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旅界 ，作者：theodore熙少

打败酒店的，不是酒店。

01

北京最冷那几天，我和老李约着喝茶，他是酒店圈老江湖，在北京做了十几年连锁酒店加盟生意，手里握着好几个知名品牌。

老李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冷雪，接连感叹和我去年这生意做到了冰点，他在东北五环守了六年的门店，终究没能熬过这个冬天，这两天正式决定关门撤场了。

老李说，准备撤的这家店2019年开业，头半年还不错，但可惜好景不长，疫情三年把人流迅速抽干，这两年眼看刚有点起色，又迎来一群意想不到的新对手。

我问他，是因为现在酒店同行太卷了吗？

他摇头苦笑，想了想说，是也不是，“现在问题不光是酒店行业在卷，洗浴中心更猛。”

老李告诉我，他那家店周边分布着好几家体量惊人的洗浴中心，这里面既有九号温泉这种盘踞多年的行业巨头，也有不少这两年借着流量风口刚冒头的新兴场馆。

而以前来这一带差旅的年轻人，首选都是老李这种标准化、品牌化的中端酒店，但现在的行情全变了，大批年轻人放着酒店不去，偏偏要往这些澡堂子里钻，而且一待就是几十个小时不出来。

老李发现这些邻居们太会折腾了，他们联名合作、直播带票、达人探店，全都玩得风生水起，只要花上四五百块钱，就能在里面完成从洗澡、吃饭到睡觉的所有闭环，堪比酒店+自助餐+mini影院+办公空间的合体。

老李坐在我对面，苦笑着感慨：以前总觉得竞争对手是隔壁的全季或亚朵，万万没想到，最后竟然被一群搓澡的干翻了。

和老李聊完没几天，我那正在念大二的外甥放寒假来北京玩，我本打算尽个地主之谊，帮他定个像样的酒店，结果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后来，外甥背着个双肩包，直接跑到了东三环一家大型洗浴中心，他在美团上搜到了18小时学生票，算下来还不到三百元。

外甥在里面洗了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然后在自助餐厅吃了一顿极其丰盛的午餐，累了就去影音厅看场大片，或者在恒温的休息区找个真皮沙发躺平，那里面甚至还有电竞太空舱和静谧的办公区。

晚上他只需要额外付个50块钱过夜费，就能眯一觉。

外甥给我算了一笔账，买张票吃喝玩乐全涵盖，里面还有各种免费的进口水果和饮料，“这不仅是省下了房费，连当天的伙食费和娱乐费都一次性全解决了，怎么看，这都要比单纯开个几百块钱的酒店客房划算太多。”

事实上，老李的感叹、外甥的选择并非孤例，去年，全国洗浴中心交出了一份惊艳的数据。

美团发布的《2025全国洗浴行业趋势报告》显示，全国洗浴行业交易规模，在过去四年间持续增长，并在2025年达到峰值，全行业交易规模预计突破1100亿元，同比增速超过20%。

而当年轻人开始把洗浴中心住成了另一种城市生活方式，酒店这门原本看似稳固的生意，却在悄然失去它最熟悉的那批客人。

02

当洗浴中心开始和酒店抢夺住宿市场蛋糕，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大家变穷了，开始追求极致省钱方案。

这种看法过于表面，洗浴行业之所以能在服务业增长乏力的背景下逆势爆发，本质上是因为它完成了一次对传统空间逻辑的暴力拆解。

和年轻人酷爱的洗浴中心多种娱乐方式相比，酒店业的开房率就是生命线，但房间这个资产极其沉重，功能也极其单一。

一张床在白天大部分时间里是完全闲置的，这种空间利用效率在当下的商业环境里显得非常死板。

洗浴中心则完全打破了这种物理隔断，创造了一个全时段运营的空间。

这里几乎没有所谓的死角，从洗浴区到餐饮区，再从影音厅到休息舱，每一平方米坪效都在24小时不间断地产生价值，客流则在不同功能区之间高速流动。

这种高频、高周转场景，让洗浴中心单位面积产出远超传统酒店客房。

而当酒店还在为了提高百分之几入住率和Revpar苦苦挣扎时，洗浴中心已经通过空间能叠加，实现了全天候收割。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消费溢价转移上。

过去，酒店溢价核心是客房私密性和装修等级，但在当下讲究情绪价值的年轻人消费账本里，客房的权重正在下降，体验的权重却开始飙升。

洗浴行业的全国性爆发，本质上正是人们在寻找一种更具社交价值的日托式度假。

大家不再满足于关起门来睡觉，渴望在一个更具颗粒度的空间里，完成社交、娱乐和放松，而洗浴中心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需求，把自己做成了一个成年人精神避风港。

在这里，消费者的身份是模糊的，大家脱掉西装，换上统一的浴服，这种环境天然释放了社交压力。

洗浴中心卖的不再是单纯的洗澡服务，为很多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极其稀缺的松弛感，而这种松弛感带来的商业溢价，其实比单纯卖客房要高得多。

相反，很多高端酒店，餐饮和健身房往往只是为了凑够星级标准的摆设，甚至很多客人宁愿点外卖也不愿意下楼。

而这些新兴洗浴中心，却把这些配角做成了绝对的主角，将酒店业一直视作成本负担的辅助设施，通过极致的体验投入，转化成了最强大的获客引擎。

这种反客为主的策略，直接切断了酒店与很多年轻人之间的情感连接。

洗浴中心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管那些原本属于酒店的非睡眠时间，重新定义什么是高效率的消费与高价值的休息。

这不仅仅是一场行业的跨界竞争，更是一次商业范式的进化，谁能更高效地填充用户空闲时间，谁就能在万亿级的市场里分到最大的蛋糕。

在这个逻辑面前，传统的行业边界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只要能为消费者提供更爽的体验和更极致的效率，就是这个时代的赢家。

03

面对这种跨界而来的生存威胁，很多酒店管理者感到了前所未有焦虑，毕竟如果对手正在玩一种全新游戏，你就不可能通过磨亮旧工具来赢得战争。

2026年，很多连锁酒店品牌必须意识到，那个单纯依靠一张床就能躺着赚钱的时代，虽然还没有彻底终结，但溢价空间正在被飞速压缩。

这让我想起美智管理咨询公司总裁斯莱沃斯基曾提出的那个价值转移概念，意思是经济价值从过时的商业模式流向能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新型商业设计的过程。

而酒店产品迭代第一步，其实正是要完成从卖客房到经营用户时间的思维转场。

洗浴中心的火爆已经证明，用户愿意为那些能够填满全天候需求的场景买单，酒店也需要拆掉客人与公共区域之间那道隐形的墙，让空间流动起来。

一个成功的未来酒店，大堂应该更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中心，抑或高标准的图书馆或是私密的社交俱乐部。

这些年，亚朵们已经在尝试打破这道传统的行业红线，他们把大堂变成了书店和零售场，让空间产生了极强的复购，甚至让电商业务成了酒店第二营收支柱。

而这里面也隐藏着一个极其深刻的逻辑转向。

传统酒店的设计逻辑是基于孤独的商业，而当下的消费者更渴望归属感的商业。

这意味着酒店需要向洗浴中心学习场景塑造的艺术，把原本冰冷的硬件转化成有温度的互动，酒店墙内的一切资源，都应该被重新整合进一个无缝的体验闭环中。

餐厅不应该只是提供早餐的地方，像京东七鲜小厨之前提出的酒店合营厨房概念，不仅满足酒店住客中晚餐、夜宵需求，也覆盖了周边社区的即时外卖消费。

同理，酒店的健身房也不应只是摆放跑步机的储藏室，完全可以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运营阵地。

说白了，如果一家酒店能解决用户十二小时的需求，它的价值将远超那八小时的睡眠，定价策略也需要随之变得更加灵活和场景化，摆脱那种僵化的离店时间限制。

未来酒店真正的护城河，是编织生活方式的能力，因为打败你的不是更便宜的同行，而是更先进的效率。

迭代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自我否定过程，老李那家门店的关张，或许正是酒店业重生前的一场阵痛。

洗浴中心与酒店之间关于空间效率的进化论，最终会筛选出那些最懂用户心跳的赢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江宁知府 ，作者：印闲生

按照越共规定，超过65岁的中央委员除作为“特别情况”可继续连任外，一般会退出领导岗位。

本届越共政治局里，属于该“特殊情况”的只有俩——1957年出生的苏林和1960年出生的国防部长潘文江。

而在上届2021年的政治局里，也有两个破例情况，即1944年出生的阮富仲和1954年出生的阮春福。

不难揣测，这条“年龄线”还是很硬的，1957年出生的梁强和1958年出生的范明政均被划掉，至此河内已不再有跟苏林资历相近的现任政治人物。

某种意义上讲，目前苏林的地位跟2016年之后的阮富仲类似，属于“超然存在”，他极有可能在未来十年间发挥重要影响力。

越共十四届政治局大合影。

出席大会的卸任老同志，前总理阮晋勇染了一头黑发，神采奕奕。

2、

最新选出的“四驾马车”分别是苏林、陈青敏（现任国会主席）、陈锦绣（现任常务书记）和黎明兴（现任组织部部长）。

有媒体引述专家分析认为，未来或将打乱“四驾马车”排序，也就是苏林兼任越南国家元首，陈青敏继续做国会主席，陈锦绣继续做常务书记，唯一拥有财经领域工作经验的前央行行长黎明兴则被视为总理候选人。

不过笔者更倾向于这样的安排：苏林兼任越南国家元首，陈青敏做越南总理，陈锦绣做国会主席，黎明兴做常务书记，维持“四驾马车”原有排序。

2021年1月越共十三大时，武文赏常务书记的职位是直接确定的，之所以黎明兴没有像五年前那样一步到位，是因为牵扯到国会换届。

武文赏接的陈国旺当时直接退休了，而现任常务书记陈锦绣并没有，得陈青敏先去接越南总理，陈锦绣才能接陈青敏空出来的国会主席，然后黎明兴才能接陈锦绣空出来的常务书记。

具体如何可以等到两个月后再予以验证，也不排除陈青敏接国家元首，陈锦绣接政府总理，黎明兴接国会主席的“一一对应”式安排。

当然，仅从政治意义上讲，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因为苏林已经摆平了一切。

3、

在大会结束之后，苏林亲自出席记者会并做了发言。

苏林表示，越南作为高度开放型经济体，要是没有国际一体化，就不能发展，因此必须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并融入国际化轨道。

越南2025年外国直接投资到位资金达到276.2亿美元，为近五年来最高水平，其经济基本盘仍严重依赖外资，约70%的出口额来自外资企业，因此保障开放环境、维持与主要国家良好关系，关乎越南经济大局与社会稳定。

跟中国类似，苏林也提出了带有“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说法，称将重视以科技为中心的新增长模式，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越南已经开始担心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了。

陈锦绣和黎明兴陪同苏林出席记者会，三人均为党职官员。

4、

自黎笋以来对华立场最恶劣的阮晋勇近期表现十分活跃，尽管已离开权力中心多年（2016年卸任），且一度传出腐败丑闻，但阮晋勇似乎仍在越南政坛保持着相当影响力。

阮晋勇的长子阮青毅最近五年屡受拔擢，2021年，在阮富仲时代的最后一次换届中，阮青毅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建设部部长。

2025年1月，阮青毅从建设部外放胡志明市做常务副书记；8月，阮青毅又从胡志明市常务副书记调任越共中央政策与战略部部长——这种频繁调动一般是有高人在幕后操盘，为的是尽快刷好履历，补齐短板。

2026年1月，50岁的阮青毅成为最年轻的越共政治局委员。

黎明兴给阮青毅发任命状。

阮晋勇家族的影响力不仅止于长子，其次子阮明哲（1988年生）也在本次换届中首次当选越共中央候补委员，女儿阮清凤则执掌着“越南资本管理”以及“越南资本证券”两大核心金融机构。

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苏林出于经济增长压力不得不重用“阮晋勇系”人马，后者的筹码就是帮助苏林把越南经济搞活络。

满头白发的苏林给染了一头黑发的老同志阮晋勇（1949年生）授勋。

5、

西方舆论普遍不喜苏林，对范明政卸任感到惋惜。

作为上届的“四驾马车”成员和唯一资历高于苏林的政治人物，范明政任内越南经济实现高速发展，其本人长期活跃在G7、G20等国际场合，颇受各界好评。

2024年7月26日至27日阮富仲葬礼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亲自前往河内，以葬礼外交的形式对河内政局做试探。

当时苏林刚刚代理越共一把手，局面尚不似今天这般明朗，因此布林肯分别会见了苏林和范明政两大巨头。

会见苏林时，越通社稿件格式为“苏林表示……布林肯强调……布林肯表示……苏林强调……”，给人一种自说自话、鸡同鸭讲的感觉。

可到了会见范明政时，文风发生重大改变：

“范明政和布林肯一致认为，2025年是两国建交30周年，双方需要增进各级别，特别是高层的接触和交流，重点推动经贸投资合作、高科技、半导体合作，进一步挖掘高素质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合作潜力，并将其视为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和动力。”

“布林肯国务卿重申，美国支持越南强大、独立、自强、繁荣，扩大国际一体化，在东盟和地区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次换届中，范明政领导的越南政府遭遇大换血。

在“一正九副”的领导班子里，尽管许多人年龄没有超限，但只有胡国勇和范氏清茶两位副总理当选新一届中委，其余八人全部落选，19人政治局中更是没有一位来自前政府副总理。

2020年1月8日，时任组织部部长的范明政在河内会见日本通信内务部大臣高市早苗。

即将谢幕的范明政跟大家握手，2026年1月22日。

6、

今天的越南是在1975年南北越统一基础上建立的，对于许多50后、60后来说，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南越出生”或“北越出生”的标签。

按照不成文惯例，越共一把手固定由北方人担任，毕竟是北越统一了南越，北方政治地位始终压南方一头。

现任“四驾马车”里，苏林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陈青敏出生于湄公河三角洲，属于标准的南方人；陈锦绣和黎明兴均出生于中部偏北地区，二人为河静省香山县的老乡。

从地域上看，“四驾马车”巧妙兼顾了北、中、南三方面利益格局。

河内古代称昇龙城。

越南北方人长得跟中国很像，南方人则有点像柬埔寨人，在南越居民眼中，越南北方根本就是一个“小中华型政治文化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南北越实现统一后，越南并未把首都迁至中部顺化（阮朝首都）或更靠南的地方，即便是1979至1987年中越边境战争期间，河内的地位仍十分稳固。

这其实是一种高度防御性的国家选择，带有“天子守国门”的意味。

因为政治重心一旦南移，红河三角洲就会从“国本”降级为“边疆”，进而产生分裂倾向，甚至被纳入北方强邻的轨道。

长期以来，如何实现南北两大重心的一体化始终困扰着河内，南北高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商业评论零售现场 ，作者：考拉是只鹿

2026年初，上海宝山。

曾经亚洲最大的宜家商场，如今货架渐空，灯光微暗。样板间里仍有情侣依偎拍照，餐厅外还排着长队，孩子们在“斯莫兰乐园”奔跑嬉笑——一切如常，却已进入倒计时。

近日，宜家中国宣布：自2月2日起，停止运营包括上海宝山商场在内的7家大型门店，其余6家分别为广州番禺、天津中北、南通、徐州、宁波及哈尔滨商场。这是宜家自1998年入华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线下触点优化。

这算不上是一场仓皇“撤退”，但却是一场静默而遗憾的告别，告别的不只是几座蓝盒子建筑，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腾——那个曾为千万中国家庭提供“理想生活模板”的宜家，正悄然退出舞台中央。

1999年秋，北京四元桥。

一辆辆私家车缓缓驶入新开业的宜家停车场。人们扶老携幼，像参观美术馆般走进这座北欧风的“生活博物馆”，节假日的停车场更是一位难求。

那时的中国，刚刚告别“铺红地毯、挂水晶灯”的装修审美，中产们对“软装”“动线”“收纳系统”几乎一无所知，多数家庭的家具仍以雕花实木、厚重款式为主，实用与美学的平衡从未被真正提及。而宜家早已悄然布局——1998年它便在上海徐汇区开出中国首店。1999年北京四元桥店落地后，迅速掀起全民打卡热潮。

宜家不卖家具，它卖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简洁、有序、可负担、可复制。

一张BILLY书柜，一套POÄNG扶手椅，一盏SINNERLIG吊灯……这些以瑞典小镇命名的产品，成了中国新兴中产的“家居启蒙教材”，被打造成了有东方烟火气的时代造影。

中产家庭们在这里第一次明白：原来沙发不必雕花繁复，餐桌可以只是四条腿加一块木板，孩子的玩具也能整齐藏进彩色收纳盒。

宜家不是商店，而是沉浸式的“生活样板间”。

它用迷宫般的动线引导消费者逐一场景体验，用出口处1元冰淇淋的饥饿营销，把购物变成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周末活动。那一代人，把逛宜家当作家庭休闲体验的必去场所，把亲手组装家具当作协作的浪漫实践。可以说，宜家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家庭的居住审美与消费观念。

在入华后的前十余年，宜家凭借精准的定位、标准化的产品与独特的体验感，迅速抢占市场。彼时电商尚未兴起，线下零售主导消费市场，宜家的大型门店模式既能承载丰富SKU，又能打造完整场景，成为城市商业地标。

其扩张速度与营收增长形成强劲共振，门店数从2013年的14家增长至2019年的28家，销售额也从63亿元翻倍至157.7亿元，仅六年时间便实现规模与效益的双重突破。2017财年，中国成为宜家在欧美地区之外最大的市场。截至2019年，宜家中国营收达到峰值，蓝盒子建筑遍布各大城市，成为无数家庭的家居采购首选地。

宜家，成了中国中产家庭对“体面生活”的最初想象。

然而，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学生早已毕业，甚至已经开始教自己的孩子。

而宜家，却仍站在讲台上，重复着同一套教案。

今天的中国中产，不再满足于“能用就行”的标准化产品。他们中，有的追求专属感，拒绝与邻居撞款的标准化产品，渴望家能彰显个人审美与生活态度；有的看重情绪价值，家具不再只是单纯的功能载体，更要成为生活态度的表达；有的依赖全周期服务，从设计、送货、安装到售后，希望实现“一键搞定”的便捷体验。

与此同时，新一代租房青年也变了。

他们生活在小红书、抖音、B站构建的“灵感宇宙”中，追求“30分钟出片”“搬家即扔”“懒人友好”。

于是，宜家陷入两难。

改善型家庭嫌它“不够好”：板材环保等级模糊、五金件廉价、缺乏定制能力；年轻租客嫌它“太贵太远”：一套基础书桌+椅子近千元，还不包安装，而淘宝上同款只要300元，次日达。

它既非极致性价比，也非高端品质代表——卡在中间，两头不讨好。

曾几何时，“自己动手组装”是宜家的核心魅力，也是其成本控制的关键。但今天，这套逻辑正在被三大趋势彻底瓦解。

第一，“懒人经济”崛起：送货+安装=标配。

京东中国区数据显示，2025年超85%的家具订单要求“送装一体”，Z世代用户中这一比例高达92%。消费者宁愿多花50元，也不愿拧一颗螺丝。反观宜家，即便近年推出付费安装服务，仍需额外预约、排队等待，体验割裂。

第二，电商+内容种草重构消费路径。

宜家从来不是缺乏生活场景的品牌。恰恰相反，它曾是中国最早系统化构建家居生活场景的零售商——每一个样板间都是一套可复制的生活提案。

但今天，这套“线下沉浸式种草”模式正在被彻底重构。

小红书、抖音、B站上，“租房改造”“小户型显大术”等话题浏览量破百亿。用户刷到的不再是无瑕样板间，而是同龄人在老破小里用300元搭出的实用书桌区，附带淘宝链接和安装视频。

用户不再需要驱车两小时去宝山宜家“寻找灵感”——灵感已经主动推送到他们的手机屏幕上。

更关键的是，这些内容往往以真实居住环境为背景：老破小出租屋、40㎡开间、三代同堂老房……与宜家样板间中“无尘、无杂物、无生活痕迹”的理想化空间形成鲜明对比。年轻人看到的不是遥不可及的“北欧梦”，而是“和我一样处境的人，如何用有限预算过得更好”。

第三，“模块化”重新定义“自组装”

互联网新兴家装品牌如“造作”“吱音”“失物招领”，推出“模块化+预组装”产品——用户只需简单拼接，无需工具，5分钟完成。

它们保留了宜家的灵活性，却剔除了最令人头疼的DIY环节。

自组装，宜家引以为傲的“宜家效应”，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从“参与感”变成了“劝退项”。

说来唏嘘，宜家转型的难点，恰恰藏在其基因里。

宜家的底层逻辑是“民主设计”——为大众创造更美好的日常生活。

这意味着：价格必须亲民，产品必须可规模化生产，设计必须去个性化。这种哲学在瑞典行得通，在全球平价市场也有效，但在如今的中国家居赛道，却多少有些水土不服。

当代消费者所追求的，恰恰是“反民主”。设计上，有人追求新中式、侘寂风、东方极简，而非千篇一律的北欧白。服务上，有人需要一对一空间规划、材质定制、长尾维护；而宜家的产品体系，几乎无法承载这些需求。

它的供应链围绕“低成本、大批量、扁平化运输”构建，所有产品必须能塞进平板包装。

这决定了它无法使用实木大板、复杂曲面、重型五金——而这些，正是高端家具的基石。

更关键的是，品牌心智一旦固化，极难扭转。

消费者看到“IKEA”三个字母，脑海中浮现的是99元的塑料凳、颗粒板书柜、自助提货区——你很难说服他们，同一个品牌也能做出媲美Poliform或Roche Bobois的高端系列。

