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扬州瘦西湖红十字救护站。 （视觉中国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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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狱法修订草案也迎来三审，拟完善监狱人民警察使用警械、武器的规定，罪犯与亲属通话会见的规定，罪犯与其辩护律师会见的规定，罪犯离监探亲的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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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陈怡帆

责任编辑｜钱昊平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将于2026年4月27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4月24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新闻发言人施春风介绍，此次会议将集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其中施行31年的监狱法首次大修，社会救助法草案将迎来第三次审议，成为最大亮点。

“在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规范刑罚执行方面，监狱法修订草案作了一些完善。”施春风表示，监狱法修订草案拟完善监狱人民警察使用警械、武器的规定，罪犯与亲属通话会见的规定，罪犯与其辩护律师会见的规定，罪犯离监探亲的规定等。

社会救助法立法工作酝酿多年，草案即将迎来三审。审议稿拟作的主要修改包括将“流浪乞讨人员”的表述修改为“流散人员”，针对截留、挪用、私分救助资金等行为，增加规定对有关组织、个人可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下罚款等。

202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监狱法修订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

施春风表示，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拟作以下主要修改：一是进一步加强人民检察院对监狱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包括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减刑、假释及考核工作的监督等。二是进一步规范和保障监狱管理活动。完善监狱人民警察使用警械、武器的规定，罪犯与亲属通话会见的规定，罪犯与其辩护律师会见的规定，罪犯离监探亲的规定等。三是增加规定，监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及时公正办理罪犯减刑、假释案件，充分发挥减刑、假释在刑罚执行中的作用。四是进一步加强有关提升罪犯教育改造工作质量方面的规定，推进教育改造工作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五是进一步加强有关未成年罪犯心理矫治的规定，完善有关未成年罪犯回归社会的衔接工作规定。 

此外，为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规范刑罚执行，施春风表示，监狱法修订草案还将加强人民检察院对监狱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包括加强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减刑、假释的执行工作和监狱对罪犯的考核工作的检察监督等；增加了加强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建设的规定；加强对监狱及其人民警察的执法监督，如增加规定警务督察制度，完善责任追究机制等。

目前，中国社会工作主要依据2014年颁布的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社会救助法的出台有助于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根据社会救助工作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社会救助法草案三次审议稿将“流浪乞讨人员”的表述修改为“流散人员”，表述更为准确、中性、简洁。

除审议监狱法修订草案、社会救助法草案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将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企业国有资产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农业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水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对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施春风表示，二次审议稿专门增加规定，国家运用卫星遥感、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提高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的水平，加强对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的监督。

▲ 除高糖、高盐、高脂肪外，超加工食品通常还会破坏食物的基质和细胞结构，同时广泛使用添加剂。（视觉中国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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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研究证实，超加工食品吃得越多，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就越高，这种现象在很多族群中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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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仍飞

责任编辑｜王江涛

超加工食品的过量摄入，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公共卫生危机。最近，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多个机构的研究人员，利用当地一项超过二十年的追踪研究数据，对近七千名成年人超加工食品的摄入量与心血管疾病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超加工食品吃得越多，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就越高。

当研究人员按超加工食品的摄入量将这些人分成五组后，数据表明，每天吃这些食品最多的那些人，摄入量相当于吃得最少的那些人的大约八倍，而与此同时，他们随后患心肌梗死、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比后者高出近67%。这一研究2026年3月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进展杂志》（JACC: Advances）上。

除了超加工食品摄入量特别大的人风险激增外，其他人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同样会随着每天摄入量的增加而增长。这意味着，如果你今天比昨天多吃了一份薯片，那么你的心脏可能正在为你这个看似微小的选择默默记账。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风险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即使研究者剔除了总热量摄入、整体饮食质量，以及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和肥胖等传统干扰因素，超加工食品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联依然牢固。这意味着，即便一个人各项化验指标看似正常，如果长期依赖高度加工的工业食品，其心血管健康仍可能存在较大危险。

迄今为止，已有大量研究揭示了超加工食品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但这些研究大多只关注同质化的人群，而最新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依托当地的种族多样性，纳入了白人、华人、黑人，以及西班牙裔等多元化的族群。最终证实，超加工食品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联，即便在多样化的人群中依然存在，而且族群背景也能影响这种风险关联，其中，黑人的风险要比其他人群更大。

