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环球旅讯 ，作者：滕德毅

行业边界逐渐模糊

*本文为评论员投稿，不代表环球旅讯立场

旅游租车，往往并不轻松。

下单、取车、导航、驾驶、找停车位、还车，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亲力亲为。在陌生的道路和规则中，游客不仅要完成出行，还要全程“照顾”这辆车：担心违章、担心事故、担心罚单。

对很多人来说，租车并没有真正解放出行，反而成了一次高强度的驾驶任务。

这种以“驾驶”为中心的租车体验，可能会随着自动驾驶的普及而发生根本改变。

近年来，自动驾驶车辆逐渐出现在路面上和大众的视野中，自动驾驶从过去“证明技术靠谱”，开始进入“证明商业经营”阶段，2026年可能是自动驾驶商业化应用重要年份和规模扩张的开局年份。

随着L4自动驾驶车辆应用数量逐步增多和自动驾驶能力的持续提升，未来5年，路上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自动驾驶车辆在运营载客和商业化应用，这将为传统租车行业带来新的机遇和变化，也使租车成为更多游客的出行选择。同时，自动驾驶与租车生意的结合，可能为行业会带来更大的变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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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群体扩大和生意增多

用户在租车平台上租一辆自动驾驶车辆，用户花钱购买的就不再是驾驶一辆车的使用权，而是出行服务，用户无需自己开车，无需驾照，也无需考虑驾驶经验、个人体力、路况熟悉程度、事故理赔风险等诸多消费决策因素，更多人可以轻松租车出行和出游。

老龄化社会带来逐年增多的老年人，热爱旅行的在校学生和初入职场的年轻人，都将成为目标用户群体，驾驶技术不自信和无驾照人群，都可以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区域和路段租一台心仪的自动驾驶车型，享受车内独有的“第三空间”，只需输入起终点，即可快速接驳和自主到达，这将为旅游租车市场甚至整个租车行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

试想一下，游客要从酒店出发，一键呼叫或预约出发时间，车辆自主达到，游客上车输入目的地，车辆自主前往目的地，游客在车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听着音乐刷着视频，旅途也变成旅游体验的一部分。一天的游览结束回到酒店，车辆自主返回停车场，游客一键结束服务，不用再费心找停车位，也不必担心被贴罚单，费心“照顾”车辆。全程结束租车时，一键还车，车辆自行前往驻车网点，不用再由用户亲自开车前往，或者等待租赁公司人员上门取车，一切都是快速、高效的“省心”，体验的确提升了很多。

02

租赁公司经营成本降低

车辆具备自动驾驶能力也将降低租赁公司的经营成本，车辆自动驾驶上门送车扩大了租车网点的服务覆盖范围，租车平台和租赁公司无需“下血本”将门店开在交通枢纽和主城区这些租金高昂、交通便利的地段，网点可以距离用户有一定的距离，也无需再抢占或包租热门停车位，租金成本将大幅度下降。同时，车辆可自主送车还车，亦可节省上门送取车的人工成本。

用户不用自己开车，解放了双手，也给租赁公司创造了车内“二次销售”的机会，带来多元化收入的可能性，影视、音乐、景点、娱乐、土特产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项。

03

共享出行的发展机会

随着自动驾驶车辆的应用普及，尤其是私家车具备L4自动驾驶后，私家车接入租车平台出售“闲时”成为可能，甚至提供一次行程的网约车服务。用户和车主对车辆使用状态和位置等信息充分对称，取还车方便，车主无需担心因用户驾驶技能、酒驾、违规等带来车辆资产损害和利益损失风险，用户也无需担心车主“碰瓷”等引发的纠纷风险，共享车辆成交阻碍项逐步消失。

尤其是旅游场景，出于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欺诈风险等诸多因素，之前一个“外地人”租用一台“本地车”的概率很低，自动驾驶车辆解决了上述部分问题，并且车辆对本地路况、景点、停车位等信息有数据积累，乘坐体验和行驶效率更高。车内的智能化软硬件也可以为用户带来更加“local”的体验，同时，这里也存在一些商业化机会。

写在最后

自动驾驶车辆应用的普及，也将使租车和打车两个行业边界逐渐模糊，用户都是购买车辆出行服务，只不过是购买服务的时间长短差异，打车是一次起终点的出行服务，租车是消费期间多次起终点出行服务，租车平台与网约车平台有融合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行业兼并的可能性，风险与机遇共存。

另外，自动驾驶也使租车和买车成为不同的选择，如果租车足够便利，无需驾照且租车成本足够低，有可能会出现“买车不如租车”，用户不再青睐“独有”，“共享”与“独有”的边界逐渐模糊，或者说独有一辆私家车的必要性在下降，租车方便快捷、成本低、可选多车型，都在促使这件事发生。开车成为有钱人的兴趣爱好，持有非自动驾驶车辆和上路驾驶成本将变得很高，且只能在指定区域开车，类似今天的骑马。

除了私家车购买意愿的下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动驾驶营运车辆的数量增加，也必将使私家车保有量出现减少。一台高效率运营的自动驾驶车辆可以满足多台私家车主出行需求，或者说，自动驾驶营运车辆满足了一部分私家车主的出行需求，这些人无需买车。

私家车保有量的下降，也将带来行业深刻变化，租车平台或者网约车平台的商业价值变大，汽车制造厂商有可能减少，甚至因为车辆可自动驾驶亦可低空飞行，汽车厂商与飞行器厂商也出现融合和竞争，或许真的有一天，用户可以在租车平台购买低空飞行服务，堵车也成为历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出海湃 ，编辑：九哥‍，作者：方堃

闹了近6年的TikTok关停风波，终于在上周末划下了句号。

1月23日，TikTok宣布成立TikTok美国数据安全合资有限责任公司（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 LLC），由该实体全面负责TikTok在美国的数据保护、算法安全、内容审核和软件保障。

如果只看这次发布的公告，似乎只是一家互联网公司为了应对监管的合规升级，但如果放进过去6年的背景里，这更像一张“生存许可证”。尽管TikTok没有被关停、出售或驱逐，但这家公司留在美国的方式已经彻底改变。

更为重要的是，TikTok的结局也说明了对于To C业务的中国互联网平台型大厂而言，美国市场已经不再是首选。

根据官方公告，在TikTok USDS合资公司中，银湖资本、甲骨文公司和MGX各持股15%；其他投资方还包括戴尔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戴尔的投资公司戴尔家族办公室、海纳国际集团关联企业Vastmere战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Alpha Wave Partners等企业。

TikTok USDS之外，由字节跳动全资控制的TikTok美国公司则继续承担广告、电商、内容运营及全球业务协同等商业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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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似乎尘埃落定。

但不得不承认，TikTok对绝大多数中国To C互联网大厂来说，是一个反面案例。

TikTok能留在美国市场，并没有证明中国公司可以在美国成功，反而是证明了另一件事：对于中国互联网公司而言，如果你在美国的用户最够多，足够不可取代，足够成功的时候，只有愿意交出核心控制权，美国才会考虑让你继续存在。

换句话说，对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而言，美国市场已经彻底改变。

TikTok之前，中国互联网产品在美国面对的困难可以概括为：来自美国的竞争对手、实现本地化的产品体验与解决文化差异问题；

TikTok之后，除了这些困难外，中国互联网产品在美国还会面临：技术与数据监管、意识形态等问题。你的产品做得越好、用户越多、影响力越强，未来面临的风险反而越大。

问题是，TikTok能接受USDS这样的结构，是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平台。但对绝大多数中国To C出海公司而言，很多公司并没有足够的谈判筹码来进行监管谈判。

不仅如此，很多公司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美国市场的政治不确定性。实际上，当一个市场要求你先证明你是安全的，再讨论你是否有价值的时候，或许它就已经不适合作为出海的首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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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TikTok Shop在美国与东南亚市场的不同表现，也已经证明了中国互联网产品即使在美国获得用户的高度认可，但是在商业化层面依然进展缓慢。

TikTok Shop于2023年9月在美国上线，公开数据显示，该业务在美国社交电商市场已经拿下18.2%的市场份额，预计到2027年，市场份额将达到24.1%。

从表面上看，这些数据似乎证明了TikTok Shop在美国市场的表现很好，但另一组数据是，社交电商在美国的零售电商市场的占比几乎少的可怜，仅为6.9%。即使如此，Facebook Marketplace和Instagram占据在这一垂直领域还是拥有超过75%以上的市场占有率。

据彭博社报道，TikTok电商部门在2025年曾进行过三次大规模裁员。报道称，裁员的原因是该部门在上一年未能达到内部制定的销售目标。

据一位曾在TikTok电商部门工作的前员工透露，TikTok Shop在美国市场几乎是带着镣铐在跳舞。抖音电商的很多做法TikTok Shop都无法复制，一些有助于完成KPI的提议首先在内部就会被否掉，理由是担心被质疑操纵用户、诱导消费、危害青少年。

抖音电商的做法是用内容直接替代渠道，把流量倾斜给电商商家。TikTik Shop则做不到这些。

此外亚马逊几乎已经把渠道效率压到极致，Prime会员机制则把履约体验做到行业天花板。

总结来说，在中国抖音电商能够火爆是因为抖音=内容+交易入口。而在美国，用户并不认为买东西是内容平台必须提供的服务。改变这些用户认知是一个长期工作，而且需要平台商家的共同努力；而TikTok过去数年间，在美国几乎每一轮总统选举，都是一次平台生死大考。

这就导致了，虽然TikTok Shop增长很快，但是平台商家却不敢长期重资产投入，很多都是赚一波就走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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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市场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TikTok Shop自2022年在东南亚推出后，凭借复制抖音电商的模式，已经成为该地区仅次于Shopee的第二大电商平台。

Demeterict报道称，TikTok Shop的优势在于其内容到电商的完整转化漏斗——短视频、直播和网红营销都集中在一个平台上。用户只需几秒钟的娱乐体验即可完成转化。该媒体将TikTok Shop定义为东南亚电商的颠覆者，并认为该平台正在重塑东南亚用户的网上购物方式。

与美国相比，TikTok Shop在东南亚市场并不会遇到类似亚马逊这样在电商基础设施上几乎拥有不可动摇地位的竞争对手。

此外，东南亚用户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购物决策信息获取严重依赖社交平台，而非搜索引擎。在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市场，TikTok几乎是用户使用时长最高的App，这就导致了抖音电商的成功打法几乎可以照搬到东南亚市场中去。

因而，同样是TikTok Shop，在美国市场一直电商体系的边缘力量；而在东南亚，却迅速成长为第二大电商平台，持续对Shopee、Lazada形成实质性压力。

无论是TikTok在美国市场遭遇的种种现实，还是TikTok Shop在美国与东南亚市场的不同表现，都在向我们证明一件事情：对于中国的互联网大厂，尤其是提供To C互联网产品的大厂而言，美国已经不再是首选市场，而是一个高门槛、低确定性的特殊市场。

全球化仍然成立，但美国不再是默认答案。或许，是时候把出海第一站放到南美、东南亚这样的新兴市场中了。@

印度爆发尼帕病毒，致死率高达40%~75%，而且还没有疫苗可以治愈。那尼帕病毒究竟是啥呢？怎么传播的？病毒从哪来？会影响到我们吗？又该如何预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数旗智酷 ，作者：唐鹏

想象一下，当未来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像现在人手一部手机一般人均一个脑机接口，那城市的数字治理是更有秩序感还是更为紊乱？如果那一天终将到来或以一种近似的方式实现，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接纳以及应对？这就是Simon Marvin与Jun Zhang在《Urban Studies》发表的《Cognitively enabled urbanisms:A critical commentary on the emerging governance of the mind》一文对于城市未来的思考，其对“认知赋能的城市主义”的提出，在脑科学研究面临突破与人工智能的“意识”被反复阐释的当下显得恰逢祺时。

从智慧城市的进程来看，通过从基础设施、场景建设以及技能提升，来增强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福利，以缓解政府、城市、企业与市民之间紧张氛围，这一点体现得并不明显。适得其反的是智能设备和数字技术的无孔不入，反而加剧了城市与市民之间的紧张感，Uber、Airbnb、Meituan等企业无一不面临着市民与社会的利益再分配挑战，以及人性选择的道德考量。

因此，当外部优化与治理已经失去了群众基础与效益期待，围绕市民心理与情感治理的内部治理似乎成为一种必然。虽然一旦涉及数字技术与神经、大脑、情感等就会产生“1984”的恐怖想象，但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送、切片以及AI换脸/变声技术，已经在反复演示一个“认知扭曲”的世界正潜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

谈论认知赋能的城市主义，我认为必须首先认识到城市主体认知的基础设施进化与构建认知的主体变化。从前者角度而言，城市的官方宣传机器、市场化媒介、网络平台到目前的AI聊天机器人，是它们在不断塑造人对城市的认知；从后者角度来看，城市政府、企业组织、平台Kol个体以及被平台、网友与社会实践联合训练的算法，是它们在扬抑与引导人对城市的认知。目前的最新现象是：认知基础设施的建设者与运营者，成为了“认知城市”的定义者。

通过算法、资本以及平台意识形态生产能力，来垄断城市主体对智慧城市、数字经济、数字治理等的认知，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数字空间现状。舆论的“回音壁”效应正在进化到一个磅礴、泛在与弥散化的“认知泡泡”——一种被国家、超级巨头以及智库机构合谋制造的“一切数字化就是必然的进步”的叙事。因此，当今天我们谈论“认知赋能的城市主义”，需要更多的空间和条件来思考和想象：当精神疗法、数据干预、脑机接口等由一种医学化的“疗愈”，转变成为一种在公共空间认知赋能的日常经验，如何重新定义“城市问题”与“公共诉求”？

作者在文中提出并批判性地反思了“认知赋能的城市主义”的三种模式与愿景，即神经都市主义、咨询顾问主导的认知都市主义与神经技术治理。第一种，我称之为“认知介入”，即主要通过围绕人的心理健康和情绪福祉重构“城市”，进而改变城市在人的精神层面的叙事，核心是强调“城市服务于人”；第二种，我称之为“认知嵌入”，即通过嵌入城市系统的数据、算法与平台对人的行为学习与优化，来设计和驱动城市的运行逻辑，核心是强调“城市理解人”；第三种，我称之为“认知植入”，即通过神经技术的“手术式”植入，以脑机接口等方式，对人的思想、情感等进行干预，以调节其与城市的关系，核心强调“人是城市认知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

本质上而言，从疫情期间中国实施的“健康码”，到有学校教室对学生上课状态进行AI分析，再到通过脑机接口技术尝试干预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城市全域数字治理的“具身化”倾向已经逐渐清晰。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尴尬现实是：曾经研发的各种用于管理城市部件、设施与场景的技术与设备，最终都可能被用于让每个人的身体、行为与意识更契合“认知城市”特征的发展洪流当中。

与“认知赋能城市”最为贴近的智慧城市概念莫过于中国的“城市大脑”，这个可以溯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诞生于智利名为“Cybersyn”的政府数字化项目，时隔近五十年后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城市即人”的想象。但在一个快速变化而又极度“贪婪”的平台资本主义语境中，App、API、AI等让技术公司兜售城市数字化解决方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叙事。“城市大脑”还不够，需要“城市超脑”，“Smart City”也不够，需要“AI City”。而真正值得讨论的“数字技术如何重塑认知”则被长期搁置与选择性忽视。

香农·马特恩的《城市不是计算机》可能就是对“城市大脑”最为直接而有效的反驳：数据智能只是智能的一种形式之一，而智慧城市的“智慧”长期以来受到了数据与算法的单一化调教与驯化。因此，需要“第三种智能”来摆脱智慧城市的固有叙事。所以，她认为图书馆作为嵌入城市社区生活的一个存在，没有推送、算法与诱惑，可以沉淀、激活和输出一种激发人类思考能力的能动性，代表着一种彰显人类存在价值的最后堡垒。

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打造“神经城市共享空间”（或“神经城市公地”），社区共同拥有脑计算工具，而非作为一种技术接纳者，则成为一种对抗算法与数据垄断的重要方式。

就像《城市：最初的6000年》中揭示的一样：所谓的“贫民窟”、“城市焦虑”并非城市的问题，其本身就是城市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贫民窟为新移民进入城市降低门槛，而“城市焦虑”则展示了市民的渴望与不满足。那么，当我们对认知赋能城市导致的数据隐私、“心智主权”、监控资本主义等的担忧，它是否同样是当城市技术不断演化与裂变的结果，成为了人类通过算法与数据来优化和提升城市效率、质量与体验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体现了我们面对技术介入城市治理的某种自信，同时也暴露了人类面对城市数字化发展的不安。

当“精神卫生”与“数据安全”逐渐在认知赋能城市主义的轨道中逐步走向理念上统一，我们可能需要考虑，未来是以数据工程的方式来治理心智，还是以精神疗法的模式来规范数据使用？

如果我们拒绝被定义为可以被感知、塑造和管理的认知对象，抵制将个人的神经反应、情绪波动与精神状态被量化为城市治理的数据输入以保卫“心智主权”，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可能是规范城市的摄像头、刷脸设备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应用，是规范平台对个人智能手机的麦克风、通讯录、位置服务等功能的调用。

因为，在一个日趋“具身化”的时代，我们的身体数据状态就是我们的主张与认知。

这是宜家进入中国2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关店潮，一口气关闭了7家大型门店，很多人说宜家不行因为年轻人没钱了，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一席 ，作者：一席YiXi，原文标题：《一个被手段化的教育怎么能真的燃起激情，这个意义上，大学过时了｜余明锋 一席》

当我们摒弃了自我的激情，单纯把生命自身手段化而投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无限的内卷，每个人都卷成一个沙砾化的原子。我们过的是全然算计的生命，甚至于我们还要算计自身。当生命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被手段化，我们就必然面临根本的虚无。

大学的过时

一席x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2025.12.20杭州

大家好，我是余明锋，来自同济大学哲学系。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大学的过时”，我想我给出的这个命题不是耸人听闻的，而是想要切实地描绘今天大学的现实处境以及未来的可能。

