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葡萄酒商业观察 ，作者：WBO

近期WBO参加香港Vinexpo Asia时发现，包括卡思黛乐、VSPT、汉凯菲斯奈特等国际葡萄酒品牌均带来了配制型、果汁型、脱醇等低度潮饮新品。部分产品首次在亚洲亮相，并计划进入中国市场。此外在成都春季糖酒会期间，国内头部葡萄酒企业张裕、长城、王朝、华东等同样在集中推广该类产品。可见传统葡萄酒企业通过产品饮料化，进而拓展大众化消费场景，正成为当下的一种趋势性选择。

不过也有品牌公开表示对该类产品预期较低。如富邑今年6月在对投资者的汇报中提及，对NOLO（无酒精和低酒精饮料）类产品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增长判断为“低或无”。

这些头部品牌为何进入这个品类？又为何做出不同选择？WBO对此进行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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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巨头抢滩低度潮饮赛道

低度潮饮并非全新赛道，但出自传统葡萄酒生产商的产品并不多。当多个头部企业集中上新，品类的话题度被迅速拉高。IWSR最新的预测数据也展现了该趋势：2025至2035年，葡萄酒销量预计下滑14%；而预调鸡尾酒将保持增长态势，涨幅达17%。

目前多个国际头部企业释放了布局的信号。卡思黛乐大中华区负责人毕杜维透露，这次展会带来了桃子、覆盆子等多种口味的产品，开瓶像啤酒一样便捷，瞄准年轻消费者和女性，计划先在香港找合作伙伴，未来视机进入中国大陆；VSPT中国区销售总监杨涛表示，企业已在日本市场推出脱醇类产品，接下来有意在中国探索。汉凯菲斯奈特中国区首席代表顾育平则直言：“我们在传统起泡酒之外，重点推广这些无酒精或低度的饮料酒，这些产品第一次在亚洲亮相，已准备在中国市场着重推广。”

国内头部企业则先行一步。从张裕、长城、王朝到华东，几乎每家都已推出至少一款以葡萄酒为基底、面向年轻客群的潮饮。

这些产品并非简单复制市面已有的低度潮饮配方，而是强化了葡萄酒的存在感，在融入多元风味。如张裕熊司令由100%爆浆果汁与100%白葡萄酒融合，多名利烧烤葡萄酒针对烧烤场景开发低度微气泡；王朝以白葡萄酒为基，融入茉莉、普洱等茶香；长城悦炫起泡酒则推出白桃接骨木、甜瓜茉莉乌龙等风味；华东“葡气包”也以白葡萄酒为基底，带来莫吉托类产品。包装上，大多摒弃了750ml玻璃瓶和软木塞，改用易拉罐、小规格PET瓶，开瓶方式与啤酒一致，降低饮用心理门槛。

定价则下探到与主流软饮、啤酒直接竞争的地带。长城悦炫单罐9.9元（330ml），王朝“嗨”茶酒19元/瓶以内（300ml），张裕熊司令约16.5元/罐（330ml），华东葡气包15元/瓶以内（330ml）。这一区间正是便利店高端RTD茶饮、精酿啤酒和碳酸饮料的核心价格带，意图从软饮和啤酒场景中开辟新消费者。

在渠道打法上，除了线上线下同步渗透，各品牌也各有侧重。王朝“嗨”茶酒和长城悦炫起泡酒在商超、便利店等终端的布局，充分发挥传统酒企的渠道覆盖优势。另有品牌主动切入特色消费场景：张裕将“多名利”铺向全国52万家烧烤门店，“熊司令”后续瞄准全国40万家火锅店。此外，部分品牌还采用直营模式运作这类产品，直接对接大众市场，以获得更快速、更全面的市场反馈。

不过也有品牌认为在中国大陆市场这类产品潜力有限：比如富邑在今年6月投资者日上公布的最新战略中提到，中国大陆市场最大的优势依然为高端红葡萄酒，其次为高端白葡萄酒和轻量化的葡萄酒产品，NOLO类产品的潜力较低。

有业内人士认为，“富邑并非不看好这个品类，而是在中国大陆其以奔富为代表的高端品牌依然在政商务等渠道占据明显优势，而且他们是计划在其他国际市场探索这个品类的，未来如果中国葡萄酒消费市场发生明显变动，则可以直接将产品平移到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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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销商看好新赛道，也有经销商选择继续观望

对于传统葡萄酒经销商而言，这批由头部酒企推出的低度潮饮新品，既带来了新的生意机会，也引发了一些现实顾虑。

张裕、长城、王朝等国内头部企业主动探索这一品类，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长期以来，葡萄酒行业增长乏力、动销放缓已是共识，而这类产品的出现，至少为渠道端提供了新的可操作选项。

此外，这些大企业本身在葡萄酒、烈酒、果酒等品类上已有完整布局，做低度潮饮几乎不增加额外的生产与供应链成本，且其主线产品积累的品牌势能和渠道资源，足以支撑各种创新产品的试错。“哪怕卖得不好，大厂也扛得住，不会像小品牌那样孤注一掷。”福建葡萄酒经销商汪小华透露。“更重要的是，这类产品正在试图切入便利店、烧烤店、火锅店等传统葡萄酒难以大规模渗透的终端场景，可以做大品类基本盘。”

年轻消费者对低度、开瓶即饮、口味多元的产品确实存在真实需求。在渠道端的销售反馈可以从侧面证明，如在盒马一款中式茶元素的葡萄酒，单月销量可达3万瓶，山姆所销售一款荔枝风味的澳大利亚配制型低度葡萄酒也在元旦三天内销量超1万瓶。

但硬币的另一面同样不容忽视。多位经销商向WBO坦言，这类产品在实际操作中面临几道现实难题。首先是库存压力。与传统葡萄酒可以长期存放不同，这批低度潮饮大多保质期较短，且对仓储温度有一定要求。一旦动销不及预期，经销商将直接面临临期甚至过期损失。“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市场上已经推出的新品，趋于同质化，很容易最后再次陷入价格内卷中，从而导致新的库存压力。”汪小华分析道。

而对于市场需求的真实性，也有经销商计划继续观望。“现在市场上这类产品有话题度，但更多是在行业内部，未来能否开发出稳定的消费场景，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虽然入局门槛并不高，但盲目投入可能会陷入新的泥潭。”在香港Vinexpo上，来自广东的葡萄酒经销商林庆详认为。

林庆详担心，如果部分企业只是为了迎合资本或热点话题而仓促上马，最终很可能把库存风险转嫁给渠道。此外，他对产品定位也存有疑虑：究竟该按酒类走，还是按饮料走？酒类渠道的动销逻辑与快消品截然不同，沿用传统葡萄酒的分销模式铺货，很容易出现铺得下去却卖不动的尴尬局面；而按照饮料的打法，则需要大规模铺货、快速动销，这恰恰是传统经销商并不擅长的。

“其实这类产品与传统烟酒店的客户是不匹配的，能够动销的更偏向现代大卖场和即时零售等渠道”。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品类的参与者良莠不齐。早在大企业下场之前，就有许多做散酒灌装的企业活跃在这一领域，它们在数量上贡献了大量产品，但产品同质化严重、质量参差不齐，也为更加规范的市场布局带来了挑战。”林庆祥分析道。

整体来看，头部企业的入局为低度潮饮带来了更多关注度，市场真实需求仍在验证中。这股浪潮最终能走多远，还有待时间给出答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严肃的人口学八卦 ，作者：邱玉鼎，原文标题：《续论李婷老师的「中国离世界杯有多远？」》

如李婷老师前文所分析，

中国男足为何无法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可能远比直觉复杂的多。

人口学作为一门极其依赖于统计数据和力求在精细描述后寻求机制的现代学科，其内核往往指向确定性。但确定性并不是一场微观层面的足球比赛以及其背后运行机制的特色，相反，多样性（而不是随机）才是这项运动的底色。

尽管本届世界杯决赛圈阶段的队伍已经扩军到48支队伍，但除开中国，仍然有印度、越南、印尼等具有相当（或在某些解释下具备适宜的）人口规模，并在一定阶段内经历了快速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长期面临无法进入世界杯的问题。

对于印度，也许我们可以归结为体育市场长期被板球占据，足球难以成为全国性的体育资源集中中心；对于越南，也许我们可以归结于职业市场和人才厚度不足以支撑长期稳定冲击世界杯；对于印尼，也许我们可以归结为虽有足球热情，但制度并不稳固。如果我们把这些国家的特点视为不能进入世界杯的因素，但这些自变量也并不能够构成进入或者不进入世界杯的充分条件。例如美国职业大联盟的商业价值远逊于NBA、NFL、MLB、NHL，美国也能长期稳定进入世界杯决赛圈阶段甚至后半程淘汰赛；国家治理混乱，在南美反而形成了所谓的“低门槛”优势；而更具比较意义的，同在亚洲赛区的中东乃至是中亚的一些国家，在制度失败、也并无长期崇尚足球的历史文化状态下，同样能够进入世界杯。

更为有趣的是，有球迷提出了所谓的“华人悖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北以及华人占比较高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或者国家的代表队，在冲击世界杯决赛圈的过程中也无建树。但如果要反驳“华人悖论”，其实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所谓的“华人悖论”，其背后强调的是历史上受到儒家文化长期影响以至于进入现代化阶段后，对于教育和稳定的极端重视，由此还涉及到关于国家体制和资源内卷的讨论。但只要指出朝鲜和韩国的例子，并足以再次推翻“华人悖论”。

因而，同许多经典社会议题一样，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进入世界杯并不是一条单线的道路，而是制度、文化和偶然的多种组合，这种组合甚至可以是一系列“国家失败”的因素。而如果需要对中国男足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后没有再次进入决赛圈阶段进行过程分析，一些极为偶然且带有戏谑成分的因素在其中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但作为一名极其热爱足球，立志踢进国家队带领中国队再进世界杯（这个希望已经被传承到我儿子身上），但在12岁放弃校园足球训练的人口学老师而言，还是想为中国足球再多谈些内容。

从生命历程来看，对于李婷老师文中提到的“12岁退役”现象，我作为亲历者，对于该现象的存在，是毫无异议的。但对于如何解释12岁退役以及李婷老师文中提到的第二点「关于选才问题」，则需要将两者联立起来从更为微观的学校内部机制来看待。

客观而言，在义务教育阶段，体育课程或者体育活动时间存在被其他教学内容挤占的现象，但并不意味着体育上的成就不能够成为量化评判教师或者学校成果的内容。许多拥有运动天赋的学生，完全能够在学校的环境下脱颖而出，许多学校也以自身的体育特色为荣，因此，许多具有运动天赋的孩子并不会在小学阶段被埋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运动天赋，在众多的体育项目当中是相通的，但不同体育项目的通路和确定性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涉及到个人和集体项目的抉择上。例如擅长足球的孩子，在小学阶段，通常在身体天赋上是突出的（如C罗、孙兴慜、伊布拉希莫维奇等，这里要忽略掉绝对意义上的超级足球天才，如梅西、马拉多拉等），因而极有可能在田径（如长短跑、投掷类项目）、篮球、乃至小球项目上，在同年龄阶段中也展现出统治力。

此时，一个具体的情景并不是孩子更热爱哪个项目，而是基层老师更愿意让其代表学校参加哪个项目的比赛并投入更多的时间。针对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更需要考虑的是孩子能否通过任意一个项目获得优质中学的保送资格，因此单人项目或者人数更少、个人作用更大的集体项目，会成为这些有运动天赋孩子的选择，并成为一种后续发展中相对固化的路径，同时小学阶段老师也能够从孩子的成就当中获得绩效以及激励（例如本人曾就读的Y小学有足球队、田径队等，都能够参加市级比赛，但最终通过体育保送或特招的都是单人项目，尽管获得保送的学生都在足球队内）。

换言之，短跑天才的确更容易发现，就算是在乡村小学，一个短跑天才也极难被埋没，但田赛、径赛、甚至是乒乓球天才，也可能是足球天才。这个时候，对于足球人才产生挤压效应的是其他的体育项目，而背后的机制也大抵可以解释为体育项目的内部竞争。

各类运动上产生的冠军和金牌，在“数量”上是一致的，这个逻辑在奥运会上就很好理解，体制内部考察的是金牌数量，因此“小巧难女少”被投入了更大的精力。同理，对于小学老师，足球冠军、短跑冠军都是一个冠军，而前者甚至更难，因而在资源限制（大多数小学无专门的足球体育老师）和理性考虑下，老师和具有天赋的孩子都更容易选择其他项目。

进入中学后，需要进一步关注校园和职业的联通问题。

延续上面的讨论，其他项目对于足球的挤压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必然会有一部分、特别是在一些具备足球传统的学校、地区，选择足球作为“特长升学”甚至是职业的路径。在经历了12岁之后，一个关键的阶段是15-18岁，如能坚持至此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将要面临是通过“特长”继续升学、还是直接进入职业梯队的问题。此时，竞争已经从体育项目之间开始进入到体育和教育（特别是高校教育）之间。

