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我于2002年从苏州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北京当记者。我对人文社科类知识一直很感兴趣，从高中开始，每个星期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到邮局去等最近一期的《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然后买回家。

我的性格挺适合当调查记者、跑一线突发新闻。我很喜欢接触新信息，每天都花大量时间摄取信息，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强，而且我不怯于和陌生人交流。当记者会面对许多对你“无所求”的陌生人，我会用自己已知的信息去换取对方的新内容，这样至少能得到一些新线索。有时候，做监督报道还需要与人“对抗”，但我很享受这种“对抗”和克服困难的感觉，这是一种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

《小城大事》剧照

印象比较深的突破性采访是在2005年，李敖来北京的那次。当时，凤凰卫视独家代理了他的所有采访，其他媒体的记者根本无法靠近。后来，我打听到他要去颐和园，在一艘游船上和他的姐姐见面，我就提前上了那艘船，跟船工们混熟了后，把相机藏在了船舱里。李敖和凤凰卫视的高层一起上船，以为我也是船工之一，没人注意到我。船开到湖中央时，我突然跳出来采访，他们愣了一下，但也无可奈何——总不能把我从湖心扔下去，最后我抢到了唯一的一次采访机会。当记者那些年，类似困难的采访我做了很多。

当记者时我很有成就感和职业荣誉感。记者这个工作和社会历史进程沾着点边，记者是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看到社会发展时会有“与有荣焉”的感觉。我们那时候是真把自己当成“第四权力”，出去采访，尤其是去某些地方做监督报道，当地政府对你是“又怕又敬”，我在现场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种无形力量的存在，而且有信心：我做的这个报道最终一定能发出来，对事情有所改变。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在上海的一家媒体工作，他父母跟别人说起儿子，会自豪地提“他那篇报道被总理批示过”。这种职业带来的认可是很实在的。

此外，“记者”这份工作的收入也不错。我那会儿还是新记者，只要肯跑，一个月拿一万多块钱没什么问题，如果是做深度报道的记者，一个月能完成两篇稿件，月入过万也很轻松——那可是零几年，这笔钱在北京能过得不错了，用当时我们领导的话说，“能给大家一个维持体面生活的收入”。

《平凡的荣耀》剧照

报社给了我很多难得的机会：2008年底我去南极采访，2009年国庆大阅兵我是全报社唯一在观礼台上的记者。但接近30岁时，我还是觉得个人在职场上应该往上走。

当时我能感觉到，纸媒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而互联网开始崭露头角。有一个契机是，在南极那会儿，我遇见了一个门户网站的朋友，人家在现场拍的照片、录的视频传回去，网友立刻就能看到了；我吭哧吭哧写个几千字的大稿传回去，第二天才能见报。这个效率对比太明显了，于是我跳槽去了互联网公司。

刚进互联网公司时，其实做的还是老本行工作。那时候技术简单，门户网站把各家媒体的信息抓过来展示，我们这帮从传统媒体过来的人就是把“议程设置”的经验从纸媒搬到网上：判断哪些内容是公众感兴趣的，放在网站最显眼的位置。另外，不涉及时政的话题，我们也会自己生产内容，比如2010年伊春空难，我们找到各个遇难者的家属采访了一遍，做了个“墓碑墙”的专题，让每个人都能悼念逝者。后来我在另一家大厂还做过事件运营，本质还是媒体思维：盯着网络热点，迅速找到当事人，把他们拉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发声。

《沉睡花园》剧照

那是互联网的快速扩张期，我刚去不久，内容部门的人数就开始不断增加。我个人的发展也很快，公司有清晰的晋升路径，每半年都有考核和晋升机会，我很快就做到了副主编，管理好几个小组。最直接的回报当然是收入，每半年调一次薪，三年下来，我的收入翻了将近三倍。那几年干得特别有劲，上级的认可非常直接，自己能清晰地感觉到职业道路上的进步，动力十足。

好景不长。大概2015年前后，今日头条崛起，传统媒体人在大厂的地位一落千丈。它靠的是算法推荐，机器会根据读者的点击和反馈，自动决定给每个人看什么。我们过去那套“议程设置”的本事瞬间就没什么价值了：一个编辑就算拼命干，一天能仔细处理完六七十条内容就顶天了，十个编辑，也就几百条，但机器一天能处理几万甚至几十万条信息，然后根据每个人的喜好精准排序，效率是人的上千倍。

做技术的人站到前台，成了主导。我们这些做内容的人逐渐退居幕后，主要工作就是给海量的内容打标签：这条是时政，那条是娱乐，再标记一下这条新闻的质量高不高。另一块工作是去做内容源的拓展和维护，比如跟《人民日报》等机构媒体打交道，采买内容。唯一有一点不可替代性的地方，可能就是对突发新闻的推送，因为突发新闻的时效性很强，机器还来不及学习，靠人的经验做判断还是最快速可靠的。后来我被迫转到了内容运营部门，运营垂类，看某个领域有多少创作者、他们的活跃度怎么样、产出的优质内容比例有多少。

《年会不能停！》剧照

整个内容团队经历了一场大换血。原来管内容的人是从传统媒体来的资深记者、编辑，现在全部换成了做技术的人，我的汇报对象也越来越年轻，从“60后”“70后”，变成“80后”，后来甚至要向比我年轻十几岁的“90后”汇报。紧接着就是裁员潮，团队一裁再裁，几次“对半砍”后，我手下的团队从二三十人裁到只剩五六个，最后剩下的全部是怀孕或在哺乳期的女性。

我们也得学新东西。我开始学数据库、做数据分析。时代变了，评价标准也变了，面对技术型领导，你要说一个东西好，不能再用“内容丰富全面”这种旧标准，得看这条内容的留存率、点击率，用数据去证明它“好”。

但干起来很吃力。一个很大的变化是要做“汇报”，以前在媒体，我们几乎不需要汇报，报道本身就是最终作品，用成果说话，但现在在互联网公司要有周报、月报，还必须写得漂亮、清晰。我们当时的小领导是个工作狂，几乎每一个垂类、每一个人的汇报都要听——他下边管着一百多个人。我作为中层其实是最累的，在他听汇报之前，我必须把我手下每个人的汇报都先过一遍，预判领导会问什么问题，提前准备好所有答案。那段时间，我一周得有四天都耗在准备各种汇报上，心力交瘁。

我后来生病，可能跟这段时间的压力也有关系。

《我，到点下班》剧照

那时候觉得工作的价值感在下降，说白了，就是为了挣钱才干活。工作变成了纯粹的执行任务，上级定下一个指标，不管是否合理，我们都想办法去完成。其实产品运营能做的事情不多，也就是一套规定动作：抽奖、办活动、做调研。我当记者时，也是拿到领导派发的一个目标，但怎么达到这个目标，路径完全由我自己决定，我需要动用所有资源、脑力和方法去突破、去采访。那种全身心投入、充满创造性和主动性的状态，和按照固定几条路径去完成关键绩效指标（KPI）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种工作状态肯定是令人不开心的。我理解许多年轻同事能在数据增长或产品创新中获得成就感，但我的情况不同。我虽然在大厂工作，工作积累和认同感仍来自媒体，然而从2015年左右开始，媒体行业经历了近乎覆灭的困境。当我背后的整个行业根基都没有了，我的过往积淀也没有价值了。而且，到了三十几岁的年纪，人肯定希望自己在行业里有一定的影响力，别人尊重你，但我现在却只能和刚入行的同学一起在门槛很低的领域里做竞争，这种失落感是很强的。

与此同时，我的人生也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点：2021年，我在一场体检后确诊了重疾。我做了一场大手术，身体里有一个号称“沉默的器官”被切除了四分之一，肋骨下方留下了一道长达30厘米的伤口。

