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近年来，随着离婚纠纷增多，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案件频繁进入公众视野。一些孩子被父母中的一方突然带离原本熟悉的生活环境，在成年人的对抗与拉锯中被迫承受情感撕裂。法律在试图堵住漏洞：新施行的司法解释明确禁止抢夺、藏匿未成年人，并将此作为认定抚养权归属的重要考量。但在现实中，从裁判到执行，依然存在漫长而艰难的距离。
记者｜覃思
编辑｜王珊
5月16日，叶亭从北京飞到江西，终于见到了儿子。此时距离孩子被抢走，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天。
丈夫刘峰给了她一个地址。叶亭走进屋里，看见刚满三岁的小田坐在父亲腿上，手腕上系着一根绳子，另一端拴在刘峰手上。
孩子见到叶亭的时候怯生生的。“宝贝，我是谁？”“不认识。”叶亭愣住了。半年以前，孩子还喜欢黏着她，整天围着她说话，“小嘴叭叭的”。如今，面对母亲的提问，他只会一个字一个字地回应。叶亭的心都碎了。
为了拉拉孩子的手，叶亭说，“你看看妈妈手冷不冷？”孩子的一只手被刘峰攥着，就伸出另一只手出来，摸了摸叶亭的手，说不冷。叶亭拿出手机，用手机里的视频让孩子回忆起自己，刘峰马上捂住孩子的眼睛，“看手机对眼睛不好”，他说。
叶亭逗留不到半个小时，就被刘峰命令离开。对方把孩子抱到了房间里，叶亭去敲门，想把给孩子带的玩具递过去。刘峰突然提高声音，大声质问：“你来干什么？”孩子被吓哭了。叶亭也吓着了，她怕孩子继续受惊，赶紧退到门外，走的时候，看到男方父母依然站在一旁举着手机录像，一言不发。“我那时候想，只能再找机会来看看孩子。”
这一切始于半年前的一场抢夺。
从2024年11月开始，跟刘峰打离婚官司的叶亭带着孩子从家搬出来，和父母一起抚养孩子小田。2025年10月24日，在公司上班的叶亭接到父亲语无伦次的电话，“宝宝被抢走了！”小区监控记录下了发生的一切：当两个老人推着婴儿车走到小区门口时，多名戴着口罩和帽子的人突然从四周冲了出来。
小田被抢走到那天上午，外公带着他在这个小区广场玩（王旭华 摄）
叶亭母亲后来回忆，“一个很高的黑影闪过去”，孩子就不见了。有人上前控制住她；叶亭父亲被撞倒在地。他慌乱中抱住其中一人的小腿，对方踉跄挣脱，留下一只鞋。抱着孩子的男子一路小跑，随后坐上一辆等候的电动车离开。“从监控看，几个人分工非常明确，明显是提前准备好的。”叶亭说。
网传监控视频
报警时，叶亭从未想过带走孩子的人会是丈夫。因此，当派出所民警告诉她，孩子父亲已经报备称孩子是自己接走的时，叶亭完全不相信。“我说是一群人抢走的，我父母还受伤了。”警方随后联系刘峰，并通过视频确认孩子确实在他身边。警方以叶亭父母被殴打立案调查。叶亭说，警方曾询问刘峰是否认识参与抢夺的几名男子。刘峰始终否认。“警察问，这人给你招手，你都不认识吗？他还是说一个都不认识。那警察也没办法。”
此后，叶亭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2025年11月20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认定刘某的行为已构成对婚生子的“抢夺”，可能对幼儿的心理安全和情感依赖产生不利影响，不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法院裁定，刘某应在裁定生效十日内将孩子送回叶亭住所地，由叶亭抚养，并禁止继续实施抢夺、转移、藏匿等行为。然而，这份裁定并没有真正结束这场争夺。对于叶亭来说，更漫长的寻找才刚刚开始。
