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摩托车、保养房子、维护桥梁公路、照料我们的星球——这些事有什么共同点？在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看来，它们都是“维护”：让事物持续运转所需的一切工作。

布兰德是科技文化的传奇人物，曾创办影响了一整代人的《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被视为从嬉皮士运动到硅谷崛起之间的关键桥梁。如今 87 岁的他出了一本新书《维护：万事万物·第一部》（Maintenance: Of Everything, Part One），想论证一件事：对某样东西承担起“维护”责任，对维持人类文明的重要性。

“维护者”（the Maintainers）的概念听上去有些新颖，但事实上，自 2010 年代中期以来，维护和修复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跨学科议题，主要讨论致力于研究维护、修复、维修，以及维持世界运转所需的一切工作。

布兰德说得没错：维护者确实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学者们已经证明，从给工具上油到更换磨损部件再到更新代码库，这些工作的地位往往低于“创新”。维护在许多组织和社会环境中被忽视，而正如“维修权”运动所揭示的，企业为了追求更多利润，经常大幅缩短产品可维护的使用寿命。对布兰德来说，维护更像是一种个人行为，关乎个人的成就与满足感，而不是照料一个共同的世界或让它变得更好。

这本书弥漫着一种暮年气息——与腐蚀、锈蚀和衰败搏斗，试图让事物在不可避免的衰颓中继续运行，像一个人在回望一生、思考终点。《维护：万事万物》与布兰德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关联，值得回顾一下这本书在他人生弧线中的位置。布兰德一直对工具和修理东西感兴趣，但他很少把注意力放在最需要照料的那些系统上。

半个多世纪以前，布兰德是“快乐恶作剧者”（Merry Pranksters）的成员，一个反主流文化嬉皮团体，领头人是《飞越疯人院》的作者肯·凯西（Ken Kesey）。1966 年，布兰德联合制作了旅行节（Trips Festival），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和大兄弟控股公司（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 Company）等乐队，在迷幻灯光秀中为数千人演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旅行节为布兰德后来的全部事业定下了范式。他的传记作者们称他为“网络名人”，一个通过把人聚在一起、构建有影响力人物的联盟来放大自身影响力的人。凯西在 1980 年说过：“斯图尔特能辨认权力，并且向它靠拢。”

布兰德把这套网络逻辑运用到了他最为人铭记的事业上：《全球概览》。这本刊物于 1968 年首次出版，面向嬉皮士和刚刚兴起的“回归土地”运动的成员，座右铭是“获取工具”。书页上满是半圆形活动房屋、穹顶、太阳能板、水泵、净水器等各种离网生活所需的技术。这个愿景看起来可能偏进步或偏左，但其核心哲学是自由至上主义式的粗犷个人主义：抛弃腐败的体制、独自重建文明。这与当时推动深层社会变革的更具集体性的运动（如民权、女权和环保运动）形成了对比。

这套“靠工具就能自己重建世界”的哲学，后来很自然地延伸到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领域——数字工具同样让个人绑开体制、自己动手，布兰德也顺着这条路走进了硅谷。1985 年，布兰德出版了系列的最后一本《全球软件概览》（Whole Earth Software Catalog），同时联合创办了 WELL（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全球电子链接）——一个开创性的在线社区，以促进感恩而死盗版演出录音的交易等而闻名。他还写了一本赞颂 MIT 媒体实验室的书，该实验室以企业赞助的新通信技术研究著称。“实验室将用技术而非经济或政治来治愈技术的病症，”布兰德写道。再一次，靠的不是集体行动，不是政策制定，而是工具。之后布兰德又联合创办了全球商业网络（Global Business Network），一个收费不菲的未来学咨询团体，让他进一步打通了与 MIT、斯坦福和硅谷的联系。布兰德确实帮助缔造了现代数字革命。

随后他的注意力转向了维护。1994 年的《建筑如何学习：建成之后发生了什么》（How Buildings Learn）反对高度现代主义的建筑理念。布兰德认为几乎所有建筑最终都会被改造，但他尤其偏爱便宜、简单的结构，让住户可以轻松改装以适应变化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重申《全球概览》中那种自由至上主义的哲学：只要能获取工具，人们就能重塑自己的世界。在一章名为“维护的浪漫”中，他呼吁读者去发现各种需要修缮之物的美、价值和偶尔的乐趣。

这一章成了维护研究这个学术分支中许多人的基石。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以及图书馆、IT 和工程等领域的从业者，都开始尝试理解维护和修复的现实与浪漫。布兰德加入了邮件列表、参加了学术会议、与思想领袖们交流。所以当他在新书中写道这是“第一本从整体角度审视维护的著作”时，未免有些不厚道。他心里清楚不是这样。真正的问题在于：他的作品能告诉我们什么别人还没说过的东西？

《维护：万事万物·第一部》是一本奇怪的书。布兰德大量思考一直围绕“获取工具”展开，这一次他以更长的篇幅追问：我们的工具是如何被维护的？但布兰德职业生涯始于一本概览式的手册，这一卷我们拿到的却不知道算什么。文摘？年鉴？百科全书？它的形式和纷乱的内容不容易归入任何体裁。