《凡人歌》剧照

但我不敢向公司请病假。我的职业生涯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节点上——公司领导层变动频繁，我所在的部门风雨飘摇，而我在这家大厂已经待了八年，职级、年薪都比较高，正是续约的节骨眼，我担心公司会借此机会让我走人。于是，我只敢向公司请了七天事假，除了手术当天因为麻醉昏迷无法处理工作外，在病床上的其余六天，我依然保持着在线状态，回复消息、处理审批。七天一到，我立刻回到办公室。腰上的伤口被纱布和绷带紧紧裹住，我把办公椅调到倾斜，半躺在上面工作，对外只说做了个“小手术”。手术是6月份做的，那个月进行了上半年考核，我还拿到一个“优”，让我暂时保住了职位和收入。

后来，我手下的人被裁得只剩下三个，到了需要我自己直接干活、出成果的时候，我的身体条件已经吃不消了。正好，有另一家猎头找到我，我拿到了另一家大厂的offer。其实，我要到这家大厂去并不难，里面的许多领导层是我曾经在媒体时的同事。我以前没有找他们，想着人家把我招进去肯定是基于我以往的表现，可我现在是个“伤员”，只剩下不到80%的战力了。但猎头现在找来，我就没有心理负担了——我不会做出超过自己健康条件的承诺。跳槽过去新大厂，我还能带着三个团队。

如果不是生病，我估计自己现在已经跳到大厂的AI部门了，至少会追着技术潮流往前走。我对掌握新事物、新科技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举个例子，2012年左右，Oculus公司（注：主打VR产品，2014年被Meta收购）最早推出虚拟现实设备Oculus Rift，它还只是工程机时，我就在官网上预订了，算是全球很早的一批用户，在国内可能也就几百人。当时国内一家大公司想做VR眼镜，还跟我借过设备。

但生病之后，我的精力和状态没法支撑这样的计划了。我对工作的投入不得不变成以“保命”为主——说白了，就是能干几年干几年，再挣几年钱。我把自己形容为一种随波逐流的状态：躺平在海里，波浪上下起伏，我就跟着上下漂，最后波浪把我推到岸边，我就上岸了。

《胜券在握》剧照

跳槽后，行业压力很快传导到了新公司。新公司也在频繁调整业务，我刚去不到一年，直属领导就跑了，然后不断地换汇报对象，感觉又把在前一家公司的经历重演了一遍。就这样折腾了两年，我的身体和心理都难以承受这样的压力和变动了，每次听新领导给我安排任务、提考核要求，我就生理性想吐。我想，我应该离职，申请提前退休了。

办理提前退休的过程不太顺利。早年在媒体的工作经历里，有档案缺失、社保断缴的情况，从2024年3月起，我跑了很多地方，还和前单位打过官司。很惊险，最后赶在当年的12月16日，养老部门确认了我的退休时间和养老待遇。（注：2025年1月1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正式实施，第二条规定：“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请按月领取病残津贴。”）2025年2月，我拿到了第一笔退休金。

身在互联网“大厂”的人，熬夜加班难以避免，他们的健康也在无形中受损（视觉中国 供图）

现在，我的重心更多地回归到家庭和自我。我39岁才结婚，本来没急着要孩子，但父母催得很着急——我生了这场病，如果再不抓紧，可能就真的没机会了。不过，我自己也很喜欢孩子，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想留下点什么，我觉得孩子就是最重要的寄托，你可以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都分享给她。孩子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生活领域，我女儿现在快2岁了，每天看着她、陪着她健康成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现在，我一年里在江苏、云南和北京轮流居住，睡到自然醒，想晒太阳就晒太阳。

这种生活状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工作20年的收入。如果说工作里更看重什么，我觉得20多岁时更看重职业价值感，比如当记者时，明明转任编辑是更快的晋升通道，但我就是不喜欢坐在那儿打磨文字，跑新闻、做报道才更符合我的性格。到了30多岁，现实考量就占了上风，我开始更看重薪水，这也是我离开传统媒体、一直投身互联网的主要原因之一。

《何以笙箫默》剧照

我觉得挣钱始终是衡量一份工作乃至人生成功的重要指标，尤其生病之后，我的体会更深。如果工作了几十年，连自己退休后的生活都难以保障，或是让父母去旅行的钱都负担不起，那很难说是成功的。所以，进入一家好公司、争取更高的薪水，当然可以成为一个合理的人生目标。我在生病前给自己买了四份重疾险，能拿到几十万元赔偿，后来手术、治疗、休养、抚养孩子，每一步都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靠着过去的存款、股票，从大厂离职的赔偿金，我的生活没有太多经济上的压力，钱在这个时候，意味着选择权和安全感。

不过，我们那个时代和现在年轻人面对的境况，确实完全不同了。2000年之后，各行各业都在蓬勃发展，现在社会更成熟、信息更透明，哪些行业收入高、前景好，大家心里都清楚，它的进入门槛也变得非常高。大多数人很难挤进高收入行业时，工作热情自然容易受挫。所以，现在更重要的是追求内心的自洽与满足，关键在于不“拧巴”：如果你认准了高薪行业，愿意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拼搏，那当然可以，哪怕先去这个行业的小公司打杂，再慢慢地往上爬——市场经济还是承认勤奋和努力的作用的；如果你选择更安逸、更符合兴趣但收入没那么高的路，那也没问题，看到别人去加勒比海度假时不心生嫉妒就行。人生很长，别人一时走得快，未必是好事。我今年四十多岁了，可以很确定地说，世界上没有真正毫无烦恼的人，你认为一个人光鲜亮丽，是因为你不够了解他。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家家都有难处，不是离婚、大病，就是其他变故，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完美无缺的，而我大学同班的16个男生，已经有两个去世了。

《莫里斯》剧照

我对现在的状态挺满意。每天能睡到自然醒，想晒太阳就晒太阳。虽然也给自己定了背单词、读书、减肥这些计划，但都是轻松的目标，完不成也不会被扣奖金。以前我的目标是挣更多钱，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更多保障，现在我没有能力再去扩大这种保障了——距离手术已经过去四年，我在持续吃药治疗，情况稳定，但也没办法再工作，只要持续专注一个小时，身体就受不了。我会在退休金预算内，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精彩些，让身体更健康些，这就是我新的人生目标了。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第4期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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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父亲，这三个词总会拼出那个徒劳的下午。那时我上初中，父亲领我走在去往邮局的路上，碰到熟人问好，他一脸堆笑：“适儿进了杂志的作文比赛，我给他交参赛费去！”

那篇作文刚在全校的写作比赛上拿了特等奖，他用他的“塑料普通话”念了一遍又一遍。学校订的某本初中生刊物上，封底内页常年登着征稿启事。在他的鼓励下，我把文章一字一句誊了一遍，按照上面的地址寄了出去。过了一两周，我收到组委会寄来的入围通知：交50块钱，即可进入下一轮评奖。

《小巷人家》剧照

那时的我，对父亲和写作都满怀期待。

几周之后，我意识到我经历了人生中第一场骗局；几年之后，我写了投诉高中母校乱收费的举报信，父亲勒令我撤回；去年，我父亲55岁，第一次离开家乡做小工，每个月工作307个小时，我去看他，把他过去30多年的经历浓缩在了几千字里，那篇文章获得了很多关注，高兴之余，他又怕我惹上麻烦，几宿没睡好。

“赶紧删了。”面对我写下的文字，他总会重复这句话。而他的人生，删删减减，也就剩下了三个字。

“吃饭了吗？”我爸每回联系我，必是这一句开场白。

而不管吃没吃，我都会回他：“吃了。”

“该吃吃，该省省。”言外之意，除了吃饭的钱，最好都存下来。当然，他希望我吃好，最好能反映在身材上。有一年我减肥，瘦了30多斤，他见了照片很是心痛，“男人肉多一点才好”。