“立案之后，法官就不断问我，孩子在哪儿、找到没有。那我就只能到处找。”叶亭说，她先去了两人此前在北京共同生活的房子。门口堆着快递，看起来很久没人居住。孩子被抢走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刘峰告诉她，孩子已经被送去江西老家。叶亭立刻买票赶过去，却发现自己甚至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我不知道他父母住在哪里，我只能不停地问他。”后来，刘峰告诉了叶亭一个地址，但叶亭每次前往，都无人应门。本刊通过电话联系刘峰，他并未接听，但通过曾经代理本案的律师转告本刊，不愿接受采访。
今年1月7日，为了让刘峰还回孩子，法院对刘峰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月20日，朝阳区人民法院对刘峰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决定，认定其拒不履行已经生效的法律裁定。拘留期满后，刘峰依旧没有告诉叶亭孩子去向。5月19日，法院再次作出裁定，要求刘峰三日内将孩子送回叶亭的现居地址，刘峰至今依然未执行。
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叶亭一次次回望这段仓促开启的婚姻——很多两人个性上的差异、沟通的障碍，其实在认识最初就已经出现过。但当时她急着做一个母亲，没有慢慢观察过眼前的伴侣。
5月底，我在北京一个宽敞的三居室见到叶亭，房子是叶亭租的，她和父母、孩子曾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多。客厅的白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金色数字“2”气球——那是小田两岁生日时留下来的装饰。叶亭一直没有摘下来。
现在孩子已经3岁了，但是叶亭还没有把这个换下来（王旭华 摄）
41岁的她身材瘦高，穿着淡粉紫色绸缎衬衣、白色长裤，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因为消瘦，一双大眼睛显得更加突出，额前有些碎发毛躁地蓬起来。她看起来比同龄人更憔悴一些。即使只是坐在沙发上聊天，她也会下意识把背挺得很直。采访那天，进门时她特意解释，水已经提前从热水壶里倒出来晾过，“这样喝的时候温度刚刚好”。她养了两只猫，家里却看不到一根猫毛。
叶亭（王旭华 摄）
31岁从美国回国时，叶亭带着一份旁人看来几乎无可挑剔的履历：清华大学本硕博连读，拿过本科生特等奖学金，之后赴美国从事理工学科的博士后研究。回国后，她进入一家知名外企，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说起自己的人生规划，她逻辑很清晰，读书深造、工作，每一步都是理性思考过的选择。
“真的就是临到35岁，一瞬间，我突然就很想要一个孩子。没有人催我。”叶亭说自己喜欢孩子，在路上见到婴儿车里的小孩都会忍不住微笑，在34岁的末尾，她突然有点时间紧迫的感觉。但问题是，她发现自己几乎不认识适龄单身男性。她成长在大学家属院，从学生时代到工作以后，生活圈始终简单而稳定。回国之后，她身边来往最多的是校友和同事，而年龄相仿的大多也已经成家。“我比较传统，不太想找比自己小很多的。”
正当她着急的时候，一个朋友在相亲群里看到刘峰的信息，发给叶亭。“也靠谱，也不靠谱。我是很相信这个朋友的，但是她和刘峰不认识，刘峰的介绍人和我也不认识。”
叶亭对刘峰的第一印象称不上好。她说，第一次见面约在一家饭馆。“我走进去以后他就开始给我讲他的工作，一晚上，也没人问他，就自己不停地讲，也不会抑扬顿挫。”刘峰说自己的工作是涉密的，一方面他把一些场景讲得绘声绘色，另一方面他也提醒叶亭不要过问太多细节，很有神秘感。刘峰大叶亭四岁，年近四十未结婚，“他也没有讲为什么，我也没问”。
叶亭对刘峰没有心动的感觉，但她觉得，婚姻和爱情是不一样的。“35岁，我是想要孩子、想组建家庭的。组建家庭的话，大家老说门当户对。”叶亭盘算过，自己和刘峰是门当户对的：“他是教师子女，我也是；他是公务员，我的工作也不错；我是在清华读书，他也在重点院校；他个子很高，1.85米，作为女生，我希望男生站在我旁边的时候别比我矮。”叶亭说她的收入大概比男方多一倍，但她不那么看重经济条件，而且她觉得他有上进心，两个人可以一起奋斗。