面对困局，宜家选择“变小”——未来两年新开10家小型门店，聚焦北京、深圳等核心城市。

这看似顺应趋势，实则充满风险。

小型店能解决“距离”问题，却牺牲了宜家最核心的“场景沉浸感”。

它无法承载完整的场景展示，SKU也难免大幅精简，不仅打破了“一站式购齐”的消费闭环，更让传统大店独有的体验感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小型店缺乏专属仓储配套，物流与库存成本难以管控，这使得宜家赖以生存的低价优势也可能被动削弱。

更严峻的是，社区商业早已被本土品牌占领。

红星美凯龙的“Mall in Mall”、居然之家的“智能家居体验店”、林氏的“社区快闪仓”……它们更懂本地需求，反应更快，合作更灵活。

事实上，小型店不过是战略调整的表象，宜家在中国真正的破局之道在于打破二十余年沉淀的供应链与卖货思维，来一场真正的“自我革新”。

具体来说，以下三件事特别关键：

其一，从“统一设计”走向“共同创造”。

宜家曾以“民主设计”为傲——用标准化产品服务大众。但今天的中国家庭，户型各异、审美多元，早已不满足于“千家一面”的解决方案。宜家不妨借助数字化工具，邀请用户参与产品共创，推出更贴合本土居住习惯的模块化家具，在规模化生产与局部个性化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其二，从“自己组装”升级为“轻松装配”。

曾几何时，拧螺丝是逛宜家后的家庭仪式；如今，它却让年轻人避之不及。与其坚持DIY传统，不如顺势而为：将产品预装率提升至八成以上，再搭配高效、可靠的上门安装服务。这不仅是对“懒人经济”的回应，更是对消费体验完整性的修复。

其三，从“门店引流”转向“内容种草”。

当小红书上的租房改造笔记、抖音里的收纳妙招成为新一代的家居灵感来源，宜家若仍只依赖实体展厅传递生活方式，便难免与用户脱节。它需要主动走进这些平台，用真实的生活场景、真实的用户故事去沟通，构建一条从“线上种草”到“线下体验”，再到“一键下单、送装一体”的流畅消费闭环。

这三步，看似是策略微调，实则是对品牌基因的重新校准。宜家要做的，不是回到过去那个被仰望的“生活样板间”，而是成为今天人们愿意主动选择、自然融入日常的“生活伙伴”。

唯有如此，它才可能在这场时代更迭中，不止于被怀念，更能被需要。

宜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家庭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见：生活可以更简洁、更有序、更有美感。

只是，当一代人从“拥有一个家”走向“定义一个家”，品牌如果不能与用户共同成长，就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地标。

上海宝山店关闭的那天，或许会有人默默买下最后一支热狗，坐在空荡的餐厅里，想起20年前那个周末——他和她推着购物车，在迷宫般的展厅里迷路，却意外找到了未来生活的模样。

只是这一次，他们不再需要宜家来告诉他们：家，该是什么样子。

因为，他们已经学会了自己回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西北望看台 ，作者：梁正

“他刚才居然想玩勺子点球？他妈的搞什么鬼！”

不久前那场跌宕起伏的非洲杯决赛中，不仅球场上的戏剧成分被双方球员、教练以及主裁判所拉满，就连看台上的球迷也上演了精彩程度不输于比赛的画面。一位装扮成狮子的球迷，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眼光，并很快在社交平台流传开来。

而这位在目睹布拉欣-迪亚兹罚丢勺子点球后发出惊呼声的“狮子王”，正是乔纳森-帕金，一个体重在巅峰期达到200多斤，从不去健身房锻炼，也没有饮食控制，反而常常摄入超大份餐食，却又在英格兰职业联赛中打进过221球的传奇前锋。

如果你熟知帕金的故事，那你一定不会对他以狮子的造型出现在非洲杯决赛的看台上感到惊讶。但如果你完全不知道帕金是何许人也，这篇文章将娓娓道来，让你认识一个与众不同的胖子，一种如今已濒临灭绝的球员。

1981年倒数第二天，帕金出生在英格兰南约克郡小城巴恩斯利。正是在家乡球队巴恩斯利，帕金开始了职业生涯，并在17岁在对阵哈特尔浦联队的比赛中完成一线队首秀。

对于绝大部分年轻球员而言，能够踏入梦寐以求的职业赛场，必定都是充满着敬畏之心，但帕金或许不在其中，他天生不够自律的本性在那时候就开始显现。2018年，他出了一本名为《Feed The Beast》的自传，为了配合宣传，他在接受BBC专访时，谈及了身为职业球员时的荒诞往事。

“那是一场预备队的比赛，那时板凳席刚将替补名额从三人增至五人。那天晚上的比赛，我原本并不在名单中，所以我约了一个相识已久的女孩，度过了一个惬意的午后，接着还吃了炸鱼薯条。”

“但当我下午五点抵达赛场时，才发现替补席有五个名额。半场结束时，我竟被换上场，要知道，午后我才刚享用过炸鱼薯条，并经历了一场为爱鼓掌的运动。”

就这样，在为巴恩斯利踢了13场比赛后，帕金就离开了球队，就此踏上英伦足坛的漂泊之旅，先后效力过14家俱乐部，其中包括赫尔城、斯托克城、普雷斯顿、卡迪夫城、哈德斯菲尔德等耳熟能详的球会。

2006年冬窗，在为约克城和麦克斯菲尔德镇总共打进51球后，帕金转投赫尔城，那也是他首次征战英冠联赛。

在为赫尔城效力的一年半时光中，帕金打进了12球，他的名字也就此在英冠赛场打响。他被球迷们称为“野兽”，看台上时常响起“投喂野兽，他必进球”的助威声浪，这也成为了他自传的名字，《Feed The Beast》。

从外形来看，帕金实在是不像一名职业球员，他身高1米93，体重巅峰时曾达108公斤，球衣得穿四个XL。但另一边，帕金在球场上的表现，确又和笨重丝毫扯不上关系，他不仅灵活，而且小技术和临门一脚都无可挑剔。

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不符合常规逻辑的职业球员。看看他是如何描述自己的饮食习惯的吧，“我从未尝试过控制饮食。每个俱乐部都有体能教练，但每次拿到饮食表我就扔进后备箱。我这辈子从没举过铁，我会直接告诉教练，要是觉得我需要举重，不如咱们脱光衣服进健身房比划比划？要是练壮了，我只会跑得更慢！”

“在普雷斯顿时期，那可能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阶段，比赛前一晚入住酒店后，我会先小赌一把，接着吃份鱼肉饼配汉堡薯条。周六早上则来份全英早餐，然后去训练，下午照样上场踢球。我对点心也毫无抵抗力，每次路过烘焙店都要买金枪鱼脆皮三明治、薯片、辣香肠披萨、牛排酥派，再加培根奶酪卷或香肠芝士焗豆。”

放肆饮食只是帕金作为球员其中一个抽象属性，他的另一大标签则是体内的恶作剧基因。

2007年，凭借着在赫尔城的优异发挥，帕金得以加盟斯托克城。虽然总共只为天空之城打进了6球，但他“坏小子”的气质却在那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一场与皇马的季前赛，全队前往奥地利打高尔夫。我与门将史蒂夫-西蒙森同乘球车行至山顶球洞时，我突然想踩油门加速。接着我们冲下山坡，在碎石路上打滑漂移。眼看即将翻车，我纵身跃出，小腿被完全划伤，球车翻滚两圈，西蒙森则还在车里。”

“这绝非我的光荣时刻，我赔了1200英镑。但我决不能错过对阵皇马的比赛，我做了包扎。赛后，我向卡纳瓦罗索要球衣，他欣然同意。本以为就此结束。他却示意要我的球衣，这让我震惊，他想必收藏了无数球衣，但却从没有见过四个XL码的斯托克城球衣。”

说起来，帕金原本是有望踢上英超的，斯托克城在2008年成功升级，但在赛季开始前，他却转投了普雷斯顿。虽然无缘英格兰顶级联赛，但正如帕金所言，他在普雷斯顿踢出了职业生涯最好的足球（108场31球）。

当然，在普雷斯顿优异的竞技表现，同样得搭配场下的花活，他最成功的恶作剧，绝对要数在转会截止日戏弄队友克里斯-塞奇威克。

“那天训练后，我们比他早到更衣室，于是我设法把他手机里我的联系方式改成他经纪人的名字，我给他打了16通电话，发短信催他尽快回电。”

“他训练回来后看到了‘经纪人’的未接来电，我们暗中观察时发现他脸上笑开了花，趾高气扬地站起来宣布，‘看来我要转会了，伙计们’，说完就昂首阔步走向停车场。”

“这时我的手机自然响了起来，所有人都笑疯了。他气急败坏地骂回来，我笑道，‘快回来吧，你哪儿也去不成。’公平地说，他后来没报复，这玩笑他接得挺大方。”

同样是在为普雷斯顿效力期间，帕金还欺骗过主帅，“我当时依然住在巴恩斯利，所以遇到堵车迟到就得交罚款。有次醒来已经九点半，外面还在下雪，我知道肯定赶不上训练了，也清楚主帅阿兰-艾尔文会暴怒。”

“于是我打电话撒谎，‘非常抱歉我来不了，刚出了车祸。有车在雪地打滑撞到我了。’教练连忙安慰我说，人没事就好，让我先回家休息。之后几天我不得不换了好几辆车，假装自己的车还在修车厂。”

而在为卡迪夫城效力期间，帕金则和球队名宿贝拉米有过一场颇为戏剧化的争执。“我加盟球队那会儿刚受伤，所以无法参与训练，但在更衣室里我是紧挨着贝拉米坐的，他当时直愣愣看着我，心里一定在想，‘我X！我们一心想升级，现在却签下这么个球员。’”

“后来我开始参加训练，还被分在和他一组，在演练某种阵型时，他不满意我的处理，对我大喊大叫。于是我停了下来，对他吼道，‘伙计，你不是他妈的在和特维斯配合，他值3000万英镑，我才值十万，你得放低你的标准。’从那之后，我和他亲如手足。”

在不了解帕金的人看来，他对待职业足球的态度，似乎有点太过儿戏，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其中的缘由，“足球从来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对我而言，这始终只是一份工作。虽然是值得珍惜的幸运职业，但终究是份工作。”

“虽然我的技术或许还能应付，但在当今足坛严苛的审视下，我还能享受足球吗？真的很难说。有些时候，我只想和兄弟们自由自在地踢球。说实在的，如果我现在是20岁，根本不可能开启足球生涯。当然，我本可以做得更好，或许能在更高水平的联赛效力更久。但重点是，我度过了无比痛快的职业生涯。”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拥有如此魁梧身形的帕金，还曾读过托育护士专业。

在他19岁那年，他对足球产生了倦怠，几乎要放弃职业道路，“外租期间因缺席比赛被罚两周薪水后，俱乐部告知我年底可自由离队。我当时就想，我不需要这样，足球不适合我。于是次年签约约克城时，我就同步注册了托育护士培训课程。”

“课程进展相当顺利，我甚至被安排了实践课程，每周训练结束后参加两个晚上的四小时实习，周三全天则在托育机构实践。但后来在约克城受伤后，周三不再放假，我才放弃了课程。”

尽管口头上说足球不是他生命的全部，但帕金的职业生涯却长达近20年，直到2019年才在约克城，带着整个职业生涯659场221球的成绩单光荣退役。

在挂靴后，帕金的生活也没有离开足球，他和前普雷斯顿队友克里斯-布朗主持了一档名为《Undr The Cosh》的播客，非洲杯上的狮子造型就是这个节目的一部分。在众多的足球播客中，《Undr The Cosh》的特别之处在于，除了收获14.5万的订阅者外，帕金还将这档节目的部分收益，捐给了不同的慈善组织。

除此之外，帕金还在退役后成了一名板球运动员，但最终因为膝盖的伤病，加上自认为水平不行，而远离了这项运动。

很多关注EFL（英格兰足球联赛的简称，涵盖英冠英甲英乙）的球迷认为，如果帕金足够自律，凭借他的天赋，以及他在比赛中所展现的进球效率，他完全有能力踢上英超。对此，他本人是这样回复的：

“我不过是个普通的巴恩斯利人，碰巧踢了阵子足球。粗略算来大概踢了600多场比赛，进了200多个球，对一个巴恩斯利来的胖子而言，这成绩还算不赖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培风客 ，作者：Odysseus

在过去的几天里，越南选举出了新一届的领导班子，结合之前的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务实，有效并且前途光明的选择。在良好的情况下，更好的中央执行能力和良好的商业技术官员可以结合在一起，为这个需要FDI，需要基础设施，需要更多投资的国家带来更多助力。并且实现10%的经济增速目标。

但就像之前说过的，我觉得只做伏案工作都是纸上谈兵，未来一段时间我会访谈很多越南各行各业的朋友，尝试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全面的看法。等到这些采访结束之后，在今年3月8号，我的朋友们会和我一起回到上海，我们会找一个场地坐下来和大家分享这些心得，以及庆祝我们的播客一周年。

在这里我想感谢和我一起做这个博客的Mike，我毫不怀疑他有一天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经济学家，在大部分时候他都是在节目中负责专业的那一位。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研究正是我们这个年代所需要的，无论是他在WTO报告中负责撰写的部分，还是在关于中国出海研究中他对于价值链上下游的观察。他的Working Paper解决了我长久以来的疑问，我想可能也是很多CVC负责人的疑问，就是在中国出海语境中，产业链纵向和横向兼并到底应该怎么思考。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努力把AI和地缘政治研究结合在一起，我的另一位朋友在完成这个艰难的工作，但此时他应该在带娃旅行，下面是他发过来的视频。所以只能祝他玩得开心。

言归正传

在之前向一位我很尊敬也很佩服的大佬学习的时候，我说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的扩张，都是缓慢的文化浸润。而他纠正了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只是硬币的一面，准确来说，中国历史中，伴随了两种模式。

-在某些关键时期爆发出的巨大军事能量，例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清乾隆。进行扩张

-在随后漫长的岁月中，通过不同的方法行政消化扩张后的领土。

而我当时说的“缓慢的文化浸润”，其实只是硬币的一面，这个行政消化和浸润，虽然时间很长，听起来很像是儒家文明的故事，但也只是硬币的一面而已。

在上一篇关于越南的文章里，有两位读者的留言很有意思，一位的看法是，二征姐妹的起义，在汉朝的历史记载中，是一次叛乱。另一位则提出了一个疑问，汉唐时期对于越南的行动，更多通过水路，而为什么在宋朝的时候改走陆路。

我想先从上面这个模型讨论这两个问题，最后回到当下的世界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关注的。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秦始皇南征百越，之前提到的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之后的树立的铜柱，还是明朝消灭在云南的元朝部队，但最后没有完全撤军。这些对外扩张的军事行动，都是对外扩张的第一步，而不是我之前说的文化扩张。

在第一步的扩张结束之后，往往有一个漫长，甚至延绵几个世纪的融合期。在西南，这杯叫做卫所或者土司制度，在西北可能是理藩院。他们的形式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在初期的扩张之后，到最后的融合之前，通过一个兼得的政策，去推进融合。融合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屯田，解决远征军的粮食供给问题和堡垒问题。把战略价值最高的区域从草原变成农耕田地。

-科举或者共治，向住在边疆的家族和精英们提出交易，加入这个体系，无论是科举，还是没有科举时候，皇帝和当地士族的共治。

-人口迁移，最开始的基建可能是用于军事用途，但打通了道路之后，人口的迁移开始增加，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里面，由于中原王朝的文化吸引力和富足，更多人来到远方，更多远方的土著开始向往中国文化。

然后在最后的阶段，无论是西南的改土归流，西北的新疆省成立，意味着文化的浸润来到最后的阶段。

回到前面的问题，我所出生的湖南省在战国时期位于楚国境内，甚至楚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可能都在湖北而不是湖南，楚国是当时出了名的蛮夷，而且自己也乐得承认。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总是以一个天朝上国的视角去看待周边的国家，在历史的某个时候我们可能都是蛮夷，除非你真的出生在中华文明最开始发源的那一个小区域，无论是二里头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它的面积可能还不如今天的一个大城市。更好的心态应该是尝试去证明去推广我们的文化和文明，贬低他人抬高自己总是简单的，但往往没意义。

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更有趣，我觉得有两个比较好的解释

-汉唐时期中国对于南方的掌握依然比较薄弱，无论是处理交趾，还是安南的问题的时候，在长安的帝国中枢，看待南方更多是从一个贸易的角度去看，例如唐朝的战略重心毫无疑问是在北方，对于安南的统治更多采取羁縻政策，可以粗糙类比土司政策。册封当地部落首领。维持松散的政治效忠。由于当时南方发展还比较滞后，用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岭南地区对于长安更像是一个殖民地而不是帝国核心区域。当叛乱发生的时候，从广州或者更远的地方，通过水运，送过去一支快速机动部队，然后因为当地发展水平落后，往往也无力抵抗。就可以平定战乱。

但这个策略有前提，就是南方的发展依然很落后，大部分城市集中在河流和港口，山区和内陆的人数不多，所以这种海运快速机动部队，保持对一块飞地的控制就够了

-但就像我们在历史书上学到的，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是衣冠南渡，还是宋朝战略重心南移，南方经济的发展开始加速。在南北朝时期938年，北宋时期981年，以及元朝时期的1288年。中原王朝三次与越南当地王朝进行战争，而且发生的地点都在同一个地方，白藤江。在越南朋友眼中，这条江颇具传奇色彩，因为它可以说是用同一个方法打败了三次敌人。在河水中种下木桩，涨潮时引诱对方海军冲进河口，退潮时白藤江水位落差巨大木桩浮现堵住出口，对方海军被困在河口成为靶子。

所以不是没有尝试走海路，而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之后，文化已经在当地生根，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经不是最开始那样，从几百公里外调动一只水师，就可以平定叛乱的年代。

回到今天的世界，如果说在历史上，第一产业是人类大部分生产的核心，所以对外土地扩张，无论是耕地还是农夫，都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资源。在今天的年代，耕地早就不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远超过第一产业。因此侵略战争或者扩张战争，是一个非常费力不讨好，甚至可能弊大于利的选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两场自卫反击战争，都是快速出击，快速撤回。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应该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在今天的世界，商业扩张比军事扩张更普遍存在，效率也更高。而且它的逻辑也是类似的，在中国历史上，修建灵渠，打通大运河，连接王朝的中枢和边疆，然后输出商品，文化，建立卫所，联姻友好当地氏族。这些事情依然在今天发生，只是换了一个形式。或者用一个大家听得更多的说法，这可能叫做自由贸易。

人类的文明长期来看也是进步的，过去那种把边民的诉求都当做叛乱，或者通过军事扩张的方法今天并不可行，相反找到互利共赢的方法，就像Mike在论文中说到的，中国在出海商业活动中，下游的投资往往一方面可以给当地带来利润和FDI，另一方面也可以拉动产业链上游中国企业的出海。了解当地人民和社会的诉求，然后寻找可能的切入点，是此时此刻无数中国出海企业正在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稍微刻舟求剑一下，按照历史的三步曲类比，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的中国的出海，其实是之前一带一路很多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延续，他并不是中国出海逻辑的终点。在下一个阶段，可能会有更多和当地的社会，文化的融合，更多和当地人民，企业，政府交流，尝试找到互利共赢的方法，并且通过一些双方都能接受的制度化设计去固化合作的基础。而且这个制度一定是中国和当地的结合，可以是三七开，七三开，甚至二八开，八二开，但根据历史的经验，不太可能是削足适履，或者是强加一个价值观。这里面会有很多投资机会，价值观会决定我们能否选择正确的领域和方向。

而如果中国的文明真的足够优秀，能够做到历史上那样博采众长，那么也许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国家愿意接纳或者借鉴中华文明。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一个必须要说明的事情是：我们这些努力的终点，是之前美国做完过的终点，在这个领域中国落后非常多，需要很多的工作去填补间隙。

这是未来一个多月我自己的一个工作目标，我也很期待和大家在上海见面。我还没有开始准备具体的工作，如果有了准确的安排会及时再和大家分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守候微光 ，编辑：孔斯琪，作者：中国青年报

1月18日清晨7点半，天蒙蒙亮，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五尧乡南沟头村的乡间路上，一群孩子迎着风雪向前奔跑，雪花落在他们汗湿的头发上，瞬间结成一层薄薄的白霜，远远望去，像一顶顶蓬松的雪绒帽。

1月18日清晨，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一名女孩在村道上迎雪奔跑。

1月18日早上，越野跑结束后，雪花落在一名孩子汗湿的头发上。

这样的越野跑是白鹤江13年前成立这家中国式摔跤武馆时就定下的训练课目。不论四季，每周一次。孩子们按年龄分组，分别跑4-8公里不等，为的是训练肺活量和耐力，为良好的身体打下“地基”。

从庄稼地旁的土路到宽阔的柏油马路，孩子们奔跑的路线跨越乡村与城市，正在修建的雄忻高铁紧邻，不远处是近几年新出现的产业园高楼。

白鹤江是南沟头村本地人，1956年出生于武术世家，曾是一名专业的摔跤运动员。2010年左右，自己的子女陆续成家立业，白鹤江萌生了将摔跤这门技艺传承给更多年轻人的想法。“现在的孩子多困于室内，缺乏运动、体质偏弱，‘小眼镜’‘小胖墩’太多了，少年强则国强，我就是想让他们练出强健的体魄、坚韧的意志。”白鹤江说。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白鹤江和孩子们在武馆前合影。门口挂着“骄纵溺爱请往他处，惰性畏苦勿入斯门”的对联，横批“有志者来”。

1月17日，摔跤武馆里的旧课桌。这是保定市清苑区第二中学4年前捐赠给白鹤江的，平日里，孩子们放学后会在这写完作业再一起练习摔跤。白鹤江有时会去周边学校免费教学，了解到他的故事，学校也愿意为摔跤武馆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近年来，有不少短视频博主造访这里，带来流量的同时，也一定程度改善了孩子们的训练环境。

