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泡沫破裂25年后，思科的股价终于徘徊在2000年的高位附近。这一次，华尔街认为这轮上涨是真实的。
Evercore ISI近期将思科的评级上调至“跑赢大盘”，目标价从80美元提升至100美元，表明思科正受益于持续的需求趋势，未来盈利和收入将持续增长。
思科股价在过去一年累计上涨26%，并于12月10日创下历史新高。其增长不仅源于园区网络领域的稳健表现，还得益于客户对超过700亿美元的已安装资产的升级需求。
此外，思科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也不容忽视，预计到2026财年，AI收入将达到30亿美元，订单量显著增长。分析师们认为，思科具备长期维持高个位数销售增长的潜力。
那么，思科的未来增长能否持续？订阅巴伦创始菁英会员，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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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充满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关税和高企的公共债务的世界里，投资者纷纷涌向黄金等避险资产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热潮直接让那些从地下开采黄金的公司受益匪浅。
周一，黄金连续期货突破了5,000美元大关，大涨2.2%，达到5,089美元。过去12个月，黄金价格已经上涨了83%。
黄金矿企也因此接过了增长的接力棒。市场普遍预期黄金将持续走强，这有望吸引更多资金流入主要矿企的股票。
美元走软、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资金从美国资产转向多元化配置，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黄金的上涨行情。
随着全球政治不确定性持续，黄金价格以及主要矿业公司的股价似乎都将进一步上涨。你是否准备好抓住这一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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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全面启动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通知》正式在全国落地，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周期为12个自然月。这一政策在前期试点形成的标准化流程基础上全面推广，直指中度以上失能老人照护刚需，是完善我国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强化民生保障的重要举措。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入深度阶段，失能老人照护保障短板日益凸显，政策落地兼具现实紧迫性与长远价值。
从背景来看，其一，失能群体规模持续扩容。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失能老年人约3500万，占全体老年人的11.6%，预计到2035年将增至4600万，2050年达5800万左右。其二，家庭照护能力持续弱化。少子化、异地就业导致传统家庭照护模式难以为继，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成为普遍困境，照护压力亟需社会政策承接。其三，政策推广基础已然夯实。前期试点形成了标准化评估、规范化发放、全流程监管的成熟模式，为全国统一实施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经验。
从意义来看，政策核心实现三重突破：一是精准兜底民生需求，为失能家庭减轻经济与人力双重负担，缓解照护焦虑；二是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结构，以消费杠杆引导资源向刚需领域集聚，破解服务供需错配难题；三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形成政府兜底、市场补充、专业支撑的失能照护格局，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筑牢制度根基。
政策围绕精准、规范、可控构建全流程实施体系，核心内容与要求聚焦以下三方面，为全国统一落地划定清晰标准。
一是评估标准全国统一，筑牢精准发放基础。明确以《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42195-2022）为统一依据，评估结果纳入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管理，作为补贴申领的核心凭证。要求建立专业化评估队伍，经系统培训后方可上岗，同时推动评估结果跨部门互认、动态更新，对接全国失能老年人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
