管理教育与培训还应更加重视心理安全、学习型组织和伦理治理。PwC的研究显示，允许试错、提供学习支持、避免以恐惧驱动变革，是实现AI可持续落地的关键。

还有一个关键点是，AI时代需要重新理解“人效”。如果所谓“人效提升”只是为了裁掉几个人，其价值十分有限。

真正成熟的人效管理，不是“淘汰”，而是“释放”——通过流程优化、技能升级和技术赋能，把被效率释放出来的人投入到更高价值的创新和增长活动中。

管理学中的精益理念和动态能力理论都表明，高绩效企业并非依靠持续减少劳动力取得成功，而是通过不断重组技能结构，将人才配置到更具价值的岗位。

因此，对裁员的讨论不应仅仅关注新闻头条，而应放在人才战略和组织进化周期中理解：单纯依赖裁员提效，往往会削弱长期竞争力。领先企业很少选择“只削减、不建设”的路径，而是在减少低价值岗位的同时，持续培育高价值能力。

（韩践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郭景豪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助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跨境电商长期主义 ，作者：拓跋勇

现在的互联网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

他都没把你当人，你却把他当了神。

我就是一个凡人。

我们遇到过很多问题，老实说，我也经常焦虑到想要放弃。今天上午跟来我们办公室的徒弟聊，她说接下来希望以全职的状态来做零售电商，我跟她讲了我们这半年多来走过的路。

事实就是中间有两次我其实考虑过要放弃，虽然一直冲的比较猛，但是因为出了一堆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内的事儿，搞的我比较崩溃。之所以没有直接放弃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已经备了很多货，贸然退出的话，损失太大，另一方面则是虽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货一直在卖，并且从长远来看，问题终究都会被解决。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即使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依然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的，也会焦虑，也会崩溃。18年回深圳，重新起步的时候，我用几个月的时间做起了一个店铺一条线，因为受第三方软件的影响，店铺突然挂了，当时我也考虑过要退出，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注册了新店铺，移出了老店铺的库存，就这么折腾着折腾着，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当时没有放弃的原因，一是因为我的确在短时间找不到什么好的出路，另一个则是因为我们既没有刷单，也没有任何违规的操作，链接没出问题，品牌没出问题，产品品质也没有问题，换个店铺继续做，影响对我们来说非常小。

我知道当下很多同行都异常焦虑，但我要说的恰恰是：即使就是“正确的路”，也要有人走下去才行。大家都在研究各种各样的玩法，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有的朋友天天在研究各种各样的产品，各种各样的赛道，我们难道不应该先把当前的产品做好，当前的工作做好，当前的流程跑扎实，先榨干自己已经验证过有价值的技能吗？

AI确实很强，但它不是魔杖。这句话既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我真正在意的朋友。说真的，我对新技术的态度一直都是，新的技术的确能够帮助专业的人提高效率，但也会让很多原本平庸的人陷入某种错觉，似乎不管什么事儿，只要沾上AI都可以万事大吉了。最近这段时间，我已经被各路朋友对于AI的讨论搞得不堪其扰了，所以已经拉黑删除了不少人。

另外我想说的是再对的方法也要有人去执行，专注力和执行力已经成了当下最宝贵的资产。昨天一个去年带团队到我们办公室跑流程的小伙伴跟我说，经过了小一年的磨合，试错，终于摸到了一点门道，也开始逐渐理解我在公众号上反复宣扬的“道”，我很欣慰，一方面是看到朋友逐渐开始产生了成绩，另一方面听到“徒弟”在践行自己理论的过程中有了自己的感悟。

下午跟朋友聊最近的进展，他说他们遇到了问题，我说我们也并非一直一帆风顺，事实上，面对的问题不一样，解决的思路也不一样，我们之所以看似顺利，实际上就是建立了一套反复执行，反复试错，不断筛选的机制，我的确希望开发一款成一款，但是从来都不笃定，所以我们会打提前量，会做提前准备。

更为关键的是：我很少会因为一款产品的失败，质疑我们的方法论，工作流程是否有价值。不同的产品，面对的市场态势不一样，成功的可能性也不一样，开发产品的时候觉得能成的，到了货，上了架，市场格局变了，这样的情况也并非没有发生过，不能因为这个就质疑一切。

拿我们年后要上架的产品来说，我们开发的时候，充分调研过市场，觉得有操作的空间，所以才押上了人力，物力和资源去做，但是上架之后能不能成，我从来都不猜，即使到时进展不顺利，无非是换产品，换赛道，复制当前的方法而已，而我，从不纠结。

所以朋友，别太纠结，尤其是你的想法只停留在脑子里酝酿了很多遍的时候，别太纠结。

完美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只是借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美妆研究所SHOWCASE ，作者：美妆研究所，原文标题：《当“厦门模式”遇到天花板：一场关于品牌身份的冒险开始了 | 白牌转型观察》

不得不承认，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部分白牌以“低价套利+流量轰炸”为核心打法，重营销轻研发、重爆款轻沉淀，不仅陷入同质化价格战的内耗，更扰乱了行业生态的良性循环，留下了“生命周期短、品牌认知弱”的刻板印象。

但我们也不应忽视，许多白牌已在慢慢尝试转身——它们正从流量驱动，逐步补足产品、研发、品牌等长期能力。这需要时间，也需要方法。

“白牌转型观察”系列试图跳出简单的褒贬，以观察者的视角，记录这些转型中的探索与艰难。我们关注产品与渠道的升级，关注地域性企业走出舒适区的布局，也关注组织层面引进人才所面临的碰撞与挑战。

本文是白牌转型观察系列的第三篇稿子，本篇稿子聚焦三资堂和可逐，作为高度聚焦细分赛道的两个白牌代表，两者都在产品打造上花了不少时间。前者通过入驻丝芙兰等高端渠道，快速提升品牌调性、拓展客群；后者绑定非遗等文化IP，提升品牌内涵与客单价，两个品牌的转型之路到底优劣势如何？

2025年11月，当三资堂带着其49.9元的眉笔入驻高端零售渠道丝芙兰时，这一动作在业内引发了广泛讨论：一个典型的线上“抖品牌”，为何要挤进国际大牌云集的线下柜台？

与其将之视为孤例，不如将其看作一批从流量红利中崛起的美妆“白牌”集体迈向品牌化转型的缩影。与三资堂几乎同期，以颈膜产品闻名的品牌可逐，也在2025年通过推出非遗主题的公益项目和文化营销活动，试图拉高客单价与品牌调性。

尽管路径迥异——三资堂选择“向上借势”高端渠道，可逐选择“向上自建”文化内涵，但两者本质上都源于同一迫切需求：摆脱“白牌”标签，完成从“流量爆款”到“专业品牌”的跨越。

三资堂、可逐正是“白牌”模式下依靠流量投放和爆品打法迅速崛起的典型代表，两个品牌都出身于批量孵化美妆产品的“厦门帮”产业链，这一产业集群凭借强内容生产和高投入营销，孵化出多个在抖音表现突出的品牌。

这些品牌的阶段性成功，建立在两个关键因素之上：精准踩中抖音等平台的流量红利，以及选择局部护肤或彩妆等细分赛道切入。

然而，白牌的黄金发展期极为短暂。近三年冲进抖音美妆GMV TOP 20的白牌，平均生命周期不足8个月，多个平台榜单直观反映了这一残酷的行业洗牌过程。

一位美妆行业的资深分析师在谈及这一现象时，表示：“相比几个月就销声匿迹的白牌，三资堂和可逐确实展现出了更长的生命周期。一个关键区别是，它们较早地将品牌化转型提上了战略议程，而没有停留在纯粹的爆款循环里。两者都从细分品类切入并达到了靠前的位置，这为它们的转型尝试提供了一定的基本盘。”

作为两个同样切入细分赛道并成长为赛道TOP级的品牌，其品牌体系化探索值得关注。

1）三资堂：10亿级品牌选择押注线下高端渠道

三资堂定位“大众专业眼部彩妆品牌”，最具代表性的竞争力来自其开创的“二叉眉笔”品类。2023年，品牌率先推出采用“二叉分叉笔头”的眉笔，定价49元，通过模拟原生眉毛形态，解决“手残党”画眉痛点，上市即成为爆款。同时三资堂将这一设计专利化，利用专利打造技术护城河，避免同质化竞争。其工艺与质感，甚至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在几十块钱的价格带里是很多品牌都做不到的。”

之后，品牌把资源集中在眼部产品上，陆续推出了杠铃双头睫毛膏、睫毛打底膏、双头眼线修正笔等明星爆品。

蝉魔方数据显示，三资堂2023年下半年入驻抖音平台，仅用一年半时间便跻身彩妆头部，成为唯一专攻眼部彩妆的品牌。

凭借对细分赛道的专注，2025年三资堂在主流电商GMV已突破15亿。

在品牌化声量建设上，三资堂选择了一条相对直接的转型路径——入驻高端线下渠道。2025年11月，这个均价55元的“抖品牌”正式进驻丝芙兰，同步上线四款明星产品。

这一动作背后有双重考量。首先，三资堂需要多元化的渠道。品牌身上仍然有很重的‘抖品牌’标签，只靠抖音渠道太单一，品牌形象也太单一。

其次，丝芙兰毕竟是相对高端的零售集合店，进入丝芙兰有利于提升品牌调性。通过“在高端商场与国际大牌同柜”来获得更高的品牌认知，成为品牌升级的关键一步。

三资堂入驻丝芙兰更侧重于短期内的品牌形象提升和销售渠道拓展，这一合作能够快速触达高端消费人群，但具体业绩表现如何，还需要时间和市场的反馈。

此外，三资堂还邀请演员林允担任品牌代言人，借助其年轻受众基础与国民度，放大品牌声量的同时，试图传递更具质感的品牌形象。

近期，三资堂还发布了首支品牌TVC《从容面对》，将镜头对准女性在职场、家庭与社会中面临的层层压力，这标志着品牌沟通从“功能”（如“二叉眉笔画眉好”）转向了“情感”（“让你更自信”），旨在与用户建立更深层的情感连接，致力于提升品牌溢价空间。

但另一方面，TVC塑造的“从容自信”形象，与大众对其“高性价比工具”的认知、部分用户“产品认知强于品牌认知”的反馈之间存在裂缝。若后续产品体验、用户服务无法支撑起这种高级情感承诺，可能引发口碑反噬。

2）可逐：选择文化赋能的品牌重塑之路

作为“白牌”转型升级浪潮中的另一个观察对象，可逐以“局部淡纹专家”为核心定位建立了品牌心智。

可逐创立于2021年，自2023年起布局抖音电商，从月销售额500万-750万元起步，到2024年下半年成功突破月销售额亿元大关，还强势登上抖音平台2024年颈部护理品牌榜首及眼部护理品牌TOP2。

该品牌宣称提供“院线级”居家护理体验，选择“局部淡纹”这一细分赛道，聚焦颈膜和眼膜两类产品，以200-300元的产品均价，在红海市场中找到了自身立足点。截至2025年3月，可逐眼膜产品已持续占据其主要销售来源，拉动品牌整体销售水平提升。

与三资堂选择渠道升级不同，可逐的转型之路更加注重品牌内涵的重塑。这个品牌正试图通过文化营销和产品升级，摆脱白牌标签，拉高客单价。

可逐的核心策略是与非遗文化深度绑定。2025年，品牌联合《时尚芭莎》打造“非遗不息时之夜”，这场营销活动实现了全网51个热搜、26亿+曝光量。

在活动同期，可逐推出了非遗限定礼盒，内含与非遗机构联名的定制产品，赋予商品更多文化附加值；同时搭配高客单价货组，满足用户在文化认同驱动下的升级消费需求。

在代言人方面，可逐也同样在2025年正式宣布邀请金靖担任颈膜代言人，试图借助金靖亲民、真实的公众形象，重塑品牌调性，向消费者传递更具温度的品牌价值。

虽然路径不同，但三资堂和可逐的转型，在底层逻辑上高度一致，共同指向了从“流量品牌”到“心智品牌”。它们的探索展现了难得的战略聚焦与长期耐心。这种在细分赛道上的“深挖井”，是它们能够进行品牌化尝试的前提。

1）战略聚焦细分具体

与追逐所有热点的白牌不同，二者均已在细分市场占领一定的心智。

三资堂对自己的定位有着清晰认知：没有扎堆在竞争白热化的底妆、唇妆赛道，反而锚定了份额相对小众但需求更精准的眼部彩妆领域，不仅开创“二叉眉笔”品类定义问题，更围绕这一原点持续推出睫毛膏、眼线笔，构建产品矩阵。

可逐则聚焦“局部淡纹”，舍弃全脸护肤的广阔战场，将资源重兵投入颈膜、眼膜，从而在颈部护理赛道登顶。

2）渠道多方拓展

冲不出抖音直播间是白牌一直被困在原地的重要原因。而三资堂和可逐多多少少都已经在其他渠道进行拓展探索，证明了自己具有超越单一平台的销售潜力。

三资堂除了丝芙兰外，在线下还入驻了名创优品、调色师、三福等多个零售连锁系统；线上，其天猫旗舰店目前有超51万粉丝，睫毛打底膏销量突破100万件，二叉眉笔售出超60万件，并曾登陆李佳琦直播间。

而可逐也在线上拓展天猫平台，从细分赛道向天猫亿级品牌俱乐部冲刺。在2024年双11期间，可逐参加了平台的“超级派样”策略，成功拉新10万以上的用户，派样复购金额达到600多万，最终以2000万销售额刷新历史记录，其中老客贡献占比过半。

3）相对不错的产品基础

产品是品牌所有故事的起点和终点，而三资堂与可逐都能够站在用户视角开发产品，具有相对还不错的产品基础。

举例来说，在之前刘润访谈跑红集团创始人潘永涛的视频里，潘永涛有提到说，团队会从小红书低粉爆文去洞察用户需求、找寻产品壁垒。比如很多消费者用眉笔的痛点，是铅笔类眉笔很难画出自然效果、液体眉笔容易手抖。所以三资堂开发二叉液体眉笔，模拟姿势矫正器给眉笔设计3个凹槽、把笔头设计的弯一点，让消费者发力点到手腕。

而可逐则是与行业龙头伟博海泰共同合作，将-196℃冻干闪释技术应用到冻干眼膜产品中，与瑞德林科技联合共创可逐复合四重抗老多肽等，展现了在研发方向的技术探索。

三资堂与可逐能够尝试渠道升级或文化赋能这样的高阶战略，一个常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前提是：它们已经跨过了白牌竞争的初级门槛——它们首先是“产品基础相对较好”的品牌。

三资堂和可逐接下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份相对扎实的产品基础，转化为可持续的品牌资产，而这正是它们共同步入的、更艰难的深水区。

但白牌的艰难上岸之路，远没有那么简单。在三资堂和可逐的品牌化探索上，也存在无法回避的结构性矛盾。

首先，是短期增长与长期品牌建设的根本矛盾。对于白牌而言，无论是入驻丝芙兰所需支付的渠道费用与承受的回款账期，还是打造“非遗之夜”这类大型品牌活动的高额投入，都会在短期内剧烈消耗宝贵的现金流。

这迫使品牌管理者面临一个现实的困境：是继续将资源投入能立即带来销售的爆款和流量，还是咬牙投资于那些回报周期漫长、甚至难以直接量化销量的品牌建设？这种在“现在就要赚钱”和“未来才能被认可”之间的权衡，是它们转型路上的第一道现实关卡。这不仅是资金的博弈，更是两种商业逻辑在组织内部的斗争。

另外，“跑品公司”的基因，决定了集团必然采取“广撒网”式的品牌策略，导致资源分散。在此模式下，三资堂与可逐能否长期占据集团的战略核心地位，仍是未知数。

再者，二者均以细分赛道冠军的身份卡位，同样面临着“增长天花板”。比如睫毛膏、眉笔这两大品类在主流平台一年的体量大概是10亿左右，而三资堂在这一品类的领先地位，也可能成为其增长天花板。一旦有其他资本实力更雄厚、产品力和运营力也强势的彩妆品牌，决心攻入这个市场，三资堂将面临本来就不大的赛道，市场份额被蚕食的风险。

像三资堂拓展唇部产品线，可逐试图拉高客单价，都是品牌在试探如何在不稀释心智的前提下实现增长。这也是白牌下一阶段的共同考题。

另外，产品研发的“借力”与“自立”之困依然存在。三资堂和可逐目前的产品主要依托于代工，其能否在产品研发、供应链管控方面做更进一步的投入，搭建自己的团队，决定了它的爆款产品能否持续、稳定进化，以及新爆款能否接连诞生。

以可逐为例，品牌宣传中采用的“-196℃超低温速冻冻干技术”和透皮渗透技术，实际上依赖于与伟博海泰的合作。究其根本，这些核心科技均掌握在其代工厂伟博海泰手中。这种合作模式虽然让可逐快速获得了技术背书，却也暴露了其自身研发体系薄弱的问题。伟博海泰同时为欧莱雅、资生堂等众多品牌服务，这意味着可逐引以为傲的技术，极易被竞争对手复制甚至超越，无法构成长期壁垒。

这或许也部分解释了飞瓜数据所显示的用户反馈问题——部分用户反映可逐产品存在效果不佳的问题，其中涉及膜布易夹碎、冻干产品易碎等质量相关的使用体验问题占比显著。

图片来源：飞瓜数据-品牌诊断报告-受众分析

在黑猫平台上，也有不少消费者发起关于可逐产品的投诉，内容包括“用了一个疗程根本没效果”“使用后出现过敏症状”等。

三资堂亦面临着"产品认知强于品牌认知"的现状。部分用户反馈“只认产品不认品牌”，这表明三资堂虽然在产品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品牌建设仍存在不足，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较低。一旦市场上出现价格更低或功能类似的产品，消费者很容易转向其他品牌，这对三资堂的长期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

无论是依托丝芙兰的渠道光环，还是绑定非遗的文化势能，亦或是明星代言人的流量，这些外部的“品牌背书”在带来提升的同时，也意味着品牌自身独立价值的构建仍需时日。如何将渠道用户、活动受众转化为品牌自身的忠实粉丝，是转化效率的关键。

在白牌阶段，竞争主要集中在流量获取效率和供应链成本控制。但当它们试图“向上”时，战场上的对手已经换了一批——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其他白牌，更是那些拥有成熟研发体系、稳定供应链、完整人才梯队和全渠道运营能力的成熟品牌。

海尼集团等头部玩家虽已开始以百万年薪招募首席科学家、品牌总监，试图补齐短板，但这套体系的构建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持续的资本投入和时间沉淀。

三资堂与可逐目前的探索，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从对单一流量的依赖，转向构建产品力、品牌力、渠道力相互咬合的“三角支撑体系”。但这个体系的稳固程度，将直接决定它们能走多远。

当外部借来的“势能”耗尽，品牌内在的“动能”能否持续驱动增长？这道关于“内生力”的考题，或许是所有立志向上的白牌，最终必须独自面对的挑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正解局 ，作者：正解局