1月18日，白鹤江办公室里悬挂着家长送来的锦旗和他指导学生的照片。

这座由村里闲置废旧厂房改造而成的摔跤武馆，没有精致的装潢，只有一间简易的训练馆和一片开阔的荒野空地。空地上整齐地摆放着杠铃、花砖、水缸、石锁等训练器材，一旁还有一排旧课桌。

目前在这里学习的37个孩子，年纪最小的5岁，最大的18岁，大都还在上学。孩子们周一至周五放学后在旧课桌上写完作业，再一起练上约莫两小时。周末则是上午练体能和力量，下午学习摔跤技巧。推花砖、举杠铃、甩石锁、蛙跳、鸭子步……寒冬中，孩子们攥紧拳头，跟着口号的节奏咬牙坚持，脸蛋冻得通红，眼神却亮得像星星。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白鹤江在武馆外的空地上指导孩子们锻炼体能。后方是正在修建中的雄忻高铁。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训练场地上的花砖和杠铃片。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孩子们在进行举杠铃训练。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训练开始前，一名男孩在轮胎上玩耍。这些轮胎是孩子们的训练器材之一。

不仅不收学费，白鹤江还自掏腰包改建武馆、购买训练器材，骑着自行车到周边村子和学校做宣传。摔跤武馆建立之初，很多村民都不理解他的这份执着。但渐渐地，一些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过来试一试。

口碑是一点点传出去的，武馆的学员从最初的几人，到十几人，再到几十人；从本村的，到附近南辛庄、北辛庄等村子的，再到从广西、四川、山东等地不远千里专程赶来的。9岁的长沙男孩陈若瀚这个月刚刚来到武馆，他妈妈在社交媒体上刷到白鹤江的故事，决定趁着寒假带孩子来村里住一个月，锻炼体能，学习摔跤技术。

今年9岁的孙晨珺家住保定市区北二环，妈妈李敬彩每天驱车40分钟送她来武馆学习，已经坚持了一年半。谈及女儿练习摔跤后最大的变化，李敬彩认为是学会如何面对挫折。在摔跤对抗中，身形较小的女孩往往更容易被对手控制，“摁在地上起不来”。此前，女儿一旦玩游戏输了或考试没考好都会有情绪。练习摔跤以后，这种对“输”的挫败感反而变成了越挫越勇的动力，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孙晨珺开始思考，如何依靠灵活的头脑、精湛的技巧和对时机的把握，将劣势转变为优势。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白鹤江指导弟子学习保定快跤的招式。保定快跤是中国式摔跤的重要流派之一，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以快速技术为核心特征。其“强身防身、涵养意志”的精神内核流传至今。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孩子们两两为一组进行摔跤练习。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10岁的刘宇灿在武馆里与另一名学员过招。她练习摔跤已有5年多，家住在离这不远的北沟头村。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孩子们在训练间隙交谈时呼出白气。当日，武馆内的温度已降到零下。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一名小朋友在同伴的帮助下爬单杠。

目前在白鹤江的武馆训练得最久的是18岁的“大师兄”郭宇航。白鹤江回忆，郭宇航刚来的时候，9岁的他体重将近100斤。母亲王东艳很是担心，性格内向腼腆的儿子会因为身材被同学瞧不起。

起初，武馆的很多训练郭宇航都坚持不下来，白鹤江只好让两名学员一左一右架着他，后面再来一个人推着他跑，他哭闹了将近一个多月才逐渐适应。经过9年的训练，已经成为国家二级运动员的郭宇航拥有了让同龄人羡慕的健美身材，还常常担任白鹤江的“助教”，带着孩子们锻炼。他今年准备报考南方的体育学校，继续追寻自己的体育梦想。

这些年，武馆里已先后走出了3名国家健将级运动员、8名国家一级运动员、7名国家二级运动员，孩子们在全国及省市级赛事中累计摘得近400枚奖牌。白鹤江坦言，除了希望孩子身体健康，不少送子女来学习的家长，还期望摔跤能让孩子在未来多一条发展的道路。虽然单纯练习摔跤不能为高考加分，但国家二级运动员以上可以走体育单招，对文化课成绩要求会低一些。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训练结束后，18岁的郭宇航坐在软垫上，他身后的墙上绘有两名古装少年练习保定快跤的壁画。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训练结束后，10岁的冯韵雅（右二）和其他学员们用热牛奶捂着冻红的脸蛋。目前在武馆学习的孩子有四成是女孩，除了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她们还能运用在这里学到的摔跤和武术技巧保护自己。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一名男孩在训练之前将外套挂好。孩子们在武馆里朝夕相处，养成了坚韧独立、团结互助的品格。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训练结束后，两名男孩用热水袋暖手。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训练间隙，一名家长在给孩子们分热牛奶。目前有7名家长在白鹤江的摔跤武馆做“义工”。他们送孩子来训练，有时间就自发地留下来，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上午的体能训练结束后，孩子们排队领取热牛奶，11岁的冯韵雅拿到后没有第一时间打开，而是把牛奶袋捂在冻得通红的脸和手上，待皮肤回暖，才小口喝下。短暂的休整后，她和朋友们又转身投入未完成的训练中。来自保定清苑阳城村的她已经在这里练习两年多了，看着比自己年纪大一些的孩子拿到的荣誉，她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可以考上体育大学，靠摔跤走出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技术领导力 ，作者：Mr.K

读者小李，最近入职了一家业内颇有些名气的公司，但试用期还没过，他就动了离职的念头。原因是他发现公司内部决策随意、管理混乱，效率甚至不如小作坊。听完小李的描述，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他现在的公司其实就是一家看上去包装精美的“草台班子”，这跟它的办公楼是否豪华、员工人数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你发现所在的公司具备以下几个特征，那么你就要小心了。

01

老板朝令夕改

在一些企业里，看上去最忙的人往往不是基层牛马，而是老板本人。小李的公司就是如此。老板每天早上都会发几十条语音到工作群，内容包罗万象。可能因为昨晚看了一场网红直播，觉得“内容电商”是唯一出路，就要求公司全员转型，每个人都要搞自媒体；也可能因为听到一些同行投了某个线上推广，就立刻推翻筹备了半年的线下方案，马上跟风。

迈克尔·波特曾在《竞争战略》中指出，战略的本质是抉择，是决定不做什么。而草台班子的逻辑却是变化无常，啥都想要，结果也大多是啥都落空。就像物理上的“布朗运动”，虽然看上去每个分子都在疯狂跳动，但由于方向相互抵消，整个系统的位移却几乎为零。

作为员工，在这样的组织里所体验到的，将是巨大的内耗、疲惫感和迷失感。你在前线刚挖好战壕，准备冲锋，后方就传来命令说目标变了，要改攻别的山头。几次下来，再有激情的员工也会变成老油条。原因很简单，既然我知道老板会朝令夕改，想一出是一出，那我又何必把他的话当回事，真刀真枪的干呢？

02

领导一言堂

草台班子的第二个特征，就是领导层排斥异见，大搞一言堂，内部只剩下唯唯诺诺的“伪高管”和各种谄媚讨好的彩虹屁。在这种公司，会议室通常不是讨论问题的场所，而是老板的个人演讲台。任何试图提出真实反馈和建议的下属，都可能被贴上“执行力差”或“认知水平低”的标签。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阿什从众实验”。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所罗门·阿什邀请受试者，进行一次简单的视觉判断，要求在一组直线中找出与目标直线长度相等的一根。实验的特别之处在于，除了受试者，房间里的其他“参与者”全是助手，他们一致被要求给出明显的错误答案。最后的结果令人震惊，在群体压力下，约有四分之三的受试者至少有一次违背自己的观察，跟着大家选了那个很明显的错误选项。

这种从众效应，在草台班子里往往会被加倍放大。一旦领导层不允许被质疑，把任何来自专业角度的讨论，都当成对个人权威的冒犯，组织内部很快就会陷入一种危险的集体失明状态。为了迎合上意，那些并不真正懂业务、却深谙“向上管理”之道的伪高管，往往会主动屏蔽坏消息，把所有负面声音挡在门外。

当客观的评价体系失灵，劣币驱逐良币几乎是必然结果。讲逻辑、有操守的人被边慢慢缘化，善于逢迎站队的平庸之辈却不断上位，占据关键位置。一个失去纠偏能力的组织，就像一辆没有刹车的赛车，直道上或许风光，但一旦遇到弯道，翻车只是时间问题。

03

越级指挥，不知道该听谁的

权责对应，是现代组织管理最基本的逻辑。成熟的企业会把岗位边界和汇报关系划清，避免事情在不同层级之间来回折腾。但在草台班子里，这套规则常常被当成“影响效率”的累赘。

老板会经常跳过副总裁、总监，直接在群里给一个基层执行者下指令；或者是不同层级的领导针对同一件事情给出完全相反的要求。这种越级指挥在表面上看是高效、扁平、接地气，实际上却是管理上的灾难。

WeWork在上市失败前的混乱管理，就是很好的例子。创始人亚当·诺伊曼经常越过高管和HR部门，在电梯里或走廊上因为“不喜欢某个员工的能量”而直接将其开除；或者在视察新办公楼时，无视建筑师和项目经理的专业方案，凭直觉要求拆除已建好的墙体和玻璃。

这种越级指挥，本质上是治理结构的失控。它一方面摧毁了中层管理的权威性和责任感，让他们产生一种心理防御：既然老板什么都管，那我就什么都不管，出了问题也是老板兜底；另一方面，又会把基层员工逼进两难境地：听直属领导的，会得罪老板；听老板的，直属领导又会心理不平衡，最后只能左右糊弄，爱咋咋的。

04

过度管理，制度流程卡死人

战略上极其随意，流程细节上却过分苛刻，这是草台班子另一个明显的共性。它们迷恋所谓的“军事化管理”。几百块钱的行政采购需要经过多级审批，买一箱打印纸都要惊动总经理；员工哪怕前一晚为项目加班到凌晨，第二天九点零一分打卡，照样被点名批评……

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自行车棚效应”：组织成员不敢在核电站建设这种复杂大事上发表意见，却会在“自行车棚该漆成什么颜色”这种琐事上争论不休，耗费大量精力。

K哥就见过一个真实案例：一家几百人的互联网公司，为了“降本增效”，规定办公用品采购超过200元，就必须走完从组长到副总裁的五级审批。我后来替这家公司的老板算过一笔账：5位管理者的审批时间、员工的填表时间、财务的核对时间，折算成薪资成本，可能已经超过500元。为了规避那点不确定的几十块钱风险，却付出了数倍的隐性成本，真值得吗？

但这恰恰是草台班子常有的典型逻辑，用战术上的勤奋（狠抓流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无法创造增量）。当业务停滞、增长乏力，老板无法从市场上拿到增量，就会本能地向内收紧控制，通过抓考勤、卡流程、抠细节来获得安全感，仿佛只要盯住员工的每一分钟、每一分钱，公司就能撑下去。

大卫·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对此有过犀利的剖析：现代组织中存在大量毫无意义的工作，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让上级觉得自己很重要。一个真正健康的公司，应该是目标导向，而不是过程崇拜，这种过度管理，透支的不仅是员工对公司的信任，也是公司的未来格局和发展前途。

05

形式大于结果

经济学里的“古德哈特定律”早就提醒我们，当一项指标成为目标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好的指标。但在草台班子公司里，这条定律往往被彻底无视。他们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不是员工真正创造了多少有效成果，而是PPT做得够不够好看，汇报时情绪够不够到位。

当公司考核周报字数时，员工会贡献连篇累牍的废话文学；当公司暗示“加班时长等于敬业度”时，全公司都会用力地“表演式加班”。在草台班子里，可被感知的工作（比如汇报、加班）远比实际产出的价值（如解决bug、搞定客户）更重要。而真正干活的人，却因为忙于业务没时间包装自己，或者不屑于表演，在绩效评估中被贴上“沟通能力差”、“缺乏大局观”的标签，最终被排挤出局，只剩下一群擅于职场政治的“演员”。

如果一家公司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剧组，大家都在拼命演戏给老板看，而唯一的观众（老板）还在那里沾沾自喜时，这场戏离落幕也就不远了。

以上5条，如果你的公司中3条以上，就做好准备吧。查理·芒格在《穷查理宝典》里说过：“如果你把葡萄干和粪球混在一起，得到的仍然是粪球。”这句话放在组织管理中，同样一针见血。对有追求、有抱负的职场人来说，与其在劣质的草台班子里不断内耗，不如在合适的时机果断离开，去寻找那些真正尊重规律、尊重专业、也尊重人的系统。这不仅是为了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也是为了找回对职业、对付出的尊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作者：良豪，编辑：|安菲尔德

强调速度和效率的高铁，显然难以拥有和绿皮火车一样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同样也难以满足所有人“两点一线”的出行愿望。

“说走就走”，曾是一种奢侈的向往；如今，却成了高铁时代触手可及的日常。自2008年首条高铁通车，中国高铁的总营业里程已突破5万公里。只需在12306上轻点几下，格子间的打工人便能瞬间切换场景，搭乘风驰电掣的列车奔赴远方。

不到二十年，高铁从新鲜事物跃升为“轨道王者”，彻底重塑了中国的时空格局，现代中国人也迅速适应了高铁带来的“快时代”生活。

而每一季度的铁路调图，也随着高铁网络织密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最新一轮全国铁路大调图，从1月26日零时起刚刚实施，调图后铁路每日安排旅客列车12130列，列车数目再创新高。

新一轮铁路调图在1月26日起实施，新图车票已经陆续开始发售。（图/视觉中国）

与这轮调图有关的讨论，早在半个月前就开始火热起来。随着调整好的列车陆续放票，人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原本行驶在京沪、京哈、京广、沪昆四条干线高铁上的“小号标杆车”，这次全被打乱了。

所谓的“标杆车”，简单来说是以时速350公里运行、中途只停靠枢纽大站的高铁列车，运行时间比常规高铁更快。有人总结调整后的“标杆车”信息，发现100以内的车次号全归京沪高铁所有，接着的整百便是京哈、沪昆，而京广高铁则改用G301至G450的新车次。

涉及京沪高铁的车次调整里，有城市获得了最小路号的G1/2次高铁列车，兴奋得犹如过年。

但更耐人寻味的车次编码更换还在后头。在京沪高铁那些速度最快、停站最少的“标杆车”里，G25次原本是唯一一班跳过南京南站不停靠的列车。而在这次调整后，G25又变成了中途只停靠南京南一站的京沪间最快列车。这个变化让许多南京人感到惊喜：“你知道吗，G25终于只停靠025（南京电话区号）了。”

京沪G25只停025（南京），摇身一变成为京沪高铁上的网红“标杆车”。（图/铁路12306购票页面）

车次编号越小，在中国高铁体系中的优先级越高，更不用说每天都坐满打工人和商务客的京沪高铁，其意义早已超越班次本身，成为一种象征。每当这类车次的编排发生微调，便会即刻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一场自发的解读与玩味，成为观察社会心态的一个切面。

更多与更快的京沪高铁，还在努力挣客流

坐拥小号“标杆车次”头把交椅的京沪高铁，知名度无需多言。现在，假如你误打误撞地在工作日坐上京沪高铁，检票后找到车厢坐上一等座，邻座多半是在小桌板上卖力敲键盘的打工牛马，“班味”气氛很是到位。

倘若是静音车厢，则是另一番场景——你不一定会听到邻座的会议通话，但一定能听到列车员的温馨提示，一秒令你置身工位：“您好，女士/先生，这里不能说话。”

打工人都知道高铁办公是身不由己的行为，但现实的通勤需求（以及工作需求）摆在这里，出发和到达时间更与上下班无异，久而久之，京沪高铁就成了“最强牛马专列”的都市传说。

商务常客能列举出100个选乘京沪高铁的理由：

高铁最短4分钟一班，错过可以改签到最合适的班次；高铁座位多且舒适，全程有永不中断的Wi-Fi和电源；往返京沪最快一趟高铁只需要4小时出头，趟趟准点，几乎不用担心天气影响出行……

准时、迅速且周到，如此一趟列车，你怎能不爱？

京沪高铁上经常可见在电脑前奋力工作的打工人，因而被网友戏称为“班味儿最浓的高铁”。（图/社交媒体截图）

调侃归调侃，京沪之间旺盛的客流，着实让京沪高铁高光十足。本轮调图里，京沪高铁除了获编高铁“黄金号段”，还另外新增了18列“G”字头动车组列车，并继续压缩动车组列车追踪间隔时间，进一步增加高峰时段运输能力。

目前行驶在京沪高铁的动车组，绝大多数是CR400系列的复兴号动车组。若以定员619人的8辆编组列车计算，假如每趟列车均满员，京沪高铁每日客流量将增加超过1.1万人；倘若都使用定员1347人的17辆编组列车，单日客流量更将翻倍至2.4万人以上。

目前行驶在京沪高铁的动车组，绝大多数是CR400系列的复兴号动车组。（图/视觉中国）

换言之，京沪高铁接下来的含金量还在增加，但增加运力只是其一，多赚钱才是最终目的。

理由很简单，高铁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是商业项目，修建投资往往在千亿级别，且基本依赖贷款修建。但国内目前真正实现盈利的高铁线路只有6条，京沪高铁便是其中之一。

2011年6月建成通车的京沪高铁，开通3年即实现盈利，是世界上首条盈利的高铁，这几年京沪高铁的经营业绩更让不少线路羡慕。虽然挣钱的主要手段不是靠客流，但这两年京沪高铁的客流量却出现增速乏力，也有了几分和打工人一样的增长焦虑。

已经实现盈利的京沪高铁，也在担忧客流量增速。（图/视觉中国）

《中国经营报》近期的一篇报道里披露，铁路部门近几年一直在研究往返京沪之间的所有交通方式，其中就包括高铁的最强劲敌航空。而研究目的也很明确——为了保持京沪高铁在繁忙的京沪客运大通道里的优势地位。

在这条“时间就是金钱”的繁忙大通道里，谁掌握价格和时刻的黄金资源，谁就能拔得头筹。处在绝对优势的京沪高铁，当然能懂这个道理背后的意义——毕竟用金钱换时间，某种程度上也是另一种铁路出行的“刚需”。

高铁再怎么扩容，绿皮火车都不会消失

尽管如此，“黄金号段”车次重新编排，对普通人的日常出行几乎没有影响。无论是站站停，还是骨干高铁线路上风驰电掣的“标杆快车”，只要时间合适、票价体面，且能选到舒适的好座位，一段高铁旅途也算是踏进了及格线。

这几年，全国高铁建设速度飞快，建成开通的新高铁线路陆续在线上线下刷屏。光是去年全年，全国就有16条新高铁建成通车，设计时速300-350公里级的高铁线路就占了11条。高铁网络扩容的速度，不断刷新所有人的认知，也在改变人们的出行选择。

高铁班次越来越频密，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拥有高铁站更是各座大城小镇钟情的财富密码。披着绿色外衣的普速列车，在越跑越快的高铁面前黯然失色，渐渐成为快时代里的小众出行方式。

1月26日实施的全新铁路运行图里，普速列车减少了71列，其中一部分被改造升级为全列禁烟的“D”字头动车。尽管如此，这个时代仍有需要绿皮火车的地方，尤其是在地理条件相对复杂、公路网络相对薄弱的地区，普速列车仍是连接城乡的重要交通工具。（详见新周刊之前的文章《又一批列车变高铁，可我有点怀念绿皮火车》）

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在这个时代仍有用武之地。（图/《归途列车》）

简而言之，不同等级列车的服务定位各有侧重，不同区域间发展速度差异，决定了车速更慢的绿皮火车必须得以保留。

此外，一些绿皮火车升级为“身价更贵”的新列车后，运行时间并没有压缩多少，个别车次升级后的运行时间甚至与原来完全一致，出行成本陡然增加，让不少人感到难以理解。

而随着调图后的车次陆续公布，也有人发现一些停靠车次本就有限的高铁小站，在这轮调图后车次悄悄变少，“很久才来一趟”。小红书里一篇与铁路调图相关的帖子下方，不时有网友在评论区吐槽：“以前回家有一趟直达的高铁，调图后必须到几十公里外的大车站换乘一次才能到家。”

吐槽不难理解，毕竟高铁能够到达的地方越来越多，人们也乐于享受便捷的出行体验，也因此有了更多让高铁“点对点”直达的想法。

不过同样得明白的是，铁路调图从来都无法做到绝对完美，强调速度和效率的高铁，显然难以拥有和绿皮火车一样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同样也难以满足所有人“两点一线”的出行愿望。

高铁本身是由贷款修建的商业项目，任何一个运营环节都得考虑成本。（图/视觉中国）

更何况，高铁作为商业项目，终究得考虑如何盈利。无论高铁行驶在何处，都必须得考虑客流、上座率、利润，进而衡量开一趟车是赚钱还是做赔本买卖。也正如此，我们才会经常看到铁路12306里形形色色的“打折票价”，以及这几年引起热议的“静音车厢”“优选一等座”等特色服务。

与其抱怨某趟高铁车次被调整成面目全非的“陌生人”，倒不如去主动适应每一次铁路调图后的新变化，比如改乘新的车次、适应新的票价，普通人在每一次调整之下能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很多。

毕竟这个世界上永恒不变的事情就是变化，不论是日行千里的高铁还是慢悠悠的普速列车，无论怎么调整都有容得下不同群体的空间。

校对：严严；排版：良豪

[1]《又一批列车变高铁，可我有点怀念绿皮火车》新周刊2024-1-24

[2]《京沪高铁：一道复杂的算术题》锦缎2025-12-29

[3]《京沪高铁每日运力增1万人次，或对民航票价产生下行压力》中国经营报2026-1-19

[4]《日赚3000万，“打工人专线”如何成为中国最赚钱高铁？》财经杂志2025-5-17

[5]《中国班味最重的高铁，挤满了牛马》浪潮工作室2025-6-17

[6]《京沪高铁，全世界班味儿最浓的地方》每日人物2024-7-30

[7]《升级版复兴号明日起在京沪高铁运营，同时推出优选一等座位》界面新闻2024-6-14

[8]《年轻人吐槽高铁二等座同价不同命，“F座堪比头等舱、B座不如站票”》Vista看天下2025-7-11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岳涌大江流 ，作者：总编推书