《生万物》剧照

那年春节回家前，他特意叮嘱我要吃胖一点，不然别人会以为我在外面过得不好。而他自己，工地上13块钱一份的饭，他和同乡的工友两人合吃一份。

“吃得饱。”他说。

一顿饭钱，他用来度量一切：我出去玩一趟，能吃多少顿；吃了不长肉，那等于白吃；每天省一顿饭，儿子的人生大事又近了一步。

去年被迫离职后，我去了一趟东南亚，他在朋友圈看到我旅行的照片，私信我说：“你这趟的费用，我要干两个月。”接着又发来一段视频，空荡的工厂食堂里只有他一个人，面前放着四个小碗，分别装着一碗饭、一碗粥、一块肉和一个鸡腿。看到这段视频的我，顿时游兴全无。我把这件事写进了那篇记录他打工生涯的文章里，这篇文章他看了很多遍，夸我写得好，几度落泪，唯独提了一个建议：“吃鸡腿和肉那天是端午节，不是平时，工友们都去外面吃了，这里改一下更好。”

我的家乡常德，是洞庭湖畔有名的鱼米之乡，一年产两季水稻，早稻和晚稻。每年七八月间，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也是农民最忙的时候，刚割完早稻，脱粒、晒干、翻田⋯⋯马不停蹄又要插秧种下晚稻。祖辈给这半个来月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双抢。抢着收割，抢着栽种；和地抢，和天抢。

《六姊妹》剧照

我爷爷有五兄弟，他是最小的那个，1968年和奶奶成婚前，家里米也没有，柴火也没有。1969年，我父亲出生，随后又有了两个妹妹。爷爷奶奶和我两个姑姑都说，我爸似乎天生内秀，和村里其他孩子都不同，就喜欢关在家里闷头看书，也不跟人出去玩。

后来，父亲成了村里屈指可数的高中生。大姑没考上初中，小姑不爱学习，两人都早早辍学，在家做计件的零活儿，给炮仗一根根插引线。爸爸很懂事，从不主动开口问家里要钱。他在县城上高中，用奶奶做的腌菜下饭，每个月回家，还能给两个妹妹留一点零花钱。

据我姑姑回忆，那时一家五口少有争吵，就是日子苦了点。两季水稻，早稻基本要全数上交给粮站，有时候不够，还要交一部分晚稻。除了公粮，还要交任务猪，完成每年130斤的指标，才被允许宰杀自家的猪。那时候人也吃得紧巴，家里其实只够喂一头猪。种地之余，爷爷和他另外两兄弟学了弹棉花，村里婚嫁要用的新被子，都被他们兄弟三人包了。

1990年，父亲经人介绍与母亲成婚。几年前，他高考失利，爷爷奶奶劝他复读，他拒绝了。水稻田的引力时小时大，他刚迈出半步的脚，又造化般地陷进了地里。高中毕业后，他和爷爷包了20多亩田，农忙时节和其他村民兑工，一起割了这家割那家，忙得昏天黑地，但收获寥寥。村里的书记知道他有文化，人又老实，给他介绍了农村信用社的工作，不过那时正式员工都是接班，他只能当编外工。

插图：老牛

信贷员没有底薪，每年年底发一次工资，这工作看上去体面，是村里人的财神，但年初放的贷年底要是收不上来，有时他还会自己掏钱垫上。

为了贴补家用，他又开始跑摩的。一辆南方牌摩托车，停在镇上通往村里的十字路口，暑往寒来，接送来往的村民。一开始一天能挣一二十块，一跑就是20年。2008年开年，湖南发生特大冰灾，正月初二，他跟随舅舅去郴州抗灾，100块钱一天，也由此开启了他四处做小工的日子。有活儿去工地，没活儿跑摩的，多年下来，湖南各地的医院、火葬场，我高中母校的新校区⋯⋯都有他流下的汗水。就这样，他和他的父亲一样，成了一个不靠种田养活自己的农民，一个不能光明正大自称工人的工人。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少有笑容，父母争吵不断，多半是为了钱的事。文化不能顶饭吃，除非能多到摆脱土地的引力。可能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父亲尤其重视我的学习，作为农民的孩子，我和妹妹获得了不下地的特权。但捉襟见肘的日子，也时常会影响我上学的心情。小学有一年，家里没交50块钱的提留费，放学后班主任亲自陪我回家讨要，那种窘迫犹在昨日。

我父亲的前半生，似乎一直都在选择更难走的那条路，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来弥补，用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来确认自己存在的意义。

去年，我去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看他。他在一家树脂工艺品厂打工，那是他第一次离开老家湖南。为此，他发了一条朋友圈，30秒的视频配着一首苦情的打工歌，随手记录了他的工作环境，配文“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

父亲打工的树脂工艺品厂环境

他的月薪是6500元，前提是每个月必须干满307个小时的工时。早上7点半，他一个人推着推车走到工厂的电梯，推车上是一个450斤的大铁桶，里面盛了满满一大桶树脂。他将树脂运到4楼的打料房，开始一天的工作。通常他一天要打3次料，每次需要2桶树脂，搭配15包石灰。夏天太热，打料房全屋密闭没有空调，流汗的身体总是容易沾上石灰，他怕热戴不惯口罩，树脂难闻的气味和石灰粉尘肆意飘散，抢着跑进房间里唯一呼吸的鼻腔。

我母亲常说父亲，只会做死活儿，脑子不会转弯。不过这也并非他的错，说到底，他吃米饭长大，身体里流的是农民的血。

有一年，他跟村里几个男人去做收稻谷的生意，没过几天，他们几个就不带他了，以后也没有因为生意上的事再找过他。像他这样下过地又读过一些书的人，但凡需要他动一点歪脑筋，立刻就会显现在脸上。用我表舅的话说：“你爹人老实狠了。”

和米粒一样直，在书上是美德，但在那块新旧交替的土地上，则是另一回事。

《父母爱情》剧照

我家乡常德的婚礼上，除了随份子，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吃茶。说是吃茶，露脸的却是烟。

新郎新娘端着一盘散装的糖果和香烟，给在座的客人每人递上两支烟（寓意“好事成双”）和一把糖果。作为交换，客人要奉上“茶钱”。关系越亲，金额越大。如果哪位客人又亲又有钱，新人还会说一些让他无法拒绝的话，讨要更多。

在我们那里，红白喜事随份子，又叫作“写人情”。我父亲因为读了一些书，字又写得好，常常被邀请坐在酒席的一角，充当字面意义上“写人情”的那个人。特制的人情簿上，每一家的人情都标好了价码。人情的回礼中必会有一包烟，他通常会把这些烟都收起来，逢年过节再递给来家里拜访的客人。

《南来北往》剧照

烟草是常德的支柱产业，一个成熟男人不管抽不抽烟，平日口袋里都得放上一包，用递烟来打开男人间的话题。上学的孩子抽烟是学坏，然而一旦毕了业，若是不懂这套规则，又比坏孩子还可怕。

我父亲既不喝酒，也不抽烟。村里人总评价他“像个姑娘家一样”，我母亲也常说他“不像个男人”。在我的少年时代，我见过他给形形色色的男人递烟，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他递得不够自然，他脸上的笑容里，总透着一种新手的羞赧。不过即便如此，等我来到北京上学，又参加了工作，他也开始向我传授这套宝贵的人生经验：多给领导和同事递烟，以求工作顺利开展。

多年前他和母亲相亲时，红着脸话也说不出，而我母亲天生要强爱交际，若是放在今天，这门亲事必定难成。前年国庆节回家，事先未征询我的意见，他们俩偷偷组了一个有我表姐、姑姑、姨父、舅舅、奶奶和对方家长等十几个人参加的相亲局。饭局开始前，我爸对我再三劝说，见到女方父亲一定要给他递上一支烟，以表尊重。我只好威胁退出相亲，他才终于作罢。

女方父亲进场时，我第一时间伸出了我的右手。这个男人可能早已习惯了递烟这门默认的语言，一时间手足无措，略带慌乱地奉上了他的双手。人群的一角，我瞥见了我父亲脸上局促的笑容，也许正和当年他相亲时一样。

