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四，湖南，品牌经销商

我是2013年开始做3D打印的。那时候，这个行业在国内几乎没人知道。

我做设计出身。以前做一个产品，最麻烦的是打样，要找工厂排队，等四五天，复杂结构还未必能做出来。所以第一次接触3D打印机时，我的直觉很简单：它能把「设计到成品」这一步直接打通。后来我就辞职创业，做相关业务。

一开始我们做代理，卖的是美国的3D打印机，一台两万多块。客户很少，一是价格高，二是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东西能干嘛。后来国内厂商开始做FDM（熔融沉积成型）打印机，价格降到三四千元，市场才慢慢被打开。

那几年，我们一边做代理，一边尝试自己做机器。但对于没有资金、没有资源的小公司来说，很难和那些已经能开模量产的大厂竞争，成本、精度都拼不过。前5年，我们基本都在亏钱。

2017年，我们仓库里还压着几十台打印机，已经快撑不下去了，转机却突然出现。

有个客户特别爱打游戏，想做一个绝地求生游戏（别名「吃鸡」）的手机外设，本质是一个游戏手柄。他不会设计，也不会用3D打印机，就天天待在我们工作室，把想法讲给我们听，我们负责建模、打印、不断改版本。他几乎每天都在提新需求：今天觉得按键不顺手，明天觉得结构还能再优化一点，我们就一版一版地打出来。

如果是传统工厂，这种产品几乎不可能实现，每改一次就要重新开模，成本和周期都承受不起。但用3D打印，改完图纸就能立刻再做一版。后来他把这个手柄放到电商平台上卖，日入上万。我们负责设计和生产，他赚钱，我们也赚钱。

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个行业的核心不是卖机器，而是帮人把想法变成产品。

原本卖不出去的库存，反而变成了我们的「生产线」。一两个月，机器的成本就全部收回，后面基本都是利润。

此后几年，我们把重心转向打印服务，尤其是工业级的光固化打印。简单来说，桌面级FDM是把塑料加热熔融，一层一层堆叠，更适合个人和基础打样；而工业级光固化是用激光固化液体材料，精度更高、表面更细，更适合产品研发。

老四的产品。图 / 讲述者提供

我们的客户主要是研发公司、做产品的企业、大学生毕设，还有一些做雕塑的艺术创作者。那几年，业务一直比较稳定。

直到这两年，一切又变了。

一方面，工业级打印开始「卷」起来了。过去6毛钱一克的价格，现在被压到两三毛，几乎是贴着成本在做。另一方面，桌面级3D打印突然爆发。过去这类机器需要会建模、会调参数，门槛很高；现在变得越来越「傻瓜化」，会用电脑就能上手，3D打印机从工程师的工具，变成「家用电器」。

机器的品牌厂商也开始主动找渠道合作。我们其实很早就接触过，但因为早年在FDM上亏了五年，一直比较谨慎。后来有同行劝我们，说现在的3D打印不只是卖机器，还能带来客户，我们才重新考虑。去年，正式成为经销商。

从营收上看，确实变高了。以前单做打印服务，一年两三百万元；现在加上卖机器，能做到五六百万元。但利润并没有同步增长。机器价格越来越低，一台赚几十到一两千元不等，很多时候只是赚辛苦钱，只有在大促时，一个月能卖一两百台。

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行业在变大，但赚钱反而更难了。

但我还是觉得，它仍然在上升期。因为应用场景太多了。有人买回去给孩子做启蒙，也有人在家做产品卖。之前那个做手柄的客户，后来又用同样的方式去做无人机外设，提高农药喷洒效率，在家里放了几十台机器自己生产。他后来也学会了设计，有想法，越做越顺。

所以会不会用3D打印，其实没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想法。你不会建模，可以找人做；但如果你能想到一个市场上还没有的产品，这项技术可以让你几乎零成本试错。打一个、卖一个，不用囤货，也不用开模。这才是它真正厉害的地方。

老四的产品。图 / 讲述者提供

曦颜，25岁，北京，科技工作室创始人

去年6月，我辞掉了北京公办学校科技老师的工作。其实一万多元的月薪在北京并不难看，但也远远撑不起我想要的生活。现在我经营自己的科技工作室，一个月的收入能顶原来半年。

我的业务远不止3D打印。除了常规的散客和工厂订单，我还接大学生毕设、科技教育、电子电路设计甚至编程算法。换句话说，我卖的不是打印机吐出来的塑料件，而是一整套「把想法做出来」的能力。

这种底气源于我大一开始的折腾。我的专业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算是3D打印的老本行。那个时候，市面上还没有拓竹这样的成品机，连创想也尚未站稳脚跟。我买回一堆铝型材、螺丝和电路板，自己组装、焊电路，像玩一套半成品的工业乐高，就这样「手搓」出了我的一台机器。

相比传统注塑动辄两三万元的开模费，3D打印这种小批量、高自由度的生产模式，对我而言简直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大学期间，我靠着帮同学建模和代打，赚到了第一桶金。

真正让我见识到行业爆发力的，是六七年前「可动龙」模型的出现。这是一种利用铰链结构，可以活动的龙模型。龙这种生物，同时符合了中西方的审美趣味。最关键的是，没有版权，谁都能打，谁都能卖。

3D打印的「可动龙」。图 / 视觉中国

模型成本就几毛钱，当时却能卖到六七十元。在深圳，有人囤了几百台，甚至几千台机器日夜不停地打印，圈子里把这种模式叫「农场」——机器不停运转，成品一件件产出，跟农民收割庄稼一样。「大农场」赚钱的故事不少，最多的人甚至赚了上千万元。

但这种模式的本质是卷规模、卷电费、卷耗材。这些都不是我的优势，我更擅长技术与市场的整合。去年年初我开始盘算：我有建模设计的积淀，又深知学校教育的痛点，北京的家长对科技类教育付费意愿也强。所以辞职后，我开了这家科技工作室，教小朋友3D打印。我一直坚信只要市场有空白，先进场把宣传和体验做起来，需求就能被带出来。

这两年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概念大热，其实入口就在「实物化」。在学校，学生们在学习算法前，通常需要先做出一个能动的小车或机械结构。先有一个实体，再去接电路、写程序。3D打印恰好卡在这个关键位，它能将抽象想法变成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3D打印在我这里更像一张「入场券」，先用它把孩子吸引过来，再把后面的课程、作品、项目、订单都带起来，形成一个商业闭环。像拓竹这样的厂商也意识到教育对3D打印的影响，开始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