双重倦怠

有关大学的过时，其实这几年已经有一个说法在形容这件事，那就是“大学的高中化”。什么叫“大学的高中化”？其实就意味着我们以为大学该有的样子，在今天已经过去了。

很多教育专家都在谈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关键词是“绩点”。当大学里的一切都围绕绩点展开，大学也就变得和高中一样，甚至可能比高中有过之而无不及。

高中可能就五六门功课，而大学方方面面都可以被量化地考察。每一门课的成绩、创新创业项目、社团活动，一切都可以被打分。你所得的这个分数和接下来的保研、直博、留学、工作都有关系。

与此同时，我们也能注意到一些相关但是似乎又矛盾的现象。比如说，几乎每所大学在本科生阶段都在抓上课的抬头率，还有年轻人之间所谓的“低能耗模式”。

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还会告诉我们不要因为谈恋爱耽误了学业，而现在的大学生可能会回复：“谈恋爱太浪费时间了，不划算，我没有那么多精力。”

如果一切都围绕绩点展开，难道不是应该每天像打了鸡血一样地上大学吗？不是应该在课堂上表现得非常积极吗？为什么还会出现抬头率的问题？

我想有两点内在的原因，或者可以称之为“两种倦怠”。

当我们上任何一门课是为了绩点的时候，这门课的内容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就不重要了，我对于学习的内容其实没有发自内在的兴趣，于是对学习的内容有一种倦怠。

除此之外，我的绩点追求所朝向的目标，又会在下一次的人生追求当中成为手段，所以我对于现在这个目标也没有根本的热情。

这双重的倦怠，使得我们的大学一方面好像围绕着绩点展开竞赛，另一方面又出现史无前例的倦怠。

讲到这里，可能大家首先会想的是那我们能不能取消绩点制？这确实也是一些教育专家提出来的建议。但假如我们的社会就是以绩效考核的方式来运行，那取消绩点制恐怕也不能真的解决问题，绩效考核的竞争仍然会以新的方式展开。

所以“大学高中化”的实质其实是专业和职业过高程度的绑定，可以说大学教育已经被手段化了。一个被手段化的教育，又怎么能够真的燃起激情呢？这个意义上，大学过时了。

教育的「遗忘」

当我们问大学真的过时了吗？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有两个概念需要反思：什么是所谓的“大学”？什么是“过时”？

我们现在对大学的想象——上大学就要选一个专业，而专业决定了未来的就业前景——这似乎天经地义，但其实它大约只有150年的历史。在150年前，就有一个思想家已经深切地洞察到这个问题，并展开了深入的反思。这位思想家，就是尼采，他也是我个人主要的研究对象。

尼采1844年出生，1900年去世。他生活的时代可以说刚刚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的时代，同时也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也就是作为现代国家的德国建立的时代。这个时期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凭借科技经济的进步带来繁荣的生活，电灯、电话、铁路等等开始植入我们的生活，德国更是凭借第二次工业革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

而尼采在这样的时代看到了其中的意义危机、文明危机，看到了现代教育的基本问题，用一个表述来概括——“教育的遗忘”。

这好像又是一个惊悚的命题。我们的社会，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舆论、还是国家，好像都无比重视教育。教育的投资甚至是每个家庭的主要投资项目，但为什么说教育被遗忘了？

因为尼采说：“在这个时候，教育机构被混同于生存机构了。”用他的比方来说，是“把仙女当作了丫鬟”。所谓仙女，就是有超越性的，不局限于此岸的幸福，而丫鬟则是服务于此世的幸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越重视教育，就越是遗忘教育，并且这个遗忘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它有着重视的外表。

尼采看到了现代教育的根本逻辑，并且给出了深切的批判：

专业的学习是职业的预备

首先，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教育专业化的开端，也就是专业和职业深度绑定的大学概念的开端。在那之前，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现代技术还没有和科学以及大学的研究真正地关联起来。

而德国人正是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机，大力改革教育，使得他们的教育和那个时代工业的职业化需要产生了连接，因此在那时取得巨大的成功。但也因此，专业化的学习在这个意义上只是职业的预备，大学教育的内容本身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培养出了怎样的会计师、银行家、工程师等等。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尼采的批判有点精英主义。但其实他同样看到职业在现代生命当中的重要，他看到现代人勤奋工作是在追求可能的自由和高贵，看到我们需要通过工作来获得现代生命的意义感，获得我们能够决定的事业和家庭的范围。他没有低估这一点，甚至说：“职业是人生的脊梁。”

但他认为由此带来的教育的工具化，却给教育带来根本的伤害。我们来看这段话：

“按照这里通行的道德观念，所要求的当然是……一种速成的教育，以求能够快速成为一个赚钱的生物。”

教育是职业的预备，当然最好压缩到不能再压缩，因为目的在下一个环节，大家想想今天我们上大学选专业的心态是不是这样？进一步，如果你还要考研，也就是所谓的深造教育，那就是要能够成为一个挣钱更多的生物。

假如你研究生毕业拿的月薪还不如本科生，大家会嘲笑你，会说你“踩了天坑”“你读的专业不对”，也许你读的是哲学，是不是？

我们注意尼采用的一个词——“道德观念”。选专业作为职业的预备已经成了现代人的道德观念，已经被内化为自我评判的标准了。

也就是说，假如我选了一个没有就业前景的专业，它不但是我的选择的失败，而且我会有愧疚感，会觉得对社会无用，愧对父母的养育。

当年我凭一腔热情进入哲学领域的时候，就遇到过一个很好的朋友，有一天他突然跟我感慨说：“明锋，我跟你一样热爱哲学，但是我发现读了哲学我就不能尽孝道了。我读了名校，但是未来的就业前景是不能告诉父母真相的，他们会大大地失望，怎么办呢？”

“一个人所允许具有的文化程度，仅限于赚钱的需要”。这话听起来很尖锐，但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么想的？

假如读了四年的本科，又读了几年的研究生，出来之后房价涨了、工资降低了，你会觉得我的书白读了，甚至会觉得不该去读这个书。这就是我们现代人面对教育的态度。

其实这种手段化的态度同样反映在大学老师身上。老师也是一份职业，而作为一份职业，像尼采说的：“某一个专业的一个精英学者很像工厂里的一个工人，终其一生无非是做一个特定的螺丝钉或手柄，隶属于一个特定的工具或一台机器。”他也由此提出了后来的一个概念：学术工业。

今天如果要做学术研究，大家首先想的就是发表的数量、项目的数量，所以学术的激情、自由精神的追求、高贵的象牙塔，在我们真的进入这个职业的时候，全都跌落了、祛魅了。

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在现代世界是服务于个体的生存竞争的。

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斗争

但不仅如此，教育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还因为在更大层面上，它还关系到民族国家的生存斗争。

尼采现代教育批判的背景是现代德意志国家的建立，这个国家建立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极端重视教育，尤其改革了中学和大学教育，让大量青年能够受足够的培训，进入职业领域，由此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程师。

尼采对此的评价是：“恰恰是最强有力的现代国家即普鲁士如此严肃地对待这种对教育和学校的最高的领导权，再加上其政治体制特有的果敢和强硬……获得了……伤害真正的德意志精神的意义。”

这话是什么意思？此前的政治当然也重视教育，但是性质是不一样的。因为传统的国家，或者称之为“文明国家”，国家的斗争是要朝着更高的超越性的目的去的，而现代民族国家就以生存为目标。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它全面地控制教育的时候，也剥夺了向更高的超越意义前进的路径。这是尼采对于德意志的深切批判。

他说：“一张朗读的嘴，数量众多的耳朵，以及与耳朵相比减半的写字的手——这就是大学这个学术机构的外观。”这几乎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大学的高中化”，这就是运转着的大学教育机器。

所以“大学的高中化”作为“大学的过时”的第一重含义，恰恰是现代大学机制潜在的可能性的最终完成。

教育手段化➡️生命手段化

但由此，我们面对着的恐怕是更深刻的问题，因为教育的手段化背后，更进一步其实是生命的手段化。

教育是职业的预备，而我们真的热爱自己的工作吗？8个小时的工作，难道我们不是把它当作生存的重负，当作我们活下去不得不去完成的任务吗？工作不也被我们手段化了？进一步，大家可能觉得工作手段化是为了家庭，但是恐怕今天大家择偶、成立家庭的时候，也在考虑它能带来什么。

于是几乎一切的生命领域，在原则上，在这样的系统当中，都可以被手段化。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机器建立之后运转得很好，好像无比地强大，但是我们遗忘了什么？我们遗忘了自我的激情。这样的机器运转是把自我的激情排除在外的。

而在尼采看来，自我的激情是生命的根本所在，因为我们的存在不是现成的，我们的“自我”还有待生成。这是他对于人性生命的基本看法。

我们可以说尼采的哲学根本上是一种生命哲学，而这种生命哲学根本上又是一种教育哲学。

因为从这种哲学来看，教育并不是我们生命之外的一桩事务，不只是为我们增添生存竞争的手段而已，它是内在于生命本身的要求——我们要成长为自我，要对自我有激情，就需要接受教育，由此来获得我们的自我认识。

不再追求自我超越的人

当我们经历了一系列现代教育、工作、生活手段化的机制之后所形成的人格是什么样的？用尼采的一个重要概念来描述，那就是“末人”。

什么叫末人？是生活在世界末日的人吗？是不再生育的人吗？是行将被人工智能替代的人吗？这些都可以是末人，都可能是末人，但都不是末人的内在规定。

“末人”在尼采的哲学当中，是和他更为著名的“超人”概念相提并论的。超人是一种以自我超越为生活方式、饱含着饱满的自我激情的人。相应的，末人就是丧失了自我超越的人。

如果说以自我超越为生活方式的人，必定是向世界、向外部开放的人，那么末人就是一种原则上已然自我封闭的人。他们有着极为坚硬的内在，原则上不对外开放，不被任何的超越性力量所触及。这个意义上，如果超人注定是冒险的人，那末人就是绝对安全的人。

尼采在这当中看到了人类价值观上的绝症。一切的价值观都意味着我们要超出自身去尝试、超出自身去欲求，但末人在原则上拒绝了任何的自我超越，如果说还有超越的话，就只是追求痛苦的降低。

在这样的人格类型中，痛苦没有意义，所以痛苦的降低是他唯一能追求的意义。由此尼采说：“末人以为自己发明了幸福。”

这是一个惊人的说法，因为幸福恐怕不是被发明的。但是末人通过对自我超出欲望的剪除、对自我激情的摒弃，获得了他所谓的幸福。

但是他真的得到幸福了吗？

自我剥削

事实上，尼采指向我们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恐怕是“想要成为末人而不得”。我们都是想要成为末人而不得的人。

因为当我们摒弃了自我的激情，单纯把生命自身手段化而投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无限的内卷，每个人都卷成一个沙砾化的原子。我们过的是全然算计的生命，甚至于我们还要算计自身。当生命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被手段化，我们就必然面临根本的虚无。

所以这样的一种幸福追求，其实是想要而不得的。我们都在把“自我剥削”内化为生命的机制。

工作上班8个小时，哪怕996，也只有那一段时间是被剥削的，它是有尽头的，而自我剥削没有尽头：8个小时睡眠都觉得太多了，就压缩到6个小时，想再多“剥削”自己两个小时；睡前恨不得再听一听哲学课😆，让自己的生命好像有一种饱满的感受。于是不只是大学生，还有大学老师、职场上的人，都成了“每日耗尽者”。

尼采还有一个有趣的概念，叫“虚假的利己主义”。

生活当中以“末人”为价值观的人，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他对于自己的利益计算得非常清楚，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利己主义者。但是他们所利的那个“己”本身是空洞的、是已然被掏空的。所以这个“利己主义”也只是“虚假的利己主义”。

他还说过一句特别刺痛我们的话：“谁不把一天的三分之二留给自己，谁就是奴隶。”这恐怕是对现代人辛辣的讽刺。

松绑的想象

我们今天谈“大学的过时”，其实有一个预设，就是这个大学是把专业和职业做了深度绑定的。但是今天，现代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正在动摇这种绑定。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招聘搜索引擎的数据：从2018年到去年，招聘机构要求“大学学历”作为硬性指标的岗位数量在稳步下滑。

▲数据来源：Indeed

最近，美国硅谷的Palantir（被称为“最神秘的公司”）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的某项招聘，将不再面向大学生，而是面向高中生。在他们看来，现在读大学已经是一种浪费。这家公司的CEO是哲学博士😂，他有反思的意识，他意识到“大学过时了”。

因此在焦虑之外，人工智能的冲击或许还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松绑”的想象。过去，我作为一个哲学老师，如果我跟同学们说不要考虑就业都来学哲学吧，我会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有问题，我是不负责任的老师。🤷

但假如未来的产业在发生如此深刻的变革，假如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工业、经济和教育的捆绑已经被松动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种全新的关于大学的想象？这种大学能够重新把自我的激情纳入其中，能够让我们的教育和工作，都和内在的激情相关。

最后，允许我用一句尼采的话和大家共勉：

“我要对你们说：人身上还必须有一种混沌，才能够孕育出一颗飞舞的星球。我要对你们说：你们身上还有这种混沌。”

谢谢。

出品|虎嗅科技组

作者|陈伊凡

编辑|苗正卿

头图|视觉中国

落后，有时能变成一种优势。

正如某些发展中国家从未铺设过铜缆电话线却直接跨入了5G时代；正如一些新兴市场直接跳过了信用卡支付，从现金步入移动支付时代。

2026年开年发生的故事，正在给这个判断提供新的论据。那些在软件时代步履蹒跚的行业，往往拥有跳过中间阶段、直接跃入AI的“特权”，比如医疗、

OpenAI 斥资1亿美元收购数据清洗公司 Torch 并发布“医疗全家桶”；被誉为“医疗界ChatGPT”的 OpenEvidence 完成新一轮融资，估值飙升至120亿美元；Anthropic 紧随其后宣布接入核心医疗数据库。大洋彼岸，中国大模型独角兽百川智能，几乎在同一时间推出了 Baichuan-M3 Plus，宣称将幻觉率降低至 2.6%——这一数据不仅低于 OpenEvidence，更触达了全球最低水平。

这延伸出两个问题，不同科技巨头布局医疗搜索的目的和策略是什么？另外，当巨头向医疗AI搜索下手时，初创公司的出路在哪里？

“只要市场规模大的ToC应用，大模型公司未来都会做。”这已经是AI圈的共识，除了医疗，过去的故事都在证明这个论断，例如炒股、社交、电商、娱乐和游戏。这似乎是一个AI创业中，残酷的“宿命论”。

不过，医疗是一个不容许大模型“犯错”的行业，其对数据质量的要求极高，并且需要零幻觉。在这方面，OpenAI等这些巨头的体量优势，未必能够转化为胜率。

UpHonest投研团队曾经在和虎嗅交流时就表示， AI时代的搜索将变得更加碎片化，未来每个人可能会有自己的AI搜索引擎，全新的生成式AI搜索引擎将紧密契合目标用户的“心智模式”，投资人、律师、医生的思维模式各不相同，信息获取模式、目的和决策思维各有差异，这些不同和差异就是生成式AI搜索引擎创新的机会。

医疗搜索正是在AI时代下衍生出的生意，只是这个生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

医疗搜索：一个隐秘的AI富矿

在过去的大半年时间，我们一直在关注一些未被软件“吞噬”的行业，如何直接跃入AI，但并非所有的数字化渗透率低的行业，皆有这样的机会。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数字化洼地”都是黄金。一位资深的工业 AI 创业者曾向我打过一个精妙的比喻：改造传统行业，就像是要给一辆正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汽车更换引擎。这事能成，必须满足两个苛刻的前置条件，第一，这辆车本身必须具备现代工业的骨架，不能是马车；第二，油箱里必须有足够的燃料，能支撑它在换好引擎后继续狂奔。

换句话说，只有那些“体量庞大到不得不改”且“拥有丰富高能燃料”的行业，才配得上 AI 的深度改造。

医疗，正是那个完美符合所有特征的唯一的标的。

这个行业充满了“悖论”：它的体量大得惊人，拥有丰富的数据，但在核心诊疗环节，其数字化程度却低得令人发指——繁琐的流程、纸质的单据和互不相通的信息孤岛随处可见。传统医疗受限于人力，无法突破高质量、低成本和高不可及性的“不可能三角“。

根据 RBC Capital Market 的统计，医疗行业贡献了世界上30%的数据量。根据 IDC 发布的《数字化世界》报告预测，医疗健康数据正以 36% 的复合年增长率爆发式增长。随着电子病历的普及、可穿戴设备的爆发以及合规要求的升级，这些海量且复杂的医疗数据，正在成为训练下一代高智商 AI 模型不可或缺的“燃料”。

从商业角度看，医疗不仅市场规模巨大，更是一个离支付最近、使用频次高、客单价高的场景。根据 CMS (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发布的官方国家卫生支出报告（NHE），2023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达到 4.8万亿美元，占其GDP的 17.6%。预计到2032年将增长至 7.7万亿美元。这是全球任何一个单一行业无法比拟的体量。

大厂的策略：争夺入口与生态布局

OpenAI 披露的一组数据：每周有2.3亿人在 ChatGPT 上咨询健康问题，日活达4000万，且70%的对话发生在诊所下班之后。这意味着，AI 已经在实质上接管了人类的“非工作时间医疗咨询”。这意味着医疗已经是一个高频的使用场景。

高频，意味着流量入口和用户心智，这背后蕴藏丰富的商业想象，例如支付、保险等。

但正如我们在最开头提及，由于医疗行业对数据的苛刻要求，巨头不一定具备这方面的优势，在医疗上，谁能拥有最全且准确的数据集，就能获得取胜的关键。

OpenAI 推出了独立的 ChatGPT Health，允许用户将自己的医疗记录和健康应用数据接入 ChatGPT。对话记录、文件记忆与普通模型分开，且明确承诺不用于模型训练，以此解决医疗最敏感的隐私顾虑。1月13日，OpenAI宣布收购医疗科技初创公司 Torch，这家公司正在开发一种面向人工智能业界的“统一医疗记忆”系统，目标是将分散在不同厂商、不同格式中的患者健康数据统一整合到自己的平台中。