我父亲没有朋友。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多次跟他一起拜访过他的初中同学，那是他唯一认证过的朋友。也许是这些年，我父亲困在生活里不得喘息，也许是这位朋友日渐高升，总之，他们现在彻底断了联系。后来，他有工友、牌友、同一条街上的邻友⋯⋯唯独没有朋友。在家跑摩的那些年，每天晚饭前回家，吃完饭他就不再出门，在家擦桌子扫地，偶尔去邻居家打牌。近几年在外地做小工，每天上完班，他就回到宿舍刷手机，从不跟工友一起下馆子改善生活。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像个姑娘家一样”。我母亲常催促他去一些社交场合，和那些当官的同学走动走动，也就一条烟、一顿饭的事儿，他从来不去。有时候即便老同学路过了家门口，他也会特意躲进屋不见人。

但他总是不忘叮嘱我，“要和别人搞好关系”。父子一场，对方的软肋都心照不宣。在农村，他人的目光有时可以躲掉，更多时候则无处可躲。一定要修三层楼，不能被别人看不起；一定要买车，不能被别人看不起；一定要富态，不能被别人看不起；一定要穿长裤，不能被别人看不起⋯⋯前半句他常对我说，后半句他常对自己说。

用递烟打开的话题，无外乎这些最大公约数的欲望。而欲望的缝隙里藏的那些东西，不会有人和他谈起，他也不知如何谈起。我父亲总跟我说：“这个社会很现实，没钱说话都没有人理，有钱放个屁都是香的。”

《烟火人家》剧照

他教给我的解决办法是，要努力赚钱证明自己。他会滔滔不绝地说起老家的事：谁家发了财，谁家换了奔驰，谁家修了新房，谁家孩子又生了二胎。去浙江看他那次，他一边催促我结婚，一边让我年底前买一辆车放在家里，即便我不回家，即便我在北京用不到车，但镇上别人家都有了，我们家也要有。不然，“你怎么证明你过得好呢？”“我在亲戚面前说话，从来都没人接话。”

“我不想让别人讲我的儿子没用。”他说。

“吃苦在前，享福在后。”他还说。

“你有没有想过，人就活这一辈子，可能你吃了几十年苦，还没来得及享福就走了。”我问。

“走了就走了，至少别个评价我好。”

那天，我站在我家屋前的马路上，敲锣打鼓声中，成亲队伍慢慢靠近。腰鼓队后面站着一男一女两个老年人，他们身穿红马甲，男人头戴红高帽，胸前挂着“烧火佬”的牌子，老夫妻俩的腰上系了长长一条红布，红布的另一端是缓缓行驶的奔驰车，车里坐着一对新人。

这个场景如此超现实，寓意却又如此现实：爹妈做牛做马，才有了小家的幸福。

我父亲对家一直很执着，尽管在我的印象里，家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一家四口在四个不同的房间。1991年，我出生了；2005年，妹妹出生，父亲为此缴了几千块超生罚款。在这个家里，四个人谈不上有多不和睦，但总感觉有一头紧绷的巨物栖在房梁上，在屋里投下它的阴影。

他对家的看法，其实有点自相矛盾。他曾经亲口跟我说，结婚就是为了给别人看；然而他又坚信，人只有通过成家才能得到幸福。

《山海情》剧照

我母亲则更实际一些，她无法对家有如此浪漫的想象，她总是考虑得很长远。我上五年级时，在她的坚持下，我们一家三口搬到了镇上。过了两年，他们计划再要一个孩子。显怀后，母亲很少出门，没想到还是被计生办的干部发现，被强行拖去引产。一两年后，她再次怀孕。在所有这些家庭大事里，从来都是我母亲作主，包括妹妹的出生：将来他们二人养老，一儿一女总归更周全一些。

妹妹出生的那天晚上，得知是女儿，我父亲长舒了一口气。在他朴素的想象里，如果是女儿，将来就少盖一栋房。多年后的一天，听到我完全没有结婚的打算，他又说：“那这个房子以后归你妹妹！”

去年离职后，我去他打工的地方看他，和他睡在只够一人转身的宿舍里。那天晚上，我们父子二人生平第一次真正交心，我听他倾诉内心的孤独，第一次见他号啕大哭。

我想我大概懂他为什么落泪，55岁第一次远离他熟悉的那片土地，但又困在了更远的地方。母亲一直怪他，说我一直不结婚是因为家里没有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他在浙江打工，每个月他只给自己留了1000块生活费，其余全部打到母亲的卡上。我一遍又一遍告诉他，不是的，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我现在很好，希望他能为现在的我感到快乐。“我有时候真的想死了算了。”他嘶哑着轻声喊出这句话。我知道他也尽力了，他无法想象一个他未曾见过的世界。

多年前我刚来北京时，他由衷为我感到高兴；现在妹妹也在我的劝说下来到北京读书，他又和母亲站在了一起：“就不该去北京，人一到北京这些大城市，就会变成不结婚的怪物！”

《大江大河》剧照

“你想让我们永远留在你身边，祖祖辈辈都翻不了身吗？”这句话太残忍，刚说出口我就后悔了，但它很有用。父亲沉默了。在他沉默的那几分钟里，也许他想到了他的父亲。爷爷一辈子劳碌，年近七十还在工地挑担做小工，一直做到再也没有人愿意承担他出事的风险为止。

“这个话题就不要深聊了。”他说。

几乎每个农村父母都要面对这两种悲剧：让孩子读书，去大城市，去融入文明，换来的是两代人的巨大鸿沟；不让孩子读书，让他留在身边，换来的是命运的循环。土地的引力时小时大，我父亲徘徊了半辈子，依然找不到答案。

“为什么一定要成家？”

“我想让你幸福，你幸福我才会快乐。”

“可是我不结婚也很幸福。”

“但是别人会说你是变态。”

他就是如此矛盾，像一个站在岔路口的旅人，要承受不同方向飘来的风雨。有时他会给我发来封面写着“血脉永续”四个大字的短视频；有时他会说我“变态”；有时他又会克制不住自己，流露出一些突破条条框框的爱。

去年离职后，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年初还因为长期便秘引发肛裂，做了一个小手术。这些事，我一直都瞒着家里人，但不知道他如何得知了我的社交账号，把上面的文章都看了一遍。第二天一早，他说想和我打视频。

《樱桃琥珀》剧照

他先是问了我做手术的事，让我少吃辣；然后又问了我失业的事，说如果我找不到工作就别待在北京了，可以回长沙看看机会。这时候他一直在他打工的宿舍里，和我叔叔在一起。接着他一个人走出了宿舍，也不说话，只是在走。我问他要去哪里，他也不说话。

他的脸在视频里始终只露出了小半边，我突然发现，他的眼眶红了，眼角挂着一滴眼泪。我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话。就这样沉默了一两分钟，最后他说让我好好照顾身体，就挂断了视频。挂断之后，他又给我连发了几条语音，说他没事，哭是因为心疼我。

其实他说我“变态”，发生在这件事之后没多久。他就是这样，总让你来不及恨他，又来不及感激他。这不一定是他想要的家，但一定不是我想要的家。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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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甘肃省踏入“新高考”改革的行列，开始实施“3+1+2”模式。简单来说，“3”是语数外，“1”是物理和历史二选一，“2”则是从化学、生物、政治、地理中任选两门。政策出台时，都说这是为了给学生更多选择自由，理论上物理和历史可以和其他四科随意搭配。

但大学的专业设置自有其学科逻辑，表面上的自由选择，到了填报志愿时，很多根本行不通，基本不会有大学专业要求“历史+政治+生物/化学”这样的组合。因此，高中的选课类型最终还是被压缩成了四大类：物化生、物化政、物化地这三种物理方向，再加上文科唯一的史地政组合。原先设想的走班制也变得有名无实，学校仍以固定班级授课，按学科组合来安排教师，比如物化生班、政史地班。

《山花烂漫时》剧照

在报考层面，所有理工类专业都要求必选物理；而偏文的专业，如历史学、汉语言文学等，往往不限选科，即便限定了“历史”，有时也会向选物理的学生开放。

有了这些信号，新高考改革开始后，选择历史的学生断崖式减少。2013年前后，我校高一一共12个班，高二分文理后，理科班7个，文科班5个，比例为5:7，这是文科占比最高的一届。而现在，高三文科2个班，理科16个班，班级数量比为1:8。去年高一秋季期末选科，文科只有一个班，理科15个班，班级数量比为1:15。不仅如此，文科班的班额由50多人减少至40多人。