全书两章。第一章“维护竞赛”讲了三个参加 1968 年“金球赛”（一场单人环球帆船赛）的人。布兰德解释说，三位水手各有各的维护哲学。一个忽视维护、听天由命，他死了；一个事先想到并准备好了一切，虽然没有赢得比赛，但他完赛了，还一度保持着“有记录以来最长的不间断单人航行”世界纪录；第三个赢了比赛，靠的是英雄般的坚韧，布兰德总结他的风格为“来什么应对什么”。这个故事像童话一样结构工整、浪漫到底。和书中大多数轶事一样，它聚焦的是精力旺盛的白人男性的英勇冒险。布兰德对策略毫不遮掩，他的大纲写得很明白：“以一个在生死攸关条件下维护风格的戏剧性较量开篇——一个真实故事，以寓言的方式讲述。”这则神话旨在鼓舞人心。

第二章“交通工具（和武器）”长达 150 多页，包含五个部分、多个小节、五个标注为“题外话”的小节、一个“题外话中的题外话”、两个“附录”，以及几个严格来说不是脚注而是补充材料的注释，读起来有时候像一部未来著作的笔记。布兰德对书的松散不做任何辩解。“我能做的，”他写道，“只是在一些有代表性的维护领域里漫游，看看会浮现出什么。”放在桌上随手翻到任意一页消遣——或许这是一本不错的书。

"交通工具（和武器）"开篇转述了两部著名的维护哲学作品：罗伯特·M·波西格（Robert M. Pirsig）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和马修·B·克劳福德（Matthew B. Crawford）的《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维护既涉及“发现问题”也涉及“解决问题”。大量修理工作伴随着焦虑、不耐烦和无聊，但它也带来正面的价值和成果。“维护摩托车的人从修理的目的中获得力量，这也是摩托车骑行者的荣光。”布兰德写道。

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是对廉价的赞美，这和《建筑如何学习》一脉相承。亨利·福特的 T 型车击败了早期电动车和劳斯莱斯银色幽灵（Silver Ghost）这样昂贵到极致的豪车，原因很简单：便宜，容易维护。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三款车——福特 T 型车、大众甲壳虫和俄罗斯拉达“经典”，都以廉价为优先，“数十年保持基本设计不变，欢迎车主自行修理”。每一个为能自己动手保持大众甲壳虫运转而自得其乐的爱好者背后，大概有几千个人只是贪它便宜，却恨它老是坏。但布兰德没有引用社会调查之类的研究来了解人们对这类事情的真实感受。

其他小节讲述了美国人如何发明可互换零件（既实现了廉价量产，也让维护变得简单）、维护在突击步枪和战争中如何运作，以及技术手册从近代早期到 YouTube 时代的演变。

但布兰德的论述也有局限性——他把维护当作纯粹的好事。但维护研究这个领域的理念已经发展地更加深刻，深入到了这个领域的反讽、复杂性和困难之中。举个简单的例子：一辆老旧的燃油车，与其花钱一直修下去让它继续上路排放尾气，不如报废回收、换一辆电动车，这样对环境的好处大得多。维护一辆油老虎或一座烧煤电厂，谈不上激进，更像是倒退。此外，维护可能成为穷人不堪承受的负担，而且这个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和有色人种肩上。维持现有系统运转有时候恰恰是在逃避艰难但必要的变革——比如让技术系统对残障人士更友好。在这一卷里，布兰德对这类困难的取舍不感兴趣，回避了任何关于政治如何塑造这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如何塑造政治的追问。

这种回避在谈到伊隆·马斯克（Elon Musk）的部分表现得最明显。布兰德告诉我们，马斯克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大师”。他提到比尔·盖茨（Bill Gates）曾做空特斯拉的股票，结果亏了 15 亿美元——因此马斯克赢了。

在什么样的价值观里，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最好标尺？布兰德正确地指出，电动车的活动零件更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比燃油车更容易维护。他最推崇马斯克的原因是，马斯克的产品“已经被证明是颠覆性的，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把巧妙的设计和出人意料的低成本结合在了一起”。但这里的思考明显浮于表面：特斯拉仍然是豪华车，在联邦税收补贴取消后销量下滑；该公司面临多起维修权诉讼，甚至有一篇法学评论文章专门讨论这个话题。但布兰德却写道，凭借他的公司，“马斯克可能比他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商业领袖做了更多实际的拯救世界的工作。”在布兰德写这本书的时候，围绕马斯克在反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威权主义等问题上的争议已经非常清楚了。对此，这本书却避而不谈。笔者认为，完全不碰这个话题，是偏颇的。有人认为硅谷“快速行动、打破一切”的心态恰恰在破坏健康的维护，布兰德连这个观点都没提——哪怕是为了反驳它。

也许《维护：万事万物·第一部》只是布兰德的热身；也许在后续几卷中他会拿出更成体系的思考；也许他终究会直面那些真正艰难的问题。但看看他过去几十年的轨迹，我们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凯西说布兰德善于辨认权力，并且向它靠拢——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然不曾质疑过它。

原文链接：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6/04/17/1135408/book-review-stewart-brand-fixing-everything-maintenance/

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珍妮弗·菲利普斯（Jennifer Phillips）注意到了麻雀的歌声。

那些歌声变得更容易听到了，因为世界突然安静了。人们待在家里远程办公，路上的车急剧减少，航空出行近乎停摆；城市平时充斥着鸣笛、刹车和轰油门的嘈杂交响，现在安静得像坟墓。

多年来，菲利普斯一直在研究动物对人类活动制造的嘈杂声“人为噪音”的反应。她和同事们发现，大多数动物真的受不了这些噪音。动物时刻在聆听周围的世界：它们警惕着接近的捕食者发出的窸窣声，或者同类发出的求偶信号。随着人类社会不断扩张，蔓延的城市、工业矿区、纵横交错的公路……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吵，动物越来越难听到彼此。