当然，体育和教育并不是矛盾的。在欧洲高水平足球国家，15-18岁的高潜力球员通常已经处在职业俱乐部青训体系中。法国克莱方丹学院并不是简单的足球工厂，同样是一种预备职业化的教育机构，既训练球员，也保留学校教育，既强调技术、战术、身体和心理，也重视球员未来的成长路径。而日本的三笘薫更为我们提供了令人艳羡的例子，三笘薫进入筑波大学完成《足球比赛1对1场景下进攻方信息处理的研究》的论文后进入J联赛，随后进入英超成为绝对主力，在世界杯上也有着出色的表现。

但在这一阶段，中国足球人才面临的是“足球作为职业资本”还是“足球转化为教育资本”的艰难甚至是单向选择。

其特殊就在于，此时顶尖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往往被综合水平最强的大学吸引，特别是一些高水平大学符号资本极强，进入这些高校就读，在中国社会中能够获得远高于普通职业球员身份的社会承认。对一个足够优秀、但尚未达到绝对天才级别的青少年球员而言，职业足球在中国仍然是一种高风险、高淘汰率、短周期的可能性，而高水平大学提供的则是高度可见、可被家庭和社会立即承认的身份资本。当然，如能建立高校到职业的通路自然能够较好的处理这一问题，北京理工大学就进行过尝试，其足球队曾经以大学生球员为主体进入职业联赛，2006年冲上中甲，但当前仍然徘徊在中乙中游。

一个冷酷的事实：迄今为止（中国足球职业化后），从未有中国男足国家队队员（不包括U23及以下梯队）经历从大学到职业队再到国家队的职业发展通路。也就是说，中国的高校足球在吸纳中国的足球人才，但却几乎不具备对于足球人才进行加工的能力。将欧洲和日本的例子同中国进行对比，并不是强调其道路的正确性，但至少可以说明，教育（特别是高校教育）在中国往往成为职业路径的替代和退路，但并未成为职业道路的延伸（中国男篮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

中国足球的未来，终究是属于少年和青年的。

本文无意于将中国足球为何“失败”推及至后续的“成人阶段”，开篇对于足球多样性的对比分析，也正是想说明，看待足球不能落于窠臼。今年1月，U23国家队站上了亚洲杯决赛的舞台，5月，U17国家队在亚洲杯决赛再次面对日本，即便上半场大幅落后，仍然扳回2球；一星期前，中国足球小将在U12年龄段历史性地获得了西吉斯蒙迪杯国际青少年足球赛冠军。言至于此，会不由自主地会畅想在2029或是2033年的某个夜晚，大街上欢乐的人群拥溢，人们相互庆祝，一如2001年我们在五里河取得胜利之后一样。20多年前，千禧年的开头，经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人们喜气洋洋地。进入世界杯不会是“国运平衡器”，但肯定是那时经济上行期的注脚。

李婷老师珠玉在前，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对于足球进行很好的阐释，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再次冲进世界杯，甚至是触及到我们曾经遥不可及的目标时，这会是一次次竞技的胜利，但也必然意味着一个已经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民族，能够更加从容的理解生活、理解身体、理解热爱，让人的潜能、人的多样性在社会结构中得以施展。它不会是某种国家失意后的情感补偿，也不会是发展困境中的短暂安慰，更会是一个民族在走向复兴、走向现代化、走向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自然生长出的结果。当我们开始讨论并着手让足球成为我们生活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格隆汇APP ，作者：哥吉拉，原文标题：《市值2.1万亿美元！SpaceX到底值不值？》

美东时间6月12日，美股迎来史上最炸裂IPO。SpaceX正式登陆纳斯达克，彻底引爆全球资本狂欢。

上市首日，SpaceX大涨19.22%，市值突破2.11万亿美元，一举超越Meta、特斯拉、博通等科技巨头，跻身美国第六大市值公司。

一夜之间，马斯克个人身家也因此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富翁”。

同时，SpaceX上市还创造了约4400名百万美元富豪，其中约400名身家将超过1亿美元，他们来自SpaceX的现任或前任员工及早期投资者。

还有一大批华尔街基金、投行机构们也在这场盛宴中获利百亿甚至千亿美元，回报倍数高达几十、上百倍！

但狂欢背后，也伴随巨大争议。

一家年营收不足200亿美元、成立24年持续反复亏损、2025年净亏损高达49.37亿美元的企业，却以超100倍的市销率，撑起超2.1万亿美元的天价市值。

这到底是硬核科技的提前兑现，还是资本市场吹出来的超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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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速上市的背后

正常顶级科技IPO，都要磨几年：合规打磨、机构博弈、反复定价。

但SpaceX的上市进程，堪称美股史上罕见的“极速通关”：摒弃了传统企业的拖沓流程，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敲定方案、落地发行、完成挂牌，以750亿美元募资额刷新全球IPO纪录。

更反常的是，马斯克以前一直坚决抵制上市。

他多次公开表示：二级市场的短期业绩压力、舆论束缚，会拖死星舰、火星殖民这种超长周期的硬核项目。

如今180度的态度反转、突破常规的上市速度、反行业惯例的发行规则，足以说明这绝非简单的上市融资需求，而更可能是一场精准卡位、套利、做高估值的资本操作。

SpaceX执意快速上市的核心内因之一，是为了通过资产并购嵌套，解决劣质资产无法独立上市的难题，同时完成税务层面的极致优化。

首先，马斯克旗下xAI+X（原推特）累计背负175亿美元债务，长期持续亏损、无稳定造血能力，如果单独上市不仅门槛不够，而且估值溢价也会被压得非常低，根本不划算。

于是马斯克设计了一套嵌套并购：把亏损的AI、社交资产，捆绑SpaceX最赚钱的星链、垄断市场的航天业务一起上市。

靠星链的优质盈利抹平财报短板，顺利达标美股上市规则。同时还盘活了xAI的历史亏损抵税额度，未来可帮公司省下百亿级税费，堪称“亏损变资产”的顶级财技。

更关键的是，纯航天赛道估值天花板极低，绑定AI热门概念后，成功脱离传统航天估值锚点，制造出“太空+AI”的协同想象，直接拉高企业估值上限。

另外，SpaceX极速上市，也是为了精准卡位美股科技泡沫与AI资本红利的最后窗口期，本质是一场“抢跑收割”。

当前美股科技板块处于阶段性历史高位，后续随时有可能热度消退，一旦错过当下窗口，后续市场下行、AI热钱退潮，公司募资规模、整体估值、股东套现收益都会大幅缩水。

这也是为什么SpaceX、OpenAI、Anthropic等一众AI巨头均在加速筹备上市的原因。

当下“太空+AI”的双重稀缺概念，是当下资本市场最具想象力的叙事组合，SpaceX选择在此热度顶峰期上市，能够最大化享受赛道红利，实现远超传统航天企业的估值定价。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普通新股上市需等待3个月观察期才能纳入指数，纳斯达克为SpaceX开通快速通道，上市仅15个交易日即可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并上调权重。

这意味着，全球超12万亿美元追踪纳指100的被动基金、养老金、401K退休金账户，将按照规则强制被动买入SpaceX，形成百亿级确定性刚性买盘，为股价筑牢底部支撑。

这套规则红利具备极强的时效性，窗口期转瞬即逝，越早上市，套利空间越大、资金托底效果越显著。也是SpaceX必须火速落地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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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烧钱、一边讲故事

支撑SpaceX万亿估值的核心，是其独家构建的“航天发射+卫星互联网+AI算力”三大业务闭环，但三大板块现实价值天差地别，这也是资本市场争议其估值的核心来源。

根据招股书显示，SpaceX在2025财年的合并营收为186.74亿美元，合并净利润由2024财年的7.91亿美元变为亏损49.37亿美元。

2026年一季度，SpaceX实现合并营收46.94亿美元，实现合并净利润为亏损42.76亿美元，合并调整后息税前利润则为11.27亿美元。

其中，作为技术底座的航天发射业务，是行业绝对龙头，却持续亏损。

目前SpaceX累计完成超650次发射，85%以上任务实现火箭复用，2025年入轨载荷占全球总量80%以上，垄断全球商业航天发射市场。猎鹰9号、重型猎鹰、龙飞船、星舰四大产品线全覆盖，手握NASA、美国国防部长期大额订单，2025年该板块营收超40亿美元。

但受星舰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拖累，全年运营亏损6.57亿美元，仅能承担技术迭代、市场卡位的战略功能，无法贡献利润。

作为唯一现金牛的星链卫星互联网业务，是公司估值的核心基本面支撑。

2025年，星链卫星互联网业务营收达113.87亿美元，占公司总营收60.9%，运营净利润高达44.23亿美元，两年间利润增长近10倍。

截至2026年3月，星链在轨卫星超9600颗，占全球活跃卫星75%，覆盖164个国家和地区，付费用户突破1030万。

不过这一块业务也有隐忧，随着市场向欠发达地区下沉，单用户月均收入从2023年99美元降至66美元，增收不增利的增长瓶颈逐步凸显。

而作为远期估值故事的AI业务，是烧钱主力，落地尚遥遥无期。

2026年2月SpaceX收购xAI，正式将AI列为三大核心业务，布局AI算力基建、Grok大模型与轨道太空数据中心。

目前AI部门由于xAI用于采购及建设大规模算力中心导致的巨额资本支出，仍处于大幅亏损状态。2025年AI业务亏损63.55亿美元，2026年一季度再亏24.69亿美元，单季资本开支77.23亿美元，远超航天发射与星链业务开支总和。

但SpaceX对其AI部门寄予极高的期望。其在招股书中描绘，未来SpaceX理论最大潜在收入规模高达到28.5万亿美元；其中，太空发射仅占3700亿美元，星链的全球通信收入规模为1.6万亿美元，而人工智能市场收入将为26.5万亿美元，站绝对大头。

这是一个堪称完全是天方夜谭的难以想象的数字。

但现实却极其骨感，目前AI业务仅靠与Anthropic、谷歌的月度算力租赁订单维持基本营收，暂无自研大模型闭环能力，规划中的太空太阳能算力中心、百太瓦级超级算力体系，更像是一个为了支撑高估值而画的远期叙事大饼。

03

超2万亿估值到底值不值？

站在2.11万亿美元的市值关口，SpaceX也成为了近年美股分歧最极致的超级IPO。

一边是散户疯狂抢购、资金扎堆狂欢，一边是顶级机构、资深资本大佬公开看空、预警泡沫。

市场最大的争议核心是：一家持续亏损、年营收不足200亿美元的企业，是否配得上碾压众多千亿营收科技巨头的天价估值？

从估值指标看，苹果10倍、特斯拉15倍、英伟达25倍的市销率尚且贴合行业可理解的合理区间，而SpaceX市销率高达百倍，已经完全脱离传统估值体系，让人无法理解认同；

从经营基本面看，SpaceX成立以来累计亏损413亿美元，2026年一季度亏损再度扩大710%，扩张完全依靠外部融资输血，暂无明确盈利拐点；

从风险层面看，马斯克手握超84%投票权的绝对集权模式缺乏股东制衡，治理风险突出，同时星舰迭代屡次失败、太空AI算力商业化落地渺茫，宏大叙事的兑现概率极低。

但依旧有大量顶级资本与产业机构坚定押注，他们的核心共识在于，SpaceX突破了传统企业估值框架，其价值不在于当期盈利，而在于独家垄断的太空+AI下一代基础设施赛道，稀缺性无可替代。

高盛预计，SpaceX的人工智能业务收入到2030年将激增约100倍，其人工智能部门的收入将从2025年的32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3220亿美元。SpaceX的总收入预计将在2030年达到4740亿美元。

与多头狂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权威机构、资深做空资本对SpaceX天价估值发出严厉预警，认为本轮行情完全脱离基本面，是情绪与叙事催生的巨大泡沫。

知名大空头、《华尔街最精准做空者》詹姆斯·查诺斯公开炮轰，直言SpaceX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希望与梦想式IPO”，其近2万亿美元的估值完全依托市场对马斯克的个人信仰，而非真实财务表现。

他批评，市场在为一家自由现金流为负、持续大额烧钱的企业支付史诗级溢价，在任何合理的长期经营假设下，该估值都无法成立，本质是资本炒作的海市蜃楼。

IPO当日，评级机构CFRA率先发布独家“卖出”评级，给出115美元目标价，较135美元发行价折价近15%，核心理由是SpaceX估值严重透支，星链的微薄盈利持续被星舰、xAI两大吞金业务吞噬，且AI赛道入局较晚，无核心差异化优势，难以兑现万亿级市场预期。

晨星（Morningstar）研报更为激进，分析师尼古拉斯·欧文斯将其公允价值仅定为63美元，较发行价腰斩超53%，公允估值仅7800亿美元，理由是当前估值过高溢价完全是市场为太空数据中心、火星殖民等未落地、高风险远期概念支付的空想价格，不可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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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语