在日常教学上，虽然学校安排的授课课时不变，但排课的优先级却越来越明显。物化生被重点照顾，物理方向的班级周课时会被优先增加，而且都安排在学生状态最好的时间段。历史课则成了典型的“填空课”。早上第一节，学生还没睡醒；上午最后一节，学生肚子饿、注意力涣散；下午第九节，学生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物化生的第九节往往已经是自习课了，历史却还得去上正课。

《你好，旧时光》剧照

排课的逻辑也很简单，先把语数外和物化生安排好，剩下的时间再给其他学科填空。高中同时开的文化课有九门，再加上体育、音乐、美术、信息技术、心理课。历史不像体音美那样有活动、有比赛，也不像物化生那样被视为“硬核学科”，于是它在排课表上的位置就越来越尴尬。

伴随着高考分科改革的，还有同时进行的新课改。教材编写者基本都是高校教授，他们似乎忘记了学生要同时学九门科目，假定孩子们都是历史专业的预备人才，急于将系统的学术知识一次性灌输下去。结果是，教材看似图文并茂、体系严谨，实则朝着多、杂、深的方向狂奔。翻开统编版《中外历史纲要》，一课动辄六到八页，除了三四个子目的正文，还有“历史纵横”、“史料阅读”等等材料补充。这意味着一堂课被塞进了可以讲述三四节课的内容。

另外，新的教学理念流行开来，但具体实行起来却很难操作，一线教师疲于应付，比如“大单元教学”，将几课内容整合成更大的单元进行教学。所以，真实的教学场景常常是这样，由于学生普遍忽视历史，没有预习习惯，在上新课前，我不得不先停下来，给他们30秒时间匆匆阅读对应段落。即便如此，这些重点高中的学生也依然眼花缭乱，就像面对一桌无从下口的“满汉全席”，信息太多而有效吸收率极低。

教材内容的开展也不容易。比如太平天国的意义，只用五句话就讲完了，学生根本听不懂。老师为了解释明白，需要查大量资料才能吃透，但这又增加了课堂容量，倒逼缩减其他内容。

《编舟记》剧照

更两难的是，讲得太全又会被批评面面俱到、重难点不突出。如果严格按照课标舍弃掉非重点的内容，学生是一眼都不会看的。他们的心态是考试考哪就看哪。至于“历史纵横”、“学习之窗”这类补充板块，即便有助于理解正文，但不一定考。除了少数感兴趣的学生外，大多视而不见。为分数而学的心态，让学生不愿意主动探究，更别提形成系统的的知识体系，往往合上课本，脑子里一片混沌，不知道学了什么。

学生数量的断崖式下跌，直接导致历史课时的蒸发。一个高中教师的标准周课时是12节，改革前，带两个文科班就能轻松达到。现在，因为有合格性考试的要求，高一还能勉强凑够少数几个老师的“满工作量”。到了高二、高三，只有两个文科班开设历史课。于是，带一个班，每周6课时，同时兼职教辅工勤岗位来弥补课时要求，成了历史教研组的普遍情况。年轻老师也不例外。而在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领导一般不会把新老师放到教辅岗位，而是让我们先在教学一线历练，站稳讲台再说。

兼职对教学难免会产生影响。有些部门事情不多，老师还能兼顾，但有些部门杂事特别多，比如在校务办公室兼职的老师，他从早上到校开始，接听电话、上传下达就没停过。校内各个部门、校外各种社会机构要沟通衔接，领导交代的事情要马上落实。经常是上课铃响了，他一把抓起课本就往教室跑，一边跑一边赶紧思考今天要上什么课、学生要学什么。想要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备课，只能回家加班。久而久之，教学成了副业，打杂成了主业。

《山花烂漫时》剧照

更深的危机在于专业本身的搁浅。高二、高三的教学岗位极其稀缺，只有一两个教师的名额，而大多数历史老师只能年复一年地被固化在高一年级的教学中，失去了精进专业的机会。

到了选科的关键节点，学校虽然没有明确文件禁止教师进行学科引导，但实际上，所有的“引导”都在潜移默化、半公开地进行。如果历史老师根据学生的文科优势，客观分析出孩子更适合学历史，但因为种种顾虑，也无法直言不讳。历史老师大多战战兢兢，觉得能有课上就已经不错了。备课组、调研组开会时，领导也会在私下提醒：“形势很严峻，好好上课，不然连课都没得上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的选择很难不受到学校的影响。高一新生刚进校时，都很兴奋，也都想好好学，没有明显的偏科倾向。按照常理，分科是在高一第二学期的学考（合格性考试）结束后。可现实是，为了更早服务于高考，学校把分科提前到了高一上学期期末。所以在期中考试之后，学生们慢慢知道立即要分科，偏科的苗头就出现了。这时候，大家都开始讨论以后选哪几门。第三次月考甚至成了学校引导学生分科的重要依据。班主任会拿着成绩和家长、学生一起分析，学生的选择也在这个阶段被“定型”。

一旦学生决定选物理，历史课就立刻被边缘化。一个班五十多人，只有一两个学生选历史，有的甚至一个都没有。上课不认真听，走神、发呆、做其他科目的作业成了常态。有一次，我在重点班上课，学生公然在我面前做化学作业。我让他收起来，他直接说“不”。还有一次公开课，校长就在后面听课，一个学生在背英语单词。我走过去提醒他，他只是无所谓地把书收起来，脸上毫无愧色。

《追光的日子》剧照

我不能提醒太多，也不敢提太高的要求。因为只要问一句“你选物理还是历史”，学生回答“物理”，双方就心知肚明：学生已经把历史当成“副科”，老师不应该再要求他认真学。作业能交上来，就算给我面子，但内容往往是抄的。学考在他们眼里也完全不重要，因为难度低，他们抱着“60分万岁”的心态，就算不听讲、不做作业也能过。

家长对历史老师的态度明显冷淡，甚至刻意回避，担心孩子与历史老师接触过多会影响选课方向，因此对我们总是保持距离，不愿交流。

这些都无可避免地指向职业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困顿。虽然薪资待遇方面没什么变化，但评优选先、职称晋升就完全没法跟其他学科比了。工作量方面，历史老师往往带四个班刚好满课时，只能算“合格”，想“优秀”必须超课时，但学生少、班级少，根本没有机会。更关键的是学生素质差异，物化生学生整体水平高，竞赛机会多，老师辅导学生获奖的概率大，年终考核加分多，自然更容易成为校级、县级甚至市级优秀教师。而历史老师带的学生大多不出彩，也没有相应的学科竞赛，老师自己也难以获得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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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大一点的老师，转行的可能性很小，很多人就选择躺平，领着基本工资，学校安排什么就干什么。而年轻的老师，心态积极一些，想着先把工作做好，也有干脆直接辞职的。

回顾二十年的教学生涯，能让我生出成就感的时刻寥寥无几。毕竟真正的成就感，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见证他们展现出英才的锋芒和品质。而这样的学生，对历史老师来说可遇不可求。我能拥有的，更多的是细小的满足感。尤其在文科班的晚自习，那些基础扎实、主动好学的学生，拿着书和卷子围着我问问题。即便我讲得口干舌燥，身体疲惫，但看到他们听完讲解后，一瞬间恍然大悟的神情，我心里就特别有满足感。终于不是对牛弹琴，自己多年的所学有了用武之地。