在这种情况下，七个月后，叶亭和自己见的第一位相亲对象“闪婚”了。刘峰说，因为工作要求，他们不办婚礼，不贴喜字，不摆酒席。叶亭觉得遗憾，但还是同意了。直到这时，叶亭仍然对丈夫很不了解：她没有去过丈夫的单位，不知道丈夫老家的地址，没有见过丈夫的同事或朋友，甚至不知道丈夫还有一个硕士学位——这还是叶亭婚后才偶然发现的，“他读的是非全日制，或许他认为这是个不太光彩的事情”。
婚后叶亭发现，丈夫对自己的态度从平淡逐渐转向冷漠。叶亭在家做好晚饭，叫刘峰来吃，刘峰总是沉默地吃完就离座。“他也不管我吃完没吃完，吃的时候也不跟我交流这个饭菜怎么样，也不收拾。”丈夫也很抗拒亲密接触。“我问他，那我们结什么婚呢？他让我不要对婚姻抱有期望。”叶亭觉得，自己似乎只是丈夫满足家人期待和工作需要的一个“配置”。
两人的生活习惯也非常不同，叶亭爱干净，刘峰喜欢在床上摊开一张报纸，嗑瓜子把瓜子壳吐到报纸上。叶亭作息规律，刘峰会连续几天通宵打游戏，直到眼睛得了干眼症。眼睛不好之后，刘峰会在家里拿三部手机同时倍速放音频，“他要把眼睛去接受信息这个事情转换到耳朵上，而且他认为只有一个效率太低”。
叶亭多数时候都选择忍耐。“我的恋爱经验就是，我太骄傲了。”叶亭说，自己从读本科到去国外做博士后，一直不乏追求者，在这个男多女少的理工科专业，她被同学叫作“女神”。“我后来被朋友们说过，你看那个谁那么好，你就把人家给‘作’走了。我听进去了，所以我决定结婚之后不应该那样，我应该去做些退让。”
如果只是夫妻之间的矛盾，叶亭或许会一直忍下去，叶亭说真正让她决定离婚的，是担心丈夫可能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伤害到孩子。叶亭和刘峰结婚时35岁，第一次怀孕时，第八周叶亭遇上了胎停，在这之后她又过了接近十个月才怀上小田。那时她已经37岁。“怀孕期间一直参数指标都不好。”为了保胎，叶亭吃药打针，补充黄体酮和叶酸。“我内心一直都在跟孩子对话，叫宝贝要坚强，妈妈在等着你，我给他讲，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特别好的事情，他要来体验。”
《小夫妻》剧照
孩子一出生就成为了叶亭生活的重心。“他趴在我肚子上的时候，我觉得太幸福了，软软的热乎乎的一团。”后来月子里孩子得黄疸，又得湿疹，叶亭忍着堵奶、肋骨骨裂的疼痛，时刻守着孩子，生怕孩子叫她的时候她没能在身边，哪怕离开十五分钟去洗澡都很难。“我不忍心孩子在外面叫妈妈，每次洗的时候就跟打仗一样，能多快有多快，有时候能不洗就不洗了。”
叶亭发现自己和丈夫在育儿上有很大的分歧。叶亭给我翻她的一本育儿日记，里面详细记录了小田出生后每天进食的时间点、吃下去的食物种类、甚至是尿布湿的克重——叶亭和父母会去称重，精确到0.1克，以追踪孩子摄入的母乳量。她说这种记录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从读书到工作，她一直相信“求其上，得其中”，只要足够认真，事情总会做得更好一些。成为母亲之后，这种习惯自然延续到了育儿上。
育儿日记（记者 摄）
相比之下，刘峰的育儿方式显得粗糙。叶亭说，刘峰认为孩子要“训练”，“做睡眠训练、哭声训练、吃奶训练”，“孩子要哭，放那哭一会就不哭了。”有一天深夜，小田一直哭闹，叶亭起床喂奶，发现刘峰气冲冲地坐在客厅里。他认为孩子早该断奶，而且认为叶亭不该让父母到家里带孩子，妨碍他的生活。那天晚上，刘峰拉着叶亭争论到凌晨四点。
类似的冲突越来越多。叶亭说，给孩子洗脸、擦药、做辅食这样的日常家务，刘峰从不愿意搭把手，“连一片尿片也没有递来过。”叶亭渐渐发现自己要担忧的事情太多了。“孩子每天看到的是爸爸可以不吃饭，可以拿饮料当水喝，可以坐在床上吃垃圾食品，手上有油就直接往裤腿或者床单上擦。”她越来越难相信两个人能够共同塑造一个她所期待的家庭。
《金婚》剧照