1 月 11 日，Anthropic 在 J.P. Morgan 医疗大会上发布 Claude for Healthcare。Claude 医疗版接入了 CMS 覆盖数据库、ICD-10 编码、NPI 注册表、PubMed 3500 万篇文献。相比之下，Anthropic更加ToB，Claude for Healthcare可以被应用到临床和保险流程中，协助医疗人员快速找到相关资讯，为临床医生节省时间。

视线转回中国市场，蚂蚁阿福（及背后的蚂蚁医疗大模型）也是面向C端，背靠支付宝庞大的生态体系，蚂蚁阿福占据了离钱和交易最近的入口。

大公司做泛、初创公司做垂

近期，百川智能正式发布新一代医疗大模型 Baichuan-M3 Plus，展示了其作为医疗大模型的能力，百川智能称，面向所有服务医务工作者的机构，免费开放M3 Plus的API形式，适用场景包括临床辅助决策、医学教育。不过我们还无法从仅有的公开资料中，窥探百川智能下一步的商业化细节和模式。毕竟，对于医疗行业而言，模型能力仅是其摸到这个行业门槛的第一步，是否能够足够了解用户、深入用户需求，建立自己独特的数据飞轮壁垒，是医疗AI初创公司生存的关键。

另一个更具有参考意义的初创公司范本或许是OpenEvidence ，为医疗垂直大模型初创公司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生存样本。相比大厂面向C端的医疗产品，初创公司则面向B端，做深做垂。

与 OpenAI 和蚂蚁阿福主攻 C 端大众不同，OpenEvidence 从一开始就只做医生的生意。其用户需经过严格的资质验证，仅面向临床医生、执业护士、药师等专业人士。这种定位决定了其独特的商业模式。

首先是获客逻辑，类似“专业版ChatGPT”。对验证过的医生免费开放，通过极致的工具体验积累高频专业用户。

其次是变现逻辑，OpenEvidence“免费增值+精准广告”。它并没有向医院收软件费，而是在拥有了全美最精准的医生流量后，引入了针对B端的精准推广（如药企资讯），实现了类似消费互联网的病毒式传播。

第三就是他们数据飞轮积累的模式，一方面，医生的每一次使用，就能够帮他们积累数据和反馈，另一方面OpenEvidence还切入了医生的刚需——继续教育学分（CME）。在美国，医生每年必须修满学分，OpenEvidence 将使用 AI 学习的过程认证为学分，这让它摇身一变，成为了美国医生的“学习强国”，极大地锁定了用户时长。

为了减少幻觉，OpenEvidence不联网，而是大规模采用美国FDA、CDC发布的免费权威信息，以及同行评审的医学文献。

在做深做垂上，OpenEvidence的另一个示例是，2025年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DeepConsult的AI Agent，被称为"数字博士研读助手"，能自主检索并分析上百篇相关研究，将平时需要人工数月综述的主题，在数小时内生成综合研究报告发送给医生。尽管每次调用的计算成本是普通搜索的100倍以上，OpenEvidence仍然免费向美国认证医生开放这一功能。有很多医生会用这个AI Agent来查找自己一辈子可能只遇到一两次的病历。

我们曾经跟硅谷风投机构UpHonest投研团队探讨OpenEvidence的模式对于创业者的启发和参考。

模型的能力，只是这类公司成功的第一步。商业化和场景化的精准变现才是核心。OpenEvidence的专业化胜过泛化，在垂直领域做深做透，而非追求大而全；其次，PLG（产品驱动增长）产品质量驱动增长策略，绕过传统 B2B 销售的复杂流程；场景化变现，将用户的专业决策场景转化为高价值的广告投放场景。

这是中国版图上，去年新开通的高铁——它们在16个省份遍地开花，串起了42座城市，囊括上亿人的老家，可能也包括你家。1月26日，正好也是一年一度的开年铁路大调图。16条线的首发，我们大都体验了一遍。今天就来给大家盘一下，它们将如何改变中国？哪些城市将因此受益？其中的“超短高铁”，都有什么讲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小锄头 ，作者：王芳

很有幸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各种机缘，和严老师神交已久，今天也是第一次网友见面。我也是很忐忑的，因为我知道这26个参考答案里有很多很厉害的武功高手，而我是最平凡最普通最没有招式的那一个。我今天是来向严老师、向各位朋友学习的。

我是带着家属孩子一起来学习的。我想起严老师写给理理的信里有提到，希望女儿能从他的各样朋友那看到、学到不同的东西。读到这一句我是很感动的，那我也是抱着这样一份初心和学习的态度来到这样一个难得的朋友聚会。

严老师让我讲讲我在教育自己的小孩时，和我父母对我的教育上有哪些差异，同时有哪些更坚定的想法。

我当时给严老师的回复是，教育是个平常到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事情，甚至平常到我们不刻意都不会意识到它已经发生过了，我需要好好觉察一下。那这几天我也有意识地去回想、去觉察。

我想先讲一个故事。

有一天读绘本，我家妹妹问我，farmer是什么意思，然后又问我“农民”是什么意思。

我被突如其来的、我觉得显而易见的、不成问题的问题问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给眼前这个孩子，比我小35岁的孩子来解释我再熟悉不过的暂且称作“名词”的词。我告诉她，你的爷爷奶奶，王爷爷王奶奶都是农民，我们吃的米面都是农民种出来的。

我家妹妹的这个问题触发了我的思考，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

我和我家妹妹，一个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北农村，一个出生在21世纪的大城市；我小时候生活的场域里眼之所及都是农民，如果有同学的父母是老师、医生、经商或是其他，是我们羡慕的“铁饭碗、有钱人”家的孩子；妹妹生活的如今城市场域里有各种各样的职业，但很少见到麦田和农民。

我参加过一席线下的一个活动，叫“走向真实而广阔的世界”。所以，什么是真实而广阔的世界？对于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她们真实而广阔的世界是怎样的？如何走向真实而广阔的世界？

我的父母出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村，我想象不到他们那一代的吃不饱穿不暖，我妈给我讲起的拿着煮饭锅碗瓢盆去炼钢是让我惊讶的；我的孩子们出生在21世纪的城市，他们也同理不到我小时候对过年的盼望是一件期盼很久的新衣服。

我那时候每天放学以后是去给羊填草、给牛提水、给鸡喂食，现在的孩子每天放学后是被各种投喂，水果、零食、“妈妈牌补品”。

记得我上五六年级的时候，读到过一篇学生作文，写的是上海的生活，我印象非常深刻。写的是我们家人的一个周末的早上，里面描述了小作者跟着随身听练英语口语，哥哥在楼上卫生间洗热水澡，妈妈接完一个长电话后在做饭，爸爸在电视上看早间新闻。

我当时都震惊坏了，天呐，竟然还有这样的生活！竟然可以在家里早上起来就洗澡，还能看电视练英语口语，这对那时的我震撼特别大。而这些，就是现在孩子们生活的日常。

所以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我们出生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代发展造就了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短视频时代，随处可见对“教育”的看法。在我小时候，很少会有父母聚在一起探讨“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他们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遵从着四季规律翻腾着脚下的土地，就是要挥汗如雨才能有收成。“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我们那时候写父母常用的句子。

我想，父母对我的教育是润物细无声的，他们从来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会告诉你：你好好学，以后考上大学了就不用这么辛苦了。而我也不需要什么大道理来劝学，父母已经在全力托举了。

如果说，我在当时我们村里，一众农民的子女里是比较懂事的，那全归功于我父母对我的夸。是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学习会夸：字写的好、书读的好、作文写的好；其他的也会夸，穿的衣服总是很干净、不费鞋、啥事都能帮着做、不乱花钱······我现在都能想到不光我妈夸我，我们村上的左邻右舍都夸我的情形。

记得小学有一次我考试考得很好，我妈给了我8毛钱让我去买吃的。学校旁边的小卖部连着两周都没有我喜欢的“熊毅武”方便面，我在犹豫不决中还是把那8毛钱又还给了我妈。我妈当时很惊讶，把钱收下了，但她当时的夸我和之后很长时间给左邻右舍夸我知道省钱，用很长的反射弧弥补了我没吃到方便面的遗憾，我觉得太值了。

所以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条件的夸中，我不断汲取到了一种东西。后来在我上大学时，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在当乡村教师时去参加武威市的讲课比赛时；在读硕士博士面对比我年轻很多的同学时；在走到省城面对新的同事时；在中年举家来到北京重新开始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新的工作内容时，我一直从心里觉得，我只要努力了，我就肯定能做好。

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我父母赋予我的是一种力量和信念。是那种农民坚信的：只要我在这片土地上用心耕作了，土地就不会亏待我的信念。

父母对我的信任也是无条件的。上大学时，我每个学期的生活费我妈都是事先足额打到卡里的。记得有一次一个同学问我借钱，我才知道很多同学父母都是按月打钱的。

我的家庭条件非常一般，但我父母给予我的信任从来都不一般。所以在教育我的时候，在我的父母给我力量的时候，他们很少讲大道理的，他们的身体力行本身就是一种潜移默化。说到这里，我意识到我对我的孩子们太唠叨了。

那我觉得，我的父母、我、我的孩子们，无论我们处于哪个时代，我们都有各自的课题。不管是去克服贫困，去对抗焦虑，还是去丰盈精神世界，都是每个时代所要去面临的课题。理解父母，成为父母，是我们自己的课题。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课题，不同的真实而广阔的世界下，那我觉得只有爱是唯一不变的。

爱有很多种语言，就像幸福一样，比较抽象。把父母传给我的爱的语言传递给我的孩子们，让这个份爱流通起来，让我具象化一下的话，我觉得那就是无条件的看见，无条件的信任，无条件的欣赏，无条件的夸奖。

我们今天在这里，探讨真实而广阔的世界。沙漠里不长虚弱的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草，如何走向真实而广阔的世界，我想严老师的这本《沙漠里不长虚弱的草》，会帮助我们每个人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答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停机坪 ，作者：停机坪大表哥

每当我讨厌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把对方朋友圈屏蔽掉。不是“不让他看我”，而是“我不再看他”——毕竟跟很多人都有工作上的交流必要，直接删好友未免太冒昧。“仅聊天”又容易让对方察觉，反而给自己徒增麻烦。

单方面拉黑后，这个人就消失在了我的视界里，如果没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几乎不会再想起这个人，如此甚是愉快。而讨厌的缘由大多是朋友圈发表一些奇奇怪怪的言论，有的半死不死无病呻吟，有的过于关心全球局势，有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无法苟同，总之就是看的很烦，又不好删，单方面拉黑了事。

你会无缘无故的讨厌一个人吗，我觉得会，至少目前不少人都无缘无故讨厌印度人。

我也有点讨厌，因为以前飞航班的时候，真的亲眼看吠舍们坐我旁边光脚盘腿——在那么挤的空间——然后一会玩脚一会捏脸，我在旁边局促的全程都快腿抽筋了，因为没有空座可换。

且不管皮肤黑还是白，对乘务员都毫无尊重，使唤起来像是使唤佣人。

自从去年开始复航印度以来，航空公司们似乎很重视这条航线——赚钱么，不寒碜。有一次说要加航班，航空公司朋友跟我聊起，说多好的素材，不值得写吗？

我诧异的盯着电脑屏幕，说你们都不上网的吗？这种班你飞就飞了，要加班就加班了，怎么还敢大张旗鼓宣扬呢？该说不说，也就是这届网友还没反应过来，不然你一架刚从印度飞回来的飞机，看网友们会不会发起抵制。

但是最近，飞印度的大家们还是要更小心一点。

这几天看新闻说，印度西孟加拉邦暴发尼帕病毒疫情，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反应。泰国加强了对来自印度旅客的入境健康监测；尼泊尔也因为与疫区接壤，要求机场和边境口岸提高检疫等级。

其实很多人对病毒的认知，停留在“离我远不远”。可对民航而言，问题从来不是远近，而是——它是否已经进入航线网络。

比起机械故障、天气迫降这些我们熟悉的风险，一个携带未知病毒的航班，才是最让人无处可躲的存在。

你不知道它会不会出现，不知道潜伏期有多长，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站在传播链的某一个节点上。

几年前我读过一本书：《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记着：

如今民航业的高度发达，让不管来自哪里的何种病毒，都可以在24小时内乘坐航班去往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

这次尼帕病毒并不新鲜。上世纪末，它曾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造成严重疫情，为了切断传播链，当时扑杀了上百万头生猪；此后，它多次在印度、孟加拉国、菲律宾出现。

它的危险性不在“传播快”，而在于三件事同时存在：死亡率高（40%—75%）、潜伏期长（最长可达45天）、至今没有疫苗和特效药。

这就要求我们空勤机组——其实不管飞哪都一样——执行航班时一定要避免自己的皮肤、嘴巴与其他人的血液、伤口产生直接接触。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我们在密闭的空间里无处可躲，只能在最大范围内降低自己被感染的可能。

在航班上，如果遇到有人需要帮助，一定要采取某种类型的保护性措施，比如手套、塑料袋、清洁袋等等。在为别人提供急救后，要立刻洗手。而擦拭过其他人体液的毛巾等物品，要收集起来待落地后交给检疫部门进行处理。

对未知还是要多一分敬畏，保护好自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芥末堆 ，作者：左希，责编：浣熊

他已经连续好几年，反复做同一个梦。

梦里，他坐在驾驶位上，车在夜色中疾驰，没有刹车。他只能不断打方向盘，在城市街巷间兜转、急弯、再急弯。很疯狂，没有尽头。车不会撞，人不会死，但他必须保持清醒，一直开到天亮。

现实中，39岁的李晶也没能停下。创业第五年，他仍在维持三家科创教育机构的运转。为撑住现金流，他先后抵押了自家房产，又动用了父母唯一的住房，前后举债数百万。就像那辆失控的车，一旦发动，只能向前。

“梦有时候是在帮你，”他说，“它替你代谢情绪，缓解那种失控的感觉。”这不是一个关于成功的梦。它更像是这个时代，众多教育创业者共同的潜意识。

01

2025年秋冬，武汉的教培行业冷得沉默。

一些老牌机构开始清仓，有人关闭门店，转战AI托管业务，更多人则悄无声息地离场。家长群里流传着一句话：“谁还在续费谁傻。”课程像今年的柑橘，滞在原地；理念则显得多余。所有人都在问：还能撑多久？

投资人看见“教培”两个字就跳页。地推活动像石子落入死水，不起水花；试听转化率持续走低，家长的到访热度就像冬天的水壶，刚冒几缕白气便凉了。

李晶的三家校区，在册人数三年来首次停滞。事实上，自创业以来，危机便如影随形。时间一长，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进入了一种长期的应激状态，“会更多地释放恐惧、不断预演最坏的情况”。于是，他开始拍视频。为了迈出这一步，INFP人格的李晶做了漫长的心理建设。“你相信自己会赢，但万一不是呢？那种补偿心态其实非常恐怖”。

那天晚上，他喝了半斤白酒、一升半精酿，只为压住脑子里“哪句话该讲、哪句话不该讲”的念头，“单凭直觉来”。他坐在仓库角落，对着镜头讲了四个小时，中途卡壳、走神、重录，直到凌晨。同事陪着他拍，又喊来朋友助阵。他怕一个人呆着。

“这次做IP不能失败。”他说，“它是我手上为数不多的杠杆。”他的微信里有4000多个好友，有家长、同行、大学同学、曾经的客户。他知道，只要这次失败（不是播放低，而是没人回应），他最后一层“社交信用”也会被透支完。

剪出来的成片只有三分钟，标题是朋友起的，带着股狠劲：“87年，辞掉铁饭碗，为了做教育倾家荡产，他经历了什么？”

2025年12月3日，视频发布。当晚播放量迅速破十万，第二天跨过五十万，教育圈率先刷屏。评论区里，有人说“终于有人敢讲实话了”，有人提起他疫情期间四处奔走帮忙找物资，说：“这才是武汉人。”

他没有细读评论，但每条都点了“谢谢”。前后点了15000个。

本地家长陆续走进校区。最初是带着试探：“视频里那个人，真的在上课吗？”试听预约随之爆满，转化率飙升。他连夜搭建承接流程，重新设计话术、优化接待动线、培训前台老师。一边拍视频，一边上课，一边调流程。

流量来了。他没有去判断自己是否“红了”，很少打开后台的涨粉曲线。直到后来，学生在专业赛事中斩获冠军，视频再次出圈，情况才逐渐明朗。

视频出圈后，月签新生的数量翻了五番。白天校区事务缠身，晚上回家刷留言，一边看一边睡着，凌晨三点惊醒后接着刷，一直看到天亮，再洗把脸，进教室。

02

2020年1月1日，李晶的第一家科创教育中心在武汉开业。门店选在城区房价最贵的购物中心，租金高，但人流量集中。他希望先跑通一个“课程结构—工程路径—交付模型”的原型，再谈复制。那时他刚离开体制不久，人还带着惯性。他说自己并不急着赚钱，更想先把一件事“做立住”。

22天后，武汉封城。城市被按下暂停键。机构停课，员工回家，房租照交。他在空荡荡的校区里怅然，第一次意识到：创业并不等于掌控。

八个月后复课。没有刻意营销，却迎来一波报名。孩子在家憋得太久，家长需要出口。他顺势开出第二家校区，选在经开区永旺商圈。租金更高，但他当时相信，这是窗口期。“后来才知道，那可能是行业最后一次窗口。”他说。

2021年，“双减”落地。虽然监管重点并不在素质教育，但支付意愿开始下滑。家长变得犹豫，“再看看”“先缓缓”成了常用回复。他没有降价，把精力放在课程内容和教务服务上，想用产品力站住脚。但人流一断，再好的课也难以转化。

2022年，疫情反复。武汉一年内经历六次封控，三家校区轮番关停、复课。排课表常在凌晨改好，早上又被推翻。退费申请和投诉电话堆在前台。他说，“那时校区像战场，老师像急救员。”