2010 年代，菲利普斯和同事们在旧金山的普雷西迪奥（Presidio）公园录制白冠麻雀的叫声。这座公园一半是宁静的自然，一半是汽车噪音：园内有茂密的树丛和草地，但同时有两条高速公路从中穿过，直通金门大桥。在 1950 年代起的早期录音中，麻雀的歌声复杂而低沉，有三种主要的“方言”。但到了 2010 年代，普雷西迪奥的车流量激增，嘈杂声大到麻雀不得不加快颤音速度、提高音调，好让同伴能听到自己。三种方言中最安静的两种，要么已经消亡，要么正走向灭绝。

它们“在拼命扯着嗓子喊，”菲利普斯说，“有车流噪音的时候，它们真的听不到低频的声音。”城市噪音甚至能改变鸟类的身体，它们变得更瘦、压力更大。求偶鸣叫的效果也打了折扣，因为研究人员发现雌鸟通常不喜欢又高又响的嘶吼（这会让它们怀疑雄鸟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噪音还会加剧鸟与鸟之间的冲突，听不到警告叫声的鸟会误入其他鸟的领地。最糟糕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多样性会受损：整个物种如果扛不住城市的喧嚣，就会离开，再也不回来。

但当疫情那种突如其来的诡异寂静降临时，菲利普斯坐在家里想：外面真的好安静。紧接着她又想：普雷西迪奥的鸟现在是不是能听到彼此了？

她赶到公园，开始录音。果然，公园安静了 7 分贝——这是一个巨大的降幅（大致相当于普通家庭室内音量和窃窃私语之间的差距）。

更令人惊叹的是，研究人员发现白冠麻雀的歌声发生了转变。它们唱得更轻柔了，频率范围更丰富了。一只鸟的歌声传播距离比以前远了一倍。而求偶鸣叫变得更有魅力了。

“它们可以唱出更高水平的歌，基本上就是更性感的歌，而且不用扯着嗓子喊了。”菲利普斯说。

就好像时间被倒转，所有损伤一夜之间被修复了。这也证实了菲利普斯和同行们一直在记录的趋势：人为噪音是我们需要应对的一种新型污染。我们这个永不停歇的工业社会制造的噪音，正以我们刚刚开始理解的方式影响着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野生动物和人类都不例外。但电气化和巧妙的城市设计等策略能帮上忙。正如普雷西迪奥所展示的，噪音可以在一夜之间消失，只要我们想办法安静下来。

未被察觉到的影响

很多形式的污染对人类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往湖里倒有毒废料、烧煤烟囱排放烟尘和二氧化碳、塑料袋和渔网勒死鲸鱼，就连光污染这么飘渺的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公众意识，因为城市居民看不到多少星星，我们也听说过光污染会让迁徙的鸟类迷路。

但主要来自交通的噪音，花了更长时间才引起我们注意。部分原因是它看不见：没有冒烟的烟囱，没有被污染的水道。它一直在背景里振动，我们就这么习惯了。

（来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七八十年代有过一些研究，表明动物受到人类噪音的困扰。但这个领域真正起步是在 2000 年代，部分原因是数字技术让人们更容易在野外长时间录音并进行分析。早期的一声号角来自生物学家汉斯·斯拉贝科恩（Hans Slabbekoorn）。他当时在莱顿市研究鸽子，发现自己几乎录不到一段干净的声音，总是被背景噪音打断，这让他很恼火。有时他能看到鸽子的喉咙在动、在咕咕叫，但就是听不见声音。“如果连我都很难听到它们，”他想，“它们自己呢？”

于是他和一位同事开始在莱顿不同地点录制环境音量。安静的居民区大约 42 分贝，很舒服；嘈杂的十字路口或靠近高速公路的区域则达到 63 分贝，差不多相当于背景音乐的音量。果然，他发现嘈杂区域的鸟唱歌时音调更高。

此后二十年间，这个领域的研究蓬勃发展。科学家发现噪音对动物有几种常见的不良影响。它当然会干扰沟通，但更普遍地让动物处于压力之中，导致体重下降、对求偶信号的反应减弱。如果动物在离公路更近的地方筑巢，繁殖率可能下降，比如东蓝鸲产出的幼鸟就更少。而例如附近机场的飞机起飞声、更加震耳欲聋的噪音可以导致鸟类听力受损。动物对捕食者的警觉性也可能降低：它们会更靠近危险，因为听不到危险在逼近。（有时候反应恰恰相反：它们会变得暴躁易怒、一触即发，因为长期处于高度警觉状态，把一切都当作威胁。）

即使在平时很安静的偏远农村地区，高速公路也能干扰野生动物，因为噪音会传到很远的田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生物学家弗雷泽·希林（Fraser Shilling）曾站在距离农村高速公路半英里的地方，录到了 60 分贝的声音，比你在荒野中通常听到的至少高出 20 分贝。“摩托车和 18 轮大卡车发出的噪音传播得特别远。”

超过 55 分贝时，很多胆小的动物就会陷入战斗或逃跑的恐慌。例如，短尾猫是一种众所周知对噪音极其敏感的濒危物种，它们的数量“开始断崖式下降，”希林说。超过 65 分贝，“你基本上就把几乎所有野生动物都排斥在外了。”

这还不是野生动物接触到的噪音上限。美国大约有 50 万口天然气井，大多数井口都使用刺耳的压缩机往地下注水。近距离接触时，压缩机能发出 95 分贝的噪音，跟一列地铁差不多响；在怀俄明州的一口气井旁，距离将近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仍然能录到 48 分贝左右。