遗憾的是，这样的时刻，在新高考改革以后，已经变得越来越奢侈。现在的孩子，无论是学习还是与老师相处，都带着明确的目的性。晚自习的时候，如果我没有三番五次地强调“必须先完成历史任务”，底下根本没人会碰历史课本，全都在做数理化。即便我这么要求，这学期也只有一个学生来问过问题，问题还非常基础，答案就在课本上。但我也很高兴，尽力给他讲解。被学生围住的场景，只会在高三文科班出现。但现在的性质也不同了，不是因为对历史的热爱，而是马上要高考了，学生心里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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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学生的变化，我时常会想起自己和历史的缘分。当年填报志愿，我首选汉语言文学，却被调剂到了历史系。虽然它是学校的王牌专业，但学院的学究味浓重，脱离生活现实，多是形而上的宏大论述，就像在故纸堆里读书，与我想象中的历史相去甚远。当年没有转专业的政策，我只能按部就班地学习，凭借好学生的本分拿到论文高分，却并没有对历史产生热爱。

参加工作后，教材与课标放大了这份疏离感，和大学里历史给我的印象如出一辙，干巴巴的，只有知识框架，没有细节血肉的支撑，教得我格外痛苦。为了做好本职工作，我不得不潜心钻研，琢磨出五花八门的手段，用课前演讲、历史写作大赛、历史歌曲演唱这些方式，补充课本之外的细节，调动起学生的兴趣。现在，我对历史依旧谈不上真心热爱，可它却实实在在地融入了我的生活，甚至重塑了我的性格，让内敛的我更沉稳，养成了从宏观角度分析问题、探寻根源的思维习惯。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把历史当作一门滋养心灵的人文学科，从来没想过自己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刚工作时，教师要在考核表上填写“专业技术等级”，我当时很纳闷，历史老师和所谓的“技术人员”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后来年复一年地填表，我渐渐明白，在国家学科体系和岗位设置中，历史首先是一门具备特定知识结构、教学方法和专业对口的“技术”。我靠历史谋得一个饭碗，从这个角度看，老师和工人没有不同。但在内心深处，我还是无法认可，历史怎么能用技术等级去量化比较呢？

历史这门学科是有魅力的。比如讲到世界史的印第安文明，如果时间和条件允许，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利用网络，去探究印第安人的语言和文字，探讨当地的气候和文明兴衰的关系，甚至联系到政治、地理学科的知识。但问题恰恰在于，当下的教育被禁锢在形而上的、依赖文献的框架里，历史原本的魅力被人为地斩断了。学生觉得这些历史“远在天边”，“考试又不考”，他们对新鲜事物的天然好奇心，还没有被滋养，就已经被扼杀。久而久之，他们判断是否要认真学习的标准变成了：考试考吗？对我升学、就业有好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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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我教过一个理科重点班的男生，他非常聪明，后来还成了县里的理科状元。有一次，他没按时完成作业，而是直接在本子上用英文写了一封信，内容通篇是直白的质疑：花费时间学习历史这样“没有意义”的学科，有什么用？

那时我还年轻气盛，英语基础还不错，当即也用英文给他回了一封长信，核心是告诉他：历史关乎你的视野和格局，它让人在理解过去的基础上，能走得更稳、更远。或许是我的回复方式出乎他的意料，也可能是道理本身触动了他，从那以后，他对我肃然起敬，在课堂上开始认真听课，眼神里的不屑和敷衍也收敛了，作业也好好做了。

虽然我可以改变一个孩子对历史的偏见，却很难对抗环境的影响，把本应深耕的学子留下来。新高考第一年，我教过一个女生，她虽然在理科重点班，但历史天赋出众。她的成绩总能轻松到70分以上（全年级平均分常在50分左右），思维和表达都清晰流畅，在课前演讲这类活动里，展现出的文科素养也很不错，实在是个学文科的好苗子。晚自习时，我特意找她聊天，真心实意地鼓励她，如果选择历史方向，未来或许能去双一流大学。当时她的理科成绩薄弱，远不如文科的亮眼，但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她还是纠结到底是选文还是选理。最终，女生沉默地留在了理科班。后来得知，她考上了一所二本院校，读了英语专业。

这不是个例。还有一个男生，同样表现出明显的文科倾向，字写得漂亮，谈吐也有见解，最终也是随大流选了理科。他考上了一所体育类普通本科，学的工商管理。所幸，他比女学生多了一点勇气，大学后想办法转到了体育解说专业，后来还对我感慨：“老师，你看，我拐了个大弯，还是回到文科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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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孩子，不是没有感知和热爱，但高考的制度设计、学校的教学安排，以及社会对某些专业的追捧，共同为他们铺好了预设的道路，推着他们背离了其他的任何可能。他们只需要顺着这条路往前走。等到他们拥有足够的阅历和反思能力，能去回顾这段过去时，往往要到很多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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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得知妻子田红和儿子付义涵被带走调查的时刻，射击教练付钧已经记不起太多细节，因为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他只记得那是2023年12月份，自己还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带射击队员们训练，突然接到了田红弟弟打来的电话，说是“公司被查了”。

公司指的是广州匹林体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匹林公司），主要售卖进口射击运动体育器材，包括鞋子、皮衣、眼镜、电子靶，还有射击运动枪支零部件。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付钧的儿子付义涵，田红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警方带走给予的理由是涉嫌犯走私武器罪。

付钧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受访者供图）

起初，付钧没有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公司售卖的射击运动枪支零部件大多都是气瓶、瞄准具，准星等，都是射击运动员和教练天天摆弄惯的东西，“又不是军火”，来购买的单位都是国内射击运动队、体育运动学校及部分体育器材中标企业。付钧想着，可能是前期公司没有进出口资质的时候，有些货物并没有缴税，可能交过罚款就没事了。

姚志勇从2016年加入匹林公司，主要负责公司的销售工作，他对本刊说，没有进出口资质之前，公司是将进口货物先发送到香港，他们再安排人去香港携带进境。姚志勇曾经去香港取过五、六次货，货物包括射击服装、手套还有气瓶、螺丝以及瞄准具等，气瓶最贵2000元一个，每次拿的货物大约装满一个书包，整体不会超过5000元，再从福田口岸通关回到内地。不过，田红曾嘱咐过姚志勇，如果被现场开包查验，不要说是枪上用品，因为国家枪支管理比较严格，涉及枪的元素总归会碰到点麻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国家严格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法律规定持有、制造（包括变造、装配）、买卖、运输、出租、出借枪支。专门从事射击竞技体育运动的单位配置射击运动枪支，由国务院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由国务院公安部门审批。而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射击竞技体育运动枪支管理办法》指出，运动枪支的购置由国家体育总局与公安部共同指定的单位统一组织实施。

在一审判决书中，田红供述，2016年左右，匹林公司获得了进出口资质后，进口气枪配件都是向海关申报进口的。但她还是叮嘱付义涵，不要在报关时的货物品名上体现枪的字眼，让付义涵申报为“空气压缩用气瓶”，用途写的是压缩空气用，没有写枪支适用，没写用于射击训练，因为匹林公司没有进口枪支配件的资质。不过，田红告诉姚志勇，枪管和子弹不能销售，气瓶、准星、撞针、瞄准具及其加高座等次要配件都可以销售。姚志勇称，这些配件没有存货的话，订购一次大约3到5个月就可以送到。

匹林公司售卖的气瓶（受访者供图）

一直以来，付钧都认为，案件应该很快会解决，但让他意外的是，这个案子一等就是两年。其间只开了一次庭，直到2025年11月28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宣判。坐在旁听席的付钧，与田红相距十米左右，这是他时隔近两年第一次看到妻子，59岁的田红头发剪短了，“瘦了，但是精神头儿还行”。

宣判的速度很快，不超过10分钟。法院审理查明，从2015年至2023年，被告人田红、付义涵在经营匹林公司过程中，在明知我国枪支管理规定及该公司不具备运动枪支零部件进口、销售资质的情况下，自德国、瑞士等地采购相关品牌的运动枪支零部件，通过旅客藏匿方式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深圳走私入境，或者以报关公司的名义伪报品名和用途走私入境，经统计及鉴定，共走私入境枪支散件2446件。田红因被认定犯有走私武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付义涵因同样的罪名获刑6年。