SpaceX的史诗级IPO狂欢，可以说是全球资本对“太空+AI”下一代基础设施的极致押注。

短期来看，依托稀缺赛道、稳固壁垒与完善的资本防护体系，SpaceX的高估值仍有支撑空间。

但长期而言，万亿市值能否站稳，最终不取决于叙事有多宏大，而取决于星舰技术能否落地、太空AI算力能否商业化、持续亏损的循环能否打破。

这场属于星辰大海的资本盛宴，终究需要真实的技术突破与盈利能力来买单。（全文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浪财经 ，作者：周文猛，原文标题：《“不想要临期请备注”！山姆被指用极速达清库存，遭七成网友质疑，会员怒斥：退钱！》

主打“高端品质”的山姆会员商店，又一次站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今日，“山姆客服回应极速达买到临期商品”登上微博热搜，据多位消费者反馈，通过山姆“极速达”下单收到临期产品，而山姆客服的回应则彻底点燃了公众情绪：“我们公司制度就是这样上架的，如果你不想要临期的，你需要在订单里备注‘不要临期’。”

此番将临期品筛选责任甩给消费者的表态，让付费会员的“品质优越感”一再崩塌。微博统计数据显示，约67%的网友对山姆的经营诚信提出质疑：54%的网友认为山姆将临期商品混卖却要求消费者主动备注，是推卸责任、侵害知情权；13%的网友对比盒马、叮咚等平台明确标注、打折处理临期品的做法，认为山姆的规范程度远不如竞品。

不少消费者直言，每年花费数百元办理会员，本是为“精选、优质、放心”买单，如今却要在临期商品里“拆盲盒”。不少网友更是直言，“极速达”变成了“专清临期库存的特殊渠道”，认为山姆此举意在加速清理临期商品。

事实上，临期商品混卖只是山姆品控危机的冰山一角。《BUG》栏目发现，在黑猫投诉等平台上，更充斥着大量山姆食品“保质期内变质、发霉、生虫”的投诉。从冷藏蛋糕保质期内发霉长毛，到密封坚果反复吃出虫卵，山姆标榜的“高品质品控”，正在高速扩张中持续失守。

“混卖”临期食品惹争议，

近七成网友提出质疑

近日，江苏消费者刘女士（化名）通过山姆“极速达”下单蔬菜沙拉买到临期食品一事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山姆客服对此的回应却是：“我们公司制度就是这样上架的，不想要临期需要在订单里备注”。这一将责任甩给消费者的回应，直接引发了大量网友不满。

《BUG》栏目注意到，在该事件引发全网热议后，微博罗伯特统计显示：约67%网友认为山姆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同时售卖规则不透明。其中，54%的网友认为山姆将临期商品混卖且要求备注，涉嫌侵犯知情权；13%的用户通过对比盒马、叮咚等平台明确标注或打折处理临期品做法，认为山姆不如竞品透明规范。

此外，还有18%的用户强调商家应主动告知真实情况，企业需自律并完善制度，以保障消费者权益和食品安全。仅15%网友对消费者维权行为中的不当举措提出异议。

热议之下，山姆“极速达”前置仓口碑也受到影响，大量网友直指其“成了一个清理临期库存的特殊渠道”。有消费者则对山姆会员提出嘲讽，直言高贵的（山姆）会员也不高贵了，“还得吃临期食品”，部分网友及山姆会员则直言“退钱”。

在多数网友看来，山姆极速达的问题凸显了商家在处理临期商品上的不负责任，消费者应该得到更多保护。不过，对于这一事件，山姆客服在与《BUG》栏目沟通中仅回应道：“会记录问题并由相关部门评估反馈”。

投诉超1.5万条，

保质期内变质触碰食安红线

《BUG》栏目梳理黑猫投诉平台数据发现，截至目前涉及山姆的投诉累计已超1.5万条，争议问题涵盖价格保护规则混乱、售后服务推诿及食品安全品控不严等，临期商品无提示、混发同样是投诉重灾区。有消费者一次性购买1300余元商品，收货后发现整单全部为临期产品；也有消费者通过极速达购买整盒酸奶，收到时保质期仅剩7天，而下单全程无任何临期标识与提醒。

比临期混卖性质更恶劣、更触碰食品安全底线的，是大量食品在标注的保质期内就出现变质问题。

有消费者在与《BUG》栏目沟通中自称，自己今年5月19日于广州山姆会员店购买蛋糕一件，次日食用时却发现蛋糕明显发霉、入口有霉味，剩余3块均可见霉斑，身体出现恶心不适。但携带剩余发霉蛋糕实物到门店协商处理时，工作人员态度恶劣、推诿责任，声称“没有拍吃进嘴里发霉的证据，不认可”，最终自己只能退款作罢，并未依法获得对应的赔偿。

另据杭州消费者介绍，自己先后两次在山姆极速达购买同款每日坚果，两次开袋均发现大量虫卵，首次吃出虫卵后山姆并未完全整改，漠视食品安全、故意放任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

针对前述问题，有律师分析指出，保质期剩余时长属于影响购买决策的核心商品信息，商家负有主动告知义务，线上渠道以“需消费者备注不要临期”为由转嫁责任，已涉嫌侵害消费者知情权。而商品若在保质期内出现发霉、生虫等明显变质情况，属于明确的食品安全质量问题，消费者有权要求退换货并依法主张赔偿。

食安风波不断，

高速扩张品控却下滑？

与频现的食品安全风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山姆在中国市场的扩张态势极为迅猛。据沃尔玛最新财报，2026财年公司营收7131.63亿美元，净利润218.9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73%和12.64%。其中，沃尔玛中国实现净销售额247亿美元（约1703亿元），较2025财年的203亿美元上涨21.67%。其中，山姆会员商店是推动中国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

高速扩张的背后，门店快速落地导致管理半径扩大，品控人员配备不足等问题也随之发生。今年以来，山姆频频因为“乌冬面吃出蛆”“冷鲜猪肉实为四个月前屠宰”等话题引发广泛争议。

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山姆已在国内32个城市开设63家门店。其中，2025年山姆新开10家门店，创历史新高，2026年山姆更是计划在国内新开13家门店，在青岛、佛山、天津等城市实现双店布局，下沉至更多省会与地级市，扩张速度持续提速。

在与《BUG》栏目沟通中，易观消费分析师李应涛直言，“山姆之所以如此被关注，是因为他在行业内是公认的收取会员费高品质，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的‘累犯’，所以也会更加的引起消费者不满及外界关注。”在李应涛看来，主打高品质，用户群体自然也更讲究更挑剔，当山姆用常规大众化的方式为其服务，也更容易引发争议。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同样对《BUG》栏目表示，“山姆门店扩张速度加快后，质量内控和管理体系需要更新；现有的物流和供应链体系，承载不了山姆的高速发展；山姆组织架构的调整、人员的调岗和换岗，也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原文标题：《Codex新用户超两成都不是专业开发者，但千万别说“人人都是程序员”》，作者：Zetze，审校：凯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6 月初，OpenAI 公布了一组颇具象征意味的数据：Codex 周活跃用户已突破500万，较 2 月桌面版发布时增长超过6倍；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一个月新增的 Codex 用户中，分析师、营销人员、运营人员、设计师、研究人员、投资者等非开发者占到了 20%，且增长速度超过开发者 3 倍。这个最初为软件开发而生的工具，正在迅速进入泛化阶段，参与更多人的日常工作，让更多以前调用开发资源相对困难的人，低门槛的获得了代码能力。

OpenAI 同时推出了可以把工作成果直接转化为托管网站和应用的 Sites 功能。用户不只可以让 Codex 处理文件和数据，还可以生成一个能够通过 URL 分享的交互式工具。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原本从事数据分析岗位的人可以利用Codex 快速完成原本要申请开发团队资源才能够完成的可视化互动模型，直接打包成一个可发布的互动页面，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编程工具正在变成通用生产工具，软件创造也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走出开发部门。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人人都是程序员”的又一个证据：当市场、运营和研究人员都开始调用编程智能体，当一个想法可以直接变成网站和应用，程序员与普通人的边界似乎正在消失。

相比较 Codex 在持续弱化自己专业编程工具，力图给自己贴上通用生产力标签的同时，WWDC 2026 上苹果对 Xcode 的更新提供了一个很关键的补充视角：在 AI 能力迅速进入写代码环节的同时，专业开发工具的理念并没有被削弱，反而进一步把 Agent 深度嵌入到开发流程中——让它可以参与构建、运行测试、分析错误，并通过与工具链的协作来完成修复与迭代。这种设计意味着 AI 不只是“生成代码的助手”，而是被纳入了一个真实的工程执行闭环之中，并在 IDE 的约束下与构建系统、测试系统和预览系统共同工作。

这两件事同时发生，或许才是 AI Coding 当下最真实的图景：越来越多人可以借助 AI 创造软件，但能够生成软件，并不等于自动拥有了工程能力。

有一种关于 AI Coding 的流行叙事正在变得越来越廉价：只要会说话，人人都能成为程序员。

这句话听起来很有时代感，也足够鼓舞人。它暗示软件创造的门槛正在消失，过去需要多年训练才能掌握的编程能力，如今可以被几句自然语言提示词替代。一个不会写代码的人，也许只要打开 Cursor、Claude Code 或者某个 AI Agent，就能做出自己想要的产品。

这当然不是全错。

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普通人距离“把一个想法变成可运行的软件”如此之近。一个略懂产品、略懂业务、略懂计算机概念的人，今天确实可以借助 AI 做出过去很难独立完成的东西。一个原本只有 0.3 分能力的人，可能被 AI 放大到 0.8，甚至 0.9。

但问题也在这里：AI 可以放大 0.3，却很难凭空生成那最初的 0.3。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不知道如何描述问题，不知道什么叫边界条件，不知道一个软件从 Demo 变成服务需要经历什么，也不知道错误应该在哪里被暴露、数据应该如何被组织、系统应该如何被维护，那么 AI 带来的往往不是创造力的爆发，而是混乱的加速生成。

所以，AI 时代当然会出现更多“能做软件的人”。但这并不等于人人都是程序员。

更准确地说，AI 正在放大一种能力：结构化理解世界、拆解问题、组织上下文、调用工具，并为结果负责的能力。程序员只是最早被迫系统训练出这种能力的一群人。

在和一位长期深度使用 AI Coding 的资深工程师交流时，他反复提到一个判断：AI Coding 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是人们总把它想象成“让 AI 写代码”。出于职业身份和项目信息的考虑，本文称他为 CC。在 CC 的实践里，AI 真正改变的并不是敲代码的速度，而是整个研发过程里“理解、表达、验证和协作”的方式。

CC 的几个经历，恰好能说明这个变化。

一个人和 AI 都读不懂的项目

很多人第一次理解 AI Coding，是从“它能替我写代码”开始的。但在真实的软件现场，AI Coding 最有价值的时刻，往往不是写新代码，而是让旧系统重新变得可理解。

CC 曾接手过一个历史项目。项目原先由一位算法背景很强、但工程经验并不充分的开发者长期维护。项目核心是一组庞大的 Python 脚本，单个文件动辄几千行。业务逻辑、数据处理、模型调用、文件读写、异常处理混在一起，模块边界模糊，命名风格不统一，重复逻辑到处散落。

更复杂的是，这个项目里还夹杂着早期 AI 补全时代留下的代码。当时模型能力有限，AI 更像一个智能补全器，而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编码 Agent。它能生成一些局部片段，却很难理解系统整体。于是项目逐渐变成了一个奇怪的混合体：算法专家的快速实验代码，加上早期 AI 补全生成的碎片，再加上长期缺乏工程治理积累下来的技术债。

对人来说，它几乎不可读。对 AI 来说，它同样不友好。

这点经常被忽视。过去我们说代码要“对人友好”，意味着结构清晰、命名明确、模块边界合理、文档足够完整。到了 AI Coding 时代，代码还要“对 AI 友好”。一个几千行的巨型脚本，不只是折磨接手项目的人，也会严重消耗模型的上下文窗口和推理能力。模型越难理解系统，就越容易在局部改动中制造新的混乱——注意：AI几乎不可能告诉你“我看不懂这段代码”，但这可能是更大灾难的到来，说明它要准备瞎编了。

CC 后来复盘这段经历时说，接手这种项目时，最自然的冲动可能是马上重构。但真正有效的第一步不是动代码，而是让系统显影。

CC 的做法是，让 AI 扮演架构师，逐步阅读代码库，梳理模块关系、调用链路、数据流向和关键职责。让它生成一份可以 onboarding 的文档，画出流程图和设计图。再由人根据自己的工程经验去校准这些文档：哪里是主链路，哪里是历史包袱，哪里只是临时绕路，哪里是业务上必须保留的复杂性。

这时，AI 的角色不是“替你写代码的实习生”，而更像一台结构显影仪。它把原本埋在几千行脚本里的系统形状重新照出来，让人可以开始讨论它、切分它、修改它。

在这个项目里，真正的转折点就发生在这一步之后。等系统结构被重新看见，重构才变得可行：文件结构被重新划分，模块边界逐渐出现，重复逻辑被抽取，可测试性增强，运行稳定性提升。更重要的是，用 CC 的说法，项目重新变得可维护了。