现在很多人把行业门槛看得太低，好像谁都能做。但实际上，不会建模的人进来只能打印现成玩具，玩两天就吃灰了。真正盈利的门槛在于技术、资源与对需求的精准捕捉。以前当老师，我每天按部就班，现在我不后悔辞职，也不是为了什么理想，就是为了赚钱。

Amber，26岁，马来西亚，3D建模师

我是学媒体技术出身，因为热爱二次元，入了建模这一行。从公司职员到组建工作室，再到去年决定搬往马来西亚，理由很简单：国内太卷了。

这种「卷」不仅是人力的竞争，更是AI带来的降维打击。现在的客户不再问「你会不会」，而是问：「能不能先用AI出个基础版？」光听这一句，你就知道这行已经变了。

作为建模师，我的主要工作是把一张平面图，转化为可以被机器识别、可以真实生产的三维结构，最后输出一整套适配打印机的文件。很多看不见的细节，比如一个关节能不能顺畅活动，一个表情在不同角度是否自然，甚至打印时会不会塌陷、变形，都需要在建模阶段提前解决。

AI确实已经能把轮廓、色彩方向和初步设计给个八九不离十，但在真要落地的打印环节，结构、分体以及最核心的「布线」——通过网格走向控制形体和动作的精密活——AI依然漏洞百出。这是目前它和人类建模师的差距。

可焦虑就在于，AI虽然做不到极致，却拉低了客户的心理价位。去年开始，单价断崖式下跌。

AI建模带来了巨大冲击。图 / 社交平台截图

以前做一个稍微复杂点的角色，比如《倩女幽魂》里的人物，团队里两个人分工，三天差不多能完成，单价在3000到4000元。但现在，客户要求你一个人吃下设计、颜色、表情、后续适配等等全流程，干一周的活儿，却只愿给到1500到2000元。因为他们觉得你只是在帮AI「补刀」，「不就是修修吗」。

我当时焦虑到什么程度？几乎整晚睡不着，后来还查出来自主神经紊乱。我一度想转行，但后来想通了：AI能冲击中低层次的建模师，却替代不了独特的审美和设计思维。

我选择了出海。在马来西亚，不仅有汇率差，且市场环境宽松，月收入比国内高出三四千元。我们一般是对接马来西亚本土企业，线下沟通，没有平台抽成。国内的电商平台，我们也试过，抽成30%，还得投入几万块去刷单买评价，后来就停了。

职业生涯中最令我崩溃的一单，是一个《鬼灭之刃》的狂热粉丝。为了做炭治郎和祢豆子的手办，他专门从成都飞到杭州找我们面谈（工作室当时还在杭州）。稿子改了20多版，他还是不满意，说：「眼神里没有看出那种经历过大是大非、突然释怀的情感。」

我当时就懵了，情感怎么做？为了捕捉那种眼神，我们三个人分工协作，有同伴专门去补完了整部动漫。就是想找到客户口中的那种「情感」，并试图把它做进模型的眼神里。

最终，我们每天八小时，连磨五天，才做出满意的成品。这一单，一共收了一万多元的费用。

这种狂热粉丝很多，但涉及版权的问题，我们接单极其谨慎。交付的时候，也会跟客户强调，不要商用，自己留着就好。

拓竹科技在ChinaJoy潮玩手办展区展示3D打印的模型。图 / 视觉中国

经常有人问，建模师为什么不干脆买台机器自己打印卖成品？其实这不划算。我们的核心价值在于把「代码」做好，打印是下游的活。

AI确实先砍掉了我的一半饭碗，但也逼着我进化。现在的建模师，必须学会把AI变成趁手的工具，再靠人工进行精细化优化。AI逼着我把自己练成了一个人就是一条流水线。

Jerry，30岁，新加坡，博士创业

我是智能制造与医疗器械方向的博士。毕业后，我没有选择回归体制进入高校，而是机缘巧合来到了新加坡。目前我的主业在留学机构，副业则是3D打印。

我手头真正的大项目是一个康复类机械手臂，目前正在申请专利并与国内医疗机构合作。这是我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3D打印技术让它得以从图纸落地。但理想需要现实支撑，我现在的3D打印副业，本质上是为了支撑日常开销，再反哺这个项目。

Jerry主要研究的机械手臂项目。图 / 讲述者提供

我的第一单「爆款」纯属偶然。今年春节，为了送礼更有新意，我用机器打印了一批「福」「长寿」等活动字体的桌面摆件。大家挺喜欢，就都介绍朋友来定制。一个字20人民币，一单20个字左右，算下来就有500多元人民币。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细分市场的需求蕴藏着巨大的价值。

Jerry打印的活字摆件。图 / 讲述者提供

随后，我盯上了「毕业纪念」市场。我参考国内小红书的灵感，设计了一款类似乐高像素人的拼装毕业相框。那种「从无到有」的仪式感，精准契合了留学生临近毕业，要回国的纪念需求。一个相框定价80新币，我卖出了100多个。

但受限于产能，一台机器一晚10小时只能打两个，两台机器满负荷运转也只能出四个，100多个订单陆陆续续来，交付周期被拉得很长。即便如此，我也不打算扩大规模，因为这类设计产品生命周期极短，极易被复制，你不可能指望一个毕业相框卖一辈子。

在新加坡做3D打印，环境与国内不同。这里的普及度极低，连桌面级打印机都很少见。我有两台机器，其中一台是在新加坡本地买的，没有官方网站，只能找代理商，光运送就要等一个多月。材料更是昂贵，国内二三十元一卷的PLA，这边要卖100多元。所以我从国内进材料，也在本地卖，价格翻一倍，赚的是汇率和差价。

我也曾深入观察新加坡本地的工业需求。比如一家做空调清洁的企业，试图用尼龙或碳纤维3D打印替代原有的钢制法兰（Flange）。虽然钢件能用四五十年，打印件寿命仅五六年，成本账算不回来，但因为政府有新技术补贴，企业仍在探索。这种工业级订单需要大型设备，不是我们这种桌面机能做的，这让我看清了市场的边界。

半年的实践我总结出一条经验：在新加坡，难点不是技术，而是捕捉需求。不要等产品完美了再推出，而要先验证需求。先做一个能用的版本，让客户试，再根据反馈快速迭代。

比如有个做美甲的客户，需要一个灯的支架。她只说要小巧、尺寸合适。我花半天建模，打出来给她试。她觉得功能好用，但外观不满意，我再根据反馈调整花纹，再打一次。不到一周就完成了。如果一开始就追求「完美设计」，反而会浪费很多时间，先解决「能用」，再迭代「好用」，这是活下来的金科玉律。