二是补贴发放与资金管理规范化。补贴以电子消费券形式发放，覆盖助餐、助浴、康复护理、机构托养等核心服务，支持老人按需自主选择。资金按比例由中央与地方共担，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中央承担比例分别为85%、90%、95%，地方需足额落实配套资金。要求10个工作日内完成服务机构信息入库与民政通平台对接，开通家属代办、线下协助等多渠道申领，确保老年群体便捷享惠。
三是全流程监管严防风险。资金层面严格专款专用，杜绝套取、挪用等行为；服务层面引入第三方评估，对违规行为从严查处并建立机构退出机制。实行季度报告制度，民政部、财政部通过平台数据监测与实地调研开展常态化督导，确保政策执行不走样。
政策落地将产生多维正向影响，推动养老服务领域提质增效，释放显著社会效应。
对失能家庭而言，补贴可与高龄津贴、长期护理保险等政策叠加，大幅降低照护成本，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提升失能老人生活质量与家庭幸福感。对养老服务行业而言，消费券将激活刚需市场，引导服务机构聚焦失能照护主业，倒逼行业提升专业化水平，同时带动护理型床位扩容与服务标准化建设，截至2023年底，全国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已提升至58.9%，政策将进一步加速这一进程。
对社会层面而言，政策将完善养老服务保障网，缩小城乡、区域间服务差距，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失能照护的良好氛围。同时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带动养老服务、康复护理等相关产业升级，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结合行业现状，政策落地仍面临多重挑战，需针对性优化完善以释放最大效能。
核心挑战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评估精准度不足，部分地区评估队伍专业能力有限，跨部门数据共享不充分，影响补贴精准性；二是城乡服务资源失衡，农村地区服务机构数量少、专业水平低，难以满足失能老人需求；三是资金可持续性与部门协同待强化，地方配套资金落实存在差异，各政策间衔接不够顺畅。
优化建议聚焦四大方向：其一，强化评估能力建设，开展全国统一培训，完善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建立动态评估调整体系；其二，推动资源均衡配置，加大对农村地区养老服务设施投入，培育专业化护理队伍，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其三，保障资金稳定供给，细化地方配套资金考核办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补充服务供给；其四，健全政策协同机制，推动补贴与长期护理保险、社会救助等政策衔接，形成保障合力。
最后，此次补贴政策的全面实施，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突破。唯有直面挑战、精准施策，才能让补贴真正成为失能老人的暖心券，切实提升失能群体及其家庭的获得感，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坚实支撑。（作者｜济安研究院，编辑｜蔡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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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规模实力决定企业的当下地位，那么发展能力就决定了它的未来高度。
在资本市场，增长可以靠并购短期拉高，营收可以靠补贴暂时支撑，但真正的增长能力，是企业对未来趋势的预判力、对技术变革的适应力、对市场扩张的执行力和对竞争格局的塑造力。
一场技术革命，最先受益的是拥有前沿布局的企业；一次产业升级，最终胜出的是具备持续创新基因的公司。当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发展能力，就成为企业穿越周期、引领行业的核心动能。
基于济安金信最新发布的上市公司竞争力评级数据，我们整理出“A股发展能力”维度排名前100的公司名单。这些企业不仅当前表现优异，更在研发投入、市场拓展、技术储备、战略前瞻性等方面展现出强大的成长潜力。
本期榜单，带你看清谁是真正的“未来引擎”。
济安金信的“发展能力”评估，并非仅看营收增长率，而是重点考察：
- 研发投入占比：是否持续加码核心技术
- 新产品/新市场贡献率：增长是否来自创新驱动
- 专利数量与质量：技术护城河有多深
- 战略前瞻性：是否提前布局未来赛道
- 成长稳定性：增长是否可持续，而非一次性爆发
更重要的是，所有评分均在同行业内横向比较，避免将初创科技公司与成熟制造企业直接对比带来的失真。
得分越高，意味着企业在所属赛道中，增长动能越强，未来想象空间越大，长期价值释放潜力越足。
从数据来看，这份榜单高度集中于科技、高端制造、医药、新能源、军工等“硬核增长赛道”——它们用技术突破、产品落地和战略前瞻性，真实驱动未来增长。