这里的“可维护”不仅是对人而言，也是对 AI 而言。

一个结构清晰的代码库，会让后续 AI Agent 更容易理解上下文，更容易做小步安全修改，更容易根据测试反馈修正问题。反过来，一个混乱的代码库会同时拖垮人和 AI。AI Coding 并不会神奇地绕过工程复杂性。它只是让工程质量的好坏，以更快的速度显现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人人都是程序员”的说法会误导人。AI 不是把工程能力取消了，而是把工程能力变成了更底层的基础设施。

Demo 和服务之间，隔着一整套工程责任

Vibe Coding 最迷人的地方，是它让软件创造变得像说话一样自然。

你描述一个想法，AI 给出页面；你再补一句需求，AI 接着生成接口；你说这里不好看，它替你调样式；你说想加登录、支付、数据看板，它似乎也都能往前推进。一个晚上做出一个 Demo，这件事已经不再稀奇。

但 Demo 和服务之间，隔着一整套工程责任。

Demo 的目标是“看起来能用”，服务的目标是“长期可用”。Demo 可以容忍数据结构混乱、异常处理粗糙、权限模型简化、部署流程手工化、日志缺失、测试缺位。服务不行。服务要面对真实用户、真实数据、真实并发、真实成本、真实安全风险，以及真实的后续维护。

这也是很多 Vibe Coding 文章最容易讲浅的地方。它们乐于展示“一个不会写代码的人做出了一个 App”，却很少继续追问：这个 App 能不能稳定运行？出了问题谁排查？数据坏了怎么办？权限泄露怎么办？业务规则变化后如何迭代？半年后还有人看得懂吗？

能跑起来，是软件生命的开始，不是结束。

CC 后来做过一个更复杂的业务系统项目。出于商业保密，这里不展开具体行业和客户，只保留问题形态：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项目，而是一场从线下纸质流程到线上数字化系统的迁移。它需要理解不同岗位的工作方式，观察真实流程，而不是只听一句“我们想做个系统”。它需要把业务语言翻译成数据表、权限规则、审批流、统计口径、接口边界和异常场景。

这种项目复杂的地方，并不在于某个单点技术有多炫。真正复杂的是业务细节和数据关系：几十张表之间如何关联，数百个 API 如何组织，不同角色如何使用同一套数据，不同流程之间如何互相影响。过去，这类项目往往需要产品、后端、前端、测试、运维等多种角色协同。

AI 的确改变了这里的效率结构。一个有经验的人，可以借助 AI 把很多过去需要多人分担的工作串起来。但前提是，他必须知道该把什么上下文交给 AI。

这就是 AI Coding 和普通代码生成的分水岭。

AI Coding 的本质不是写代码，而是写上下文

今天更成熟的 AI Coding，已经越来越不像“打开聊天框让 AI 写函数”，而像一条端到端的研发链路。CC 把自己的做法概括为：尽可能替 AI 构建足够丰富的上下文，然后让 AI 在这个上下文里工作。

在 CC 的工作流里，一个需求通常不是从“请帮我写代码”开始，而是先把产品 PRD、需求文档、需求评审会议的逐字稿、上下游系统的技术文档、已有代码库和项目规范都提供给 AI。然后让 AI 基于这些材料生成技术方案。方案不是直接进入开发，而是先沉淀成一篇文档，交给工程师、产品和相关业务同事 review。

这一步很关键。

因为 AI 的输出不是用来跳过沟通的，而是用来提升沟通质量的。过去，很多需求评审的问题在于不同角色脑中的系统模型并不一致。产品说的是用户流程，工程师想的是数据结构，业务同事关心的是线下例外情况，上下游关心的是接口契约。AI 可以把这些散落的材料先组织成一个可讨论的版本，让团队更早发现理解偏差。

确认技术方案后，再进入编码、单元测试、回归测试和人工验收。开发完成后，CC 还会让 AI 继续生成对接文档。这个文档表面上是给上下游同事看的，但在 AI Agent 普及之后，它还有一个新的用途：成为别人 Agent 的上下文。

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变化。过去，文档主要写给人读；今天，文档也开始写给 AI 读。接口说明、业务规则、验收标准、错误码、数据样例，都会成为另一个 AI Agent 开发对接功能时的输入。

于是，所谓 AI Coding 的核心对象发生了变化。

过去我们写代码，今天我们也在写上下文。这里的上下文不是一段 prompt，而是一个工作场：需求文档、会议记录、代码库、测试用例、日志、项目规范、技术决策、验收标准、接口文档、历史讨论，都在其中。

谁能组织更好的上下文，谁就能更好地使用 AI。

这也是为什么“会 prompt 就够了”是另一个误解。真正重要的不是某句神奇提示词，而是你能否把一个模糊问题整理成 AI 可以理解、可以执行、可以验证的结构。提示词只是入口，上下文才是主体。

如果上下文是错的，AI 会高效地产生错误。如果上下文是乱的，AI 会高效地放大混乱。如果上下文缺少验收标准，AI 就会倾向于给出“看起来完成了”的结果。

AI Coding 的上限，不只由模型决定，也由人类组织上下文的能力决定。

程序员并没有被 AI 取代，他们正在用 AI 进入各行各业

“程序员要失业了”是 AI 浪潮里最常见的句式之一。

程序员自己说这句话，很多时候是自嘲。这个行业长期站在技术变化前沿，习惯了每隔几年就被新的语言、框架、平台、范式重新教育一遍。自嘲背后，往往有真实焦虑，也有对变化的敏感。

但当这句话被简化成“AI 会写代码，所以程序员不重要了”，它就变成了一种外行式误判。

编程当然包含写代码，但程序员的核心能力从来不只是记住语法。一个合格程序员长期训练的是另一组能力：把模糊需求拆成明确任务，把复杂系统拆成模块，把异常情况前置考虑，把重复劳动抽象成工具，把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压进可以运行、可以调试、可以维护的结构里。

这些能力恰恰是 AI 时代更容易被放大的能力。

如果一个程序员缺少设计能力，AI 可以补一部分产品原型；缺少前端审美，AI 可以补一部分界面实现；缺少运维经验，AI 可以解释云服务、生成部署脚本、定位日志问题；缺少写作能力，AI 可以协助生成文档、邮件和方案。换句话说，AI 不只是让程序员写代码更快，也让程序员更容易补齐跨界短板。

所以，更值得注意的现象也许不是“程序员正在被各行各业取代”，而是“程序员正在借助 AI 进入各行各业”。

当一个拥有工程思维的人获得产品、设计、运营、数据分析和写作能力的外骨骼，他能做的事情会比过去宽得多。反过来，一个完全没有结构化表达能力、没有系统概念、没有边界意识的人，即使拿到最强的 AI 工具，也很容易卡在第一步：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自己想要什么。

这并不是说非程序员不能使用 AI 做软件。恰恰相反，AI 的确让很多非技术背景的人第一次拥有了软件创造能力。但他们真正需要补的，不是“语法”，而是问题定义、需求表达、流程拆解和结果验收。

AI 降低的是编码门槛，不是思考门槛。

甚至可以说，AI 越强，思考门槛越显眼。因为工具越能快速执行，错误的方向就越容易被快速放大。过去一个模糊需求可能在漫长开发过程中慢慢暴露问题；现在，它可能在一天之内变成一个结构混乱但页面完整的系统。

这不是民主化的反面，而是民主化之后的新门槛。

AI 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写错

对 AI Coding 的批评，常常集中在“AI 会写 bug”。但在真实工程里，更麻烦的情况不是它写错，而是它把错误隐藏起来。

CC 在一个数据科学相关项目中，曾经遇到过一种很典型的问题：无论输入数据多离谱，程序最终似乎总能输出结果。表面看，这是系统“鲁棒性”很强；但按业务逻辑判断，某些输入本应在中间环节触发错误，提醒开发者数据不合法、流程不完整或假设不成立。

后来的人工排查发现，问题出在一系列 AI 生成或补全的兜底逻辑上。它在很多环节加了默认值、try-catch、空值兼容和静默降级。每个局部看起来都像是在“增强稳定性”，但串起来之后，系统变成了一个几乎不会失败的黑箱。

这恰恰很危险。

工程系统里，失败不是坏事。该失败的时候失败，错误才能被及时暴露；该抛异常的时候抛异常，系统边界才是清晰的。尤其在数据科学、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一个“永远给出结果”的系统未必可靠，反而可能意味着它正在掩盖异常。

AI 为什么喜欢这样写？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它在训练和交互中更容易被奖励“完成任务”。用户说修复错误，它就倾向于让报错消失；用户说程序不要崩，它就倾向于加兜底；用户说保证输出，它就倾向于制造默认路径。但在工程里，报错消失不等于问题解决，程序不崩不等于逻辑正确，有输出不等于有价值。

这就是人类工程师仍然重要的地方。

人要告诉 AI：哪些错误必须暴露，哪些异常不能吞掉，哪些输入必须拒绝，哪些链路必须 fail fast，哪些关键环节需要显式校验。更进一步，这些规则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头，而应该沉淀进项目规范里，放在代码库根目录，随 git 一起提交。

这会带来一个新的协作模式：人制定规则，AI 执行规则。

过去，团队代码规范依赖培训、文档、code review 和个人习惯。让所有人持续遵守一套规范很难，因为人会遗忘、偷懒，也会在赶进度时妥协。今天，很多规范可以写成 AI Agent 能读取的项目约束：异常处理原则、命名规范、测试要求、禁止行为、提交标准、验收清单。不同成员的 Agent 进入代码库后，都能读取这些规则，并在开发中自动遵守。

这不是说 code review 不重要了，而是规范执行的起点前移了。AI 让团队有机会把“工程共识”变成更可执行的上下文。

从这个角度看，未来优秀工程师的一项重要工作，不只是写业务代码，而是维护一套能让 AI 正确工作的规则系统。

那最初的 0.3 是什么？

如果 AI 可以把 0.3 放大到 0.9，那么问题就变成：那最初的 0.3 到底是什么？

对专业开发者来说，它越来越不是某个具体框架的熟练度。框架会变，工具会变，模型能力也会快速提升。今天困扰开发者很久的隐藏 bug，也许明天换一个新模型就能被直接定位。很多现在看起来需要技巧的问题，都会逐渐被更强的模型能力吞掉。

但有些东西不那么容易被吞掉。

比如业务理解。你要知道一个需求为什么存在，哪些流程是真需求，哪些只是历史习惯，哪些例外情况必须保留，哪些复杂性可以被砍掉。AI 可以根据材料生成方案，但它很难替你判断一个组织真正需要什么。

比如 spec 能力。也就是把需求写清楚的能力。一个好的 spec 不只是描述“我要什么功能”，还要描述边界、状态、数据结构、角色权限、异常场景、验收标准和非目标。AI 越强，spec 越重要，因为 spec 决定了 AI 执行的方向。

比如验收能力。AI 可以写测试，也可以跑回归，但人要知道什么叫真正通过。页面能打开不代表业务正确，接口返回 200 不代表数据可信，模型给出结果不代表结论可用。

比如系统判断。什么时候继续让 AI 修，什么时候人该接管；什么时候补测试，什么时候重构；什么时候接受局部不完美，什么时候必须推倒重来。这些都不是一句 prompt 能解决的。

对非专业开发者来说，最初的 0.3 也许更基础：能不能描述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能不能把一个大想法拆成几个小问题，能不能意识到软件不仅有页面，还有数据、权限、部署、成本和维护。

很多人以为自己缺的是编程语言，其实第一步缺的是需求表达。

这也是 AI 时代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表达能力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过去，表达不清楚最多影响人与人沟通；今天，表达不清楚会直接影响 AI 的执行结果。一个模糊的想法，会被 AI 快速变成一个模糊的系统。

当然，AI 也能帮助人补齐短板。云服务、计算机网络、数据库、部署流程，这些过去让非技术人望而却步的知识，如今都可以通过 AI 快速解释和辅助执行。只要问题描述得足够清楚，AI 确实能带人跨过很多过去很高的门槛。

但这仍然不是“零门槛”。

AI 时代的门槛从“会不会写代码”，转移到了“会不会定义问题、组织上下文、判断结果”。

别再说人人都是程序员了

“人人都是程序员”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抓住了一个真实趋势：软件创造正在从少数专业人士手里扩散出去。

这个趋势当然值得欢迎。更多人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做成工具，更多小团队可以用更低成本完成数字化，更多行业知识可以直接转化成软件原型。AI 让创造软件这件事，第一次真正接近大众。

但如果因此认为专业性不再重要，就走向了另一个误区。

AI Coding 不会消灭工程能力，它会重估工程能力。它不会让所有人自动成为程序员，它会让那些具备结构化能力、学习能力、业务理解和责任意识的人获得更强的生产力。它不会让代码质量问题消失，它会让质量问题以更快速度出现，也让治理质量问题的能力更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AI Coding 最重要的改变不是“代码由谁敲出来”，而是“谁来定义问题、组织上下文、建立规则、验证结果，并为系统负责”。