Jerry打印的美甲灯支架。图 / 讲述者提供

目前，我的定制单按时间收费（约50新币/小时），材料按克计费（0.5新币/克），主要接生活类小件。半年了，前期一万多元人民币的投入已经回本。对我而言，副业不需要做得多大，只要它能稳稳地养活我的主研项目，等专利落地的那一天，才是真正的下一步。

小洁，24岁，东莞，摆摊

我大学是机械专业，那时便靠3D打印赚零花钱。主要是为同学打印毕业设计或组装穿越机零件，从机架、飞控到电机的拼装，全靠打印件来减震和固定。后来我发现许多玩家空有硬件却不会建模，便开始提供代打服务。

2021年左右，3D打印门槛大幅降低，从千元的成品机到几百元的DIY套件随处可见。那时候用实验室的机器，纯粹是需求驱动，作业需要，或者自己有想法，就建模打出来。

毕业后我买了自己的打印机，起初只是打些实用零件，后来被短视频里的弹簧刀、解压玩具吸引，我就跟着打，打着打着就上瘾了。攒了几十个成品放家里，最后都摆不下了。

正好我家附近有个小学，本着「创业从摆摊开始」的好奇心，我带上一批玩具，去了学校门口。

只要玩具摆开，甚至不用吆喝，就会有好奇的小学生围过来。周边便利店卖的都是普通玩具，3D打印的东西他们没见过，纹理一层一层的，拿在手里很特别。而且我的玩具种类多，每次只带一二十个，但每个都不一样，他们能翻来翻去挑很久。

小学生没有「延迟满足」的概念，只要看上了就想立刻买。

有次我带了一把复杂的玩具刀，还引发了现场竞价，10元的标价硬是被喊到了30元。最后我20块卖给了第一个喊价的小学生。但我很快发现这种刀的材质偏硬，有安全隐患，就立即修改了模型，将刀尖磨圆、刀刃变钝后再卖。

我的主要客户是小男孩，他们会点名要《三角洲行动》或《我的世界》里的装备，没有现成的就现场「许愿」。如果是简单的单零件玩具，当天晚上就能打出来，复杂的像坦克、履带车，要拆成很多零件，打印、打磨、粘合、调试，可能三四天才能做出一个样品。有些模型网上没有，我就自己建模，改个外形再打。

小洁打印的汽车部件。图 / 讲述者提供

在小学门口选品主要靠两招：一是跟小朋友聊天，问他们想要什么；二是刷短视频看风向。先打一两个样品试水，好卖就加量，不行就换。

摆摊的成本极低，打印12小时电费仅几毛钱，材料每克四五分钱，一个30克的玩具成本约1.6元，售价从3元到20元不等。虽然单件利润仅几块钱，但胜在量稳。目前我靠自己的一台机器和朋友代打的五六台机器，一个月纯利能达到五六千元。

如果按收入算，这肯定不如我之前做工程师。但我摆摊不是为了赚大钱，我是想试一遍完整流程：从选品、建模、打样、小批量验证，到定价、销售、售后，全都自己来。

这些环节在公司里是高度分工的，只有摆摊能让我一人走完闭环。

我之前还做过穿越机航拍。那个更偏技术活，门槛高，赚得多，但不稳定，也有风险。相比之下，3D打印摆摊更像是在卖产品、卖选品能力，就是利润少。我观察到，那些拥有几百台机器的「打印农场」近年也倒闭了不少，因为模式同质化后只能拼价格。能活下来的，要么有材料渠道，要么有销售渠道。我不想卷进去。

3D打印的痛点在于，产品越复杂，组装和代打的人工成本就越高，无法像传统注塑那样，开模批量生产，一次投入模具费，后面单件成本会越来越便宜。

我也不会一直摆下去。因为这种模式对个人长期提升有限。但这段经历挺值的。至少我知道了，一个人是怎么把一个想法，变成一个能卖钱的东西。

小洁打印的花瓶。图 / 讲述者提供

大家好，我是张家齐。

21岁之前，我是一名跳水运动员。做运动员的时候，野心很直白，就是想赢，想拿奥运冠军。

我最有野心的时候，大概是14岁，刚刚参加世界级比赛，就拿到了那年两站跳水世界杯的四枚金牌。当时，我觉得自己未来会一直这么赢下去。

但几个月后，我的身体就进入了发育期，变得越来越沉重。站在十米台上，用比之前大两倍的劲儿，翻过来都很吃力。我只能苛刻地控制体重，不断跑步、减肥，压制自己的天性和欲望，尤其是食欲。发育期我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每天都很饿，饿得不行了吃一点，但基本上都是硬扛。

女子十米跳台是世界上最残酷的竞技项目之一，教练很早就告诉我们，女台选手的更新换代很快，每两年就会出来一个新人，这是一个规律。

发育期那几年我过得很煎熬，我记得我做过一个梦，梦到207c这个动作，总是很慌张，三周半只转了三周，身体就打开了，然后摔了下去。

我有时候也想逃，不想跳了。但我知道，如果我想继续再拼一把，除了直面、硬跳，没有更好的方法。因为站在十米台的，只有你自己，只有自己帮自己。躲肯定是躲不掉的。我们发烧，来例假也会遇到比赛，怎么办？要不你就弃权，要不你就只能跳。机会都是经过激烈的竞争，自己争取来的，如果弃权，这个机会就只能给别人了。

我有时候会用最极端的方法想，它能不能整死我，如果整不死我，那应该就没有问题，跳呗。毕竟竞技体育本身就是挑战人体和人类的极限，挑战极限，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绕弯。

但不管跳了多少年，站在十米台上我也还是会害怕。跳水就是一直在面对让自己害怕的东西，害怕这个高度，害怕难点动作，害怕跳不好会被教练和领队说。

为了克服这种害怕，我想过一个办法。我之前很害怕蜘蛛这些爬虫，有一次我特意找了个爬虫馆去摸了一下，这些东西放在手上，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你害怕的东西，你能忍受放在你的手上，或者你主动去摸它，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掌控。

就这样，我度过了发育期，参加了东京奥运会，也拿下了双人十米跳台的奥运金牌。

2020年东京奥运会张家齐（左）和陈芋汐（右）夺金

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可能也是觉得作为运动员的任务完成了，我有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我想过一种更自由，更丰富的生活。我想自己掌控自己的人生。但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国家队依然有新的任务需要我去完成，作为巴黎奥运会的替补运动员，我又回到了国家队训练，练到队友们准备出发去巴黎的前一刻。然后，她们去了巴黎，我回到了北京队。这之后，我又代表北京队参加了一届全运会。