更大的冲突终于还是在2024年11月爆发。当时两人在出门时发生了争吵，“刘峰抱着孩子就往外冲，我一看他是横着抱的，孩子脑袋即将撞到门框，我就赶紧把手伸过去挡着。他不顾孩子安危，这触动了我的底线。”叶亭报了警。“警察来了说，‘你们什么情况？’他就来了一句说，叶亭从来不带孩子，根本抱不了孩子。我当时先是很蒙，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然后一下就清醒了，我觉得不能再这么纠缠下去。”叶亭决定离婚，她开始找律师，找房子。
2024年11月18日，叶亭趁着刘峰上班，叫了搬家公司，带着孩子搬出了家。
因为担心刘峰找上门，叶亭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地址。“我心里害怕，我要是告诉他地址，他肯定会无休止地骚扰，甚至会过来抢。我没想着要藏孩子，只是如果我要分居出来，不可能把一个哺乳期的孩子留在原来的家呀。”
刘峰以叶亭藏匿孩子为由，向法院提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2024年12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了一份民事裁定书，法院认为，叶亭曾经和刘峰协商探视、多次给刘峰发去孩子的视频和照片，而且在法院组织谈话时主动把孩子带到法院和刘峰见面，“主观上完全没有藏匿孩子的故意”。不过法院也认为，叶亭将孩子带离双方原住所且未告知刘某现居所，客观上给刘某行使监护权带来不便，要求叶亭停止侵害刘峰的监护权，对刘某行使监护权进行必要协助。
《凡人歌》剧照
裁决下来之后，叶亭把地址告诉刘峰。但刘峰已经不再信任叶亭。叶亭说，刘峰每次探视，并不和叶亭约时间，而是经常在叶亭上班时间上门，让叶亭父母把孩子交给他，如果叶亭父母不开门，他就录视频称叶亭妨碍他探视。如果叶亭在家，邀请他进门探视，刘峰也不进去，而是要求叶亭交出孩子，由他带走，双方僵持不下。叶亭在家门口安装的摄像头记录显示，有一次刘峰和叶亭在门口争吵，期间刘峰上去想要从叶亭怀里抢走孩子，撞倒了叶亭父亲，叶亭父亲抱住刘峰的腿，两人都摔坐到了地上。
在一次次找回孩子无果之后，叶亭注意到到像她这样在离婚诉讼阶段经历孩子被丈夫抢夺、藏匿的母亲并不少。她们甚至组成了一个叫“紫丝带妈妈”的维权群体。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荆统计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从 2007 年到 2020 年涉孩子抚养权、探视权起诉到法院的诉讼纠纷，其中近13%的案件伴有抢夺藏匿孩子行为。
张荆告诉本刊，当抢夺、藏匿孩子发生在婚内，一个很常见的原因是抚养权之争。法律规定，2岁以下孩子，原则上判给妈妈，而8岁以上，法院要参考孩子的个人意愿。2岁到8岁之间是抢夺藏匿最常发生的阶段。在过去的离婚诉讼实践中，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长期跟随哪一方生活，被视为判决抚养权归属的重要参考因素。有的父母会把孩子抢去，然后不断给孩子灌输对方的负面信息，等孩子年满八岁了，在法庭上讲出对自己有利的话。因此，在离婚诉讼阶段，通过抢夺、藏匿孩子来制造“稳定生活关系”的情况并不少见。
《玫瑰的故事》剧照
“近年来，法律对此作出了回应。”张荆说，2025年施行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禁止抢夺、藏匿未成年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抢夺、藏匿孩子属于违法行为；存在此类行为的，法院在确定抚养关系时，应当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张荆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进步。