你永远不知道，为了挽回感情，一个人可以有多拼。

北京卫视《法治进行时》报道过惊人的故事：女生为求复合花5万元做法事。

分手后，25岁的北京女孩小美在网上寻找救命稻草。

她在社交平台偶然看到，有网友宣称通过做法事成功与前男友复合。

联系上店家后，小美先是支付了88元算一卦，对方言之凿凿，让她感觉“算得还挺准”。

随后，大师告诉她，情况很糟，但可以通过不同法事叠加效果，消除隔阂。钱付了，号称定制的法事视频也发来了，但前男友依旧杳无音信。

这时，大师耐心安慰：你们之间有“九九八十一关”要破。如果加3万元，请另一位道行更深的大师双人施法，效果能翻倍，成功率可达九成。

小美又交了钱。苦等近两个月，毫无动静，直到被对方拉黑。她才终于醒悟，自己上当了。

警方迅速行动，在黑龙江抓获一个5人诈骗团伙，这才发现所谓大师，是穿着睡衣的年轻男子。

所谓法器，是8元钱一套网购来的纸符、五彩石。

他们通过社交平台物色失意者，用自学的话术看人下菜碟，漫天要价。

虽然这是一个外人觉得完全是幼儿园级别的骗局。但是，当一个人陷入情感绝境时，往往慌不择路。

而更深层次的是，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情感咨询行业成为了一门大生意，即便大部分人没有注意到。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是因为互联网不发达，八卦都传不出去。

也就是这样谈爱色变的中国人，撑起了全球最大的在线情感社交市场。

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4-2025年中国婚恋社交服务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婚恋社交服务市场份额，2023年已经达到93.8亿元。

艾媒咨询《2024-2025年中国婚恋社交服务市场研究报告》

数字背后，远不止是婚恋匹配，更是亿万次的自我探索、亲密关系修复与情感成长。

这样的热潮当然不是简单的贩卖焦虑一词可以概括。

你有没有发现，求助本身其实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以前的观念是“家丑不可外扬”，自家人有什么委屈，宁愿忍气吞声，也不愿意向外人倾诉。

现在，上个情感直播间一顿吐槽、再找个情感APP来个20分钟咨询，解决情感困境再也不是一件高耻感、高门槛的事情。

一批情感APP潮水般涌来，直接切入当代人最普遍的社交焦虑。

用户可以将令人纠结的对话截图上传，AI不仅能分析对话中的情绪倾向，更会尝试标出对方的试探与退让。

专业心理咨询服务也在通过数字化变得更为可及。

有平台提供平价咨询、5次简短对话尝试，还能灵活设定咨询时长，降低了专业帮助的尝试门槛。

而当用户需要更深度、更沉浸的陪伴时，声音成了新的治愈媒介。比如各种播客，给到的不只是知识而已。

它不像短视频那样快速消耗注意力，而是创造了一个允许思绪沉浸的空间。

听众在主播的讲述与对谈中，感受到共鸣与理解，这种单向却深入的连接，恰好弥补了现实中高质量对话的匮乏，成为许多人重建内心秩序的精神食粮。

很多人如果将事情发到网上，评论区说不定会被“分，下一个”的声音淹没，只要不愿意离婚就会被审判为“恋爱脑”。

而这类咨询APP、播客提供的，正是在“离”与“忍”的对立之外，一条基于现实、可操作的第三条路径，它不迎合任何标签化的叙事，只专注于解决具体的人，在具体生活里的具体难题。

有个销售行业的经典问题是：“如何向光头推销洗发水？”

答案是无解，因为光头永远没有洗头发的需求。

情感咨询的火，是因为找对了人。

你有没有觉得当代人越来越孤独了？传统的人际支持网络，比如家庭、邻居、深度友谊在快节奏城市中越来越少。

情感成了无处寄存的行李，必须找到新的托管处。

当身边的人无法提供有效倾听时，向陌生人付费购买情绪支持与解决方案，成了一种可选项。

而平台和算法也在适时推波助澜，它不只是记录你的喜好，更能为你找到精确服务。

你搜索一次“分手”，首页便将情感心理学、专业知识一一打包。

这么一套围追堵截下来，你也开始相信，感情或许可以挽回，但真正需要改变的是自己的行为习惯，此刻遗憾不如下一次好好珍惜重新来过。

如今能做情感咨询的不止有专业咨询师，还有大量嗅觉敏锐的副业党。

社交媒体上经常能刷到这样的广告：“秒回师营业啦！”并附带明码标价的不同时段表，白天20元、深夜60元，恰好和大家“网抑云emo”的时间对应，虽然算不上什么科学，但刚好能给确定性的即时回应与专注的倾听。

秒回师们的价目表

永恒支付的，是购买一段被全神贯注对待的时间和一个绝对安全的树洞。

他们可能是加班后无人分享疲惫的白领，是独居时渴望聊天的年轻人，或是异地恋中需要安全感的情侣。

交流的内容往往是日常的切片，“今天又被老板骂了”“和室友闹了点别扭”，他们需要的不是什么解决方案，而是那一刻的情绪被接住、被验证。一句“换成我，我也会很生气”的共情，从来一字千金。

很多学生、宝妈、自由职业者也投入到秒回师行业中，线上情感咨询成为许多人赚外快、实现自身情绪价值变现的途径。

当然，情感咨询这片地带，也有阳光照不到的角落。

在招聘平台上，很多小型公司都在招聘情感咨询师这个岗位，要求也不高，经验不限、学历不限、电话销售优先。

这个职业没有国家认证的准入门槛，市面上流通的各类证书，多出自五花八门的培训机构。

孵化一个情感主播最快只要三天，第一天面试，后面两天实战连麦找感觉，就足够让伤心人们乖乖交钱。

至于剧本，有专门写手帮忙写好，从故事核心、人物设定到完整梗概，一条龙包修改。

直播间里声泪俱下、说着丈夫聊天记录有多露骨、有多抛妻弃子的女生们，大多是专业的麦手，她们通过麦手群接单，只要声音表现力好、拉到的观众多，每次连麦都能拿到上百元报酬。

这一切服务的提供者，自身资质却往往成谜。

工商信息显示，这些公司多数经营范围仅为信息咨询或婚姻介绍，并不包含需要严格许可的心理咨询，却在实际涉及深度心理干预的业务。

当消费者醒悟过来试图维权时，会发现之前的服务合同中充斥着不对等条款，而销售口头承诺的“一定能复合”也根本没有写进书面文本里。

在黑猫投诉平台，近1500条相关投诉里，“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拒绝退款”这些关键词数不胜数。

黑猫投诉平台涌入大量情感咨询投诉

在社交媒体上搜索“情感挽回”关键词，不少消费者已经上当受骗。

比如有博主发帖吐槽，在导师引导下购买了1399元的情感挽回话术课程。结果，对方只是发来名为“情感挽回话术”的word文档，这么复制粘贴下去，结果自然是被对方拉黑。

导师的话术再次升级，将原因归咎于博主执行力不足，进而推销包挽回套餐：6999元档成功率80%，9999元档成功率99%，承诺由老师代聊操作。博主凑齐6999元，按指示分三个渠道转账后，所谓的代聊服务只是帮你复制粘贴而已，不久导师便失联。

花费近万元，最终只换来一句“你还是早点接受分手的现实吧”。

当然问题的暴露，也是解决的开端。

它也倒逼着整个行业去思考，如何在满足市场需求与恪守伦理底线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

纵观各类行业历史，每当我们尝试将健康、教育以及情感等等复杂深刻的体验纳入体系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从混沌到有序的探索过程。

情感咨询行业未来要走向成熟，不仅在于它能创造多大的规模，更在于它能否建立普遍的信任。

摒弃短视的收割、经得起审视的专业、对每一个脆弱的敬畏之心，才能让行业自我净化。

这是市场的课题，又何尝不是我们整个社会关于如何安放孤独、维系联结的共同命题。

你看似在明星直播间买东西是捡了便宜，实际上是让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明星和资本手里。这场看似双赢的消费背后，藏着的财富虹吸比你想象的更现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界面新闻 ，作者：李烨，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连锁快餐价格的关注再次被摆到台前。

肯德基就外卖与堂食汉堡的价格差异问题，于1月26日对界面新闻做出回应，其对界面新闻表示，为更好应对运营成本的变化，公司在充分评估后，对部分外送产品的价格进行了调整，平均调整金额为0.8元；所有堂食价格均保持不变。“疯狂星期四”“周末疯狂拼”“OK餐三件套”等优惠套餐价格则保持不变。

更早之前引发讨论的还有麦当劳。

本月初，麦当劳的汉堡被指尺寸缩水，有消费者比喻说现在的汉堡“像马卡龙”。截至目前，麦当劳没有回应此事。

而“平价国货汉堡”的代表塔斯汀和华莱士的部分产品，也被指在外卖平台上的优惠前原价更贵了。有消费者同时指出，塔斯汀的汉堡也有“缩水”情况。

界面新闻获悉，连锁餐饮品牌对食材供应有统一标准，常见标准是重量。

以麦当劳争议最大的双层吉士汉堡为例，据2025年网络上的不同消费者测评，这款汉堡（带包装）的重量是150g左右，而2022年的一篇测评里，这款汉堡（带包装）重量为151g。

塔斯汀中国汉堡方面也在1月27日回复界面新闻表示，其汉堡产品有严格的、一致的重量标准，因为全部都是人工手擀，堡胚外形上会存在一些差异。手擀现烤是塔斯汀中国汉堡的特色。

导致消费者觉得汉堡变小的因素有很多，例如童年滤镜加持、成人手掌更大、不同门店的出品有些许差异。但这种感觉在现在集中爆发，本质上还是反映了一种价格焦虑。

人们如今更迫切需要具有性价比的产品，而西式快餐已经成为中国餐饮行业发展最为迅速的一种餐品，该品类里的头部品牌，一举一动都格外受关注。

尤其是当涨价已经频繁发生。

在这个月之前，肯德基、麦当劳实则已经进行多轮调价，肯德基在2024年12月对部分产品价格进行了平均约2%的上涨，调整幅度在0.5元～2元，麦当劳则在2023年～2025年进行了多次小幅微调，调价幅度分别是0.4元～2元、0.5元、0.5元～1元。塔斯汀与华莱士则因在不同平台、地区、不同时间段的优惠力度不同，很难确认是否为系统性调价。

尽管这些调价里给到消费者的“1+1随心配”“疯狂星期四”等优惠套餐价格大多保持不变，但频繁涨价已经变相促使人们更加关心产品本身的重量、大小等细节。代入至消费者角度，涨价后的汉堡带来的愉悦感，其实在下降。

餐饮品牌们涨价的理由通常是成本上涨，这包括原材料、人力、租金、设备、损耗。但这实际上已经无法解释快餐品牌涨价的频繁——头部品牌有规模效应，通常来说也更能抵抗市场原材料的短暂价格波动。

一餐饮供应链行业人士对界面新闻表示，以鸡腿肉为例，市场各种原材料价格一直都是波动的，但近期鸡腿肉的价格则相对平稳，尽管因为节假日等季节性因素，近期整体供应可能比较紧张，但一般来说，品牌连锁餐饮企业不会因为原料价格的短期波动，就在C端即时反应，频繁调价，而是尽量保持价格体系的稳定性。

因此，导致快餐品牌涨价的原因可能就出在其他方面。

首先是规模效应可能在减弱。

“规模效应的降本能力确实存在一个‘天花板’。”凌雁管理咨询首席咨询师林岳对界面新闻表示，“当门店体量达到万店级别后，进一步通过采购量压价的边际效益会急剧递减，同时，规模扩张会带来新的成本，比如管理更加复杂，内耗增加，单店利润被摊薄，房租、人工、食材这三座大山具有极强的刚性，通过数字化和规模化提升效率的空间有限，一旦触达底线，做再大也很难稀释成本。”

例如肯德基、麦当劳现在面临的情况。截至2025年9月底，肯德基在中国已有门店超12600家，至11月，麦当劳中国门店数已超7100家。然据财报，肯德基在中国的餐厅利润率在2025年有所波动，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餐厅利润率分别为18.6%、16.1%、17.3%。麦当劳中国没有单独披露单店情况，但全球财报里称，中国的同店销售“表现温和”，结合其不断推出优惠组合产品，单店的盈利也极有可能相对有压力。

肯德基称，调价是正常的市场规律，也是行业保持良性运转的必要举措。公司将持续优化成本结构，最大程度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与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

“当前的餐饮赛道，在多重压力下正达到了这个极限。这有原材料的问题，也有成本结构、扩张模式和行业竞争的共同推动。”林岳表示。

从塔斯汀模式上则可看出更多原因。

塔斯汀的自建供应链比麦当劳、肯德基要晚，成熟度也有差异，而塔斯汀依赖加盟与外卖促销，在外卖大战背景下，加盟商门店的利润承受了一定压力。

事实上，连锁餐饮的成本压力，很多时候不仅仅体现在产品价格上，而是通过不同产品的组合方式、套餐类型，被拆散呈现在消费者端，这可能变相导致抬高了消费者购买到所有心仪产品的价格，从而放大了人们对价格的不满。

例如为了抬高客单价，现在的很多套餐是“汉堡+小食+饮品”的组合，消费者也很难在同一份套餐里，同时买到两个热门的汉堡口味。而如果是加盟店，加盟商也很有可能通过少放酱料、蔬菜来节省成本。

但就消费者对涨价、尺寸的反应来看，一个不容忽视的变化正在发生，也值得连锁品牌注意：随着消费市场成熟与价格敏感度提升，人们会更加留意产品的每一个细节，并会主动记录、测量与比较，这些结果也会被社交网络传播并放大。这种情况下，可能更加需要企业对自身产品标准予以透明公示，从而避免卷入不必要的舆论漩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游戏茶馆 ，作者：茶馆小二儿

“身体正在用一种你没法理解的方式，平静地哭泣”。1月19日的深夜，沙田蛋哥在朋友圈写下这些文字。

几个小时前，位于深圳的BIG独立游戏展落幕。作为主办方“鹏游港湾”的五名策展人之一，沙田蛋哥与恋恋不舍离场的玩家一起欢呼、庆祝、合影，然后收拾残余。直到场馆灯光关闭，他才意识到，一股猛烈的后劲正在冲刷着身心。

在展会前和茶馆君的交流里，蛋哥一度委婉地表示了对继续参与办展的踌躇——这是他们第一次举办大型活动，经验的欠缺让蛋哥与其他策展伙伴不得不停下自己的独立游戏项目，将数月时间投入各项流程的跑通中，这对一名创作者来说是相当沉重的取舍。

但当这件事终于从计划转变为现实，在两天时间里与约八百位玩家进行近距离交流，显然推动了他的想法产生180度的大转变。会后的问卷里，有47%的到场玩家为这届BIG游戏展给出“夯”的评价。“下届一定夯到爆！”几天后，蛋哥在各个群里告诉大家。

外界向鹏游港湾投去了很多钦佩和赞许，几位策展人的全情投入让他们完成了一次宝贵的“从零到一”——BIG游戏展成为了深圳首座独立游戏展会，这让当地的游戏人们有了一个线下与玩家面对面交流的集中场所。相较其他地方，这个“首次”来得有些晚，但对这座城市是一个有些出乎意料的突破。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往往默认深圳与独立游戏绝缘。在这里，巨头腾讯坐镇南山，华为、OPPO、Vivo等众多手机渠道商也在周边聚集；2025年的全国小游戏百强企业里，深圳独占20席，数量仅次于广州排名第二。这座因市场经济而兴起的城市里，打工、“搞钱”是人群的最大公约数。

基于这些现实，人们很容易将深圳设想成一座全天候运转的流水线传送带：人进去，“牛马”出来；青春进去，存款出来。而独立游戏这个天然与创意、理想、“游戏梦”相绑定的方向，自然会在社会整体的紧绷里让位。

在很多年的时间里，除开凉屋游戏等少数几个名字，深圳并没有太多为外界所熟知的独立游戏工作室或产品，即便深圳本地驻扎多年的独游人都对本地其他同僚一无所知。

但事物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01

水面之下

最近的转折点发生在2025年。顺着鹏游港湾的故事，我们能摸到一些深圳独游生态变化的脉络。

“鹏”来源于深圳的别名鹏城，鹏游港湾将自己定义为一个面向深圳和粤港澳大湾区本地游戏开发者的社群。它的主体是一个2025年初左右成立的微信群，成立的契机简单得有点随意——早期的成员们看到了隔壁广州等城市都有独游开发社群，于是决定将这种模式复制过来，一是避免创作时闭门造车，二是希望能够在发行等资源上形成互助，避免踩坑。而这类组织在那时的深圳很难找到。

不到一年的时间过去，如今的鹏游港湾已经从一个单纯的线上社群变成了一个能够涵盖线下场域的交流平台。他们平均每个月会举办一次类似交流会或创作工坊的活动，邀请行业大咖来做分享，也为社群成员们创造一个相互社交的场合。

这些线下活动起初只有十余人参与，声势却越来越壮大。一位深圳大学的老师告诉茶馆君，到了去年底，鹏游港湾在深大举办的一场创作工坊让百来人的报告厅难得地坐满了。BIG游戏展是他们线下活动的一个里程碑，这个活动也是在社群成员的集体性的需求和呼吁下而推动开办的。

不过时至今日，鹏游港湾依然维持着一个去中心化的民间社群姿态——鹏游港湾并没有对外宣称的创始人或负责人，也坚持着非盈利性。这些线下活动的承办职责由多位热心的活跃成员主动揽起，这其中就包括BIG游戏展的五位策展人。

BIG策展人：沙田蛋哥，鸦拿，古月，Wilson，Frodo

至此我们能够发现，“深圳是独游荒漠”的叙事与鹏游港湾的这段成长故事有着明显的不和谐感。比如，它无法解释鹏游港湾快速增长的开发者人数——早期群员们在小红书等平台发帖拉人，后来靠开发者间的口耳相传，社群的宣发几乎全靠“喊”。但至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原本仅有十余人的小社群仍然飞速扩充到了接近500人。“找组织”的本地开发者每天都在涌入。

鹏游港湾的策展成员Frodo告诉我，这还是他们在社群加入时严格管控了开发者身份、避免发行和商务占位的结果，目前群成员大约四分之三都是深圳本地的活跃独游开发者。

另一个现象是，几乎在鹏游港湾成立的前后脚，整个深圳与独游有关的组织忽然像雨后春笋一样萌发。

在BIG游戏展首日的After Party环节，鹏游港湾邀请来同在深圳的“独游指针”召集人李北镇登台做了一场演讲。独游指针在2024年末成立，起初是一个民间举办的独立游戏评选活动，他们随后和另一个新成立的深圳独游组织“游戏奇点”共同在深圳承办了多场Global Game Jam、游戏试玩会等独游活动。一场容纳百名开发者的Game Jam很快就能报名到满员。

游戏奇点是由几位大厂离职的游戏从业者组建的游戏开发者社区，他们在2025年1月左右初具雏形，通过小程序和网站搭建对接平台，帮助独游开发者组队研发。而在去年年底，游戏奇点和独游指针联合主办的一场名为“「无限玩」试玩汇”的独游活动上，由深圳广电集团支持的深圳独立游戏孵化中心正式对外揭幕。

我在BIG独游展现场见到了深圳广电的相关负责人，他们告诉我，深圳广电与独立游戏在2025年7月的深圳动漫节结缘，彼时他们尝试性地设立了一个独立游戏展区，结果反响远远超出预期，此后深圳一场又一场蓬勃的线下独游活动光景，让广电有了更深度地参与扶持本地独游产业的决心。

没人能说清楚，为什么在前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深圳突然多出如此多独立游戏相关的组织。它们从诞生动机上并不存在合谋，却又因为同样的目标迅速连接在一起——去助力每一个在这座城市燃起的独游梦想，最终交织成一个网络。而我们能知道的是，过往深圳的独立游戏生态活力显然一直被远远低估了。各类活动和社群的火星陡然引燃熊熊大火，这是因为那里早有码放整齐的柴垛。

正如李北镇告诉我的，在深圳各家独游工作室待了十年，他始终觉得深圳的独立游戏开发者数量远比外界想象得要丰富，只是在2024年前，大多数创作者选择生活在“水面之下”。而这样的集体选择又与这座城市的文化构成息息相关。