当年亏损280万。年底，公司账面现金流只够支撑三个月。他第一次抵押房产，从银行贷出92万元，用来填补周转缺口。

2023年，一笔此前被忽略的合规成本被重新计入，需要一次性补齐，金额接近50万元。公司已无法再拆借，他只能动用家庭资源。他瞒下所有人，以“公司贷款需要担保”为由做了亲子公证，抵押了父母唯一一套住房，换来69.5万元。手续办得很快，他却不敢多看合同。“我怕看清楚，就签不下去了。”

钱到账后，他拆成几份。工资、房租、物料、供应商，一笔一笔摊开。他说，工程出身的人，即便在亏，也要亏得有条理。

这五年里，他并非没想过停下。只是停下的代价更高。教育不是一般生意。背后是几百组家庭、几十名员工。一旦停摆，问题不会慢慢消失，只会集中爆发。他把公司形容成一台“带电机器”：只要通着电，就有课程、有交付、有纠纷；一旦拔掉电源，反而崩得更快。

很多时候，他觉得自己像站在一根随时会塌的平衡木上，不能腾挪，因为下面是冷硬的水泥。只能立正站好，脚趾抠紧，撑一天算一天。

每个月，他会在一张A4纸上手写现金流。水电费、耗材、空调、清洁频次，一项项抠。这五年像一个黑洞，吞掉了原本所有关于规划的想象。“车没刹住，但也没撞。”

03

他越来越像一个精密仪表下的操作工，每一步都踩在信用系统的边缘。

2020年之后，为了维持三家校区的现金流，他陆续开通了十几个账户：微粒贷、借呗、360借条、企业周转贷、税贷、信用卡分期。每到月中，他就要开始“打表”，哪一笔到期，哪一笔可续，哪一笔能拆东补西，哪一笔再拖三天就会逾期。他说，这像一场没有终点的手工对冲。

员工工资不能延，家长退费不能拖，课时交付不能断。这些“信用锚点”一旦松动，机构就会从运营问题迅速滑向声誉危机。最初几年，这套调度还能运转。平台给额度，系统给续期，只要按时还款，链条就能接上。但到了2025年，这种默契突然失效。很多原本可以续贷的平台，在后台直接标红，系统自动关停。

这种静默的断链，比明确的拒贷更让人慌张。他意识到，作为一名被外界不断评估的创业者，已被征信评分、账户使用率、行业标签、地区分布等被系统标注的数据折叠进看不见的算法里。

他笑说：“如果征信真‘花’了，那也得活。”也是在这种状态下，他接到了那通诈骗电话。

2025年2月，武汉刚回暖。他有一笔36万元的循环贷款到期。电话那头自称是银行客服，说可以协助延期，只需配合一套线上验证流程。

“我当时像个失智的老年人。”他说，“对方说什么我就照做，连验证码都没想清楚就点了。”对方诱导他开启屏幕共享，完成了一次人脸识别授权。等他回过神，一笔来自境外机构的高息贷款已经生效，年利率23%。

他立刻报警。但所有操作都由他本人完成，警方无能为力。“不是贪心，”他说，“是太怕断气。现金流一断，整家校区就停摆。”

2025年10月，一个老朋友，也是银行从业者，打来电话，说刚好有一笔额度可以用。“我把这几年的流水、负债、课时结构，甚至员工层级和各分校的营收比例一股脑地倾诉给他，整个人都在发抖，像是对着陌生人解剖自己。”这些年，他一直在朋友圈维持着“正能量”，所有负面情绪都默默消化。最终，他成功拿到了150万贷款，年利率3.1%。

钱到账那天晚上，他睡着了，没有做梦。很久没有这样了。

04

2009年，李晶进入体制。

那一年，职业教育进入政策的“快车道”。政策密集出台，地方政府推动产教融合，学校鼓励项目制教学和企业合作。他所在的学校，是中德合作试点项目落地单位之一。汽车电子机械专业被列为重点试点，他刚入职，就被推到课改一线。

他并不抗拒这些工作。相反，那些年，他感到一种少见的确定感。他主导“3+2”中高职贯通项目，修订课程标准，搭建人才培养方案，跑企业、建实训基地。两个暑假，他几乎没离开过办公室，白天改方案，晚上对表格。

“那时候真觉得，事情是往前走的。”他说。他是教材主编，是赛事指导老师，是团委干部，是体制内典型的“青年骨干”。工作强度高，但回报路径清晰，干得多，升得快。更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在做“有用的事”。

那几年，整个社会也在奖励这种信念。地方政府需要职业教育承接产业升级，学校需要年轻教师推动改革，企业愿意参与培养方案共建。教育不仅是育人，也是就业通道，是城市发展的配套系统。

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太久。慢慢地，他发现，文件越来越多，会议越来越密，考核指标层层叠加，真正落到课堂与学生身上的内容，反而被不断挤压。一套课程是否有效，变得不如是否“可汇报”；一次教学改革是否成功，取决于有没有形成“成果材料”。“有时候你会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写给谁看的。”他说。

与此同时，体制外的世界开始变得喧闹。凭借专业背景和项目经验，他接触到企业培训和咨询项目。一次短期合作的收入，抵得上几个月的工资。

2015年，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一桌二十人，几乎全是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汽车工程师。有人换房，有人升职，有人跳槽。他是唯一的老师，也是收入最低的那一个。

2017年，他选择离开体制。

很多人以为他是为了赚钱。但在他看来，更深的原因在于一种结构性的转向：体制内，责任是被分摊的；体制外，责任则需要主动承担。当组织的信任成本迅速上升，责任的承担变得更加复杂和高风险。

这种变化，在创业初期并不显现。2019年，他创办科创教育机构时，仍能找到愿意并肩的伙伴，愿意长期值守的老师，愿意耐心等待结果的家长。那时，大家还相信“共同体”：相信只要事情做得对，时间会给答案。

2021年之后，这种信念开始瓦解。疫情、政策、市场的压力交织，关系的成本被重新计算。投资者转向观望，合作伙伴寻求自保，家长的耐心也在迅速消耗。在这种时刻，自救的神话开始蔓延，每个人都在告诉自己，能撑下去就是成功。

灾难，不再是某个即将来临的突发事件，而是一种被无限延续下去的生活。成功被当作一种道德能力：对抗自己的脆弱、对抗这个迅速脱离共同体的世界。

05

到2024年前后，李晶开始明显感觉到，团队正在进入一种不同于创业初期的状态。

会议照常召开，课程照常推进，制度也没有出现明显松动，但一种无需言明的疲惫在内部蔓延开来。有人不再主动发言，有人只是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偶尔有同事不见了，不再告别，留下空空的座位。有人在社交平台发文，讽刺这个行业的“自我感动”。而他依旧每月在那张白板上写下新一轮教学排班，像是在为一支正在消散的队伍继续演练。

那是一种逐渐被淡化的存在感。每个人低头埋头完成自己的部分，彼此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原先的热忱与共同体感慢慢消退。

创业初期是什么状态？那时是讲愿景、发工资，每个人还能想象未来；现在，靠的是“这事不能散”“孩子还在”等一种近乎道德绑定的牵连。不能扩张，也不敢收场。

“教培是一个情绪过载的行业。”他说，“所有的情绪都压在一线老师身上，家长的焦虑，孩子的表现，课堂的反馈，还有投诉电话。”这些年，他学会了如何成为团队的缓冲区。他笑称自己是“情绪工程师”。家长的投诉，他先接住；老师的疲惫，他先消化；学生的情绪，他先安抚。

有一段时间，他会下意识地挽留那些显露出犹豫的人。也是在那段时间，他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维持本身，也可能是一种伤害。后来，他不再劝人留下。他开始理解那些选择离开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更好的去处，而是已经在心里，提前结束了这段关系。

他也尝试过修复。聚餐、团建、谈话，但效果有限。“人心不是靠几顿饭就能留住的。”他说。后来，他不再强行拉着团队向前，而是默默替每个人多做一点事：为留下的老师分摊课程，把家长的情绪劝解扛在前面，替人垫付一些零散费用，从不多解释。

他逐渐意识到，公司不是家，它只是装过一群人一段时间的生活。“情绪银行”是他给这种关系起的名字。他知道，这个账户里的余额已经不多，随时可能透支。

“像水里的一片叶子，”他说，“先别沉。”

06

回头看这五年，李晶发现，自己几乎从未真正拥有过“未来”。每个人似乎都被困在看不到尽头的时间深井中。

时间被切得很碎。以天为单位处理事务，以月为单位偿还债务，以季度为单位做计划。至于更远的事，很少再去想。“未来这个词，对很多人是一种奢侈。”他说。

在长期的应激状态里，人很难再谈延展。更多时候，未来只是一个倒计时。什么时候钱会断，什么时候团队会再走一个人，什么时候系统会给出下一个“不可抗力”。

直到2024年底，他尝试把时间重新拉长一点。他开始重新设计一门AI编程课程。课程的起点不再是知识点，而是问题本身：“这个世界，还有没有机器无法替代的事情？”课程里，他不急着教算法，而是让孩子先提出问题：如何让一台机器理解人的情绪？如何让技术参与照料，而不是只追求效率？孩子们要先观察、记录，再尝试用代码去回应现实。

“很多课程，其实是在用旧地图找新大陆。”他说，“但AI真正逼迫我们的，是重新思考为什么要学。”他更愿意用“载体”这个词来形容教育。在他的理解里，教育不是目标，而是一个载体：连接技术与人、连接乡土与世界、连接孩子和他们自己。

即便是看似最热门的桌面游戏设计、图像识别课程，他也会刻意放慢节奏，加入一些“非效率”的任务：让孩子回家观察老人三天的行动路径，尝试设计辅助系统；让他们画出理想教室的样子，再用工具把它变成草图。“你不能只教他们适应未来，”他说，“还得让他们有机会想象未来。”

在李晶看来，“未来”不像一个即将到来的外部时间，更像一个需要在当下建构的内部世界。

家长更关心“有没有用”，老师不太敢讲真话，机构之间也越来越谨慎。慢、试错、等待，这些词在现实中逐渐失去耐心。

可即便如此，他仍然记得一堂课上，一个孩子突然停下来问他：“老师，什么叫自己想出来的？”那一刻，他意识到，哪怕在系统高度疲惫的今天，仍然有人在追问一些“不合时宜”的问题。

“教育最动人的地方，不是给答案，”他说，“而是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人可以安心提问。”他知道，这样的空间越来越稀缺，但他仍然想继续搭建。“哪怕只有几个人愿意听，我也想把这件事讲完。”他说，“讲一个世界还可能是什么样。”

他偶尔还是会梦见那辆没有刹车的车。夜色、急弯、灯影模糊。车不会撞，人也不会死，但始终不能闭眼。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一生都在处理一件事，”他说，“速度取代了意义。”但教育不能放弃意义。哪怕慢，哪怕痛，它仍然要留下那个问题：我们究竟想把孩子带向哪里？

车还在夜里疾驰。只是这一次，他开始试着松一点手，让速度之外的东西得以显现。

后记：

新年，李晶送给自己一条无屏幕的手环。充一次电，可以用一个月，能记录睡眠、心率和步数。他说自己最近总觉得没睡好，但偶尔瞥一眼数据，发现并不糟，心里就会安定一些。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空洞之中。人们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资金是否安全，教学是否可靠。如此，坦诚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事情。在一切都需要迅速反应的丛林中，强大几乎成了一种必须被展示的状态。当一个社会越来越需要不断地“讲成功”来维持信心，现实本身，已经很难再被当作安抚人心的来源。

人们习惯用“个人选择”解释一切，却忽略了一个事实：许多所谓的选择，不过是被动接受的路径。时代首先改变的，往往不是命运，而是人对时间的感知。个体并不总是站在决定的起点。

后来有一次户外探险，李晶在完全黑暗的溶洞里连续走了十二个小时。没有参照物，也看不清前方，每一步只能跟着脚下的感觉往前挪。他意识到，在长时间的黑暗里，人很容易失去对“方向”的判断，只能靠不断挪动，来确认自己仍在途中。

卡尔维诺说：“在崩塌的世界中，不被吞噬的方式，是去建造。”在现实中，这往往意味着更高的风险、更少的保护，以及更多误解。

事实上，当时代的飓风刮起，身处其中的人往往无感：教育这部机器仍在运转，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机器之外还有意义。车不停，并非为了抵达，而是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停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字母AI，作者：苗正，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AI 时代，独角兽已经不稀奇了，但世界模型这块还是有所空缺的。

从估值的变化上来看，李飞飞的World Labs，最有可能成为全球首个世界模型独角兽公司。

根据报道，World Labs的估值已经突破了50亿美元，并且拟融资5亿美元。

而2024年9月的时候，这家公司才以10亿美元估值完成2.3亿美元融资，正式在公众面前亮相。

从结果上来看，从登场到50亿美元估值，李飞飞仅用了16个月的时间。

这个速度有多快?

OpenAI从2015年成立，到 2019年微软首次投资，此时他们的估值也只有10亿美元。

最接近World Labs速度的可能是Anthropic，但也花了25个月。

如果说李飞飞是世界模型教母，那么杨立昆可以说是世界模型教父。

2025年12月，杨立昆在LinkedIn上确认离开Meta，结束了他在这家公司长达12年的职业生涯。

杨立昆创立的新公司名为Advanced Machine Intelligence Labs，总部设在巴黎。AMI Labs正在寻求以30至35亿欧元估值融资5亿欧元。

不过，这两家企业高估值背后，并非对世界模型这一技术的吹捧，而是实打实的技术落地和商业化。

一、何为World Labs？

World Labs的投资方阵容包括Andreessen Horowitz、NEA、Radical Ventures（李飞飞本人是Radical Ventures的科学合伙人）、英伟达风投部门、沙特Sanabil Investments和新加坡淡马锡。

天使投资人包括谷歌DeepMind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Jeff Dean），以及图灵奖得主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

World Labs的核心技术理念叫做空间智能，这是一种“升维”的概念。

目前的顶尖AI虽然看起来很聪明，但它们本质上是“二维”的。它们只是处理文字序列或者像素排列，它们并不理解体积、有重量、受重力影响的实体。

World Labs的空间智能技术，就是要赋予AI“对三维世界的认知能力”。

以生成视频为例，空间智能是直接生成一个具有三维结构、且符合物理规律的虚拟环境，然后再在这个环境里去模拟要生成的实体。实体不仅有长宽高，还有材质和物理反馈。

在传统的AI训练中，模型学习的是像素之间的概率关联，比如蓝天下面通常是绿地，绿地旁边通常是小溪。

但World Labs的世界模型则是基于三维几何与物理模拟的原理进行训练的。

它在学习数据的过程中，得到的不仅仅是图像的纹理，还有图像背后的空间几何信息（比如深度、遮挡关系、透视角度）以及物理动力学规则（比如刚体如何碰撞、流体如何流动、光线如何反射）。

2025年11月，World Labs推出首款商业产品Marble，这是一个能够从文本、图像、视频或粗略3D布局生成持久化3D世界的模型。

Marble的技术底层采用神经辐射场（NeRF）和高斯点云（3D Gaussian Splatting）技术，而非传统的多边形网格。

神经辐射场是一种利用神经网络表示三维场景的技术，它将场景表示为连续的体积函数，输入三维空间坐标和观察方向，输出该点的颜色和体积密度。这种方法通过多层感知机学习场景的几何和光照信息，然后通过体积渲染生成逼真的新视角图像。

相当于在相同场景内，从每一个角度对实体进行拍摄，这样生成实体以后，用户从哪个角度看都符合物理规律。

高斯点云则是另一种三维表示方法，它用数百万个带有位置、大小、形状、颜色和透明度属性的高斯椭球体来表示场景，渲染速度比神经辐射场快得多，同时保持了高质量的视觉效果。

类似于乐高，通过小积木块最终搭建成完整的实体。

这使其能够生成连续的辐射场，包含空间理解、光照和深度信息的完整环境，而不是简单地组装多边形。

在2026年CES大会上，李飞飞在AMD CEO苏姿丰的主题演讲中展示了Marble的能力。

李飞飞说：“将少数图片变成连贯、实时的世界，不再是对遥远未来的一瞥，而是下一章的开始。AI 正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将少数图片或照片转化为一个实时可探索的世界。空间智能需要极致算力支持，才能实现可交互级帧率和无限持久的世界交互。”

World Labs采用免费增值模式，免费版提供4次生成，20 美元每月可获得更多生成次数，最高95美元每月提供75次生成和商业使用权。

目标客户包括游戏开发者、影视特效制作、虚拟现实应用。而且Marble还支持苹果Vision Pro和Quest 3 VR头显，每个生成的世界都可以在VR中查看。

更重要的是，Marble可以导出与Unreal Engine和Unity兼容的格式，这意味着它可以无缝集成到现有的游戏开发流程中。

李飞飞曾在访谈中表示，这项技术可能颠覆Unity和Epic Games的Unreal Engine等传统游戏引擎。

除了AIGC产业，World Labs还瞄准机器人训练市场，通过模拟环境训练机器人的自主导航软件。世界模型可以为机器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虚拟训练场，让它们在数字空间中学习物理交互、因果关系和长期规划，然后再应用到真实世界。

二、AMI Labs的技术优势是什么？

但AMI Labs不像李飞飞的World Labs那样拥有实际的产品，目前还只停留在技术概念阶段。

潜在投资方包括Cathay Innovation、Greycroft、Hiro Capital（杨立昆是Hiro Capital的顾问）、20VC、法国公共投资银行Bpifrance、Daphni和HV Capital。

要注意，杨立昆在AMI Labs里担任的是执行主席而非CEO。

该公司CEO职位由亚历克斯·勒布朗（Alex LeBrun）担任，他是医疗AI初创公司Nabla的联合创始人兼前CEO。LeBrun的前一家公司Wit.ai被Meta收购后，他曾在FAIR直接向杨立昆汇报。

团队还包括Meta欧洲副总裁劳伦特·索利（Laurent Solly），他于2025年12月离职加入AMI。

不仅如此，AMI Labs有法国总统亲自背书。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杨立昆选择巴黎表示自豪，承诺将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从法国取得成功。