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个新的问题随之浮现出来。张荆发现，随着新的司法解释出台，抢夺、藏匿行为变得更加隐蔽。“以前特别直接，准备离婚的阶段，突然把孩子抢走了。现在不是。现在会告诉你孩子在哪，表面上允许探视，但你就是见不着。比如今天孩子上兴趣班，明天孩子去同学聚会。每到探望的时候，孩子的日程就特别满。”相比于公开对抗，这种消极而持续的阻挠更难应对。而且，“司法解释（二）”出台后，有人明知道抢夺藏匿在抚养权判决上是对自己不利的，但仍抱着侥幸心理。“强行把孩子弄在身边，对孩子进行精神控制，让孩子仇视对方，主动提出跟他过。”
另一个现实的难题在于，现行法律对于人格权侵害禁令如何执行，仍然缺乏明确规定。“原则上讲，禁令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但问题在于，谁去找孩子、怎么找孩子、用什么方式把孩子带回来，目前并没有相应的执行规则。”张荆提到，法院拥有裁判权，却没有侦查权；而公安机关拥有侦查能力，却往往缺少介入依据。只有极少数情况下，当抢夺、藏匿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并最终被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时，公安机关才有可能通过刑事程序介入。但这种罪名条件苛刻，一般指的是抢夺藏匿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比如对他人造成人身或者精神创伤。
泽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郭小明和他的团队专门处理涉及抢夺藏匿孩子的案件，他提到，在少数案例中，如果抢夺藏匿孩子的一方在被采取了罚款拘留措施之后，仍然拒不履行判决，也有可能被依法追究拒执罪，但这也很看法官的个人认知和当地的判例。“在传统认知里，很多人把孩子的监护看作家事，而不是刑法要介入的大事。”
叶亭租住的房子里，书架上摆着小田的照片和他搭过的玩具（王旭华 摄）
“紫丝带”群体中也有爸爸，但妈妈的数量要多的多。张荆认为，原因之一是法律认为孩子年幼时更离不开母亲，加上母亲履行照护职责通常也比男性更充分，偏向把幼儿的抚养权判给母亲，这就让男性在抚养权上更有危机感，也更倾向于越过法律，通过暴力来抢夺。2024年，郭小明曾在刘峰抢夺孩子前，短暂成为刘峰的代理律师，但抢夺发生时，他并不知情，得知此事后，他表示对刘峰的违法行为不认同，不再介入此案。郭小明说，他建的互助群有七个，七个群里面有其中一个是爸爸群，剩下的全部是妈妈群，人数大约在十比一。
张荆说，为了防止争抢的发生，有些地方法院会给矛盾冲突比较大的父母设置“探望室”，在有第三方的前提下探视，本质上解决的就是父母双方对彼此不信任的问题。“不过各地法院仍在探索，没有形成制度，因为一旦要真正推进制度化，就涉及到法律是否需要修改，以及经费来源的问题。”
时隔半年多再见到孩子的那一天，叶亭突然怀疑自己：“我去找孩子是一种带着信念的。但是见到孩子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想，我去见他对他会不会是一种伤害？因为如果我不去见孩子，刘峰也许不会这样呵斥我，然后吓到孩子。孩子那么小，他只能被动地接受，无处可逃。”
“在父母的拉锯战中，最受伤的还是孩子。”郭小明说。“很多时候抢夺孩子的一方不是真的爱孩子，或者要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其中夹杂了自私的目的，比如说去报复对方、拿捏对方，或者作为谈财产分割的筹码。还有一些情况是家里的父母老人更想要那个孩子。”郭小明说。他经手过一个案例，当事人沈某和妻子感情并没有破裂，而且沈某对孩子照顾和疼爱有加，但因为女方父母在相处中不认同这位女婿，执意要通过抢夺藏匿孩子的方式来逼迫两人离婚，导致孩子一直和父亲分离。