02

城市精神的雕刻

在与诸多深圳游戏人交流过后，我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基因的两面，它们共同为深圳形塑出了一个与其他城市在诸多方面截然不同的独游生态。

作为这座城市经济招牌，大厂构成了深圳的A面。大量的人向往着互联网巨头，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又流动在这座城市内，将大厂文化烙印在人们精神中的方方面面。像Frodo觉得，之所以深圳独立开发生态直到2025年开逐渐开始浮出水面、形成社群，大厂出身的独游人太多、又普遍太“i”，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大厂给所有人的影响并非一视同仁。对一些人来说，大厂的绩优主义环境为他们磨练出渴求心和技术力。茶馆君见到了我们此前曾采访过的Soda Game创始人Jeff，相较上一次交流，他如今有了更强的技术愿景。他希望作为一个AI Native的游戏工作室群，未来Soda Game能够达成每年12-15款游戏的产出。出身字节与腾讯的他对前瞻技术的嗅觉，恰好与深圳这座城市的野心完美契合。

另一位独游制作人则告诉我，她目前仍在腾讯全职担任美术工作，她认可在这份工作里与他人协作产出产品的价值和经济上的安全感。但在大厂的体系内，自己始终离玩家太远：“你可能整整两年时间都在做同一个背包系统，甚至项目还没面世就被停掉。这很难有成就感。“

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她会趁晚上回到小窝的时间学习引擎和代码，然后将自己的开发经历发到B站上与玩家分享，再结合玩家的游玩反馈修改BUG。与她而言，这个独游项目既是追随自己当初那份创作梦，也是给自己找到的一方寄托精神的“桃源乡”——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思考，本质上并无对错。

这座城市的B面有些反常识：深圳之于独游开发者，是一个相对“友好”的生存环境。近些年，许多独立游戏工作室因为成本考量向二三线城市搬迁。而在很多选择留守深圳的游戏人眼中，这里事实上很有“性价比”——这当然是相对而言。

除开房价外，深圳的物价在一线城市里并不拔尖。你可以在城中村找到便宜的住房、通过猪脚饭“平替”每日的热量摄入所需。拥有这一切的同时，又可坐享一线城市的丰富商业资源——尤其当项目开发初见眉目，寻找发行和融资成为推进下一阶段的任务目标时，这会为一名独立开发者带来极大的助力。尤其对于很多大厂出身的开发者，本身就积累了相当优渥的物质条件，他们可以在深圳去追寻一些不那么物质的人生目标。

我在BIG游戏展上被一款游戏的封面审美一眼吸引。守摊的制作人告诉我，他刚毕业就拿遍了腾讯网易等大厂offer，此后呆过《阴阳师》这种明星项目组，拿过百万年薪。今年36岁，他选择离开大厂体系，带着一家三口住在距离深圳车程一小时的郊区，独自做一款自我预估只能卖3000份的独立游戏，“你总得给世界留下些什么”。茶馆君和他聊了很久最爱的漫画家、乐队与电影导演，他眼神中流露出的是遮掩不住的光。

“在深圳，你做什么都更像是在努力。而在其他二三线城市可能看起来并非如此”。一位在深圳待了多年的独游开发者觉得，这可能是深圳能够为一名独游人带来的最大帮助。在这座由外来人口组成的城市，茶馆君见到了来自东北、河南、乃至中国台湾的开发者，他们对深圳的看法未必总是正面——太卷、太拼，云云。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在这里生活了下去。“这里是一座圆梦的城市，它的前方总是明亮的”，其中一个人告诉我。

诚然，这座城市为独立开发者建构的“生存模板”并非尽善尽美。比如有不止一位交流对象注意到，深圳独游人更习惯单打独斗——或许是更强大的个人能力使得他们更习惯单兵作战，或者是一旦涉及组建公司、租赁办公室，就会重新面对房价这个难以绕开的问题。

这大概也是深圳独立游戏研发氛围形成得较慢、外界能看到的亮眼独游较少的其中一个原因。个人开发考验信念感与坚持，“坐枯禅”和反馈的缺乏往往导向放弃。或是因为物质优渥、退路太多而少了些“背水一战”的决断。蛋哥向我转述了他从另一个制作人A嘴里听说的故事——曾经有一家龙头企业在深圳统计过独立开发者信息，做了一本白皮书。时隔几年再看，只有制作人A最终将做独游这件事坚持了下去。

而这终究是过去的事了。这本白皮书何时存在、乃至是否存在，如今已经不可考证。而我们能够相信的是，随着社群的凝结核投入这个原子化的生态，一切都将被重新改写。或许这座一度被看作是“独游荒漠”的城市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再次打破外界对它的认知。

03

攀升

参与BIG游戏展的当天，还有一个细节让茶馆君记忆至今。在首日的After Party部分，来自杭州赛伯利亚、香港GameDEVA、东北沈阳Atom、广州万物破元、上海独立之光等各个地方性独立游戏组织的代表，集体来到现场。台上的主持人Frodo挨个点名举手，台下的人围住舞台为远道而来的访客鼓掌。氛围有些像满月宴，人们从五湖四海赶到，来共同见证独立游戏场域在深圳的一次新生。

将视角转到更高层面，这也呼应着近些年，全国范围内对独立游戏、精品游戏的一波关注度提升。几个月前，茶馆君刚刚报道过北京朝阳区政府与机核共同出资设立的暴造孵化器。也是在不久前，渶策资本和上海徐汇区等多方共举，拿出5亿人民币的资金扶持国产单机游戏发展。诸如独立游戏Only等活动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

与这波浪潮随之而来的是，更多人愿意为理想，而非回报去做投入。尤其对于各类独立游戏活动的主办方来说，线下活动天然昂贵，办一场的回报卡在盈亏线的上下。我访谈的一位深圳活动的主办方告诉我，他除了举办活动之外，自己如果攒下一些钱，就会投资给自己身边朋友的独游项目。钱投光了，就继续攒钱，再投出去，“这钱留在我这也是留着，没有什么太大用，不如给到更需要它的人”——这或许不是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普世价值观，但它向我们证明，这个世界不止有单一的价值标的。

鹏游港湾的策展人们告诉我，今年他们月度活动已经跑得相当成熟，未来将持续推出新的活动。独游指针也在今年筹备了更多线下试玩活动。在Global Game Jam网站上，尽管2026年才刚刚过去一个月，今年深圳地区提交的办会申请数量已经达到了往年全年的水平。李北镇觉得，这股劲头至少还能持续到2026年结束。

一切都还在上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豹变 ，作者：周可，编辑：刘杨，原文标题：《洋河「悔棋」70亿：消失的利润去哪了？》

2026年1月23日，洋河股份用一纸公告，向资本市场递交了一份迟到的“经营自白书”

一年多之前，也就是2024年8月，这家白酒巨头曾高调发布股东回报规划：承诺2024-2026年，每年现金分红不低于70亿元。彼时，2024年上半年业绩尚维持增长（营收+4.58%），洋河管理层显然对全年表现维持了惯性乐观。

但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2024年全年净利润最终仅为66.73亿元，同比下滑33.37%。为了兑现刚刚立下的承诺，洋河不得不透支家底，硬撑着完成了分红。

这种依靠透支维持的“体面”，只维持了一年。

随着2025年业绩预告出炉——净利润预计跌至21-25亿元，洋河终于选择直面现实。公司宣布取消70亿保底，改为“100%全额分红”。这一调整的实质，是分红金额缩水67%的修正。

公告发布后的第一个交易日（1月26日），洋河股价大跌9.85%。股价重挫是市场的投票，但更值得深思的是背后的逻辑。外界习惯将锅甩给“大环境”，但这无法解释一个尴尬的对比：同样的环境下，为什么隔壁的今世缘在2024年还能录得14.31%的增长？为什么山西汾酒还能保持12.79%的增速？

当潮水退去，洋河的“裸泳”不仅仅是因为水温骤降，更是因为它的“泳姿”——那套曾经引以为傲的商业操作系统——在行业调整期失灵了。

深度分销的“反向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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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河首创的“1+1”深度分销模式（厂家办事处直接管理终端，经销商负责物流和垫资），核心特征是厂家对渠道的强管控。但这套模式伴生了一个在下行周期致命的财务特征：高额的刚性成本。

对于销售团队规模庞大的洋河来说，无论营收涨跌，薪酬、差旅和终端维护费用都是不小的固定支出。

这种刚性结构直接推高了费用率。2024年，洋河销售费用率达19.1%，远高于茅台（3.3%），同样高于五粮液、汾酒、泸州老窖（均在11%左右）。

在行业增长期，营收规模效应可以摊薄这些费用。但在存量竞争期，高刚性成本导致了剧烈的负向经营杠杆。

2024年，洋河营收下降12.83%，但销售费用总额不降反增，导致净利润下降33.37%。

到了2025年，随着公司加大促销力度去库存，三季度单季销售费用率被动升至37.99%。前三季度营收下降34.26%，净利润下降53.66%。

受此影响，洋河打破了连续盈利的纪录，开始出现季度性亏损：2024年四季度，亏损19.05亿元；2025年三季度，亏损3.69亿元；2025年四季度，预计亏损14.51-18.59亿元。两年内三个季度陷入亏损，这在头部白酒企业中极为罕见。

报表端的业绩下滑，与洋河主动调整渠道压货策略直接相关。合同负债（经销商预打款）的变化清晰地记录了这一过程。

2021年末，洋河合同负债达到历史峰值158亿元，随后逐年下降：2022年末137亿，2023年末111亿，2024年末103亿。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的数据结构。2024年末合同负债同比仅下降7%，看似平稳，但拆解后发现：其中经销商返利从36亿增至44亿（增长22%），支撑了负债总额；而代表经销商实际打款意愿的预收货款，从2023年末的75亿降至2024年末的60亿，降幅达20%。

这组数据表明，依靠压货维持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面对预收货款的持续下滑，洋河在2025年采取了收缩策略：上半年销售量同比减少32.35%，生产量减少51.63%，执行“以销定产”。

这样做虽然让经销商的库存水位从4.5个月降到了3.5个月，终端库存从3-4个月降至1-1.5个月，但其副作用全部反噬回了洋河自己的报表上：因为停止向渠道强制压货，成品酒只能堆在自己仓库里，加上本就庞大的基酒储备，导致报表端的存货周转天数升至638天；因为没有了压货带来的虚假繁荣，营收规模大幅下跌。

虽然2025年上半年合同负债回升至58.78亿元（2024年同期为39.38亿元），显示渠道信心正在恢复，但距离2021年巅峰期的水平，依然有所差距。

渠道信心的重建，远比想象中更加艰难。

“失守”的价格带

如果说渠道问题是旧疾，那么在价格带布局上的软肋，则在2024年的行业调整期被彻底引爆。

洋河起家于江苏，但这个大本营正在失守。

数据很直观：2024年，洋河在江苏省内的营收从2023年的143.93亿元滑落至127.48亿元，降幅达11.43%。这是洋河自2020年以来江苏市场营收首次下滑。

同期，对手今世缘在江苏省内的营收达到105.51亿元，同比增长13.32%。双方的差距从2023年的50.82亿缩小至2024年的21.97亿。按照这个速度，洋河在自家门口被反超并非危言耸听。

造成这一局面的，是2019年启动的“M6+”升级战略的后遗症。彼时，洋河试图通过升级M6+冲击600-800元次高端价格带，却在实操中陷入了“向上攻不动，向下守不住”的泥潭。

首先是高端价格体系的无力。

最典型的是标杆产品梦之蓝M9。这款官方指导价1999元的高端产品，在2025年“618”期间电商促销价一度下探至800元以下，价格倒挂超过60%。据“今日酒价”数据，M9批价已由2025年初的950元/瓶进一步跌至895元/瓶。

旗舰产品尚且如此，定位次高端的M6+处境更加艰难。在这个价格带，五粮液、泸州老窖都在布局低度产品，竞争白热化。

其次是中端基本盘的松动。

财报显示，2024年洋河中高档酒营收243.17亿元，同比下降14.79%，降幅远超普通酒（-0.49%）。这意味着，洋河不仅没能站稳高端，连赖以生存的“腰部”也在塌陷。核心产品海之蓝、天之蓝销量同比下降18%，直接拖累公司毛利率从2023年的76.3%滑落至71.5%。

深层原因在于品牌定位的模糊与稀释。

从百元级的海之蓝，到千元级的梦之蓝手工班，洋河试图用同一个“洋河/蓝色经典”母品牌覆盖所有价格带。相较于茅台（飞天与系列酒区隔）、泸州老窖（国窖与老窖区隔），洋河这种“通吃”的品牌管理模式，让最有价值的高端子品牌不断被中低端产品稀释。

最终的结果是排名的掉队。

2024年，洋河成为“白酒五强”中唯一营收、净利双降的企业。其行业排名从第三跌至第五，被山西汾酒（360.11亿元，+12.79%）和泸州老窖（311.96亿元，+3.19%）双双反超。

洋河既想做高端的“面子”，又舍不得放弃中端的“里子”；既想提升品牌势能，又不愿意承受短期的销量损失。这种战略上的摇摆，最终导致了两头失守。

“摇摆”的掌舵人

除了业务层面，洋河更深层的隐患在于治理结构的失衡与激励机制的断档。

这就解释了一个反直觉的现象：茅台在2020-2025年间更换了4任董事长，比洋河还频繁，为何业绩依然稳健？

答案在于护城河的性质。茅台依靠的是无可替代的品牌垄断，无论谁当董事长，茅台都是茅台。而洋河过去二十年的成功，依赖的是极强的渠道执行力（狼性）。当管理层与公司利益不再绑定，这种依赖“人”的护城河就会瞬间瓦解。

洋河曾拥有A股最著名的“三三制”股权结构：国资、管理层、社会机构各占约三分之一。这套机制让第一代管理层持有巨额股份，利益与公司高度绑定，造就了洋河的“黄金十年”。

但2021年，这套机制名存实亡。

当年2月，张联东接任董事长。这位从宿迁市洋河新区党工委书记空降而来的新掌门人，持股极少，沦为纯粹的“职业经理人”。与此同时，2022年开始的针对老一代管理层的反腐调查，进一步冻结了内部的激励氛围。

在这种环境下，新任管理层的决策逻辑发生了根本性偏移：从追求长期的“企业价值最大化”，转向了追求任期内的“KPI最大化”。

回顾2021-2023年，洋河营收从253.5亿增至331亿，净利润从75亿增至100亿，报表看似一片繁荣。但事后复盘发现，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透支未来”实现的——利用深度分销的强势地位，持续向渠道压货。只要经销商还在打款，营收就能维持增长，KPI就能完成。

这种对报表的迷恋，导致管理层严重误判了形势。2024年8月，在上半年业绩尚可的情况下，洋河做出了“每年分红不低于70亿”的激进承诺。

仅仅几个月后，形势急转直下。当经销商再也扛不住库存压力时，洋河的业绩瞬间失去支撑：2024年全年净利润下滑33.37%。

2025年6月，张联东在股东大会上向投资者致歉，坦言“最大的问题在管理层”。没多久，他匆匆辞职——原定任期至2027年4月，实际只干了4年半。

2025年7月，47岁的顾宇接任董事长。顾宇此前担任宿城区区长，虽然曾在洋河新区主导过酒旅融合战略，但毕竟缺乏一线白酒操盘经验。

顾宇能否带领洋河走出泥潭，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不在于他的年龄或履历，而在于洋河能否重建一套“利益绑定+战略定力+渠道健康”的商业操作系统。

资本市场需要的不是下一个宏大的蓝图，而是一份能够落地的修复时刻表。毕竟，在白酒行业的存量绞杀战中，竞争对手不会给洋河留下太多试错的窗口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港股研究社 ，作者：港股研究社

智慧交通，这个被反复书写了十多年的赛道，正在走到一个不太舒服的位置。

一方面，行业规模持续扩张。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中国智能交通系统市场在2020至2024年间由约1529亿元增长至2741亿元，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6%，并被寄予在自动驾驶、V2X、数字孪生等技术推动下，2030年迈向近7000亿元的厚望。

另一方面，真正能在城市级别长期运行、持续交付价值的企业却寥寥无几，行业长期困在“项目制”“设备商”“一次性交付”的旧逻辑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智能交通厂商拓必达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显得意味复杂。这既不是一家初创公司的技术展示，也不是传统工程公司的规模冲刺，而更像一次行业层面的压力测试：当智慧交通试图从政策叙事走向资本定价，它是否已经具备足够稳固的商业基础？

从“卖系统”到“托管城市”，智慧交通的角色正在变重

在过去的五到十年里，智慧交通的商业逻辑相对清晰：卖信号机、卖摄像头、做电子警察系统，辅以系统集成与工程实施，完成验收，项目结束。这种模式下，企业更像是交通信息化工程的承包方，收入高度依赖地方财政投资节奏。

但过去几年，这套逻辑正在失效。

一方面，城市路网规模持续扩大，交通治理复杂度指数级上升，单点设备和孤立系统已无法应对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重复建设”“系统割裂”的容忍度不断下降，开始要求平台级整合、多源数据融合以及持续运行能力。

智慧交通的角色，正从“卖系统”被推向“托管城市交通运行”。

拓必达的叙事，正是建立在这一转变之上。其强调的并非某一类硬件或单项技术，而是以云—边—端协同为核心的模块化架构，试图打通前端感知、边缘计算与云端决策之间的链路，从而解决长期困扰行业的数据孤岛、系统割裂和高运维成本问题。

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案例，是其参与的中国首批大型交通拥堵治理项目之一——覆盖约300公里的城市级路网。

这类项目并非简单的工程实施，而是需要系统在真实交通环境中长期运行、持续调优，其难度远高于传统项目交付。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智慧交通企业能否真正“升级”的分水岭。

从财务结构来看，这种转型并不轻松。拓必达在2023财年、2024财年及2025年前九个月的收入分别约为1.92亿元、1.26亿元和2.71亿元，波动明显；毛利率亦在34.5%、50.6%和26.3%之间大幅起伏。

这种不稳定，恰恰反映出行业从“硬件驱动”向“系统与服务驱动”过渡过程中的阵痛。

智慧交通正在变成一门更重的生意，它不再只是交付一次方案，而是要承担持续运行、动态优化和结果负责的压力。这对企业的技术深度、组织能力和资金承受力，都是一次全面升级。

广东样本的光环与隐忧：智慧交通能否摆脱“项目周期”？

拓必达递表港交所，离不开一个关键背景——广东。

作为全国城市化程度最高、路网最密集、交通复杂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广东在智慧交通和智慧城市领域长期处于“高强度试验场”位置。

数据显示，广东省智能交通系统市场规模已由2020年的约181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333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超过16%，并有望在2030年逼近千亿规模。

这种增长并非来自“示范项目”，而是源于真实且高频的治理需求：高密度城市群、多样化出行结构、制造业物流压力，以及对交通效率和安全性的持续要求。在这里，技术是否有用，很快就会被现实检验。

但广东样本的另一面，也揭示了智慧交通商业化的难题。即便需求真实存在，付费主体仍主要是地方政府，项目节奏高度受财政周期影响。即便引入运维服务和平台化方案，收入结构仍难完全摆脱项目制特征，这也是资本市场对该赛道长期保持谨慎的重要原因。

从招股书披露的数据来看，拓必达在手项目数量和未完项目金额在2025年末出现明显回升，未完项目期末结余约2.79亿元，显示需求并未消失。

但资本市场真正关心的，并非订单规模，而是这些项目能否转化为可持续、可复制、具备平台黏性的收入模式。

这也是智慧交通行业长期存在的冲突：一方面，它被视为数字中国和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它又难以像消费互联网或企业软件那样形成清晰的订阅模式和规模效应。企业介于工程公司与科技公司之间，身份模糊，估值逻辑摇摆。