去年12月，我正式退役，跳水的一切，都结束了。我终于自由了，终于可以解放身上的一些枷锁，不管是我自己锁起来的，还是跳水给我的。

其实退役后，我用了一段时间来找回自信。毕竟从小在一个有点打压式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父母对我会有很多要求，为人处事上要有礼貌，谈恋爱要找有责任心的，学业上训练上要听教练的话。在运动队，我需要配合集体 ，需要懂事、识大体，为了动作做到最好，教练还会一直挑你的毛病，很少会肯定你。而且在国家队，大家的成绩都很亮眼，天才太多了，很难建立自我认同。

但现在，经过了一段时间，重新回顾自己的成绩，拿到的荣誉，我觉得我还挺厉害的，慢慢树立了自己还不错的心态，也开始欣赏自己。我是世界冠军，全世界都认可我了，我为什么不认可我自己？现在，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我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在跳台上，我拿出了我能拿出的全部，我也部分实现了自己的野心，我问心无愧。

刚退役的生活的确很快乐，很新鲜，不再紧张，没有压力。跟朋友一起出去露营，一起玩密室，认识了跳水之外的朋友。第一次做了美甲，剪了新的发型。之前和朋友出去玩，吃什么都要犹豫，现在也完全没有顾虑。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的好大，好空旷，很陌生。为人处事、和人交流，感觉都要重新学习，比起同龄人，我接触社会晚很多。

以前生活的细节都被队里包办好了，不需要自己动脑子。办护照，队里会直接联系好，我们去拍个照，摁个指纹就可以。学校需要什么证明，跟队里说一声，队里开好就会寄过来。

但退役后要自己去办身份证，自己去预约。学校有很多资料也要自己去查，包括怎么选课，开各种证明，要自己去跑找人签字。出去玩，也要自己订票，自己去景区买票。

一开始，面对这些生活的细节，我有点恐慌，不知道怎么弄。我的社会阅历太少了，有些要求和要准备的东西，我看都看不懂。我一度变得有点社恐，我小的时候不这样，以前非常的E人和开放。

但后面我觉得，我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早晚都要学会这些，早学总比晚学好。学这些，也有一种好的体验，从一点点小事堆起来，我好像也在一点点掌控自己的人生。

退役之后，我也要面临重新找工作的状况。我不想一直呆在体育圈里。

大部分时候，运动员的出路要不就去进修，要不就继续学，要不就变成教练或者坐办公室的人。但我不想一直都在一条线上走。我看别人都会说很多国家的语言，做过很多份工作，跨度都特别大，我就想，我为什么从始至终只会跳水这一件事啊？我也有很多东西想去体验，

我想学学跳舞，也想学骑马。今年我要去学开车。我想让自己的技能更多一点，那样人生才好玩。

当然，我也需要去努力赚钱，养活自己。我去参加了综艺，也做了一段时间直播带货。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东西。我原来不知道直播背后要付出这么多。第一次尝试，内心当然会有一点惶恐和害怕。刚开始面对镜头，我也挺紧张的。但总得先试试嘛，先勇敢迈出第一步。毕竟很多事情再难，也没有跳水难。

直播的工作强度很大，有一次连着两场直播，晚上8点到12点一场，第二天早上10点又一场。还有一次发烧的时候直播，工作人员说要不要休息一下，我说不用，以前发烧还要在水里跳动作都可以，比赛也ok。

这也要感谢跳水带给我的毅力。我很早就学会了对自己狠一点。因为我发现，自己对自己不狠的话，会有人对你狠的。命运不会放过你的，人生该吃的苦一个都不会少吃。所以，我要在别人下手之前，自己先对自己下手，这样接受起来会容易点。

我也看到有一些不好的言论，说我直播是什么天才的陨落，捞钱。但我不太会在意。直播现在是一个很主流的行业，也有很多优秀的人在这个行业里工作，更何况我是靠自己劳动来赚钱，那些言论，都是别人要给我上枷锁，我自己做得又没有错，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一些错误认知和言论来否定自己。

做直播虽然我目前的销量还比较少，还没有特别大的成就感，但是我已经觉得自己很厉害了，我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不管我数据好不好，只要开播，我都会有钱赚。毕竟对于任何一个女性来说，经济自由才是最大的自由。

一个月前，我又做了一个决定，一个人从北京搬到了上海定居。之前在北京住了21年，有点腻，想换一个新的环境住一下试试。我搬家很快，离开北京，只带了两个行李箱。

我又体验到了一种更新的自由。一个人住想干啥干啥，想咋躺咋躺。以前在队里，早上5点50就得起床，去赶6点或6点10分的班车。现在早上醒来，脑海中第一个念头是，吃点啥。

当然，自由是有代价的，可能会有点孤独，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想找人说话或者找人玩的时候，发现身边没有人。但我现在不怕这些代价，来之前我就有心理准备，我会经历这种孤独，我也知道我可以解决。我养了一只猫，也在交新的朋友。养猫要给它换粮、换水，陪它玩一玩，给它喂小零食。这些小事，让我觉得生活在一点点变得充实。

前段时间有天凌晨，小猫突然生病，我看它实在太难受了，就打车带它去了医院。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带宠物看病，这之前，我连自己看病都没有一个人过。

新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然后我去解决，解决好了，我就觉得自己真棒，真厉害，我又进步了。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一个普通的、21岁女孩的生活，好像听起来没什么野心。其实现在对于未来要做什么，我还没有明确的想法，都只是在尝试，毕竟新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但我的目标也在一点点变得清晰，我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自由的女性。我想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对于一个21岁才走出运动队，开始接触真实社会的女孩来说，这就是我最大的野心。

有句话已经被说烂了，妈妈，人生是旷野，这就是我现在想追求的，和所有普通的努力生活的女孩一样，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自己掌控和主导自己的人生，拥有一个更健全、独立和丰富的人格。我是张家齐，谢谢大家。

八年，又见易烊千玺

一袭灰色西装，胸前是丝巾系成的领带，25岁的易烊千玺面带微笑，大步流星走上台，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这是2026年4月20日，华为Pura系列及全场景新品发布会的现场。

见到易烊千玺不容易。他刚从片场赶来，身上还带着某种属于角色的、尚未褪去的沉静。这两年，他的公开发言与活动越来越少，社交媒体更新也不频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见到他又很容易——每年，电影院的大荧幕里，他从未缺席，且每一个角色，都让人能记得住。在这一代年轻演员里，他越来越耀眼，成为让人无法忽略的存在。

