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从小听话的孩子放弃编制“家里蹲”,一个母亲的修行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记者|吴丽玮
找到“孩子不上班”的家长,远比想象中困难。首先他们很少在网上表露心迹,为数不多能找得到的,我给他们发过私信之后,不是被拒绝就是石沉大海。那些讲述自己与“躺平”和解的年轻人,看似获得了家庭的认可,但让他们的父母真正去讲述这段心路历程,也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我周围的亲戚朋友,当我发出采访邀约时,也只是说:“算了吧,只能接受,不能理解。”
而在儿子一帆又回去工作之后,王静终于可以直面过去那艰难的几个月,能够和我好好聊聊这一段经历。
她在电话里和我讲儿子成长发生的种种,讲到一帆没有经历过青春期的叛逆,“我跟同事聊这些事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能感觉到,现在一帆和王静处于一种子强母弱的关系。可刚巧,回到家的一帆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他要求直接跟我聊一聊。电话一拿过来,他就当着妈妈的面说,自己在中学期间简直痛苦得快要跳楼了。“现在想起来,我那时疑似是有‘双相情感障碍’的,一个人闷在那里,什么话都不说,眼神很木讷。学习上永远觉得自己付出了十倍的努力,才能获得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进步。”而且,小时候,父母对他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稍有不慎就会遭到一通拳脚伺候。他形容道:“我就像是一只被父母攥在手里的小鸟一样,我不需要有任何思想,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这种紧张的关系在初一时发生了扭转,王静突然被查出了癌症,不再对孩子实施高压政策。与此同时,一帆也很懂事,要尽量地让妈妈放心,把那些青春期的痛苦藏在心里。后来,一帆在外地读了大学,临近毕业时按照父母的意愿,报考了家乡的国有银行,成为一名柜员。干了一年多,没跟家里商量就辞了职,无缝衔接跳到了自己本专业的污水治理行业。干了一年多之后,他又辞职回了家。干什么,不干什么,全都他自己说了算,王静只能选择接受。
一帆告诉我,其实,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他并没有只考虑自己。之所以选择回家乡工作,是希望挽救父母濒临崩溃的关系,“我爸是很强势和自私的,我心疼我妈。而且我妈抑郁过,我要去开导她。有我在家里,他们俩的关系能好很多”。儿子照顾妈妈,妈妈也在体谅孩子。在老家,王静让一帆单独住一套房,看书、养狗,过不被唠叨和打扰的生活。这段不上班的日子,对母子俩来说都是一段成长的历程。
以下是王静的口述。
从银行到工地,儿子的两份工作
我跟儿子的关系闹得最僵的日子是他刚换第二个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银行的工作很好,还找了关系把他从其他城市的分行调回到我们市来,结果他没跟任何人商量就辞职了。那时候,我们一通话就吵架,吵完架要么就是不说话,要么就是他把电话挂断,我再继续给他打,直到他接起电话为止。
在孩子的工作问题上,我们费了不少苦心。他大学读的是环境工程专业。当年恰逢国家大力治理环境,行业前景一片向好,身边人都夸赞这是朝阳产业,前途光明。我们更是打心底里觉得,孩子这条路稳当、踏实,未来总不会差到哪去。可我们终究没有读懂孩子的真正心思,他的选择和我们的期许背道而驰。
临近毕业的时候,他不想考研,英语是个绊脚石;也不想考公,在他眼中,那种一眼便望到头的安稳日子,是没有希望的,甚至是让人恐惧的。大三那年,在我的建议下,他参加建设银行的校招,顺利“上岸”,成为一名拥有六险一金的正式员工,工作体面又安稳。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认知里,考上这样的编制,是人生最大的底气,是一辈子的保障。