AMI Labs的核心技术是杨立昆多年倡导的联合嵌入预测架构（JEPA，Joint Embedding Predictive Architecture）。

以往的AI，都是逐token生成输出的，然而联合嵌入预测架构能一口气直接以抽象表示的形式来创建世界，能够更好地预测未来状态。

联合嵌入预测架构的工作原理是，它不预测原始像素或token，而是预测高层次的嵌入表示。

系统有两个编码器，一个处理上下文信息，另一个处理目标信息，还有一个预测器在嵌入空间中进行预测。这种方法避免了生成模型的一个关键问题，生成模型必须预测每一个像素或token，包括那些不可预测的随机细节，而联合嵌入预测架构只关注可预测的高层次特征，忽略无关紧要的细节。

杨立昆在哈佛演讲中解释，这类系统通过在嵌入空间中进行优化来实现规划和推理。

AMI Labs公司将推进AI研究并开发可靠性、可控性和安全性真正重要的应用，特别是工业过程控制、自动化、可穿戴设备、机器人、医疗保健等领域。

AMI Labs的第一个应用将是医疗保健。

具体来讲，AMI Labs通过与Nabla合作，开发临床护理AI助手。截止发稿，这个AI助手已获得了1.2亿美元融资，预计两年内达到1亿美元年度订阅收入。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Nabla获得AMI世界模型的特权访问权，而亚历克斯从CEO转为首席AI科学家兼董事长。

亚历克斯表示，他加入AMI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世界模型应用于医疗保健的前景，因为医疗保健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使其成为测试世界模型的理想场景。

FDA认证要求确定性、可解释的推理，这正是LLM无法提供而世界模型承诺实现的。大语言模型存在幻觉问题，在医疗场景中可能导致严重后果，而世界模型通过建立对患者生理状态的内部模拟，可以预测疾病进展，提供更可靠的决策支持。

2026年1月，杨立昆还加入了另一家初创公司Logical Intelligence，担任技术研究委员会创始主席。这家公司推出了名为Kona 1.0的能量基础推理模型，通过对约束条件评分来验证和优化解决方案，寻找最低能量也就是最一致的结果。

这种非自回归模型也和AMI Labs的联合嵌入预测架构相似，能够一口气生成完整的推理轨迹。

能量基础模型是一类通过能量函数来定义概率分布的模型。在这个框架中，每个可能的输出都被赋予一个能量值，能量越低表示该输出越符合约束条件。

模型通过优化过程寻找能量最小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同时考虑多个约束条件，并且可以进行全局优化，而不是像自回归模型那样只能做局部决策。

杨立昆表示，AGI的最终状态不会来自单一模型类别，而需要能量基础模型、LLM、世界模型等组成的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

三、都是世界模型，两家又有什么不同？

虽然李飞飞和杨立昆都在构建世界模型，但技术路线存在根本差异。

由于技术还处于早期，World Labs的Marble本质上还是传统的生成式AI方法。它确实能生成3D世界，但这些世界本身还不具备物理知识。

World Labs联合创始人在采访中表示，Marble生成的罗马拱门并不知道如果移除一块砖，其他砖可能会掉落。它只是学会了罗马拱门在视觉上应该是什么样子，而不是理解支撑它的物理原理。

这种方法在创意内容生成方面表现出色，可以快速产出视觉上令人信服的场景，但缺乏对因果关系的深层理解。

相比之下，因为杨立昆的联合嵌入预测架构能够直接生成完整的结果，它就能够表示出来这里面的因果关系。

但是在市场方面，World Labs已经获得了早期客户。World Labs透露已有多家组织采用了Marble API。这种先发优势使其在融资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

World Labs明确瞄准创意产业，这些市场已经存在，客户有明确的痛点，3D 内容制作成本高、周期长，Marble提供了立竿见影的价值。

游戏开发者可以用Marble快速生成背景环境，然后在Unity或Unreal Engine中添加交互逻辑。影视制作团队可以用它进行虚拟场景预览，大幅缩短前期制作时间。

从商业角度看，World Labs的策略更加务实。它选择了一个已经存在的市场，提供了一个可以立即使用的产品，并且建立了清晰的商业模式。

AMI Labs有点超前，它押注于一个尚未成熟的市场，追求技术突破，给这片全新的市场带来需求。这种方法风险更高，但如果成功，回报也会更大。

李飞飞的World Labs扎根硅谷，投资方以美国VC为主，虽然也包括沙特和新加坡主权基金。这使其能够充分利用硅谷的人才、资本和客户网络。

反观杨立昆，他选择巴黎作为总部，这不仅是个人偏好，更是战略选择。

欧盟正在建立AI主权，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依赖。AMI Labs获得法国政府的高调支持，可能在欧洲监管环境中获得优势，特别是在医疗保健等高度监管的领域。

两家公司的人才策略也有所不同。

World Labs主要招募的是大量计算机视觉和图形学背景的研究者，这些人擅长处理视觉数据和渲染问题。AMI Labs方面则更倾向于招募有机器学习理论和物理建模背景的研究者，这些人更关注模型的数学基础和泛化能力。

李飞飞相信通过大规模数据和计算，可以让模型学会对空间的隐式理解，即使它不明确建模物理规律。这种方法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已经被证明有效，ImageNet项目就是最好的例证。

杨立昆则坚持认为，真正的智能需要显式的世界模型，需要理解因果关系而不仅仅是相关性。他多年来一直批评纯粹的生成式方法，认为它们无法达到人类水平的推理能力。

所以看下来，虽然两个人的技术完全不同，然而实际上，这两条路之间好像也没有那么水火不相容。

事实上，它们可能最终会融合。World Labs的生成能力可以为杨立昆的因果模型提供丰富的训练数据，而联合嵌入预测架构的推理能力可以增强Marble的物理一致性。

AI的未来可能不是选择其中一条路，而是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点。

无论哪条路径最终胜出，世界模型都代表了AI从理解语言到理解物理世界的重要转变。

它意味着我们不再满足于让AI模仿人类的语言能力，而是要让它理解什么才叫客观规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字母AI，作者：苗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旅界 ，作者：theodore熙少

打败酒店的，不是酒店。

01

北京最冷那几天，我和老李约着喝茶，他是酒店圈老江湖，在北京做了十几年连锁酒店加盟生意，手里握着好几个知名品牌。

老李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冷雪，接连感叹和我去年这生意做到了冰点，他在东北五环守了六年的门店，终究没能熬过这个冬天，这两天正式决定关门撤场了。

老李说，准备撤的这家店2019年开业，头半年还不错，但可惜好景不长，疫情三年把人流迅速抽干，这两年眼看刚有点起色，又迎来一群意想不到的新对手。

我问他，是因为现在酒店同行太卷了吗？

他摇头苦笑，想了想说，是也不是，“现在问题不光是酒店行业在卷，洗浴中心更猛。”

老李告诉我，他那家店周边分布着好几家体量惊人的洗浴中心，这里面既有九号温泉这种盘踞多年的行业巨头，也有不少这两年借着流量风口刚冒头的新兴场馆。

而以前来这一带差旅的年轻人，首选都是老李这种标准化、品牌化的中端酒店，但现在的行情全变了，大批年轻人放着酒店不去，偏偏要往这些澡堂子里钻，而且一待就是几十个小时不出来。

老李发现这些邻居们太会折腾了，他们联名合作、直播带票、达人探店，全都玩得风生水起，只要花上四五百块钱，就能在里面完成从洗澡、吃饭到睡觉的所有闭环，堪比酒店+自助餐+mini影院+办公空间的合体。

老李坐在我对面，苦笑着感慨：以前总觉得竞争对手是隔壁的全季或亚朵，万万没想到，最后竟然被一群搓澡的干翻了。

和老李聊完没几天，我那正在念大二的外甥放寒假来北京玩，我本打算尽个地主之谊，帮他定个像样的酒店，结果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后来，外甥背着个双肩包，直接跑到了东三环一家大型洗浴中心，他在美团上搜到了18小时学生票，算下来还不到三百元。

外甥在里面洗了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然后在自助餐厅吃了一顿极其丰盛的午餐，累了就去影音厅看场大片，或者在恒温的休息区找个真皮沙发躺平，那里面甚至还有电竞太空舱和静谧的办公区。

晚上他只需要额外付个50块钱过夜费，就能眯一觉。

外甥给我算了一笔账，买张票吃喝玩乐全涵盖，里面还有各种免费的进口水果和饮料，“这不仅是省下了房费，连当天的伙食费和娱乐费都一次性全解决了，怎么看，这都要比单纯开个几百块钱的酒店客房划算太多。”

事实上，老李的感叹、外甥的选择并非孤例，去年，全国洗浴中心交出了一份惊艳的数据。

美团发布的《2025全国洗浴行业趋势报告》显示，全国洗浴行业交易规模，在过去四年间持续增长，并在2025年达到峰值，全行业交易规模预计突破1100亿元，同比增速超过20%。

而当年轻人开始把洗浴中心住成了另一种城市生活方式，酒店这门原本看似稳固的生意，却在悄然失去它最熟悉的那批客人。

02

当洗浴中心开始和酒店抢夺住宿市场蛋糕，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大家变穷了，开始追求极致省钱方案。

这种看法过于表面，洗浴行业之所以能在服务业增长乏力的背景下逆势爆发，本质上是因为它完成了一次对传统空间逻辑的暴力拆解。

和年轻人酷爱的洗浴中心多种娱乐方式相比，酒店业的开房率就是生命线，但房间这个资产极其沉重，功能也极其单一。

一张床在白天大部分时间里是完全闲置的，这种空间利用效率在当下的商业环境里显得非常死板。

洗浴中心则完全打破了这种物理隔断，创造了一个全时段运营的空间。

这里几乎没有所谓的死角，从洗浴区到餐饮区，再从影音厅到休息舱，每一平方米坪效都在24小时不间断地产生价值，客流则在不同功能区之间高速流动。

这种高频、高周转场景，让洗浴中心单位面积产出远超传统酒店客房。

而当酒店还在为了提高百分之几入住率和Revpar苦苦挣扎时，洗浴中心已经通过空间能叠加，实现了全天候收割。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消费溢价转移上。

过去，酒店溢价核心是客房私密性和装修等级，但在当下讲究情绪价值的年轻人消费账本里，客房的权重正在下降，体验的权重却开始飙升。

洗浴行业的全国性爆发，本质上正是人们在寻找一种更具社交价值的日托式度假。

大家不再满足于关起门来睡觉，渴望在一个更具颗粒度的空间里，完成社交、娱乐和放松，而洗浴中心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需求，把自己做成了一个成年人精神避风港。

在这里，消费者的身份是模糊的，大家脱掉西装，换上统一的浴服，这种环境天然释放了社交压力。

洗浴中心卖的不再是单纯的洗澡服务，为很多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极其稀缺的松弛感，而这种松弛感带来的商业溢价，其实比单纯卖客房要高得多。

相反，很多高端酒店，餐饮和健身房往往只是为了凑够星级标准的摆设，甚至很多客人宁愿点外卖也不愿意下楼。

而这些新兴洗浴中心，却把这些配角做成了绝对的主角，将酒店业一直视作成本负担的辅助设施，通过极致的体验投入，转化成了最强大的获客引擎。

这种反客为主的策略，直接切断了酒店与很多年轻人之间的情感连接。

洗浴中心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管那些原本属于酒店的非睡眠时间，重新定义什么是高效率的消费与高价值的休息。

这不仅仅是一场行业的跨界竞争，更是一次商业范式的进化，谁能更高效地填充用户空闲时间，谁就能在万亿级的市场里分到最大的蛋糕。

在这个逻辑面前，传统的行业边界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只要能为消费者提供更爽的体验和更极致的效率，就是这个时代的赢家。

03

面对这种跨界而来的生存威胁，很多酒店管理者感到了前所未有焦虑，毕竟如果对手正在玩一种全新游戏，你就不可能通过磨亮旧工具来赢得战争。

2026年，很多连锁酒店品牌必须意识到，那个单纯依靠一张床就能躺着赚钱的时代，虽然还没有彻底终结，但溢价空间正在被飞速压缩。

这让我想起美智管理咨询公司总裁斯莱沃斯基曾提出的那个价值转移概念，意思是经济价值从过时的商业模式流向能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新型商业设计的过程。

而酒店产品迭代第一步，其实正是要完成从卖客房到经营用户时间的思维转场。

洗浴中心的火爆已经证明，用户愿意为那些能够填满全天候需求的场景买单，酒店也需要拆掉客人与公共区域之间那道隐形的墙，让空间流动起来。

一个成功的未来酒店，大堂应该更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中心，抑或高标准的图书馆或是私密的社交俱乐部。

这些年，亚朵们已经在尝试打破这道传统的行业红线，他们把大堂变成了书店和零售场，让空间产生了极强的复购，甚至让电商业务成了酒店第二营收支柱。

而这里面也隐藏着一个极其深刻的逻辑转向。

传统酒店的设计逻辑是基于孤独的商业，而当下的消费者更渴望归属感的商业。

这意味着酒店需要向洗浴中心学习场景塑造的艺术，把原本冰冷的硬件转化成有温度的互动，酒店墙内的一切资源，都应该被重新整合进一个无缝的体验闭环中。

餐厅不应该只是提供早餐的地方，像京东七鲜小厨之前提出的酒店合营厨房概念，不仅满足酒店住客中晚餐、夜宵需求，也覆盖了周边社区的即时外卖消费。

同理，酒店的健身房也不应只是摆放跑步机的储藏室，完全可以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运营阵地。

说白了，如果一家酒店能解决用户十二小时的需求，它的价值将远超那八小时的睡眠，定价策略也需要随之变得更加灵活和场景化，摆脱那种僵化的离店时间限制。

未来酒店真正的护城河，是编织生活方式的能力，因为打败你的不是更便宜的同行，而是更先进的效率。

迭代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自我否定过程，老李那家门店的关张，或许正是酒店业重生前的一场阵痛。

洗浴中心与酒店之间关于空间效率的进化论，最终会筛选出那些最懂用户心跳的赢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江宁知府 ，作者：印闲生

按照越共规定，超过65岁的中央委员除作为“特别情况”可继续连任外，一般会退出领导岗位。

本届越共政治局里，属于该“特殊情况”的只有俩——1957年出生的苏林和1960年出生的国防部长潘文江。

而在上届2021年的政治局里，也有两个破例情况，即1944年出生的阮富仲和1954年出生的阮春福。

不难揣测，这条“年龄线”还是很硬的，1957年出生的梁强和1958年出生的范明政均被划掉，至此河内已不再有跟苏林资历相近的现任政治人物。

某种意义上讲，目前苏林的地位跟2016年之后的阮富仲类似，属于“超然存在”，他极有可能在未来十年间发挥重要影响力。

越共十四届政治局大合影。

出席大会的卸任老同志，前总理阮晋勇染了一头黑发，神采奕奕。

2、

最新选出的“四驾马车”分别是苏林、陈青敏（现任国会主席）、陈锦绣（现任常务书记）和黎明兴（现任组织部部长）。

有媒体引述专家分析认为，未来或将打乱“四驾马车”排序，也就是苏林兼任越南国家元首，陈青敏继续做国会主席，陈锦绣继续做常务书记，唯一拥有财经领域工作经验的前央行行长黎明兴则被视为总理候选人。

不过笔者更倾向于这样的安排：苏林兼任越南国家元首，陈青敏做越南总理，陈锦绣做国会主席，黎明兴做常务书记，维持“四驾马车”原有排序。

2021年1月越共十三大时，武文赏常务书记的职位是直接确定的，之所以黎明兴没有像五年前那样一步到位，是因为牵扯到国会换届。

武文赏接的陈国旺当时直接退休了，而现任常务书记陈锦绣并没有，得陈青敏先去接越南总理，陈锦绣才能接陈青敏空出来的国会主席，然后黎明兴才能接陈锦绣空出来的常务书记。

具体如何可以等到两个月后再予以验证，也不排除陈青敏接国家元首，陈锦绣接政府总理，黎明兴接国会主席的“一一对应”式安排。

当然，仅从政治意义上讲，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因为苏林已经摆平了一切。

3、

在大会结束之后，苏林亲自出席记者会并做了发言。

苏林表示，越南作为高度开放型经济体，要是没有国际一体化，就不能发展，因此必须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并融入国际化轨道。

越南2025年外国直接投资到位资金达到276.2亿美元，为近五年来最高水平，其经济基本盘仍严重依赖外资，约70%的出口额来自外资企业，因此保障开放环境、维持与主要国家良好关系，关乎越南经济大局与社会稳定。

跟中国类似，苏林也提出了带有“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说法，称将重视以科技为中心的新增长模式，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越南已经开始担心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了。

陈锦绣和黎明兴陪同苏林出席记者会，三人均为党职官员。

4、

自黎笋以来对华立场最恶劣的阮晋勇近期表现十分活跃，尽管已离开权力中心多年（2016年卸任），且一度传出腐败丑闻，但阮晋勇似乎仍在越南政坛保持着相当影响力。

阮晋勇的长子阮青毅最近五年屡受拔擢，2021年，在阮富仲时代的最后一次换届中，阮青毅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建设部部长。

2025年1月，阮青毅从建设部外放胡志明市做常务副书记；8月，阮青毅又从胡志明市常务副书记调任越共中央政策与战略部部长——这种频繁调动一般是有高人在幕后操盘，为的是尽快刷好履历，补齐短板。

2026年1月，50岁的阮青毅成为最年轻的越共政治局委员。

黎明兴给阮青毅发任命状。

阮晋勇家族的影响力不仅止于长子，其次子阮明哲（1988年生）也在本次换届中首次当选越共中央候补委员，女儿阮清凤则执掌着“越南资本管理”以及“越南资本证券”两大核心金融机构。

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苏林出于经济增长压力不得不重用“阮晋勇系”人马，后者的筹码就是帮助苏林把越南经济搞活络。