这凸显了当前应对超加工食品所带来的健康危机的紧迫性。要理解这种危机，可以先看食品领域备受关注的Nova分类系统。它不再单纯以营养素来定义食物，而是根据食物加工的目的和程度，将它们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未加工或微加工食品，比如新鲜采摘的玉米、冷藏的鲜肉；第二类是加工烹饪原料，如食用油；第三类是加工食品，通常利用前两类食物进行简单加工；而第四类就是超加工食品，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可能是某种充满添加剂的袋装零食，或者富含甜味剂的瓶装饮料。

2025年，美国心脏协会的科学建议特别强调，虽然相关机制尚不清楚，但超加工食品一直与负面的健康结果有关。它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食物，为了延长保质期、降低成本并制造出令人上瘾的口感，这些产品往往添加大量家庭烹饪中不常见的添加剂。其他一些经常添加的物质，如糖、钠和饱和脂肪，也早就被列为降低心血管代谢风险需关注的重点目标。

而超加工食品的危害，远不只是高糖、高盐、高脂肪那么简单。加工过程本身，以及其中添加的非营养成分，正在以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方式损害健康，这种影响方式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添加剂。

超加工食品中广泛使用的乳化剂、人工甜味剂、人工色素等添加剂会破坏肠道黏液层，改变肠道菌群组成，引发低度慢性炎症。还有食品包装材料中的邻苯二甲酸酯、双酚A等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会影响内分泌代谢的平衡，长期摄入可能会增加肥胖、胰岛素抵抗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食品的过度工业加工还往往会破坏食物的基质和细胞结构，由此导致的精制成分被快速吸收，可能会引发餐后血糖和胰岛素反应过度，随后出现短暂的低血糖，进而可能继续刺激饥饿感，直接损害食欲调节功能。

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因为超加工食品在过去三十年的崛起，人们的饮食模式也被改变了。超加工食品种类多样、食用方便，价格还便宜，因此受到年轻人和其他低收入者的青睐。这类食品能量还很高，进食过多后，也很难再有胃口吃到更健康的食物，由此也导致人们的营养摄入出现问题。

过去十年，全球范围内超加工食品的消费量持续攀升，正如最新研究所发现的，与之相伴的是心血管疾病发病率的同步上扬。鉴于此，2026年1月发布的美国新版膳食指南，开始大力呼吁转向真正的食物，并首次明确提出限制或避免超加工食品。其推荐的核心食物包括：全谷物、豆类、坚果、蔬菜、水果，以及不添加糖的全脂乳制品等。与之相对，高度加工的即食餐、含糖饮料、大多数包装零食则被明确列入应限制或避免的清单。

根据最新研究的数据，每天多吃一份超加工食品，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上升约5%。反过来，把下午那瓶含糖饮料换成无糖茶，把孩子的彩色麦片换成原味燕麦，都是有意义的改变。虽然目前相关的流行病学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细化，但美国心脏协会根据现有证据，给出了一条大致的参考线：当超加工食品摄入超过每日总能量的10%到15%的时候，风险值开始明显爬坡。

因此，对于这些食品，应该尽可能地少吃或不吃。同时，要提高自己对超加工食品的鉴别能力，学会看食品配料表，辨别健康假象。很多你以为健康的食品也可能存在欺骗性，如一些标榜“低脂”“高蛋白”的即食燕麦、风味酸奶或能量棒，同样可能属于深度加工的食品。

对于家长而言，应给孩子做个榜样，通过改善自身饮食，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因为已有研究表明，早期接触太多高度加工的食品，会悄悄改写孩子的味觉记忆，让他们长大后也更难接受天然食物的清淡。所以，选择真正的食物，不只是为自己，也是在替孩子未来的健康护航。

为了更好地降低超加工食品的危害，政策层面还应推动更透明的食品标签规则，限制针对儿童的超加工食品营销，改善社区的生鲜食品可及性。毕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条件吃得干净，才是防线真正的根基。