半导体与AI芯片成为榜单最大亮点：寒武纪、景嘉微、芯原股份、思特威、拓荆科技、国盾量子等企业集体上榜。它们是国产替代的急先锋，更是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石。以寒武纪为例，从云端大模型训练芯片到边缘端推理芯片，已构建完整产品矩阵。尽管尚未盈利，但其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对国家AI基础设施需求的快速响应，彰显出极强的发展潜力。
高端装备与机器人领域同样表现抢眼：绿的谐波（精密谐波减速器）、铂力特（金属3D打印）、兰剑智能（智能仓储机器人）、中熔电气（新能源电路保护）等企业，正为“机器替人”浪潮提供底层支撑。它们或许不为大众所知，却是智能制造不可或缺的“隐形冠军”。
在生物医药与创新药赛道，百利天恒、迪哲医药、艾力斯等Biotech公司凭借前沿研发脱颖而出。百利天恒全球首个四抗药物、迪哲医药的舒沃替尼、艾力斯的伏美替尼，均已在肿瘤治疗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江波龙虽以存储芯片为主业，但正积极拓展生物检测数据存储等新场景，展现跨界融合的增长想象力。
军工与航空航天则代表国家战略安全与高端制造的交汇点。中航成飞、中国船舶、中航沈飞、烽火电子、沈阳机床等企业，承担着歼-20、运-20、大型舰船等“国之重器”的研制任务。中航成飞的发展能力，不仅体现在饱满的订单和持续的营收增长，更在于其完整的自主研发体系与高度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布局，是典型的“安全+制造”双重增长引擎。
新能源与新材料企业则站在能源革命与资源安全的前沿。富乐德、甘肃能源、华钰矿业、赛力斯、万辰集团等，凭借技术升级与模式创新迅速崛起。例如，富乐德作为国内领先的半导体设备精密洗净服务商，深度绑定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等头部客户，其增长不仅来自产能扩张，更源于技术迭代带来的高附加值服务。连续三年研发投入占比超8%，堪称“小而美、高成长”的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一批新兴科技公司强势上榜，如富乐德、寒武纪、景嘉微、拓荆科技等，它们虽成立时间不长，但凭借颠覆性技术和清晰的战略路径，迅速成为资本市场的“明日之星”。
这份榜单，是一张企业的“未来路线图”，也是一份判断其成长潜力与战略远见的关键依据。
尤其是在技术迭代加速、产业格局重塑的当下，选择一家发展能力强的公司，无论是投资、合作还是求职，都意味着更高的成长天花板与更强的时代红利捕捉能力。（作者｜济安研究院，编辑｜蔡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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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22日，永辉超市（601933.SH）一则资产转让公告引发资本市场震荡：以8000万元对价，将旗下“小辉付”运营主体永辉云金科技剩余28.095%股权，转让给信也科技（原拍拍贷）关联方上海派慧科技，这一价格较此前1.77亿元的挂牌底价折价55%。次日，上交所火速出具监管工作函，直指关联交易公允性与资产“贱卖”争议。这场看似“亏本买卖”的背后，是永辉连续五年亏损、累计百亿资金缺口的无奈，是“小辉付”盈利崩塌的现实，更是助贷新规下零售企业跨界金融的集体退潮。
永辉转让“小辉付”股权并非个例而是近年来零售行业跨界金融收缩、支付牌照市场估值重构的缩影。早年间，零售企业手握海量线下客流与消费数据，纷纷布局金融科技，试图通过支付、信贷等业务开辟第二增长曲线。永辉2019年成立云金科技推出“小辉付”，便是这一浪潮的产物，同期天虹股份、苏宁易购等均涉足消费金融、支付业务，但如今，这一趋势已彻底逆转。
“零售企业跨界金融的核心逻辑是场景协同，但多数企业既缺乏金融风控能力，又无法实现业务深度融合，最终沦为资源消耗品。”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涂永红表示，“当主业承压时，剥离这类非核心资产成为必然选择”。事实上，永辉的操作并非孤例，天虹股份、步步高、甚至永辉自身的阶梯式剥离，均印证了零售行业“去金融化”的集体趋势，只是处置路径与背景各有差异。
永辉对云金科技的处置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达两年的“渐进式撤退”。2023年6月，永辉首次以3.36亿元对价，将云金科技65%股权卖给上海派慧科技，初步收缩金融战线；2025年9月，永辉又悄悄减持至28.095%，且未发布公告，信息披露存在瑕疵；直至2025年12月底挂牌清仓剩余股权，最终以半价协议转让收尾。
与之相似的案例还有“民营超市第一股”步步高，该公司也曾布局供应链金融、消费信贷等业务，后因业绩持续亏损而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2023年，步步高通过司法重整程序，在完成金融资产处置的同时，围绕‘产业协同’方向，引入了以地方国资为主的产业投资联合体，并吸引了外贸信托等财务投资人及白兔文化等战略合作伙伴。通过此轮重整，公司将非核心金融资产随债务一并剥离，重新聚焦于商超零售与供应链主业。