在这一背景下，拓必达的上市尝试，更像是一场对行业模式的公开审视。若其平台化能力、跨场景复制能力以及服务化收入占比无法持续提升，市场可能仍将其视为一家“高技术含量的工程商”；反之，若其能够在交通之外的城市治理场景中复用系统能力，智慧交通或许才真正走向“城市基础软件”的阶段。

拓必达的递表，并不意味着智慧交通的答案已经写好，相反，它让一个长期被回避的问题浮出水面：当城市级系统开始走向资本市场，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用商业结果而非政策叙事为其定价？

智慧交通正在变重、变慢，也变得更现实。它不再是概念驱动的高增长故事，而是一门需要长期投入、持续交付和耐心回报的基础设施生意。资本市场或许会给它机会，但前提是——它必须证明，自己真的跑通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大米和小米 ，作者：聊聊身后事的，原文标题：《全国首创“法律托孤”！自闭症孩子未来托底有了三重保障！》

当父母老去，自闭症孩子的未来托付给谁？

这或许是千万特殊家庭最深层的忧虑。

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出台的新政策配合“意定监护”的法律制度，正在为这些家庭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即当父母离世后，根据协议规定，“意定监护人”将确保其子女将来每一天都能得到照顾。

靠法律“托孤”可行吗？

长期关注特殊家庭权益的杨燕亭律师告诉大米和小米：“规划的关键是趁早行动，在清醒时为孩子锁定未来。”

杨律师还为自闭症家长梳理出可实操的四步计划，并针对不同家庭情况给出具体路径——

托付未来的“法律委托书”

简单来说，意定监护就是一份家长亲手写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未来照护委托书”。

在意识清醒时，父母通过书面协议，提前为自己或已成年的孩子确定好监护人。

一旦丧失监护能力或去世，其指定的监护人将依法接手，负责照顾孩子未来的生活，管理财产，做出医疗决策。

最关键的是，意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也就是说，哪怕还有其他的法定继承人，比如兄弟姐们，家长书面指定的监护人具有优先权。

这确保将来是按照家长的心愿，而不是默认的法律条文来守护孩子。

2026年1月，上海静安区一处普通居民楼里，70多岁的罗阿姨在老伴去世后，独自照顾智力残疾的儿子小刘。

当夜深人静，一个问题也萦绕她心头：“要是我也不在了，他怎么办？”

这不是罗阿姨一个人的焦虑。

在上海，超过30%的家庭正面临老龄化挑战，其中“老养残”家庭尤为脆弱。

不仅是上海，全国近千万自闭症孩子的父母，可能内心都有着同样的焦灼，而且，几乎没有多少家庭提前做好了法律安排。

回到罗阿姨的案例，当时她面临两大难关：一方面，家中主要财产仍在已故丈夫名下，她无法处置；另一方面，她急需为自己和儿子找一个可靠的未来监护人。

转机出现在2025年年底，11月1日，新修订的《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正式施行，紧接着，上海市印发《关于推进实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若干意见（试行）》，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

这两份文件的核心突破，正是罗阿姨这类家庭等待多年的“制度性答案”。

于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被设计出来：静安区法院指导完成遗产析产，扫清财产处置障碍；公证处设计财产监管方案；律师事务所量身定制法律协议；居委会全程见证。

今年1月5日，在居委会和专业组织的共同见证下，罗阿姨郑重签下意定监护协议。压在心里多年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罗阿姨的问题通过一套新机制得到了系统解决，或许可以给自闭症家庭提供一些思考和帮助。

核心四大突破

对于自闭症家庭来说，上海的政策让制度落地生根，有四个突破尤为关键。

1.门槛降低，在家门口就能办

过去办理意定监护，最稳妥的方式是去公证处。这对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本身就是挑战。

新政增加了“见证”路径——家长可以邀请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者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来现场见证协议签署。当然，如果家里情况复杂，公证仍然是最具法律效力的方式。

2.选择更丰富，不只是靠亲属

许多自闭症孩子的父母担心：“我的兄弟姐妹年纪也大了，他们的孩子有自己的生活，不好意思麻烦他们。”

上海新政明确提出，大力培育专业的社会组织担任监护人。比如，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就是全国第一家这样的专业组织。

“尽善”是全国第一家从事意定监护的社会组织图源微信公众号“一条”

这些组织能做什么？一是可以直接担任监护人，负责孩子的生活、管理财产、做决定；二是担任监督人，监督亲属监护人是否依法履职。

“在罗阿姨案例中，我们联合设计了《意定监护财产监管方案》。”项目律师解释说，“约定款项支出需经核实确认后再划拨，为财产安全筑牢防线。”

3.数字平台，一切有迹可循

上海正在建立一个市级老年人意定监护信息归集查询平台。

以后，谁签了协议、监护人是谁、协议内容是什么，都可以查到。这不仅方便未来启动监护程序，更重要的是整个过程阳光透明，有人监督，让家长更放心。

4.多部门协同，形成保护网

意定监护涉及法律、财产、医疗、养老等多方面问题。

上海明确了各部门民政、司法、市场监管、金融、公安等各部门责任。从协议签订到监护履行的每个环节，都有对应部门提供支持或监督，形成了一张密实的保护网。

上海博芸律师事务所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同时参与相关工作的杨燕亭律师告诉大米和小米，上海律协婚家委正在推进更细致的意定监护业务操作指引，未来的服务会越来越规范。

针对自闭症家长核心焦虑的问题，杨燕亭律师给出了如下建议：

第一，趁早办，别等到失能。

意定监护有一个硬性前提，签署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即头脑清楚、能够表达真实意愿。

一个值得参考的时间点是，父母一方年满60岁，或健康出现明显下滑迹象时，就应该开始考虑。

它就像一份“保险”，家长希望永远用不上，但一旦需要，你会庆幸自己早有准备。

第二，先对人很重要。

选择原则很简单：信任度+能力。可以选信得过的亲戚，关系好的朋友、邻居等或者是专业社会组织等。

上海罗阿姨的案例中，罗阿姨选择了自己信任的侄子，但同时设立了一套严格的财产监管机制。

这也是很多家长最担心的，孩子财产被侵占的问题。

杨律师介绍，上海新政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监督机制：

第一层：协议约定。明确监护人对财产的管理权限。比如，日常开销可自行决定，但大额支出必须经过监督人同意。

第二层：财产监管。如罗阿姨案例中的“财产提存”方案，资金由第三方监管，支出需提供凭证审核。

第三层：监督机制。居委、民政等部门有权监督监护人履职情况。

第四层：撤销制度。如果监护人严重侵权，可向法院申请撤销其资格。

杨律师提醒，意定监护也可能遇到其他亲属不同意，但法律的态度很明确：意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

只要父母在意识清醒时签订协议，这份协议就有效。其他亲属的法定监护资格要往后排。

当然，更好的方式是提前沟通，说明这样安排是为了减轻亲属负担、避免未来纠纷，最终是为了孩子得到专业持续的照顾。

自闭症家庭如何借鉴？

基于成功案例和政策框架，杨律师为自闭症家庭设计了一份清晰的行动路线图，如果家长想尽快为孩子谋划起来，可以分四步走：

第一步：家庭会议，达成共识（1-2个月）

召集最亲近的家庭成员，坦诚讨论孩子的未来。

记录下孩子的生活习惯、医疗需求、喜好与禁忌，整理成一份《孩子生活照料指南》。这份指南，就是日后照顾孩子的人最需要了解的说明书。

这部分最核心，关系到孩子未来的生活保障。

家长需要系统盘点家里的房产、存款、理财、保险等，确保法律权属清晰。在财务安排上，建议设立“双层资金池”：

一个是满足日常开销；另一个作为长期保障核心，这笔钱最好通过公证处等第三方监管账户，实现专款专用、支出审核。

第三步：法律设计，签订协议（1-2个月）

杨律师提醒，自闭症家庭需要“双重”意定监护设计。

一方面，父母可以为自己提前确定意定监护人，以便将来失能时协助处理医疗、照护与养老等事务。

另一方面，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也可提前选定并约定未来监护人或照护者，在特定情形下承接监护或照护安排。

协议中，建议同步约定监督机制，明确监督人及其权限与工作方式。监督人可以是另一位亲友，也可以是律师或专业组织，监督监护人履职，确保孩子的权益落到实处。

第四步：选择路径，完成手续（1个月）

最后是落地环节。一般有两条路径可选：

一是“见证路径”，可邀请居委会、街道残联等社区力量见证签署，增强公信力；

二是“公证路径”，直接前往有经验的公证机构，如闸北、徐汇、普陀公证处等办理，这是法律效力最强的选择，尤其适合财产情况负责或家庭关系需要更清晰界定的家庭。

无论选择哪条路，都建议将协议信息适度告知社区，并纳入支持网络，便于后续衔接照护与应急协助。

据了解，截至2025年，上海已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多层次的意定监护实践网络。

在普陀区，终身未婚未育的顾老太太，选择了普陀大道社会公益发展中心作为自己的意定监护人。从陪同选养老院到购置生活用品，监护人细致入微的关怀让老人开启了安心的新生活。

长风新村街道在一位母亲去世后，通过“居委会监督+专业机构执行”的模式，为其精神障碍的孩子小雨（化名）提供了持续照顾。

数据显示，普陀区公证处已累计办理意定监护公证超1500件。这些实践表明，提前规划，真的能让未来更踏实。

对上海以外的家庭，这套方法的核心逻辑同样值得参考。

杨律师解释，上海模式的核心是“法律工具+专业组织+财产信托+社区支持”的闭环。

在其他城市，自闭症孩子父母需要主动串联这些环节：核心是依据《民法典》，签订合法有效的意定监护协议。

具体可以抓住三个关键：

第一，落实协议。

找一位信得过，也愿意帮忙的亲友，签署好《意定监护协议》，为了减少将来争议，强烈建议做好公证。

协议中需详细约定监护人职责、财产管理权限，如何与信托衔接、监护监督人以及生效条件。

第二，安顿好财产。

核心是解决“钱如何安全、持续用于孩子一生”。

特殊需要信托，可以将家里的存款、房产等财产，委托给信托公司设立一个独立账户，之后，由家长指定的监护人按约定为孩子申请支付生活费，信托公司严格按合同约定执行。

这样，能有效防止财产被挪用或侵占。

第三，主动寻找支持。

主动链接本地司法局、残联或大型律所，询问是否有提供监护服务或监督服务的专业或民间组织。

家长平时还可带孩子积极参与社区活动，让社区工作人员了解家庭情况。这份熟悉与理解，未来很可能就是最及时的一把援手。

上海与其他城市

规划维度

上海理想路径（参考）

其他城市通用路径

法律核心

地方法规细化《民法典》

直接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三条，意定监护是全国通行的法律制度

监护人选

亲属、朋友或政府培育的专业社会组织

亲属、朋友，可尝试寻找本地是否已有民间自发成立的监护组织（上海，广州，宁波，南京等地已有）

财产保障

公证处提供财产监管（提存）方案，金融机构试点意定监护+特殊需要信托

重点探索特殊需要信托，这是全国性的金融工具，可将财产独立托管，按约定支付孩子生活费用

执行与监督

社区、公证处、信息平台等多方协同监督与支持网络

在协议中明确监护监督人，并提前与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建立联系，争取理解与支持

这件事，最好的准备期是在父母意识清醒、孩子尚未成年前。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时间沟通、比较和办理。

在其他城市，家长可能还需要自己去当总协调，主动整合律师、公证员、信托经理等资源，协调成本更高。

杨律师建议，就从这两件事开始问题：本地哪家公证处能办理意定监护公证？本地哪些金融机构可以设立“特殊需要信托”？

这是目前全国相对通用、也是最核心的两个服务。

针对不同家庭的情况，杨律师还给出三种设计建议：

家里有信得过、也愿意担责的亲戚。

以亲戚作为主要监护人，但一定要同时设立好监督机制和财产监管。白纸黑字写清楚，既能让亲戚安心接手，也能避免日后产生误会或纠纷。

找不到合适的亲戚，或者家庭关系比较复杂。

优先考虑委托给专业的监护组织。由中立、专业的机构来负责，流程会更规范。当然，选择时要仔细考察机构的资质、口碑和具体服务方案，明确权责和费用。

父母突然失能，之前没来得及做任何安排的补救方案。

这时可能启动：由孩子所在的居委会或村委会临时照料，同时通过司法程序申请指定监护人。这条路走起来会更复杂、更耗时，这也恰恰说明了提前规划有多么重要。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特殊需要家庭权益的律师，杨律师说，面对现实、尽早行动是关键。

意定监护、财产监管与遗嘱，是留给孩子最牢固的三重保障，组合使用才能构建完整的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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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BusinessCreator ，作者：Just Ray

大多数人都想要创建自己的个人事业。

但我发现有个残酷的真相：很多人创业，只是换了一份更累的工作。

你不发文就没流量，你不销售就没转化，你不交付就没收入。

本质上，你只是把老板换成了客户，工位换成了咖啡厅。仍然没有摆脱老鼠赛跑的困境。

《百万富翁快车道》的作者MJ·德马科说，“你必须要完全推翻你旧有的赚钱模式，才有可能真正摆脱困境。”

一个办法，就是进行1000美元测试。

这其实是一个思想实验。你需要问自己，“如果我一天要赚1000美金的利润，那一天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很多人看到日入1000美金，立刻会拉响警报："这不可能"、"这是骗局"、"没人能做不到"。然后会关掉页面，继续每天忙10多个小时，月入几千块，然后抱怨生意太难做。

也会有一部分人看到后，会开始真正行动，问自己"如果要做到，我需要建立什么系统？"他们知道，问题不是我能不能做到，而是我的商业模式能不能规模化，系统化。

如果你能在一天内实现1K的利润（即每月3万美金利润），那么你需要怎么做？要建立哪些系统？什么流程？会遇到什么瓶颈？

日入100和日入1000的差距，不是数字的不同，而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帮助你找一条极简的、独特的道路。

所以，你愿意停下来，用5分钟读完，用1小时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模式吗？这可能是你2026年最有价值的投资

为什么你需要这个测试？

我见过太多人，写公众号、做小红书、接私单咨询……看起来在创业，实际上还是在卖时间。

你不发文就没流量，你不回复就没转化，你不交付就没收入。本质上，你只是把老板换成了客户，工位换成了咖啡厅。更惨的是，你连五险一金都没了。

这种状态下，你以为自己在做生意，其实只是给自己找了份更累的工作。

什么样的生意才是好生意？标准很简单：不依赖你的时间也能赚钱。

但大部分人被困在“我能做什么”的思维里。这个逻辑听起来没问题，但它有个致命缺陷：你的技能再强，一天也只有24小时。

你需要的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什么能资产化，系统化”。

要跳出这个框架，你需要一个“极端假设”来打破原有思维。这就是1000美金测试的作用。

什么是1000美金测试？

这个测试的核心很简单，就一个问题：

“如果你一天能赚到1000美金的利润，那一天会是什么样子？”

1000美金，换算成人民币大概7000块。一天7000块利润，一个月就是21万，一年250万。这个数字，已经足够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轨迹了。

但这个测试的重点，不是让你幻想“我要是能日入7000该多爽”，而是回答：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少客户？什么样的产品？需要什么系统已经建立？什么流程？会出现什么瓶颈？

你现在可能一天赚300块、500块。你用现有的思维方式，可能想的是我再多打几个电话，多写几篇文章，再多加几个客户微信，多熬几个夜。但这些方法，能让你从日入300到日入7000吗？不可能。

这就像用算盘的思维去理解计算机，如果你过去的认知框架有用，你就不会是现在的你。

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极端的假设，强行把你拉到一个“不可能用旧方法解决”的场景里。当你被迫回答“日入1000美金需要什么”的时候，你的旧思维就失效了，你不得不重新思考。

这和“10倍思维”是一个道理。如果我问你“怎么把收入提高10%”，你可能会说“多干点活”；但如果我问你“怎么把收入提高10倍”，你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做事的方式。

怎么做这个测试？

把日入1000美金这个目标像拆解发动机一样拆开，看看需要哪些零件。

1、做逆向工程

先用一个公式：收入=客户数量×客单价×复购次数-成本

日入1000美金利润，倒推回去你需要什么？

举几个例子：

• 卖399的写作课，利润300，每天至少20个客户。

  
  

• 接2000的一小时咨询，每天至少4个客户。

  
  

算完你会发现：

你是需要的是一锤子买卖？还是一个能有复购的生意？

是需要低价高频次的产品？还是高客单但低频次的产品？

你该如何保证，你的产品能够每天获取精准的客户？

又如何保证他们能够有复购，持续的光顾你的生意？

2000元的咨询难复制，199元的工具包可以每天卖很多份，但竞争很大，那怎么办？

其实细化下来带入你自己的这个商业模式当中，可以拆解出你的核心问题。

2、你需要建立什么系统？

这步很关键。包括上面的逆向工程，你会发现很多问题，但是你要需要提炼出最核心的问题。

一是你的客户获取流程是什么？社交媒体、付费广告、SEO……

二是你的销售流程是怎样的？

三是如何进行交付？

四是哪些流程可以自动化，哪些又是一定要人力覆盖？

3.哪里会出问题？

如果每一个动作都必须你亲力亲为，那你就是问题所在。

解决方法就是简化、委派或自动化。

简化就是简化你这个系统的流程，以及你要做的事情。

对创作者来说，一个极简商业系统就是内容即产品，内容即销售。

做好这一件事情，就相当于做了产品，做了营销，做了销售。

就要围绕着这个一件事情，打造你的极简商业系统。

委派和自动化就是相当于把你的工作交给别人，他可以是ai也可以是你的员工，利用人力杠杆或者AI杠杆，帮助你完成工作。

最后

1000美金测试的意义，是让你打破思维的墙，找到一条有潜力的道路。

但别着急，从小处开始。

不是让你马上去搞日入1000美金，而是构建与测试系统：

1. 列出你需要建立的商业系统，哪些已经有了？哪些还缺？

   
   

2. 从日入100开始验证：先把模型跑通。流量从哪来？转化率多少？交付能撑住吗？收集数据，优化流程。

   
   

3. 然后复制放大：当日入100变得稳定，再推到日入200、500、1000。这时候你复制的不是“更努力工作”，而是复制成功的系统。

   
   

从小处开始，但要有大格局。

你可能一开始一天只赚100块，但如果你的系统是对的，100可以变成1000，1000可以变成2000。

财富来源于杠杆：时间、金钱、人脉。

你要做的是建立一个系统，让它在你不在的时候也能运行。

在2026一年里，在你开始自己的道路之前，不妨先花1小时，做这个思想实验。

看清楚你的天花板在哪里，你的瓶颈在哪里，你的系统缺什么。

这一个小时，可能是你这一年做的最值的投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ELLEMEN睿士 ，编辑：Bela，作者：你们的

“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新时代通病。2018年，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就曾提出了“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的概念并流传至今：这项工作毫无意义（或者在假装有意义），但我们还是为了谋生被迫继续。

“现代工作的悖论在于，大多数人的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都与谋生工作息息相关，然而大家同时却讨厌自己的工作。”

小嘎也是其中一员，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她，困于重复机械的劳动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不断怀疑工作的意义，从2022年到2025年，她两次辞职逃离，又三次回到曾经厌倦的职场。

不管是到海南做义工，新西兰打工旅行，还是到日本当滑雪教练，尝试和“狗屁工作”斗争三年后，小嘎还是宣告了自己的失败。理想工作的模样至今不能明晰。

“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觉得工作没有意义，只为了定期领工资；长期能量低、随时处于耗竭状态，下班回到家，除了刷手机，几乎没有余力做任何事；宁可放弃涨薪与升职，只为能多躺一会儿。困在“狗屁工作”里的人，或许也经常想要逃离，而小嘎是付诸行动的人。