在办案过程中，郭小明团队发现，很多时候抢到孩子的一方也没有实际抚养，而是把孩子丢给老家的亲人去带，这些孩子的成长情况其实很差。“郭小明提到一个例子，一个已经获得抚养权的父亲，一直阻止前妻探望在上小学的女儿，而自己已经再婚再育，女儿在新家庭被忽视。在前妻一次短暂的探视中，发现女儿私处已经有严重的炎症，长期未得到治疗。“这个母亲每次见孩子都特别难受，哭着说说孩子太可怜了，太可怜了。”
《180天重启计划》剧照
徐露的案子是郭小明代理的。她的两个孩子的童年，也因为生父的抢夺被改变了。徐露曾在婚内甚至怀孕期间受到丈夫的家暴，在小儿子七个月时她便独自带两个孩子在外租房生活。2022年11月21日，在离婚官司打完并获得抚养权后不到一周，她的两个孩子被前夫带着多人当街抢走并藏匿。此后，徐露开始了辗转在多个城市的寻子之路。
期间，法院执行局曾在海南和贵州找到孩子，并指示徐露到法院见面，但几次见面都她都没能把两个孩子带走：两个才五六岁的孩子会机械地重复咒骂徐露的话，竖中指，对她拳打脚踢。每见一次，徐露都发现孩子变得越来越暴力，感到更加心碎。
经过不断维权，徐露总算在2023年10月接回小儿子。那时，徐露发现，一个更艰巨的挑战才开始：重建信任和亲情。小儿子被抢走时五岁，性格活泼伶俐、大大咧咧，但仅仅经过一年，孩子就变得小心翼翼、沉默寡言。进家里的头一个月，孩子不叫妈妈，吃饭也不敢动筷子，观察大人们的脸色，如果有人建议他多吃点，他哪怕吃不下了，也拼命往嘴里扒饭，强迫自己把所有饭都吃下。“后来他告诉我，是怕惹恼了我们，我们要弄死他。”他爸爸一直给孩子灌输“妈妈是坏人，从来都没找过他们，把爸爸害进了监狱”，还告诉他以前他录过说妈妈坏话的视频，妈妈会报复他的。这给孩子植入了很深的恐惧。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剧照
“刚回来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徘徊犹豫，究竟爸爸跟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妈妈说的才是真话。他不知道能信谁。”在徐露把孩子接回家之后，前夫又曾在孩子上下学时企图再次抢夺，每一次都对孩子形成剧烈的刺激，导致孩子因极度恐惧而不敢出门。每每提到孩子神色紧张地给她剥橘子、倒水，这些讨好的举动，徐露都会忍不住哭起来。“我很心疼。”
徐露给孩子请心理老师，做心理疏导。经过徐露三年的陪伴，孩子终于也开始像朋友一样跟徐露聊起学校里的琐事。但他只要一听见有敲门声或者门铃声，还是会应激地往桌子底下、床底下钻，躲起来怕被人找到。他也极为抗拒和徐露一起拍照和视频，怕会被放到网上，被父亲报复。徐露意识到有些伤疤可能会长久留在孩子的记忆里，难以消退。他想念哥哥，会问“哥哥还能够回来吗？”徐露还在寻求让大儿子回到身边，但三年多过去，还卡在执行这道关。
和徐露相似，探视孩子对叶亭来说，是一种心理折磨，但又无法割舍。5月31日，儿童节的前一天，叶亭提着给孩子新买的玩具又去了一趟江西。隔着一道铁栏杆门，叶亭见到了被父亲紧紧抱着的孩子，孩子目光垂在地上，没有抬头看叶亭，用童稚的嗓音说，“不要开这个门”。叶亭拎起玩具给孩子看，说给他带了小火车，孩子说“要”，刘峰问叶亭“进不进来”， 叶亭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邀请孩子“过来”和她重聚。不到半分钟，刘峰抱着孩子进屋把门锁上了。
“我其实是想过进门见孩子的……但我担心孩子会像上次那样被绑住，刘峰高声骂我，吓哭孩子。我希望孩子见到我，感受到的是爱和温柔，而不是觉得妈妈带给他的是噩梦。”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叶亭、刘峰、小田、徐露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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