与目前仍在业务调整期的永辉相比，步步高的路径更为彻底，它借助司法重整的强制力，不仅实现了金融资产的合规出清，还通过引入投资人获得了主业转型资金，并以此一揽子解决了历史债务及潜在的关联交易等复杂问题。当然，其代价是原股东股权的显著稀释与部分经营自主权的让渡。
相较于永辉、步步高的被动处置，天虹股份选择了更彻底的“主动退出”。2024年，天虹股份直接注销旗下小额贷款公司，彻底剥离相关金融业务，在零售上市公司中做出了标志性的主动退场选择。其核心逻辑与永辉面临的监管背景相似。由于金融监管机构对类金融业务的资本金、杠杆率及合规要求持续大幅提升，使得这类业务从曾经的“利润增量”迅速转变为需要消耗大量资本的“重资产”板块。与永辉在业务压力显现后再寻求转让金融股权的路径形成了鲜明对比，天虹虽然放弃了金融牌照的残余价值，但换来了资产负债表的安全与战略的纯粹性。
这三个案例共同指向一个结论，零售企业跨界金融的“黄金时代”已落幕。无论是被动撤退、司法纾困还是主动注销，本质都是对“场景—数据—风控”闭环无法跑通的现实妥协，也是对监管收紧、主业承压双重压力的必然回应。零售高频低价场景天然缺乏高息贷款需求，供应链数据也难以支撑有效风控，这意味着多数零售企业的金融布局从一开始就难以盈利，剥离只是时间问题。
2025年下半年落地的助贷新规，成为压垮“小辉付”的重要行业政策因素。监管新规实质性地禁止了非持牌平台（如商超企业）以任何形式参与信用中介服务或承担金融风险，要求核心风控必须由持牌金融机构主导，平台不得提供导流兜底、变相担保等服务，这直接击中了“小辉付”的业务模式。
“助贷新规本质上是厘清零售与金融的业务边界，防止非持牌机构变相从事金融业务，降低系统性风险。”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业内人士表示，“在这种背景下，零售企业旗下的非持牌金融资产，要么转型为纯支付工具，要么被持牌机构收购，独立生存空间极小”。
2016年前后，一张全国性互联网支付牌照估值可达数十亿元，而2025年市场数据显示，多数牌照转让价格已缩水至数千万元级别，甚至频繁出现流拍、最终注销的情况。据公开市场信息，2025年成功转让的支付牌照行情分化显著，东方支付（含跨境支付资质的储值账户运营I类牌照）100%股权估值约1.48亿元，而业务单一的预付卡类（II类）牌照，如广东粤通宝，挂牌价仅3560万元。对比来看，“小辉付”所属的储值账户运营II类牌照（预付卡业务），且与零售主业协同性弱、增值空间有限，其2.84亿元的估值已明显高于同类牌照市场价格。
“现在支付牌照的估值核心看‘资质+协同性’，纯预付卡或场景单一的牌照基本无人问津，只有能与收购方主业形成协同的牌照才有溢价空间。”一位长期从事支付牌照交易的中介人士表示，“永辉‘小辉付’既无全国性收单资质，又受助贷新规限制，市场化估值本就不高”。
因此永辉转让“小辉付”股权是一场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收缩的战略抉择。在2025年底挂牌转让“小辉付”股权前，永辉已释放出多重危机信号。首先是业绩持续亏损。永辉自2021年起陷入亏损泥潭，2021-2024年累计亏损超80亿元，2025年预亏21.4亿元，累计亏损将突破百亿。现金流层面更是雪上加霜，2025年三季度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为-24.99亿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额为-7.22亿元，资金链持续紧张。同时，2025年永辉深度调改315家门店、关闭381家低效门店，仅调改与停业相关支出就超12亿元，亟需资金填补缺口。
第二是标的资产盈利崩塌。“小辉付”曾是永辉金融布局的核心，但近年来业绩剧烈波动，早已失去盈利能力。数据显示，云金科技2023年营收1.46亿元、净利润9223万元；2024年营收骤降至2449.77万元、净利润缩水至3859.66万元；2025年上半年净利润进一步降至908.03万元，盈利能力持续恶化。对于亏损中的永辉而言，继续持有这一“不赚钱”的资产，无疑是资源浪费。
第三是战略聚焦主业。2025年以来，永辉明确提出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增长”，核心战略是深耕生鲜零售、优化供应链、推进门店“胖改”。在这一战略下，与主业协同性极低的金融科技业务，自然被纳入非核心资产清单，成为优先处置的对象。
为盘活资产，永辉超市于2025年12月31日将“小辉付”运营方云金科技28.095%的股权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底价1.77亿元，此举释放出“优先市场化变现”的明确信号。然而，市场反馈却给了永辉一记重击，因无意向方报名，公司先后两次将底价下调至1.53亿元和1.20亿元，但依然流标，最终被迫于2026年1月21日终止挂牌，这标志着其试图通过公开市场“公允”处置该资产的计划彻底失败。
挂牌遇冷背后，是“小辉付”的三重致命缺陷：一是业务受政策限制，助贷新规下增长空间殆尽；二是盈利不稳定，难以吸引投资者；三是股权结构复杂，上海派慧已持股71.905%，新受让方难以获得控制权，整合难度极大。东吴证券零售行业分析师吴劲草在研报中直言，“没有投资者愿意花上亿资金，去买一个没有控制权、盈利下滑、政策受限的资产。”
在市场化变现受阻后，永辉转向关联方上海派慧协议转让，这一决策释放出“紧急回笼资金”的核心信号，即便折价55%，也要快速获得现金流。8000万元虽不足以填补百亿亏损缺口，但能缓解门店调改、员工薪酬等短期资金压力。