未来的软件工程师可能会少写一些机械代码，但会更多地写 spec、写上下文、写测试、写规则、写文档、写给其他 AI Agent 读取的协作材料。软件开发的中心，正在从“代码输入”转向“上下文组织”。

这不是程序员消失的开始，而是程序员角色重组的开始。

AI 的确可以把 0.3 放大到 0.8，甚至 0.9。这是这个时代真正令人兴奋的地方。一个人只要具备一点点计算机基础、业务理解、表达能力和结构化思维，就可能做出过去需要一个小团队才能完成的东西。

但如果没有那最初的 0.3，一切都是空话。

AI 不会替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不会替你承担后果，也不会自动理解一个组织、一个行业、一套业务流程背后的真实复杂性。它可以生成代码，也可以生成文档、测试和方案，但它无法替代人对问题本身的理解。

所以，AI 时代，别再说人人都是程序员了。

更准确的说法是：人人都更接近软件创造，但不是人人都自动拥有工程能力。

AI 放大的不是职业标签，而是人的基本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余梦莹

报道/投资界PEdaily

史上最盛大世界杯正在上演。

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总奖金飙升至8.71亿美元。梅西、C罗、莫德里奇“最后一舞”，哈兰德、姆巴佩、亚马尔崛起，诸神之战拉开帷幕。

赛场之外，一家老牌足球豪门却站在了十字路口——彭博社消息，掌控英超球队曼联超20年的格雷泽家族内部，近期正在讨论出售事宜。

绰号“红魔”，这是英格兰足球史上最富盛名的豪门。最初只是铁路工人组建的业余球队，2005年被美国格雷泽家族全面控股。历经辉煌也走过低谷，“红色旗帜永不落幕”。

红魔

这一幕颇为感慨。足球这门生意实在赚钱，越来越多俱乐部被摆上了货架，浸泡在资本的洪流中。

美国大亨，要卖掉曼联了

这也许是“红魔”球迷们日思夜想的一幕。

格雷泽，美国商业大亨，最擅长的就是“以小博大”。自2003年起，他开始陆续收购曼联股份，两年后完全控股曼联，成为“红魔”的新东家。

彼时，格雷泽家族采取杠杆收购的方式，仅拿出2.7亿英镑便买下了价值7.9亿英镑的曼联，其余都是借款。从此，这家风光无限的足球俱乐部开始了与债务为伴的日子。

从一开始，格雷泽家族就不受“红魔”球迷待见。那时西亚资本还没有开始觊觎英超，何况这个外国东家不爱足球只爱赚钱，对于英格兰足球古老的传统可谓是莫大的打击。

曾有球星凌晨结束比赛回到俱乐部，第二天就要跑赞助。种种经营下，2005年营业额还不到1.59亿英镑的曼联，2019年收入一跃而至创纪录的6.27亿英镑，商业收入更是达到了2.75亿英镑。

更夸张的是，格雷泽先是利用曼联发债5亿英镑再融资，又于2012年推动曼联在纽交所上市，募资2.33亿美元——一半用于还债，一半落入格雷泽家族口袋。

入主二十年来，格雷泽家族已在曼联身上赚得盆满钵满，但在管理层面却是每况愈下。终于到了2022年11月，格雷泽家族决定脱手。

一番角逐后，两个潜在买家浮出水面——一家是卡塔尔财团，另一家则是英国化工巨头英力士集团，董事长是知名富豪拉特克利夫。最终英力士以约13亿英镑收购曼联25%股份，并全面接管足球运营。

时年74岁的拉特克利夫是曼彻斯特人，从小就是曼联的铁杆拥趸。“红魔”终于回到了英国人手中。此后历经几次增资，英力士共持有曼联近29%的股份，格雷泽家族则拥有67.91%的投票权。

但前路仍然不算好走。俱乐部此前公布计划，拟在老特拉福德球场附近建设一座可容纳10万人的新球场，项目成本预计约20亿英镑，而这意味着更高的长期资金压力。

“目前已有成员试图说服其他家族成员一同加入出售行列。”彭博社报道称。早前就有传闻透露，格雷泽家族静待海外资本报价，只要高于50亿英镑，他们愿意出让合计48.9%的曼联股份。

百年豪门“红魔”，辉煌与失落

曼联的故事几乎可以算作工业时代的缩影。

时间回到1878年，兰开夏郡和约克郡铁路公司的一群工人决定组建一支足球队。最初只是为了锻炼和消遣，球场弥漫着蒸汽机车排出的煤烟，球员甚至没有间像样的更衣室。

很快，球队转为职业队，加入英格兰足球联赛。但由于实在太穷，一度濒临解散。危急关头，当地富商约翰·亨利·戴维斯注资接管了俱乐部，并于1902年正式更名为曼联。

一次转会彻底改变了曼联的命运。那是1906年，主教练曼格纳尔低价挖走了曼城的核心、绰号“威尔士巫师”的比利·梅瑞迪斯。在他的带领下，曼联以创纪录的82个进球夺得队史首个顶级联赛冠军，随后又拿下了首座足总杯冠军。

曼联也经历过浴火重生的时刻。

上世纪中叶，一位名叫马特·巴斯比的年轻教练接手曼联。他们从全国各地网罗天才少年，集齐一群平均年龄仅22岁的年轻人，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巴斯比的孩子们”（Busby Babes）。

这群年轻人有多猛？1956和1957年连夺两届联赛冠军，成为英格兰足球历史上第一支参加欧洲冠军杯的球队。然而命运弄人，慕尼黑一场空难夺走了多位球员的生命，随之而来的是漫长而痛苦的重建工作。

所有人都以为曼联会就此倒下，但巴斯比带着球队从废墟中站了起来——1968年，新一代“红魔”在欧冠决赛中战胜葡萄牙本菲卡队。赛后巴斯比颤抖着将冠军杯高高举起了8次，构成曼联历史上极富冲击性的一幕。

“红魔”队名也是来自这一时期——50年代，萨尔福德队身穿红色球衣在法国巡回比赛，凭借辉煌的不败战绩被球迷形象称呼为“红魔”。恰逢曼联球队重建，时任主帅巴斯比注意到了这个名字，遂借用过来送给曼联。

那之后，“红魔”的绰号在球迷间流传开来。1973年，俱乐部正式将手持三叉戟的红魔鬼形象加入了队徽，至此成为俱乐部闻名的标志。

伴随巴斯比爵士功成身退，曼联一度陷入多年的沉寂，直到1986年亚历克斯·弗格森接过教鞭。大家仍记得1999年的巴塞罗那，曼联成就了史无前例的“三冠王”，成为弗格森执教生涯的最高峰。

“逆转的感觉很好，永不放弃是我们的传统。”细数下来，这位倔强老人共为曼联拿下了37个冠军，带领球队打了1000场联赛。放眼当今足坛，这样的数字称得上一个传奇。

惋惜的是，弗格森退休后曼联仿佛失去了灵魂，球队竞争力大不如前，甚至在2024-25赛季创下了英超时代最差的第15名。时至今日，曼联依然在试图找回昔日荣光。

但它的故事远未结束。正如那首著名的队歌所唱：“Glory, Glory, Man United……”（光荣，光荣，属于曼联……），红魔精神，仍在继续。

体育资产重估时代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体育项目裹挟上了资本的外衣。

今年3月，NBA官方宣布，联盟董事会批准将开拓者队出售给由汤姆·邓顿领导的投资者集团，估值高达42.5亿美元。收购方阵容豪华——除核心掌舵人、美国知名商人邓顿外，还包括投资公司CollectiveGlobal首席执行官希尔·泰尔、BlueOwl联合总裁马克·扎、熊猫快餐所有者程氏家族等等。

至此，这家由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及其家族掌控了38年的球队迎来了新主人。

回望过去一年，球队出售控股权的估值记录被两度打破——

先是凯尔特人队，以61亿美元的估值卖给了私募股权大亨比尔·奇泽姆（Bill Chisholm）领衔的投资集团。交易堪称一笔完美的高位套现——此前球队刚刚夺得创纪录的第18冠。

仅仅两个月后，洛杉矶湖人队就被曝出售给TWG Global CEO兼洛杉矶道奇队老板马克·沃尔特（Mark Walter），交易估值100亿美元（约720亿人民币），一举缔造职业体育球队最高估值。

这是NBA史上最负盛名的球队之一。47年前，杰里·巴斯花费6750万美元买下了它，期间收获荣誉无数。此后长女珍妮·巴斯接管湖人队，直到今天，这笔交易增值近150倍。

一个时代背景是：投资体育已变成一件极为性感的事。

数据显示，过去20年里，北美四大职业男子体育联盟（NBA、NFL、MLB和NHL）的特许经营权表现优于大多数其他资产类别，实现了13.2%的年化回报率，过去一年更是达到了16.9%，仅次于媒体和娱乐业。

以NBA为例，最近几年NBA球队出让的估值一路上涨，每一次涨幅几乎都在十亿级别以上。行情如日中天，很多NBA老板纷纷开始出卖手中股权。

此外还有：阿布扎比联合财团主导的城市足球集团，先后入股了曼城、纽约城、墨尔本城等地的足球俱乐部；沙特公共投资基金买下纽卡斯尔联80%的股权；阿波罗通过专项体育基金协议收购马德里竞技俱乐部55%的股权……明码标价的球队数不胜数。

这些俱乐部既是文化机构也是金融资产，它们的稀缺性、全球影响力和品牌价值足以使其成为亿万富翁、家族办公室和机构投资者梦寐以求的配置标的。

当然，买卖球队并非一劳永逸。譬如“红魔”球迷们声讨格雷泽家族，资本的短期回报与俱乐部长久生存之间天然存在着矛盾，而这往往会伴随对原始文化根基的冲击。

但就像一直有人管湖人主场叫“斯台普斯”，当这些球队被扔进一个全新而精密的资本机器中运转，它也许会就此改变自己的基因。同时，也永远会有新球迷穿上球衣，坐在观众席为其呐喊。

如此，构成了竞技体育最富魅力的时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投资界”，作者：余梦莹，36氪经授权发布。

出品 | 虎嗅科技组

作者 | 韦雯

编辑 | 苗正卿

头图 | 视觉中国

在过去的四天里，大疆DJI和影石insta360，两个全球影像巨头，来了一场“闪电战”。

6月9日，影石在美国发布首款双摄云台相机Luna Ultra。行业人士普遍认可其在分离屏设计、第一视角跟随拍摄及握持手感上的创新。影石也为这次新品发布筹备预热许久，还为Luna Ultra选择了演员李现作为影石品牌代言人并召开了一场线上发布会。

新品发布不到24小时，消费者还在对比Luna Ultra和DJI Pocket 4买哪个好，大疆的诉状便已递交。紧接着，6月10日和11日，大疆及旗下灵眸品牌接连向美国德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两起专利侵权诉讼，直指Luna系列。

影石的反应同样以小时计算。首先是创始人刘靖康在微博发文，“过去十年有更多的公司（飞宇、GoPro、索尼、深圳欧达等）为整个云台相机行业做出了贡献，最后是pocket系列产品把整个市场极大地扩容......行业创新往往是后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6月12日，即大疆起诉的第二天，影石在美国发起反诉，同时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宣告相关同族专利无效。

从Luna新品亮相到双方在海外法庭完成首轮攻防，全程不足四天。商战正在以“小时”为单位升级。

大疆在诉状中措辞严厉，称Luna系列“明目张胆并全盘照搬地剽窃了大疆的技术与设计”，“从外观设计到功能设置，被控侵权产品与大疆近十年来为创新手持云台相机系统所研发并申请专利的成果如出一辙”。本次诉讼指控影石Luna系列侵犯大疆持有的2件外观设计专利及4件发明专利，覆盖云台机电控制、拍摄控制等核心底层技术。

大疆在诉状中特别指出，其已于2026年5月26日向影石发送专利告知函，影石在明知涉诉专利存在的情况下仍继续制造和销售，构成故意侵权，主张三倍加重赔偿，并向法院申请对影石在美云台相机业务的“永久禁令”。

影石在北美和国内双重反击。6月12日，影石在美国对大疆提起5项专利反诉，涉及云台增稳算法、云台指向控制、相机平滑防抖、运动数据叠加和全景视频防抖等关键技术，直指大疆的云台相机和全景相机两条产品线。与此同时，影石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相关同族专利无效宣告请求。

这场闪电战的背景源自于爆火的手持云台产品。Luna Ultra是影石进军手持云台相机领域的标志性产品，而后者长期由大疆Pocket系列主导，出货量已经有1000万台。2025年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出货量达1665万台，同比增长83%，大疆以62.4%的份额居首，影石以20.4%位列第二。影石以Luna直接切入大疆的核心利润区，冲突不可避免。

但真正让这场诉讼变得微妙的，是双方在北美市场的特殊处境。影石2025年境外营收达66.76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69%，北美是其单一最大市场。此前，影石已在与美国GoPro的337调查中全面胜诉。2024年GoPro向ITC申请禁止影石产品在美销售，2026年2月终裁判定GoPro六项指控均不成立；而大疆自身却因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受管制清单”被禁止新型号产品在美销售。