对于判决结果，付钧对本刊说，“真是一点都没想到”，田红和付义涵当庭都哭了出来。

无论是职业生涯，还是开公司做生意，付钧和田红的人生都围绕着“射击运动”打转。

田红出生于1966年，辽宁营口人，家中父母都是工人，1981年，营口当地的射击体校去学校挑选学生，发现她的平衡力和稳定力都不错，“挺精挺灵”，选进体校，两年后，田红进入省队训练，成为专业队员。付钧比田红大三岁，老家在沈阳，1977年入省队训练。付钧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辽宁队的射击实力很强，国家队45人集训，辽宁能占到15人。1983年第五届全运会，辽宁一共拿了22块金牌，光是射击项目就占了7块，“因为出成绩，大家对射击也都很感兴趣”。

匹林公司付义涵办公室书架，摆有田红赛事工作证（受访者供图）

21岁那年，田红在全国六运会射击预赛中，取得标准步枪60发卧射598环的优异成绩，平了波兰运动员创造的世界纪录。李友山曾是田红在辽宁省射击队的队友，退役后也转做射击教练，他对本刊回忆，田红性格活泼直爽，训练也很刻苦，常规训练结束后，也会给自己加练，是女子射击运动员中很突出的那个。付钧和田红在省队相识，1991年结婚，运动员退役后，双双转做射击教练员，先后调入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20多年前，辽宁这边经济开始不景气，对射击运动的投入大概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广东这边有意愿大力发展射击运动，希望引进教练员，给了大约三倍的工资，我们就过来了。”付钧说。

付钧说自己做教练一个月大约3万块，田红差不多2万，生活上并不缺钱。不过在训练和比赛中，付钧注意到运动员的服装更换很频繁，射击运动主要包括步枪、手枪和飞碟三个分项。尤其是步枪运动员，其射击皮服由特制材料特殊工艺制成的。射击比赛对于精准性的要求很高，在国际射联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射击运动员衣服越厚越硬，对动作的稳定帮助就越大。衣服一变形可能会影响动作，半年更换一套都是常事，衣服价格从几千块到上万不等，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付钧慢慢萌生出出开体育用品公司的想法。2012年前后，公司成立，主要卖射击服装以及手套的买卖，公司由田红管理。

接触运动枪支零部件的买卖是从2013年开始的。根据田红供述，2013年出国比赛时，她碰到一家国外射击运动枪支品牌公司中国区销售代表吕静，吕静让她回国帮一些省队的射击教练带气枪配件。“我们一开始相当于中间跑腿的，帮忙把东西带回来，赚点跑腿费。”付钧说，射击运动枪支部件主要是四大件“枪管、枪机、瞄准具和木托”，早期七八十年代，拿步枪来说，大约五六个零件就能组成枪机，受限于资金因素，子弹量不多，训练量有限，损坏率也不高。每年运动员去国外比赛，国外枪厂也会到场，运动员和教练员自己就能背配件回来。随着射击运动枪支越来越精准，配件设计变得越发高效，每一个配件承担的功能角色变得更复杂，而且子弹打得越来越多，也给配件造成更大的损耗，大家对更换配件的需求也慢慢变大了。

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射击场（受访者供图）

田红说，2016年左右，国内的一些射击教练陆续来找她买配件。刚开始她是从吕静那里订好气枪配件后通知这些教练，队员们利用出国比赛的机会从吕静那里把配件直接取回来。她收取20%的报酬，并给教练和队员们开具发票。田红供述，之后偶尔年底公司也会多采购一些备着，因为有的射击队年底经费多、会多采购一些配件，主要是气瓶。再往后，公司开始通过去香港将配件携带入境和正常海关申报的方式直接采购进口。不过，付钧称，运动枪支配件售卖额占匹林公司整体业务的比例非常低，“公司主要还是以射击服装、手套等业务赚钱，一年约有千万入账，利润百十来万。”

华北地区某射击队教练张顺斌也从田红处买过气瓶以及手套等物品，他对本刊解释称，选择从田红处购买运动枪支零部件，主要是因为正规的采购途径太慢了，无法及时满足枪支配件突发损坏需要更换的情况。

北方地区市队射击教练张萌称，长期以来，我国射击项目中，成年人运动队均使用国外品牌的枪支和配件。由于预算有限，枪支配件的数量和类别又多，日常储备量并不够，像市队或者业余队，人多枪少，还有共用一把枪的情况，两个队员分上下午或者今明两天轮着练。专业省队基本都是人手一把枪，一般遇到配件损坏的情况，没有多余的备用枪，尽量内部协调找同型号的配件及时换上，但一个队里能有四五种型号的枪，也不一定能匹配上，专业队枪支不会共用，一般原则是先保障重点队员的训练。

《白日梦我》剧照

曾是国家一级运动员的何友聪对本刊介绍，射击运动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较为小众的项目，从观赏性来看，射击运动主要是运动员一个人战胜自己的过程，克服内心的波动，调整呼吸达到平稳状态，扣动扳机，而这一系列过程观众都看不到，视觉效果没有那么强，而且比赛规则也比较复杂，观众很难感受到趣味性和紧张感。张顺斌称，射击运动的资金来源基本靠省里拨款，射击比赛的转播较少，没有太大的广告效益，没法依靠外部的赞助和投资。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文件要求，1996年成立的华兴荣耀（北京）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原华兴体育用品发展中心）是目前国内唯一承担运动枪弹境内外采购供应单位。一审判决书中，负责华兴荣耀枪弹库出入库登记的工作人员称，体育总局装备中心或公司会在每年4月至6月发通知，组织全国射击类竞技运动单位采购器材。各省份体育局或射击运动管理中心随后会统计相关单位的采购需求，汇总后上报到公司采购平台，再由公司将采购需求上报体育总局经济司，之后由经济司将采购需求报公安部审批。审批通过后，公司向才会向国外生产厂家订货。货品会通过空运或海运将货物发到青岛港或北京、上海机场，报关公司清关后将货物运输到华兴荣耀公司的库房。随后，各地根据提货通知单去公安局治安管理部门办理运输证后才能提货。

“整个过程最短要花一年时间。”张顺斌称，射击运动是很烧钱的，运动枪支一把几万到十几万不等，一个瞄准具要两三千，一个气瓶也要一两千块，经费很紧张，每次购买都是精打细算，买几只枪，几个气瓶，根据需求尽量买。但运动枪支零部件的损坏不可预测，也无法针对性预备。枪支配件的更新速度也很快，出了精度更高的配件，囤的老配件也用不上了。如果错过了这一年的的采购，就要等到第二年才能报上去，又要再等一年才会到。

而且，射击运动的独特性，除了考验运动员的个人素质，还考验射击装备质量，尤其是枪支的精度。原国家队射击教练王跃舫曾提到，“枪弹器材的一点点问题将直接导致比赛的失败。”以10米气步枪为例，比赛用的靶子直径只有4.55厘米，9环直径大约5.5毫米，比人的小拇指甲盖还要小，而10环只是中间那个白点，直径只有0.5毫米。“射击是非常精密的运动，对于枪支的要求甚至要优先于运动员，否则枪坏了，运动员再高水平也没有用。”李友山说。

“枪是射击运动员手的延伸。”步枪射击运动员邱昊说，运动员和枪支也要磨合，彼此适应，抵肩板、贴腮板和瞄准具都有刻度，相对还好调整，最难调整的是扳机的力度，并不是随便拿起一把枪就能打出成绩，就算是冠军选手突然换了一把枪，成绩也可能会有很明显的波动。专业射击运动员对枪非常敏感和介意，一般都不会让别人碰，“很忌讳”，更不用说两个人共用一把枪，每次都要重新调整和枪支匹配的感觉，两个人的状态都无法保障。共用一个配件的话，只能分开轮流练习，运动员的训练计划、手感、心态都会被打乱。

《射向我》剧照

除了到货慢，华兴荣耀提供的品类也不全。张顺斌说，有些国外公司已经出了更先进的配件，例如推出了更易结合、易拆卸的瞄准具，但是它给的订购目录上没有及时更新。李友山担任射击教练期间，他们都是核对好所需清单上报，再由华兴荣耀这边翻译成外语，与国外厂家订购，有时候等了一年多，到手的却是错误的款式，“原本定的是气枪，结果到的是小口径手枪。”