广发证券分析师洪涛表示，“剥离非核心资产是永辉止血的必要步骤，有助于聚焦生鲜优势品类，提升坪效和盈利能力。”此次转让是永辉“刮骨疗毒”的开始，但能否扭转亏损局面，关键仍在主业转型。目前永辉的“胖改”战略已初见成效，部分调改门店坪效提升20%以上，但面对美团优选、多多买菜等社区团购平台的冲击，以及奥乐齐、盒马等商超的竞争，永辉的转型之路并不平坦。涂永红教授表示，“剥离金融资产只是第一步，永辉还需解决供应链效率、数字化能力不足等核心问题，才能真正走出困境。”
本次“小辉付”的股权转让还有一点值得关注，上交所于1月23日出具的监管工作函，直指此次交易的核心合规问题，释放出“强化关联交易监管”的明确信号，以下两个方面就是此次交易的合规争议所在。
一方面是“小辉付”的定价公允性受到质疑，这是否构成“贱卖资产”？从估值变化来看，云金科技从2023年的5.16亿元跌至2026年的2.84亿元，两年时间估值缩水45%；从挂牌底价来看，8000万元仅为初始底价的45.19%，大幅低于净资产账面价值。而存在争议点的关键在于“关联交易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上海派慧作为云金科技控股股东，以半价获得剩余股权，既能低成本实现100%控股，又能整合“小辉付”支付牌照，完善消费金融生态。“如果没有关联关系，上海派慧不可能以如此低的价格获得股权。”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资本市场律师王军表示，“监管关注的核心，是永辉是否充分履行了定价程序，是否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另一方面是此番关联交易的审议与披露是否到位？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规则，永辉向上海派慧转让股权，需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由非关联股东投票表决，并充分披露交易理由、定价依据等信息。但从目前披露情况来看，永辉存在明显瑕疵：一是2025年9月转让部分股权未发布公告，信息披露不充分；二是此次协议转让的定价依据仅提及“市场反馈和谈判”，未披露具体评估报告、谈判细节，透明度不足；三是永辉虽在公告中声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从而避免了最严格的审议程序，但由于其未充分披露关联关系认定的具体依据，引发了市场对其程序合规性的广泛质疑。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核心是‘程序正义’，即便价格公允，若未履行审议和披露程序，也构成违规。”一位上交所监管人士表示，“永辉需要向监管层和投资者说明，为何选择协议转让而非继续市场化挂牌，定价过程是否独立、公允，是否存在隐瞒信息的情况”。证监会市场监管二部主任王建平则也曾表示，“对于连续亏损的上市公司，资产处置是‘敏感操作’，一旦涉及关联方，很容易引发利益输送质疑。”
总体来看， 永辉超市半价转让“小辉付”股权，本质上是一场在业绩危机、政策调控、市场遇冷多重压力下的被动自救。对于永辉而言，此次交易只是转型的第一步，未来，如何凭借8000万元现金流稳住运营，如何通过门店“胖改”和供应链优化扭转亏损，如何完善内控机制回应市场质疑，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零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终究还是在供应链、场景和服务上，而非跨界金融。”吴劲草表示，“永辉若能借此机会彻底聚焦主业，补齐短板，或许能走出亏损泥潭；但若不能解决内控和合规问题，即便剥离了金融资产，也难获市场信任。”目前，永辉尚未对监管函作出正式回应，这场“半价转让”风波的最终结局，以及永辉的转型之路能否成功，仍有待时间检验。（作者｜李婧滢，编辑｜刘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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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世界的轮回感，有时精准得令人战栗。
2014 年的北京中关村，空气中弥漫着咖啡馆的喧嚣和 O2O 烧钱的焦灼味。那一年，阿里巴巴在美上市，中概股如日中天，久居大厂的高管们嗅到了“机会”的味道。
他们从杭州的阿里园区、北京的后厂村、深圳的腾讯大厦鱼贯而出，程维创立滴滴，白鸦创立有赞，郭列创立FaceU激萌，胡玮炜创立摩拜单车。在那个流量驱动的时代，他们怀揣着一套在巨头体系内被反复验证过的流量收割方法论，在衣食住行的商业荒原上圈地建城。
十年后，当新一波大厂高管再次推开旋转门走向旷野时，迎接他们的是一种跨越时空的错位感。
外面的VC仍旧挥舞着支票，只是这次不再为“流量买单”，而是要为“AI革命”买单。VC们希望买断的，是他们脑子里在大厂内部无法孵化的“非共识”。
2021年，原商汤科技副总裁闫俊杰创立了MiniMax；2023年，曾于Google和Meta 参与核心模型研发的杨植麟创立了月之暗面；原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人姜大昕博士创立了阶跃星辰；原百度小度科技CEO 景鲲创立了 Genspark。这些名字背后，是一群对 Transformer 架构有深度理解、对 Scaling Law 有信仰、用数亿算力“喂”出工程直觉的人。