果断辞职后她盯上了万宁，许多自由职业者的目的地。

招募义工的信息随处可见，户外博主、新媒体运营、摄影爱好者聚集于此，酒吧密集的日月湾甚至被称为"亚逼天堂"。义工生活在社交媒体上被描述为“免费玩海岛”，年轻人冲浪、喝酒、运动，建立同温层，满屏都是自由、阳光的氛围。

她直奔海南，然而一个月后却亲身体会到现实，生活待遇差，老板还总是要求超时工作。

她觉得这里的年轻人只是在假装自己很时髦、“很亚”，实际上内心空虚无聊。仅仅是脱离所谓的社会时钟，并不代表过上“自洽”的生活。

一个月后，她匆匆离开。回到北京后，她开始尝试自己曾经向往的记者工作，撰写关注社会议题的稿件，为媒体供稿，然而投入产出比让她感到沮丧，“花两个月做的事只能赚2000块钱”。

随着经济动荡、不平等加剧、住房和生活成本上涨、不稳定的就业，给年轻人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如美国经济学家帕夫利娜·切尔涅娃所言，我们面临“社会契约的消亡和工作的庸俗化”——人们不再期望大学教育能带来一份高薪工作，也很难相信我们能在工作中真正“创造”任何东西。

脱离“狗屁工作”，依然迷茫

秩序森严的互联网大厂或许是职场的一种极端，员工很难看到自己投入所对应的产出，甚至还要额外付出形式主义的“情绪劳动”。但脱离这个秩序后，小嘎发现，那些表面生动有趣的工作，依然不是自己内心所需要的。

第二次尝试是新西兰。听到新西兰打工旅行签证时隔三年重新开放的消息，她抱着“纯玩三个月”的心态提交了申请，竟然在激烈的名额竞争中成功获签。

2023年5月，她踏上了新西兰的土地。与许多打工旅行者不同，她的目的不是存钱，而是体验。她找到一张余额有五万的银行卡，想着钱花完了就走。

她不想去农村摘果子吃苦，而是留在奥克兰，在餐厅端盘子。几个月后的一天，餐厅经理问她是否愿意学习调酒，因为正好缺一个调酒师助理。“反正也没干过”，她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在同事们的指导下，她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一名调酒师。“虽然那句话说得太多了，但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她笑着说。

根据签证规定，每份工作不能超过六个月，从这家餐馆离职后，她去应聘赌场的调酒师，出人意料的是，对方竟然给了她"高级调酒师"的头衔，而那时她调酒才两个月，"酒都认不全"。

在赌场工作的同时，她还在奥克兰的一个室内雪场教滑雪课，相当于“打黑工”，只能用现金日结。在这里，她还学了双板，室内雪场很便宜，而且工作时间灵活，她可以一周工作四天，剩下三天专心练习。

2024年5月，新西兰一年的签证到期了，此时小嘎已经不想留在这里。调酒师和滑雪教练的工作看似丰富有趣，但澳洲大城市的生活无聊而毫无挑战性。奥克兰居民的生活异常安稳，大多数人每天的生活就是“做固定的工作，聊别人家的八卦，晚上回家看看Netflix”。

她不能接受几年内一直过这样的生活，很快就回国了。这时五六年没联系的前同事突然找上门来，说某个大厂有一个很适合她的工作机会，“反正没事干，也可以试试”，小嘎在8月选择了重新入职互联网公司。

但这里的职场文化很快让她感到新的不适，同事们践行“向上管理”，花大量时间维护人际关系，短短五个月，小嘎便选择了再一次逃离。

对抗失败，但还可以“与自己和解”

得益于之前的准备，小嘎很快收到了日本雪场的教练offer，凭借双板教练证、中英文能力和国际驾照，她顺利入职。

然而国外的情况更为复杂，语言和生活习惯不通之外，没有足够社会经验的年轻人甚至难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她的雇主是个70后日本男性，虽然用英语沟通，但他要求每个人都说敬语，分配给中国教练更脏更累的活，连续工作8小时，没有休息和吃饭时间——这对滑雪教练来说是相当恐怖的强度；薪酬低，甚至存在法律问题，日本老板和这里的很多员工连合同都没签。

有一次，他在群聊中说：“你们中国人喜欢自己用中文说话，这没关系，但我觉得你们最好还是用英语说。”小嘎忍无可忍，直接在有各国员工的群里怼了回去：“仅仅是不签劳动合同这件事，我们就可以起诉你。”

最后，她还是“不想干了”，在没有住所的情况下就火速辞职。好在通过和其他中国人搭讪，她找到了另一份雪场工作，结识了几个大俱乐部的老板，有了上不完的课。

也是在这段时间，她收获了很多认可：一位台湾爸爸带着孩子上完课后，主动在Instagram上联系她，询问以后的课程安排；甚至有俱乐部老板想找她合伙，问她愿不愿意全职进来一起干。

转折再一次出现，雪季结束后，2025年3月，小嘎接到了另一家互联网大厂HR的电话。在即时获得成就感和稳定高薪之间，小嘎选择了接受这个offer。

对工作的怀疑不会就此消失，但经历过两次重启后，小嘎学会了以更放松的心态去面对，保持“随时可退出的底气和不断试错的勇气”。

在众多调查和媒体的建议中，充分的休息一般被列在对抗职业倦怠的首位。除此之外，不管是与他人建立联系还是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设定界限，摒弃“工作越多越好”的观念，都指向了“与自己和解”，重新建立一套获取个人成就感的机制。

小嘎在新西兰做调酒师时，曾经打碎了一个杯子，英国同事问她为什么这么紧张。她解释说，在中国，在公共场合打碎东西会被认为很不吉利，而且所有人都会盯着你看，让你觉得自己犯了大错。同事却轻松地告诉她，每个人都会打碎东西，并指给她看一个专门放碎杯子的箱子，说"今天都有人打碎三个了"。

现在，当她看到比自己年轻的同事因为小事而自责时，会私下安慰他们。而她自己的状态是“等待命运下一步的安排”。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深潮 TechFlow ，作者：值得关注的

2025年的某个深夜，Sea Talk的主理人Sea打开电脑，准备对刚录完的节目进行剪辑。这是他觉得最煎熬的环节，他需要对这两个小时的对话录音进行口头禅、碎片化表达、卡顿的处理。

然而这还只是进行到所有工作的一半，后续他还要写shownotes、制作视频字幕（逐条校对专业术语以及夹杂着中英文的大小写）、制作封面、多平台分发、推广。

在此之前，他已经花了一周联系嘉宾、听完嘉宾所有的访谈节目、翻阅嘉宾上百条推文、提前打电话了解近期关注点、形成20-30个问题的采访提纲，然后才进入正式的录制工作，而这又花了他两个多小时。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X上有人发出来一篇关于同一个话题的万字分析报告。不难看出，这篇报告是用AI生成的，充满了“不是……而是”的AI味，报告里还配上了AI生成的图表和结论。然而这并不妨碍它获得关注。当Sea的这期自认为成功的播客的收听量定格在1481时，这篇AI文的阅读量早在12小时内就远超过了它。

这是当下中文加密内容生态的真实写照：一边是工业化生产的信息洪流，一边是手工作坊式的内容创作。按照市场逻辑，后者早该被淘汰。

但奇怪的是，加密行业做播客的人越来越多。

为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深度访谈了六位中文加密播客的主理人：《Web3 101》的刘锋、《Bill It Up》的Bill、《HODLong后浪》的Mable、《Cryptoria》的Vivienne与Zhiyang、以及《Sea Talk》的Sea。

他们的播客形态各异，商业化程度不同，但他们的讲述却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在一个被AI、算法和情绪迅速占领的信息生态里，播客正在成为少数仍能保存“人还在场”的表达形式。

不拿钱的代价

“很多人想给我钱的时候我都不愿意要，”Mable说。

Mable是中文加密播客的先驱。2019年底，Mable加入知名加密VC Multicoin Capital担任执行董事后，迅速于2020年启动了一档播客《51%》（51说），这档节目成为很多新人进入加密行业的启蒙播客，但它的介绍中始终有一行小字："Presented by Multicoin"。

2022年，Mable从Multicoin离开踏上创业旅程后，做了自己完全主理的加密播客《HODLong后浪》。与此同时，作为新消费投资人，她还参与建设一档关于中国品牌的播客《牌牌坐》。

两档播客，一个聚焦加密，一个聚焦消费，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人告诉她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Mable长期以来都保持着一人作战的状态，没有团队，没有赞助，所有的选题、录制、剪辑、发布都是她一个人完成。

保持播客的独立性是她一直以来的态度，她喜欢做内容，对于好的内容有自己的追求，并不想被广告或者赞助所绑架。“如果我拿了钱，就没办法想聊谁就聊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Mable说。

但其实这种追求并非没有代价。做独立播客的财务投资回报率太低，并不能当作一门生意。

“但为什么还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我们问。

“因为我还想说话。”她毫不犹豫地说。

同样想自由说话的还有《Web3 101》主理人刘锋，他是前加密媒体《链闻》总编辑，曾经在彭博社工作过，是行业知名媒体人。

对于《Web3 101》的定位，刘锋很清晰，他只想做垂直的深度内容，对于是否有赞助并不关心。他在访谈中的立场很明确，如果嘉宾有明显的PR动作，他会毫不犹豫剪掉广告环节，甚至不惜放弃掉整个节目。

“难道你不担心会影响跟嘉宾的后续交流吗？”我们追问。

“那就不要交流了，他其实也没有尊重我们这个栏目”，刘锋回答得很决绝。

如果对于这些精英来说，自由说话都要付出代价，对于普通人来说，在2026年，想要在公共领域被听见，成本有多高？

答案可能出乎意料。当文字被算法碎片化、视频要求出镜和人设、社交媒体变成情绪竞技场，播客成了少数几个仍然允许“普通人深度表达”的渠道。

从访谈对象的时间轴来看，最早一批创作者在2018–2019年就已开始尝试播客，只是当时既没有成熟的平台，也没有商业预期，更多是一种“顺手的表达工具”。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2022年以后，播客变热是由于其他表达方式开始系统性失效。

文字内容被算法压缩成“观点碎片”，X逐渐演变为立场与情绪的竞技场，视频内容对身份暴露、制作成本和情绪管理的要求过高。

在这种背景下，播客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它信息密度未必最高，但信息“形态完整”；传播慢，但认知沉淀深。

当所有媒介都在追求“快”和“爽”时，播客的“慢”和“笨”，反而成了对抗虚无的护城河。

商业化的悖论与困境

并非所有播客主理人都像Mable一样拒绝商业化。

“我们在只有几百个粉丝的时候，就开始有赞助商了。”Vivienne说这话时，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真的觉得除了运气好和心怀感激以外，没有其他可以表达的。如果我们做的是情感类或者个人成长类播客，在这个体量绝对不可能。”

这是加密播客赛道的一个有趣悖论：天花板很低，但变现启动门槛也很低。

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由高净值B端买单的市场。项目方需要在中文世界发声，而传统的投放渠道要么触达不了目标人群，要么价格高昂。一档聚焦加密的垂直播客，哪怕只有几百个精准订阅，也可能比十万粉的泛账号更有价值。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是，即便拿到了赞助，绝大多数加密播客依然不赚钱。

为什么？

本质上这是一个太小众的市场。

刘锋直言不讳：“中文加密播客要是想靠商业化挣大钱，可以考虑放弃。但如果当个乐趣去做，大家都能坚持下去。”

他分析认为：深度内容从来都是让受众当长尾内容来消费的，最终都干不过流量型产品。然而要对精英受众进行教育，是一个很昂贵的事情，没人愿意付这笔钱。

华尔街日报曾报道，头部英文加密播客的定制内容单期报价可达10万美元。而在中国，目前没有任何一档播客能达到这个量级。

这个差距不只是钱，更是影响力结构的差异。

在英文世界，播客早已成为精英话语权的重要渠道。马斯克会上Joe Rogan的节目聊三个小时，特朗普会在竞选期间上播客为自己拉票，英伟达CEO黄仁勋也会坐下来深度讨论AI的未来。这些对话的影响力，不亚于任何一场正式的新闻发布会。

但在中文世界，播客依然处于起步阶段。企业家、政策制定者、行业领袖，他们更习惯的表达渠道仍然是传统媒体采访或官方声明。播客被视为“小众的、非正式的、影响力有限的“表达方式。

换句话说，用播客挣小钱容易，挣大钱难；积淀影响力容易，变现难。这是横在所有中文加密播客主理人面前的共同困境。

Sea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我不把加密播客看成一个变现的东西。它是我表达的载体。我对它没有商业化的期待，这样就降低了我的预期，也降低了中间跟人沟通的损耗。”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交易所和做市商找到Sea想做品牌合作的时候，他依然坚定地拒绝了。一是因为没有急迫的变现的期待，二是这类赞助并不符合Sea Talk的调性。

那些不能用钱衡量的收获

如果从纯粹的投资回报率来看，做播客是一笔糟糕的交易。但几乎所有受访的主理人都提到了一个词：认知重构。

“它逼迫我做深度思考。”Vivienne说，“不仅让我更理解行业，也让我更清楚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

过去一年，她在找工作、跳槽和回归传统金融之间反复摇摆，但做播客的过程帮她理清了方向。她清楚地知道，如果只是上班，这个自我认知可能要花更久时间才能形成。

刘锋有相似的感受。为了把一期节目讲清楚，他必须不断拆解表象、追问逻辑、验证假设。这其实是在倒逼自己学习和重构认知。很多时候，录完一期节目后会发现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理解完全变了。

这揭示了播客的一个隐藏价值，它不只是内容的输出渠道，更是一种强制性的认知训练机制。每一期节目的准备过程，都是对一个话题的系统性梳理；每一次与嘉宾的对话，都是对自己认知边界的探测。

Sea则从另一个维度理解这件事。

“我跟女儿开玩笑说，如果她将来对比特币感兴趣，可以来听我这些年的播客。”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十年前的声音，和十年前的文字，带来的穿透力是不一样的。”

他把每一期播客比作“对嘉宾此时此刻想法的一次快照”。就像区块链一样，记录下来，放在那里，供后人翻阅。这是一种时间性的价值。它不产生即时回报，但会在时间中慢慢发酵。

更单纯点来说，做播客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带来愉悦。

但是这里的“愉悦”需要被重新定义。前期准备以及录制中是有压力的，后期编辑中是有焦虑的。只有成品出来后才是愉悦的。这是所有播客主理人的真实体感。也可以这样形象地去比喻：做播客所带来的愉悦是“自虐后的重生”。

成功的方法论

在访谈中，一个被反复强调但常被忽视的事实是，大多数失败的播客，并不是输在观点，而是输在产品意识。

“很多人只是把聊天录下来。”刘锋说，“但那不等于节目。”

“聊天录下来”和“节目制作”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音质、剪辑、节奏决定了节目是否能在通勤、运动等真实场景中被完整消费。一个音质糟糕、节奏拖沓、充满口癖和冗余信息的节目，无论观点多好，都很难留住听众。

Mable有一个犀利的观察：“虽然同质化严重，但又感觉不是很卷，因为都不太行。能有产品思维的高质量加密播客没几个。”

产品意识只是基础门槛，更难的是，如何在一个叙事快速更替、观点不断被重写的行业里，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刘锋总结了一个公式，找大家普遍关心的话题，找最有价值的人、最有流量的人，然后真诚地去做一个深度对话。

Bill的建议更聚焦于创作者自身：做自己擅长的内容，然后思考用户和听众在这个时代需要什么，什么样的信息和洞见能够帮助到他们。结合这两点才能够持续地创造出好的内容。

但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困境。

大量的表达者是存在的，但想找到可以深度交流的朋友，并不容易。打开推特、朋友圈，有表达欲的人非常多，大家都在努力输出。但如果真的坐下来聊一两个小时，你会发现很多人的表达都只能短暂停留15秒，很难形成深度讨论。

这是短视频时代的后遗症。人们习惯了碎片化输出，丧失了结构化、长时间表达的能力。

Sea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这个观察：“很多人有想法，但不一定像KOL那样每天发推特。他的很多洞察就埋在脑海里了。如果没有人问他，他的洞察也不能表现出来。”

所以，作为播客主理人，要像信息挖掘机，具备结构化能力。不是会说话，更要能在对话中控制节奏，捕捉主线，并且在不打断嘉宾的前提下重组信息。

从这个角度看，好的加密播客更像是一种“慢变量”。它不制造爆点，但会在时间中沉淀关系与信任，以及引发深刻的洞察。

如何坚持下去？

Vivienne记得很清楚，那是Cryptoria刚做到第15期的时候。

那天她在听友群里随口提了一句：“最近有点疲惫，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她本来只是想抱怨一下，没想到群里突然炸了。

有人开始主动联系项目方，问“我们这有个播客，你们要不要考虑赞助”；有人直接在群里发起募资，“每人打50U，够他们做三个月了”。还有人说，“你们别停，我每期都在听，这是我了解行业最重要的渠道。”

Vivienne当时看着那些消息，突然哭了。“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真的有人在听，而且在乎我们在做的事。”

她现在把听友群称作“能量补给站”，不是因为它带来了钱，而是因为它证明了，你做的事情对某些人来说，是有意义的。

这也是为什么Vivienne建议，要在做播客的第一天就要建立听友群。因为"不要考验人性"。

这符合常理。如果做一件事情没有一个非常及时的正反馈，很难坚持下去，哪怕你内心再热爱。越早有一个听友群，越早可以有内容的反馈，可以越早帮助你调整内容结构、深度和选题，以及吸引到同频的人。

Bil的建议简洁有力：”什么是你喜欢的、擅长的，把这个事情传播出去。要持之以恒，不要因为短期的困难就放弃。”在他看来，做内容是一个无限游戏。平台会变，内容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可能是发帖、写文章、拍视频、做播客，但值得坚持的一定是传播这件事情。

尾声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场景，当辛苦挑灯夜战做出来的节目的数据仍然不敌一篇AI水文，仍然要坚持吗？

这是个现实的拷问，答案藏在播客的意义里。

那份AI生成的分析，在24小时后就被新的信息洪流淹没，没有人记得它说了什么。那精心制作的播客节目，三个月后依然有人在听，有人在评论区讨论，有人把它分享给朋友。它成了某个特定话题的“标准参考”，被反复引用。

Mable说得对，“在AI时代，你作为一个真人能够被别人注意到、记住，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价值。”

在一个充斥着复制粘贴、AI生成、利益驱动的信息环境里，一段真实的对话、一次诚实的观点表达，正在变得异常珍贵。这或许是加密播客最独特的价值主张。

它不赚钱，它效率低下，它受众有限。但它记录下了这个行业里真实的人、真实的想法、真实的时刻。

正如Zhiyang所说的：“做播客你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而且这些收获都是走向你的，而不是你要非常困难地去一个一个敲开的。”

中文加密播客的主理人们，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多么重要的事。

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记录一个行业，但实际上，他们正在对抗一种趋势，信息的工业化生产对人类表达的挤压。

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因此发财，他们的节目可能永远只有几千人收听。但十年后回头看，这些声音可能是我们理解这个时代最珍贵的注脚。

在流量的废墟上，他们正在重建一个深度内容的阵地。

在区块链记录财富的同时，播客记录了鲜活的灵魂。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果壳 ，作者：黎小球，编辑：Odette