满头白发的苏林给染了一头黑发的老同志阮晋勇（1949年生）授勋。

5、

西方舆论普遍不喜苏林，对范明政卸任感到惋惜。

作为上届的“四驾马车”成员和唯一资历高于苏林的政治人物，范明政任内越南经济实现高速发展，其本人长期活跃在G7、G20等国际场合，颇受各界好评。

2024年7月26日至27日阮富仲葬礼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亲自前往河内，以葬礼外交的形式对河内政局做试探。

当时苏林刚刚代理越共一把手，局面尚不似今天这般明朗，因此布林肯分别会见了苏林和范明政两大巨头。

会见苏林时，越通社稿件格式为“苏林表示……布林肯强调……布林肯表示……苏林强调……”，给人一种自说自话、鸡同鸭讲的感觉。

可到了会见范明政时，文风发生重大改变：

“范明政和布林肯一致认为，2025年是两国建交30周年，双方需要增进各级别，特别是高层的接触和交流，重点推动经贸投资合作、高科技、半导体合作，进一步挖掘高素质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合作潜力，并将其视为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和动力。”

“布林肯国务卿重申，美国支持越南强大、独立、自强、繁荣，扩大国际一体化，在东盟和地区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次换届中，范明政领导的越南政府遭遇大换血。

在“一正九副”的领导班子里，尽管许多人年龄没有超限，但只有胡国勇和范氏清茶两位副总理当选新一届中委，其余八人全部落选，19人政治局中更是没有一位来自前政府副总理。

2020年1月8日，时任组织部部长的范明政在河内会见日本通信内务部大臣高市早苗。

即将谢幕的范明政跟大家握手，2026年1月22日。

6、

今天的越南是在1975年南北越统一基础上建立的，对于许多50后、60后来说，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南越出生”或“北越出生”的标签。

按照不成文惯例，越共一把手固定由北方人担任，毕竟是北越统一了南越，北方政治地位始终压南方一头。

现任“四驾马车”里，苏林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陈青敏出生于湄公河三角洲，属于标准的南方人；陈锦绣和黎明兴均出生于中部偏北地区，二人为河静省香山县的老乡。

从地域上看，“四驾马车”巧妙兼顾了北、中、南三方面利益格局。

河内古代称昇龙城。

越南北方人长得跟中国很像，南方人则有点像柬埔寨人，在南越居民眼中，越南北方根本就是一个“小中华型政治文化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南北越实现统一后，越南并未把首都迁至中部顺化（阮朝首都）或更靠南的地方，即便是1979至1987年中越边境战争期间，河内的地位仍十分稳固。

这其实是一种高度防御性的国家选择，带有“天子守国门”的意味。

因为政治重心一旦南移，红河三角洲就会从“国本”降级为“边疆”，进而产生分裂倾向，甚至被纳入北方强邻的轨道。

长期以来，如何实现南北两大重心的一体化始终困扰着河内，南北高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商业评论零售现场 ，作者：考拉是只鹿

2026年初，上海宝山。

曾经亚洲最大的宜家商场，如今货架渐空，灯光微暗。样板间里仍有情侣依偎拍照，餐厅外还排着长队，孩子们在“斯莫兰乐园”奔跑嬉笑——一切如常，却已进入倒计时。

近日，宜家中国宣布：自2月2日起，停止运营包括上海宝山商场在内的7家大型门店，其余6家分别为广州番禺、天津中北、南通、徐州、宁波及哈尔滨商场。这是宜家自1998年入华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线下触点优化。

这算不上是一场仓皇“撤退”，但却是一场静默而遗憾的告别，告别的不只是几座蓝盒子建筑，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腾——那个曾为千万中国家庭提供“理想生活模板”的宜家，正悄然退出舞台中央。

1999年秋，北京四元桥。

一辆辆私家车缓缓驶入新开业的宜家停车场。人们扶老携幼，像参观美术馆般走进这座北欧风的“生活博物馆”，节假日的停车场更是一位难求。

那时的中国，刚刚告别“铺红地毯、挂水晶灯”的装修审美，中产们对“软装”“动线”“收纳系统”几乎一无所知，多数家庭的家具仍以雕花实木、厚重款式为主，实用与美学的平衡从未被真正提及。而宜家早已悄然布局——1998年它便在上海徐汇区开出中国首店。1999年北京四元桥店落地后，迅速掀起全民打卡热潮。

宜家不卖家具，它卖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简洁、有序、可负担、可复制。

一张BILLY书柜，一套POÄNG扶手椅，一盏SINNERLIG吊灯……这些以瑞典小镇命名的产品，成了中国新兴中产的“家居启蒙教材”，被打造成了有东方烟火气的时代造影。

中产家庭们在这里第一次明白：原来沙发不必雕花繁复，餐桌可以只是四条腿加一块木板，孩子的玩具也能整齐藏进彩色收纳盒。

宜家不是商店，而是沉浸式的“生活样板间”。

它用迷宫般的动线引导消费者逐一场景体验，用出口处1元冰淇淋的饥饿营销，把购物变成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周末活动。那一代人，把逛宜家当作家庭休闲体验的必去场所，把亲手组装家具当作协作的浪漫实践。可以说，宜家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家庭的居住审美与消费观念。

在入华后的前十余年，宜家凭借精准的定位、标准化的产品与独特的体验感，迅速抢占市场。彼时电商尚未兴起，线下零售主导消费市场，宜家的大型门店模式既能承载丰富SKU，又能打造完整场景，成为城市商业地标。

其扩张速度与营收增长形成强劲共振，门店数从2013年的14家增长至2019年的28家，销售额也从63亿元翻倍至157.7亿元，仅六年时间便实现规模与效益的双重突破。2017财年，中国成为宜家在欧美地区之外最大的市场。截至2019年，宜家中国营收达到峰值，蓝盒子建筑遍布各大城市，成为无数家庭的家居采购首选地。

宜家，成了中国中产家庭对“体面生活”的最初想象。

然而，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学生早已毕业，甚至已经开始教自己的孩子。

而宜家，却仍站在讲台上，重复着同一套教案。

今天的中国中产，不再满足于“能用就行”的标准化产品。他们中，有的追求专属感，拒绝与邻居撞款的标准化产品，渴望家能彰显个人审美与生活态度；有的看重情绪价值，家具不再只是单纯的功能载体，更要成为生活态度的表达；有的依赖全周期服务，从设计、送货、安装到售后，希望实现“一键搞定”的便捷体验。

与此同时，新一代租房青年也变了。

他们生活在小红书、抖音、B站构建的“灵感宇宙”中，追求“30分钟出片”“搬家即扔”“懒人友好”。

于是，宜家陷入两难。

改善型家庭嫌它“不够好”：板材环保等级模糊、五金件廉价、缺乏定制能力；年轻租客嫌它“太贵太远”：一套基础书桌+椅子近千元，还不包安装，而淘宝上同款只要300元，次日达。

它既非极致性价比，也非高端品质代表——卡在中间，两头不讨好。

曾几何时，“自己动手组装”是宜家的核心魅力，也是其成本控制的关键。但今天，这套逻辑正在被三大趋势彻底瓦解。

第一，“懒人经济”崛起：送货+安装=标配。

京东中国区数据显示，2025年超85%的家具订单要求“送装一体”，Z世代用户中这一比例高达92%。消费者宁愿多花50元，也不愿拧一颗螺丝。反观宜家，即便近年推出付费安装服务，仍需额外预约、排队等待，体验割裂。

第二，电商+内容种草重构消费路径。

宜家从来不是缺乏生活场景的品牌。恰恰相反，它曾是中国最早系统化构建家居生活场景的零售商——每一个样板间都是一套可复制的生活提案。

但今天，这套“线下沉浸式种草”模式正在被彻底重构。

小红书、抖音、B站上，“租房改造”“小户型显大术”等话题浏览量破百亿。用户刷到的不再是无瑕样板间，而是同龄人在老破小里用300元搭出的实用书桌区，附带淘宝链接和安装视频。

用户不再需要驱车两小时去宝山宜家“寻找灵感”——灵感已经主动推送到他们的手机屏幕上。

更关键的是，这些内容往往以真实居住环境为背景：老破小出租屋、40㎡开间、三代同堂老房……与宜家样板间中“无尘、无杂物、无生活痕迹”的理想化空间形成鲜明对比。年轻人看到的不是遥不可及的“北欧梦”，而是“和我一样处境的人，如何用有限预算过得更好”。

第三，“模块化”重新定义“自组装”

互联网新兴家装品牌如“造作”“吱音”“失物招领”，推出“模块化+预组装”产品——用户只需简单拼接，无需工具，5分钟完成。

它们保留了宜家的灵活性，却剔除了最令人头疼的DIY环节。

自组装，宜家引以为傲的“宜家效应”，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从“参与感”变成了“劝退项”。

说来唏嘘，宜家转型的难点，恰恰藏在其基因里。

宜家的底层逻辑是“民主设计”——为大众创造更美好的日常生活。

这意味着：价格必须亲民，产品必须可规模化生产，设计必须去个性化。这种哲学在瑞典行得通，在全球平价市场也有效，但在如今的中国家居赛道，却多少有些水土不服。

当代消费者所追求的，恰恰是“反民主”。设计上，有人追求新中式、侘寂风、东方极简，而非千篇一律的北欧白。服务上，有人需要一对一空间规划、材质定制、长尾维护；而宜家的产品体系，几乎无法承载这些需求。

它的供应链围绕“低成本、大批量、扁平化运输”构建，所有产品必须能塞进平板包装。

这决定了它无法使用实木大板、复杂曲面、重型五金——而这些，正是高端家具的基石。

更关键的是，品牌心智一旦固化，极难扭转。

消费者看到“IKEA”三个字母，脑海中浮现的是99元的塑料凳、颗粒板书柜、自助提货区——你很难说服他们，同一个品牌也能做出媲美Poliform或Roche Bobois的高端系列。

面对困局，宜家选择“变小”——未来两年新开10家小型门店，聚焦北京、深圳等核心城市。

这看似顺应趋势，实则充满风险。

小型店能解决“距离”问题，却牺牲了宜家最核心的“场景沉浸感”。

它无法承载完整的场景展示，SKU也难免大幅精简，不仅打破了“一站式购齐”的消费闭环，更让传统大店独有的体验感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小型店缺乏专属仓储配套，物流与库存成本难以管控，这使得宜家赖以生存的低价优势也可能被动削弱。

更严峻的是，社区商业早已被本土品牌占领。

红星美凯龙的“Mall in Mall”、居然之家的“智能家居体验店”、林氏的“社区快闪仓”……它们更懂本地需求，反应更快，合作更灵活。

事实上，小型店不过是战略调整的表象，宜家在中国真正的破局之道在于打破二十余年沉淀的供应链与卖货思维，来一场真正的“自我革新”。

具体来说，以下三件事特别关键：

其一，从“统一设计”走向“共同创造”。

宜家曾以“民主设计”为傲——用标准化产品服务大众。但今天的中国家庭，户型各异、审美多元，早已不满足于“千家一面”的解决方案。宜家不妨借助数字化工具，邀请用户参与产品共创，推出更贴合本土居住习惯的模块化家具，在规模化生产与局部个性化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其二，从“自己组装”升级为“轻松装配”。

曾几何时，拧螺丝是逛宜家后的家庭仪式；如今，它却让年轻人避之不及。与其坚持DIY传统，不如顺势而为：将产品预装率提升至八成以上，再搭配高效、可靠的上门安装服务。这不仅是对“懒人经济”的回应，更是对消费体验完整性的修复。

其三，从“门店引流”转向“内容种草”。

当小红书上的租房改造笔记、抖音里的收纳妙招成为新一代的家居灵感来源，宜家若仍只依赖实体展厅传递生活方式，便难免与用户脱节。它需要主动走进这些平台，用真实的生活场景、真实的用户故事去沟通，构建一条从“线上种草”到“线下体验”，再到“一键下单、送装一体”的流畅消费闭环。

这三步，看似是策略微调，实则是对品牌基因的重新校准。宜家要做的，不是回到过去那个被仰望的“生活样板间”，而是成为今天人们愿意主动选择、自然融入日常的“生活伙伴”。

唯有如此，它才可能在这场时代更迭中，不止于被怀念，更能被需要。

宜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家庭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见：生活可以更简洁、更有序、更有美感。

只是，当一代人从“拥有一个家”走向“定义一个家”，品牌如果不能与用户共同成长，就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地标。

上海宝山店关闭的那天，或许会有人默默买下最后一支热狗，坐在空荡的餐厅里，想起20年前那个周末——他和她推着购物车，在迷宫般的展厅里迷路，却意外找到了未来生活的模样。

只是这一次，他们不再需要宜家来告诉他们：家，该是什么样子。

因为，他们已经学会了自己回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西北望看台 ，作者：梁正

“他刚才居然想玩勺子点球？他妈的搞什么鬼！”

不久前那场跌宕起伏的非洲杯决赛中，不仅球场上的戏剧成分被双方球员、教练以及主裁判所拉满，就连看台上的球迷也上演了精彩程度不输于比赛的画面。一位装扮成狮子的球迷，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眼光，并很快在社交平台流传开来。

而这位在目睹布拉欣-迪亚兹罚丢勺子点球后发出惊呼声的“狮子王”，正是乔纳森-帕金，一个体重在巅峰期达到200多斤，从不去健身房锻炼，也没有饮食控制，反而常常摄入超大份餐食，却又在英格兰职业联赛中打进过221球的传奇前锋。

如果你熟知帕金的故事，那你一定不会对他以狮子的造型出现在非洲杯决赛的看台上感到惊讶。但如果你完全不知道帕金是何许人也，这篇文章将娓娓道来，让你认识一个与众不同的胖子，一种如今已濒临灭绝的球员。

1981年倒数第二天，帕金出生在英格兰南约克郡小城巴恩斯利。正是在家乡球队巴恩斯利，帕金开始了职业生涯，并在17岁在对阵哈特尔浦联队的比赛中完成一线队首秀。

对于绝大部分年轻球员而言，能够踏入梦寐以求的职业赛场，必定都是充满着敬畏之心，但帕金或许不在其中，他天生不够自律的本性在那时候就开始显现。2018年，他出了一本名为《Feed The Beast》的自传，为了配合宣传，他在接受BBC专访时，谈及了身为职业球员时的荒诞往事。

“那是一场预备队的比赛，那时板凳席刚将替补名额从三人增至五人。那天晚上的比赛，我原本并不在名单中，所以我约了一个相识已久的女孩，度过了一个惬意的午后，接着还吃了炸鱼薯条。”

“但当我下午五点抵达赛场时，才发现替补席有五个名额。半场结束时，我竟被换上场，要知道，午后我才刚享用过炸鱼薯条，并经历了一场为爱鼓掌的运动。”

就这样，在为巴恩斯利踢了13场比赛后，帕金就离开了球队，就此踏上英伦足坛的漂泊之旅，先后效力过14家俱乐部，其中包括赫尔城、斯托克城、普雷斯顿、卡迪夫城、哈德斯菲尔德等耳熟能详的球会。

2006年冬窗，在为约克城和麦克斯菲尔德镇总共打进51球后，帕金转投赫尔城，那也是他首次征战英冠联赛。

在为赫尔城效力的一年半时光中，帕金打进了12球，他的名字也就此在英冠赛场打响。他被球迷们称为“野兽”，看台上时常响起“投喂野兽，他必进球”的助威声浪，这也成为了他自传的名字，《Feed The Beast》。

从外形来看，帕金实在是不像一名职业球员，他身高1米93，体重巅峰时曾达108公斤，球衣得穿四个XL。但另一边，帕金在球场上的表现，确又和笨重丝毫扯不上关系，他不仅灵活，而且小技术和临门一脚都无可挑剔。

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不符合常规逻辑的职业球员。看看他是如何描述自己的饮食习惯的吧，“我从未尝试过控制饮食。每个俱乐部都有体能教练，但每次拿到饮食表我就扔进后备箱。我这辈子从没举过铁，我会直接告诉教练，要是觉得我需要举重，不如咱们脱光衣服进健身房比划比划？要是练壮了，我只会跑得更慢！”

“在普雷斯顿时期，那可能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阶段，比赛前一晚入住酒店后，我会先小赌一把，接着吃份鱼肉饼配汉堡薯条。周六早上则来份全英早餐，然后去训练，下午照样上场踢球。我对点心也毫无抵抗力，每次路过烘焙店都要买金枪鱼脆皮三明治、薯片、辣香肠披萨、牛排酥派，再加培根奶酪卷或香肠芝士焗豆。”

放肆饮食只是帕金作为球员其中一个抽象属性，他的另一大标签则是体内的恶作剧基因。

2007年，凭借着在赫尔城的优异发挥，帕金得以加盟斯托克城。虽然总共只为天空之城打进了6球，但他“坏小子”的气质却在那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一场与皇马的季前赛，全队前往奥地利打高尔夫。我与门将史蒂夫-西蒙森同乘球车行至山顶球洞时，我突然想踩油门加速。接着我们冲下山坡，在碎石路上打滑漂移。眼看即将翻车，我纵身跃出，小腿被完全划伤，球车翻滚两圈，西蒙森则还在车里。”

“这绝非我的光荣时刻，我赔了1200英镑。但我决不能错过对阵皇马的比赛，我做了包扎。赛后，我向卡纳瓦罗索要球衣，他欣然同意。本以为就此结束。他却示意要我的球衣，这让我震惊，他想必收藏了无数球衣，但却从没有见过四个XL码的斯托克城球衣。”

说起来，帕金原本是有望踢上英超的，斯托克城在2008年成功升级，但在赛季开始前，他却转投了普雷斯顿。虽然无缘英格兰顶级联赛，但正如帕金所言，他在普雷斯顿踢出了职业生涯最好的足球（108场31球）。

当然，在普雷斯顿优异的竞技表现，同样得搭配场下的花活，他最成功的恶作剧，绝对要数在转会截止日戏弄队友克里斯-塞奇威克。

“那天训练后，我们比他早到更衣室，于是我设法把他手机里我的联系方式改成他经纪人的名字，我给他打了16通电话，发短信催他尽快回电。”