以往，要证明是噪音在导致动物出现各种问题并不容易。但几项精巧的实验证明了噪音足以干扰野生动物。其中之一是保护生物学家杰西·巴伯（Jesse Barber）和他当时在博伊西州立大学的团队做的“幽灵公路”实验。他们去了爱达荷州博伊西山麓一处安静无人的地方，远离任何公路。这片山谷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候鸟在南迁途中歇脚，它们会在樱桃树丛上大吃一顿，为接下来几天的飞行储备体重。研究人员在花旗松上绑了 15 对扬声器，排成半公里长的一条线，然后播放高速公路噪音的录音。放四天、停四天。他们观察了数千只鸟，还捕获了许多来测量体重。

噪音确实让鸟群大受惊扰。声音一开，将近三分之一的鸟离开了这个区域。留下来的鸟吃得更少了：本来经过一天觅食后体重应该增加，但这些鸟几乎没长。噪音似乎严重干扰了它们的进食，让它们无法积累迁徙所需的体重。

（来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后来又有其他同样巧妙的对照实验。其中一项由乔治·梅森大学的生物学家大卫·路德（David Luther）主导，路德也参与了菲利普斯在旧金山的新冠研究。2015 年，研究人员从出生起就养了 17 只白冠麻雀，在实验室里喂大。为了教它们学唱本物种的歌，研究人员给雏鸟播放成年麻雀的歌声录音，有高音也有低音。其中六只雏鸟在没有干扰的环境下听歌，另外一半在听歌的同时还被播放了城市噪音。

结果很鲜明。没有受到交通噪音干扰的那群幸运鸟，学会了更安静、更甜美、更复杂的歌。而伴着交通噪音长大的鸟，只学会了更高音、更快速、更紧张的唱法——从雏鸟阶段开始，噪音就改变了它们的沟通方式。

人类也讨厌噪音

你没法在人类身上做同样的实验，至少在伦理上不行。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大概会发现同样的结果。我们也是动物，而我们遭受人为噪音影响的方式跟野生动物很相似，尽管制造这些噪音的正是我们自己。

过去几十年的大量研究发现，噪音与睡眠质量差、血压升高、心脏病增多和压力加大存在相关性。一项丹麦研究跟踪了近 2.5 万名护士，发现噪音每增加 10 分贝打击就很大：在 23 年的跟踪期内，研究排除了其他有害健康因素的干扰的情况下，她们的死亡率高出 8%，几乎所有的坏事情发生率都更高：癌症、精神健康问题、中风。正如你大概已经能猜到的，儿童受到的影响也很大。巴塞罗那的研究人员对近 3000 名小学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跟踪，发现在更嘈杂学校就读的学生在工作记忆和注意力方面的测试中表现更差。

“我们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进化与生态学教授盖尔·帕特里切利（Gail Patricelli）说，“实际上我们远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习惯。”

当然，这里面也有取舍。很多人知道城市和高速公路的噪音令人烦躁，但我们忍受它，因为它伴随着好处。城市充满了工作机会、社会连接和约会可能；汽车和卡车为我们运来需要的东西，扩大了我们的出行自由。

动物其实也在做类似的权衡。有些物种似乎在某些方面受益于噪音的存在，所以它们反而会向噪音源靠拢。

加州理工州立大学的生物学家克林顿·弗朗西斯（Clinton Francis）和他的团队研究了新墨西哥州农村嘈杂天然气井附近的鸟类种群。大多数物种都避开了井泵的喧嚣。但弗朗西斯惊讶地发现，一些蜂鸟和雀类反而更喜欢这些地方，而且在一个重要指标上它们还更兴旺：在嘈杂区域筑巢的数量比在安静区域更多。此外，有几个物种在更吵的地方成功抚育幼鸟的比例也更高。

怎么回事呢？很可能是噪音让捕食者更难听到这些鸟、找到它们的巢。“本质上就是一面‘捕食者屏障’。”弗朗西斯说，他的研究发现捕食者可以导致多达 76% 的鸟蛋孵化失败，所以这是一个可观的生存优势。

城市也能为某些物种提供同样的保护。以弗拉科（Flaco）的故事为例。这只欧亚雕鸮 2023 年 2 月从中央公园动物园逃了出来，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绝佳的狩猎场。不停歇的交通噪音理应给它带来麻烦。“像这样的猫头鹰是最容易受噪音污染影响的物种之一。它们要捕捉猎物发出的极其微弱的信号，”弗朗西斯指出。但纽约有它的补偿：猎物到处都是。这些猎物还很天真、毫无防备，从来没想过会有一只翼展六英尺的猫头鹰俯冲下来把自己吃掉。

当然，这些好处不能抵消坏处。人类的噪音或许帮某些鸟挡住了捕食者，但在其他方面让它们过得不太舒服——应激激素偏高，体重偏低；更糟糕的是，那些能在城市里或高速公路旁存活的物种往往全国各地都是同一批。它们只占物种总数的少数；大多数物种被推到更远的地方，随着文明不断向外扩张，它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总体来说，对物种多样性而言，噪音还是一场噩梦。”路德说。

如何让世界安静下来

2000 年代初，荷兰的阿尔韦纳（Alverna）村开始变吵了。一条城际主干道直穿村子，过去十年间交通量增长了三分之二。面对居民对噪音的投诉，镇上提议在道路两侧竖起约 4 米高的隔音墙。居民讨厌这个主意。谁愿意从窗户望出去看到一堵大墙？