就在几个月前，24岁的他，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这天的发布会现场，易烊千玺在一支为华为Pura 90系列拍摄的短片里分享了这么一段话，「这些年，唱一首歌、演一场戏，不着急成为角色，也不着急成为谁，更想守住心里的那点纯粹。纯粹，不是简单，而是不被复杂改变。走慢点，走远点，才能走成自己。」

这是易烊千玺职业生涯的真实写照。他有他的快，也有他的慢。

快，是年少成名，是外界看来的一路顺遂，「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在香港金像奖，在厦门的金鸡奖，在戛纳的电影宫，他早早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慢，是相比起同龄人，他其实已经历了一条漫长的成名路。5岁学艺，每天在一个个才艺班里辗转；12岁被选中出道，「一直在高关注度与高压之下工作、生活」；17岁，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学表演。一个年轻的灵魂，身体里已经刻下了多个角色的烙印。

金鸡奖拿奖前，他已被四次提名「最佳男主角」，从《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到《奇迹·笨小孩》。

慢，也是一种心态和定力。就像那支短片里拍到的，在海边，他有充足的耐心，等待天色一点点从蓝变橙。

这一次，易烊千玺是以华为Pura 90系列全球代言人的身份出席。他与华为的合作始于多年前，从最初的影像探索，到如今Pura系列所强调的审美表达，两者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共识——如何用技术回应人的感受.

从一个笑容青涩的少年，到一个沉着冷静的青年，他与华为彼此陪伴，彼此见证，也彼此成就。这天，他拿着 Pura 90 Pro Max上场，展示自己的摄影作品，也谈论自己的创作观和价值观。

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成长史，也是一段品牌与艺人共同进化的样本。

易烊千玺在华为发布会现场

「你明知道自己有千万种选择，却永远只会选择那一条路」

其实，易烊千玺的成长，也是一场关于「选择」与「减法」的博弈。

在这次发布会上，他分享了自己拍摄的三组照片。

第一张照片，是城市的日落时分。远处，夕阳慢慢落下，它有渐变的颜色，似乎准备降落在城市的高楼之间。近处是高架桥，桥上一辆公交车，载着归家的人。

易烊千玺分享了他拍下这张照片的瞬间——那天，他在路上，发现了这轮好看的夕阳，就用长焦放大画面，拍了下来。观察落日，他发现，它每秒都不太一样。

这张照片，被主持人杨杨打趣说，是「一阳迁徙」，易烊千玺拍「一阳迁徙」。这个谐音梗，让大家都笑了起来。

但易烊千玺的表情很认真。什么打动人，人就会拍下什么——他回忆了自己拍下这张照片时的心情，「当你专心眼前这一件事的时候，其他事情暂时都不想了」，「取景框会留住当下最打动你的瞬间」。这是他的摄影哲学。

这种对远方的凝视，需要一双足够敏锐的眼睛。就像他手中的华为Pura 90 Pro Max，搭载的超大底2亿长焦镜头，仿佛赋予了人穿透距离的能力。它不仅仅是把远处的夕阳拉近，更是滤掉了城市的噪点与杂乱，只留下那抹最纯粹的橙蓝渐变。千玺捕捉到了那一秒的静谧，而Pura则帮他完美地留住了这份『一阳迁徙』的宏大与细腻。

这张照片，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易烊千玺人生选择的具象化。

过去几年，这个少年从艺术的土壤里生长出来。无论眼前的景色多么缤纷，他的视野也始终很清晰——他选择、决定、行动，长成了一位真正的演员。

转折点在他17岁那年。当时，他出演《长安十二时辰》里的少年李必，他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少年天才。易烊千玺此前的表演经历不多，这个角色，于他是巨大的挑战，但也让他第一次感受到灵魂共振，无限接近角色的过程，痛苦，但也锻造人。

当一个人看清了自己想去的方向，那些嘈杂的声音，就不重要了。此后，他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影视表演专业，扎根表演。

「所谓命运，是在某一时刻你明知道自己有千万种选择，却永远只会选择那一条路」。这是在2018年，中央戏剧学院的开学典礼，易烊千玺作为新生代表发言时说的话。他的命运，就是成为演员，这是他的选择。

那么，如何成为一位好演员？之后这8年，易烊千玺给出了答案。

正如编剧宋方金在一档播客节目里对他做出的评价——易烊千玺身上有特别让人欣赏的东西，「你看一个人，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他这些年演的电影，都是别人以为他不会演的电影，甚至是需要他扶持的电影。看他的选择，你就知道，这个人，内心对于创作有很神圣的情怀，他会选择跟生活短兵相接的角色。」具体在一场场戏的表演中，他也在践行这种纯粹。

这种气质，也藏在他在华为发布会现场展示的第二组照片里——他喜欢爬山，喜欢自然，也很爱拍植物，他用Pura的长焦微距模式，拍下了两片植物的叶子，叶脉的纹理清晰可见，甚至能让人感觉到植物的细胞在呼吸。微距镜头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微小生命，第一次拥有了被看见的力量。

易烊千玺说，这些植物，平时看起来不太起眼，但凑近能看到叶脉、绒毛、边缘的刺，有非常多肉眼看不到的细节……「比起大的风景，很多微小的细节，也会给我们很多力量」。

对世界沉默但诚实的观察，是易烊千玺不变的底色。就像大一那年，他在中戏的开学典礼上还说了一段话，「作为未来的艺术工作者，我们眼睛除了平视或仰视，更应该俯视，俯视疾苦和病痛、俯视角落和夹缝；我们眼中看到的除了繁花盛景，还应该有世间冷暖。」他俯视的眼光，没有变过。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电影《小小的我》里，饰演的少年刘春和。影片开头，少年春和，扭曲着身体，颤颤巍巍一步步走上天台，用扭曲的手指，在纸上写下遗书。如果不说，可能观众完全认不出这是易烊千玺。

为了表演更真实，他做了很多功课，看了很多书，也访问了一些脑瘫患者的家庭，看到了他们真实的生活。他设计了许多小动作，比如，脖子歪斜、大拇指内扣、拧牙膏盖不紧、剥鸡蛋要很久……这些动作，在拍摄中成了肌肉记忆，直到拍摄结束很久，还留在他身体里。这就是角色背后，大量的、为理解而付出的努力。

决定成为演员的这8年，是易烊千玺的「纯粹」之路。他一路往前走，路过《少年的你》倔强的小北，路过《长津湖》里年轻但坚韧的伍万里，路过《送你一朵小红花》里破碎柔软的韦一航，路过《狂野时代》里的穿越百年的五个角色……每个角色，都见证了他的真诚。