互联网最阴的，不是竞争，是换代。你以为自己在修护城河，修着修着发现：河还在，桥没了。

百度那一拐就是典型。它守着搜索金山，没犯什么大错，只是慢了半拍：组织还按旧节奏喘气，用户已经换了活法。等它姿势摆好，字节把入口、时间、分发都接走了。换代从不宣判，它只负责换人。

现在，这股熟悉的寒意轮到腾讯了。

马化腾在2025年会上强调“稳扎稳打”，这四个字像定心丸，但在员工大会这种场合，大厂开始发定心丸，往往说明心跳已经快得盖不住了。马化腾内部员工大会，都讲了啥？Pony很诚实，他承认腾讯在AI基础设施上落后，甚至在讲话中直言要“推倒重来”。这已经不是补短板，是动地基。

于是春节砸钱、红包开闸、强推“元宝派”。马化腾在会上表示，要把钱直接发给用户。在他看来，“AI唯一花钱的地方，就是发红包。”这话听着很“用户思维”，但剥开皮看：腾讯是在用现金给平庸的技术买单——先把人潮聚起来，再争取时间补课。

问题是，AI时代最贵的东西从来不是入口，是信任。用户愿不愿意把事交给你做，愿不愿意把下一次提问留给你——那才是新护城河。

1｜憋着

腾讯最难的不是钱，是惯性。过去“赛马+协同+对齐”能赢很多仗，但AI产品更像刀法：审美要统一，决策要干脆。你一开会对齐、一排期协调，速度就被机制吃掉了。

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腾讯好像又开始信“神童能救命”。

外界反复提到姚顺雨（Shunyu Yao），前沿AI背景，被放在很核心的位置上。你能感觉到腾讯在走最短路径：把“原生AI人”塞进驾驶舱，试图一个人把航向掰回来。

但大厂最容易在最急的时候犯错：把结构性问题，寄托在一个天才身上。

“李叫兽”的故事为什么刺人？因为它提醒你：天才的方法论进了大组织，先被流程磨平，再被博弈拆散。神童能提速，救不了惯性。

大厂最擅长的从来不是扶起天才，而是把天才磨成部门同事。你以为你来改地基，地基反手把你改成地砖。

2｜弱点

底层技术上，腾讯元宝的处境很尴尬。字节有生态与规模，阿里有开源基座，DeepSeek更是直接掀了桌子。对比之下，腾讯的技术护城河浅得像个水洼：能照见焦虑，挡不住洪峰。

更要命的是，AI产品的逻辑变了：这里几乎没有“用户忠诚度”。

在AI的对话框里，用户是极度功利的“渣男”。昨天的Kimi，今天的ChatGPT，只要遇到更聪明、更省事、更顺手的豆包或Gemini 3，用户迁移起来毫无心理负担。

这就是“技术平权”的残酷之处：能力一旦变成商品，差距就会被迅速抹平。钱发完了，用户拍拍屁股就走。腾讯太擅长把人拉进来，于是更容易误判——以为拉进来就赢了。

3｜虚火

Kimi曾经惊艳，但现在杨植麟也困在无人区。很多人对Kimi有“理解力强”的滤镜，但抛开滤镜，你现在能想到Kimi到底能帮你干什么？

除了长文本提炼，它几乎拿不出一个让人产生生理依赖的杀手锏。它是典型的“只有大脑，没有双手”。相比最近火爆的Manus这种直接帮你把活干完的Agent，Kimi更像个博学的“书呆子”或者“高级套壳总结器”。

论渠道，豆包更顺；论性价比，DeepSeek砸穿了地板。Kimi卡在中间：有灵气，换不回效率；有口碑，抵不过账单。这种“只有理解、没有交付”的产品力缺失，让它的灵气正在被消耗成疲惫。它不是不优秀，是不划算。

4｜换心

把腾讯和Kimi放一起看，互补得让人心疼。

热播剧《太平年》里，桑维翰有一句刺骨的台词：“若是契丹肯认儿子，杜令公、张彦泽他们，只怕要抢着去认爹。”今天的AI圈如出一辙。大厂握着算力、场景和现金流，只要腾讯愿意开家谱，不管是零一万物、还是百川，多的是想改姓认亲、求一个生存名额的“节度使”。杨植麟如果还端着清高，后头排队认亲的人早已挤破了门。

这种互补，本质上是“有钱的荒漠”撞上了“贫血的实验室”。腾讯空有万亩良田却种不出有灵性的庄稼，做出的东西“正确、完整、但没劲”；Kimi怀揣一颗惊才绝艳的种子却找不到扎根的地，落得个“有劲但没地儿长”的尴尬。

所以我劝腾讯收了Kimi，几百亿腾讯来说根本不算钱。重点不在“买模型”，在“买一种气质”。与其在内部讲“神童救世”的童话，不如把Kimi这种被用户和账单逼出来的意志，直接灌进微信的血脉。这才叫换代，不叫装修。

5｜底色

说实话，在这场大逃杀里，我依然最看好腾讯。

中国AI的终局，绕不开字节、阿里和腾讯三座大山。字节有分发效率，阿里有云算力基座，而腾讯手里握着的，是全中国最厚的“雪道”：最稳的场景、最有耐心的现金流，以及深入骨髓的生态思维。

腾讯不是没机会，它是最有机会。但也正因为手里的牌太好，才更需要警惕那种“温水煮青蛙”的惯性。批评它的落后，是因为我们期待那个最懂中国用户、最有耐心做长线的腾讯，能拿出一款配得上它生态底蕴的AI杀器，而不是在内耗中，把耐性消磨在红包雨里。

6｜退位

这个马年春节的AI红包大战一定是空前的。

胜负在红包雨停之后：用户下一次提问，会留给谁？

我不担心腾讯会消失。我担心它会“退位”——依然躺在每个人手机里，但不再是“做事的地方”，只剩“收消息的地方”。

这场豪赌的核心很简单：腾讯需要Kimi的“灵”去刺穿暮气；Kimi需要腾讯的“血”去撑过冬天。底层技术跟不上，发红包只是权宜。

AI无忠诚度，技术会平权。腾讯要么把自己升级成那个对话框的主人，要么就只能在自己的入口里，目送用户把未来带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OP创新区研究院 ，作者：创新区研究组

在过去六十年里，“硅谷已死”这个论断如一个永恒的幽灵，伴随着每一次经济衰退、技术转型或社会动荡而准时降临。

它既是华尔街分析师的警告，也是竞争对手的期盼，更是硅谷内部焦虑的投射。然而，历史一再证明，每一次“死亡”的宣判词，都成了下一次更强劲复兴的序曲。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记录了从20世纪60年代到2020年代，硅谷主要“灭亡”浪潮，考察了引发这些悲观预测的因素，更将尝试将硅谷作为一个复杂的“创新元系统”（An Innovation Meta-system）进行结构性解剖，深入分析其独特的“反脆弱性”——在混乱和冲击中反而变得更加强大的能力。

硅谷“崩溃”叙事的

七个周期

要理解硅谷的韧性，我们必须先来看硅谷“崩溃”叙事的七个周期，

每一个周期都对应着一个背负着危机与质疑的时代，充满了数据、引言和具体的公司故事……

第一周期(1960s-70s)：

黄金时代的终结？

从“国防谷”到“芯片谷”的阵痛

硅谷的第一次生存危机出现在越南战争结束之际。

在冷战高峰期，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国防谷”，其繁荣严重依赖美国国防部的慷慨订单。

然而，当越南战争的泥潭让美国社会深感疲惫，国防预算在1969年至1971年间大幅削减时，危机瞬间降临：

圣克拉拉县的失业率在短短两年内翻了一番；

1971年，当地最大的雇主——洛克希德导弹与航天分部——濒临破产，不得不向联邦政府发出戏剧性的求救；

当时的《时代》杂志以《为生存而战》为题，警告其倒闭可能导致6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将曾经繁荣的“微波谷”打回经济空壳的原形。

未来的伯克利著名学者安娜李·萨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她当时还是一名研究生)，她在1979年的一篇论文中自信地预测：

硅谷已“达到其物理极限”，高昂的房价和劳动力成本将使其在80年代停滞不前（她后来坦然承认，“事实证明我错了”）。

这种悲观情绪在当时是主流。

然而，正是在这场危机中，企业家们或被动或主动地将为军事服务的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技术转向商业应用。

而这次痛苦的转型，为1970年代末的微处理器和个人电脑浪潮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周期(1980s)：

来自东方的威胁

日本崛起与PC产业的“中年危机”

1985年前后，硅谷的自信被来自东方的竞争者彻底击碎。

日本公司在内存芯片（DRAM）和消费电子领域势不可挡，

美国电子工业首次出现贸易逆差。

《华盛顿邮报》在1985年4月写道：“这是加州硅谷的艰难时期”，描绘了一幅芯片订单“崩溃”、供应远超需求的“黯淡”前景。

与此同时，雅达利公司（Atari）在1983年引发的“视频游戏大崩溃”，已经预演了消费电子领域泡沫破裂的惨状，其母公司华纳通信的股价因此蒸发了三分之二。

当时的主流叙事是：

硅谷的创业模式，在纪律严明、垂直整合的日本财团面前，

不堪一击。

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安迪·格鲁夫在其著作《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将1985-86年描述为一场“关乎生死的战斗”。

面对日本厂商在DRAM市场的压倒性优势，英特尔做出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决策之一：放弃DRAM业务，这家公司赖以起家的核心产品，全力押注微处理器——成就了商业史上的佳话，当然这是后话了。

总的来说，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公众看法是，

硅谷的最好日子可能已经过去了。

然而，硅谷再次复苏：

行业和政府做出了回应（例如1986年的美日半导体协议，SEMATECH的成立），硅谷公司将重点转向专用芯片（ASIC、微处理器）和软件。

到1980年代末，一个新的浪潮——图形用户界面软件和网络——

正在温和复苏中。

Lessons from History:The 1980s Semiconductor Cycle(s)

第三周期(1990s)：

冷战的和平“诅咒”

区域性衰退与互联网黎明前的黑暗

苏联解体带来的“和平红利”，严重打击了加州的航空航天和电子公司。同时，美国经济进入广泛衰退（1990年代初的低迷），硅谷也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陷入二战以来最深的衰退，圣克拉拉县在此期间失去了超过3.3万个工作岗位。

此时，东海岸的竞争对手——波士顿128号公路上的小型机巨头们，如DEC、王安公司，正经历着真正的、不可逆转的崩溃：

DEC的“一体化”模式——自己生产芯片、自己设计硬件、自己编写操作系统——在PC和开放系统的浪潮面前显得笨拙而昂贵。

目睹这一切的硅谷不禁自问：

我们会是下一个吗？

许多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洛杉矶时报》在1992年描绘了一幅严峻的画面，称，

加州经济“像一个醉醺醺的拳击手，摇摇欲坠，看不到尽头”。

他们认为，随着国防订单消失，PC市场成熟，

硅谷的增长引擎已经熄火。

然而，他们没有看到，在萧条的表象之下，一个名为“商业互联网”的新物种正在悄然酝酿——1994年成立的网景公司（Netscape）点燃的星星之火，即将在几年后形成燎原之势。

当时，1990年代初的“死亡”叙事迅速翻转为1990年代末的互联网淘金热，

让许多人措手不及。

第四周期(2000-2003)：

世纪之交的废墟

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与“鬼城”的诞生

这是硅谷最著名的一次“死亡”，也是最惨烈的一次。

纳斯达克指数从2000年3月10日的5,048.62点峰值，在两年半内暴跌78%，数万亿美元市值蒸发。

路透社后来总结道，科技泡沫破灭后，圣克拉拉县“失去了超过20万个工作岗位，占其就业基础的20%”。

办公园区空了；风险资金枯竭；

数十家曾经被炒作的互联网公司几乎一夜之间关门。

“崩溃是突然的、令人震惊的和沮丧的”

Webvan和Pets.com是这次泡沫的两个标志性“墓碑”。

它们的失败并非因为理念错误——今天，生鲜电商和宠物电商都已是千亿级别的赛道——而在于它们对未来的“过度预演”。

它们在市场、物流和用户习惯都远未成熟时，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构建了过于超前的基础设施。

然而，这场残酷的“大清洗”恰恰为下一轮创新扫清了道路：

它挤出了投机的泡沫，使得带宽、人才和办公空间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宜；它验证了市场的最终需求，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教训；它所铺设的过剩光纤网络，成为了日后视频和云计算服务发展的廉价高速公路。

同时，正是在这片废墟之上，

谷歌（Google）等公司完成了市场统治，

新一代巨头悄然诞生。

大衰退和金融危机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住房和华尔街，

但它仍然影响了硅谷。

随着美国经济在2008年末崩盘，科技公司看到需求软化，裁员回归。到2009年初，即使是像微软和思科这样当时的巨头也在缩减规模，初创资金极其紧张。

然而，在这次低迷期间，

主流媒体叙事对硅谷长期命运的语气明显更温和。

观察者指出，这次科技不背锅了，反而，科技是更广泛金融崩溃（华尔街）的受害者。

加州经济持续研究中心的斯蒂芬·利维说到：

“在2001年，我们是震中，我们是原因。现在是全球衰退，”

路透社也注意到，

“很少人认为，08年金融危机的裁员会对硅谷作为创新和冒险摇篮的声誉产生长期影响。”

这种信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到2008年，硅谷的科技部门已经成熟并多样化（企业软件、搜索、硬件、生物技术），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更具弹性。

尽管如此，有关于硅谷临时低迷的头条——

例如，随着IPO冻结和风险资本收缩，

有些人质疑无尽科技增长的时代是否结束了。

但到2010-2011年，

硅谷出现了明显反弹：

像2004年成立的脸书FaceBook这样的公司正在爆炸式扩张，新一波智能手机应用初创公司（移动时代）正在进行中。

第六周期（约2014-2016）

自满的巨人与大迁徙——

从“创新停滞”到“疫情出逃”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

一种新的“死亡”叙事出现了。

它不再关乎经济崩溃，而是“精神死亡”和“物理死亡”。

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名言——“我们想要飞行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精准地概括了“创新停滞”的指控。

2016年，《经济学人》和其他媒体发表文章质疑“创新机器”是否已经崩溃，硅谷的“产品”日益被广告驱动、造成社会分裂，或狭隘地专注于精英便利。

这引发了灵魂问题：

硅谷是否还在解决大问题？

事实的确是，到2010年代中期，像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已经成长为庞然大物，可以说挤压了初创公司。

哈佛商业评论的马埃勒·加韦分析指出，硅谷受益于非凡条件（移动革命、充裕资本、宽松监管），但现在面临转折点。

当然，从后见之明来看，这种2010年代中期的“衰退”叙事将再次证明是错误的，因为一个新的平台正在悄然出现：

深度学习和AI，像谷歌、OpenAI（2015年成立）这样的公司和AI研究激增表明另一场革命正在酝酿。

大流行、远程工作和硅谷“外流”

2020年的新冠疫情则带来了物理层面的冲击。

当Twitter、Facebook等公司宣布永久远程办公时，许多科技工作者选择离开湾区高昂的生活成本。著名风险投资人Keith Rabois高调搬往迈阿密，并宣称“硅谷完了”。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2020年4月到2022年7月，

近25万人离开了硅谷地区。

“硅谷已死，因为地理位置不再重要”的论调甚嚣尘上。

然而，即使在这种“大出逃”的叙事高峰期，一个反向指标却异常坚挺：

2022年，硅谷仍然吸引了75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比排在其后的几个科技中心（纽约、波士顿、洛杉矶）的总和还要多。

张力，早已显现。

疫情期间，硅谷风险投资的数量与金额都大大增长↑

就在人们以为硅谷的中心地位将被永久削弱时，

生成式AI的浪潮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球。

OpenAI、谷歌、英伟达……这场革命的核心玩家，

几乎全部集中在硅谷。

这又一次印证了硅谷恐怖的统治力。

但新的“死亡”叙事也随之浮现：

训练前沿AI模型所需的天文数字般的算力和数据，似乎只有少数科技巨头才能负担。而这是否意味着，硅谷赖以生存的“车库创业”文化已经终结？

如果创新成为一场“巨人的游戏”，那么硅谷的活力源泉——那种自下而上的、颠覆性的创业精神——是否会因此枯竭？

硅谷的讣告就会被写下——

在60年代末是国防削减和衰退；在80年代，是外国竞争和PC市场饱和；在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和区域崩溃；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在2008年，全球危机；在2010年代中期，停滞恐惧；在2020年，大流行引发的外流；到2023年，对AI过度集中的担忧。

每一种叙事都有可信的原因和生动媒体头条捕捉了当下的焦虑。

然而，每次低谷后，

硅谷都又找到了新的顶峰。

六大核心机制

那我们不禁要问，为何硅谷总能一次次地“复活”？

答案深藏于其独特的生态系统之中，

以下六大机制是解剖的关键

01

技术浪潮的连续迭代

The S-Curve Relay

硅谷并非一个单一产业的集群，而是一个不断承载新产业的“平台”。它的历史就像一场S型增长曲线的接力赛：

当国防电子的曲线趋于平缓，半导体的曲线已经开始陡峭攀升；当PC硬件的曲线见顶，互联网软件的曲线早已蓄势待发；如今，当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消退，人工智能的曲线又呈现出爆发之势。

这种在危机中完成从旧曲线到新曲线“惊险一跃”的能力，是其生命力的根本保障。它确保了硅谷永远站在技术变革的最前沿，总有下一个故事可讲。

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在硅谷被演绎到了极致——

每一次浪潮切换，都伴随着对旧有产业的无情摧毁。成千上万的公司倒闭，数以万计的员工失业，整个技能体系被迅速淘汰。

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体而言，这并非一场平稳的交接，而是一场残酷的、高风险的生存游戏：

昨天的明星工程师，可能因为技术栈的过时而发现自己明天就无人问津。

这种模式其实以牺牲个体和组织的稳定性为代价，

换取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演进。

硅谷的科技公司图景↑

02

风险资本的“耐心”与“贪婪”

Patient&Greedy Capital

全球有许多地方拥有风险资本，但硅谷的VC生态系统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在繁荣期表现出追逐风口的“贪婪”，更在萧条期展现出惊人的“耐心”。

这里的资本拥有“机构记忆”，

深知危机往往孕育着最伟大的公司。

在2001年的废墟中，他们没有离场，而是投中了后来的社交媒体和云计算。红杉资本对谷歌的早期投资，至今仍是VC史上的传奇。

这种在废墟中寻找钻石的文化和能力，

是其他金融中心难以复制的。

不可否认的是，VC追逐“下一个大事物”的天性，使其成为制造资产泡沫的主要推手。合伙人之间的“错失恐惧症”（FOMO）导致了羊群效应和非理性估值，从互联网泡沫到Web3狂热甚至是现在的AI，无一例外。

更深刻的是，VC的“幂律法则”——即少数几个成功的投资（如Facebook,Uber）需要覆盖其余所有失败项目的亏损——从根本上决定了它是一个加剧不平等的机制。

财富不成比例地涌向极少数成功的创始人和基金合伙人，而湾区令人瞠目的贫富差距，正是这种投资模式在社会层面的直接投射。

全球TOP 10的顶级富豪，为什么一半都要“挤”在这个地方？

旧金山街头随处可见的流浪汉街景，这里大概有8000多人无家可归街头露宿

03.

人才的“高密度”与“高流动性”

Talent Density&Velocity

学者安娜李·萨克森尼安在其经典著作《区域优势》中早已指出，硅谷的开放网络结构是其战胜波士顿128号公路封闭等级结构的关键。

在这里，知识通过人才的频繁跳槽而在公司之间迅速“溢出”。一家公司的失败，其团队和经验会迅速被生态系统重新吸收，形成新的创新组合。所谓的“仙童之子”（Fairchildren）和“PayPal黑手党”（PayPal Mafia）都是这种高效“人才循环”（Brain Circulation）机制的完美例证。

也意味着员工与公司之间缺乏长期的忠诚和承诺。

领英创始人里德·霍夫曼提出的“联盟”（The Alliance）雇佣理念，即员工与公司只是为了完成特定“任务期”（tour of duty）而结盟，硅谷的工程师们如同现代的“雇佣军”，忠于自己的技能和项目，而非组织，这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了极度的工作不安全感、高强度的内部竞争和普遍的职业倦怠（burnout），磨损了个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04.

拥抱失败的文化与制度保障

Culture of Failure&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拥抱失败”在硅谷不只是一句口号。

文化上，一次创业失败的经历往往被视为宝贵的财富，而非职业生涯的污点。

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保障。

加州法律明确禁止“竞业禁止协议”（non-compete clauses），这意味着员工可以自由地离开一家公司，加入竞争对手或创办自己的公司。这一项看似简单的法律规定，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溢出和人才的流动，是维持生态系统活力的关键制度设计，却常常被其他地区的模仿者所忽略。

但对失败的过度宽容，

在某些情况下演变成了对浮夸、欺骗甚至欺诈的默许。

创业者被鼓励去描绘一个宏大到不切实际的愿景，然后“假装直到你成功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这种例子在硅谷非常多见。

05.

“大公司”与“小作坊”的共生生态

The Symbiotic Ecosystem

人们常常看到硅谷巨头对初创公司的“扼杀”，

但另一面，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共生关系。

大公司是顶尖人才的“黄埔军校”，为整个生态系统培养和筛选人才。

同时，它们也是初创公司最理想的退出渠道（通过并购），为风险资本提供了流动性，并将资本重新注入生态系统。

一个成功的公司，如PayPal，其早期员工在公司被收购后，又成为了新一代的创业者（创办了LinkedIn,Yelp,YouTube等）和天使投资人，反过来哺育了整个生态系统。

不过，这种共生关系在近年来日益失衡。

科技巨头们利用其市场地位和资本优势，在其核心业务周围创造了一个“扼杀地带”（Kill Zone）。

尤其是在AI时代，

昂贵的算力几乎让这成为了一个巨头才能玩得起的游戏。

06.

