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研究还带来了令人担忧的新结论：地面沉降已成为推动“相对海平面上升”的主要因素，而且这种趋势将持续到本世纪末。（注：相对海平面上升，是指从陆地角度观察到的海平面变化，它包含了海洋水位的绝对上升和陆地自身的垂直运动。）
研究团队发现，在全球 40 个三角洲中，陆地沉降对相对海平面上升的平均贡献率达到 58％，远超过海洋水位上升本身的影响。更为严峻的是，一些极端案例中这一比例甚至超过 90％。
在中等排放情景下（即未来温室气体排放不极端也不大幅减少的情况），目前全球 40 个主要三角洲的地面下沉速度，已经全部超过了科学家预测的 21 世纪海平面上升速度。
到 2050 年，在 29 个三角洲中，那些下沉最严重的区域（代表广泛存在的高幅度沉降），其下沉速度将是海平面上升速度的 1.1 倍（如尼日尔三角洲）到 10.3 倍（如黄河三角洲）。即使到了 2100 年，当海平面上升加快到每年约 9 毫米时，仍有 22 个三角洲的严重下沉区域，其下沉速度仍远超海平面上升，最高可达 7 倍。
图 | 全球三角洲中地面沉降与海平面上升的相对贡献（来源：论文）
为了评估各地应对风险的能力，研究团队将全球 40 个主要三角洲划分为四类：一类是“未准备潜水者”，即面临严重相对海平面上升但缺乏应对能力的地区；另一类是“上升准备者”，虽然同样承受高风险，但拥有较强的治理能力和资源支撑；第三类是“潜在威胁”，当前风险尚低，但适应能力薄弱；最后一类是“安全港”，既风险较低，又具备良好的应对条件。
研究发现，40 个三角洲中有 26 个（占 65%）属于“未准备潜水者”，其中绝大多数位于中低收入国家。这些地区不仅遭遇比全球平均水平更快的相对海平面上升，还因制度薄弱、社会资源有限和财政紧张，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加剧的威胁。
而来自中国的黄河、波兰的维斯瓦河、意大利的波河、荷兰的莱茵河–默兹河以及美国的密西西比河等三角洲，尽管也面临挑战，却因国家治理能力强、经济基础雄厚，被归入“上升准备者”行列。只是，即便是这些看似准备充分的地区，也并非毫无忧患。如果政策过度偏向短期利益，长期的适应能力仍可能被削弱。
过去一百年里，许多地区的风险就是从尚不紧迫走向了急剧恶化。
在 20 世纪，有 10 个三角洲本还属于“潜在威胁”或“安全港”类别，如今已滑入高风险区。例如，密西西比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和湄公河三角洲，自 20 世纪以来相对海平面上升速率一直维持在每年 4 毫米以上，使这些人口密集区域日益脆弱。尼罗河三角洲的变化尤为剧烈——20 世纪平均每年仅上升约 1 毫米，而进入 21 世纪后，这一数字已飙升至每年超过 10 毫米。
在这项分析中，还有一个现象引人深思：所有目前处于“未准备潜水者”类别的中低收入国家三角洲，原来都是处于低风险水平。这说明，它们所面临的环境压力正在快速加剧，但应对能力却几乎没有提升，陷入“风险上升、能力停滞”的困境。
可以说，陆地下沉正在成为比海平面上升更紧迫的威胁，而最脆弱的地区恰恰是最缺乏资源去应对的。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提供一组新数据。长期以来，全球气候讨论习惯用平均值来描述威胁：比如“升温 1.5℃”或“海平面每年上升 4 毫米”。但对三角洲而言，这些数字只讲了一半的故事，因为参考系本身正在下沉。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地球观测与创新实验室主任、论文共同作者马努切尔·希尔扎伊（Manoochehr Shirzaei）指出：“我们的结果表明，地表沉降不是遥远的未来问题——它正在发生，而且在许多三角洲，其规模已经超过了气候驱动的海平面上升。”
图 | 马努切尔·希尔扎伊（Manoochehr Shirzaei）（来源：Linkedin）
与由气候变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不同，地面沉降在人类政策的时间尺度上是可以干预、甚至逆转的。例如，通过更科学的地下水管理、含水层人工回灌、河流沉积物调控等措施，往往能在区域层面迅速见效。然而，恰恰因为沉降是局部可控的问题，它反而在全球气候议程中被边缘化。国际关注更多集中在更具全球性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气温上升上。
研究团队强调这种忽视其实是更深层的错位：气候影响的实际空间尺度，与当前适应政策的优先级之间存在严重脱节。沉降不只是叠加在海平面上升之上的附加问题，它实际上动摇了以“海平面上升”为中心的渐进式适应逻辑。要真正保护三角洲，必须将应对策略从单纯的全球气候议题，转向区域性、社会技术层面的紧迫行动。
对生活在这些下沉土地上的数亿人而言，可行动的时间窗口正在迅速关闭。守护三角洲的未来，不仅需要全球气候合作，更需要立足本地、直面沉降这一紧迫而可解的挑战。通过治理创新与切实行动，为最脆弱的社区争取生存空间。
参考链接：
论文地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5-09928-6
运营/排版：何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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