在我们看来,银行定制的白衬衫,穿在阳光帅气的儿子身上,让他精神利落;单位工会福利完善、节日活动丰富多彩。儿子在第一年的元旦团拜会上还幸运抽中二等奖,拎着崭新的电压力锅和满满一大包日用品回家,他的脸上也满是藏不住的喜悦。饭桌上,他还意气风发,跟他爸说,以后一定要当行长。
可这种状态仅维持了不到两年,他就撑不住了。我们一开始自然难以接受。但我后来反思,心里充满了后悔。不是后悔他辞职,而是后悔逼着他去银行上班。他明明不喜欢体制内的工作,但我们认为他就应该找一个所谓的“铁饭碗”。其实,银行的工作压力,远比我们想象中更残酷。每天清晨的例会,行长都会拿着名单逐一点名,但凡业绩任务没有完成,当场就会毫不留情地大声训斥。起初,我也厚着脸皮一次次找亲戚朋友、老同学帮忙冲业绩,勉强帮他过关。可次数多了,我自己向熟人都开不了口。儿子说,那种压力就像有人死死揪着他的头发往上提,双脚渐渐离地了,连呼吸都变得无比艰难。
儿子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私营环保公司做专业对口的技术员。薪资待遇比银行低了不少。我们本地的市场环境是比较差的,想找到一份顺心的工作并不容易。
这家公司的项目遍布全国各地,他一出差就是一两个月,甚至长达半年。有一次孩子在外地工作,我突然看到他发了朋友圈,说自己从一个两米多高的台子上摔下来了。我吓坏了,马上请了假,买了车票直奔火车站。等我到了他所在的城市,给他打电话,没想到他非常生气,问我为什么要来,还把电话挂了。
我当时很茫然,继续给他拨过去,第一个电话他没有接,我想他可能是在哭。过了一分钟,他终于接电话了,声音变得平静了很多。他告诉我,他的公司位置很偏,让我坐长途汽车过来,他让同事帮忙开车过去接我。
我见到他的时候,一下子就流泪了。他从副驾驶位下来,头发很长,皮肤很黑,身上穿的是在工地上干活的衣服,脏兮兮的,腿明显受伤了。他工作的地方就在工地。他带我去他的宿舍,房间比大学宿舍还要小,挤了三个上下铺,墙壁斑驳,一盏白炽灯低低地垂下来。南方的冬天是很冷的,工地上没有热水洗澡。我真是心疼死了。谁能想到原来他在银行穿着体面地工作,现在成了这副模样。
但孩子从第二家公司辞职,并不单纯是因为苦。他认真,认死理,凡事按书本标准来。较真的结果,就是体力和精神双重透支。后来,公司新请了一位总经理管理公司事务。在儿子看来,这位总经理只有嘴上功夫,没有半点实际担当和责任心,不愿下工地了解现场情况,整日坐在办公室闭门造车,指导设计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工地图纸。他对这家公司彻底失去了信心。
艰难地接受
这一次辞职,孩子整个人像被彻底抽空了所有力气,眼神空洞,满脸疲惫。不上班以后,他索性在家养起了两条小狗,坦然地跟我说:“毕业四年,我一天没停歇过,我总要歇一歇,好好喘口气吧。”那段时间,他每天睡到中午,遛狗、躺平,一天吃一两顿,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床上。好在他工作那几年有一些积蓄,日常开销不用依靠我们,经济上还算独立。
对于孩子不上班这件事,我和先生的态度不同。先生是思想传统的男人,对儿子不上班而养狗,极度恼火。在他的观念里,年轻人不上班,就是懒,就是没出息。他天天念叨,急了就怪我把孩子惯坏了。
但我见过孩子工作的辛苦,更加能接受他的选择。我不吵不闹,心里却很清楚: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稳住心态,不能乱。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把孩子推向更深的深渊。我想,家是孩子在外受伤后的港湾,不是步步紧逼的催命符。
我跟他爸说,两代人的处境不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为了生存而打拼,不出去工作就要饿死。我和他爸爸刚结婚的时候是非常苦的。他爸爸的父母生活在大山里,很穷。我们结婚的时候借了8000元,后来又贷款买房买车,直到前几年才全部还清。