整个2025年，创始人背景带有科技大厂（包括但不限于百度、阿里、腾讯、字节、美团、滴滴、华为、网易、大疆等企业）的创业融资事件数量超70起。其中，大疆、字节、腾讯、华为、阿里5家的高管创业事件数量遥遥领先。相应地，智能硬件、AI应用、具身智能成为最集中的创业赛道。
十年，足够让一代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千家万户，也足够让一种权力结构从巅峰滑向黄昏。
曾几何时，大厂是抵御风险的避风港。但在AI彻底重构生产力的今天，那个严丝合缝的层级组织，正在逐渐异化为一个巨大的认知囚笼。当“确定性管理”遇上“探索性创新”，旧时代的勋章反而成了新战场上的累赘。
以人才流动起点，我们试图探讨一个完整的叙事链条：他们为何离开？大厂为何留不住？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离开？以及最终，谁在为这场迁徙买单？
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交接仪式才刚刚开始。
所有的离开，并非都源于同一种动机。
有人是主动逃离，有人是被迫出走。但无论哪一种，本质都是大厂这台精密机器与AI这种野生智力之间的结构性冲突。
2022年11月30 日，ChatGPT 横空出世。但在此之前的 18 个月里，商汤科技副总裁闫俊杰早已经洞察到，Transformer架构展现出的涌现能力，NLP（自然语言处理）的范式正在发生根本性转移，未来的AI不再是一个个垂直的技术模块，而是一个统一的智能底座。
这是一个典型的“非共识时刻”。当时，整个行业还沉浸在CV （计算机视觉）的繁荣中，商汤的营收主要来自智慧城市、自动驾驶等视觉AI项目。闫俊杰若要在内部推动大模型，需要说服管理层砍掉部分现金流业务，把算力和人力 all-in 到一个尚未被验证的方向。这在一家已经上市、需要对股东负责的公司里，几乎不可能。
闫俊杰选择离开商汤，创立MiniMax。一位接近他的投资人说，“闫俊杰不是因为在商汤混不下去才出来的，他是看到了一个更大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在大厂的决策链条里根本跑不通。”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微软。姜大昕博士2007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曾主导了必应搜索、Cortana等产品的技术研发，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大模型技术的快速发展让姜大昕意识到，AGI的实现可能提前到来。
但微软当时的策略是扶持OpenAI，无法满足他对AGI的探索需求，因此选择创业以自主推动技术研发。
2023年4月，创立阶跃星辰。8月发布Step-1千亿参数语言大模型，模型综合性能超越GPT-3.5，此后，陆续推出多模态模型Step-1v、万亿参数模型Step-2等，逐步构建起完整的产品生态。
主动派的共同特征是：他们在大厂内部已经看到了未来，但大厂的组织架构、决策流程、资源分配逻辑，都无法支撑他们把这个未来变成现实。
被动派则是被大厂的“免疫系统”排斥出去的。
Noam Shazeer是Transformer 论文的作者之一。2017 年，他和团队发表了那篇改变 AI 历史的论文《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但五年后，当他想把这个技术做成一个面向消费者的对话产品Meena时，Google表示拒绝，不会向公众发布这款聊天产品。
2021年，Shazeer愤然离职，和同事Daniel de Freitas创立了 Character.AI，产品上线后迅速爆火，月活用户突破千万。
讽刺的是，2024 年Google以 27亿美元的价格回购了Character.AI的技术和团队。Character.AI继续运营，Shazeer重返谷歌，出任Gemini的技术负责人。
一位硅谷投资人评论道，“Google用27亿美元买回了自己三年前不想发布的产品。这不是钱的问题，是组织的问题。”
主动派和被动派的故事，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大厂的“确定性文化”与AI早期“不确定性探索”之间的本质冲突。
大厂是为工业时代的大规模生产而设计的。它的核心能力是，把一个被验证过的模式，用最高的效率复制到最大的规模。这需要严密的流程、清晰的KPI、可预测的回报。但 AI 的早期探索恰恰相反，它需要的是快速试错、容忍失败、拥抱不确定性。
面对核心人才的流失，大厂并非没有努力过。
2023 年下半年，某头部互联网公司为挽留一位技术高管，开出了一份堪称“诚意满满”的条件清单：年薪从400万提升至600万；承诺为其组建一个50人的独立研究团队，算力资源优先调配；甚至允许他每周有两天时间可以不来公司，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这份条件放在三年前，足以让任何一个技术高管动心。但在2026 年，这位技术高管只留下了一句话：“问题不在于给多少，而在于能不能做成。”