2026年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对这两位公卫医师妈妈而言，“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不是一句简单的宣传口号，医者的眼睛让她们看见疾病的残酷与防控的必要，而母亲的本能让她们懂得守护的珍贵与抉择的重量。两种身份交织，她们希望在无数个日夜里，用“怕”与“爱”为千万家庭和儿童筑起坚韧的健康防线。 

▲正在给小宝宝接种的张叶群。（受访者供图）

▲繁忙工作中的张叶群。（受访者供图）

▲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梁亚琼和同事要覆盖辖区内12个区的疫苗接种管理。（受访者供图）

▲梁亚琼的女儿送给她的画作——《白衣天使万岁》。（受访者供图）

（专题）

▲ 当“小手术”遇到复杂的个体差异或意外情况，术后并发症的风险便难以规避。（视觉中国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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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接受阑尾切除术的终身风险比男性更高，12—16岁的少女是阑尾切除术风险最高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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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明在痛，但别人就是说你根本不痛。”林素说，她不仅要与病痛斗争，还要与家人顽固的认知斗争——后者更令人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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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这种认知能慢慢改变，让患者在术前多一点心理准备，术后多一份重视，让周围的人对患者多一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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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谢语欣

南方周末记者 崔慧莹

责任编辑｜黄思卓

三十多天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全靠静脉注射营养液维持。今年34岁，定居上海的外企职员陈雨从未想过，一个小小的阑尾手术，会让她陷入旷日持久的磨难，甚至需要二次开腹手术。

在公众认知中，阑尾切除术不过是个“小手术”：当天下地，三天出院，一周康复。然而，在社交平台上检索“阑尾炎手术”，却能看到不少网友都在吐槽——“对医生来说是小手术，但对我不是”“术后恢复，一言难尽”。

小手术背后，也有不少风险。

众多阑尾炎患者在发帖时提到，术后肠粘连带来排便习惯改变、反复腹痛，肠梗阻导致呕吐、腹胀和肛门停止排气排粪，还有输卵管堵塞等术后并发症。

除与身体的疼痛作斗争外，还很可能被亲友质疑“太矫情”。“我明明在痛，但别人就是说这应该不痛。”33岁的患者林素是一位美术馆编辑，切除阑尾后遭遇严重便秘，她说那种不被理解的孤独感，比疾病本身更让人崩溃。

阑尾炎是成人和儿童患者最常见的外科急症之一。据《柳叶刀》发布的《1990年至2021年期间全球、区域和国家阑尾炎负担的趋势和水平》，2021年全球阑尾炎新发病例约有1700万，发病率为214例/10万人，而我国人群的发病率为312例/10万人，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目前，急性阑尾炎的治疗手段主要包括抗生素药物治疗、手术切除阑尾、内镜下逆行阑尾炎治疗术。其中，阑尾切除术被认为是治疗急性阑尾炎的“金标准”。然而，当“小手术”遇到复杂的个体差异或意外情况，术后并发症的风险便难以规避。

在患上阑尾炎之前，陈雨一直以为这种病只属于小孩，或是饭后剧烈运动的“惩罚”。直到因右下腹剧痛被120送进医院，她的认知才被医生纠正。

2020年12月，她在上海一家三甲医院接受了腹腔镜阑尾切除术。

因恢复快、并发症少、伤口感染率低、住院时间短等优点，腹腔镜这一手术方式深受临床医生和患者青睐。但术后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陈雨的预期。

出院仅五天，陈雨便因呕吐、腹痛再次就诊。本来，腹腔镜术后，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肠粘连情况，但陈雨的情况似乎更加严重，肠粘连引起了肠梗阻。

更棘手的是，当时医院没有空余床位，难以立即安排手术。陈雨只能在急诊留观室，接受保守治疗。

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天里，她无法吃饭或喝水，只能依靠静脉输营养液维持。乳白色的三合一营养液（包括脂肪乳、氨基酸、葡萄糖），加上消炎药等，持续不断地输进身体。

2023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静脉治疗护理技术操作标准》提到，外周静脉留置针宜72h—96h拔除导管。尽管留置针对血管损伤相对较小，但长时间输液仍让手背逐渐无从下针。时至今日，陈雨手上还留着当年的针痕。

漫长的保守治疗之后，陈雨最终选择回到老家地级市的医院，通过开腹手术解决肠梗阻。“为什么这么麻烦？阑尾炎不就是个小手术吗？”