我自己也经历过职业生涯的起伏。我职高毕业原本进了企业工作,上世纪90年代末赶上了国企下岗潮,后来又得了病,那些年对儿子的关注非常不够,让他变得比同龄人都早熟。身体状态稳定之后,我开始当大学的代课老师,没有编制,属于灵活上岗,收入很不稳定。我记得有一年国庆节补课,为了多挣点钱,我一周上了50节课,而且是在不同学校,那时候没钱买车,往返都是骑自行车。
尽管有这些起伏,我还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自觉是一个脑子不太灵光的人,但我能感觉到我们那个时代,机会很多,赚钱更容易。现在的孩子机会比以前少多了,而且也“卷”得厉害。
年轻人非常不易,社会要给他们多一些理解,父母不能有太多比较之心。我的闺密两口子都是名校毕业,两个人在大学期间都特别优秀,读书也好,还会各种运动项目,工作之后也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那一类人,他们对孩子自然而然也会有很多期待。孩子显然很难百分之百让他们满意。闺密会跟我吐槽说,孩子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除了问他们要钱,很少跟他们交流。
我想,如果一帆觉得自己需要沉淀,需要蓄力,那么他暂时“躺平”是很值得的。他需要去想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如果不追求多高的物质条件,或者光鲜亮丽的社会地位,只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那如何把自己日后的路走稳、走踏实,才是他需要思考的。
共同成长
不过,说实话,我不是不担心。我可以接受孩子短暂停航和休憩,但不能接受他就此一蹶不振,永远停在岸边,不敢出发。我想,如今的社会发展节奏太快,行业更新迭代日新月异,一个人离开职场超过一年,就很容易与行业脱节、与社会脱节。太久不工作,人就会变得眼高手低,怕见人、怕提问、害怕社交尴尬,最终陷入越不上班越恐惧上班、越消极越孤僻的恶性循环,甚至走上“啃老”的道路。一想到这些,我就心慌、害怕,却不敢在孩子面前表露半分。我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底线:给他一年的休整期。
孩子不上班,我承受着三重难以言说的压力。
第一重,来自身边的丈夫。他急、他怨、他骂,甚至要断粮逼孩子出门,逼他找工作。我只能一遍遍拦,跟他讲道理:孩子有积蓄,断不了;真逼急了,毁的是孩子。我们只是普通家庭,给不了资源为孩子铺路,只能在他跌倒时托住,别让他像我们年轻时那样,孤立无援,陷在泥里爬不出来。
第二重,来自外界的眼光和议论。亲朋好友聚会时,人人都在晒孩子:读研、出国、升职、创业。问到我,我只能含糊其词地说“还在做环保行业的工作,是技术员”,不敢多言,怕被追问,怕异样的眼光。那根刺不痛,却一直扎在心上。
第三重,是我内心无尽的自我怀疑和煎熬。这也是最难熬、最无法言说的。儿子把职场的失败归咎到我身上:是我用老眼光逼他进入不适合自己的银行工作,一步错,步步错,走了这么多弯路。因为工作,我们第一次在电话里大吵、第一次他不接电话、第一次挂我电话、第一次屏蔽我的朋友圈……无数个“第一次”,集中砸向我,让我猝不及防,委屈和痛苦只有自己知道。我整夜失眠,反复质问自己:我错了吗?当初不该让他去银行?是不是我太心软、对他太纵容?眼泪流到天亮,我也找不到答案。
儿子不上班的日子,我也在重新学习如何和他相处,重新认识他。一帆曾经说,家里的小狗,我养得不好。训狗就跟养小孩一样,一遇到问题就用打骂的方式,让小狗的身心状态很差。后来,我改变和一帆的相处方式,学着在他面前示弱,主动向他请教问题:夫妻矛盾怎么缓和?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怎么处理?我把他当老师,放下长辈的姿态,虚心听他的想法和建议。年轻人从来不需要长辈的说教,他们需要的是被尊重、内心感受被看见、被理解。我渐渐发现,儿子根本不是外人眼中的“躺平摆烂”的人。这段时间里,他买了专业书,有关历史、哲学、文学小说等,甚至有逻辑学、线性代数这类晦涩难懂的书籍,说要把过去没时间读、没能读懂的知识,一点点找补回来。他每晚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时刻关注社会动态,生怕自己与时代脱节;还特意订阅各类杂志,保持对社会的感知力。自己一个人住,他每天坚持遛狗两次,学着自己做饭,打理生活,原本杂乱的屋子,也被他收拾得干净整齐,两条小狗被养得毛发光亮,活泼可爱。他的精神状态肉眼可见地变好:皮肤白了,眼神亮了,说话温和了,人也松弛了。