「艺术，最重要的就是感受」

如果说前两组照片，展现了易烊千玺的选择与价值观。那么在发布会现场，他分享的第三组照片，展现的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已经有了独具一格的先锋审美。

这两张照片乍一出现在大屏上，大家都「摸不着头脑」。

尤其是第一张，主持人杨杨猜它是垃圾桶，还有观众猜，它是门，是窗帘。都不是，易烊千玺公布了答案——「这其实是个配电箱（表面）的细节。它大概离我3米远，我拿手机把它拍下来，这种质感，有一种科幻的意味。」

第二张照片，是一个盆栽的影子。盆栽里的花已枯萎，但影子映在墙上，依然很生动、很有生命力，保留了花开时的姿态。他喜欢这种枯萎和生动的对比，「这种对比也挺好玩，挺有诗意」。

看到这张照片，主持人杨杨说，他觉得千玺像一位诗人。一位在现场的摄影师也评价说，她在易烊千玺的照片里看到了纯粹，尤其是那张盆栽的照片，「生命看似枯萎，实则以影子的方式重获新生」，这是易烊千玺灵魂里「纯粹」的映射。

这两张照片，来自易烊千玺独特的眼光，其中的光影效果，也来自华为Pura 90系列的XMAGE色卡。他说，拍摄时，他会用手机调一些好看的色卡，它能帮助他，「讲出我想要表达的感觉」。

独特的审美趣味需要载体，华为Pura 90系列的XMAGE色卡，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它是滤镜，也是情绪的显影液。无论是配电箱那充满未来感的冷调，还是盆栽的影子枯荣共生的暖调，XMAGE色卡都让平淡的日常瞬间，拥有了电影般的叙事感。这正是Pura 90系列想要传递的「假日情绪色彩美学」——让每个人都能像艺术家一样，用色彩定义当下的心情。

过去几年，大家越来越发现，易烊千玺有了他极具辨识度的审美。它极度私人，忠于直觉，也因此先锋。

比如，他有一个出名的爱好，泥塑。十几岁，他就开始跟着艺术家任哲学泥塑，就算去外地拍戏，下了戏，回到酒店，泥塑也是他不可舍弃的一部分。这两年，他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又爱上了做陶瓷。他在家里装了一个电能家用窑，自学了陶瓷制作的所有工序。他亲手完成的作品，后来也成了自己演唱会上的诸多素材。但这种创造，不是为了展示和炫耀，也不是作为工作成果。纯粹是为了创造和安放自己。

比如，2022年，他开放了自己的「小网站」，就像一块自留地，为了和粉丝沟通，也为了能纯粹和自由地表达。网站首页，是纯黑的背景，只有四个大字「发自天然」。在这里，他用照片、声音、影像记录生活，每个月都有月记，画面总是有颗粒感，但表达里有哲思，能供人细细咂摸。

再比如，2025年他开了个人演唱会，他把演唱会视为一个庞大的复合作品，有很高的审美坚持。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希望演唱会是一个接近舞台剧的作品，所以他去找了作家班宇帮忙，按照冬、春、夏、秋四幕来呈现表演。就连演唱会的名字，也经历了漫长的挑选，最后选中了两个字「礐嶨」，形态好看，里头有他喜欢的山石元素。更重要的是，这隐喻了他出道12年里，外界与自我，如何像「捏泥成山」一样，把他形塑成今天的样子。

他重视细节，希望每一次表达都足够准确、有信息密度。比如演唱会的名字「礐嶨」，比如2019年用过的「玊尔」，这些字既与他的某些特质有关，又都有深意。

他也还在持续地用音乐表达自己。有乐评人评价他这几年的音乐作品，从2023年的《刘艳芬》到2025年的《楔石》，是他持续在音乐道路上探索的风格转变。在剥离了娱乐的表面之后，他展现出了自己的内核，一是实验性，二是人文叙事。他会邀请音乐圈里那些非常好的乐手合作，这些乐手，或许并不为大众所知。但这种触角和品位，更展现了，他在一个领域里可以钻得多深。

什么是先锋？其实可以很简单，就是忠于本心和直觉，不被复杂打扰。

也正是这种对审美的高度坚持，让他在这名利场中，能始终保持一种「手艺人」的姿态。就像他用华为Pura 90系列手机拍下的那些照片，有自己的姿态。这恰恰也是Pura 90系列想要传递的——科技不应只是参数的叠加，而应是人类直觉的延伸，是发现美的最重要的视角。因为纯粹，才有锐意。

就像他当年在《这！就是街舞》第二季里说的，「我觉得街舞是艺术。艺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感受。对它最真诚、最真实、最本质的，那就是感受它。」

也像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到的，他对创作，有始终的敬畏心，「对自己出的作品，也有高度的自尊心，有自己较劲儿的这种精神」。

「赶时间吗」，「我不爱着急」

在发布会最后，主持人问易烊千玺，什么是他理解的「纯粹」？

易烊千玺的表达，一如既往含蓄，但也坚定。他说，纯粹，就是专注当下的感受，专注眼前的风景。「就像是做减法，在众多的信息、众多的选择里面，了解自己，去笃定选择自己想要走的道路，一步步去做」。

这段表达，跟今年3月易烊千玺工作室发布的一段视频不谋而合。这段视频有20多分钟，是2025年易烊千玺工作的总结。在视频结尾，有两段这样的对话：

有人问：「赶时间吗」，他回答，「我不爱着急」；

人再问：「未来，会有目的地吗」，他再答，「不会，就顺着走」。

这种「不着急」的底气，也藏在Pura 90系列的基因里。当行业追逐更快、更大、更多，Pura选择在影像赛道上「沉下去」——不赶风口，只打磨光的逻辑。纯粹的科技，和纯粹的人一样，不需要喧哗。

事，做着做着就成了。易烊千玺和Pura 90系列的携手，也是如此。不着急，但知道方向在哪里。他们有高度契合的价值观。

这种契合，首先来自于，他们都相信「极致专注」的力量。在演艺圈的喧嚣里，易烊千玺最珍贵的地方在于他的「沉下来」、「有静气」。他像一个在深山里打磨瓷器的手艺人，不急着讨要掌声，而是先向内求索，完善自己。

这种「沉下去」的劲头，与Pura系列在科技无人区的定力如出一辙。Pura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传统影像规则的一种颠覆，它不满足于参数的领先，而是致力于在方寸之间，重塑光的逻辑。两者的相遇，是一个追求本心的灵魂，找到了一个能够精准回应他审美直觉的工具。