持续的全球开放性

Relentless Global Openness

硅谷的成功，本质上是全球顶尖头脑汇集的成功。

据统计，超过一半的美国“独角兽”公司至少有一位移民创始人。

从英特尔的安迪·格鲁夫（匈牙利移民）到谷歌的谢尔盖·布林（俄罗斯移民），再到英伟达的黄仁勋（中国台湾移民），移民精神是硅谷创新活力的不竭源泉。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持续不断地吸引着全球最聪明、最大胆的追梦者，维持着其无与伦比的人才密度。

但这种持续的、高强度的全球人才虹吸，对本地社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大量高收入的科技从业者涌入，与本地有限的住房和基础设施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天文数字般的房价、令人绝望的交通拥堵和社区的士绅化。

硅谷的全球成功，与其本地的社会危机，

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硅谷坐标”

当我们将其置于全球创新中心的竞争棋盘上进行比较，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清它的独特性与局限性。全球创新正从“硅谷中心”的单极格局，演变为一个多极、网络化的新格局。

1.历史的镜像：

波士顿128号公路

128号公路是理解硅谷的最佳“反面教材”。

它拥有同样顶尖的大学（MIT、哈佛）和早期的技术优势，但在从小型机到个人电脑的转型中彻底失败。

其根源在于文化和结构的封闭性。

这里的公司（如DEC）是垂直整合的堡垒，知识和人才被禁锢在公司内部。

严格执行的竞业禁止协议阻碍了人才流动，而保守的银行文化也远不如硅谷VC那样愿意为初创企业承担风险。当这些大公司巨轮撞上冰山时，整个地区的生态系统随之沉没，未能像硅谷那样，由无数艘灵活的小艇（初创公司）继续航行。

2.硬件的孪生：

中国深圳

深圳在过去三十年里上演了另一场创新奇迹，成为了全球公认的“硬件硅谷”。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国家资本主义+敏捷硬件生态”。

强大的政府规划和投资，结合华强北世界级的元器件供应链和无与伦比的制造能力，使得深圳在硬件产品的原型设计和规模化生产上拥有惊人的速度优势。

然而，深圳的挑战在于

软件生态、原创基础科学和真正的全球化文化。

3.精兵的摇篮：

以色列特拉维夫（硅溪）

以色列以“创业国度”闻名，其创新密度世界领先。

其成功的核心在于一个独特的“军队-大学-创业”人才输送链。

以色列国防军的精英技术单位，如“8200部队”，成为了年轻人的“创业军校”，他们在服役期间处理真实世界中最尖端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分析挑战，退役后便带着技术、经验和战友网络直接进入创业领域。

这使得以色列在网络安全、金融科技等垂直领域形成了“专精”的全球优势。但其局限性在于国内市场狭小，以及难以诞生平台级的、面向全球消费者的巨头公司。

硅谷6大

反常识的智慧

硅谷的历史，为全球所有致力于构建创新生态的城市和地区的建设者们，提供了一本充满“反常识”智慧的行动手册。

1

首要的智慧，

是学会拥抱波动性。

这意味着政府决策者需要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思维转变：

目标不应是追求“持续稳定的就业增长”，

而应是打造一个

“在剧烈波动中保持长期活力的反脆弱系统”。

在这种认知下，繁荣期不再是沾沾自喜的理由，而是抑制资产泡沫、将超额收益投入到教育、基础科研和公共设施等长期项目中的最佳窗口。同样，衰退期也不应被视为失败，而是需要果断出手、通过公共研发资金和人才补贴等方式保护创新“火种”的关键时刻，以防止核心人才的永久性流失。

自然引出了第二个反常识的原则：

文化先行，而非建筑。

你真正的任务是培育一片创新的土壤，而非移植几棵看似茁壮的大树。

对于城市规划者而言，这意味着预算的优先级应当从建设宏伟空旷的科技园区，转向投资那些能促进人与人之间非正式交流的“软性”基础设施。

这包括积极支持更多充满活力的独立咖啡馆、功能多样的共享办公空间、自发组织的技术社群（Meetup）活动，以及精心设计那些适合步行、功能混合的社区，让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人们能够在街角“不期而遇”，在思想的碰撞中点燃创新的火花。

正是第三个常识(原则)——

人才的自由流动

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系统性地拆除那些阻碍人才流动的无形之墙——从法律、文化到城市规划各个层面——

在法律层面，废除或严格限制“竞业禁止协议”是构建开放生态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在文化层面，需要鼓励大公司和机构采纳更灵活的雇佣关系，例如领英创始人里德·霍夫曼所倡导的“联盟”理念，允许员工将职业生涯视为一系列在不同组织间转换角色的“任务期”，从而加速知识的传播与融合。

而在物理的城市规划层面，则要通过高效的公共交通网络，将大学、研究机构、创业孵化器和成熟公司紧密连接起来，从根本上降低跨界交流的时间与空间成本。

一些关键人物扮演着“超级节点”的至关重要角色。

你需要识别并支持生态系统中的这些关键人物。

他们是那些拥有广泛人脉、乐于分享资源和信息的资深天使投资人、连续创业者或大学教授。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离不开这些“连接器”。因此，政府和机构应当设立专项基金或荣誉项目，去主动识别、赋能并激励这些超级节点，让他们能够更有效地编织社区网络，成为知识与机会的传递中枢。

需要避免“单一冠军”陷阱。

我们需要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宏观健康。

对于投资促进机构而言，评估一个地区创新生态的健康度，绝不应只看引进了多少家巨头公司或诞生了多少只“独角兽”。

更重要的，是关注那些更多元的指标，例如初创公司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天使投资的活跃度，以及中小企业获得风险投资的比例。

一个由少数巨头主导的生态系统是脆弱的，而一个充满“物种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则拥有更强的韧性和适应性。

这种对内部多样性的追求，

必须延伸至对外部世界的彻底开放。

而非内卷化。

在当今全球人才竞争激烈的背景下，被动等待是不够的，必须主动出击，拥抱全球化而非走向内卷化。

一个有远见的创新中心，应当在全球主要的人才聚集地（如顶尖大学或其他科技中心）设立“人才大使馆”或联络处，主动举办活动、宣传本地优势、提供一站式的落地服务，像“星探”一样去发掘和吸引全球范围内的顶尖人才。

“50家聪明公司”，在静安“老厂房”公布！

6

最后，也是最能体现长期主义智慧的一点，

是学会在热潮中为未来的“冬天”做准备。

对于大学和研究机构而言，这意味着在当前AI应用和工程化一片火热之时，更需要将宝贵的资源投向那些不确定性高、非共识、需要长期耕耘的基础研究领域。

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下一个技术浪潮的种子，

往往就孕育于上一轮浪潮最喧嚣时期的冷板凳之上。

永恒的演化

其实，“硅谷已死”的叙事，更像一声警钟，在每一个自满的时刻敲响，迫使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进行痛苦但必要的自我审视与革新。

它通过周期性的“死亡”，

完成了新陈代谢，

实现了永恒的演化。

而硅谷的未来，不在于它能否“保持原样”，而在于它能否成功地完成下一次，或许是迄今为止最艰难的一次“形态进化”——

从一个地理上高度集中的“硅谷”，演化为一个功能上更加分布式、与全球深度融合、并能与本地社会和自然环境达成和解的“硅网络”（Silicon Network）。

历史的韧性并不能保证未来的永生。

硅谷的下一场复活，将不仅仅是技术和商业模式的胜利，更将是对人类社会协作能力、制度创新能力和与我们所处星球和谐共存能力的一次终极考验。

而它的故事，

也将继续为我们理解创新、社会与未来，

提供最深刻的启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跑步有毒 ，作者：跑步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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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素来不喜欢吃腊八粥、月饼、粽子这类来自中国传统节日的特色食物，直到两年前来到美国后。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腊月初八，作为迎接中国农历新年的“入门”仪式——过了腊八就是年——人们自然是应该吃腊八粥的。

前一天，老爸就发微信问我：

“明天腊月八，该吃腊八粥，看过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没有，里面把上侠客岛喝腊八粥写得那么引人入胜！”

我当然全无概念，于是做了一番搜索。

书中说，江湖传闻这粥里藏着剧毒，过去三十年里，所有受邀前往喝粥的高手，无一人能生还，就是一个诱骗武林精英自投罗网的圈套。

书里描述这碗粥，呈深绿色，气味怪异，有的闻起来微觉辛辣，有的则带有一股浓郁的草木之气。

“只见热粥蒸气上冒，兀自在一个个气泡从粥底钻将上来，一碗粥尽作深绿之色，瞧上去说不出的诡异。本来腊八粥内所和的是红枣、莲子、茨实、龙眼干、赤豆之类，但眼前粥中所和之物却菜不像菜，草不像草，有些似是切成细粒的树根，有些似是压成扁片的木薯，气味极浓。群雄均知，毒物大都呈青绿之色，这一碗粥深绿如此，只映得人面俱碧，药气刺鼻，其毒可知。”

当石破天抵达侠客岛时，腊八粥的神秘面纱才被揭开。它其实是两位岛主用岛上珍稀药材熬制而成的。“断肠蚀骨腐心草”每十年才开一次花，花朵具有极强的增益内力的功效，但必须在开花后的极短时间内入粥熬制，否则药性全失。再佐以多种珍稀草药，修习内功之人喝了，能大增内力。

石破天因饥饿难耐，一口气把粥喝光，只觉得“药气刺鼻，入口却甜甜的，并不难吃”，然后又去接别人不敢喝的粥继续喝，吓坏了在场群雄。

“喝粥无事”最终成为揭开侠客岛真相的一个关键转折，众人随后被带去见岛主、观看石壁武学，正式进入后半部围绕石壁心经与武功奥秘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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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成都时，每年我还是有机会喝一次腊八粥的。那就是文殊院每年腊月初八的免费派粥，那是成都人的新年福气。记忆中连续两年，我都翘班，在临近中午时，和两位好友去文殊院，加入长蛇阵般的队伍，在寒风中耐心等待，大家缩着脖子呵着气，不时踮脚望望前方队伍，眼里充满期待。

队伍前进得很快，不过半个多小时，就从义工手中捧过一小碗热气腾腾的粥，手心瞬间就暖暖的，热气顺着指尖传到心里，比任何昂贵的餐厅都让人踏实。粥里是红豆、黑米、花生、红枣、核桃等，熬得稀稀和和（四川话，意思是水多料少），我们几个头碰着头，满心欢喜地喝下肚。

而且，文殊院很是讲究，以前是不会用一次性的纸碗或塑料碗来节省成本的。我去两次都领到的是瓷碗，喝完粥带碗回家继续使用，很是开心。

成都人喜欢这种烟火气，再长的排队也乐在其中，为的是感受无数人在一起、热气腾腾的市井温暖。

文殊院素来注重宣传自己。据说，每年院里会准备数十万份腊八粥，不仅在寺内派发，还会送到敬老院、环卫工人手中。

文殊院自称是“千僧熬制”，虽然夸张了点，但确实需要大量的志愿者和僧人提前数天准备食材。文殊院的粥以“料足、味糯、不加糖也清甜”著称。

在佛教中，腊八粥据说是为了纪念佛陀成道。对于成都市民来说，喝了这碗粥，才算真正开始进入新年的倒计时。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保留一点老祖宗的节气传统，也是一种不错的仪式感。当然，人们也想讨个好彩头。所谓“喝了腊八粥，来年万事周（圆满）”。

当然，除了文殊院，全国很多古刹，比如杭州灵隐寺、北京雍和宫也都有派粥的习俗。

我怀念的，可能不止是那一碗免费的腊八粥，而是与朋友相处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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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喝了腊八粥能让人脱胎换骨，或者让忆起美好，不妨做一锅、来一碗吧。

老妈问我：没有腊肉你咋个做腊八粥？

谁说腊八粥一定要站咸党？今年我投票给甜党。

我过去之所以不喜吃腊八粥，是因为我不能接受它咸乎乎、黏糊糊的口感，以及里面各种豆子和我讨厌的胡萝卜（现在回忆起来，我小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喜欢吃的东西）。

而且，在国内时，这些节日食物有点像是节日打卡，非吃不可，累赘。但在大洋彼岸，这碗粥竟然成了我与那个遥远家乡实实在在的链接。

我做饭的原则是就地取材、有啥用啥、无纪律无原则。糯米是做醪糟没用完的，小米、高粱米、三色藜麦是平时做饭常备，斑豆是从学校领的，花生是家里本就有的，红枣、枸杞是平时给娃熬银耳羹的，没有葡萄干，就来点蔓越莓干。

没有红豆、绿豆、黑豆又何妨？反正无法还原正宗腊八粥，不如学学石破天，来个“乱炖风”，他喝出了内功，我要喝出自由随性。

于是泡上豆子和花生，洗好各种米和配料，倒进北美神锅Instant Pot，不加任何糖，睡前预约好6小时后的Porridge功能，万事俱备，只待开锅。

早上起来，雪没下了，粥已熬好。这浓浓郁郁的一锅，仿佛是冬天给我的第一份最好祝福。这碗腊八粥有着一种自然的甜味，而且因为有了高粱米和黎麦，口感很独特，不是完全的软烂，细品会感觉到有细微的弹性在里面。

得意洋洋地，我把我的腊八粥照片发给老妈，老妈则发来她万年不变的咸腊八粥的照片，照例是腊肉、一把黄豆，一把黑豆，一把红豆，胡萝卜+白萝卜，还是我小时候吃的那碗粥。

我发给老爸，并想向他炫耀“看，多么丰富的配方”时，他评价说：弄（得）过于复杂了。

这一锅，正好装成三碗。

我盛出一碗，用小纸片写上全部的配料，以及腊八节的一句话简介，让儿子送去给楼下的邻居，送去一点东方的神秘与祝福。

第二碗给儿子当早餐，他顾不上吃煎蛋，先来一口粥——好吃！不知是真好吃，还是这小子为了哄我开心。

最后一碗留给我自己，在异乡的晨光中寻找慰藉，与童年握手言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所有的鱼 ，作者：Uyama

1980～1990年代，电子游戏来到了一个制作人中心制的黄金时期，许多如今广为人知的游戏系列：《马里奥》《最终幻想》《生化危机》等在那个阶段诞生，许多如今广为人知的游戏制作人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角。小岛秀夫是在那个时代涌现出的杰出制作人之一，也是其中最独特的一位。他的独特既在于他所做到的成就：将游戏与电影化叙事结合；开创别出心裁的潜行类玩法；并且在游戏中融入超前的视角和观点。

也在于他本人所扮演的角色：成长中所接收的左翼思潮，影响了他对世界应该是怎样的认知，这种认知投射到作品中，东方与西方两种文化观念在他的作品中交织合奏。

顺着时代的潮流，小岛秀夫成为一位明星制作人。他的游戏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相较于宫本茂、樱井政博一派以游戏乐趣和可玩性为设计基石，他更善于、也乐于将自己对世界的思考倾注于作品中。

经历了多年的游戏开发生涯，也经历了与Konami公司的决裂并再次组建工作室，再一次站上游戏领域的顶点，小岛秀夫的游戏始终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的世界将向何处去？

2025年，《死亡搁浅2：冥滩之上》发布，他依然在努力回答这一个没有答案，无人能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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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推移的镜头掠过南加州墨西哥边境的荒原、枯树和风车，Woodkid的《Minus Sixty One》响起悠扬的旋律，日语童声合唱团复诵着一串串密语般的数字，黑色的蝠鲼在空中展翅，蜿蜒的山脊爬向远方。《死亡搁浅2：冥滩之上》是这样开始的。

在传奇配送员Sam的步伐中，玩家奔向荒野。故事承接在《死亡搁浅1》之后，在第一部里，独立派送员Sam接到了来自UCA（假想美国）的派送请求，他横跨美国大陆，联通所有末日幸存者结点。他阻止了试图加速末日的Higgs的阴谋，选择用和平的方式拥抱灭绝体，阻止了世界末日提前到来，让末日安守在人类文明的终点静静等待。

到了第二部，Sam已经脱离了UCA，又一次恢复独立身份。他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也就是在第一部的结局里救下来的婴儿Lou。但安稳的日子被打破，他再次收到老朋友Fragile的请求，Fragile成立的外包货运公司Drawbridge要求他将联结拓展至墨西哥和澳大利亚，同时阻止神秘组织澳洲大陆未经授权的武器扩散行动。

在两部游戏中，除了明线之外，暗线故事都与某个主要角色的身世有关，在第一部中，Sam发掘出了自己的身世，第二部则发掘出了他女儿的身世。

游戏主要的玩法是战斗、潜行、建造公路等基础设施，以及最重要的送货。就像现实世界一样，不同的送货订单有不同的寄收方、不同的体量和送货要求（比如【易碎】【必须平放】【限时派送】）。除了常见的荒野地形外，Sam还会遇到丘陵、溪流、沙漠、雪山等需要携带徒步和攀登道具才能应对的复杂地形。当然还会遇到抢劫货物的米尔人和会对接近者发起攻击的搁浅体BT，根据游戏的设定，这些搁浅体都是死亡后无法通过冥滩进而搁浅在生与死的边界当中的生物灵魂。

游戏用各种方式来营造后末日环境中的孤独感。比如小岛秀夫基本上省略了对话的功能，玩家与NPC的交流大部分通过“社交网络”和“点赞”来实现。同时，玩家可以通过异步联网收到其他玩家赠送的道具，使用其他玩家建造的设施，但无法实时互动，也无法互相发送信息。

也就是说，在剧情动画之外，玩家一直就是孤身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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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亡搁浅1&2》中，小岛秀夫分别引用了两段话，在第一部里，这段话出现在游戏开头：

绳子和棍棒，是人类最早的工具。棍棒可以抵挡麻烦，绳子可以把好东西收归身边；它们是人类最早的朋友，也皆由我们创造。有人的地方，一定也有绳子和棍棒。

在第二部里，这段话出现在结尾：

尽管未来是当下每一刻的产物，明日依然不属于今日。活着就是想象未来的自己。我们终将抵达未来。然而，我们未必能在那未来成为想象中的自己。

这两段话都出自同一位文学家安部公房之手。安部公房是著名的反战和平主义者，在二战后他一度加入日本共产党，在1956年曾作为党代表前往东欧参加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但在1961年，他因反对共产党的文化政策而被强制开除党籍。几年后，曲折探索时期他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和石川淳联合发布了一则声明，反对邻国对文艺工作者的残酷折磨，认为文艺作品应该超出意识形态范畴，此声明后，安部公房几乎不再参与政治活动。

选用这样一位文人的文字，不可能是无心的。与安部公房一样，小岛秀夫也饱受左翼思潮的影响，反战一直是他的作品中最常谈论的议题，也是第一部《死亡搁浅》的主题。

《死亡搁浅》是小岛秀夫在与Konami分道扬镳后产出的第一部作品。在《死亡搁浅》中，小岛秀夫虚构了一个世界观和一种名为“死亡搁浅”的现象，关于这个世界的基础，游戏文本是这样解释的：

埃及人认为人类由两种元素组成：“赫”和“卡”。分别代表肉身和灵魂。许多文本对它们的本质进行了非常详细的阐述，但下面这种解释可能最为简单明了：胎儿在母亲子宫里获得了灵魂，肉身便活了，而人在死亡时，灵魂便脱离肉身。所以说，肉身只是一个容器。只要灵魂回到肉身里，便会恢复生命。

这正是人们在濒死体验中观察到的现象：灵魂与肉身短暂分离。埃及人认为，死亡并不是瞬间的状态变化，而是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灵魂从一个世界转移至另一个世界。但死亡搁浅使这一过程彻底发生改变。通常情况下，当死亡发生时，灵魂会脱离肉身，经过冥滩边界进入冥滩，然后才能前往亡者世界，但死亡搁浅发生后，已经到达冥滩边界的灵魂，会尝试回到人类世界的肉身中。

这种试图重返人类世界的亡魂被命名为BT（Beached Thing，意为“搁浅体”），它们与人类接触时会引发名为“虚空噬灭”的爆炸。在“死亡搁浅”刚发生时，世界很快陷入混乱：

当时发生了一连串的大爆炸。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全球范围内同时发生了多起大爆炸。全球通讯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但我们还是尽力抢救了一些设备，并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的情况看起来并没有很糟糕，起码比现在的情况好得多.....

最开始，政府以为整个事件是恐怖袭击，毕竟那个时候恐怖袭击司空见惯。但很快，人们便发现事情没这么简单。爆炸留下的坑洞很奇怪，既没有碎石，甚至连灰尘都没有。所以，科学家就排除了陨石撞击的可能。后来在坑洞周围检测到中子辐射和阿尔法射线...但我们知道这不是核爆炸。我们检测到一种从未见过的粒子，也就是开罗尔物质，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名字。

我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研究，但每次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这些爆炸属于湮灭事件。就在那个时候，开罗尔云开始形成，之后，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通讯全部彻底中断.....