“他训练回来后看到了‘经纪人’的未接来电，我们暗中观察时发现他脸上笑开了花，趾高气扬地站起来宣布，‘看来我要转会了，伙计们’，说完就昂首阔步走向停车场。”

“这时我的手机自然响了起来，所有人都笑疯了。他气急败坏地骂回来，我笑道，‘快回来吧，你哪儿也去不成。’公平地说，他后来没报复，这玩笑他接得挺大方。”

同样是在为普雷斯顿效力期间，帕金还欺骗过主帅，“我当时依然住在巴恩斯利，所以遇到堵车迟到就得交罚款。有次醒来已经九点半，外面还在下雪，我知道肯定赶不上训练了，也清楚主帅阿兰-艾尔文会暴怒。”

“于是我打电话撒谎，‘非常抱歉我来不了，刚出了车祸。有车在雪地打滑撞到我了。’教练连忙安慰我说，人没事就好，让我先回家休息。之后几天我不得不换了好几辆车，假装自己的车还在修车厂。”

而在为卡迪夫城效力期间，帕金则和球队名宿贝拉米有过一场颇为戏剧化的争执。“我加盟球队那会儿刚受伤，所以无法参与训练，但在更衣室里我是紧挨着贝拉米坐的，他当时直愣愣看着我，心里一定在想，‘我X！我们一心想升级，现在却签下这么个球员。’”

“后来我开始参加训练，还被分在和他一组，在演练某种阵型时，他不满意我的处理，对我大喊大叫。于是我停了下来，对他吼道，‘伙计，你不是他妈的在和特维斯配合，他值3000万英镑，我才值十万，你得放低你的标准。’从那之后，我和他亲如手足。”

在不了解帕金的人看来，他对待职业足球的态度，似乎有点太过儿戏，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其中的缘由，“足球从来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对我而言，这始终只是一份工作。虽然是值得珍惜的幸运职业，但终究是份工作。”

“虽然我的技术或许还能应付，但在当今足坛严苛的审视下，我还能享受足球吗？真的很难说。有些时候，我只想和兄弟们自由自在地踢球。说实在的，如果我现在是20岁，根本不可能开启足球生涯。当然，我本可以做得更好，或许能在更高水平的联赛效力更久。但重点是，我度过了无比痛快的职业生涯。”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拥有如此魁梧身形的帕金，还曾读过托育护士专业。

在他19岁那年，他对足球产生了倦怠，几乎要放弃职业道路，“外租期间因缺席比赛被罚两周薪水后，俱乐部告知我年底可自由离队。我当时就想，我不需要这样，足球不适合我。于是次年签约约克城时，我就同步注册了托育护士培训课程。”

“课程进展相当顺利，我甚至被安排了实践课程，每周训练结束后参加两个晚上的四小时实习，周三全天则在托育机构实践。但后来在约克城受伤后，周三不再放假，我才放弃了课程。”

尽管口头上说足球不是他生命的全部，但帕金的职业生涯却长达近20年，直到2019年才在约克城，带着整个职业生涯659场221球的成绩单光荣退役。

在挂靴后，帕金的生活也没有离开足球，他和前普雷斯顿队友克里斯-布朗主持了一档名为《Undr The Cosh》的播客，非洲杯上的狮子造型就是这个节目的一部分。在众多的足球播客中，《Undr The Cosh》的特别之处在于，除了收获14.5万的订阅者外，帕金还将这档节目的部分收益，捐给了不同的慈善组织。

除此之外，帕金还在退役后成了一名板球运动员，但最终因为膝盖的伤病，加上自认为水平不行，而远离了这项运动。

很多关注EFL（英格兰足球联赛的简称，涵盖英冠英甲英乙）的球迷认为，如果帕金足够自律，凭借他的天赋，以及他在比赛中所展现的进球效率，他完全有能力踢上英超。对此，他本人是这样回复的：

“我不过是个普通的巴恩斯利人，碰巧踢了阵子足球。粗略算来大概踢了600多场比赛，进了200多个球，对一个巴恩斯利来的胖子而言，这成绩还算不赖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培风客 ，作者：Odysseus

在过去的几天里，越南选举出了新一届的领导班子，结合之前的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务实，有效并且前途光明的选择。在良好的情况下，更好的中央执行能力和良好的商业技术官员可以结合在一起，为这个需要FDI，需要基础设施，需要更多投资的国家带来更多助力。并且实现10%的经济增速目标。

但就像之前说过的，我觉得只做伏案工作都是纸上谈兵，未来一段时间我会访谈很多越南各行各业的朋友，尝试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全面的看法。等到这些采访结束之后，在今年3月8号，我的朋友们会和我一起回到上海，我们会找一个场地坐下来和大家分享这些心得，以及庆祝我们的播客一周年。

在这里我想感谢和我一起做这个博客的Mike，我毫不怀疑他有一天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经济学家，在大部分时候他都是在节目中负责专业的那一位。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研究正是我们这个年代所需要的，无论是他在WTO报告中负责撰写的部分，还是在关于中国出海研究中他对于价值链上下游的观察。他的Working Paper解决了我长久以来的疑问，我想可能也是很多CVC负责人的疑问，就是在中国出海语境中，产业链纵向和横向兼并到底应该怎么思考。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努力把AI和地缘政治研究结合在一起，我的另一位朋友在完成这个艰难的工作，但此时他应该在带娃旅行，下面是他发过来的视频。所以只能祝他玩得开心。

言归正传

在之前向一位我很尊敬也很佩服的大佬学习的时候，我说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的扩张，都是缓慢的文化浸润。而他纠正了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只是硬币的一面，准确来说，中国历史中，伴随了两种模式。

-在某些关键时期爆发出的巨大军事能量，例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清乾隆。进行扩张

-在随后漫长的岁月中，通过不同的方法行政消化扩张后的领土。

而我当时说的“缓慢的文化浸润”，其实只是硬币的一面，这个行政消化和浸润，虽然时间很长，听起来很像是儒家文明的故事，但也只是硬币的一面而已。

在上一篇关于越南的文章里，有两位读者的留言很有意思，一位的看法是，二征姐妹的起义，在汉朝的历史记载中，是一次叛乱。另一位则提出了一个疑问，汉唐时期对于越南的行动，更多通过水路，而为什么在宋朝的时候改走陆路。

我想先从上面这个模型讨论这两个问题，最后回到当下的世界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关注的。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秦始皇南征百越，之前提到的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之后的树立的铜柱，还是明朝消灭在云南的元朝部队，但最后没有完全撤军。这些对外扩张的军事行动，都是对外扩张的第一步，而不是我之前说的文化扩张。

在第一步的扩张结束之后，往往有一个漫长，甚至延绵几个世纪的融合期。在西南，这杯叫做卫所或者土司制度，在西北可能是理藩院。他们的形式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在初期的扩张之后，到最后的融合之前，通过一个兼得的政策，去推进融合。融合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屯田，解决远征军的粮食供给问题和堡垒问题。把战略价值最高的区域从草原变成农耕田地。

-科举或者共治，向住在边疆的家族和精英们提出交易，加入这个体系，无论是科举，还是没有科举时候，皇帝和当地士族的共治。

-人口迁移，最开始的基建可能是用于军事用途，但打通了道路之后，人口的迁移开始增加，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里面，由于中原王朝的文化吸引力和富足，更多人来到远方，更多远方的土著开始向往中国文化。

然后在最后的阶段，无论是西南的改土归流，西北的新疆省成立，意味着文化的浸润来到最后的阶段。

回到前面的问题，我所出生的湖南省在战国时期位于楚国境内，甚至楚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可能都在湖北而不是湖南，楚国是当时出了名的蛮夷，而且自己也乐得承认。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总是以一个天朝上国的视角去看待周边的国家，在历史的某个时候我们可能都是蛮夷，除非你真的出生在中华文明最开始发源的那一个小区域，无论是二里头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它的面积可能还不如今天的一个大城市。更好的心态应该是尝试去证明去推广我们的文化和文明，贬低他人抬高自己总是简单的，但往往没意义。

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更有趣，我觉得有两个比较好的解释

-汉唐时期中国对于南方的掌握依然比较薄弱，无论是处理交趾，还是安南的问题的时候，在长安的帝国中枢，看待南方更多是从一个贸易的角度去看，例如唐朝的战略重心毫无疑问是在北方，对于安南的统治更多采取羁縻政策，可以粗糙类比土司政策。册封当地部落首领。维持松散的政治效忠。由于当时南方发展还比较滞后，用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岭南地区对于长安更像是一个殖民地而不是帝国核心区域。当叛乱发生的时候，从广州或者更远的地方，通过水运，送过去一支快速机动部队，然后因为当地发展水平落后，往往也无力抵抗。就可以平定战乱。

但这个策略有前提，就是南方的发展依然很落后，大部分城市集中在河流和港口，山区和内陆的人数不多，所以这种海运快速机动部队，保持对一块飞地的控制就够了

-但就像我们在历史书上学到的，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是衣冠南渡，还是宋朝战略重心南移，南方经济的发展开始加速。在南北朝时期938年，北宋时期981年，以及元朝时期的1288年。中原王朝三次与越南当地王朝进行战争，而且发生的地点都在同一个地方，白藤江。在越南朋友眼中，这条江颇具传奇色彩，因为它可以说是用同一个方法打败了三次敌人。在河水中种下木桩，涨潮时引诱对方海军冲进河口，退潮时白藤江水位落差巨大木桩浮现堵住出口，对方海军被困在河口成为靶子。

所以不是没有尝试走海路，而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之后，文化已经在当地生根，生产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经不是最开始那样，从几百公里外调动一只水师，就可以平定叛乱的年代。

回到今天的世界，如果说在历史上，第一产业是人类大部分生产的核心，所以对外土地扩张，无论是耕地还是农夫，都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资源。在今天的年代，耕地早就不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远超过第一产业。因此侵略战争或者扩张战争，是一个非常费力不讨好，甚至可能弊大于利的选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两场自卫反击战争，都是快速出击，快速撤回。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应该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在今天的世界，商业扩张比军事扩张更普遍存在，效率也更高。而且它的逻辑也是类似的，在中国历史上，修建灵渠，打通大运河，连接王朝的中枢和边疆，然后输出商品，文化，建立卫所，联姻友好当地氏族。这些事情依然在今天发生，只是换了一个形式。或者用一个大家听得更多的说法，这可能叫做自由贸易。

人类的文明长期来看也是进步的，过去那种把边民的诉求都当做叛乱，或者通过军事扩张的方法今天并不可行，相反找到互利共赢的方法，就像Mike在论文中说到的，中国在出海商业活动中，下游的投资往往一方面可以给当地带来利润和FDI，另一方面也可以拉动产业链上游中国企业的出海。了解当地人民和社会的诉求，然后寻找可能的切入点，是此时此刻无数中国出海企业正在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稍微刻舟求剑一下，按照历史的三步曲类比，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的中国的出海，其实是之前一带一路很多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延续，他并不是中国出海逻辑的终点。在下一个阶段，可能会有更多和当地的社会，文化的融合，更多和当地人民，企业，政府交流，尝试找到互利共赢的方法，并且通过一些双方都能接受的制度化设计去固化合作的基础。而且这个制度一定是中国和当地的结合，可以是三七开，七三开，甚至二八开，八二开，但根据历史的经验，不太可能是削足适履，或者是强加一个价值观。这里面会有很多投资机会，价值观会决定我们能否选择正确的领域和方向。

而如果中国的文明真的足够优秀，能够做到历史上那样博采众长，那么也许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国家愿意接纳或者借鉴中华文明。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一个必须要说明的事情是：我们这些努力的终点，是之前美国做完过的终点，在这个领域中国落后非常多，需要很多的工作去填补间隙。

这是未来一个多月我自己的一个工作目标，我也很期待和大家在上海见面。我还没有开始准备具体的工作，如果有了准确的安排会及时再和大家分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守候微光 ，编辑：孔斯琪，作者：中国青年报

1月18日清晨7点半，天蒙蒙亮，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五尧乡南沟头村的乡间路上，一群孩子迎着风雪向前奔跑，雪花落在他们汗湿的头发上，瞬间结成一层薄薄的白霜，远远望去，像一顶顶蓬松的雪绒帽。

1月18日清晨，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一名女孩在村道上迎雪奔跑。

1月18日早上，越野跑结束后，雪花落在一名孩子汗湿的头发上。

这样的越野跑是白鹤江13年前成立这家中国式摔跤武馆时就定下的训练课目。不论四季，每周一次。孩子们按年龄分组，分别跑4-8公里不等，为的是训练肺活量和耐力，为良好的身体打下“地基”。

从庄稼地旁的土路到宽阔的柏油马路，孩子们奔跑的路线跨越乡村与城市，正在修建的雄忻高铁紧邻，不远处是近几年新出现的产业园高楼。

白鹤江是南沟头村本地人，1956年出生于武术世家，曾是一名专业的摔跤运动员。2010年左右，自己的子女陆续成家立业，白鹤江萌生了将摔跤这门技艺传承给更多年轻人的想法。“现在的孩子多困于室内，缺乏运动、体质偏弱，‘小眼镜’‘小胖墩’太多了，少年强则国强，我就是想让他们练出强健的体魄、坚韧的意志。”白鹤江说。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白鹤江和孩子们在武馆前合影。门口挂着“骄纵溺爱请往他处，惰性畏苦勿入斯门”的对联，横批“有志者来”。

1月17日，摔跤武馆里的旧课桌。这是保定市清苑区第二中学4年前捐赠给白鹤江的，平日里，孩子们放学后会在这写完作业再一起练习摔跤。白鹤江有时会去周边学校免费教学，了解到他的故事，学校也愿意为摔跤武馆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近年来，有不少短视频博主造访这里，带来流量的同时，也一定程度改善了孩子们的训练环境。

1月18日，白鹤江办公室里悬挂着家长送来的锦旗和他指导学生的照片。

这座由村里闲置废旧厂房改造而成的摔跤武馆，没有精致的装潢，只有一间简易的训练馆和一片开阔的荒野空地。空地上整齐地摆放着杠铃、花砖、水缸、石锁等训练器材，一旁还有一排旧课桌。

目前在这里学习的37个孩子，年纪最小的5岁，最大的18岁，大都还在上学。孩子们周一至周五放学后在旧课桌上写完作业，再一起练上约莫两小时。周末则是上午练体能和力量，下午学习摔跤技巧。推花砖、举杠铃、甩石锁、蛙跳、鸭子步……寒冬中，孩子们攥紧拳头，跟着口号的节奏咬牙坚持，脸蛋冻得通红，眼神却亮得像星星。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白鹤江在武馆外的空地上指导孩子们锻炼体能。后方是正在修建中的雄忻高铁。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训练场地上的花砖和杠铃片。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孩子们在进行举杠铃训练。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训练开始前，一名男孩在轮胎上玩耍。这些轮胎是孩子们的训练器材之一。

不仅不收学费，白鹤江还自掏腰包改建武馆、购买训练器材，骑着自行车到周边村子和学校做宣传。摔跤武馆建立之初，很多村民都不理解他的这份执着。但渐渐地，一些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过来试一试。

口碑是一点点传出去的，武馆的学员从最初的几人，到十几人，再到几十人；从本村的，到附近南辛庄、北辛庄等村子的，再到从广西、四川、山东等地不远千里专程赶来的。9岁的长沙男孩陈若瀚这个月刚刚来到武馆，他妈妈在社交媒体上刷到白鹤江的故事，决定趁着寒假带孩子来村里住一个月，锻炼体能，学习摔跤技术。

今年9岁的孙晨珺家住保定市区北二环，妈妈李敬彩每天驱车40分钟送她来武馆学习，已经坚持了一年半。谈及女儿练习摔跤后最大的变化，李敬彩认为是学会如何面对挫折。在摔跤对抗中，身形较小的女孩往往更容易被对手控制，“摁在地上起不来”。此前，女儿一旦玩游戏输了或考试没考好都会有情绪。练习摔跤以后，这种对“输”的挫败感反而变成了越挫越勇的动力，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孙晨珺开始思考，如何依靠灵活的头脑、精湛的技巧和对时机的把握，将劣势转变为优势。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白鹤江指导弟子学习保定快跤的招式。保定快跤是中国式摔跤的重要流派之一，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以快速技术为核心特征。其“强身防身、涵养意志”的精神内核流传至今。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孩子们两两为一组进行摔跤练习。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10岁的刘宇灿在武馆里与另一名学员过招。她练习摔跤已有5年多，家住在离这不远的北沟头村。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孩子们在训练间隙交谈时呼出白气。当日，武馆内的温度已降到零下。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一名小朋友在同伴的帮助下爬单杠。

目前在白鹤江的武馆训练得最久的是18岁的“大师兄”郭宇航。白鹤江回忆，郭宇航刚来的时候，9岁的他体重将近100斤。母亲王东艳很是担心，性格内向腼腆的儿子会因为身材被同学瞧不起。

起初，武馆的很多训练郭宇航都坚持不下来，白鹤江只好让两名学员一左一右架着他，后面再来一个人推着他跑，他哭闹了将近一个多月才逐渐适应。经过9年的训练，已经成为国家二级运动员的郭宇航拥有了让同龄人羡慕的健美身材，还常常担任白鹤江的“助教”，带着孩子们锻炼。他今年准备报考南方的体育学校，继续追寻自己的体育梦想。

这些年，武馆里已先后走出了3名国家健将级运动员、8名国家一级运动员、7名国家二级运动员，孩子们在全国及省市级赛事中累计摘得近400枚奖牌。白鹤江坦言，除了希望孩子身体健康，不少送子女来学习的家长，还期望摔跤能让孩子在未来多一条发展的道路。虽然单纯练习摔跤不能为高考加分，但国家二级运动员以上可以走体育单招，对文化课成绩要求会低一些。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训练结束后，18岁的郭宇航坐在软垫上，他身后的墙上绘有两名古装少年练习保定快跤的壁画。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训练结束后，10岁的冯韵雅（右二）和其他学员们用热牛奶捂着冻红的脸蛋。目前在武馆学习的孩子有四成是女孩，除了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她们还能运用在这里学到的摔跤和武术技巧保护自己。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一名男孩在训练之前将外套挂好。孩子们在武馆里朝夕相处，养成了坚韧独立、团结互助的品格。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训练结束后，两名男孩用热水袋暖手。