镇规划师转而用巧妙的方式重新设计了这条路。他们把路面降低了半米，略微遮挡住轮胎噪音；他们在路两侧修建了约一米高的楔形坡面，表面铺上好看的仿古石材，又挡掉了更多声音；他们种了能吸收噪音的树；最后，还把限速从约 80 公里降到 50 公里。汽车低速行驶时，发动机是主要噪音源——但一旦时速超过 70 公里，轮胎碾过路面的声音就会接管并且响得多。每一项改动单独来看效果不大，但叠加起来让这条路安静了整整 10 分贝。

这个故事点出了噪音的一个奇特优势：跟其他形式的污染相比，噪音可以很快消除。有毒污染物或二氧化碳能在环境中存留数万年；你胰腺里的微塑料大概永远都出不来了；但噪音不同，你把源头一减小，效果立竿见影。

而且大多数有效的办法“算不上什么高科技，”希林说。高速公路旁立一堵高墙就能降噪 10 分贝；双层墙中间填碎石效果更好。这就能把交通噪音压到 55 分贝以下，对那些特别胆小的野生动物帮助很大。不过隔音墙会阻碍动物通行，所以在动物密集的区域更好的做法是筑土堤——高速公路两侧的小山丘。可以优先在生态价值高的区域投入，以控制成本。

“如果有一大片湿地栖息地，方圆 50 英里内独此一处？那我们就应该在它周围建隔音墙，”他说。我们还应该修建天桥和地下通道帮助动物通行。至于乡间天然气井的噪音，各州可以要求企业在井口周围建隔音墙。

城市也可以学着安静下来，阿尔韦纳就是例证。最大手笔的做法是把曾经穿越市中心的嘈杂高速公路埋入地下。波士顿在“大挖掘”（Big Dig）工程中把一座大型高架公路移到了地下；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郊区阿姆斯特尔芬，A9 高速公路正在被封入隧道，地面将变成一座绿意盎然的公园，配上新建筑。“太棒了，不仅解决了噪音问题，还收回了大量空间。”他说。

当然，这种级别的改造花费惊人，这也是为什么政客一听到要减少道路噪音就脸色发白。“大挖掘”花了 150 亿美元，算上利息高达 240 亿美元。当我跟希林提到成本问题时，他叹了口气。“它没有一架 B-1 轰炸机贵，也没有给富人减税贵，”他说，“环境方面的事情之所以被认为贵，只是因为我们的期望值太低，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付不起。”

也有更便宜、政治上更容易推行的办法：降低城市限速就是其中之一。巴黎最近把环城快速路的限速从 70 公里降到 50 公里，夜间噪音平均降低了 2.7 分贝，这是一个能感知到的变化。在道路和城市周边种更多树木和植被能再降几个分贝，居民也很欢迎。

电气化的普及也会降低音量。“各类电动车都有潜力带来很大的改变。”帕特里切利说。绿灯亮了，旁边一辆电动车加速驶离，它比同级别的燃油车安静多达 13 分贝。这种好处在高速公路上不太明显，因为电动车高速行驶时仍有轮胎噪音。但在城市走走停停的慢速通勤中，对动物和人类的耳朵来说，电动车舒服得多。

事实上，把目前所有使用燃油发动机的东西全部电气化，都会让城市生活更安静。阿拉米达（加州）和亚历山德里亚（弗吉尼亚）等城市正在越来越多地禁止使用燃油吹叶机和割草机——这些东西运转时噪音惊人，而电动版的声音轻柔得多。

我们建造了一个轰鸣的文明，但下一个阶段是使其变得更安静、柔和。

原文链接：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6/04/16/1135179/anthropogenic-noise-hurting-animals/

2019 年 2 月，大约 30 位合成生物学家和伦理学家聚集在北弗吉尼亚一处会议中心，集思广益，思考那些高风险、前沿、诱人到难以拒绝的研究方向，以及确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应该资助哪些这类项目。

会议结束时，他们锁定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候选方向：制造“镜像”细菌。如果这些实验室合成的微生物真能造出来，它们的结构和组织方式会和普通细菌一样，只有一个重要区别：像蛋白质、糖类和脂质这类关键生物分子，会是自然界中对应分子的镜像形态。DNA、RNA 和许多其他构成生命细胞的组件都是“手性”的——它们的结构天生带有固定的旋转方向，就像左手和右手互为镜像却无法重合，它们的镜像会朝相反的方向扭转。

研究人员对这个前景激动不已。“所有人都觉得这酷毙了，”加州拉荷亚 J. Craig Venter 研究所的合成生物学家约翰·格拉斯（John Glass）说。他参加了 2019 年的那次研讨会，本人是合成细胞开发领域的先驱。这是“一个难度惊人的项目，可能会让我们了解如何设计和构建细胞的全新知识，或者关于地球生命起源的新线索”。这群人还看到了巨大的医疗潜力。镜像微生物或许可以被工程化改造成生物工厂，生产出可作为新型药物基础的镜像分子。理论上，这类疗法可以发挥与天然对应物相同的功能，又不会引发不必要的免疫反应。

会议结束后，这些生物学家建议 NSF 资助几个研究团队来开发工具、开展初步实验，开启一条通往“镜中世界”的道路。这种兴奋在全球蔓延，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资助了镜像生物学的重大项目，德国联邦研究、技术与空间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Forschung, Technologie und Raumfahrt）也是如此。