第二次手术后，医生给出的解释才使她明白肠梗阻发生的原因：阑尾炎手术时，陈雨的肠道被碰伤，缝了一针，“就像拧毛巾一样拧了一下”，导致肠道不畅，也就是肠梗阻。

陈雨出院回家休养，为防止肠粘连，她几乎每天在家人的陪伴下步行，少则三四千步，多则上万步。家人忍不住感慨：“平时你总是很要强，阑尾炎让你一下子变得好脆弱。”

如今，距离两次手术已过去五年。陈雨的生活早已回归正轨，健身、打橄榄球，近期肠胃镜检查结果一切正常。“现在看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但阑尾炎这段意外经历，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折磨。”

切阑尾的小手术，却有很多人被后遗症折磨到崩溃。（农健/制图）

如果陈雨是遭遇医疗意外的极端案例，那么林素则遇到了一个更普遍，也更隐匿的困境——来自亲友误解的“二次伤害”。

2022年12月，林素在成都一家三甲医院同样做了腹腔镜阑尾切除术。术后一周复查时，医生让她“恢复正常饮食”。

然而，恢复正常饮食后不久，林素便出现右下腹剧痛、低烧、便秘等症状。

林素的家人坚信，阑尾炎手术一周就该痊愈，不可能发生肠粘连。母亲会用某某朋友阑尾炎手术后恢复得很好，当作“正面典型”来劝她。

术后一两周，家人就开始催促林素找工作、大胆吃喝、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但林素因右下腹疼痛伴低烧，再次入院，“我们完全在两个频道”。

她把医院的检查报告给家人看，证明自己仍有炎症，换来的却是批评：“不可能有问题！医生搞错了！”

春节期间，她回四川老家，餐桌上摆满了重油重辣的菜，清淡的菜式包括韭菜炒蛋，但韭菜含有的硫化物和膳食纤维，会刺激胃酸分泌，导致腹胀、排气增多，“这桌菜在我的饮食雷区跳舞”。

当她表示无法吃这些菜时，父亲勃然大怒：“你这个样子，什么都不能吃。”那一刻，林素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我明明在痛，但别人就是说你根本不痛。”林素说，她不仅要与病痛斗争，还要与家人顽固的认知斗争——后者更令人痛苦。

术后一个月，林素暴瘦了二十多斤，“皮包骨，肋骨轮廓清晰可见”。她只能自己摸索饮食：太硬的固体食物不能吃，芹菜、韭菜也不能吃。即便如此，她仍然经常感觉右下腹疼痛。

更让林素困扰的是，她此前从未有过胆囊问题，术后却出现了胆囊炎。“因为前后有好几天不能吃东西，做完手术后又一直吃流食，暴瘦后春节又暴饮暴食，可能胆囊就不行了。”医生建议她做手术，但她再也不信任手术了。

阑尾炎的后遗症，也不只肠梗阻和肠粘连。对于一些女性患者而言，它还可能影响生育功能。

张丽三岁时因阑尾穿孔，腹腔内充满脓液，险些丧命。此后，便秘成了她的“老朋友”，经常肚子疼。2019年，她被查出卵巢囊肿，腹腔镜手术中发现，她的腹腔内粘连得一塌糊涂”，卵巢、子宫、输卵管全部粘在一起。

在她备孕时，还查出了严重的输卵管积水。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医师李智敏告诉南方周末，阑尾和子宫、输卵管、卵巢同处盆腔，阑尾炎的炎症可蔓延并通过输卵管伞端，影响破坏输卵管黏膜和纤毛导致堵塞，造成原发性不孕。“正常的输卵管有一定直径和大小，堵塞的输卵管看起来就像腊肠一样。”

张丽刚开始选择了中医消炎，坚持了半年，但效果不理想。她冒险移植了一次胚胎，因积水严重着床失败。“每个月都测怀孕，每个月都落空。”最终，她接受了宫腹腔镜手术，但左侧输卵管已粘连成一团，医生束手无策。

幸运的是，最终在试管技术的帮助下，她产下一对双胞胎。“现在孩子已经抱在怀里了。”

但肠粘连的感觉仍在，肚子上因多次手术留下了许多瘢痕。“以前觉得阑尾炎很普遍，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后遗症，真是小鬼难缠。”