中国人的尿酸水平在快速升高。

一项纳入了200多万人的研究显示，从2001年到2017年，中国大陆15岁以上人群高尿酸血症（HUA）的患病率从8.5%攀升到了18.4%，翻了一倍多，华南更是“重灾区”。

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只知道长期尿酸高，痛风和肾结石的风险会增加。但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尿酸升高与其他慢性病的关联开始浮现。

这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国人的尿酸为什么越来越高了？又是什么造成了地区差异？我们试图揭开这个问题的一角。

中国高尿酸地图

大多数高尿酸血症患者没有症状，得知自己尿酸升高，常源于一张体检单。在人们模糊的印象中，近些年来查出尿酸升高的人越来越多。

这并不是错觉。2021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177项研究、200多万人的数据，发现2001年时，中国大陆15岁以上人群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还在8.5%，到了2017年，数值攀升到了18.4%，不到二十年翻了一倍多。

2022年发布的另一项全国性调查也得出了惊人的结果。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监测数据、纳入了52627名受试者，该调查发现我国18~59岁成年人高尿酸血症预计的总体患病率为15.1%，意味着每20个成年人中，有接近3人尿酸异常。

这是总体的趋势。如果更为细致地分析，则会发现尿酸升高的情况在不同地区存在着差异。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4亿人分布在广袤的土地上。在上述涉及200多万的人研究中，研究者进一步将中国大陆划分为了7个地区，东部、北部、中部、南部、西南、西北和东北（见下图）。其中以两广为代表的华南地区，和以云贵川藏为代表的西南地区，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领跑全国，分别为25.5%和21.2%。

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15岁以上人群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领跑全国丨原图：参考资料1

极高值出现在广东省，15岁以上人群患病率达到42.2%。在另一项针对广东省东莞市清溪地区2940名健康体检人群的调查中，男性血尿酸异常检出率更是高达51.89%，研究者直称“尿酸升高威胁着清溪地区人群健康”。

数据揭示着中国人高尿酸的现实。根据《中国高尿酸血症相关疾病诊疗多学科专家共识（2023）》，在中国，高尿酸血症已成为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代谢性疾病。

当平衡被打破

人体内的尿酸，主要始于一种叫做“嘌呤”的有机物。

嘌呤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系统自带”的，自人出生起就存在于体内，是遗传物质DNA和RNA的重要组成成分。一种是外来的，当人们摄入含有嘌呤的食物时，它们随之进入体内。

在健康人体内，肝脏会把多余的嘌呤处理掉，此过程中便会产生尿酸。作为代谢废物的尿酸可溶于血液，约有2/3通过肾脏排出，其余1/3则通过消化道。

正常情况下，人体内尿酸的产生和排泄维持着动态平衡。但很多因素能打破这个平衡，使得尿酸生成过多或者排泄减少，从而升高人体内的尿酸值。

正常嘌呤饮食情况下，成人在不同两天测得的空腹血尿酸水平均超过420μmol/L（7mg/dL），即可被诊断为高尿酸血症。

生理因素中，年龄和性别对于尿酸水平的影响是明确的。

随着年龄的增加，肾脏的结构和功能会发生变化，过滤能力也会生理性减弱。大约从30~40岁开始，肾小球滤过率每年大约减少1ml/min/m2。这种自然变化，会升高人体的尿酸值。

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容易尿酸高。从青春期开始，男性的尿酸开始普遍高于女性；在50岁以前，男性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约是女性的2~4倍，50岁之后，两性间的差距开始缩小。

成年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容易尿酸高（蓝线为男性，红线为女性）丨原图：参考资料1

雌激素被认为是造成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雌激素能影响肾脏的清除和重吸收等功能，其高低与尿酸水平呈现负相关。由于第二性征的发育、激素的不同，尿酸水平在青春期开始出现性别差异。这也是为何，成年男性尿酸普遍高于同龄女性，但绝经后女性人群与男性的差距逐渐缩小。

社会在变化，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增加、老龄化加剧，加上健康体检的普及度变高，比如覆盖率更高的职工体检、特殊人群福利性检查等，被检出尿酸升高的人群比例自然也会随之增加。

但这还不足以成为中国人尿酸水平迅速增高的原因，更解释不了地区差异，这背后还有更多的因素在“发力“。

遗传和生活方式的“双重打击”

家族和双胞胎研究是两种常用的遗传学研究方法。前者观察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后者比较同卵或异卵双胞胎，以发现疾病或症状与遗传的关系。通过这两种方法，研究者们发现，人群中血尿酸水平的差异，有25%~60%是遗传因素决定的。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是一种研究大量个体的基因组，以找出与特定疾病或性状相关的遗传变异的方法。利用该方法，目前已发现多个与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相关的基因，有研究者甚至在中国汉族人群中，发现了特有的易感基因RFX3和KCNQ1，它们可能直接或间接引起高尿酸血症和痛风。

可见从遗传学角度来看，中国人并没有特定的基因优势来“免疫”高尿酸血症和痛风。

不同人群易感位点的比较，其中RFX3和KCNQ1（该基因同时也是糖尿病易感基因）为中国特有丨参考资料7

尿酸升高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就经历了尿酸水平普遍上升的情况，人群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一度超过20%。但得益于较早发现并重视这一现象，近年来这些国家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已经开始趋于稳定。

相比之下，中国人群的患病情况呈现出独有的特点。首先，患病率开始上升的时间较晚，但增长迅猛；其次，年轻化趋势明显，在一项针对54580名儿童青少年的汇总研究中，我国3~19岁儿童青少年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从2009~2015年间的16.7%上升到了2016~2019年间的24.8%，甚至高于美国、韩国儿童青少年的同期患病率。

如此迅速的发展，跟生活方式的变化脱不开关系。除了遗传因素，目前医学界普遍认可，生活方式会影响尿酸水平，比如饮食习惯。

一些食物是天然的“升尿酸”大户，它们要么本身富含嘌呤，要么能通过其他途径让身体产生更多尿酸。代表性食物包括海鲜中的某些鱼类和贝类（凤尾鱼、沙丁鱼、鳕鱼、龙虾、贻贝、扇贝等），常见的一些肉类（牛肉、羊肉、内脏等），酒精饮料（尤其是啤酒），以及果糖。

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物流的发达，我们吃下的这些食物正在增多。

近十年间，我国动物性水产品消费上涨明显，人均食用水产品消费量增长了33%。成年人饮酒流行率也从2007年的35.7%增加到了2015年的41.3%。还有研究发现，与2002年相比，2018年中国居民红肉平均摄入量增加了134.3%，含糖饮料（工业果糖的主要应用领域之一）增加了16.1%，两者的平均摄入量均高于膳食指南的推荐水平。

吃得更多，风险也会上升。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研究者们系统分析了19项研究，发现高尿酸血症与红肉、海鲜、酒精、果糖的摄入呈正相关。具体来说，食用红肉、海鲜、酒精和果糖分别增加了研究受试者24%、47%、106%、86%的高尿酸血症风险。

有升高风险的生活习惯，自然也有降低风险的习惯，但现实情况是，后者我们做得也不太好。

合理的饮水可促进尿酸排泄。轻体力活动者建议每天饮水1500~1700毫升，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人心肾功能正常时，每天饮水2000～3000毫升。但饮水不足的情况很常见，比如有研究抽样调查了北京、成都、上海、广州四个城市成年居民的夏季饮水量，发现1/3的人每日饮水量不足1200毫升。

规律、适量的运动也有利于尿酸的代谢。无论是预防还是改善高尿酸血症，目前国内外指南都鼓励运动作为非药物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这个运动量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的“体力活动充足的最低标准”。

但有研究显示，从2010年到2018年，中国成年人体力活动不足的比例从17.9%上升到了22.3%，18~34岁年龄组增加最为显著。可以说，目前至少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中国成年人，体力活动水平没有达到上述的最低标准。相比之下，根据《柳叶刀-全球健康》发布的一项大型研究，在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28个西方高收入国家，2000~2022年成人体力活动不足的情况，呈下降趋势。

当增加风险的事情干得更多了，减少风险的事干得更少了，整个群体尿酸升高的现象，或许就难以避免了。

地区差异：有的省份咋高成这样？

在一个家庭里面，饮食习惯会有相似性；在一个特定地区，饮食习惯也会趋同，形成独特的地区饮食模式。因此在进一步探索中国高尿酸血症地区差异的原因时，研究者们也将其与各地饮食文化联系了起来。

一种颇为概括的对应关系是，如果一个地区海鲜摄入丰富、酒文化盛行、红肉内脏食材多见、高果糖食品流行，那该地方可能面临着更高的尿酸危机。

以海鲜为例。中国水产品消费市场里，广东省的消费量一骑绝尘。根据推算，我国居民水产品食用消费总量最多的3个省为广东、浙江、江苏。2022年，全国动物性水产品食用消费总量鲜重约4837万吨，广东省吃掉了761.20万吨，占比15.7%；人均60.15千克，超过了平衡膳食宝塔推荐的摄入量上限（50.23千克/年）。

中国水产品消费市场里，广东省一骑绝尘丨参考资料1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过一项研究，通过对31个省级行政区189198名成年人进行的代表性调查，发现中国南部地区的饮酒率也是最高的，在过去12个月内，男性饮酒流行率为69.1%，女性为28.4%。

2015年中国各省男性过去12个月的年龄标化饮酒流行率丨参考资料14

当然，疾病和症状的地区差异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独特的饮食习惯或许能解释一部分原因，但无法描述全貌。

实际上，人们对某些食物的偏好，一定程度上也受遗传因素的影响。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一些特定的基因变异，会影响我们是否喜欢某些食物，例如喝酒的习惯，遗传因素的影响可能在43%到53%之间。可见，一个地区饮食模式的形成不仅仅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更是遗传、环境交织在一起构成的复杂画面。

地区高发的特定疾病也可能和高尿酸血症相关。有研究分析了900多万人的数据，发现中国南部以及西南地区慢性肾病（CKD）高发，广西、四川两个省份最为严重，其次是贵州。研究者猜测，遗传差异加上饮食习惯是这些地方慢性肾病高发的原因，比如西南地区高钠的熏制肉类消费量大，可能增加肾病的风险。

慢性肾病和高尿酸血症密切关联。一方面，高尿酸血症是慢性肾病的危险因素；另一方面，得了慢性肾脏病，肾脏功能受损也会影响尿酸的代谢。广西、四川、贵州等地不低的高尿酸血症患病率，或许也跟特殊的疾病谱有关系。

果糖的甜蜜陷阱

在众多能升高尿酸的食物中，果糖值得单独提起。它本身不含嘌呤，容易被忽视。并且果糖的流行，背后离不开工业化、商业化的共同推动。

果糖原本主要存在于水果和蜂蜜中，然而我们吃下的大部分果糖并不是这种天然来源的。1957年，美国生物化学家理查德·马歇尔（Richard Marshall）和同伴发现了一种酶，可以将玉米糖浆中的葡萄糖通过结构重排转化为果糖；大概十年后，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的高崎义幸（Yoshiyuki Takasaki）团队，实现了这种酶的量产。

从此，甜度高、生产成本低、高度浓缩的工业果糖制品登上历史舞台，也成了人们摄入果糖的主要途径。

果葡糖浆便是以果糖为主要成分的糖浆制品。在含糖饮料、甜品、酱料等超加工食品中，这种成分随处可见。糖业公司嘉利高（Czapp）2019年时做过一项分析，同样是甜味剂，果葡糖浆与食糖（白糖、冰糖等）相比价格优势明显，分析人员认为这会刺激工业上继续加大果葡糖浆的使用量，饮料领域可能发生更多果葡糖浆替代食糖的现象。

2019年时，食糖和果葡糖浆（等糖价）的价差维持在1724元/吨的水平丨czapp.com

根据智研咨询发布的行业报告，无论是市场规模、产量还是需求量，果糖在中国市场也都呈上升趋势，如需求量从2016年的300.3万吨增长至2023年的约383.93万吨。但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全球其他国家或地区高果糖甜味剂的生产处于停滞或下降局面。

美食环绕、市场向好，但在升高尿酸方面，果糖是一个“甜蜜的陷阱”。

食糖的主要成分是蔗糖，由一个果糖分子和一个葡萄糖分子组成。果糖和葡萄糖是最常见的两种单糖，除了一些化学键不同外，两者在结构上几乎一样。但微小的差异却让它们的甜度、在人体内的代谢途径截然不同。

我们通常使用“相对甜度”这一指标来衡量甜味物质的甜度，其中蔗糖被设定为基准，甜度值为100。与蔗糖相比，葡萄糖的相对甜度为70~80，果糖的相对甜度则高达150~170，在较少的用量下便可达到与蔗糖、葡萄糖同样的甜度。与此同时，果糖的甜度优势在低温环境下会更显著，比如在0~10℃的环境中，果糖溶液的甜度可以是相同浓度葡萄糖溶液的两倍以上。

果糖的甜度优势在低温环境下会更显著，因此更受需冷藏、可冷藏超加工食品的“青睐”丨原图：参考资料22

葡萄糖被吸收进入血液后，主要用于供能，多余的会以糖原的形式储存在肌肉、肝脏中，或进入脂肪细胞以备不时之需。果糖进入人体后，则会被运送到肝脏进行代谢。在肝脏中，分解果糖的酶开始工作，一系列复杂过程中会有一种叫做单磷酸腺苷（AMP）的物质形成，而它正是尿酸生成的底物。

果糖在肝脏的代谢丨原图：intechopen.com

因此摄入的果糖越多，促进合成的尿酸也越多。而加了大量果糖的超加工食品，通常饱腹感差，享乐效益也明显，这会导致即使生理上我们不需要能量，还是容易忍不住大快朵颐，甚至越吃越想吃，尿酸升高的风险也加大。

饮食中的糖摄入量与一系列代谢性疾病有关，比如异位脂肪堆积、肥胖、心血管疾病等，研究者们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过量摄入果糖，并且尿酸合成过多可能是重要的中间机制之一。这也让尿酸和更多慢性疾病的关联开始浮现。

尿酸与疾病的关联，远不止痛风

前面提到，临床上高尿酸血症的诊断界值是420μmol/L（7mg/dL）。这是个颇为“暧昧”的数值。人体血液中尿酸的饱和浓度就约为420μmol/L，当超过这个数值，原本溶于血液的尿酸便会以单钠尿酸盐晶体的形式析出。

当这些晶体持续不断地产生、越积越多，便可以沉积在关节以及周围软组织，这便是痛风的生理基础。

早在18世纪末，医学界就已经发现尿酸和痛风的关联。作为现代社会最常见的疾病之一，痛风会造成患者一个或多个关节突发的重度疼痛、肿胀、发红。它所带来的痛苦，被描述为“疼到连床单的重量都难以忍受”。

在传统认识中，尿酸升高的风险直指痛风以及肾结石（晶体沉积在肾脏导致）。医学术语中的“无症状高尿酸血症”，指的也是没有痛风和肾结石相关的表现。但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个传统认知被打破，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揭示高尿酸与其他慢性病的关联，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代谢综合征等。

一项纳入了18项前瞻性队列研究、55667名受试者的荟萃分析发现，高尿酸血症和高血压的风险增加相关，尿酸水平每升高1mg/dL，高血压发病风险增加13%。而高血压又是一系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比如卒中、冠心病。

还有研究者追踪了9471人，平均随访时间2.9年，发现尿酸较高的人，后期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也相对较高，尿酸水平每升高1mg/dL，调整其他变量后2型糖尿病风险增加9%。该研究甚至还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血尿酸水平在一年内增加了30%以上，那么患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30%；相反，如果尿酸水平下降了10%以上，那么糖尿病的风险会减少21%。

多项研究显示，肥胖和高尿酸之间也关系密切，可能存在双向关联。肥胖患者的代谢特征、饮食习惯等，可能导致体内尿酸增高；而高尿酸血症也可以通过一系列机制，对血脂代谢产生影响，增加肥胖风险。

尿酸与慢性病之间可能涉及的一系列机制丨原图：参考资料27

更有研究者分析了中国台湾人体生物资料库（Taiwan Biobank）1万名参与者的数据，发现尿酸可能通过增加血压、增加甘油三酯（脂肪的组成成分）水平、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值，来增加代谢综合征的风险。

除此之外，不同医学研究中还陆续发现了高尿酸血症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慢性炎症甚至阿尔茨海默病等的潜在联系，虽然充分阐释因果关系和机制还需要更多时间和研究，但一个基本共识是尿酸这个指标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祖先的印记，现代的生活

在很多哺乳动物体内，有一种叫做“尿酸氧化酶”的物质，它可以分解尿酸，将其转变为水溶性更强的尿囊素，因此更容易被肾脏排出体外。但在人类和一些高等灵长类动物中，这种酶是缺失的。

研究生物演化学的学者们猜测，尿酸氧化酶相关基因的缺乏对人类祖先的生存可能有益。远古环境恶劣，人类祖先中那些能够长时间忍受能量短缺的个体，更有生存机会。而该酶的缺乏可以增加尿酸，然后通过增加血压、脂肪存储等方式，增加生存优势。整个“优胜劣汰”的演化过程是漫长的，历经数百万年。

而人类生存环境的转变来得太快。短短几十年、上百年时间，食品工业飞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现代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环境变化的速度，和人类自然演化的速度并不匹配，生活在当下的人们还没有演化出解决大量尿酸的能力。

研究者还原的尿酸氧化酶的演化过程丨原图：参考文献29

根据中国专家共识，在高尿酸血症患者管理方面，应给予饮食、运动等方面的健康指导，制定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干预，效果不佳时启动药物治疗。尤其是年轻的高尿酸患者，要降低后续风险，从此刻开始改变生活方式是最好的，比如饮食上多食用全谷物、新鲜蔬菜等，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并戒烟限酒等。

但现实情况下，这并不容易。人们摄取食物有两大主要动机：对抗饥饿和追求愉悦。在当前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压力的时代里，食物带来的愉悦感似乎在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成为了很多人寻求慰藉的方式。而容易引起尿酸升高的食物，很多正是所谓的“快乐源泉”。

持续的合理饮食、规范运动、及时寻求并响应医疗建议，也需要投入金钱、时间、精力，或者需要适宜的场所。但很多人可能因工作繁忙、生活节奏快、居住环境限制或经济能力不足等，不具备这些条件。

更何况，即使个人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让身体指标更健康，但群体性的健康问题早已超越了个人层面，更是社会问题。尿酸水平的普遍升高，甚至血糖、血压、体重等更受关注的健康指标的群体性变化，不仅是个人行为的反映，更是时代特征的缩影，要解决它们自然也需要社会更多的努力和支持。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漫长也艰难的过程。

参考文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三联生活实验室 ，作者：Lily

每到年底，年轻人就琢磨起了如何利用假期富养自己。但谁能想到，如今最火热的旅游项目，不是去日本的山里徒步，也不是空降热带小岛屿，而是报一个三块钱的香港旅游团，一天之内把寸土寸金的香港玩儿个底朝天。

如果你最近刷过社交媒体，一定会发现，三块钱的香港旅游团火了。“据说，在某二手平台上，最初的香港一日游只收一块钱，后来报名的人越来越多，商家改收三块，现在价格已经‘飙升’到十八块了。”

从深圳福田口岸出发，乘坐大巴一天内就能走完所有香港的景点，公共交通全部免费，包一份八菜一汤的午饭，甚至能免费做天星小轮游船，欣赏维港夜景。乍一听你一定会以为，这趟大巴的目的地绝对不是香港，而是东南亚某园区。

“毕竟在以高物价著称的香港，光是带你去维多利亚港和太平山的车费，都要起码两百块起步。”