五年后，到 2024 年，许多参加过那次 NSF 会议的研究人员已经反悔了。他们相信，在可预测的未来，最糟糕的情况是，镜像生物可能引发一场灾难性事件，威胁到地球上每一种生命形式——它们将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疯狂增殖，躲过人类、植物和动物的免疫防御。

过去两年里，他们一直在拉响警报。2024 年 12 月，他们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并附上一份长达 299 页的技术报告，讨论了可行性和风险。他们撰写评论文章，召开专家小组，还共同创办了“镜像生物学对话基金”（Mirror Biology Dialogues Fund，MBDF）——一家由多方资助的非营利组织，专门支持理解和应对相关风险的工作。这一议题获得了大量媒体关注，也在化学家、合成生物学家之间引发了讨论，甚至蔓延到生物伦理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之中。

然而很少有人关注的是，这件事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以及关于这种潜在威胁目前还有哪些不确定性。创造一个镜像生命体将极其复杂且昂贵。虽然科学界正在严肃对待这个警报，一些科学家仍怀疑短期内是否可能造出镜像生物。“假想中的镜像生物创造，远远超出当下科学的能力范围，”西湖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朱听说。他的实验室专注于合成镜像肽和其他分子。朱听和其他人都呼吁同行不要让推测和焦虑主导决策，并认为现在就号召全面暂停早期研究为时过早——他们认为这些研究可能带来医学上的益处。

但那些举起警旗的研究人员描述了一条、甚至多条通向镜像生命诞生的路径，他们认为，我们迫切需要护栏，来判断哪些镜像生物学研究仍然可以安全进行。这意味着他们正在面对一个别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多次遇到、结果参差不齐的问题，一个在科学方法里找不到现成答案的问题：当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看到世界末日的影子时，他们应该怎么做？

镜中生命

法国化学家、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是第一个意识到生物分子自带“手性”的人。19 世纪末，他将所有生命物种描述为“宇宙不对称性的函数”。他思索着：如果能把这些手性组件换成它们的镜像，会发生什么？

科学家如今已认识到，手性是生命本身的核心，尽管没人知道为什么。在人类身上，构成蛋白质的 20 种所谓“标准”氨基酸中有 19 种是手性的，而且手性方向一致（例外是甘氨酸，它是对称的）；蛋白质的功能与其形状紧密相关，它们大多通过手性结构与其他分子相互作用；细胞表面几乎所有受体都是手性的，感染发生时，免疫系统的哨兵利用手性来检测和结合抗原（引发免疫反应的物质），启动抗体制造流程。

到 20 世纪末，研究人员开始探索“反转手性”这个念头。1992 年，一个团队报告合成了第一个镜像蛋白质。这件事随即引发了关于风险的第一次警告——普渡大学的化学家指出，如果镜像生命体从实验室逃出，它们将对任何来自“正常”生命的攻击免疫。2010 年《连线》杂志的一篇文章介绍该领域的早期发现时提到，如果这样的微生物发展出光合作用能力，它可能会抹去我们所知的全部生命。

合成生物学界当时并没有认真权衡这些威胁，斯坦福大学的专家大卫·雷尔曼（David Relman）说。他横跨传染病与微生物学研究，也是肠道和口腔微生物组研究的开拓者。在他看来，镜像微生物的概念在当时看起来远远超出蛋白质研究的实际进展。“20 年前，这几乎只是个纯理论的论点，”他说。

但现在，研究格局已经变了。

科学家在细胞制造蛋白质和自我复制所使用的那一整套机制的镜像版本上，正快速取得进展。这些组件包括 DNA（编码蛋白质配方）、DNA 聚合酶（帮助复制遗传物质）和 RNA（把配方送到细胞的蛋白质工厂核糖体）。如果研究人员能制造出能够自我复制的镜像核糖体，他们就有了高效生产镜像蛋白质的方法。这可以作为疗法的生物制造手段。但如果把这些组件嵌入一个能自我复制、能进行代谢的合成细胞里，就有可能孕育出一个镜像微生物。

2019 年那群合成生物学家聚集在北弗吉尼亚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项技术推进得有多快。即便他们看到了威胁，也可能被“把科学向前推进”这种耀眼的吸引力所遮蔽。格拉斯说，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的是：研究镜像生命涉及多个学科，但这些领域的研究者各干各的，根本不清楚隔壁领域已经走到了哪一步：化学家不知道合成生物学家在从零开始制造具有天然手性的合成细胞上已经取得了多大进展，生物学家也没意识到化学家在不断构建更大的镜像大分子。“我们倾向于各自为阵，”格拉斯说。而且没人想到要认真审视此前针对早期研究提出过的免疫系统担忧。“房间里没有免疫学家，也没有传染病学家，”格拉斯回忆 2019 年的会议时说，“我可能是最接近的一个，因为我研究致病细菌和病毒，”但他的工作并不涉及这些病原体如何在宿主体内引发感染。

这些科学家当时也不知道，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另一场关于镜像生命的对话正在发生。大约从 2016 年起，非营利组织 Open Philanthropy 的研究人员开始整理关于灾难性生物风险的研究档案。这个组织于 2025 年更名为 Coefficient Giving，资助多个领域的项目，信奉一种存在争议的慈善哲学——“有效利他主义”，主张把钱投给潜在收益最大、能惠及最多人的项目。

Open Philanthropy 生物安全小组里有人建议调查一下镜像生命带来的风险。2019 年，该组织开始资助凯文·埃斯维尔特（Kevin Esvelt）研究生物安全议题，包括镜像生命。埃斯维尔特在 MIT 媒体实验室领导一个名为 Sculpting Evolution 的研究小组，专注于基因驱动等可自我传播的生物技术的安全开发，他开始翻阅资料，看看镜像生命是否值得担心。