李智敏指出，阑尾炎导致输卵管炎症、堵塞的病人虽不是特别多，但风险较高。据《急性阑尾炎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2025年）》，女性接受阑尾切除术的终生风险比男性更高（23.1%VS12.0%），少女（12—16岁）是阑尾切除术风险最高的群体。

阑尾是人体腹部右下方的一条细长的蚯蚓状盲管。人们熟悉的是阑尾炎发作时会引发剧烈腹痛，却很少知道手术后遗症风险。

“做完腹腔镜阑尾手术后，不仅恢复起来很慢很艰难，而且最糟糕的是大众和亲友的顽固认知，折磨身心。”在社交平台上林素找到了盟友。许多人分享自己的阑尾炎经历与康复经验，“这也让我感到些许慰藉”。

陈雨也深有同感。她曾加入一个病友群，里面千奇百怪的肠梗阻原因——剖腹产、子宫肌瘤手术、阑尾炎。她意识到，一切开腹手术都可能带来肠粘连，“但阑尾炎手术后出现这个状况的，确实不多”。

陈雨曾被医生告知，肠粘连如果不影响生活，不建议再做手术，因为松解后还可能再粘。她最终选择了与身体和解。

林素也曾去看过医生，对方直白地告诉她：“你都做了手术了，你就要面对现实，肠粘连是不可能好的，你只能调整自己的心态接受。”

“希望这种认知能慢慢改变，让患者在术前多一点心理准备，术后多一份重视，让周围的人对患者多一些理解。”林素说，很多小手术可能只是医生眼里的小手术，患者术后怎样保养身体，正常生活能否恢复，都需要自己认真考虑和调理。

（陈雨、林素、张丽为化名）

只要盛夏一到，中国地理版图上许多地方的空气便滚烫起来。楼宇吸附着热量，街道蒸腾着暑意，人在城市里穿行，像穿过一口缓慢升温的锅。也正是在这种时候，贵州的山地轮廓就显出一种不一样的意味来：清晨的薄雾还挂在山腰，午后的凉风从林间穿下，到了傍晚，天色甚至比许多平原城市更早地沉静。

那些从高温地带赶来的人，最先感到的往往不是“景色真好”，而是身体忽然松了一下：原来夏天也可以不必那么紧绷。山风是慢的，空气是凉的，街巷是缓的，日常是能被重新安顿下来的。

过去许多年里，贵州承接的主要是避暑人群季节性的迁移。人们来这里避暑，住上几天，看看瀑布、走走古镇、吃几顿酸汤鱼，再从高原山地返回原有生活。

但这几年，事情开始起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贵州，不再满足于“看一眼”，而是想“住一阵”；不再满足于打卡景点，而是开始认真计算：这里能不能办公，能不能看病，买菜方不方便，网络稳不稳定，孩子和老人能不能一起待下来。

与2026年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提出的“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理念一致，旅居，正从一种旅游附属品，变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也正因此，今天再看贵州，已经不能只把它看作一块凉爽的山地、一处观光目的地。它正在成为一个被重新认识的生活空间。2025年，全国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65.22亿，出游花费6.3万亿元；同年贵州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8.9%和11.1%。在宏观旅游市场持续扩容的背景下，贵州面对的已不只是“来一次”的游客，而是“愿意停下来”的人。

贵州旅居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从安顺到桐梓，它最早的样子其实很朴素：依托夏季凉爽气候，吸引周边的一些中老年人来短住避暑。重庆等地热得受不了的中老年人过来，住的是农家小院、乡村旅馆、景区周边的简易民宿，消费也以吃住为主，配套粗疏，停留有限。

那时的贵州有资源，但距离“成熟旅居目的地”还有不小差距，因为真正的旅居并不只需要风景，更需要交通、医疗、通信、商业和公共服务的共同到位。

据南方周末《2026年旅居消费报告》，贵州旅居大致经历了从“早期避暑短居”到“规范化转型”，再到“旅居+”融合发展的演进过程，直到2025—2026年前后，随着省级专项方案密集出台，才真正开始从观光逻辑走向品质旅居逻辑。