这意味着，大疆此次申请的“永久禁令”，核心意图是利用诉讼，让对手也无法进入美国市场。

两家公司在今年3月就已对峙公堂。彼时大疆在深圳中院起诉影石专利权属纠纷，涉及6项专利，指控多名前大疆核心研发人员在离职后一年内申请的专利与在大疆任职期间工作任务密切相关。当时影石创始人刘靖康和中国区负责人袁跃曾在微博发长文驳斥。（延展阅读：《大疆把影石压的很难受》）

国内诉讼尚未审结，北美战场又开打。二者的商战愈演愈烈。值得注意的是，影石在北美与GoPro诉讼历时两年，花费1000多万美金。这次对于这家上市公司来说，是重大成本消耗。

核心原因在于，手持云台相机市场正在吸引更多玩家。OPPO、vivo有望年内入局，追觅投资的光子跃迁等新势力也在筹备云台产品。而更大的手持智能影像市场（云台相机、运动相机、拇指相机等等）已经逐步取代传统的单反相机市场，大疆、影石以及新入局玩家们有机会像尼康、佳能，富士、徕卡、索尼，在手持智能影像市场形成多巨头林立的商业竞争格局。

这次国内外双重诉讼的关键在于，未来结果将会是大疆与影石恩怨的了结，也会是彼此抢先划定竞争边界的关键一役。四天打完一个回合，但其实手持智能影像赛道的战争才刚刚开始，手机厂商还在打磨产品之时，大疆闪电起诉影石，既是下马威，也是大疆想要成为手持智能影像行业规则定义者的明确信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时代周报 ，编辑：兰烁，作者：谢怡雯，原文标题：《牛市旗手爆发，沪指重回4000点！50只券商股飘红，中银证券、财达证券涨停，券商“科创属性”要重估？》

“牛市旗手”集体爆发！

6月12日，沪指重回4000点关口，报收4031.51点，上涨1.12%；深成指报收14963.41点，上涨0.75%；创业板指报收3830.35点，上涨0.50%。当日A股共有3923只股票上涨，成交额达3.236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放量6600亿元。

当日50只上市券商股全部上涨。其中，中银证券、财达证券涨停，成交额分别达到10.8亿元、11.12亿元，国金证券、东北证券、红塔证券涨超5%。

中银证券上一次涨停是去年12月5日，财达证券上一次涨停则是在2024年10月8日。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中银证券今年以来已跌超23%。6月9日，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对中银证券股价下跌提出疑问，中银证券回应称，二级市场股价受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经营发展稳中有进、进中提质、趋势向好。公司目前没有应披露未披露重大事项。未来如有重大事项，公司将依法依规披露。

今年以来，券商股普遍“跌跌不休”，券商板块整体跌幅超过14%。50家上市券商中，仅有3家年内实现上涨，47家出现不同程度下跌。

从业绩来看，Wind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50家上市券商合计实现营收1546.71亿元，同比增长19.75%；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656.24亿元，同比增长17.57%。

中国金融智库特邀研究员余丰慧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今年以来头部券商业绩普遍增幅较大，而股价却呈现下跌趋势，这种背离现象主要受到市场整体情绪和预期的影响。尽管券商的业绩表现亮眼，特别是在经纪业务手续费方面的增长，但是市场的关注点往往更加倾向于未来盈利的增长潜力以及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下的不确定性。此外，随着利率波动、监管政策变化以及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投资者对于金融股的风险偏好有所降低，这也导致了即使业绩向好，股价依旧承压的情况出现。

47只上市券商股年内下跌，券商“科创属性”迎价值重估？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12日，今年以来50只券商股中仅有华安证券、招商证券、财达证券3家实现上涨，年内分别上涨8.41%、6.31%、4.80%。其余47只券商股年内整体下跌，其中11只跌超20%，国盛证券跌幅达到31.77%，位居跌幅首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5月17日长鑫科技更新招股书后，多家间接持股长鑫科技的券商股价出现较大提升。

据Wind统计，5月18日～6月12日，50只券商中涨幅居前的有华安证券、中信建投、国泰海通、招商证券，区间涨幅分别达到28.72%、14.84%、14.51%、12.03%。

据长鑫科技招股书，上述几家券商均对其有间接持股。市场普遍认为，长鑫科技IPO或对这些券商业绩有较大贡献。多家券商在研报中提及，券商科创业务带动业绩贡献和估值提升。

以区间涨幅最高的华安证券为例，据时代周报记者测算，扣除投资成本后，华安证券的持股浮盈预计达到59亿~125亿元，相当于其2025年净利润的2.8~5.9倍。

国泰海通证券在研报中提出，券商依托投行+投资+PE深度绑定科技产业，科创投资是除了国际业务和财富管理外的第三条成长主线。

中信建投证券非银及金融科技团队认为，券商科创业务的业绩弹性主要来源于三大核心板块：一是投行业务中科创企业IPO保荐承销手续费收入，头部券商凭借专业能力和项目储备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二是另类投资子公司参与科创板、创业板IPO的跟投收益；三是私募股权子公司的直投项目退出收益。

上述团队表示，当前非银金融板块整体估值仍处于历史偏低区间，安全边际充足。随着资本市场改革红利持续释放，券商科创业务的业绩贡献将逐步兑现，其“科创属性”有望迎来系统性价值重估。

余丰慧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自长鑫科技更新招股书后，多家间接持股长鑫科技的券商股价出现显著提升，这反映了市场对科创业务带动券商估值和业绩增长的认可。科创业务作为新兴领域，具有高成长性和高附加值的特点，能够为券商带来新的盈利增长点。特别是当这些科创企业成功上市后，不仅能够为券商带来直接的投资收益，还能通过承销、保荐等服务进一步增加收入来源。因此，科创业务确实有能力带动券商的业绩增长和估值提升。

一季度50家上市券商合计净利达656亿，已有5家实施分红

业绩方面，今年一季度券商业绩普遍亮眼。

据Wind数据，今年一季度，50家上市券商合计实现营收1546.71亿元，同比增长19.75%；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656.24亿元，同比增长17.57%。

按营收规模排序，今年一季度排名前10的头部券商中，仅国信证券营收微降，其余9家头部券商营收均实现上涨。

其中，中信证券一季度实现营收231.55亿元，同比增长40.91%；国泰海通一季度实现营收162.32亿元，同比增长58.91%；广发证券一季度实现营收116.82亿元，同比增长64.33%。

不过，券商的业绩增长与整体股价出现背离。据Wind统计，今年以来券商板块整体跌幅达到14.35%。估值方面，截至6月12日，中信证券、国泰海通、华泰证券、广发证券扣非后的市盈率分别为11.44倍、13.09倍、10.33倍、9.68倍，市净率分别为1.34倍、0.95倍、1.01倍、1.14倍，行业整体估值水平较低。

多家券商在研报中表示，券商股有望在今年下半年迎来业绩和估值的同比提升。

申万宏源证券在日前发布的一份研报中表示，券商板块经营景气度持续向好，行业二季度业绩预期高增，部分标的盈利水平有望进一步环比提升，政策催化落地，资金因素趋于消退。同时，板块或迎来科创、财富、海外等多业务条线潜在催化，或在下半年迎来业绩、估值双升。

长城证券也表示，自2025年四季度以来，A股券商板块出现PB-ROE（市净率-净资产收益率）关系的明显背离，原因可能是A股个人投资者占比相对较高，风格偏事件驱动与弹性偏好，在券商股价与业绩弹性趋弱时，布局意愿偏弱，估值或难以随盈利同步抬升。对于非银板块而言，自营投资是券商业绩的“压舱石”，A股2026年二季度以来的市场反弹预计将使得投资者逐步上修中期业绩预期，有助于托底估值中枢向上。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目前，50家上市券商中已有44家宣布2025年度分红计划，5家已经实施年度分红，分别为中信证券、西部证券、东北证券、红塔证券、东方财富。长江证券将于6月15日实施分红，分红金额16.59亿元。

总体来看，中信证券的分红金额位居行业第一。2025年末，其分红金额为60.76亿元，加上此前中期分红，中信证券全年现金分红总额高达103.74亿元，刷新自上市以来的历史纪录，分红比例约35.73%。

分红金额居于第二的是国泰海通。公告显示，国泰海通计划2025年末分红61.30亿元，加上此前中期分红，全年现金分红总额高达87.57亿元，分红比例约为35.84%（包括回购金额在内）。

其他头部券商中，华泰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已宣告的全年分红总额均超过40亿元，分红比例同样均超过3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投资界 ，作者：余梦莹

史上最盛大世界杯正在上演。

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总奖金飙升至8.71亿美元。梅西、C罗、莫德里奇“最后一舞”，哈兰德、姆巴佩、亚马尔崛起，诸神之战拉开帷幕。

赛场之外，一家老牌足球豪门却站在了十字路口——彭博社消息，掌控英超球队曼联超20年的格雷泽家族内部，近期正在讨论出售事宜。

绰号“红魔”，这是英格兰足球史上最富盛名的豪门。最初只是铁路工人组建的业余球队，2005年被美国格雷泽家族全面控股。历经辉煌也走过低谷，“红色旗帜永不落幕”。

这一幕颇为感慨。足球这门生意实在赚钱，越来越多俱乐部被摆上了货架，浸泡在资本的洪流中。

美国大亨

要卖掉曼联了

这也许是“红魔”球迷们日思夜想的一幕。

格雷泽，美国商业大亨，最擅长的就是“以小博大”。自2003年起，他开始陆续收购曼联股份，两年后完全控股曼联，成为“红魔”的新东家。

彼时，格雷泽家族采取杠杆收购的方式，仅拿出2.7亿英镑便买下了价值7.9亿英镑的曼联，其余都是借款。从此，这家风光无限的足球俱乐部开始了与债务为伴的日子。

从一开始，格雷泽家族就不受“红魔”球迷待见。那时西亚资本还没有开始觊觎英超，何况这个外国东家不爱足球只爱赚钱，对于英格兰足球古老的传统可谓是莫大的打击。

曾有球星凌晨结束比赛回到俱乐部，第二天就要跑赞助。种种经营下，2005年营业额还不到1.59亿英镑的曼联，2019年收入一跃而至创纪录的6.27亿英镑，商业收入更是达到了2.75亿英镑。

更夸张的是，格雷泽先是利用曼联发债5亿英镑再融资，又于2012年推动曼联在纽交所上市，募资2.33亿美元——一半用于还债，一半落入格雷泽家族口袋。

入主二十年来，格雷泽家族已在曼联身上赚得盆满钵满，但在管理层面却是每况愈下。终于到了2022年11月，格雷泽家族决定脱手。

一番角逐后，两个潜在买家浮出水面——一家是卡塔尔财团，另一家则是英国化工巨头英力士集团，董事长是知名富豪拉特克利夫。最终英力士以约13亿英镑收购曼联25%股份，并全面接管足球运营。

时年74岁的拉特克利夫是曼彻斯特人，从小就是曼联的铁杆拥趸。“红魔”终于回到了英国人手中。此后历经几次增资，英力士共持有曼联近29%的股份，格雷泽家族则拥有67.91%的投票权。

但前路仍然不算好走。俱乐部此前公布计划，拟在老特拉福德球场附近建设一座可容纳10万人的新球场，项目成本预计约20亿英镑，而这意味着更高的长期资金压力。

“目前已有成员试图说服其他家族成员一同加入出售行列。”彭博社报道称。早前就有传闻透露，格雷泽家族静待海外资本报价，只要高于50亿英镑，他们愿意出让合计48.9%的曼联股份。

百年豪门“红魔”

辉煌与失落

曼联的故事几乎可以算作工业时代的缩影。

时间回到1878年，兰开夏郡和约克郡铁路公司的一群工人决定组建一支足球队。最初只是为了锻炼和消遣，球场弥漫着蒸汽机车排出的煤烟，球员甚至没有间像样的更衣室。

很快，球队转为职业队，加入英格兰足球联赛。但由于实在太穷，一度濒临解散。危急关头，当地富商约翰·亨利·戴维斯注资接管了俱乐部，并于1902年正式更名为曼联。

一次转会彻底改变了曼联的命运。那是1906年，主教练曼格纳尔低价挖走了曼城的核心、绰号“威尔士巫师”的比利·梅瑞迪斯。在他的带领下，曼联以创纪录的82个进球夺得队史首个顶级联赛冠军，随后又拿下了首座足总杯冠军。

曼联也经历过浴火重生的时刻。

上世纪中叶，一位名叫马特·巴斯比的年轻教练接手曼联。他们从全国各地网罗天才少年，集齐一群平均年龄仅22岁的年轻人，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巴斯比的孩子们”（Busby Babes）。

这群年轻人有多猛？1956和1957年连夺两届联赛冠军，成为英格兰足球历史上第一支参加欧洲冠军杯的球队。然而命运弄人，慕尼黑一场空难夺走了多位球员的生命，随之而来的是漫长而痛苦的重建工作。