1月18日，河北省保定市南沟头村，训练间隙，一名家长在给孩子们分热牛奶。目前有7名家长在白鹤江的摔跤武馆做“义工”。他们送孩子来训练，有时间就自发地留下来，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上午的体能训练结束后，孩子们排队领取热牛奶，11岁的冯韵雅拿到后没有第一时间打开，而是把牛奶袋捂在冻得通红的脸和手上，待皮肤回暖，才小口喝下。短暂的休整后，她和朋友们又转身投入未完成的训练中。来自保定清苑阳城村的她已经在这里练习两年多了，看着比自己年纪大一些的孩子拿到的荣誉，她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可以考上体育大学，靠摔跤走出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技术领导力 ，作者：Mr.K

读者小李，最近入职了一家业内颇有些名气的公司，但试用期还没过，他就动了离职的念头。原因是他发现公司内部决策随意、管理混乱，效率甚至不如小作坊。听完小李的描述，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他现在的公司其实就是一家看上去包装精美的“草台班子”，这跟它的办公楼是否豪华、员工人数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你发现所在的公司具备以下几个特征，那么你就要小心了。

01

老板朝令夕改

在一些企业里，看上去最忙的人往往不是基层牛马，而是老板本人。小李的公司就是如此。老板每天早上都会发几十条语音到工作群，内容包罗万象。可能因为昨晚看了一场网红直播，觉得“内容电商”是唯一出路，就要求公司全员转型，每个人都要搞自媒体；也可能因为听到一些同行投了某个线上推广，就立刻推翻筹备了半年的线下方案，马上跟风。

迈克尔·波特曾在《竞争战略》中指出，战略的本质是抉择，是决定不做什么。而草台班子的逻辑却是变化无常，啥都想要，结果也大多是啥都落空。就像物理上的“布朗运动”，虽然看上去每个分子都在疯狂跳动，但由于方向相互抵消，整个系统的位移却几乎为零。

作为员工，在这样的组织里所体验到的，将是巨大的内耗、疲惫感和迷失感。你在前线刚挖好战壕，准备冲锋，后方就传来命令说目标变了，要改攻别的山头。几次下来，再有激情的员工也会变成老油条。原因很简单，既然我知道老板会朝令夕改，想一出是一出，那我又何必把他的话当回事，真刀真枪的干呢？

02

领导一言堂

草台班子的第二个特征，就是领导层排斥异见，大搞一言堂，内部只剩下唯唯诺诺的“伪高管”和各种谄媚讨好的彩虹屁。在这种公司，会议室通常不是讨论问题的场所，而是老板的个人演讲台。任何试图提出真实反馈和建议的下属，都可能被贴上“执行力差”或“认知水平低”的标签。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阿什从众实验”。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所罗门·阿什邀请受试者，进行一次简单的视觉判断，要求在一组直线中找出与目标直线长度相等的一根。实验的特别之处在于，除了受试者，房间里的其他“参与者”全是助手，他们一致被要求给出明显的错误答案。最后的结果令人震惊，在群体压力下，约有四分之三的受试者至少有一次违背自己的观察，跟着大家选了那个很明显的错误选项。

这种从众效应，在草台班子里往往会被加倍放大。一旦领导层不允许被质疑，把任何来自专业角度的讨论，都当成对个人权威的冒犯，组织内部很快就会陷入一种危险的集体失明状态。为了迎合上意，那些并不真正懂业务、却深谙“向上管理”之道的伪高管，往往会主动屏蔽坏消息，把所有负面声音挡在门外。

当客观的评价体系失灵，劣币驱逐良币几乎是必然结果。讲逻辑、有操守的人被边慢慢缘化，善于逢迎站队的平庸之辈却不断上位，占据关键位置。一个失去纠偏能力的组织，就像一辆没有刹车的赛车，直道上或许风光，但一旦遇到弯道，翻车只是时间问题。

03

越级指挥，不知道该听谁的

权责对应，是现代组织管理最基本的逻辑。成熟的企业会把岗位边界和汇报关系划清，避免事情在不同层级之间来回折腾。但在草台班子里，这套规则常常被当成“影响效率”的累赘。

老板会经常跳过副总裁、总监，直接在群里给一个基层执行者下指令；或者是不同层级的领导针对同一件事情给出完全相反的要求。这种越级指挥在表面上看是高效、扁平、接地气，实际上却是管理上的灾难。

WeWork在上市失败前的混乱管理，就是很好的例子。创始人亚当·诺伊曼经常越过高管和HR部门，在电梯里或走廊上因为“不喜欢某个员工的能量”而直接将其开除；或者在视察新办公楼时，无视建筑师和项目经理的专业方案，凭直觉要求拆除已建好的墙体和玻璃。

这种越级指挥，本质上是治理结构的失控。它一方面摧毁了中层管理的权威性和责任感，让他们产生一种心理防御：既然老板什么都管，那我就什么都不管，出了问题也是老板兜底；另一方面，又会把基层员工逼进两难境地：听直属领导的，会得罪老板；听老板的，直属领导又会心理不平衡，最后只能左右糊弄，爱咋咋的。

04

过度管理，制度流程卡死人

战略上极其随意，流程细节上却过分苛刻，这是草台班子另一个明显的共性。它们迷恋所谓的“军事化管理”。几百块钱的行政采购需要经过多级审批，买一箱打印纸都要惊动总经理；员工哪怕前一晚为项目加班到凌晨，第二天九点零一分打卡，照样被点名批评……

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自行车棚效应”：组织成员不敢在核电站建设这种复杂大事上发表意见，却会在“自行车棚该漆成什么颜色”这种琐事上争论不休，耗费大量精力。

K哥就见过一个真实案例：一家几百人的互联网公司，为了“降本增效”，规定办公用品采购超过200元，就必须走完从组长到副总裁的五级审批。我后来替这家公司的老板算过一笔账：5位管理者的审批时间、员工的填表时间、财务的核对时间，折算成薪资成本，可能已经超过500元。为了规避那点不确定的几十块钱风险，却付出了数倍的隐性成本，真值得吗？

但这恰恰是草台班子常有的典型逻辑，用战术上的勤奋（狠抓流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无法创造增量）。当业务停滞、增长乏力，老板无法从市场上拿到增量，就会本能地向内收紧控制，通过抓考勤、卡流程、抠细节来获得安全感，仿佛只要盯住员工的每一分钟、每一分钱，公司就能撑下去。

大卫·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对此有过犀利的剖析：现代组织中存在大量毫无意义的工作，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让上级觉得自己很重要。一个真正健康的公司，应该是目标导向，而不是过程崇拜，这种过度管理，透支的不仅是员工对公司的信任，也是公司的未来格局和发展前途。

05

形式大于结果

经济学里的“古德哈特定律”早就提醒我们，当一项指标成为目标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好的指标。但在草台班子公司里，这条定律往往被彻底无视。他们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不是员工真正创造了多少有效成果，而是PPT做得够不够好看，汇报时情绪够不够到位。

当公司考核周报字数时，员工会贡献连篇累牍的废话文学；当公司暗示“加班时长等于敬业度”时，全公司都会用力地“表演式加班”。在草台班子里，可被感知的工作（比如汇报、加班）远比实际产出的价值（如解决bug、搞定客户）更重要。而真正干活的人，却因为忙于业务没时间包装自己，或者不屑于表演，在绩效评估中被贴上“沟通能力差”、“缺乏大局观”的标签，最终被排挤出局，只剩下一群擅于职场政治的“演员”。

如果一家公司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剧组，大家都在拼命演戏给老板看，而唯一的观众（老板）还在那里沾沾自喜时，这场戏离落幕也就不远了。

以上5条，如果你的公司中3条以上，就做好准备吧。查理·芒格在《穷查理宝典》里说过：“如果你把葡萄干和粪球混在一起，得到的仍然是粪球。”这句话放在组织管理中，同样一针见血。对有追求、有抱负的职场人来说，与其在劣质的草台班子里不断内耗，不如在合适的时机果断离开，去寻找那些真正尊重规律、尊重专业、也尊重人的系统。这不仅是为了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也是为了找回对职业、对付出的尊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作者：良豪，编辑：|安菲尔德

强调速度和效率的高铁，显然难以拥有和绿皮火车一样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同样也难以满足所有人“两点一线”的出行愿望。

“说走就走”，曾是一种奢侈的向往；如今，却成了高铁时代触手可及的日常。自2008年首条高铁通车，中国高铁的总营业里程已突破5万公里。只需在12306上轻点几下，格子间的打工人便能瞬间切换场景，搭乘风驰电掣的列车奔赴远方。

不到二十年，高铁从新鲜事物跃升为“轨道王者”，彻底重塑了中国的时空格局，现代中国人也迅速适应了高铁带来的“快时代”生活。

而每一季度的铁路调图，也随着高铁网络织密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最新一轮全国铁路大调图，从1月26日零时起刚刚实施，调图后铁路每日安排旅客列车12130列，列车数目再创新高。

新一轮铁路调图在1月26日起实施，新图车票已经陆续开始发售。（图/视觉中国）

与这轮调图有关的讨论，早在半个月前就开始火热起来。随着调整好的列车陆续放票，人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原本行驶在京沪、京哈、京广、沪昆四条干线高铁上的“小号标杆车”，这次全被打乱了。

所谓的“标杆车”，简单来说是以时速350公里运行、中途只停靠枢纽大站的高铁列车，运行时间比常规高铁更快。有人总结调整后的“标杆车”信息，发现100以内的车次号全归京沪高铁所有，接着的整百便是京哈、沪昆，而京广高铁则改用G301至G450的新车次。

涉及京沪高铁的车次调整里，有城市获得了最小路号的G1/2次高铁列车，兴奋得犹如过年。

但更耐人寻味的车次编码更换还在后头。在京沪高铁那些速度最快、停站最少的“标杆车”里，G25次原本是唯一一班跳过南京南站不停靠的列车。而在这次调整后，G25又变成了中途只停靠南京南一站的京沪间最快列车。这个变化让许多南京人感到惊喜：“你知道吗，G25终于只停靠025（南京电话区号）了。”

京沪G25只停025（南京），摇身一变成为京沪高铁上的网红“标杆车”。（图/铁路12306购票页面）

车次编号越小，在中国高铁体系中的优先级越高，更不用说每天都坐满打工人和商务客的京沪高铁，其意义早已超越班次本身，成为一种象征。每当这类车次的编排发生微调，便会即刻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一场自发的解读与玩味，成为观察社会心态的一个切面。

更多与更快的京沪高铁，还在努力挣客流

坐拥小号“标杆车次”头把交椅的京沪高铁，知名度无需多言。现在，假如你误打误撞地在工作日坐上京沪高铁，检票后找到车厢坐上一等座，邻座多半是在小桌板上卖力敲键盘的打工牛马，“班味”气氛很是到位。

倘若是静音车厢，则是另一番场景——你不一定会听到邻座的会议通话，但一定能听到列车员的温馨提示，一秒令你置身工位：“您好，女士/先生，这里不能说话。”

打工人都知道高铁办公是身不由己的行为，但现实的通勤需求（以及工作需求）摆在这里，出发和到达时间更与上下班无异，久而久之，京沪高铁就成了“最强牛马专列”的都市传说。

商务常客能列举出100个选乘京沪高铁的理由：

高铁最短4分钟一班，错过可以改签到最合适的班次；高铁座位多且舒适，全程有永不中断的Wi-Fi和电源；往返京沪最快一趟高铁只需要4小时出头，趟趟准点，几乎不用担心天气影响出行……

准时、迅速且周到，如此一趟列车，你怎能不爱？

京沪高铁上经常可见在电脑前奋力工作的打工人，因而被网友戏称为“班味儿最浓的高铁”。（图/社交媒体截图）

调侃归调侃，京沪之间旺盛的客流，着实让京沪高铁高光十足。本轮调图里，京沪高铁除了获编高铁“黄金号段”，还另外新增了18列“G”字头动车组列车，并继续压缩动车组列车追踪间隔时间，进一步增加高峰时段运输能力。

目前行驶在京沪高铁的动车组，绝大多数是CR400系列的复兴号动车组。若以定员619人的8辆编组列车计算，假如每趟列车均满员，京沪高铁每日客流量将增加超过1.1万人；倘若都使用定员1347人的17辆编组列车，单日客流量更将翻倍至2.4万人以上。

目前行驶在京沪高铁的动车组，绝大多数是CR400系列的复兴号动车组。（图/视觉中国）

换言之，京沪高铁接下来的含金量还在增加，但增加运力只是其一，多赚钱才是最终目的。

理由很简单，高铁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是商业项目，修建投资往往在千亿级别，且基本依赖贷款修建。但国内目前真正实现盈利的高铁线路只有6条，京沪高铁便是其中之一。

2011年6月建成通车的京沪高铁，开通3年即实现盈利，是世界上首条盈利的高铁，这几年京沪高铁的经营业绩更让不少线路羡慕。虽然挣钱的主要手段不是靠客流，但这两年京沪高铁的客流量却出现增速乏力，也有了几分和打工人一样的增长焦虑。

已经实现盈利的京沪高铁，也在担忧客流量增速。（图/视觉中国）

《中国经营报》近期的一篇报道里披露，铁路部门近几年一直在研究往返京沪之间的所有交通方式，其中就包括高铁的最强劲敌航空。而研究目的也很明确——为了保持京沪高铁在繁忙的京沪客运大通道里的优势地位。

在这条“时间就是金钱”的繁忙大通道里，谁掌握价格和时刻的黄金资源，谁就能拔得头筹。处在绝对优势的京沪高铁，当然能懂这个道理背后的意义——毕竟用金钱换时间，某种程度上也是另一种铁路出行的“刚需”。

高铁再怎么扩容，绿皮火车都不会消失

尽管如此，“黄金号段”车次重新编排，对普通人的日常出行几乎没有影响。无论是站站停，还是骨干高铁线路上风驰电掣的“标杆快车”，只要时间合适、票价体面，且能选到舒适的好座位，一段高铁旅途也算是踏进了及格线。

这几年，全国高铁建设速度飞快，建成开通的新高铁线路陆续在线上线下刷屏。光是去年全年，全国就有16条新高铁建成通车，设计时速300-350公里级的高铁线路就占了11条。高铁网络扩容的速度，不断刷新所有人的认知，也在改变人们的出行选择。

高铁班次越来越频密，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拥有高铁站更是各座大城小镇钟情的财富密码。披着绿色外衣的普速列车，在越跑越快的高铁面前黯然失色，渐渐成为快时代里的小众出行方式。

1月26日实施的全新铁路运行图里，普速列车减少了71列，其中一部分被改造升级为全列禁烟的“D”字头动车。尽管如此，这个时代仍有需要绿皮火车的地方，尤其是在地理条件相对复杂、公路网络相对薄弱的地区，普速列车仍是连接城乡的重要交通工具。（详见新周刊之前的文章《又一批列车变高铁，可我有点怀念绿皮火车》）

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在这个时代仍有用武之地。（图/《归途列车》）

简而言之，不同等级列车的服务定位各有侧重，不同区域间发展速度差异，决定了车速更慢的绿皮火车必须得以保留。

此外，一些绿皮火车升级为“身价更贵”的新列车后，运行时间并没有压缩多少，个别车次升级后的运行时间甚至与原来完全一致，出行成本陡然增加，让不少人感到难以理解。

而随着调图后的车次陆续公布，也有人发现一些停靠车次本就有限的高铁小站，在这轮调图后车次悄悄变少，“很久才来一趟”。小红书里一篇与铁路调图相关的帖子下方，不时有网友在评论区吐槽：“以前回家有一趟直达的高铁，调图后必须到几十公里外的大车站换乘一次才能到家。”

吐槽不难理解，毕竟高铁能够到达的地方越来越多，人们也乐于享受便捷的出行体验，也因此有了更多让高铁“点对点”直达的想法。

不过同样得明白的是，铁路调图从来都无法做到绝对完美，强调速度和效率的高铁，显然难以拥有和绿皮火车一样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同样也难以满足所有人“两点一线”的出行愿望。

高铁本身是由贷款修建的商业项目，任何一个运营环节都得考虑成本。（图/视觉中国）

更何况，高铁作为商业项目，终究得考虑如何盈利。无论高铁行驶在何处，都必须得考虑客流、上座率、利润，进而衡量开一趟车是赚钱还是做赔本买卖。也正如此，我们才会经常看到铁路12306里形形色色的“打折票价”，以及这几年引起热议的“静音车厢”“优选一等座”等特色服务。

与其抱怨某趟高铁车次被调整成面目全非的“陌生人”，倒不如去主动适应每一次铁路调图后的新变化，比如改乘新的车次、适应新的票价，普通人在每一次调整之下能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很多。

毕竟这个世界上永恒不变的事情就是变化，不论是日行千里的高铁还是慢悠悠的普速列车，无论怎么调整都有容得下不同群体的空间。

校对：严严；排版：良豪

[1]《又一批列车变高铁，可我有点怀念绿皮火车》新周刊2024-1-24

[2]《京沪高铁：一道复杂的算术题》锦缎2025-12-29

[3]《京沪高铁每日运力增1万人次，或对民航票价产生下行压力》中国经营报2026-1-19

[4]《日赚3000万，“打工人专线”如何成为中国最赚钱高铁？》财经杂志2025-5-17

[5]《中国班味最重的高铁，挤满了牛马》浪潮工作室2025-6-17

[6]《京沪高铁，全世界班味儿最浓的地方》每日人物2024-7-30

[7]《升级版复兴号明日起在京沪高铁运营，同时推出优选一等座位》界面新闻2024-6-14

[8]《年轻人吐槽高铁二等座同价不同命，“F座堪比头等舱、B座不如站票”》Vista看天下2025-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