贵州长顺神泉谷湿地旁的房车和露营地（视觉中国/图）

真正理解贵州旅居，首先要把“旅居”从“旅游住得久一点”里剥离出来。

旅居的关键不在于天数本身，而在于它是一种“异地停留七天以上、以生活方式平移为核心”的复合型行为：人在外地，不只是看景点、住酒店，还要把工作、康养、社交、饮食、节奏，连同对日常生活的期待一起搬过去。

那么，一座山地省份，为什么开始承接新的日常？

大自然从来不会自动变成产业。真正让贵州旅居开始成形的，是“山水之外的东西”慢慢长出来了。

兴义市万峰林景区（视觉中国/图）

这种变化背后，首先是市场逻辑变了。过去的文旅更像一次性消费，景区门票、酒店住宿、土特产购物，完成一次闭环；而旅居更像重复性消费，它要求一个地方能不断提供稳定服务。

再往深一层看，这也是贵州对自身发展节奏的一次重新校准。过去许多人对山地省份的想象，总绕不开“资源好、区位弱、开发难”这几个字。可一旦旅游市场从“观光打卡”转向“生活停留”，山地的意义也变了：它不再只是交通成本高、开发难度大的自然地貌，还可能成为凉爽、安静、生态良好的长期居住空间。

谁先把这种空间组织能力建起来，谁就更有机会把自然禀赋变成产业禀赋。贵州今天做的，恰恰是这件事。

2026年贵州出台《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不再把旅居理解为某个景区旁边多几间民宿，而是明确提出要吸引更多客群到贵州旅游、度假、康养15天以上，推动“短期观光向长期居住、旅游流量向旅居留量”转化；到2027年，全省要培育10个县域旅居目的地、50个旅居集群、100个旅居地产项目、400个旅居民宿和400个重点旅居村寨，并明确构建“清凉避暑旅居带”“贵南阳光旅居带”“康养疗愈旅居带”的空间格局。

政策口径本身已经说明，贵州看待旅居的方式，正在从零散项目转向成体系产业。一个省把目标细化到这种程度，说明旅居在贵州已经不是补充业态，而是被纳入了产业主线。

而对于旅居者来说，贵州旅居的真正转折，发生在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逐渐补齐之后。交通与数字基建的改善，实质上降低了“住在贵州”的机会成本，使“看一眼贵州”变成“在贵州生活一阵子”成为可能。

根据交通运输部披露的数据，到2025年底，贵州高速公路总里程预计达9563公里，高铁营业里程1906公里，贵阳至省内市州中心城市基本形成1至2小时高铁交通圈。

贵州坝陵河大桥

空间意义上的“山高路远”，正在被基础设施重新定义。贵州的山还在那里，但“远”的感觉正在一点点被消解。

在贵州，你会发现，真正支撑旅居的，已经不只是几处出名的景区，而是一整套围绕停留展开的服务网络，包括酒店、民宿、客运、餐饮配套、业态供给等，一环一环地铺开。

谁在贵州旅居？答案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5月天气渐热之后，行走在贵州，你会发现这里不只是银发人群在此地避暑，旅居的人群已经逐渐扩展到亲子家庭、自由职业者、远程办公者、周末长住客以及文化体验型消费者。

贵州旅居这二十年的变化，关键并不在于游客数量增多，而在“过客开始变成归人”。有些人住一个月，有些人住整个夏天，有些人索性在森林旁买下一套小房子，把贵州变成一年里反复往返的第二居所。

夕阳下的民宿（视觉中国/图）

与此同时，2025年贵州全省民宿数量跻身全国第一梯队，民宿产业链累计带动就业约10万人、惠及近16万户农民。这个数据非常关键，因为它表明“住下来”已不是边缘市场，而是在倒逼供给体系重构。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向重复性交易；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异地短住逐渐嵌入地方日常；从城市与区域发展角度看，则是流动人口开始对地方服务业、租赁业、乡村运营和公共服务提出持续需求。