所有人都以为曼联会就此倒下，但巴斯比带着球队从废墟中站了起来——1968年，新一代“红魔”在欧冠决赛中战胜葡萄牙本菲卡队。赛后巴斯比颤抖着将冠军杯高高举起了8次，构成曼联历史上极富冲击性的一幕。

“红魔”队名也是来自这一时期——50年代，萨尔福德队身穿红色球衣在法国巡回比赛，凭借辉煌的不败战绩被球迷形象称呼为“红魔”。恰逢曼联球队重建，时任主帅巴斯比注意到了这个名字，遂借用过来送给曼联。

那之后，“红魔”的绰号在球迷间流传开来。1973年，俱乐部正式将手持三叉戟的红魔鬼形象加入了队徽，至此成为俱乐部闻名的标志。

伴随巴斯比爵士功成身退，曼联一度陷入多年的沉寂，直到1986年亚历克斯·弗格森接过教鞭。大家仍记得1999年的巴塞罗那，曼联成就了史无前例的“三冠王”，成为弗格森执教生涯的最高峰。

“逆转的感觉很好，永不放弃是我们的传统。”细数下来，这位倔强老人共为曼联拿下了37个冠军，带领球队打了1000场联赛。放眼当今足坛，这样的数字称得上一个传奇。

惋惜的是，弗格森退休后曼联仿佛失去了灵魂，球队竞争力大不如前，甚至在2024-25赛季创下了英超时代最差的第15名。时至今日，曼联依然在试图找回昔日荣光。

但它的故事远未结束。正如那首著名的队歌所唱：“Glory,Glory,Man United……”（光荣，光荣，属于曼联……），红魔精神，仍在继续。

体育资产重估时代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体育项目裹挟上了资本的外衣。

今年3月，NBA官方宣布，联盟董事会批准将开拓者队出售给由汤姆·邓顿领导的投资者集团，估值高达42.5亿美元。收购方阵容豪华——除核心掌舵人、美国知名商人邓顿外，还包括投资公司CollectiveGlobal首席执行官希尔·泰尔、BlueOwl联合总裁马克·扎、熊猫快餐所有者程氏家族等等。

至此，这家由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及其家族掌控了38年的球队迎来了新主人。

回望过去一年，球队出售控股权的估值记录被两度打破——

先是凯尔特人队，以61亿美元的估值卖给了私募股权大亨比尔·奇泽姆（Bill Chisholm）领衔的投资集团。交易堪称一笔完美的高位套现——此前球队刚刚夺得创纪录的第18冠。

仅仅两个月后，洛杉矶湖人队就被曝出售给TWG Global CEO兼洛杉矶道奇队老板马克·沃尔特（Mark Walter），交易估值100亿美元（约720亿人民币），一举缔造职业体育球队最高估值。

这是NBA史上最负盛名的球队之一。47年前，杰里·巴斯花费6750万美元买下了它，期间收获荣誉无数。此后长女珍妮·巴斯接管湖人队，直到今天，这笔交易增值近150倍。

一个时代背景是：投资体育已变成一件极为性感的事。

数据显示，过去20年里，北美四大职业男子体育联盟（NBA、NFL、MLB和NHL）的特许经营权表现优于大多数其他资产类别，实现了13.2%的年化回报率，过去一年更是达到了16.9%，仅次于媒体和娱乐业。

以NBA为例，最近几年NBA球队出让的估值一路上涨，每一次涨幅几乎都在十亿级别以上。行情如日中天，很多NBA老板纷纷开始出卖手中股权。

此外还有：阿布扎比联合财团主导的城市足球集团，先后入股了曼城、纽约城、墨尔本城等地的足球俱乐部；沙特公共投资基金买下纽卡斯尔联80%的股权；阿波罗通过专项体育基金协议收购马德里竞技俱乐部55%的股权……明码标价的球队数不胜数。

这些俱乐部既是文化机构也是金融资产，它们的稀缺性、全球影响力和品牌价值足以使其成为亿万富翁、家族办公室和机构投资者梦寐以求的配置标的。

当然，买卖球队并非一劳永逸。譬如“红魔”球迷们声讨格雷泽家族，资本的短期回报与俱乐部长久生存之间天然存在着矛盾，而这往往会伴随对原始文化根基的冲击。

但就像一直有人管湖人主场叫“斯台普斯”，当这些球队被扔进一个全新而精密的资本机器中运转，它也许会就此改变自己的基因。同时，也永远会有新球迷穿上球衣，坐在观众席为其呐喊。

如此，构成了竞技体育最富魅力的时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极客公园 ，作者：桦林舞王，编辑：靖宇，原文标题：《最强模型 Fable 5，四天就被「拔了网线」》

6月9日，Anthropic发布了Claude Fable 5。这是它有史以来向公众开放的最强模型，属于此前只对少数安全研究机构开放的「Mythos」级别。

6月12日，Fable 5被全面关停。

四天。从发布到下架，只用了四天。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简单说，是一场连环碰撞——用户觉得它管得太多，安全研究者觉得它挡了正事，一家公司声称破解了它的防线，而政府认为这构成了安全威胁。Anthropic做了一个它认为「足够安全」的产品，但几乎没有任何一方满意。

这不是一个关于某家公司的故事。这是整个AI行业即将面对的治理难题的预演。

01

一个被嫌弃的「安全典范」

要理解Fable 5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得先理解它到底是什么。

今年4月，Anthropic宣布了Mythos——一个强大到让公司自己都紧张的模型。在内部测试中，Mythos级别的模型在主流代码仓库中发现了超过23000个关键漏洞。Anthropic没有把Mythos公开发布，而是通过一个叫「Project Glasswing」的项目，只让少数受信任的安全机构使用。Mozilla就是其中之一，据说靠它修复了数百个漏洞。

Fable 5就是Mythos的「公众版」。同样的底层模型，但套上了一层严格的安全护栏——涉及网络安全、生物学、化学的查询会被自动拦截或降级处理。Anthropic还要求所有用户数据保留至少30天，用于监测越狱和滥用行为。

Anthropic的逻辑很清晰：模型太强了，不加限制不行。

但用户不这么看。

Fable 5上线后，抱怨铺天盖地。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发现，哪怕只是让模型读一篇安全博客，都可能触发拦截。IBM X-Force的安全研究员说，Fable拒绝的很多请求和网络安全只是「沾了个边」。

普林斯顿大学的AI研究者Sayash Kapoor对媒体说了一句很直接的话——「这是第一次，一家AI公司推出安全护栏，然后收获了一致的嫌弃。」

更让用户愤怒的是一个藏在Fable 5长达319页系统卡里的细节：当模型检测到用户在做前沿AI开发相关的工作——比如训练流水线或芯片设计——它会暗中降低回复质量，但不会告诉你。你问了一个问题，得到了一个看起来正常的答案，但这个答案被故意「注了水」。

这被批评者称为「秘密削弱secret sabotage」这个词。

Anthropic在不到48小时内道歉了。「我们做了错误的权衡，对不起。」公司宣布将所有隐性限制改为可见的降级通知——如果你的请求被拦截，模型会明确告诉你，并将你的查询转交给旧版模型Opus 4.8处理。

但故事没有结束。

02

一封信，拔掉了插头

如果只是用户不满，Anthropic还能通过调整护栏来化解。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超出了任何一家公司的控制范围。

6月12日下午，一封来自美国商务部的信送达了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的办公室。信的内容很简单：以出口管制为由，要求暂停所有外国公民对Fable 5和Mythos 5的访问。

据报道，触发这封信的原因是另一家公司声称成功越狱了Mythos模型。

Anthropic无法在系统层面实时区分用户国籍。结果就是，为了合规，公司不得不对全球所有用户关闭Fable 5和Mythos 5。其他模型不受影响。

这可能是AI行业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已经公开部署的前沿模型因为外部指令被全面下架。

Anthropic的回应措辞很强硬。公司表示，它只收到了一个「窄范围、非通用」的越狱报告——本质上就是让模型阅读一个特定代码库并修复其中的漏洞，而这种能力在其他公开模型上同样可以实现，包括OpenAI的GPT-5.5。

「如果这个标准适用于全行业，我们认为它基本上会让所有前沿模型的部署陷入停滞。」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Anthropic不是说「我们的模型没问题」，而是在说：按照这个逻辑，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的最强模型能活过一次越狱报告。

03

亲手呼唤的监管，反噬了自己

这件事最讽刺的地方在于：Anthropic可能是全行业最积极呼吁监管的公司。

就在Fable 5发布后一天，Dario Amodei发表了一篇长文《Policy on the AI Exponential》。在文中，他明确提出，政府应该拥有类似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权力——对前沿模型进行强制性第三方测试，并有权阻止被认为不安全的模型发布。

他说AI的发展速度是指数级的，而政策制定是线性的。他用了托尔金笔下树人的比喻——智慧但行动迟缓，等他反应过来，森林已经被烧了。

Anthropic甚至承诺为相关立法提供「大量资金支持」。

然后，他呼唤的那种监管权力，在三天后被用在了自己身上。

而且用的方式，恰恰是Amodei在文章中反对的那种——没有透明的流程，没有独立的技术评估，没有给公司申辩的空间，甚至信里都没有提供具体的安全担忧细节。只有一个结论：关停。

Anthropic在官方声明中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认为政府应该有能力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该通过一个透明、公平、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这次行动不符合这些原则。」

这是一个很精准的立场：我同意你有这个权力，但你不能这样用。

04

当模型变成一种「基础设施级风险」

把目光从Anthropic身上移开，看看更大的图景。

Fable 5事件暴露了一个结构性矛盾：AI模型已经强到让所有利益方都不舒服的程度，但没有人知道该怎么管。

对用户来说，Fable 5的安全护栏太紧了。一个安全研究员不能用它来做安全研究——这就像给外科医生一把不让碰血的手术刀。

对企业客户来说，30天数据留存是个大问题。微软已经限制了员工使用Fable 5，担心企业机密被保留在Anthropic的服务器上。微软甚至开始取消开发者的Claude Code授权，转向自家的GitHub Copilot。

对政府来说，一个能发现23000个漏洞的模型，一旦护栏被突破，后果不堪设想。哪怕只是一个窄范围的越狱，也足以让人紧张。

而对Anthropic自己来说，它面对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平衡题：做得太弱，模型没有竞争力；做得太强，模型变成烫手山芋；安全措施太松，被指责不负责任；安全措施太紧，用户跑到竞争对手那里去。

这不是Anthropic一家公司的困境。任何一家推出足够强大模型的公司，都会撞上同样的问题。

Dario Amodei在他的政策文章里有一个判断：AI模型的能力提升不是线性的，而是指数级的。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那么Fable 5今天面对的每一个矛盾，只会在下一代模型中被放大。

安全护栏会越来越难设计。越狱的攻防会越来越激烈。企业客户对数据保留的抵触会越来越强。而政府的干预——无论是否有透明的程序——只会来得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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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准备好的游戏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Fable 5的四天之旅，表面上是一个产品的发布和下架，本质上是一次压力测试——测试的不是模型的能力，而是整个行业的治理框架。

测试结果很清楚：没有人准备好了。

AI公司没有准备好。Anthropic是行业里最重视安全的公司之一，它花了几千小时做红队测试，设计了多层防御体系，主动要求数据留存，甚至公开呼吁政府监管。但这些都没能阻止它在四天内经历从发布到下架的全过程。

用户没有准备好。当模型真的开始「拒绝」某些请求时，即便理由是安全，反应也是愤怒和嫌弃。

政府也没有准备好。一封没有详细技术说明的信，一个基于单一越狱报告的判断，就能让数亿用户失去对一个模型的访问权。

Amodei呼唤的是一架精密的治理机器——有独立评估、有透明流程、有申诉机制。他得到的是一封下午五点二十一分送达的信。

这大概就是AI治理的现状：所有人都知道需要规则，但没有人来得及把规则写好。而模型，不会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涌流商业 ，作者：李伟

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开幕式上最响亮的一阵呐喊没有献给任何一位球员，“LABU——LABU——”，两个身穿世界杯球衣的Labubu站在场地中央向四面挥手，它们是开幕式的特邀嘉宾。

这个画面有一种奇妙的时间差：16年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足球城体育场，中国企业第一次真正闯进世界杯主赛场。那时不是一个潮玩形象，而是四个方正的汉字：中国英利。

那是一家保定的光伏企业花钱买来的位置——作为二级赞助商，它在每场比赛里拥有8分钟的广告展示时间。8分钟一到，屏幕翻页，汉字消失。

16年时间，中国企业与世界杯的关系，换过了至少三批人、三种生意模式。决定这场合作轮替的，不只是中国企业自己，还有国际足联FIFA——它从布拉特时代那座封闭的足球权力城堡，变成因凡蒂诺时代一台更大、更贵、更会拆分权益的赛事机器。