“死亡搁浅”发生后，人类社会日常的生产生活被彻底扰乱。科学家对这种现象展开了各种研究，之后若干年才相继了解了“冥滩”“时间雨”“BT”和“遣返者”等概念，它们是理解这部游戏的核心概念。

时间雨：

时间雨现象第一次是伴随着死亡搁浅出现的。任何物体或生物，一旦沾上时间雨，其时间流逝就会变快，接着时间雨马上就会变成普通雨水。

遣返者：

我在几篇旧报告里读到一种拥有特殊能力的人，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遣返者”....我们都知道，当人与BT接触时，会触发虚空噬灭，类似于物理学家所说的“湮灭事件”。······但是，遣返者触发的虚空噬灭只会留下较小的坑洞。

······在遣返者触发的虚空噬灭中，能量流失更大。而遣返者如何做到在虚空噬灭中毫发无损，则是一个更大的谜题。在我亲自研究遣返者的身体前，我不会对这个现象发表任何看法。

一个有名的遣返者名叫山姆·斯特兰德，是布里吉斯第远征队的前成员。他在几年前脱离组织，之后成了一名派送员，东奔西走地讨生活。他对于我们了解冥滩和死亡搁浅的本质，将起到关键作用。

山姆是这个游戏的主角，所有事件都是在他的视角下展开的。由于他既是一名遣返者，并且拥有能感知BT的杜姆斯，因此在末世中成为开拓人类疆土，联结各个据点的重要角色。游戏中山姆的任务就是清除类似土匪的米尔人和神出鬼没的BT，建设基建，连通整片大陆。用“绳结”联结末日中绝望的人们，重新建立后末日的人类文明，同时用闪回的剧情来反思战争的遗毒，思考死亡搁浅的爆发背后的暴力诱因。

并且灾后重建不止停留于物理层面，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为了重新构建社会生机，需要新的文化种子：

还有一种很特殊的人，一种会对布里吉斯非常有用的人。这种人叫做卢登斯人，或者叫游戏之人。这种人有意无意地就能将身边的人团结起来，他们能够利用富含寓意的游戏，而不是暴力或法规，来创造文化，改变周围环境。

《死亡搁浅》系列是小岛秀夫对末世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为的是演绎在人类穷途末路时，这种关于游戏、联结与和平的理念能否发挥作用，能否唤起人类的政治经验中的良知和共识，能否借此重建社会。

这个思路与小岛秀夫此前的《合金装备》（Metal Gear&Metal Gear Solid）系列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照。在《合金装备》系列中，小岛秀夫就逐个论述了从后冷战时代至网络时代的大量文化议题，从热核战争到文化迷因无所不包，但它的世界观背景依然停留于末日前。也就是说，《合金装备》和《死亡搁浅》是以末日为分割线的两种思考面向，前者着重于人类将如何阻止末日发生，后者着重于末日后人类文明如何延续。

小岛秀夫是一个严谨的游戏制作人，他的严谨不仅停留于表层上：故事如何自洽，人物弧光如何完整；而是更内在的，游戏中的元素如何被一个逻辑闭环的思维网络所编排和统一，这些元素如何、又在何种载体上被演绎。（有时他甚至会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

或许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严丝合缝的设计，目的是贯彻小岛秀夫的游戏设计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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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搁浅》的游戏哲学可以概括为一种高度信息化的建构主义。

整个游戏都是围绕信息建造的：从世界观到游戏中的各种系统、再细致到人物的状态信息、点赞的样式甚至一部分剧情，呈现出的效果都近似一种人机交互体验。仿佛整个游戏是一个巨大的信息集成系统，而玩家是在系统中用各种路线来遍历不同文件夹的信息收集者。在这种设计哲学的灌溉下，游戏中的文字和语言自然而然更近似于一种信息载体而非情感表达的媒介。这种设计风格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在游戏界面的设计上——它就像与一个庞大的操作系统配套的精密操作台。

在《死亡搁浅》里，一切都是可量化的，或者说被做成了一种可量化的对象：货物的尺寸从S到XXL，不同遗失物有与之对应的回报点赞数，基建修筑时投入的材料类别和数量，象征与NPC亲密度的每个连接节点的星级，凡此种种。

更重要的，是这种量化的理念如何体现了小岛秀夫对未来的想象？在小岛秀夫的构想中，未来意味着高度自动化和数字化，与精确量化高度绑定，这种想象从《合金装备》系列一路延续至今。游戏中的空间总是伴随着功能主义建筑、无人的荒野和军事行动基地，所有的生存据点都是同一种风格，并且几乎不存在人文图景——或许在末世谈论人文太奢侈了——这让大部分场景都十分单一且高效。

同时，几乎所有事件都被框定在政府机构、公司、民间组织、社交网络等系统之间，系统又靠信息传递串联。人与陌生人之间的交流几乎依赖于全息投影和网络帖子。送货在这里反而成了特殊情况，这是游戏中玩家少有的与实体的物打交道的时刻。但你依旧可以将维护货物完整，确保顺利送达，扩展网络这一连串行为，视为一次面对信息指令的资源调度反馈。可回收材料、3D打印建造、开罗尔带宽，一切都是信息上传下载的具像化。

在高度数字化的未来图景中，传统送货员扮演的是人类在完成自动化建设前最后的能动性。主角山姆可以偏离预定路线，作为信息荒原的拓荒者，要为网络搭建铲除潜在威胁，要做好资源与路径规划。而在网络接通后，玩家将与数以万计的信息节点联通，即便是异步网络，它依旧会像模型训练一样在多次迭代后完成拟合，网络会呈现出一个接近最优的解决方案。当玩家在整套系统搭建完成后，也是他从建造者的角色中脱身的时候，说得残酷点，实际上就是人类的能动性失去容身之所的时候。

秩序井然。这是小岛秀夫对未来的理解，也是他对控制的理解。控制仰赖连接，连接仰赖基建，基建仰赖信息。这也并不意外，他的公司位于东京港区，楼下就是全球最繁忙的地铁线路之一“山手线”的发车点品川站。而山手线作为东京都地铁网络的主动脉，最能体现日本人在建造一个复杂而精密的系统时所能付出的热情、耐心和资源，同样地，也能反映他们有多大程度能成为精密系统的一部分。

这些对系统和信息的理解，为小岛秀夫在游戏这张巨大的文化版图中划定了位置。的确，他是电影化叙事的祖师爷，是潜行类游戏的开创者，是在游戏中敢于融入超前观念的大师，这些都不假。但我更想说明的是，这么久以来，他有意无意间在游戏中暴露出的，还有对信息的极度信任。

这种信任不只体现在信息的正向价值——即它能建造什么上，还体现在它能毁灭什么上。在《合金装备》阶段，小岛秀夫游戏的主要议题是冷战背景下对现代战争和军事力量的影响，在这个阶段，谍报战是故事的主轴。但战争只是表层，系列作品的主题更能体现他想讨论的核心问题：“基因”“迷因”“环境”“感知”（MGSI～IV），玩家往返于一个又一个阴谋之间，试图为残酷的战争世界找到一条出路的同时，也揭露了生物信息、文化信息、成长环境和后天刺激如何型塑个体、世界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MGSII自由之子》中，小岛秀夫对信息世界发出了犀利的批判：或许核战争对物质世界的毁灭，是可以通过不同政治力量的制衡来避免的，但信息茧房和后真相早就开始渐进地侵蚀信息世界。末日的到来无声且缓慢——就像T·S·艾略特的诗所述的——只是一声呜咽。

到了《死亡搁浅》，他开始思考战后与后末日的人类社会图景，重建成了故事的主轴，信息的力量开始为玩家所用。但这种重建无法将人类带回一个有机的社会，结点城和末日生存者依旧彼此孤立，连接是物理层面的，是信息层面的，唯独不是社会意义上的。

假如一片大陆的社会关系仅用物流网络和社交网络维系，那么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被瓦解了。BT、虚空噬灭和时间雨的威胁已经让人类社会陷入彻底的原子化。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我们也可以在他的作品里看到与赛博朋克的异曲同工之处。《神经漫游者》里，数字牛仔在网络世界中寻找解法，黑客驾驭电子病毒与防火墙程序展开攻防，跨国资本的背后是意图统御一切的人工智能，女杀手、上传意识和饱受精神创伤的前军官与主角的关系都只是暂时的。是不是感觉很眼熟？山姆——凯斯；芙拉吉尔——茉莉；偶人——平线；APAS、UCA——冬寂，它们实际上是一回事。

只是，可能在赛博朋克世界里，有机社会的结构还能残存于地下帮派和黑市中，但在《死亡搁浅》的世界里，这一点烂肉也被割除了。武器扩散组织依靠类似的信息网络行动，极端武装分子也只是一群散兵游勇。时间风化了一切，无论光滑或粗粝、坚硬或柔软，一切都是无色无味且无机的。

信息能重建一切，但原子化是不可逆的。

4

一个更“建制”的思考者或许会认为，修复世界的首要任务是重新设计一套合理的组织制度框架，并让这个框架更符合大众利益，这样我们才能在秩序中继续前进。而一个更相信自由社群的人或许会提出，我们有时也不得不依赖更游离也无法预知和控制的个体自发性，以及那些无法被制度所框定的情感——哪怕这些情感纽带常常被视为是脆弱的。

在《死亡搁浅2》的最后，人类有与庞大的AI意识串融为一体的选择。组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意识，不仅意味着彻底规避死亡搁浅的威胁，还意味着消融差异，永恒存在。它既是对原子化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也是对人性的彻底抹煞。

当然主角们最后拒绝了这个选择。

保有人性的代价，就是原子化就会在这个世界里继续蔓延。在结尾动画中，大陆上送货的人类身影被奔驰的送货机器人取代，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坚持自己生活哲学的怪人和体质异于常人的超人在坚持——安全性与便捷性完全不如机器人的——人工送货；公路垮塌龟裂，爬满植物，轨道交通陷入荒废；人们或许不再需要，也不再能够远游。

在小岛秀夫看来，这就是我们抵达文明尽头的方式。从物种的角度，没有更好和更坏，一切都会依照发展规律不断更新，但或许正是这种绝对理性的思维方式，将人类导向了一个孤立的结局。

尽管在游戏结局，小岛秀夫留下了伏笔，重操父业的Lou即将扮演新一代送货员踏上新的旅程，但我们无法确定新的旅程将带来什么，拯救另一片孤立的大陆吗？还是让荒芜继续扩散？

这就是我所说的，小岛秀夫试图在回答一个无人能答的问题。小岛秀夫同时选择了制度和情感，并期待它们能携手达成一种平衡。或许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当下，我们有时只能把一切交给“明天”（Tomorrow，是游戏中Lou的另一个身份），并希望它能找到答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oB老人家 ，作者：王戴明

做ERP十几年，服务过几十家上市公司，其中不乏市值千亿的巨头。但是说一句得罪人的大实话：绝大多数国内企业，根本就用不好ERP。

他们可能都宣称ERP成功了，但真正达成立项目标的，可以说寥寥无几。

核心原因在于：中国少有真正的大企业，更多都是“规模很大的小企业”。

真正的大企业，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先进的管理模式，他们天然适配ERP，上ERP当然容易成功。

但中国很多所谓的大公司，不但缺乏竞争力，管理模式也很落后。他们不管买多先进的ERP，都像是给牛车安装宝马引擎——好看，但毫无意义。

举个例子，某上市公司有一个业务：负库存销售。

仓库里明明没货，却要强行卖给经销商，还得收款开票。没有哪一个先进ERP能支撑这种不规范的业务。

这种业务的本质是什么？是产品缺乏竞争力。为了抢占经销商资金、把销售数字做漂亮，只能逼着下游压货。

当一个企业的生存依赖于“不规范”的业务，那么强调“规范”的ERP反而会成为业务的“绊脚石”。

另外，ERP的灵魂是标准化，而中国企业的生存之道，恰恰是个性化。

以生产计划（MPS）为例，先进制造的核心是“稳定”。只有计划稳了，供应商和车间才能高效协同，供应链才能避免“牛鞭效应”，保持较低的库存水平。

但很多企业因为产品没竞争力，为了留住客户，只能无底线地接受紧急插单。

在这种频繁“变脸”的业务面前，再牛的ERP也管不好供应链，最后只能沦为一个昂贵的电子记账本。

那既然ERP这么难，为什么这么多企业还在上？

因为ERP能满足管理层的掌控欲，让他们有安全感，也让企业看起来更加先进和标准化。

但是，表面“标准化”了，真实业务仍然需要“个性化”，两者之间的鸿沟，理论上可以依靠二次开发来填平，即把ERP定制得更贴近企业的实际情况。

但是在中国，相比于廉价的一线员工，程序员仍然太贵了。结果就是：用廉价的一线员工来填平鸿沟，就成为了最佳解决方案。

这就是为什么，看起来高大上的ERP，背后实际上是无数的手工导数、对账和补单。

这就是中国ERP的真相：很多ERP项目，似乎成功了，但似乎又失败了。

没人算得清，也没人敢去算：这几百万砸下去到底值不值。

很多企业的ERP一用就是十几年，哪怕问题再多，也不愿去换。除非厂商不维护了，或者为了信创要求，才极不情愿地升个级，或者换个牌子。

因为他们明白，换什么ERP，结果都一样。

说到底，用不好ERP，跟软件本身没啥关系。

如果一家公司的底色是混乱，ERP带来的只会是“更高成本的混乱”。

如果业务本身是团乱麻，上ERP不过是给它镶了道金边罢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简写2019 ，作者：余子申

AI把供给推到了近乎无限：文章、脚本、设计稿、分析、方案，你描述一下需求，几秒钟就能得到一份“看起来很完整”的结果。

真正的变化不在“能不能产出”，而在“产出是否可信”。因为在AI时代，错误往往不是确定性的，而是概率性的；更麻烦的是，它经常以半真半假的形态出现。

所以我越来越确定一个判断：AI时代，人人都是质检。这里的“质检”不是挑刺，而是“放行责任”：什么能直接用，什么必须复核，什么必须拦截，决定权回到人手里。

1）最危险的不是“全错”，而是“半真半假”

AI最可怕的失败模式，往往不是胡说八道，而是：

细节很多、结构很顺、语气很专业；

其中一部分事实可能确实正确；

但在关键的因果链条、边界条件、时间点、口径一致性、结论落点上悄悄偏一点点。

“全错”反而好识别，因为你会本能警惕；“半真半假”最难，因为它通过了人的第一道筛选：读起来顺、像那么回事、细节足够多，于是就被直接放行。

这也是为什么质检在AI时代会从“可选项”变成“基础设施”：供给越大，半真半假的混入概率就越高；你不设关口，系统就会被概率事件击穿。

2）张文宏的案例：核心不是反对AI，而是强调“质检能力”的稀缺

2026年1月的公开讨论中，张文宏谈到医疗AI时给出一个非常克制但很有穿透力的立场：他表示在其所在医院拒绝把AI引入电子病历系统。

他的逻辑并不是“AI没用”，恰恰相反——他明确承认自己会使用AI，让它“先看一遍”，但资深医生能凭经验快速识别错误；他真正担忧的是：如果年轻医生在训练阶段就借助AI直接得到结论，培养路径会被改变，未来可能缺乏鉴别AI正误的能力。

这句话抽象出来，其实是在讲一个更普遍的结构：

AI让“答案”变得廉价，但“判断力/质检能力”依然稀缺；当质检能力不足时，半真半假最容易直接进入高风险系统。

3）供给无限时，质检目标可以从“单篇完美”转向“挑能用的”

很多人一听“质检”，默认目标是把每一份输出都修到可用。但在供给几乎无限的前提下，很多场景更优的策略反而是：

批量生成候选，然后挑能用的；不能用的就快速pass。

这套策略成立有两个硬条件：

可用率不低于阈值（例如80%）：低于这个水平，挑选成本会反噬效率。

质检成本足够低：你能用很快的方式判断“能不能放行”，而不是每一份都要深度审阅。

一旦满足这两个条件，追求“所有东西都能用”就不划算了。更好的做法是：把时间从“修补每一件”抽出来，投入到更高价值的部分：更好的选题判断、更可靠的事实核验、更清晰的结构、更强的表达、更好的产品化。

我曾经做过一套视频本地化翻译的工作流，体感非常强：当小语种的可用率稳定在90%左右时，最优解往往不是继续追100%。因为从90%到100%的那10%，通常是最贵、最难、最不值得自动化的部分。更合理的是“90%直接放行+10%快速人工处理”，整体吞吐量和交付稳定性反而更好。

这就是供给无限时代的一种现实主义：不追求零缺陷，追求高通过率的生产体系。

4）关键不是“用不用AI”，而是一开始就把质检写进系统里

如果还沿用旧思路——先让AI产出、再靠人兜底——规模一上来，你就会被质检吞没，变成不停擦屁股的编辑，而不是创造价值的人。

更可靠的做法，是在工作流设计的第一步就把质检当作系统结构：加入自动质检节点，提前过滤低成本错误，同时把人的精力留给高价值判断。

我理解的人机协同会发生两个变化：

变化A：加入自动质检节点，把低成本问题先拦住

例如对来源、时间点、数字口径、内部一致性做基础校验；对明显缺失边界条件、论证断裂的内容做拦截；对高风险场景设置更严格的“不可通过条件”。

自动质检的价值不在于“保证永远正确”，而在于：把人从低价值筛查里解放出来，让人的判断力只用在真正关键的地方。

变化B：人机分工从“人生产、AI辅助”变成“AI供给、人放行”

AI更像候选生成器与初级检验员；

人更像总质检与系统设计者：定义放行标准、决定哪里该严哪里该松、在关键节点承担放行责任，并把节约下来的时间投入到更高价值的事情上。

结尾：AI时代稀缺的不是内容，而是“可信的通过率”

供给几乎无限之后，真正稀缺的不是产出，而是可信的通过率。

会用AI只是产能；能把质检前置进系统、用自动节点降低不确定性、并重塑人机协同的分工方式，才是生产力。

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质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让AI在该快的地方快，让人在该判的时候判。

就在前几天大洋彼岸的特朗普一口气放出4张王炸，不少网友越看越奇怪，这配方怎么这么眼熟，一条条读下来怎么字里行间透着一股熟悉的东方神秘力量的味道？到底是懂王拿错剧本，还是东大智慧终于要被大洋对岸读懂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一个生物狗的科普小园 ，作者：Y博的科普园

印度出现尼帕感染暴发的新闻引发热议：

不少报道都着重强调了这种病毒“致死率极高”，看起来令人不寒而栗。这个判断本身并不算夸张：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尼帕病毒感染的病死率在40%—75%之间。正因为致死率高、又具备暴发潜力，尼帕病毒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重点关注的病原体名单。

但问题在于：对全球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华人来说，这个病毒其实并不用害怕。

它和你，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可预见的未来，都几乎不会产生交集。

特殊的自然宿主

尼帕病毒属于亨尼巴病毒属，这个属里最出名的两个成员，尼帕病毒和亨德拉病毒都以高致死率闻名。例如，人感染亨德拉病毒的病死率被认为可高达70%。

不过这两个病毒一直被限制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亨德拉病毒在澳大利亚，尼帕病毒在东南亚。

这是由于作为人畜共患病，尼帕病毒与亨德拉病毒的天然宿主是一类非常特殊的蝙蝠，这类蝙蝠的栖息范围，以及当地人的生活习惯，直接限制了两种致命病毒暴发潜力。

它们的自然宿主是狐蝠属的蝙蝠。狐蝠属是蝙蝠家族的巨人，有的体重能超1公斤，翼展破1.5米，加上一双大眼睛，就算不拉风，至少很吓人：

看这双眼睛，你说是不是有种看穿你灵魂的感觉：

人家长这么双大眼睛倒不是为了吓唬你，而是因为狐蝠属是蝙蝠中的奇葩，不会回声定位，大部分又是夜行性动物，不出交通事故全靠视力好。

别的蝙蝠鼻子大是用来回声定位，狐蝠这个技能点没加，长个大鼻子就模仿狗了：用嗅觉觅食。不过别看人家长得凶恶了点，基本只吃素，果实、花蜜是主食，偶尔吃点昆虫。

可就是这类看似无害的蝙蝠，是尼帕以及亨德拉病毒的自然宿主。下图整个蓝线框起来的就是狐蝠属的已知分布范围，也是理论上亨尼巴病毒属的风险区域：

生活习惯带来的风险

看这图会发现中国南方一些地方也有风险，可你看实际暴发过两种病毒感染的地方，范围小得多：亨德拉就是澳大利亚东岸，尼帕都在东南亚一带。

这又和两种病毒实际和人产生交集的方式有关。亨德拉病毒现在只在澳大利亚当地的狐蝠里被发现过，主要通过排泄物、体液感染马，人再通过与马的接触感染。

东南亚一带的狐蝠是尼帕病毒的天然宿主，它也是通过排泄物、体液等感染人或其它中间宿主。

而当地的一种食物成了尼帕病毒传播的高危因子：椰枣汁。

椰枣是一种原产于中东到中亚一带的棕榈，如今被引种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很多地方。

除了果实可以食用，从中东到东南亚，当地人还有收集椰枣树汁饮用的习惯：

不幸的是，这椰枣树汁，人爱喝，狐蝠也爱喝。由于收集树汁经常是割开树皮后接个敞口的罐子顺其自然，狐蝠就会乘没人的时候偷喝上一些，而且蝙蝠也不懂餐桌礼仪，喜欢又吃又拉，甚至边吃边拉。

这就导致生椰枣汁成了显著的尼帕病毒传染风险。加热可以杀死尼帕病毒的，可当地有吃生椰枣汁的习惯，使得泰国、印度等地过去20多年出现过几次尼帕暴发。

当然，还有其它传播方式，像尼帕病毒1998年最早被发现时，是马来西亚的养猪场，猪被感染了，再通过猪的排泄物、体液传播到人。而接触感染者的体液、排泄物，也能带来人传人。

只是，由于天然宿主分布的局限性以及传播依赖的行为特征，尼帕和亨德拉一样，自90年代被发现以来，都是特定区域偶尔暴发的疾病，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不在当地，不必担忧。

新型传染病的致死率

像尼帕、亨德拉这样的新型传染病往往以惊人的致死率引起公众恐惧。动辄50%，70%，很多人一看，这要是感染了不就大概率挂了吗。

可这恰恰也是很多新型传染病相关数据里，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地方：它们的病死率很可能不完整。