换句话说，贵州旅居的成长史，是贵州从资源供给地向生活承载地转变的过程。贵州对待旅居，秉持的是长期主义：它提供的不只是风景，更是异地生活、康养避暑的可行性。

如果说第一部分回答的是，人为什么来到贵州；那么接下来要回答的就是，人为什么能在贵州住下来。

能承接这种变化，当然首先因为它有一副好“底子”。平均海拔约1100米，夏季平均气温约23℃；截至2024年底，全省森林面积1114.78万公顷，森林覆盖率63.3%。作为全国世界自然遗产数量最多的省份，贵州拥有4处世界自然遗产；同时，全省拥有中国传统村落757个、国家级和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1640个、旅游资源单体82679处，还有17个世居少数民族。

贵州威宁彝族火把节（视觉中国/图）

但只讲“凉爽”和“风景”是不够的。在2026年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亮相的《贵州省旅居地图》，已经把贵州旅居的支撑逻辑概括得很清楚：不是单靠山水，而是围绕“文、旅、体、医、商、交”六要素共同发力。

地图和配套展陈集中呈现了15分钟旅居生活服务圈、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异地公积金贷款互保、共享办公、文娱健身空间等一系列支撑举措。说得更直接一点，贵州是在把“居”的质量一项项补起来。

公开资料显示，2024年省外客群在贵州购房3.06万套，占全省总量16.2%，销售金额超过百亿元；贵州的旅居总体方案也明确提出支持存量商品房改造为旅居用房，推动传统地产由“开发建设销售”向“开发+服务+运营”转型。

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旅居地产，而在于旅居地产最终卖的是什么。如果卖的只是低价房产，它迟早会回到同质化竞争；如果卖的是围绕居住展开的一整套长期服务，它才可能真正站住。

“交”是最先被重塑的一环。对旅居者来说，真正的门槛往往不是到没到贵州，而是到了以后能不能顺畅地生活和流动。

贵州山地特征曾经一度也是它的短板。景区分散、路程曲折、“最后一公里”不便，曾经限制了旅居的舒适度。如今这一点也在被运营创新部分破解。

贵阳立交桥（视觉中国/图）

山水是底，烟火是魂，而真正把两者连起来的，是一套可执行的运营能力。

据贵州发展研究中心统计，2024年至2025年6月，全省完成“小车小团”包车订单11万单，目的地多为“黄小西吃晚饭”等重点景区；这种看似细小的产品创新，实则非常适合旅居市场，因为它解决的不是前文所提到的“到不了贵州”的问题，而是“住在贵州之后怎么更高效、更轻松地流动”。

“医”则直接关系到敢不敢住、能不能久住。旅居消费者最稳的一块底盘，仍然是银发群体。2024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10亿，占总人口的22.0%。人口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康养旅居不是短期现象，而是长期赛道。

贵州的凉爽夏季、森林温泉、中医药资源和相对友好的生活成本，使它天然适合承接这部分需求。对很多老人来说，他们来贵州并不只是为了“躲暑”，更是在寻找一种更有弹性的晚年生活：气候舒服一些，身体松快一些，邻里热闹一些，医疗也更放心一些。

2024年，贵州全省三级医院达到108家，其中三甲医院39家；2025年，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近3亿人次，减少群众垫资近2000亿元。对银发旅居人群而言，一张医保卡的跨省顺畅结算，有时比一处风景名胜更能改变选择。

除了银发族，还有年轻群体。这些年轻人在这里不能简单写成“数字游民热”。比概念更重要的，是具体的生活需求：他们需要稳定网络、便利交通、适合工作的空间、能形成弱连接的社交场，还不失城市生活的小密度热闹。而贵州这些年累计建成15.06万个5G基站，行政村通5G持续推进，本质上都是在为这类人创造可停留的条件。

朝气蓬勃的科技园区（视觉中国/图）

旅居不同于观光游，正是在于它对综合配套的依赖更强：买菜是否方便、就医是否安心、网络是否稳定、交通是否可达、投诉是否有回应、孩子有没有可参与的活动、老人有没有可持续的照护支持。

于是，今天贵州旅居真正形成的，已经不是单一市场，而是一张多层次需求网。这张网越织越密，意味着贵州越来越像一个可以容纳不同人生阶段的人暂时安身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贵州旅居的竞争力，不应单纯理解为“便宜版度假”，更可以理解为一种高性价比的生活解决方案。