在他看来，大厂的挽留方案本质上是一种“资源置换”，用更多的钱、更多的人、更多的自由度，来换取人才的留守。可是，这种置换忽略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组织基因。
具体而言，大厂的挽留困境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决策链条无法压缩。 即便给了独立团队，AI 项目的关键决策仍然需要经过层层审批。是否要 all-in 某个技术方向？是否要砍掉现有业务为新项目让路？这些问题最终都要上升到管理层，而管理层的决策逻辑是“风险最小化”，而非“机会最大化”。
一位接近该科学家的人士透露：“他最后一次提交的技术方案，在内部走了三个月流程，开了十几场会，最后因为‘与现有业务协同不足’被否决。而同样的方案，他拿到外面，一周就拿到了 VC的term sheet。”
第二，利益分配机制无法重构。 高管拿到的是成熟航道上的线性溢价，而AI创业，创始人拿到的是未来增长的全部想象空间。
一位创业者表示：“大厂能给出高薪，却给不出阶级的跨越。”
第三，试错空间被挤压。 一位技术出身的创业者向钛媒体创投家透露：“在大厂内部，一个AI 项目如果失败了，负责人不仅要承担业绩压力，还要面对内部的质疑和边缘化。如果创业，失败只是迭代的一部分，甚至可以成为下一轮融资的学费。”
这不是国内大厂的困境，硅谷的巨头们也正试图进行“自救”。
Google为了压缩决策链条，将DeepMind与Google Brain合并，赋予Demis Hassabis极大的自主权，允许 AI 团队在内部建立一套“准实验室制”的运行规则，绕过繁琐的法务和 PR 审批，试图营造一种“大厂里的初创公司”氛围。
英伟达则使出高薪扼杀“暴富梦想”的杀手锏。黄仁勋推出的“Jensen特别奖”，在原有奖励基础上额外增加25%的RSU。截至2026年1月，英伟达约80%的员工已成为百万富翁。这种极高的离职成本，将人员流失率强行压制在2.7%，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2025 年底，OpenAI废除了此前员工需入职满6个月才能获得首批股权的政策。现在，新员工入职即可开始获得股权激励，旨在通过“即时收益”在与Meta和xAI的抢人大战中抢占先机。
从商业史的长周期看，人才流动的方向，本质上是经济景气度与生产力范式转移的“晴雨表”。
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汇聚点，就是下一个时代利益分配的中心。
AI时代的大厂高管是分批开启创业的。
第一批（2022—2023年）是“技术信仰者”，他们手握Transformer论文、能徒手推导反向传播公式的技术大神；第二批（2024-2025）是“商业翻译官”，他们擅长找到需求、落地场景，进行商业化。
AI1.0 时代：技术信仰者出发
2023年3月，贾扬青发了一条朋友圈：“计划走向职业生涯的下一个挑战。”随后，离开了阿里，创立了Lepton AI。
他曾是Facebook的AI基础设施和阿里巴巴的数据分析及AI平台等行业AI解决方案负责人，也被外界称为“架构大神”。2025年3月，Lepton AI被英伟达以数亿美元收购，贾扬青出任英伟达软件系统副总裁。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杨植麟身上。2023年创立月之暗面，推出Kimi Chat。他的目标很明确，做一个能够处理超长上下文的大模型，把上下文窗口从GPT-4的32K推到200K，甚至更高。
杨植麟不是先找到一个商业场景，再去做模型，而是先把模型的能力推到极致，再去寻找场景。
一位接近他的投资人说，“杨植麟是那种会为了把模型的 loss（损失函数）降低 0.01 而兴奋一整天的人。”
王小川和王长虎也是这一波浪潮中的代表人物。王小川离开搜狗后创立百川智能，王长虎从字节跳动出走创立爱诗科技。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都曾主导过大规模的技术项目，都对算法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都相信“模型能力是一切的基础”。
我将这个模型混战时期称为AI1.0时代。他们是“技术信仰”驱动的创业；他们大多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狂热，只要模型能跑通，一切皆有可能。
他们要解决的是“从0到1”的问题，如何训练一个稳定的大模型？如何降低推理成本？如何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需要在算力、数据、算法之间反复权衡，需要烧掉数亿美元的资金，才能看到一点曙光。
AI2.0 时代：商业翻译官“接棒”
到了2024 年下半年，当Token成本直线下降，战场的规则发生改变。一个新的问题浮出水面，AI如何商业化。
第二波离职的高管/中层开始入场。他们像是一群拿着新式武器冲入传统战场的“雇佣兵”。其核心能力不是写论文，而是找到PMF（产品市场契合度），在哪个垂直领域，AI 能够创造10倍的效率提升，并且用户愿意为此付费。
一位从字节跳动离职的产品负责人说，“现在做AI创业，不是比谁的模型参数更大，而是比谁能更快地找到一个愿意付费的场景。技术只是入场券，产品才是决胜局。”
前第四范式总裁裴沵思，创立营销AI Agent项目Noumena，帮助品牌在内容社交平台实现可持续增长；前第四范式AIOS总经理黄缨宁创立AI玩具品牌“可豆陪陪”。
2025年6 月，前字节跳动扣子产品经理潘宇扬创立心感智影，入局AI可穿戴硬件，他曾在华为参与小艺算法与鸿蒙 OS 的产品设计。