埃斯维尔特 2013 年曾因率先用 CRISPR 开发“基因驱动”技术而引起关注。这项技术可以让引入某个生物体的基因变化在整个种群中扩散开来。研究人员正在探索它的各种用途，比如让蚊子对引起疟疾的寄生虫产生敌意，从而降低它们传播给人类的概率。但几乎在这项技术开发出来之后，埃斯维尔特立刻主张不要用它来营利——至少要等到有合适的安全措施到位、它在抗疟疾中的作用被证实之后。“你真的有权进行一场‘搞砸了就会影响整个世界’的实验吗？”他在 2016 年接受本刊采访时问道。在媒体实验室，埃斯维尔特主导的工作是开发可以在局部部署、但不会全球扩散的安全基因驱动。

埃斯维尔特说，他常常思考自维持、基因工程技术带来的安全风险，相关研究让他怀疑镜像生物的威胁还没被认真探讨过。他对微生物增长速率、捕食者与猎物、微生物之间相互作用以及免疫学了解得越深，就越担心一件事：如果镜像生物能免疫天然生物的固有防御，一旦它们逃出实验室，就可能造成无法阻止的感染。

即便第一个实验版本的这种细菌脆弱到无法在环境或人体中存活，埃斯维尔特说，用现有技术对它进行基因改造，让它变得更强韧，也并非难事。更糟的是，他说，这样的产物可能被武器化。

但他并不是镜像生命涉及的所有科学领域的专家，于是他开始打电话咨询别人。2022 年 2 月的一个夜晚，在华盛顿特区郊外的一家餐厅，他第一次向雷尔曼描述了自己的担忧；埃斯维尔特希望雷尔曼会告诉他“你错了”，说他在多年的数据搜集中漏掉了什么，但雷尔曼反而陷入了困扰。

担忧蔓延

雷尔曼回到加州后，读了更多关于这项技术、风险以及手性在免疫系统和环境中扮演什么角色的资料。他向自己熟悉的生态学家、其他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们一一求证，试图打消自己的担心。“我希望他们能说：我想过这个问题，我看到你的逻辑有漏洞。我看出这其实没那么糟，”他说，“结果每一次都没有。每个人都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东西。”

担忧开始蔓延。雷尔曼和芝加哥大学化学教授杰克·绍斯塔克（Jack Szostak）以及一群研究人员合作，试图构建一个“镜像生命不会抹去人类”的论证。这个小组里包括明尼苏达大学的合成生物学家凯特·阿达马拉（Kate Adamala），阿达马拉 2019 年曾分享过 NSF 那笔用于探索镜像生命技术的初始资助。

她也被说服，相信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对自己此前没有看到这一点感到瞠目。“我希望有那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意识到世界要完了，但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她说，“我不好意思承认，甚至不是我第一个提出风险的。”从 2023 年底到 2024 年初，这项工作开始呈现出严谨科学调查的形态。专家们面前摆着一个假设——一旦镜像细胞被造出来，它们将构成生存威胁——并被要求去挑战它。目标是证伪这个假设。“如果我们是错的，那当然是再好不过，”匹兹堡大学微生物学家、美国微生物学会候任主席沃恩·库珀（Vaughn Cooper）说。

雷尔曼表示，随着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对彼此的工作了解得更多，并开始理解免疫学家关于生物体如何防御自己的知识，他们开始把点连成线，看到一幅正在浮现的图景——一种无法阻止的合成威胁。

匹兹堡大学免疫学家蒂莫西·汉德（Timothy Hand）没有参加 2019 年的 NSF 会议，2024 年他刚听说镜像生命时并不担心。“哺乳动物的免疫系统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可以针对任何形状制造抗体，”他说，“是不是镜像又有什么关系？”但当他更仔细地研究这一过程后，他看到了在抗体产生之前的上游就可能出现一连串问题。先看检测环节：免疫系统用来识别和处置入侵者的细胞巨噬细胞，表面使用的是手性感应受体，它们用来抓住入侵者的蛋白质也是手性的。这意味着一种可能：生物体可能被镜像生物感染，但无法检测到、也无法防御它。“缺乏固有免疫感知，对宿主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局面，”汉德说。

到 2024 年初，格拉斯也开始担心。雷尔曼和来自 Open Philanthropy 的结构生物学家詹姆斯·瓦格斯塔夫（James Wagstaff）前往 Venter 研究所拜访他，讨论利用合成细胞技术构建镜像生命的可能性。“起初我以为，这不可能是真的，”格拉斯说。他们逐条梳理论点和反论点。“讨论越往下，我越觉得不舒服，”他说，“这让我意识到，我过去 20 年里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可能正在把世界推向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

2024 年下半年，这个逐渐壮大的科学家群体完成了那份技术报告，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政策论坛文章。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密集地向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发出警告。雷尔曼向白宫和国家安全界人士做了简报，研究人员与 NIH 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分别会面。“联合国、英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巴西的科研资助机构，我们都做了简报，”格拉斯说，“我们还通过间接渠道和中国政府沟通过。我们尽量不让任何一方措手不及。”

一年半过去，这一推动已经产生了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在全球范围内预防性地暂停创造镜像生命细胞的工作；资助科学研究的多家大型慈善机构，包括艾尔弗雷德·P·斯隆基金会（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已宣布不再资助可能导致镜像微生物诞生的研究；《原子科学家公报》在最新一期关于末日时钟的报告中，把镜像生命列入了考量因素；今年 3 月，联合国秘书长科学顾问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简报强调相关风险，指出近期在构建镜像分子方面的进展可能会降低创造镜像微生物的成本。