人到了贵州，为什么会觉得值得住下来？好气候和低房价往往还不够，生活本身有没有意思，生活有没有层次，这事也很重要。

换句话说，旅居不是把房子搬进山里就算完成了，它需要一套可以让人产生归属感的地方生活。贵州在这方面的优势，恰恰不是那种一眼就能算出来的优势，而是一种更慢、更深的文化密度。

这份密度，被编织在村寨、集市、节庆、饮食、手艺和人与人之间的往来里。

文旅铺就千年侗寨致富路（新华社记者 黎平/摄）

苗年、侗年、鼓楼、风雨桥、吊脚楼、蜡染、银饰、酸汤、糯食、火塘边的絮语、寨门口的芦笙声，这些东西构成的不是“旅游节目单”，而是一副在地生活的骨架。

也因此，贵州旅居如果只做景区和酒店，很容易被复制；可一旦把这些文化纹理真正放进旅居生活，它就会获得另一种不容易替代的黏性。贵州官方关于乡村旅居的研究也明确提出，旅居是乡村旅游在新时代的升级版，关键不只在“住”，还在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生活体验、如何防止“千村一面”的同质化。

这一点，榕江“村超”已经给出过生动答案。2024年，榕江县总接待游客人数达到946万，旅游收入突破108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4%和28%。除了客流数字，它还证明：地方文化一旦不是陈列品，而是参与式的公共生活，它就会形成强大的吸引力。

贵州村超（视觉中国/图）

人们去榕江，不只是为了看一场比赛，而是想走进一种热腾腾的在地氛围里，感受那种“来了就是自己人”的关系密度。这正是许多地方旅居产业难以复制和稀缺的：真实而松弛的烟火气。

在贵州旅居正符合“体验经济”的逻辑：消费者买的是空气、节奏、社交、安心、审美和地方生活方式。

“体”和“旅”的融合重塑了贵州旅居的活力结构，对于越来越多旅居者而言，他们在贵州的每个角落仍能找到流动感、参与感和社群感。山地地形没有成为贵州旅居体验的阻碍，反而在“体旅融合”里变成了鲜明的场景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在贵州，自然、村寨、非遗、户外、田野成为一种城市生活外的补充。传统村落、民族特色村寨和乡村旅游资源，这让贵州天然适合承接研学、自然教育和家庭式长住。

同样的逻辑，也能放到西江千户苗寨、肇兴侗寨、镇远古城、安顺屯堡等不同场景里去理解。

数据证实了发展“体验经济”的成效。2026年，贵州明确提出支持西江千户苗寨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并提升景区精细化运营与国际化服务水平；2025年春节和“五一”假期，西江千户苗寨分别接待游客18.88万和18.1万人次。

“文”和“商”的共创决定了贵州旅居生活的丰富层次。景区升级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让这些文化空间承担“生活功能”，让外来者不只是看见一地民俗，而是进入它、理解它、参与它。让游客和旅居者进入的是一个仍在生长的地方社会，而不是一个被消费过度的舞台。

这正是全国诸多旅居地面临的问题：如何处理外来停留者与本地生活的关系。旅居一旦做热，房租、物价、审美、空间秩序都会改变。若没有好的治理，它很容易把乡村推向另一种空心化：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只剩商业符号，原住民被边缘化，地方生活反而被消耗掉。

贵州的核心解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用制度锁定原住民的所有权、参与权、收益权，不让资本独大，不让村民旁观，不让地方文化变成表演符号。

一个地方既有古寨烟火，也有民俗人情，保留了独特气质的同时，又有着消费和社区商业。贵州关于乡村旅居的探索已经提醒，要把不同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公平受益和同步发展放在重要位置。

与民宿产业链带动的就业人口与惠及的农户数量相呼应，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贵阳全市三千余家经营咖啡品类的主体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1.5万个，间接带动烘焙、包装、物流等关联行业就业超1万人。

说到底，真正好的旅居，不应只是让游客舒服，也应让本地人从中看到尊严、收入和新的生活机会。

很多地方都想把风景变成生意，但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把风景变成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乡村和山地能不能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重新成为可创造、可居住、可长久停留的生活现场？

如果答案是能，那么贵州恰好先有一阵凉风，后来有一门产业；先有人来，后来有人住；先是“夏天的贵州”，后来才可能成为“四季的贵州”。

（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