新型传染病往往出现在医疗条件并不发达的地区，缺医少药，就可以让预后变糟。

而且，新型传染病常遇到诊断不足的问题。有些人感染了没事，不会被收集到数据里，也会让病死率变得比实际水平吓人。

当然，尼帕病毒等新型传染病病原体仍然很危险，不应完全无视。只是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你所处的地理位置，拥有的生活条件，就决定了，这些疾病对你的直接威胁很小。

如果哪天你真的要去存在这些病毒感染风险的地方，那也只要行为上注意一点，别啥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吃——至少吃之前上网查一下，就可以了。

毕竟，这年头，饿死的概率很小，吃死的风险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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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186/s12985-025-02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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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19号商研社 ，编辑：周嘉宝，作者：李馨婷

工作日晚上9点，纽约时代广场的喜茶门店内，店员仍在忙碌。五分钟步行距离外，蜜雪冰城时代广场店的经典甜筒与多款果茶也已早早售罄，晚到的消费者只能抱憾离开。

在纽约工作的Alex发现，中国新茶饮品牌正在这座城市“攻城略地”。从Alex位于曼哈顿第八大道附近的住所出发，半小时步行范围内，分布着3家喜茶和1家蜜雪冰城。而在华人聚集的法拉盛，王子街上，喜茶、奈雪的茶、沪上阿姨等品牌的门店已并肩而立。

继2018年出海东南亚的浪潮后，2025年俨然成为新茶饮品牌集体“闯美”的元年。

来自中国的新茶饮品牌们相继落子纽约、洛杉矶、西雅图等美国核心城市。它们将在国内历练出的高强度竞争打法，复刻到了仍以珍珠奶茶为主流的美国市场。

这批由中国年轻人捧红的新茶饮品牌，跨越太平洋集体闯入由星巴克主导的咖啡国度，又将如何搅动这片市场？

喜茶纽约时代广场店。受访者供图。

纽约出现“奶茶一条街”

作为美国最大的华人社区，纽约法拉盛一直是中国餐饮出海的首选登陆点。2025年中国新茶饮的“闯美”潮，也从这里开始。

战局从一条街开始蔓延。自2024年4月喜茶和茉莉奶白率先入驻，到2025年沪上阿姨、奈雪的茶、茶话弄等品牌接连开业，法拉盛的王子街迅速聚集了多家新茶饮品牌，这也让王子街被当地华人称为“奶茶一条街”。

品牌的密集入驻，直接推高了核心区域的租赁成本。

纽约房产中介David观察到，疫情后的租金普涨与新茶饮品牌的集中入驻，法拉盛的租金水平也水涨船高。“奈雪的铺位月租约3万美元，沪上阿姨的月租在2万美元左右，”他表示，“新茶饮品牌在法拉盛开店的平均租金成本，明显高于纽约其他区域。”

从法拉盛出发，新茶饮品牌在过去一年快速向美国多个核心城市扩张。据时代财经不完全统计，截至1月19日，喜茶、茉莉奶白、沪上阿姨、霸王茶姬、奈雪的茶、茶百道、茶话弄、乐乐茶、蜜雪冰城9大新茶饮品牌均已在美国开店。其中，喜茶与茉莉奶白门店数量分别达到36家与16家。

蜜雪冰城纽约时代广场店。受访者供图。

这批新玩家闯入的，是一个仍被传统台式珍珠奶茶主导的市场。

和“神仙打架”的中国现制茶饮市场不同，美国茶饮市场尚未迈入新茶饮时代，头部品牌仍是贡茶、CoCo等深耕多年的台式奶茶品牌，产品以珍珠奶茶、布丁奶茶等基础款为主。

内地新茶饮品牌来势汹汹，最直观的冲击来自价格。在美国，贡茶等传统品牌，产品定价整体在4美元到8美元，属于中端水平。即便是平价品牌快可立（Quickly），产品价格区间也在3.39美元到4.99美元。

然而，蜜雪冰城则将国内“极致性价比”的定位复刻到了美国，产品定价仅在1.19美元至4.99美元。其售价1.19美元的招牌冰淇淋，售价仅是美国麦当劳冰淇淋（3.89美元一个）的约三分之一。

蜜雪冰城美国菜单。受访者供图。

产品多样，加上擅长营销，喜茶们形成了第二波攻势。

Alex向时代财经举例：传统品牌如贡茶仅推出一款抹茶饮品，而喜茶则设有单独的抹茶产品分栏，提供4款抹茶类产品。其中，艺人Lisa带火的“三倍厚抹”（售价7.99美元）更是成为网红款。更狠的是促销策略。在新品推广期，喜茶常推出“买一送一”的活动，优惠后单杯价格甚至低于快可立这类本地平价奶茶品牌。

旧金山一位单体奶茶店主告诉时代财经，喜茶、茉莉奶白开店的地方，周边奶茶店的客人会被大量分流，“新茶饮品牌的产品比本地的粉冲奶茶更创新，还能通过促销把价格打下来，这对本地的高端和低端连锁品牌冲击都挺明显的，没有特色的小商家就更难经营下去。”

“中国新茶饮品牌进军美国，对本地市场而言是一件好事。”北美iFly.vc创投基金创始合伙人沈瀚对时代财经说道。

沈瀚曾在2023年与2025年接连投资创立于美国加州的本土茶饮品牌“UMe Tea优米茶铺”。在他看来，美国茶饮市场正处在百花齐放的早期发展阶段。中国品牌的的进入，不仅丰富了消费者选择，也有助于加快对新茶饮这一品类的市场教育。

“各品牌还带来了更成熟的产品迭代能力、门店运营经验、供应链管理方式以及相关人才，从更长周期看，这股外部力量的注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本地品牌和从业者加快进化，促进行业竞争从单纯的开店扩张，逐步转向产品、体验与运营能力的综合比拼。”沈瀚分析道。

北美仍是硬骨头

新茶饮品牌集体涌向北美，本质是一场“战略转移”。对于中国品牌来说，曾经的出海天堂东南亚，如今市场空间日益拥挤。

自2018年蜜雪冰城率先“下南洋”以来，霸王茶姬、甜啦啦等品牌纷纷入局。截至2024年三季度，蜜雪冰城在东南亚的门店总数高达4762家。截至2025年三季度，霸王茶姬在东南亚市场的门店数则达260家。

当东南亚的增长故事渐趋平缓，作为全球消费高地与品牌价值标杆的美国，自然成为新茶饮品牌寻找新增长曲线的必然选择。

一方面，人民币与美元间的汇率，为在国内饱受价格战困扰的品牌，提供了更可观的品牌溢价空间和利润想象。另一方面，在新茶饮品牌扎堆登陆资本市场背景下，在美国市场站稳脚跟，能为品牌的全球化叙事增添至关重要的砝码。

而美国市场本身，也呈现出一种极具诱惑的“反差感”。

这是一个咖啡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度，星巴克在美国拥有超过1.7万家门店，咖啡市场规模高达585亿美元。但现制茶饮市场仍处于初始阶段，行业规模仅约26亿美元，且没有任何品牌的市场份额超过5%。即便是经营时间长达10余年的老玩家如贡茶与功夫茶，门店数量也仅在数百家量级。这意味着，一片广阔、分散且缺乏绝对领导者的“新蓝海”，正等待新玩家来定义规则。

这片蓝海似乎回报可观。喜茶2023年底在纽约百老汇开出的美国首店，目前日均销量稳定超过1200杯；茉莉奶白法拉盛的美国首店，开业一年多以来，月均GMV稳定在约50万美元。

喜茶纽约时代广场门店。受访者供图。

然而，诱人的市场空间背后，是美国市场截然不同的游戏规则。高企的运营成本与缓慢的扩张节奏，对习惯了国内高速扩张模式的新茶饮品牌，都构成了挑战。

首要压力来自高昂且复杂的固定成本。在美国，除了店铺租金本身，开店还需承担地税、物业费和保险等额外支出。据David介绍，上述支出加起来大约相当于租金的15%。也就是说，如果一家店的月租为3万美元，品牌每月的额外支出大约4500美元。

“开店的试错成本也很高，”David分析，“在美国租商铺，租约通常长达五年，即便提前退租，也要把剩下的房租也交了，除非找到转让接手的人。”

比金钱成本更耗神的是时间成本。在美国，开一家店的审批流程漫长而繁琐，从图纸、消防到卫生许可，各个环节都可能遭遇意想不到的延迟。

柠季创始人汪洁曾坦言，国内一天能搞定的流程，在美国邮件往来就需要一周。这也导致原本原本计划2024年就在美国开首店的柠季，直到2025年7月才正式开业。茶话弄纽约唐人街的门店，初期选址规划工作早在2024年下旬就已启动，但也因政策法规与设备进口报批等多方面因素，拖延至2025年10月才开业。

此外，作为多文化国家的美国，也更加考验各品牌的本地经营能力。

沈瀚指出，美国绝非许多人想象中的“单一大市场”，其消费者在族裔、文化和口味偏好等方面高度分化，同时，茶饮品牌的门店空间、品牌物料与服务的延展方式，也都是定义品牌形象和目标消费客群的重要构成因素。

“如果各新茶饮品牌只是将在国内形成的经营模式原封不动地复制到美国市场，只能吸引对母国文化有情感连接的群体，这无形中就限制了品牌在国际市场的拓展。关于中国新茶饮‘copy from China’或者在美国‘降维打击’的观点，都是一厢情愿。”沈瀚说道。

当中国新茶饮品牌凭借在国内打磨出的极限竞争策略，向美国市场发起冲击时，它们也必须同步消化一套全新的经营逻辑。这一切，都意味着各品牌必须彻底转换节奏，它们不再是闯入新海域的“快船”，而必须学会在深水区中，按照当地的洋流与规则，重新学习航行。

-END-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汽车商业评论 ，编辑：张南，作者：推动新汽车向前进

虽然时间已经进入了2026年，我们不免还是想起2025年11月中旬在武汉举行的那场中国国际商用车展，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紧张感。

纯电、氢燃料、混合动力等技术路线同台竞技，新能源展车占比高达67%，几乎每一家主机厂的展台前，都恨不得挂上一块“前沿技术”的招牌。800伏高压平台、兆瓦级快充这些连乘用车领域都尚未完全普及的技术，俨然已成商用车的入门标配。

几步之遥的展馆外，却是另一番光景。经销商们围着客户争相比价、抢单，“购置税全免+2万元优惠”的促销海报，被风刮得猎猎作响。

这是繁华的赛场，也是窘迫的战场。2025年的商用车行业，就在这样的双重身份里前行。

过去一年，中国商用车市场交出了一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重卡与新能源领跑、头部集中加剧的特征，产销重回400万辆以上，全年销量429.6万辆，同比增长10.9%，每一个数字都在诉说市场的繁华。

但本应随规模回暖而来的盈利回报，却迟迟没有出现，反而“卖得多、赚得少”成了行业常态。

《汽车商业评论》走近一线从业者和经销商，听到的往往都是“生意难做”的窘迫：经销商为了抢订单被迫卷入价格战，毛利被压缩到极致；运输人在“车多货少”与能源转换的博弈中艰难抉择。

这并非个例，而是全行业的普遍困惑——明明市场规模在回暖，商用车行业还是挣不到钱。这份“增量不增利”的矛盾背后，究竟是行业竞争逻辑的重构，还是转型必经的代价？而它的答案，又将如何决定行业的下一步走向？

规模与盈利的背离

这种“规模与盈利背离”的现象，并非2025年突发，而是商用车行业周期与转型阵痛的叠加结果。

回望国内商用车行业轨迹，从1978年14.44万辆的年销量，到2020年453万辆的历史峰值，再到2022—2024年的下行周期，行业始终在“扩张与调整”的周期里波动。

而2025年的商用车市场，随着物流、基建需求的恢复以及政策红利的释放，终于迎来了企稳向好的拐点。

其中，一直被视为经济运行“晴雨表”的重卡市场表现尤为亮眼，全年销售114.5万辆，同比上涨27%，仿佛释放出行业回暖的积极信号。

如果只看销量数字，商用车的2025似乎是一个“丰收年”。但深入行业内部你会发现，增长的喜悦正被盈利的焦虑所稀释。

2025年前三季度，北汽福田、一汽解放、中国重汽、东风股份、江淮汽车、江铃汽车、中集车辆等7家头部商用车企（暂未计入客车品牌），共实现营业总收入2101.81亿元，同比增长5.8%。但与之相对的，7家的净利润总和仅有25.74亿元，同比下降40%。

《汽车商业评论》注意到，唯一的亮点是江铃汽车，根据其全年快报，2025年营收391.70亿元，实现11.88亿元的归母净利润。

这种盈利压力不仅体现在主机厂层面，还传导至下游细分环节：传统燃油车经销商收入持续下滑，而维修企业则因新能源商用车单车配件产值仅为燃油车的20%—30%，面临业务收缩甚至被市场淘汰的压力。

销量涨而利润不涨，最直接的压力来自“运力过剩与运价低迷”的供需失衡。2025年，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均值仅105.1点（2017-2018年是行业景气度较高的时期，运价均值普遍高于105.5点；随后开始下降），整体仍处于历史低位。

当前货运市场运价依旧在深度低迷区间徘徊。以广州至北京的整车运输线路为例，一台17.5米大货车2023年初运费尚有22000元，到2025年12月已跌至7000元左右，降幅超过三分之二。其余如13米货车及9.6米货车降幅也大都在同等水平。

与乘用车的消费属性不同，商用车是物流企业与个体司机的“赚钱机器”，其终极使命是以更低成本创造更高收益。

而除了“车多货少”的供需困境之外，能源体系的切换又进一步压低了2025年的运价逻辑。

《汽车商业评论》了解到，在当前重载运输场景下，一台国六柴油重卡每公里燃料成本约2.2-2.5元，燃气重卡在气价平稳时约为1.2-1.5元。

而换电或充电重卡的能源成本则可控制在1.0元/公里以内，甚至使用自有充电桩并利用波谷电价，成本能低至0.5-0.6元/公里。每公里近2元的成本鸿沟，已成为决定个体经营者生存的关键阈值。

更要命的是，这一成本差异正被智能货运平台的算法迅速捕获并放大，形成了“以电车的成本锚定市场运价”的新规则。

当一条线路上运行的新能源车辆达到一定密度，平台便会基于其更低的运营成本，动态调低运价建议。对于依靠电价优势的新能源车主，较低的运价或许仍能维持微利；但对于传统燃油车司机而言，同样的运价在扣除高昂的燃料和路桥费后，则意味着亏损。

这直接导致燃油车在部分核心线路上陷入“接单即亏本”的无解困境，被迫退出或只能承接利润更薄的边缘订单。

这一微观层面的残酷博弈，正是行业宏观“增量不增利”困境的底层逻辑。

运输端的利润被极致压缩，倒逼购车者将“全生命周期运营成本”作为唯一购车标尺，对价格极端敏感。而主机厂为争夺存量订单，只能不断牺牲利润进行价格竞争，行业毛利率被不断侵蚀，最终形成了销量数字与盈利水平持续背离的局面。

而转型成本高筑则是更深层的枷锁，新能源和智能化这两个增长引擎，短期都难以成为盈利主力。

新能源商用车虽渗透率提升，但三电成本优化需要规模支撑，部分企业仍未实现盈亏平衡。而盈利能力较强的头部企业，又要同时布局纯电、混动、氢燃料三条技术路线，研发、生产线改造、核心零部件攻关每一项都是大额支出。

再看智能化，理论上来说，高级别自动驾驶乃至无人驾驶的加入，可以实现人力成本的递减。但目前来说，自动驾驶技术仍处于小范围示范运营的阶段，暂时没有彻底重构产业逻辑的能力。

再加上核心零部件价格波动、海外建厂的初期投入，利润空间被层层挤压，几乎薄如蝉翼。

“2025年商用车市场看似向好，但企业本身过得异常艰难。”一汽解放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于长信在业绩会上坦言，企业全年发展历经价格“内卷”冲击、产品结构调整、海外市场波动、智能化转型挑战及内部协同磨合五大转型阵痛。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销量解读中指出，2025年的销量增长并非完全依赖内生需求，更多是靠新能源赛道切换的增量、出口市场的强力支撑，以及国四车辆淘汰等政策的短期提振。

确实，政策层面，国三、国四标准货车的加速淘汰为市场注入了置换需求；产品层面，新能源商用车渗透率持续攀升，2025年已突破25%，用户接受度显著提升；叠加购置税全免等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了消费潜力。

2025年中国商用车出口首次突破100万辆，全年出口106万辆，同比增长17.2%，成为拉动行业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新兴市场（拉美、东南亚、中东）贡献了主要增量，新能源商用车在欧洲、澳新等发达市场逐步打开局面。

剔除这些因素后，国内商用车市场的真实需求动力仍显不足。当下商用车行业竞争的核心矛盾已从“抢增量”转向“卷存量”。这种竞争矛盾的转移，正使整个行业陷入“增收不增利”的怪圈，亦是2025年商用车赛道最真实的写照。

谁赚到了2025年的钱

销量回暖的红利，从来不是均匀分配的蛋糕，相反，它正在加剧行业的撕裂与分化。

目前来看，国内商用车各细分市场的头部企业市占率已超七成，北汽福田、中国重汽、一汽解放等头部品牌形成稳固格局，中小企业更多只能在价格端极致发力。

但分化格局的另一面，是少数企业凭借精准的战略卡位，在严酷环境中找到了盈利突破口。在《汽车商业评论》看来，这些突围的“少数派”并非偶然，其核心路径可归纳为五个方向。

第一类是“政策机遇把握者”。这类企业的核心取胜逻辑，是精准对接政策需求、落地适配场景的成熟产品，在红海市场中锁定确定性机会。

2025年，国家对柴油、新能源和天然气车辆的更新均提供了补贴，且国四标准车辆的存量基数较大，为市场提供了明确的需求增量。

根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截至12月23日，2025年全国淘汰更新国三和国四标准营运柴油货车25万余辆，报废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11.4万辆（套）。

重卡市场无疑是2025年政策端的首要受益者。从行业头部公司来看，中国重汽表现尤为突出，其2025年前三季度主营收入404.9亿元，同比上升20.5%；归母净利润10.5亿元，同比上升12.4%。公司在财报会议中，明确将增长归因于“以旧换新”政策驱动所带来的订单饱满与产销增长。

而一汽解放虽整体面临转型阵痛，但其重卡产品在国四置换替代领域具备较强的市场基础，成为支撑公司营收的核心力量之一。

与重卡市场的格局类似，客车板块因公共交通领域新能源替代的政策强制性较强，整体受益更为普遍。2025年前三季度，宇通客车、中通客车、安凯客车、金龙汽车四家上市客车企业合计营收同比增长14.4%，净利润同比增长41.1%。

不难看出，在当前周期中，对政策方向的敏锐判断与快速的产品和市场响应，是企业获取利润、抵御下行风险的首要能力。

第二类是“新能源场景领跑者”。这类企业通过“场景适配+产品定制”，解决新能源商用车在特定场景下的续航、补能、承载等痛点，从而获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盈利能力。

而福田汽车就是这一领域的典型代表，其“全面新能源化”战略落地带动业绩爆发，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454.5亿元，同比上升27.1%；归母净利润11.13亿元，同比激增157.4%。

根据福田汽车公布的最新数据，2025年累计销售新车650053辆，同比增长5.85%。而其中，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101200辆，同比增长高达87.21%。

此外，三一、徐工等企业在新能源工程车场景的深耕也成效显著。从业务构成来看，新能源工程车是其核心增长极之一，公司聚焦矿山、基建等封闭场景，推出的纯电矿卡、电动搅拌车等产品因适配场景需求、运营成本优势明显，获得了大量订单。

根据中汽协数据，2025年，中国新能源商用车累计销量（含出口）为95.4万辆，其中国内销量87.1万辆，同比增长63.7%，占商用车国内整体销量的26.9%；出口销量8.3万辆，同比增长86.8%。

当新能源赛道进入规模化阶段，对细分场景的深刻理解与定制化产品能力，将成为企业获取超额利润、建立竞争壁垒的关键。

第三类是“海外深耕者”。这类企业通过长期本地化布局与市场深耕，跳出国内内卷，打造稳定的第二增长曲线，缓解本土市场的盈利压力。

如前所说，2025年中国商用车出口106万辆，同比增长17.2%。其中，中国重汽、北汽福田、金龙汽车等企业凭借海外布局优势，实现了盈利增长的“第二曲线”。

中国重汽海外业务覆盖150多个国家，2025年重卡出口突破15万辆，连续21年位列中国首位；

金龙汽车国际化战略已实施近20年，2025上半年海外销售占比达63.68%，成为盈利核心支柱；

福田汽车海外业务同样表现亮眼，在欧洲、泰国等战略市场取得突破，海外及后市场利润同比提升，有效缓解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

第四类是“全产业链掌控者”。在成本压力空前的环境下，对核心产业链的掌控力构成了盈利的底层护城河。

潍柴动力作为商用车核心零部件龙头，其全产业链优势在2025年得到了充分体现。2025年前三季度潍柴动力实现营业收入1705.7亿元，同比增长5.3%；归母净利润88.8亿元，同比增长5.7%。

在行业整体盈利承压的背景下，潍柴动力凭借对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零部件的自主掌控，不仅有效规避了上游零部件价格波动的风险，更通过供应链协同为下游整车企业提供了成本优化空间，同时自身也获得了稳定的盈利回报。

而2025年中国重汽的盈利韧性，核心同样来自从关键零部件到整车的全链条布局。依托集团内部核心零部件资源的协同，中国重汽有效控制了整车生产成本。尽管前三季度毛利率因行业价格竞争承压，但通过供应链协同与运营提效，仍推动净利润实现稳步增长。