“基于现有证据，我认为现在几乎没有人还相信我们应该制造镜像生命。”MBDF 的负责人、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说。MBDF 由 Coefficient Giving、斯隆基金会和其他组织资助，专注于评估镜像生命的风险。史密斯说，现在的挑战是科学家如何与政策制定者和生物伦理学家合作，判断多少镜像生命研究可以被允许，以及由谁来执行这些规则。

何处设限

不是所有人都相信镜像生物会构成生存威胁。如果不真的做实验，就很难验证关于镜像微生物如何应对免疫系统及其他领域的预测。一些科学家反对“末日情景”的说法，认为反对镜像生命的论点对危险给出了“夸大的评估”；还有人指出，叫做聚糖的一类碳水化合物本来就同时存在左旋和右旋两种形态，免疫系统两种都能识别。他们认为，聚焦免疫系统与镜像分子相互作用的实验，可以帮助厘清镜像生物的风险，减少不确定性。

即使在那些相信最坏情景可能发生的研究人员之中，大家在线该划在哪里也还有分歧。哪些研究可以做，哪些必须禁止？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生物技术与合成生物学家安迪·埃林顿（Andy Ellington）不认为镜像生物短期内会成真，即便成真，他也不确定它们会构成威胁。“如果说会有什么东西伤害到人类，这件事大概排在我列表的第 382 位，”他说。但与此同时，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复杂议题，希望相关讨论继续下去：“我们在一片有太多未知的领域里行动，对我们来说做风险评估非常困难。”

即便在相信最坏情景可能成真的人之中，对“界限应该设在哪里”也还存在分歧。哪些研究可以被允许，哪些必须被禁止？

明尼苏达大学的阿达马拉等人认为，核糖体是一条自然的分界线。核糖体是把氨基酸链转化为蛋白质的细胞工厂，会是制造自我复制生物体的关键原料。阿达马拉说，一旦镜像核糖体到位，通往镜像生命的路径将相当直接。但西湖大学的朱听等人反驳说，开发镜像核糖体是值得的，因为它们有可能比传统化学方法更高效地生产医学上有用的肽和蛋白质。他看到这种技术与创造一个活的合成生物体之间有清晰的区别、根本性的鸿沟。“区分镜像分子生物学与镜像生命至关重要，”他说。不过他也指出，不仅仅是镜像这个子集，许多含有非天然成分的合成分子和生物体都可能带来健康风险。研究人员应当专注于制定覆盖此类风险的整体准则，而不是只针对镜像分子。

即使确切的风险仍然不明朗，埃斯维尔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信这项工作应当暂停，也许是无限期地暂停。他说，没有人真正意义上挑战过“镜像生命可能抹去一切”这个假设。主要的不确定性不在于镜像生命是否危险，他指出，更多地在于识别哪一种细菌——包括它编码哪些基因、吃什么、如何躲过免疫系统的哨兵——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面对有可能失去一切的风险，我认为不值得用任何一小部分经济利益去换。”他说。

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家曾经走过这条路，制定研究规则和边界。比如新冠疫情开始两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管理生物学研究风险的指南。但这段历史其实深得多：骇人听闻的人体实验事件促成了机构审查委员会的设立，为研究提供伦理监督。1970 年代初，针对实验室感染和生物战日益扩散的担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设立了生物危害安全等级（BSL），用于规范潜在危险的生物学实验。

1975 年，一项叫做“重组 DNA”的新技术刚刚兴起，它让研究人员可以把一种生物体的遗传物质剪下来拼进另一种生物体内。这项技术的潜力巨大，但风险也显而易见：万一被改造得格外危险的病毒或细菌从实验室泄漏，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一群遗传学家聚集到加州太平洋丛林（Pacific Grove）的阿西洛马（Asilomar）会议中心，商量如何给这类研究立规矩。会上科学家达成共识：在新的安全指南出台之前，暂停相关研究。1976 年 6 月，NIH 根据会议成果发布了正式规则，按风险等级对重组 DNA 实验进行分类，并与新设立的生物安全等级（BSL）体系对应。

阿西洛马会议常被誉为科学自我治理的成功典范。但这种印象反映的是一种怀旧式的回忆。“实际上它非常混乱、非常‘人’，”莱斯大学的科学史学家路易斯·坎波斯（Luis Campos）说。同样杰出的诺贝尔奖得主在“是否限制重组 DNA 研究”的问题上站在两边。讨论被技术性问题主导，而关于“这项技术会影响到谁”的讨论几乎缺席。坎波斯说，会议直到律师提到责任和实验室泄漏问题之后，才开始真正制定指南。

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源自“已被证实风险的现成技术”的自我治理案例，是否对镜像生命领域有用。三种相互竞争的未来画面正在浮现：镜像生命可能不可行；可能可行但不具威胁；可能可行且足以抹去地球上所有生命。

科学家可能正在出于恐惧和猜测自我审查。对一些人来说，叫停研究既必要又紧迫；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不必要的束缚。可以确定的是，“该拿镜像生命怎么办”这个问题既带来了启发，也带来了困惑，迫使科学家不仅审视当下的研究，也审视它可能通向何方。这是一片未经探索的领域。

原文链接：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6/04/15/1135197/synthetic-mirror-life-microbes-kill-us-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