作为射击运动员，不管是田红，还是付钧，都非常理解射击运动员的不容易。一个射击运动员，想要走上奥运等世界级赛场，往往要经过一条艰难又固定的上升路径。多名射击教练员和运动员对本刊表示，区队教练或者体校教练会定期到学校招生，测试孩子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能力，选材进入体校。一到两年训练后，表现优异的孩子才能获得参加省内比赛的资格，在省内锦标赛达到一定名次后进入省队试训，之后通过打考核的方式，决定是否能留在省队成为正式队员，参与全国范围的射击锦标赛、冠军赛等累积排名和积分。排名靠前的选手才有资格参与国家队的选拔，接触到世界级射击比赛的机会。

在广东执教期间，付钧担任女子步枪总教练，其带训运动员获得过伦敦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金牌，2014年被聘为国家级总教练。田红2008年任男子步枪班教练，并于2020年被评为国家级教练。付钧称，射击运动员的选拔是一个优中选优、层层淘汰的机制，就拿省队试训来说，小规模试训每个项目选择两到三个孩子，一共大约有二三十个人，训练三到六个月，最终一个都留不下是常态。邱昊说，随着一步一步往上走，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例如世界杯男子气步枪项目，在全国各省市筛选约20个运动员前往集训，这些人中再竞选3个人出来上场比赛，另选3个作为陪练，“最终能进国家队和能去打比赛，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大家能看到的运动员都已经是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剩下的更多都是无名之辈。”

《你好，神枪手》剧照

因为枪支直接影响成绩的运动员有很多。2022年，14岁的汪乐进入东北地区某市队训练，他的项目是25米手枪速射，队里经费有限，每隔3-4年购买一次枪支，进队的那一年，队里申报买了一批进口手枪，在等待枪支的过程中，汪乐只能先使用1986年生产的国产枪，精度重量都差一些，即便如此他的成绩也不错，不到20人的手枪队伍里，好的时候能排到前五名。

两年后，他迎来了能更进一步的机会，2024年省射击锦标赛获前8名的运动员可以去省队试训，但队里买的进口枪还没有到，临时给他调换了一支2008年生产的国产枪去比赛。国产枪的缺口准星和进口枪不一样，想要瞄准要把准星放在缺口中间，比较难控制，进口枪只需要把缺口准星对齐就行，最后汪乐只拿到了第十名，错过了去省队试训的机会。邱昊则记得，有一年比赛，一名队员第二天要出发比赛，当天枪上零部件坏了，没有备用枪和备用配件，其他队员也没有同样品牌型号的枪，短时间无法处理，只能选择退赛。

判决结果出来后，田红的二审辩护律师聂敏去看守所见过田红，“她整个人很懵”，在看守所，她一是担心父母都已经80多岁，10年刑期或许见不到他们最后一面，二是心疼儿子，两年多以前刚被羁押的时候，付义涵刚新婚20天。

付义涵从小就在广东开设射击班的小学上学，2010年左右进入省队，在射击项目上获得过亚洲冠军、全国冠军，并进入清华大学念书。付钧说，2014年，付义涵毕业时，“收到了几家知名大厂的录取通知，月收入达到上万元，也考虑过留在北京，但最后权衡了一下还是回到广州。”他和田红都是体制内人员，不能开公司，所以让付义涵担任公司法人代表，而且儿子学的是工商管理，也可以帮忙管理公司。家里老人年纪大了，也希望孩子在身边，“早知道会这样，就应该让他去外面锻炼。”

匹林公司付义涵办公室（受访者供图）

田红不理解为什么会判这么重，她和儿子已经上诉。根据一审判决书，在案扣押的涉案枪支散件包括瞄准具、准星、撞针、握把、气瓶等。田红在上诉状中表示，瞄准具、准星等配件属于射击项目和射箭项目的通用体育用品，可互换使用。聂敏对本刊称，付钧和田红不服判决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不认同自己在“走私武器”——涉案运动枪支零部件都专用于体育训练场景，全部配件均在境内合法体育运动单位流转，配件也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现实危险。

一审判决书写到，判决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走私枪支散件，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走私武器罪定罪处罚，成套枪支散件以相应数量的枪支计，非成套枪支散件以每30件为一套枪支散件计，匹林公司共走私入境枪支散件2446件，其中以火药发射为动力的273件，分别折合为以压缩气体为动力发射枪弹的枪支散件72套和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枪支散件9套。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董玉琴常年办理枪支案件，她对本刊称，目前《枪支管理法》未对“枪支散件”作规定，相关司法解释也没有做出明确划分。司法实务中对于枪支散件的定义，更多参考的是2019年12月公安部下发的修订后《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鉴定工作规定》，其中提到，本规定所称枪支散件，是指专门用于组成枪支的“主要零部件”。2014年公安部发布《关于枪支主要零部件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所附《枪支主要零部件及性能特征明细表》列举了33个零件和2个部件，其中就包括本案涉及的准星、准星座以及气瓶等。

“从辩护人的角度来说，可以质疑其鉴定结果，但在办案实践中，有关专业鉴定的意见，尤其是涉及国家管控极为严格的枪支问题，法院基本上会采纳权威部门的鉴定规范作为意见。”董玉琴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则告诉本刊，外界对田红案产生困惑，部分原因在于案中枪支散件的折合方式，不理解为何能将30个气瓶或瞄准具算作一支枪，“这种质疑不无道理，这个规定的确过于粗糙和简单化，应该进一步区分枪支的关键零部件，如枪管、弹夹和非关键性零部件，如准星、瞄准具等，非关键零部件的折合比例应该更高。”陈永生说，除了针对枪支散件的定义，国内对于枪支认定标准也存在过低的情况，近年来社会涉枪争议案件多由此而起。

2018年3月28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发布《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下称《气枪案件批复》）。其中提到，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走私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的行为，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不仅应当考虑涉案枪支的数量，而且应当充分考虑涉案枪支的外观、材质、发射物、购买场所和渠道、价格、用途、致伤力大小、是否易于通过改制提升致伤力，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动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否规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以法之名》剧照

陈永生指出，从一审判决来看，法院在审理时已经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情况，即本案涉及的运动枪支配件没有危害社会公共安全，适用了酌定减轻处罚程序——走私武器罪的量刑分为三档：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七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按照枪支散件数量来看，已经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无期徒刑，但判处的10年，属于第二档中间偏下。而且购买一方其实是形成共犯关系的，公检法机关对于购买单位没有处罚，也是考虑到其没有危及公共安全，既然如此，这个评价标准应或许同样适用于田红，不过减轻处罚，并不等于无限减轻，而是酌情递减，或许更为恰当，能达到法律和情理的统一。

王先友曾在海关工作16年，从事过海关缉私侦查、海关调查等工作，现为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一名专门从事走私犯罪辩护的专职律师。王先友对本刊称，从此案中也能看到，射击运动队对于竞技用枪配件的更换需求，仅通过政府统一集中采购，时效性较差，长期无法得到及时满足。也可以借鉴枪支管理较严格的日本，进口运动枪支的申请主体可以是国家体育协会或者地方专业体育竞技中心，我国也可以将采购主体下放到地方各省体育局，向省公安厅报备，随时报批随时采购，更快速满足射击队的需要。董玉琴称，未来也可考虑针对竞技运动用枪开辟赛事专用通道，例如可以在海关审批流程上，在合理的范围内予以放宽。

得知一审判决后的两个多月里，付钧一边照顾家庭的老人，一边忙着二审的事，和律师讨论案件，准备陈情材料，“只有锻炼好身体，保持家里各个方面的稳定，目前是我的责任，练射击出身，心态还稳得住，希望二审能有好的结果。”付钧说。

（应受访者要求，除付钧、聂敏、董玉琴、陈永生、王先友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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