我感觉到一帆的认知远超过我们,我向他请教什么事,他总是很有耐心,努力用我认知范围内的方式,让我把一件事搞明白。有时我情绪出了问题,他可以从晚上9点开始,一直陪我聊到凌晨四五点,帮我纾解心情。他引导我读心理学的书,还给我举例子,说我就像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面,中间吊着一颗珠子,那颗珠子就是我的坏情绪。我要如何避免去碰到它,就是我在这个黑屋子里要思考的问题。
他还跟我说,为什么我总是会内耗和纠结,是因为我的思想还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女人被赋予了一个定义,就是要贤惠,要做家务带孩子。但现在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国家发展得这么快,物质条件和人的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要停留在老思想里,女人既要上班,又要持家,人会很累很累,心理上就会跟着扭曲。
对这样一个孩子,虽然没有上班,但我也选择信任他。还记得有一次,他曾经试探我的态度:“妈,我还没歇够。”我压下所有焦虑,轻声说:“没歇好就再歇。”挂了电话,我坐着发呆了很久很久,心里五味杂陈,有担忧,有期盼,更多的是心疼。
重新出发
儿子在家待了整整五个月的时候,丈夫彻底坐不住了,到处托人给儿子找工作。我表面平静淡定,内心早已慌得不行,但却依旧撑着,不敢催促、不敢逼迫。
就在我和丈夫快要熬不住时,之前儿子任职过的那家环保公司的老板,亲自打电话来,语气诚恳地说已经请辞了那位总经理,致歉当时没有采纳儿子的建议,致使企业产生了不良后果,并郑重邀请儿子重新回公司任职。还是那份艰苦的工作,我问儿子:去不去?他坚定地说:去。
五个月的停顿,让他想明白了自己是谁、能做什么、要去哪里。他说,公司虽依旧有很多不足,但老板还是想踏踏实实做事,先做着吧,毕竟业务已经熟悉了,换赛道又要重新来,已经快30岁了,没有精力去盲目试错了。
如今,儿子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整日往返于各个工地间,项目设计、数据监测、报告撰写等工作一应包揽,经常忙到深夜。即便是休息的日子,工作电话铃声也不断。
回首过往,孩子从来都不只是会依靠我们的小孩,反而在很多时候,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我退休后考过中级会计师,得益于他的一路鼓励;我患上重度抑郁症,情绪陷入低谷时,是他耐心地陪我看心理医生、整夜陪我聊天疏导情绪;他鼓励我写回忆录,每篇必看,点赞打赏,催我投稿,一遍遍告诉我“你写得很好,一定能发表”。
这五个月,对我而言是一场修行。也是在那些难熬的漫长日子里,我学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放下长辈姿态,把孩子当成平等的朋友,真心实意尊重他、认可他。对我这个母亲而言,他每一次说“你写得很好,一定能发表”,我都从心底觉得,这个历经挫折却始终善良坚韧的孩子,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第17期封面故事。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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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刘桢 / 审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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