他们也都有「锐意向前」的先锋感。易烊千玺的先锋，在于他敢不囿于「流量」的标签，找到真正的方向，真正有价值的角色，去触摸那些边缘、真实甚至有些粗粝的生命。而Pura的先锋之处，则在于它敢于打破高端手机的沉稳范式，将大胆、自由、灵动的基因注入影像。他们都不是在跟随风向，而是在制造风向。

正如千玺在长焦镜头中，滤掉喧嚣、捕捉那抹落日，Pura 90系列就像是一双穿透迷雾的眼睛。它的超强长焦与远距人声增强，让你即便身处人潮之外，也能清晰捕捉到那个最想听到的声音、最想看清的表情。这种「音画同频」的纯粹，让远方的故事跨越距离，化作触手可及的温度。

好的科技作品，一定是在反映时代。华为Pura系列，提出了「假日情绪色彩美学」的独特诠释。这是对当代年轻人情绪的敏锐捕捉。当无数年轻人都在经历自己的「奥德赛时期」，好的科技产品会陪伴这一代年轻人，并祝福他们，「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

在这个时代，科技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态度的映射。无论是色彩斑斓的假日特调，还是通过华为XMAGE智拍记录下的每一个3D动态瞬间，华为Pura 90系列都在做一件事：让每个人都可以在繁杂的世界里，做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去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美。也帮助那些理解美的人，去更简单地记录美。

这种「不被复杂改变」的坚持，也刻在了华为Pura 90系列的骨子里。这一次，华为Pura 90系列全系回归直屏设计，摒弃了多余的曲线，用最利落的线条回应世界的繁杂。这不仅是设计的回归，更是一种态度的表达：在这个充满诱惑与干扰的时代，保持直率、保持本真，本身就是一种最强大的先锋力量。

纯粹的人在书写未来。让科技读懂情绪，让创作回归直觉。这不仅是一种产品的选择，更是一种追逐本心的笃定。当视角对了，焦点准了，方向自然会清晰。

正如易烊千玺祝福的那样，在这个春天，无论世界如何更迭，祝大家都越来越有好奇心和想象力，去探索更大更自由的瞬间。如果有被打动的瞬间，就记录下来。

本文与今日头条头条精选项目联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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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法医工作现场，请谨慎阅读。

我从来没见过法医被这样关注过。

过去，我们法医是很边缘的职业，很多年在学校的大会工作报告中，从来只讲临床医学、药学、护理，没有一次提过法医。你记得吗，有一年春晚，舞台上有个一直转圈的女孩叫小彩旗。我说，我们就是她。大家都在舞台上表演，但灯光没打给她，镜头也没给她，法医就是这样的角色，偶尔一束光打过去，大家才发现，哎哟，还有一个人在那儿转。

外界对法医有很多误解，说法医很脏、很臭，天天跟死人打交道，甚至觉得法医造成冤假错案的比例也挺高。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专业过于封闭了，没有把真实的情况交给大家。

我父亲是搞新闻出版的，他临走前说，你搞了一辈子法医，总得留下点什么。我跟他说，这些事烂在肚子里我也不会讲。老一辈法医比较谨慎，我的导师黄光照教授认为，你可以在专业上给学生讲很多东西，但不能拿到社会上讲，否则讲完以后，可能会导致很多人去模仿。

后来，我去上芒果台节目《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很多年轻人跑来跟我说，原来法医是这样的啊？大家又开始把法医神话了，以为法医很了不起，什么都能解决。我们每年举办探索营、见习营，有很多孩子想来读法医，想体验法医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如果仅仅因为觉得神奇，就想来读，这有点危险。

直到快退休了，我决定写点东西，把真实的状况告诉这些爱好者。再加上，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法医见多了、认为本该注意的事，老百姓其实不知道，所以，我想把这些日常生活里的意外和风险讲透。写的时候，既不能违背导师的教导，也要完成老爷子的遗愿，夹在中间两难。最后我的处理方式是，把比较血腥的，或者犯罪手段过于详细的内容，全都去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书里的案子，可能是很多个案件的杂糅、组合，并不是单一的案例。

案子里有一个是我觉得最重要、必须写进来的，就是电子烟。电子烟是新型产品，抽起来时髦，年轻人很容易模仿。正规渠道没问题，但很多非正规渠道的电子烟，烟弹里的东西被改造了。一开始是添加依托咪酯，国家发现后开始管控，再卖就是贩毒。但搞这些的不是普通人，都是学化学的高科技人才，你列管一个，他马上改进，搞出十几种替代品，他永远在跟你赛跑。

据我所知，很多搞化工的企业，合成这些东西很简单，改一下配方就行。后来为了监管，政府都要求企业设备安装数据上传系统，每天生产什么全部监控。结果这些人才离开企业，跑到乡下找个小作坊，买点灌装设备自己开工，利润太大了。

很多青少年不知道这些，偷偷地吸，觉得很酷。如果不提前告诉他们，将来会有一批人出事。我有一个律师朋友，买了书放在家里，第二天早上，他儿子跑来问：「妈妈，烟粉是什么？」朋友赶紧告诉孩子这是有害的，这就是提前预防。

除了毒品，书里还选了很多贴近生活的案子，比如安全带。很多人觉得系安全带勒得慌，不好好系。书里的案例就证明了，不仅要系安全带，还要正确地系。如果不舒服，就垫个东西。我自己出过三次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就是安全带保护了我，最后只断了一根肋骨。

书中就有个案子，车辆碰撞后，司机被安全带勒了一下，人没事，也没有外伤，他没有重视，离开现场，结果12个小时后就死亡了。尸检发现，安全带直接把腹腔内的肠子和血管勒断了。很多车辆发生碰撞后，大家觉得撞得不重，能忍受，私了就算了，绝对不能私了，哪怕你是私了，也得把病先看了再说。

也有比较犹豫的案例，比如秋水仙碱。过去，我们认为秋水仙碱是比较少见的毒物，就会考虑把这招写出来，别人会不会用这个事儿去犯罪呢？但是万万没想到啊，现在的犯罪嫌疑人，你把他抓住以后，他的上网记录是可以查得到的。大部分嫌疑人上网搜「用什么药物杀人」，秋水仙碱就跑出来了，排名第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在玩什么神秘呢？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就告诉你，我有办法对付你。

我们要告诉老百姓，一旦出现了急性的消化道症状，像上吐下泻、泻水这样的情况，反复出现，肯定要考虑、要怀疑这个事情。中毒以后，出现了各种脏器的问题，临床医生也要注意这些指标，排除秋水仙碱，及时诊断、治疗。