7月，前大疆如影产品线负责人苏铁创立湃岛科技，进军“AI拍立得”赛道。作为如影（Ronin）产品线负责人，他在过去七年里主导了该系列从0到1的全过程，将其打造为大疆消费级影像生态的关键支柱之一，累计营收达数十亿元，被业内誉为“如影之父”。
前小米MIUI系统负责人马骥创立AI影像消费硬件企业光启之境，他负责过 MIUI 系统的产品和研发，后来轮岗到小米互联网业务，主导小米国内和国际互联网产品的研发、运营、商业化，最后又轮岗到中国区，负责小米新零售业务。
前小米中国区市场部总经理、Redmi品牌总经理王腾，创立AI睡眠公司今日宜休。在小米的八年里，他从一线区域市场杀到总部产品总监，不仅懂研发，更懂如何盯着供应链把成本压到极致，用精准的产品定义去对撞市场痛点。
我将这个时期称之为AI2.0时代，他们大多是在业务一线摸爬滚打多年，或负责过一条完整产品线的产品经理和业务VP，擅长找到需求、落地场景，进行商业化。
一位投资人总结说：“AI 1.0的创业者是在建高速公路，AI2.0的创业者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货车。前者需要技术信仰，后者需要商业嗅觉。”
两类人，两种打法，共同定义了AI 时代大厂高管出走的完整图景。
从互联网时代到AI时代，资本对大厂高管的偏爱从未改变，只是逻辑悄然迁移。
2010 年代，投资机构追逐的是“流量的确定性”。阿里的P10、百度某业务线的负责人，他们带着成熟的增长方法论离场创业，VC们心里有底，这套打法已经在BAT验证过，复制到新赛道，至少不会死得太难看。那是一个“已知打已知”的时代，高管是经验的载体，投他们就是投确定性。
2023年之后，游戏规则变了。AI作为一种涌现的新事物，让整个投资圈陷入认知混沌。
多位投资人私下承认，他们机构里真正懂AI的人屈指可数，在这种不确定性的迷雾中，绑定“对AI更懂的人”成为一种理性的避险策略。
大厂高管/中层，尤其是那些在字节、阿里、腾讯主导过AI项目的核心人物，成为资本眼中新的“确定性锚点”。
某头部美元基金合伙人的话很直白：“我们不懂AGI会不会来，但我们懂人，投一个在大厂做成过事的人，比投一个idea 靠谱得多。”
AI时代的确定性，不再来自可复制的方法论，而是来自不可复制的人。
那么，高管身上究竟有哪些特质，能让VC 心甘情愿为“确定性”付出溢价？
第一是整合资源的能力。AI创业不是单打独斗的技术比拼，而是一场需要协同作战的系统工程，算法、工程、产品、运营、销售、出海，每个环节都需要顶尖人才。大厂高管的价值，正是在于他们拥有笼络人才的网络和信用。
前小米中国区市场部总经理王腾新成立的今日宜休，团队汇聚了来自小米、华为、理想等大厂的硬件与AI算法精英。这种跨领域、跨背景的团队组合，恰恰是投资人最看重的“确定性。”
第二是对垂直行业需求的深度洞察。AI的商业化落地，最终要回答“为谁解决什么问题”。那些在大厂深耕过某个业务线的高管，往往对行业痛点有超出常人的敏感度。
前钉钉副总裁王铭离职后打造了一款面向海外TikTok创作者的AI智能体（Agent）Moras，能自动完成选品、脚本生成、视频制作与发布的全流程，并按带货效果抽取佣金。
在他看来，欧美内容电商处于早期，缺乏选品与内容能力，这正是AI可规模化填补的洼地。此外，海外用户付费习惯成熟，雇佣AI助理的文化认知更普遍。
“2026年AI行业将出现关键转折，纯工具型产品增长放缓，越来越多公司转向按结果付费。只有离钱近、能实现端到端闭环的场景，才能承载AI的长期价值期待。”王铭向钛媒体创投家表示。
第三是融资与公关的能力。一个优秀的AI 创始人，不仅要管理企业，还要会管理预期，既要让投资人相信故事，也要让市场看到进展。
大厂高管在这方面有天然优势。他们习惯了在复杂的利益相关方之间斡旋，懂得如何用数据和叙事说服董事会，也懂得如何在关键节点释放信号稳定军心。
王腾离职4个月后，再次回归，产品还未问世，便获得了高瓴创投、云九资本、智元机器人、喜临门的数千万元的种子轮融资。他在微博表示感谢：“高瓴创投不仅是投资，还在过程中帮忙提建议、找资源，团队非常专业和高效；智元和喜临门的战略投资，未来会在技术和生产上对今日宜休有更多的帮助。”
资本对大厂高管的追逐，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捕猎机制”。
某头部投资机构每季度会定期组织大厂技术、产品高管的私密晚宴，讨论行业最新进展。名义上是行业交流，实则是投资人的“潜在项目库”，谁对现状不满，谁流露出创业意向，都会被敏锐捕捉。
某知名FA 的日常工作，就是“泡大厂”，混进字节、阿里的高管饭局，和他们做朋友，等着他们萌生创业念头的那一刻。
这是一场猎人与猎物的共谋。高管需要资本背书来降低创业风险，投资人需要高管背景来降低投资风险。
在AI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战场上，他们抱团取暖，用彼此的“确定性”对冲未来的混沌。
人才的迁徙，从来不是孤立的职业选择，而是经济系统的一次深层新陈代谢。
在这个转折点上，最大的风险不是走出围墙后的未知，是留守在日渐缩小的安全区内，眼睁睁看着自己从决策者变成执行者，从开拓者退化为维护者。
商业文明的火焰，从来不在密闭的实验室里永生。它永远在最危险、最混乱的边界，由那些敢于背叛确定性的人，重新点燃。（作者｜郭虹妘，编辑｜陶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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