三块游香港在社交媒体上刚火时，有人还觉得是在玩抽象，但等第一批游完香港的人现身说法后，大家才发现这居然是真的。回来后腰子健在，也没被导游强制消费，而这种让人不敢贸然报名的定价，也是由于旅行社收了香港政府的旅游补贴，才让大家有机会薅起了羊毛。

“据说，香港政府前两年更是豪横，让大家免费旅游根本不算什么。为了完成旅游KPI，香港政府在两年前甚至还给游客送过机票，让大家免费飞东京或是北海道，只要在香港经停转机即可。”

你以为这种低价到离谱的旅行团，报名的人肯定都是一些退休后的大爷大妈。殊不知这种三块钱的香港旅行团，早已被从全国各地飞过来的年轻游客占领。

三块钱的香港旅行团，很容易让大家有一种刻板印象，那就是这种价格的旅游团，很难有什么体验可言。“或许只能起到一个运输的作用，把这群人像压缩包一样打包到香港，然后在各个景点解压缩。能走马观花还是好的，不让自己钱包大出血一番已经算是不错。”

但抱着“它不嫌我穷，我也不嫌它low”的心态上了车的年轻人，却会被旅游团的豪华程度震惊。旅游团虽然报名只需要几块钱块，但行程却按排得满满当当、按部就班。

“早上在深圳莲塘口岸集合，然后去逛黄大仙庙和香港故宫，虽然中间会路过药妆店和奥特莱斯，但导游也不会强制大家购物，只是走个过场。中午甚至还有一顿免费的午餐，吃完自由活动，还能再去维多利亚港看个日落。”

一些大学生特种兵来香港旅游，本身也会为了规避掉昂贵的住宿，采取早上来晚上走，第二天早上再入关的“游击式旅游”。而报一个三块钱的旅游团，便正合了这些年轻人的需求。

“第一天先跟着领队打卡黄大仙庙和香港故宫，累了就原地脱团自由活动。第二天再来可以去爬太平山、看维港夜景，这样不至于玩得太累，也能把预算压缩到极致。”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是那些不知道周末去哪里玩的深圳年轻人。报名一个三块钱的香港一日游，已经成了如今深圳青年周末的保留项目。

“只要拿上香港通行证，就可以坐着免费的大巴顺利到达香港。要知道，深圳到香港最便宜的高铁票，也要70块钱。就算你到达香港后原地脱团自由活动，算下来也是狠狠赚了一笔。”

因此，有人明明是去香港办事或是自己旅游，也会报一个三块钱的旅游团，然后中途脱团，省下往返的车票钱。

在南京工作的yoyo，原本是要去香港开户，考虑到南京直飞香港要到下午了，可能来不及办事。于是就选择了前一天晚上飞深圳，然后报了一个深圳出发的香港一日团。

“报了旅游团，就完全不用担心交通的问题，毕竟香港的交通费是大陆的好几倍。同时也可以灵活时间自行脱团，只要和领队说一声即可。”

三块钱就能包往返车票、景点门票甚至一顿大餐的旅游团，不禁让一些香港本地人也看着眼馋。

“在一碗面动辄都要一百港币的香港，旅游团的中饭是八菜一汤，不仅有卤肉饭和盐酥鸡，甚至有时还能开出狮子头和糖醋里脊的隐藏款菜系。这种待遇比起在公司楼下的冰室里吃猪扒饭，不知好过几多倍。”

自从三块钱的香港旅游团爆火后，有人算了一笔账。“从深圳去香港的往返车费起码要150块起步，再加上景点门票、香港当地的公共交通费和一顿饭钱，大几百肯定是要的。但现在用三块钱就能爽玩香港，还不用自己做攻略，不明就里的人肯定会以为这是什么骗局。”

上周刚用两块六报名了旅游团的深圳姑娘陈露，刚开始和男朋友踏上大巴时还心里打鼓。“毕竟两块多这个价格，感觉导游不骂我两句我都良心不安，更别提肯定还会强制大家购物。”

结果后来才发现，“导游根本不知道谁是薅羊毛报的团，也不会区别对待。而且虽然会象征性地带去免税店逛一圈，但买不买全凭自主，如果你感到无聊，甚至可以自己出来逛街等他们。”

陈露说，自己后来问了导游才知道，这个旅游团并不是靠游客们消费赚钱，主要赚的是香港政府的补贴。“政府为了促进香港的旅游业，旅游团带多少个人来香港旅游，就会给多少钱的补贴，所以导游们不敢也没必要因为游客不买东西就区别对待、阴阳怪气。”

如果说旅游团里的一些人是来薅香港的羊毛，那么还有一群年轻人是看中了这种旅游团方便轻松，不用自己带脑子。

“毕竟到香港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很多当地人听不懂普通话，跟他们只能用英语或者粤语交流，自己去玩难免有些压力。但这种旅游团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去跟别人交涉。而且全程有大巴，上车就休息，下车就打卡，明明是纸醉金迷的香港，却有一种来隔壁县城逛一圈的错觉。”

刚去完香港一日游的00后小张说，“香港吃饭贵，住宿更是天价，要是想打卡完这么多景点，怎么也得待两三天。就算不在香港住酒店，每天晚上回深圳过夜，起码人均也得花上一千块。”

但这种香港一日游，堪称旅游速通版，坐着大巴就能速通香港各大景点，比自己去的还要全。“下午还在太平山爬山，晚上就能回到维多利亚港看夜景了。而且由于从早奔波到晚，还能起到一个减肥营的效果。”

对于年轻人来说，能在假期去一趟香港，怎么说也是朋友圈里比较光鲜的存在。而三块钱的香港旅游团，彻底让香港游狠狠接了一把地气。

一些外地的年轻人，为了薅上这把羊毛，甚至也愿意付往返深圳的车费，只为去香港无痛游玩一番。“不用自己查旅游攻略，也不用被香港的公共交通贵到肉疼，能叫得上名字的拍照打卡点全去了，回去就能发好几条精装的朋友圈。”

虽然有人觉得，这种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团，只是拉着大家从不同景点观光一遍，根本无法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报一个三块钱的香港旅游团，并不是把这一天当作旅游，而只是把它当作周末消磨时间的娱乐。

“大家心知肚明，一天哪打卡这么多景点，肯定了解不到什么。但是能爬爬山、逛逛街，免费坐一次小轮船，还能蹭一顿大餐，就像是去了家门口的公园，能让心情放松下来，这就够了。”

ENDING：

第一批用三块钱玩遍香港的年轻人，未必是真的图那八菜一汤或是走马观花的特种兵行程，而是享受一种打破规则的游戏感，奢侈的香港，居然容得下一场高性价比的冒险。

年轻人发现，风景不只在贵价的空中餐厅里或是五星级酒店的窗子外，也可以在三块钱的巴士上。当大巴缓缓驶回深圳口岸，有人带着九宫格照片心满意足，有人悄悄计划下周再报一团。毕竟，谁能拒绝用一顿早餐钱，买下一整天的香港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大湾区评论 ，作者：叶卫冕 黄剑鸿等，原文标题：《全球地缘政经动态 | 2026年第2期》

全球重点事件与对华影响分析

1. 2026年达沃斯论坛落幕，各国在全球规则断裂与AI变革浪潮中艰难寻求共识（含APEC成员）

   
   

2. 格陵兰岛问题再度发酵，持续搅动美欧关系（含APEC成员）

   
   

3. 加拿大同步推进对美战略自主与对华务实合作（含APEC成员）

   
   

02

其他重要涉华动向与简析

1. 美国多方面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供应链多元化进程（含APEC成员）

   
   

2. 特朗普政府启动“和平委员会”，挑战既有国际治理框架

   
   

3. 印度近期加快推进对外经贸、科技与关键矿产合作

   
   

4. 美台签署投资合作备忘录，就贸易安排达成原则性共识（含APEC成员）

   
   

5. 菲律宾-日本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含APEC成员）

   
   

6. 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协定

   
   

03

近期国际大事预告

1. 芬兰总理奥尔波将于1月25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2. 日本将于2月8日举行众议院选举

   
   

PART 1

精选分析

特朗普政府启动“和平委员会”，挑战既有国际治理框架

作者：叶卫冕

2026年1月下旬，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进其主导的“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建设进程，旨在为加沙冲突后的过渡治理与重建提供一个新的多边合作平台。

1月16日，美国白宫正式公布了“和平委员会”核心成员名单。名单显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担任该委员会首任主席；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总统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特朗普女婿及前白宫顾问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等担任执行委员会成员。美方声明称，该委员会将监督落实特朗普提出的加沙和平与重建方案，并协调国际资源支持。据公开报道，章程规定成员国任期三年，但若在首年捐款超过10亿美元，可获得“永久席位”并豁免任期限制，并拟设立专项重建基金，用以支持加沙基础设施重建项目。该章程在结构设计上不同于传统“各国一票制”的国际组织，强调资源贡献与执行角色。

1月22日，特朗普在达沃斯论坛主持了“和平委员会”创始章程的签署仪式，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现场签字，正式宣布该机制启动。出席签署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巴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基斯坦、约旦、阿联酋、蒙古等，中东及拉美国家占较大比重。法国、德国、意大利等部分传统西方盟友未派代表出席且明确表示拒绝加入。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方面的官方代表均未出现在签约现场。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政府曾确认接受加入邀请，但因现场外交安排与其他签署国未同台出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则公开表示不承认该委员会的合法性。

在签字仪式讲话中，特朗普强调该委员会将首先聚焦加沙问题，并表示未来视情况可能拓展至其他全球冲突治理事务，但同时称愿与联合国合作推进和平与重建工作。这一表态引发了外界对该机制是否会成为“替代或补充联合国”的讨论与质疑。

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达沃斯与多国签署了加沙“和平委员会”的章程（图源：法新社）

IIA简评

“和平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际多边机构的异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该机构带有极强的特朗普个人色彩：其本人可以一直担任主席，直至主动辞职，甚至赋予主席指定继任者的“独家权力”，这在现代国际组织中简直闻所未闻。这种架构实际上实现了职位与特朗普个人的完全绑定，将一个名义上的国际治理机构沦为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更为荒谬的是其运作所体现的随意性与交易性——仅因加拿大总理拒绝支付10亿美元“入场费”便撤回邀请，仅因法国拒绝加入便威胁对其葡萄酒加征200%关税。这种“唯金钱与忠诚论”的逻辑，彻底剥离了国际外交的严肃性。

达沃斯的签字仪式则更是演变为一场残酷的外交立场试金石，清晰地划定了一条“亲特朗普集团”与“传统多边主义阵营”的鸿沟。在签署国名单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大杂烩”：既有以色列，也有与其地缘矛盾尖锐的土耳其及部分中东国家；既有意识形态上与特朗普共鸣的阿根廷、匈牙利等极右翼政府，甚至包括了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及部分原独联体国家。然而，唯独缺席了法、德等美国传统的欧洲盟友。这种盟友体系的“去核心化”与“边缘重组”，进一步显示出特朗普正在构建一个基于利益交换而非共同价值观的松散联盟。

美欧之间的疏离并非一日之寒，而该委员会的成立将进一步撕裂这一裂缝。从特朗普1月21日转发直指“美国的敌人是联合国与北约”的贴文，到1月22日正式完成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程序，美方释放的信号已图穷匕见。面对此举，法国、德国等国的坚决拒绝表明，欧洲核心国家不仅不愿为这种赤裸裸的单边主义背书，更不接受一个旨在削弱联合国的平行国际体系。欧洲所恐惧的，不仅是加沙局势的失控，更是美国正在亲手加快拆毁其二战后一手缔造的自由国际秩序。

其实究其根源，隐患早在于2025年11月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时就埋下了。该决议实际上将加沙的治理权“分包”给了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这一举动开创了一个极具破坏性的先例：大国可以通过建立特设机构来合法地绕过联合国的日常监督与国际法约束。试图用“商业托管”的逻辑（10亿美元席位、商业合同优先）来解决根深蒂固的宗教与民族冲突，注定是缘木求鱼。但这已不再重要，因为该委员会的真实历史注脚在于：它是美国从“世界警察”向“独立包工头”转型的里程碑，也是战后多边治理体系走向崩溃的又一信号。

对中国来说，特朗普此举呈现出“风险与机会并存”的双重效应。首先，这是对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心权力的制度性稀释与功能性削弱。安理会“一票否决权”是中国大国地位的法律基石，特朗普通过建立“和平委员会”并利用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将加沙问题“外包”，实质上是在架空安理会。这种“另起炉灶”的行为一旦常态化，并扩展至全球其他冲突（如特朗普所言），将导致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从“基于规则”转向“基于交易”（如10亿美元买断席位）。

其次，这在地缘战略上为中国创造了对欧外交的阶段性窗口。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等一系列激进单边主义行为，实际上是在物理和心理上“强制”割裂美欧跨大西洋联盟。法、德等欧洲核心国家因恐惧被美国完全抛弃或收割，将不得不寻求战略对冲。这客观上提升了中国对欧外交的合作能力——欧洲为了维持多边体系的存续，可能需要在电动汽车关税、科技准入限制或中欧投资协定等经贸问题上对华做出妥协，以换取中国在维护联合国体系上的支持。

再次，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资产”面临重估风险。尽管该委员会声称为了和平，但其将土耳其、以色列以及各种投机性政权强行捏合，且缺乏实质性的巴勒斯坦代表，极大概率会导致中东局势的进一步碎片化和极端化。对于在这一地区拥有巨额能源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的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投资环境的政治风险急剧上升。若美国主导的“商业托管”模式失败，留下的烂摊子将威胁中国的能源安全。

最后，该机制面临着极高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制度性风险。与基于国际条约体系和广泛法理共识的联合国不同，“和平委员会”的运作逻辑完全寄生于特朗普的个人权威与美国国家机器的强行捆绑。这种高度人格化的权力结构缺乏制度惯性与法理根基，注定是脆弱的。随着特朗普总统任期进入下半程，除非他能通过极端手段修改宪法以谋求超期连任，或确保其继任者能毫无保留地贯彻其意志，否则一旦白宫易主（特别是若传统建制派或民主党回潮），这一缺乏条约保障的“平行机构”极可能瞬间崩塌。

对此，我国在政治上应采取“善意中立”策略，坚定扮演“联合国宪章守护者”的角色，在所有公开场合强调“任何双边或多边机制都应是联合国的补充而非替代”，将自身塑造成国际秩序的稳定锚。总体上，在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多边贸易规则上，中国是比美国更可预测、更理性的伙伴。

PART 2

精选简析

印度近期加快推进对外经贸、科技与关键矿产合作

作者：黄剑鸿

综合路透社、《印度快报》、中东观察报（AL-monitor）、《印度教徒报》和BBC报道，2026年1月以来，伴随德国和阿联酋领导人接连访印，印度与两国在关键矿产、人工智能、能源和防务领域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拓展。1月12日，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将印度作为其就任后首个亚洲访问目的地。访问期间，德印双方共达成27项成果，涵盖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医疗卫生及安全等多个领域。默茨公开表示，欧盟与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有望于1月底达成。当前，欧盟已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2024年欧盟与印度货物贸易额为1402.1亿美元。

1月19日，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Mohammedbin Zayed al-Nahyan）访问印度，并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签署并交换了多项协议和意向书，涉及战略防务伙伴关系、航天合作、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及投资区开发等领域，并强调在科技和人工智能方面加强协作。其间，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ADNOC Gas与印度斯坦石油公司（Hindustan Petroleum Corporation Limited）签署长期液化天然气（LNG）供应协议，约定未来10年每年向印度供应50万吨LNG，印度由此成为阿联酋主要的液化天然气客户之一。双方同时重申，将在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下扩大非石油贸易，目标是在2032年前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2000亿美元。

同时，近期印度正明显加快推进关键矿产供应链多元化布局。印度已表示拟定于2月加入《硅和平倡议》，该倡议旨在通过美国主导的市场机制与私营投资，联合全球主要科技与资源国家，围绕关键矿产、能源、半导体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构建对其“安全、可控”的供应链体系。与此同时，印度煤炭公司旗下企业巴拉特焦煤公司（BCCL）于1月15日表示正寻求在澳大利亚、俄罗斯、拉美及非洲开展稀土和关键矿产合作，并通过国有企业联合投资降低对单一供应来源的依赖。随后，在1月16日的印日第18次外长战略对话上，双方正式启动“印日经济安全企业对话”，并明确将关键矿产列为重点议题，同时设立矿产资源联合工作组，推动合作机制化。

印度近期密集的外交动作与经贸布局，深刻反映了其在全球地缘政治版图重构期，通过主动出击以获得最大化战略回旋空间的意图。在德国与阿联酋领导人访印及加入《硅和平倡议》的一系列动作中，印度展现出一种“多向结网”的特征，即不再单纯依赖传统的单一盟友体系，而是利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窗口期，将自身深度嵌入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及能源安全等核心议题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印度这种策略拟在稳固自身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同时，将自身重塑为连接印太、欧洲与中东的枢纽型力量，从而在地缘变局中确立“领导型大国”的地位。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态势蕴含着复杂的机遇与挑战。其一，美印关系在经历关税摩擦后有望阶段性缓和，尤其在供应链“去风险”的战略共识下，双方在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及供应链安全等领域存在重新聚焦合作的趋势，可能出现传统贸易纠纷与供应链安全合作进行“双轨切割”的局面；其二，印度主动布局关键矿产链条，不仅通过与澳、日、拉美、非洲等国多边合作强化稀土、锂等原材料控制力，还通过参与《硅和平倡议》等机制嵌入美西方主导的产业标准与供应链治理体系。鉴于印度不仅是潜在重要需求方，更试图成为全球加工与制造体系中的替代节点，这一系列动作将加速全球矿产供应链的“双轨化”甚至“阵营化”趋势；其三，印欧若能达成自贸协定，实际上有助于构建更加多极化的全球经贸网络，这种跨区域的经济整合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特朗普政府对外施压的能力，也为我国在多边框架下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空间。

面对这一变局，首先应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依托自身在新能源、数字经济及高端制造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稳固技术与资源的双重壁垒，以不可替代的产业实力化解外部“去风险”的意图；其次，必须坚决打破西方构建的“资源胁迫”叙事，向国际社会明确传达：中国绝非供应中断的风险源，而是始终致力于合理兼顾各方需求、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此外，应进一步拓展与“全球南方”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强化能源、港口物流、金融结算协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邓安庆

他不是一个圣人，他有很多在常人看来是非常糟糕的毛病，也有很多怪诞离谱的行为……但这些已经融入到了他为自己铸就的传奇之中去了。

他是最神秘的作家：遁世半生，成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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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末，有一条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传奇‘遁世’作家、《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塞林格美国当地时间27日在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逝世，享年91岁。美国媒体28日的报道称，塞林格的儿子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了上述消息，并称父亲是自然死亡。”

我还记得当时的惊讶，不是因为塞林格的去世，而是他居然一直活着，且活到如此高龄。我相信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心情，就是很多名人我们以为早就进入了万圣殿，也就意味着他们早就不在人世间了，没有想到其中的很多人都跟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时空。他们肉身还活着，在传播意义上却早已经不是“人”，而是“神”。

塞林格就是那一尊文学的神，他在给我们贡献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等一系列经典作品之后，彻底地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那这几十年来，他是如何生活的，他还在继续写作吗，他为什么要隐世……我对他有太多的好奇心需要得到满足，正好坎尼斯·斯拉文斯基的《塞林格传》能部分解答我的这些问题。