把这16年从头讲一遍，要从一场台风说起。

一场台风换来入场券

2005年，英利向德国凯泽斯劳滕球场供应一批光伏组件，货船在海上遭遇台风，组件被整批吹进了海里。英利迅速安排了第二批货，还把船运改成空运；球场过意不去，决定用世界杯热身赛的广告权益作为补偿。

这是苗连生与世界杯的第一次接触——靠一场海上事故的赔偿方案。

企业家苗连生是军人出身，铁杆球迷，英利内部养着篮球队和足球队。2006-2007赛季，这家保定公司甚至赞助了西甲的奥萨苏纳队。

真正的机会出现在2010年初：一家原定赞助商因金融危机临阵退出，给南非世界杯腾出了一个名额，而FIFA正想引入新能源和中国概念，与英利一拍即合。2010年2月签约时，距开赛只剩半年，英利出资不多，权益也比其他赞助商少一些。

这件事并非没有争议，太阳能是B2B的生意，95%的客户是欧美电站开发商，全球几十亿球迷里几乎没有一个直接买家，花钱赞助大众赛事值得吗？苗连生的拍板带着鲜明的军人口吻：要争取的山头必须拿下，英利就是要创造历史！

山头拿下了。英利方面后来对外称，世界杯后海外询单和展会订单明显放大。世界杯一闭幕，英利立刻签下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外界估算那届的赞助费约7000万美元，折合4.3亿元人民币。

但苗连生没有料到光伏组件价格会一路下跌。欧美政策调整之后，行业进入持续三年的大萧条；英利做到了连续两年全球最大光伏组件供应商，市占率涨了，现金流却垮了，2013年净亏损1.33亿美元。

苗连生后来描述过那种窒息感：银行原来的贷款授信都是低息的，但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英利不得不置换很多高息贷款，账期290天，企业压力变得更大。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2014年的巴西赛场上，中国英利四个字第二次亮相。连亏三年的公司，咬着牙把4.3亿砸进了里约的草坪。此后的故事不长：英利从纽交所退市，2020年进入司法重整程序。

中国企业的世界杯叙事，第一章以落寞收尾。不过对FIFA来说，这一章的意义在别处：它验证了一件事：在欧美企业之外，东方有人愿意为这块草坪付钱。五年之后，当FIFA真正陷入绝境时，这个发现救了它的命。

布拉特身边的座位

2015年5月27日凌晨，瑞士警方突袭了苏黎世一家酒店，多名FIFA官员在睡梦中被带走；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里，受贿、洗钱、敲诈勒索的罪名横跨24年。这是世界体育史上最大的腐败丑闻。

两天后，FIFA第65届代表大会照常举行主席选举，时任FIFA主席塞普·布拉特——他本人不在被起诉的14人之列——第五次当选。当结果宣布时，坐在布拉特身边的，是应他和秘书长瓦尔克邀请前来观礼的中国首富王健林。

这个座位的含金量，要用FIFA当时的财报来说明。强生、嘉实多、马牌轮胎的赞助合同在2014年底到期后集体不再续约，FIFA世界杯赞助商收入从1.31亿美元骤降至2015年的4450万美元，跌去2/3；当年FIFA录得1.22亿美元亏损，法律费用翻倍，欧洲媒体当时给它的评价是“它找不到任何新赞助商”。

布拉特几天后宣布辞职，10月被自家道德委员会停职，12月被禁足8年；瓦尔克被禁足12年，他的罪名清单里有一条值得记住——“未经授权、高价倒卖世界杯门票。”

西方的钱在逃离，王健林在进场。他的豪气不用修饰：“两三年前，中国和亚洲企业就算想赞助FIFA也未必有机会。正因为一些西方企业退出了，我们才得到机会。”

他不只是买广告位。早在丑闻爆发前的2015年2月10日，万达牵头以10.5亿欧元全资收购瑞士盈方——这场竞购击败了11家全球买家。盈方是全球五大体育营销公司之一、全球最大的体育电视内容制作及转播公司，手里握着2018和2022两届世界杯在26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媒体版权。

签约仪式上，王健林说这次并购有助于加快实现中国申办世界杯的目标；谈到盈方未来是否上市，他答：“这是方向，但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菲利普·布拉特。”——菲利普·布拉特，盈方的CEO，是FIFA主席塞普·布拉特的亲侄子。

中国首富花70亿人民币买下的公司，掌门人是FIFA主席的侄子；三个月后叔叔的帝国爆雷。体育商业史上少有这么戏剧化的一幕。

2016年3月，万达正式成为FIFA顶级合作伙伴，是这一层级里的第一家中国企业；据Global Data数据，万达为覆盖2018至2030年四届世界杯投入8.5亿美元。同样行伍出身的王健林，把苗连生的8分钟围挡，升级成了与可口可乐、阿迪达斯同级的席位。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成了万达的高光时刻，《南华早报》当年的标题写得直白：世界杯为万达创造了奇迹。

可奇迹的保质期很短。买下盈方的2015年，王健林登顶中国首富；两年后的2017年7月，万达把76家酒店卖给富力、13个文旅项目卖给融创，断臂求生。世界杯的席位倒是一直留着——直到2024年，体育商业媒体SportBusiness报道：因万达未按合同支付款项，FIFA已中止激活其赞助权益。

英利以破产重整收尾，万达以欠费纠纷收尾。两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都没能顺利走完合同。但他们留给FIFA的遗产是实打实的：中国的人和钱就在那里，接下来，FIFA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发现规模化。

中文广告牌

2016年接替布拉特的因凡蒂诺，上任后干的第一件大事是扩军：世界杯从32队扩到48队，比赛从64场增加到104场。官方说法是让更多国家分享足球；商业上的翻译是——可售卖的库存多了六成，赞助席位也得跟着扩容。谁来填？答案在2018年的莫斯科揭晓。

那届赞助商名单上有7家中国企业——万达、海信、vivo、蒙牛、雅迪、帝牌、指点艺境，覆盖全部三个赞助层级；中国企业的赞助投入约8.355亿美元，占总盘子三成以上，是美国企业的两倍、东道主俄罗斯的13倍。

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GlobalData估算中国企业赞助额约13.95亿至14亿美元，高于美国企业约11亿美元，成为FIFA第一大赞助来源国。中国队甚至不在赛场上。

这是中国企业的消费品时代。和英利、万达不同，这一批人买世界杯，瞄准的不是FIFA的权力结构，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客厅。证据就写在广告牌上——它们是中文的。

海信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2016年欧洲杯，它在赛场打出“海信电视，中国第一”；2018年俄罗斯，标语改成“中国电视，海信第一”；到2022年卡塔尔，胆子更大了，“中国第一，世界第二”。

揭幕战卡塔尔0:2负于厄瓜多尔，瓦伦西亚打入那一届世界杯首粒进球时，他身后的围挡正是这八个字，随着进球画面传遍全网。有网友发微博说“这广告很巧妙啊，让我突然想查查它到底啥第二”，海信官方账号回复：“第一是心中位置，第二是前进动力。”

同期，蒙牛的故事被互联网改写成了一部轻喜剧。2018年，蒙牛以乳业品牌身份进入世界杯官方赞助商名单，它还签下梅西，广告语是“我不是天生强大，我只是天生要强”。可阿根廷小组赛首轮1:1被冰岛逼平，网友把广告里梅西躺在草地上的画面做成表情包——“我是梅西，现在慌得一批”。

品牌方花钱买的悲情英雄叙事，一夜之间被改写成全民轻喜剧。翻盘发生在2022年，在巴塞罗那都已放弃梅西的情况下，蒙牛和老将续约，又签下姆巴佩。这次命运给出了剧本写不出的回报——决赛正是阿根廷对法国，两位代言人会师。决赛现场，蒙牛打出了“今晚彻底不慌了”，官方亲自玩四年前的梗。

那年还有一家“野路子”案例让人记忆深刻，根本就不是FIFA赞助商的公司。2018年3月，厨电企业华帝签约法国国家队，宣布若法国队夺冠，购买华帝夺冠套餐的消费者全额退款。7月16日凌晨，法国4:2克罗地亚，夺冠。华帝认账，退款7900万元，大概是中国公司世界杯营销史上最出圈的一次对赌。

那个夏天，还有长虹美菱签下比利时队，赌上“进八强打八折”，万和签下阿根廷队推“晋级就返现”，中国家电业硬把世界杯玩成了一场对赌大会。

把那个时代摊开看，会发现一个安静的事实：海信的标语是中文的，蒙牛的梗是中文的，华帝的退款是人民币的。中国企业花着史上最多的钱站上全球舞台，做的却还是一门向内的生意——世界杯只是块幕布，真正的观众席在国内。这没什么不对，营销是笔算得过来的账。

FIFA改造自己

FIFA现任主席因凡蒂诺接手的是一家年亏1.22亿美元、被司法部盯着的机构；十年后，FIFA给2023-2026周期定下的收入目标是130亿美元——上一个周期是75.7亿，再上一个是64.2亿。十年翻倍的曲线背后，是一次彻底的商业模式重构。

布拉特时代的FIFA像个俱乐部：八个官方赞助席位，靠关系分配，握手成交；因凡蒂诺的FIFA像一家平台公司，核心动作只有一个——把同一个IP切碎了，用一切手段卖到极限。

供给端，现在是48队104场比赛。定价端，2026年世界杯首次启用动态定价，票价随需求浮动，从小组赛60美元起步，决赛官方票最高6730美元，二级市场上甚至出现天价挂单（200万美元极端挂单，不等于成交价），纽约和新泽西的总检察长宣布调查。

这里有一个刺眼的反讽：十年前，FIFA高管因门票利益问题被惩处；十年后，围绕门票高价和定价机制的争议，重新回到了FIFA面前。不同的是，争议这次发生在官方票务体系内。

渠道端，FIFA把利润最厚的款待业务从外包改为自营，门票+酒店+接待的打包套餐成了增长最快的板块；品类端，赞助体系从三级细分到主办城市分销，每个举办城市最多可以再签10家自己的赞助商，同时不断发明“史上首个”——首个全球银行类赞助商（美国银行）、首个烈酒合作伙伴（帝亚吉欧）。

今年3月，FIFA宣布16个全球赞助席位全部售罄，这在世界杯历史上是第一次发生在开赛之前。

平台公司还需要一项核心能力：管理权力者。因凡蒂诺把这门手艺练到了炉火纯青——在俄罗斯与普京同框，在多哈为卡塔尔辩护，到了2026年，舞台换成了华盛顿。《纽约时报》发布调查报道称，过去一年FIFA在纽约特朗普大厦17层租着一间几乎空置的办公室，租金流向总统的家族企业。

因凡蒂诺出席了特朗普的就职典礼，是海湖庄园的常客，本人已搬到迈阿密，特朗普称他为“足球之王”。代价也是有的，今年5月，因凡蒂诺为陪同特朗普访问沙特和卡塔尔，迟到了FIFA在巴拉圭的年度大会，欧足联代表集体离场抗议。

不过，130亿的KPI也有它的软肋。截至2024年底，这个周期只有62%的收入通过合同锁定，时间却在流逝。压力最先传导到了中国：FIFA给央视的转播权报价一度高达2.5亿至3亿美元，央视的底线只有6000万到8000万——中国队不在场上，凭什么翻倍加价？

僵局拖了一年多，中国的赞助商比谁都急：没有转播，砸下去的5亿美元就是哑炮。多家媒体报道，赞助商合同中通常包含市场曝光保障条款，转播开天窗，FIFA理论上要面对违约索赔。最终的结果是世界杯历史上罕见的一幕，联想集团从中斡旋，FIFA连续降价，央视以单届约6000万美元拿下版权——不到最初报价的三折。

16年间权力的天平位移：2010年，英利踮起脚尖买下一个位置；2026年，是FIFA对着中国买家连夜打折。

一个背着130亿美元指标的平台，焦虑的不只是钱，还有年轻人、女性、非球迷——那些不会为一场小组赛打开电视的人。Labubu被请进开幕式，不是FIFA的慷慨，是FIFA要获客。

16年前，英利付钱，换来让世界看见四个汉字；16年后，FIFA借一只中国小怪物去触达它自己够不着的人群。买卖双方，第一次换了位置。

这16年间，FIFA身边始终站着中国企业，只是换了又换。布拉特夸过英利“开创历史先河”，也把王健林请到过自己连任的现场；因凡蒂诺为海信的续约站台，又和杨元庆站在了拉斯维加斯Sphere的穹顶之下。

中国企业在借世界杯讲述自己的故事——出海、登顶、技术、IP；回头看，每一家又都被写进了FIFA的故事里：它缺概念的时候来了英利，它缺救命钱的时候来了万达，它缺消费市场的时候来了海信和蒙牛，它缺技术叙事和年轻流量的时候，来了联想和Labubu。

去年，瑞士上诉法院第二次宣判布拉特无罪。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条新闻——就像阿兹台克球场里高喊Labubu的观众，没有人记得16年前南非赛场围挡上那四个方块字，更不会知道，那块广告牌的源头，是2005年海上一场把光伏板吹走的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