第五类则是“专用车细分龙头”。这类企业避开主流竞争，聚焦矿卡、冷链物流车等差异化细分领域，凭借高定制化优势获得高毛利，成为行业的“隐形冠军”。

比如湖北一专锚定高端油田装备，其油田类专用车连续三年保持全国第一，预计2025年实现营收超过20亿元；

中集车辆通过“星链计划”重构半挂车全价值链，2025年前三季度星链半挂车毛利率同比提升2.6个百分点，中国市场占有率攀升至23.07%，连续六年位居榜首；

聚焦冷链物流车的龙头冰熊专用车，2025年针对性推出新能源冷藏车系列，销量同比增长35%，毛利率提升至18.2%，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这些企业的成功，不仅印证了细分赛道的高盈利潜力，也证明了“小而精”的专注度在存量竞争中的核心价值。

纵观这五条盈利路径，2025年商用车市场的结构性分化已清晰地指向一个核心结论：行业的竞争范式，正在从“粗放增长”向“精细化竞争”转身。

在这个过程中，成功者并非需要面面俱到，而是在政策窗口、场景洞察、海外开拓、产业链纵深或细分市场专注中，至少构筑起一道坚实的壁垒。

2026年以何破局

2025年的行业困局早已印证，单纯依靠传统销售模式已无法支撑商用车企的利润增长。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过：“竞争的本质不是打败对手，而是创造顾客价值。”2026年商用车行业的破局关键，并非在内卷中获胜，而在于彻底重构其赚钱逻辑——从依赖一次性销售差价，转向车辆全生命周期的长期价值。

《汽车商业评论》注意到，这一逻辑转变，也清晰体现在头部企业的战略布局中。岁末年初，一汽解放、中国重汽、东风商用车等头部商用车企相继召开2026商务年会，尽管各家表述不同，但在销量目标设定上均展现出较强信心。

在头部阵营中，中国重汽与一汽解放都将销量目标定在了“30万+”级别。其中，一汽解放计划销售32万辆（新能源车7.5万辆、海外整车8万辆），较2025年增长14%；中国重汽目标34万辆（重卡17万辆、轻卡15万辆、大VAN及皮卡2万辆），整体比2025年增长6.7%。

作为商用车领域的全能选手，福田汽车将2026年目标设定为“双20万辆”（新能源车和出口各20万辆）。而东风商用车的目标是17.6万辆，陕汽重卡则计划向年销10万辆发起冲击。

此外，东风柳汽目标为6万辆、东风新疆目标为2.5万辆、北奔重汽目标为1.2万辆，三家均立足于自身优势，选择在区域市场或特定细分领域走差异化竞争路线。

这些目标的背后，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基于“先靠规模维稳，再靠技术破局，最后用模式盈利”的三步走策略。

第一步，用规模换生存，抓住政策与市场回暖的双重红利筑牢基本盘。

对于商用车行业而言，政策导向始终是影响需求的关键变量，2026年的政策窗口期尤为明确：202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已明确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继续鼓励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货车置换低排放车型。

此间观察人士认为，2026年将迎来国四重卡淘汰的关键窗口期，约50万辆待置换车辆将释放可观的存量需求，将为商用车市场提供最直接的“政策订单”。

与此同时，行业普遍预期，随着经济运行持续向好，货运需求将同步回暖，自然带动车辆更换意愿提升。

对企业而言，2026年的首要任务，还是将这些政策红利与市场增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销量规模。毕竟，在盈利模式重构完成前，足够的规模是抵御行业波动、保障现金流的“生命线”。

海外市场则是规模拓展的另一重要阵地，更是缓解国内盈利压力的一剂良方。

面对国内商用车市场日趋白热化的存量竞争，很多企业的观点也非常明确：即便中国商用车在海外售价略低于欧洲品牌，其利润空间仍远高于国内。

中国商用车能更大胆地走出去，根本原因还是产品竞争力已经得到提升。从实际表现来看，客车行业已率先尝到出海红利，出口量连续多年保持30%以上高增长，50%的欧洲客车用户知晓中国电动客车品牌，60%愿意在下次采购中考虑中国产品。

2026年，海外市场将从商用车的“补充战场”正式升级为“主阵地”，在该领域的表现，也将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跳出国内存量绞杀，进而为自身的规模与利润带来双重赋能。

第二步，用技术换增量，新能源与智能化两大核心趋势突破存量竞争。

从能源类型来看，2026年“纯电主导、多元并行”的格局将持续深化。而行业普遍预测，这一年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将正式突破30%这个关键节点，进而成为决定企业生死的胜负手。

以电动重卡为例，按49吨标载重卡年行驶30万公里测算，电动化可实现60%的成本节省。换算下来，也就是约10万元的能源成本，运输人的回本周期也可以相应提前2～3年。

也正因如此，另有专家告诉《汽车商业评论》，为破解纯电重卡购置成本高的痛点，换电模式与金融创新将成为2026年行业发力重点。作为补充，氢燃料、混动技术的并行布局，也将进一步适配长途干线、低温环境等差异化场景，完善新能源技术矩阵。

而智能化领域的突破则将重构运营效率。虽然当前高级别自动驾驶仍处于示范运营阶段，但辅助驾驶技术已在干线物流、园区配送等场景落地见效，通过降低驾驶员劳动强度、减少人为失误，提升运输效率。

2026年，智能化的核心方向是通过车载终端收集运输全流程数据，结合智能平台实现车队调度、路径优化、预测性维护，将车辆从单一运输工具升级为“智能移动单元”。

新的一年，对于商用车企来说，技术优势将成为企业开拓增量市场的重要筹码。

第三步，用模式换利润，锚定后市场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生态，才是2026年破局的核心。

当整车销售利润被压缩至极致，竞争焦点必然转移到“车辆交付后的长期价值”上。此前，中国商用车行业“重制造、轻服务”的短板已十分明显：经销商零服吸收率仅20%多，远低于美国市场的100%；五年保值率约35%，大幅落后于日系车的55%—60%。

而在新能源时代，这一短板将被进一步放大。

对此，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延华说：“传统服务模式以‘故障修复’为主，难以满足新能源商用车的复杂需求。新能源车辆的三电系统和智能网联技术对维修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行业现有服务模式仍停留在机械维修经验层面。”

这也意味着，2026年商用车企必须完成一次深刻的角色蜕变：从传统车辆制造商，转型为整合能源、金融、数据、服务的移动运力解决方案提供商。

对于志在领跑的企业而言，不能仅满足于销售一辆更节能的商用车，而是致力于打造一套覆盖“能源补给、金融方案、智能运维、二手车处置”的闭环服务体系，将车辆的全生命周期成本优势真正落到实处，转化为客户账本上确定的收益。

而对于中下游企业，关键在于如干线物流、港口运输、矿山重载的细分运输场景探索中，将产品、服务与客户业务深度绑定，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高效可靠的生产力模块。

最终无论路径如何差异，《汽车商业评论》认为，评判的标准都将是统一的：是否真正以客户运营的降本增效为中心，构建起一个协同伙伴、赋能客户、可持续共赢的价值网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真叫卢俊 ，作者：真叫卢俊团队

翻出了一些以前写的文字

好像现在来看又别有一番滋味

过去我们看楼盘，看外立面、看门头、看电梯厅甚至看车库，给每个小区多维度的制定了一套详尽的打分系统

给社区从审美到实用的角度，条分缕析的评判优劣

但往往都忽略了披星戴月的人们，跟社区相处大部分时间是集中在晚上的

试想从前，几盏时明时暗的庭院灯就构成了小区夜景的全部内容

别说夜盲症患者，就是视力5.2也很难看清楚归家的路

当你狼狈的拿着手机闪光灯照亮前路

一定在疑惑那些物业费究竟用到什么地方了

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

对社区夜间的索取，就从最基础的照明需求，变成了对“夜景”的需求

这种转变让我问想起一位设计师朋友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好社区的夜晚没有黑暗，只有错峰亮起的黎明”

01

白天是社区的面子，晚上才是社区的里子

过去许多年夜景都不是开发商着力宣传的重点

但在卷完立面卷水景，卷完地库卷物业的今天，开发商忽然意识到，原来夜晚的社区又是另一个亟待开发的热土

什么样的设计能够称之为好的“夜景”呢

首先就是要好看

好不好看永远是购房者在地段、户型之外首要考虑的东西

审美的评判依据，即使在夜晚，也绕不开对建筑外立面的打分

外立面灯光设计，可以说是楼盘夜间对外展示的最佳途径，也是开发商们最早开始花心思的地方

夜晚漆黑的背景之下，你甚至不用走近，就能得出这栋房子一定价值不菲的结论

外滩兰庭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醒目的灯帽和流线型的灯光，让它在外滩建筑群当中也不逊色，在那些鳞次栉比的办公楼中这个外立面让外滩兰庭一下子就脱颖而出了

只是“乍一看”的奢华并不影响它还为你呈现了精致的细节

镜头拉近，我发现它外立面上的灯带都内嵌在弧形玻璃外侧

这种设计用语言描述可能发觉不出什么不同，但你只需要仔细看看，就知道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不会让灯光变得炫目刺眼，柔化的线条让夜景灯光的攻击性也减弱了

照明需求退居次席，四两拨千斤的处理手法让天际线美学在此刻荣登榜首

现代科技下的立面美学在修饰上海这样一座城市的夜景时，似乎还需要一些助力

当灯光触及到老洋房，我们终于发现上海的底蕴在夜景里也摇曳生姿

新天地旁的高端别墅——中海恒昌玖里

白天去看，法式风格的立面在梧桐树叶漏出的一抹日光中瞬间将你拉回那个十里洋场的老上海

到了夜晚，暖黄的灯光自窗台下方打上去

整个建筑的外立面都被金色烘托出一种贵气的氛围，无数人路过又停下，仿佛在这里就能回到那个纸醉金迷的时代

细节处的灯光更加考究，复古式的壁灯将金属铭牌映照的隐隐发光，却又不显得张扬，只让人觉得低调又奢华

初春的夜晚街道上，散步的人还并不多

足够给你一个静谧的小尺度街巷空间去思考

在这个繁华街区历史风貌与现代都市是怎么并存的

当炒房炒地开始退潮的今天，楼体灯光早已成为开发商递给城市的烫金名片

这里不是纽约的上东区，而是上海的老街道

灯光掩映下的夜景不仅是一个城市高度发达的象征，更代表着一种历久弥新的文化脉络

外立面的辉光永远是要分给外人看的，那么有什么是在这个夜晚独属于业主的呢

毫无疑问，夜间的公区景观就成了专为业主开放的画廊

从前很难想象这样艺术化的场景会出现在住宅社区里

不细说还以为是某个美术馆的展览区

整体的光晕最大化地丰富了景观的层次，不同于外立面奢华的光影交织，暖黄的灯光在这里强化了你的归家审美体验

很显然，夜景也被纳入到了景观的整体布局之中

02

开发商开始在小区内部动心思，置身小区时，它是怎么让你的归家路不再孤独

当沐拾的首席产品官如数家珍地介绍每一处夜景的巧思之时

我们确实窥见了这个项目夜色中还未被发现的一面

处处的灯都亮得恰到好处，既不扰人，又能照亮

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怎么能让人不觉得熨帖

还有这种近乎酒店的庭廊设计，高档的同时又把你和家的距离拉近了一点

谁能不说这无形当中扩展了住宅的使用空间呢

更重要的则是夜景的归家动线

宝华花了很多心思，让你窥见这个小区除了精致之外最为温情的一面

疲惫工作结束之后，迎接你的不只有月亮，还有宝华紫薇花园的拱门

我们花在路上的时间，不应该是从离开地铁站开始就低头看着手机向前走

也可以抬起头来看一看你回家的这条路

在这种氛围里回家的人，大概会分成两类，一类愉悦的脚步轻快，一类停下来慢慢欣赏

总之不会让这一场夜色里的美景失落

事实上除了小区内部，如今的夜景其实早已照亮了你整条归家动线

它不再是那个只会在“美不美”上做文章的面子大户，已经开始学会温柔地用夜景陪你回家

当你快要接近小区的时候，放下一整天的劳累，你想到的是什么？

对，终于要到家了

在这条从小区外一路走来的归家路上，你的心情应该是放松的，雀跃的

就像是归巢的雀鸟、入港的行船

甚至是在红线之外的地方，小区的夜景就已经开始陪伴你了

我去过很多次金鼎首府

晚上来却是头一次

浅色的石材被灯光照着，泛出了温暖的颜色

街巷空间的夜间营造也被纳入了小区整体夜景设计之中，成为了其中重要的一环

它希望你在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有光亮，早早的体味到家的感觉

这大概就是设计师最初的想法

因为你回家的路线是连贯的，整体的，每一步都需要被照顾到的

这就是归家的仪式感

更让我意想不到的环节，是在你归家的最后一站——电梯厅

缦合·北京能夸赞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但这个电梯厅也绝不该被小觑，艺术画和休息沙发的组合，不仅为你打造了一处归家路上必经的艺术画廊

更为你夜景关照下的归家之路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点

03

有了夜景之后，灯光让你的小区在晚上也活了过来

从前购房者并不那么在意公共区域，后来渐渐在意起来，又发现一天到头实在没空去享用这片活动空间

白天想去没时间，晚上想去没光亮

而现在开发商越来越懂得怎么得到业主的心

你需要活动的空间，好的没问题，开灯

于是在夕阳之后，你得到了更多融入小区的机会

还是在紫薇花园

灯光照亮了一条慢跑道，让业主不必跟汽车挤在一条路上与尾气作伴

原来在小区里就可以沿着水岸夜跑

业主家人们的需求也被充分照顾到了

大一点的孩子需要篮球场，那么就把这块场地变成灯光篮球场

小一点的孩子需要玩耍的空间，那么就把泳池改成晚间也能享受亲子时光的地方

夜景功能可以很好看，也可以很好用，更可以很有温度

它能赋予你在夜晚动起来的空间，同样的，也为你提供了能够停下来的场地

当借着架空层亮起的灯光看到里面被打造成了一个小型图书馆，我才真正体悟到所谓夕阳之后“安静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被适度减弱的灯光和水面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像白天阳光洒下来的不同斑驳的阴影一样

映照在架空层的玻璃之外，里外灯光形成了很好的连接，共同包裹着归家的你

又或者你会不会也想跟家人一起在这里驻足片刻，看一看桃树下的萤火虫灯

图书馆也好、夜间篮球场也罢，这些不一定是你天天都会使用的功能，即使在被使用，也不会占据你一天的很长时间

但它永远在那里为你亮起灯，一直等待着你

就像是一种关怀，它并非一直贴身存在

但你只要一想到正拥有着它，就能感受到温暖

你归家时的夜景，正是这样的存在

04

走进夜晚的小区时，我就在想

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注小区的夜景

是因为我们一天到头在这里时间最久

还是好的小区能够提供给我好看又舒适的夜景

其实这都只是一个很小的切入点，却足以窥见开发商的用心程度

大多数人买新房在意地段在意户型在意物业

但仔细一想，如果能拥有一个不只限于照明的夜间空间

它足够好看，它能陪你一路回家，它能让你下班即是度假

又有什么理由不被关注呢

熠熠生光的社区里

天未亮晨跑的人会不自觉放慢脚步

天已黑晚归的人开始绕远路回家

那些会呼吸的灯光、懂进退的明暗、有温度的颜色

正在把物理意义上的社区，融合为人文层面的共同体

因为真正的好社区只会在你某个加班之后的深夜，用一束恰到好处的光对你说

“照亮回家的路了，你慢慢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生态学时空 ，作者：将相和2019，原文标题：《AI的正确打开方式：别问答案是什么，要问该怎么想【生态学时空 | 一起读顶刊 | 人工智能】》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写论文卡壳时，把数据丢给AI让它直接出结论；做课题没思路时，让AI生成现成的方案。本以为能事半功倍，结果却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思维也变得僵化——AI本该是创意助手，为何反而成了创造力的绊脚石？

研究人类创造力三十年的学者布莱恩·乌齐给出了答案：问题不在于AI本身，而在于我们使用AI的方式。当我们向AI索要思考什么，它就成了替代我们的创造者；但当我们询问如何思考，它便会成为激发我们潜力的思维伙伴。这一全新视角，正在改写人类与AI协作的规则。

一、误区：向AI要答案，反而困住了思维

AI的潜力本是成为研究者的创意盟友——激发灵感、可视化概念、连接不同领域的信息。但现实中，大多数人用AI的方式都错了：把数据集交给AI，命令它给出可供验证的假设；把写作需求抛给AI，要求它生成一篇论文框架。

这种索要答案的模式，也许是我们学校教育训练出来的习惯，但会触发两个致命问题：

首先是盲从心理：我们天然认为AI的知识储备远超自己，对它给出的结果深信不疑，不再主动探索其他可能性。就像做数学题直接抄答案，永远学不会解题思路；依赖AI给的结论，我们也会慢慢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其次是思维锚定：AI给出的答案会像一个锚，把我们的思维固定在单一方向上。比如AI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A，因为有了路径依赖，我们就很难再想到B、C、D，最终探索的路径越来越窄，创造力自然被扁平化。

二、实验揭秘：AI和人类的思维竞赛，谁赢了？

为了找到AI与人类协作的最优解，有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名为发散联想任务（DAT）的创造性思维测试：参与者需要在4分钟内想出10个语义上尽可能不相关的名词。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一旦想到苹果，就容易联想到香蕉、橘子等同类词汇，这就是典型的思维锚定。

起初，几乎所有参与者都认为：AI的表现肯定远超人类。但实验结果出人意料：AI和人类的平均得分居然大致相当。也就是说，在纯粹的发散思维能力上，AI并没有绝对优势。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后续实验中：当参与者不再让AI直接完成任务，而是询问如何提升自己的表现时，奇迹发生了——他们的得分大幅飙升！AI给出了一套简单却高效的思维方法：第一步，先列出10个完全不同的类别（比如交通、电子、哺乳动物、乐器等）；第二步，从每个类别中挑选一个名词。

这套方法完美破解了思维锚定：每个类别之间的语义距离足够远，自然能避免相关词汇的束缚；而每个人选择的类别不同，也保证了思维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AI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而是提供了一套思维框架，参与者可以在框架内填充自己的想法——此时，人类的原创性与AI的方法性完美结合，协作的价值真正体现了出来。

三、背后的逻辑：人类创造力的两大核心原则

这个实验的结果，恰好印证了人类创造力的两个关键原则——而这正是AI与人类高效协作的底层逻辑。

第一个原则：优秀的协作，是成就他人而非彰显自己。就像顶尖团队的合作者，从不会炫耀自己有多聪明，而是通过引导让团队成员发挥潜力。因为当人们不必害怕被评判、能感受到自身价值时，才会大胆突破、自由思考。AI也是如此：当它不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提供方法帮助我们发掘自己的潜力时，才能真正成为有价值的伙伴——它不是替代者，而是思维教练。

第二个原则：创造力的本质，是跨领域的想法迁移。我们总以为突破性创新是灵光一现，但实际上，很多伟大的发明都源于跨界借鉴。比如折纸工程”，就是把折纸的折叠原理搬到太空旅行中，解决了大型太阳能电池板如何装入狭小航天器的难题。AI的核心优势正在于此：它能快速整合不同领域的知识，帮我们把看似无关的想法联系起来——比如把流体力学的原理和俄罗斯文学的叙事逻辑结合，碰撞出全新的研究视角。

这两个原则，在我们向AI询问思考过程时会同时生效：AI提供的思维框架既给了我们灵活发挥的空间，又能帮我们打破领域壁垒，最终实现1+1>2的创新效果。

四、实操指南：学习和研究中，如何正确用AI？

这套问过程，不问结果的方法，并非只适用于实验室，而是能直接落地到我们的学习和研究中。无论你是写论文、做课题，还是完成小组作业，都可以这样用AI：

• 当你研究的问题现有模型无法解释（比如用社会学模型分析不平等现象却找不到答案）：别问AI为什么模型没用，而要问如何构建新的解释框架；

  
  

• 当你做实验遇到矛盾数据（比如药物对小鼠的行为影响有冲突证据）：别让AI直接给出结论，而要问如何梳理这些矛盾证据，找到关键研究缺口；

  
  

• 当你写论文没思路（比如不知道如何展开论点）：别让AI生成现成段落，而要问如何搭建论证逻辑，让观点更有说服力。

  
  

核心逻辑就是：把AI当成思维搭子，让它帮你打开思路、梳理逻辑，而不是替你完成核心思考。这样既能利用AI的效率优势，又能守住自己的原创性和批判性思维——毕竟，AI能整合已有知识，却无法拥有你独特的视角和生活体验。

五、回应质疑：AI会不会束缚我们的思维？

有人可能会担心：AI提供的思维方法是固定的，比如DAT实验中AI总建议先分类再选词，这会不会反而让思维变得单一？

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与AI作为思维伙伴协作，核心不是照搬它的方法，而是借助它的框架审视自己的推理路径、挑战固有假设。比如AI建议分类选词，你可以在此基础上灵活调整——加入更小众的类别，或者尝试跨类别组合，反而能拓展思维边界。就像好的老师会教你解题方法，但不会限制你用其他思路解题；AI提供的是思维脚手架，最终的创意构建，仍需要你自己完成。

结语：AI不是答案机器，而是思维镜子

在AI时代，我们最该警惕的不是AI会取代人类的创造力，而是用错了AI的方式，让自己的创造力逐渐退化。AI的真正价值，从来不是帮我们省去思考，而是帮我们更好地思考。

当我们放下索要答案的执念，转而向AI询问该怎么想，它就会从一个冰冷的工具，变成一面照见我们思维潜力的镜子。它帮我们打破锚定、连接跨界、梳理逻辑，而我们则贡献原创、注入情感、把握方向。这种人机协同的创造力，既融合了AI的高效与广度，又保留了人类的深度与温度——这才是智能时代，我们与AI共处的最优解。

从此刻开始，不妨试着改变与AI的对话方式：别再问答案是什么，多问问该怎么想。你会发现，真正的创造力，从来不是AI给出的完美答案，而是你在AI的启发下，突破自我的全新思考。

解读文献：

•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6-000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