之所以说“部分”，是因为在这本传记里，95%的篇幅聚焦塞林格1919年出生到1965年发表最后一篇作品的人生轨迹与创作历程，余下45年的漫长岁月，仅占5%的笔墨。这绝非作者的疏懒。要知道，他堪称全球最权威的塞林格研究专家。此书封底如此介绍他：“他经营Dead-Caulfields网站已有十余年历史，这个网站被公认为最权威、最可靠的塞林格资讯网站，媒体撰写的许多关于塞林格的报道都从这里引用材料。他为了撰写这本传记，耗费了7年时间，亲自调查和查阅图书馆文献资料，走访相关当事人，同时对塞林格的书信材料进行细致分析，解开了塞林格生平中许多重要的谜团。”

究其缘由，是塞林格将自己的后半生藏得太深，深到成为一段无从考据的永久空白。正如他于1961年在《弗兰尼与祖伊》封面上写的：“我的看法也许颇具颠覆性。我认为，当一个作家尚在写作时，默默无闻、隐姓埋名的感觉是他能凭借的第二大财富。”

我们要注意一个时间点，1961年塞林格已经是一个名满天下的大作家了，而他并非一开始就追求“默默无闻、隐姓埋名”。相反的是，在未成名之前，他努力地写作，想要得到编辑们的垂青发表他的作品，尤其是《纽约客》。可以说，塞林格与《纽约客》的关系贯穿全书，也是我读来最感兴趣的部分。

1943年，塞林格还只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当《纽约客》要他“压缩”《麦迪逊街边的小叛乱》时，他形容这一要求是“自以为是的字数限制”。但后来他态度大转变，为了能在《纽约客》发表小说，无论编辑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他都会去配合，完全没有了当初的傲气。

我们都知道《纽约客》到如今都是非常重要的刊物，那时更是如日中天。只要能在上面发表一篇小说，立马就会引起文坛与读者的关注。塞林格也正是通过不懈的努力才在上面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纽约客》的明星作者。到了后期，据说《纽约客》每年付给塞林格3万美元，以换取优先审阅他作品的权利。可以说，塞林格人生大部分重要作品基本上都是在《纽约客》上发表的。

让我颇感兴趣的是《纽约客》的标准对塞林格创作的“规训”。比如上文提到的“压缩”。因为《纽约客》的版面有限，每篇文章的长度是有限制的，哪怕是塞林格后期如此出名，他还是得遵循杂志的规则。这就决定了塞林格必须根据《纽约客》的篇幅来调整自己的创作幅度，他必须要把字数压缩到符合要求的限度里。

我在想：倘若没有这些限制，塞林格的作品是否会呈现完全不同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模样？或者换个角度想，《纽约客》的要求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塞林格小说风格的形成？在一定的规则之下，调动自己的技能，既符合了杂志的要求，又能完整地写出自己想要的效果，这究竟是限制了他，还是成就了他？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问题。

书中有一例，塞林格写完《祖伊》，“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肖恩和塞林格将共同修改《祖伊》，远离杂志社其他人的影响。他们一连数日把自己关在肖恩的办公室里，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这部小说，坚持不懈”。这是一篇并不长的小说，他们两人居然花了如此长的时间去修改，一方面可以看出他们对作品的高要求，一方面也能看到《纽约客》编辑对塞林格创作介入的程度之深。

我想起另外一个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与他的编辑戈登·利什的关系。戈登·利什大刀阔斧地删减卡佛的小说，让卡佛气恼，他曾说，“有朝一日，我必将这些短篇还以原貌，一字不减地重新出版”。而在卡佛去世多年之后，我们阅读《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与原版的《新手》，一个是经过戈登·利什删减的极简风格，一个是卡佛本来的面目，两者对比可以看出卡佛在两本书呈现的样子是很不相同的。

在卡佛去世20多年后，戈登·利什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始终不认为自己的编辑风格是有问题的，他认为他这样做其实帮助了很多作家，“我因一种令人发指的行为而受到谴责。是这样吗？我觉得我使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为了它的不朽，而且也使许多作品很美”。回到塞林格这里，他当然没有与一位编辑形成如此深切的“合作”关系，但他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也是与《纽约客》编辑们共同完成的。

让我意外的是，塞林格最有名的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他写完后给了《纽约客》，却惨遭拒绝。《纽约客》的编辑们不喜欢这个故事，认为书中人物不可信，“一个家庭里（考尔菲尔德家族）有四个与众不同的孩子……这个事不太合理”。结果，《纽约客》没有发表这部作品，这让塞林格非常伤心。

《纽约客》提倡作者与作品之间要建立“适当”关系，其文学是“抬高作品，贬低作者”，“如果作者在故事中的存在感太强，就可以认为他（她）无视了该杂志有关‘作者意识’的信条。在这家杂志看来，任何文学上的赞美都该归属于《纽约客》。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故事都要按照《纽约客》的风格来写”。

而《麦田里的守望者》不是《纽约客》式的作品。塞林格这一次没有退让，他没有选择修改《麦田里的守望者》来取悦《纽约客》，但在之后的创作中，“促使他更加努力地效仿《纽约客》的文学哲学，毕竟他对这本杂志依然怀有无限敬意”。

2

塞林格因为《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举成名之后，陷入了困恼之中。他渴望了很多年的名利双收，而今都有了，却让他厌倦，“出书这件事真的很尴尬。那个把自己卷进来的可怜傻瓜还不如脱了裤子在麦迪逊大街上走一圈”。

他不希望《麦田里的守望者》再大卖下去，也期盼公众对自己的关注热情消退，可事与愿违，“《麦田里的守望者》掀起的狂热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直至夏末，小说已经重印4次，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这样的热潮不会消退，这本书逐渐得到认可，成为了文学上的经典，也让塞林格成了不容忽视的文学偶像。

虽然他本人不想如此，可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他所能控制。在书的后半部分，写到塞林格隐居山中，依旧不能躲开公众关注的目光（哪怕他用打官司的方式来抗议都无济于事），越是如此越是激发了大众的热情。

可以说，这是非常无奈且讽刺的事情。这件事让我想起小他一岁多的张爱玲。他们都曾在前半生光耀文坛，后半辈子又不约而同地选择隐匿自身，人生路径确有几分相似。当然他们是不同的作家，塞林格的隐世与他笃信的宗教信仰息息相关；而张爱玲的晚年，却浸满了太多难以言说的苦涩。

书中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塞林格的“拧巴”：“虽然塞林格在公开场合总是极力躲避众人的目光，但在私底下他还是很享受那种被人在意、被人肯定的感觉。这使他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成为他人生中一个莫大的讽刺。因为他把写作视为一种冥想形式，但他写出的优秀作品又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成名之前，他可以压抑自己的个性去迎合编辑们，而当他成名之后，他再也不用委屈自己了，于是跟他合作的编辑逐渐有了如履薄冰之感，因为你不知道会在什么方面惹恼他，可能是动了他句子里的一个标点符号，可能是封面设计不符合他的要求，可能是因为营销上说了一些他不想看到的话语……这些在其他作家那里不会构成问题，到了他这里却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导致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他终止合作。

这对杂志方或者出版方来说，将会是很大的损失。要知道塞林格的市场号召力如此之强，可以极大地提升杂志和图书的销量。损失了这样一位大客户，又因为这样微不足道的错误，其对人的内心冲击是相当之大的。

书中提到1995年，长期任职于《纽约客》的威廉·麦克斯韦尔曾在一次罕见的电视采访中回忆道，有个编辑仅仅因为在手稿中加了一个逗号，就把塞林格激怒了。“麦克斯韦尔回忆说：‘这可真要命。’逗号最终被删掉了。采访者问麦克斯韦尔：从塞林格的作家身份看，这件事说明了什么？麦克斯韦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说：‘塞林格所追求的完美是真正的完美，容不得半点马虎。’”

可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完美呢？这个只有塞林格本人才能说了算，但就算是完全按照他本人的意思来实现，出来的成果也未必能如他所愿。在塞林格的心目中，作品只能是作品，读者看到的只能是作品，不能再有其他的元素来干扰它。它仅限于文字呈现的本身，不能外延，静止不动，要刚刚好，多一分就是不完美的。要想在封面上多一些宣传的文字，那会是亵渎；而如果加了作者简介，那也会是对作者的挑衅。因为塞林格不喜欢过分透露自己的信息。他要完全地隐身，完全地消融在作品之中。这对合作的出版方来说，是多么苛刻的要求。他们习惯的那一套营销方式，在塞林格这里碰了壁。他们能做的就是完全地迎合这位难以理喻的大作家，忍气吞声，不敢抗辩。

由此可见，塞林格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他的控制欲不只如此，他也非常在意自己的“正确形象”，希望能控制在自己手中。上文我提到这本传记对塞林格的后半生着墨不多，原因是塞林格本人非常注重自己的隐私。可正如作者指出的，“塞林格从未离开公众好奇的视线，但他又和众人保持一定距离，以免有人凑近观察。说白了，他想把正确的形象留给大众，但又不能让人看得太清楚。这个距离既要引发公众的崇敬，又要避开他们的审视。他在玩一场冒险游戏，一切后果皆由他个人承担，而在这场游戏中他注定无法取胜”。

而未经他允许的采访、传记，都会惹怒他。他甚至也不允许别人对他的作品人物进行二次创作，传记中提到一个官司，是塞林格和J.D.塞林格文学信托基金向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续写《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六十年后：走出麦田》发布初步禁令。这件事引起了巨大争议。塞林格的行为，让很多人不解和嘲讽，正如当时一条头条新闻标题所言《老年作家体虚耳聋，但依旧顽强奋斗着》。

3

撇开这些纷争，让我们这些读者好奇的是，他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究竟创作了多少作品。书中提到一个细节是在1974年10月的最后一周，他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莱西·福斯伯格的采访。

在采访中，他承认自己仍在写作，但无意对外发表，“不发表作品给我带来一种奇妙的平静。这是宁静的、平和的。相反，发表作品是对我个人隐私的严重侵犯。我喜欢写作，我热爱写作，但我写作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让自己高兴”。

这为我们提供了相当有趣的视角，本书作者认为，“说明他还在把生活的细节和个人的特质写进作品里。塞林格写作不全是为了自己，但为自己写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他的故事就是他的个人感悟，只是他不愿与世界分享这些感悟”。在这次采访中，他也表明了对过往作品的态度，“有些作品是我的财产，但它们被偷走了，被人盗用。这是违法行为，也是不公平的。假设你喜欢一件大衣，但有人钻进你的衣橱把大衣偷走，你有何感想？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

在这里，他不愿意分享的这些后期作品（根据塞林格儿子马特·塞林格确认，遗稿并非完整成型的作品，而是以笔记、片段、观察记录等形式存在，内容涉及格拉斯家族和考菲尔德家族的家族史、宗教哲学思考等），我相信无数人都非常渴望看到，虽然这违背了他本人的意愿。

现在，他已经离开了我们，身后留下来的是巨大的时间黑洞。我们越读他的前期作品，就越想知道他后期究竟写了什么。这份难忍的好奇，也就越让塞林格散发出了迷人的气息。

2010年1月28日，经纪人宣布了塞林格去世的消息。韦斯特伯格宣读了马修代表塞林格家人撰写的声明，这是塞林格留给世界的遗言：“塞林格曾说过，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身体已经离开，但作为家人，我们希望他仍然与他所爱的人在一起，无论这些人是宗教人物还是历史人物，是私交密友还是小说角色。”

何其温柔的话语，让人忍不住心头一软。他不是一个圣人，他有很多在常人看来是非常糟糕的毛病，也有很多怪诞离谱的行为……但这些已经融入到了他为自己铸就的传奇之中去了。

出品｜虎嗅科技组
作者｜赵致格
编辑｜苗正卿
头图｜视觉中国

1月19日，OpenAI首席财务官莎拉·弗莱尔（Sarah Friar）在公司官网发布了一篇名为“与智能价值同步增长的业务模式”的文章。这篇文章解释OpenAI 的业务发展逻辑，分享了2025年的最新财务数据以及公司未来的规划。

据弗莱尔披露，OpenAI 2025年的年化收入突破200亿美元，较2024年的60亿美元增长超230%，较2023年的20亿美元更是实现10倍增长；周活跃用户（WAU）与日活跃用户（DAU）均持续创下历史新高；算力规模实现年均3倍增长：2023年至2025年累计增长9.5倍。

然而，尽管OpenAI在过去三年里的收入增速十分亮眼，但与收入几乎同步增长的算力也意味着公司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大量支出。虽然弗莱尔的文章没有提到，但据外部的报告测算，OpenAI在2025年的现金消耗约为80亿美元，到2028年则将达到400亿美元。

2025年微软的第三季度财报中提到，“本年度的净利润和EPS受到来自OpenAI投资亏损的负面影响，分别减少了31亿美元和每股0.41美元”。人们根据这组数字和微软对OpenAI的持股比例进行计算后发现，OpenAI在这一季度净亏损高达115亿美元。与此同时，OpenAI的1.4万亿美元的数据中心建设计划目前只筹集了10%的资金，仍需要持续的资金注入。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预计，如果按照现在的烧钱速度，OpenAI可能在18个月左右，也就是2027年年中发生资金流断裂。

或许是为了回应外界对于财务紧张的质疑，弗莱尔在文章中谈及了OpenAI的商业模式变迁：早期以订阅服务起步，现在则涵盖个人和团队订阅服务、支持广告和商业合作的免费版本，以及与生产工作负载挂钩的基于使用量的 API 服务。

而在这篇文章发出的同一天，OpenAI宣布将于9月首次发布硬件。在2026年，人们无疑会看到这家公司进入商业化的新阶段。

OpenAI 最近有点烦

OpenAI 最近可以说是“压力山大”。时间倒回一年前，ChatGPT还占据着86.6%的大模型市场份额。而在一年后，这一数据已经变成了72.3%。与此同时，谷歌的Gemini大模型的份额在一年内从5.6%飞速上涨至13.7%，成为了相比于其他竞争者优势明显的第二名。

不止市场份额在下跌，在技术能力上OpenAI也不再领先。11月19日，谷歌发布的Gemini3在几乎所有基准测试中超过GPT-5.1。在这之后，OpenAI CEO 奥特曼发布了一封公司内部信，宣布公司进入“Code Red（红色警戒）”状态，需要全力优化ChatGPT以应对挑战。

在2016年的第一个月，OpenAI又收到另一个坏消息。1月12日，苹果与谷歌联合宣布达成多年期深度合作协议，苹果下一代基础模型将基于谷歌Gemini模型及云技术构建，为Apple Intelligence功能以及个性化Siri提供核心技术支持。

此前两年，苹果一直与OpenAI合作，ChatGPT可以通过被Siri调用触达全球的iPhone用户。但在此次合作后，iPhone用户将优先体验Gemini的“原生集成式服务”。当苹果用户习惯于Siri与Gemini的无缝协同，ChatGPT的增长空间无疑将进一步压缩。

OpenAI 的另一个困扰来自已分道扬镳的创始人马斯克。1月16日，马斯克向美国联邦法院提交了一份文件，以OpenAI背弃其非营利初衷，与微软达成数十亿美元合作，对他构成欺诈为由，要求OpenAI和微软向其支付788亿美元至1345亿美元的赔偿。

这份文件引用了律师和金融专家的估算称，马斯克在2015年向OpenAI捐赠了3800万美元种子资金，后又遭到欺诈，因而有权获得OpenAI当前5000亿美元的估值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对于这个堪称天文数字的索赔，OpenAI和微软向法院提出撤诉，然而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一名联邦法官伊冯娜・冈萨雷斯・罗杰斯驳回了撤诉请求，宣布庭审将于原定的4月下旬开启。

OpenAI发言人随后表示，马斯克发起本次诉讼并非正当维权，而是一场蓄意的骚扰行动，目的是拖住竞争对手的发展步伐，为其旗下的竞品 AI 公司 xAI 争取追赶时间。微软方面指出，马斯克聘请的专家C. 保罗・瓦赞错误地假设微软的利润应回流至OpenAI，导致了价值的重复计算。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双方的唇枪舌剑预计将持续升级。虽然业内普遍认为OpenAI支付天价赔偿的可能性不大。但这场诉讼无疑将牵扯OpenAI不少精力，其不确定性也将给OpenAI的融资和估值提升带来影响。

广告与硬件能否破局？

在内忧外患中，OpenAI在2026年首先推出的商业化举措是在ChatGPT添加广告。1月16日，OpenAI正式开启在免费版ChatGPT中测试广告。每当用户开启对话，会有占据一半屏幕的广告出现在回答的底部，并被标注为“赞助内容（sponsored）”。

日前，OpenAI刚刚推出了美元8美元的套餐“ChatGPT Go”，而此番推出广告也将只在免费版和ChatGPT Go中出现，Plus、Pro、Business和Enterprise版本的付费用户将不会看到广告。OpenAI称，广告内容不会影响ChatGPT的回答，用户可以信任其回答的客观性。

增加广告能为OpenAI带来多少收入呢？Evercore ISI高级分析师马克・马哈尼的看法颇为乐观。他在研报中预测，OpenAI在2026年将实现数十亿美元的广告收入，到2030年广告收入将突破250亿美元，并将对谷歌构成市场威胁。

这位分析师补充称，这一估值结论的依据包括ChatGPT届时有望达到的用户规模、高意向效果营销平台已被验证的商业变现能力，以及广告市场当前的整体规模。

除了在对话界面增加广告，OpenAI近日还首次确认了正在研发AI硬件设备。

1月19日，OpenAI 全球事务主管克里斯・莱恩在达沃斯Axios峰会现场表示，OpenAI 正研发其首款人工智能驱动的硬件设备，并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发布，但并没透露产品细节和发行时间。主持人在现场追问这款设备是不是别针或耳机，莱恩均未置可否。

去年5月，OpenAI以6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由苹果前首席设计官Jony Ive创办的硬件初创公司io，这也是OpenAI自成立以来最大的一笔收购。从这之后，关于OpenAI推出AI设备的传闻始终不间断。

去年11月，奥特曼曾表示，这款硬件设备将比智能手机“更平和”，其简洁程度会让用户感到震惊。但是关于OpenAI到底在研发什么产品，网络上流传着多个大相径庭的版本。

X上一个一名叫“智慧皮卡丘”的科技博主爆料称，OpenAI的首款硬件设备为AI智能笔。该硬件项目被命名为“Gumdrop”，这款笔具备音频能力，能与智能手机或其他终端双向交流，将手写内容转为文本并与ChatGPT同步。

他还爆料称，OpenAI的另一个产品是内部代号为“Sweetpea”的智能耳机，在市场上将对标苹果的 AirPods。这款耳机的首年出货量目标约为 4000 万到 5000 万副。

除了笔和耳机，也有消息称OpenAI在研发与Meta的雷朋智能眼镜相仿的AI眼镜，旨在让用户无需依赖手机屏幕，就能以解放双手的方式使用AI功能。还有一则爆料则说OpenAI的新产品包括无显示屏智能音箱，与亚马逊搭载 Alexa 语音助手的 Echo Dot 相仿，可置于后台运行，随时接收语音指令。

由于截止目前的可确认消息太少，再加上OpenAI此前从未涉足硬件领域，人们很难对于OpenAI的硬件前景做出深入分析和预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AI硬件的创新热潮正在硅谷涌动。大模型能力的持续提升让人们看到了便携式硬件将多模态能力和语音交互结合的可能。

就在OpenAI官宣今年下半年发布硬件几天后，苹果宣布将发布AirTag大小的AI穿戴设备，计划于2027年推向市场。与此同时，最近陷入营收低谷的Meta也在关停Horizon Workrooms，裁员超过千人，并将虚拟现实与元宇宙产品的资源转向AI可穿戴设备。

未来或许有一款AI硬件产品能像iPhone定义手机一样重新人和AI的关系，让大模型与物理世界交互获得新的突破。虽然不确认OpenAI这一战略转向能否成功，但至少它已经在牌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