带着这种想法，我尽量简化了太专业的东西，在书里更多普及一些常识。但我自己其实是不满意的，觉得这玩意儿像小说又不像小说，说是科普又好像不完全是，以前我也没见过这种题材。我写的专业教材，十年才发行了三万册。结果这本书出版后，出版社不停地加印，第一天直播就卖了五万册。我看到他们发来的视频，我签名的纸送上去，一排工人在那儿哐当哐当压，机器都快冒烟了。我很感激，反正我是很多年都没买过纸质书了，我总觉得可能是以前做了些积德的事情。

真正让我欣慰的，是读者的反馈。有人在小红书上给我留言，说觉得血腥不敢看，但又忍不住，看了之后学了很多。有一位妈妈，说自己是喂完了奶以后，把书看完了。她觉得里面有温暖的东西，出乎她的意料。

这本书有很多孩子在看，有九岁的孩子念给妈妈听，还有七八岁的小孩让妈妈讲里面的故事。有一次坐飞机，乘务长认出了我，她说看完书立马把家里所有的瓶瓶罐罐全清了个遍，她说以前瓶子里经常放些杂物，现在才意识到万一小孩子喝了怎么办。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说这么早让孩子看到死亡可以吗？认为我们谈得太早，给小孩造成心理伤害。我觉得，死亡教育很重要，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生死的东西，都应该早点告诉孩子。我们完全可以正确引导孩子，注意生活习惯，健康地生活，吃得好睡得好，及时看病，不要纠结，死亡是一个过程，每个人都会走到这一步。

法医做长了，就会去思考人的生命。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人走得早，有人走得晚？有没有预见性的处理方法，能让人的生命延续得更长一点，而不是戛然而止？我想，每一次尸检，每一个案例，都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刘良在综艺节目中担任导师图源综艺《初入职场·法医季2》

法医是一个需要打开五感的工作，首先眼睛要毒，其次手要灵，分离组织时要像外科医生一样轻巧、精准。

嗅觉很重要，以前老一辈的法医工作时是不戴口罩的。不戴口罩是有原因的，法医很需要依靠嗅觉判断，比如打开死者的胃，你得闻闻有没有酒味；如果闻到大蒜味，那可能是服了有机磷农药（比如敌敌畏）；如果闻到了电焊时乙炔的味道，可能是接触了氯化锌；如果闻到苦杏仁味，那我们马上就知道是氰化物中毒。

闻到这些特定气味，现场马上能做一些化学试验来定性。如果戴着厚厚的口罩，防住了臭味，也把这些关键的线索挡住了。而且，普通的口罩根本挡不住尸臭，人呼出的水汽附着在口罩上，反而会把臭味吸附在口鼻处，那才真够你闻的。

不过，嗅觉太灵敏有时也挺让人受伤。我的嗅觉就特别灵，家里饭菜只要有一丁点坏，我马上就能闻出来，所以到了现场，遇到高度腐败的尸体，那种臭味常常让我产生生理性呕吐，吐得止不住，旁边那么多人看着一个老法医在现场狂吐，也挺难堪。人的嗅觉细胞是有记忆的，做完那种高腐尸体，接下来的两三天，你总觉得头发是臭的、衣服是臭的，怎么洗都洗不掉，其实不是你身上有味道，而是嗅觉记忆在不停地重播。

触觉也至关重要。比如摸肝脏，正常的肝脏是质软的，摸起来就像人的嘴唇；如果初步肝硬化，叫质韧，摸起来像鼻尖；如果是严重的肝硬化，那就是质硬，摸起来就像人的额头。这种微妙的触觉反馈，法医都必须掌握。

当然，每个法医都有自己的软肋。我的搭档周亦武有鼻炎，嗅觉不敏感，但他视觉容易受冲击，看到那种密密麻麻长满蛆虫的尸体就崩溃，所以有时候我们俩就打配合，他去放气，先闻，等他结束了，我再进去处理别的。我有个学生，触觉不行，特别是腐败尸体，皮肤露出来了，油滑腻腻的那种感觉，他受不了。还有个学生，受不了的是听觉。有次去了高度腐败的现场，满地满楼梯都是蛆虫，当时没条件穿防护服，他就穿着胶鞋走下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那声音成了长久的心理阴影。

有人问我，法医会不会被AI替代？说实话，我对此毫无恐慌。AI可以做一些少量的体力劳动和重复性工作，但它很难替代人去闻，去看，去听，去触摸，去感受。

有意思的是，现在很多人拿AI查出来的结果，跑来找我们说，「AI说不是这样的，你鉴定错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很多真实的、核心的法医鉴定数据和细节是保密的，根本不可能发到网上去。AI在网上抓取的信息很多都是有漏洞的假信息，用这种信息来指导现实的法医鉴定，怎么可能啊。

法医去现场是很重要的。做法医的，你不到现场就没有灵感，你光坐在家里听人家讲来讲去，方位感、空间感都没有。你去了现场，可以看到现场的血迹、物体的摆放，如果太安静了，不正常，那可能是被收拾过了，如果太凌乱了，也不正常。阴森森的、不是那么阳光的地方，总是有点什么解释不了的东西。

就像自缢案，看起来很简单，一般以为是自杀，但是到了现场，法医就要去观察房梁，特别是麻绳，我们要看绳子的摩擦痕。

在现场，你还可以见到当事人，有可能当事人就是嫌疑人，他的言谈、说法就不一样。曾经有个嫌疑人，还跟我们在一起吃饭，一直催问什么时候出结果，他假装很关切，实际上就是他干的事儿。

我跟学生们说，当法医你不要老是等着人家把材料送上来，你得真的往下跑，否则很容易走偏差。有些侦查员不仔细，案情也不跟你讲很多，现场可能有个坑、有个湖、有个井什么的，他觉得不重要就放过去了。恰恰那个里面可能是问题所在，比如说有人把死者随身的物品扔到旁边的井里去了。我到了现场就会问，这个井，你们检查过没有？水抽干没有？经常一抽，物证就出来了。

能去现场我都要去，哪怕是解剖做完了，再晚也要去把现场看一下，去现场，总归能察觉出不正常。我这人本来老失眠，但是坐长途车跑现场，颠着颠着就睡着了，反而把睡眠问题给治好了。

刘良给学生上课

我很早就知道法医这个职业了。小学我就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后来又看了《尼罗河上的惨案》。不过，那时我完全没想过自己会干这一行。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就去考了，过了分数线，但成绩不够上第一志愿武汉大学化学系，我又考了一次。虽然考上了，但分数还是不够上武汉大学化学系。当时就在琢磨该学什么专业。我妈妈说，我舅舅小时候因为烧伤感染走掉了，我外婆也是得癌症去世的，咱们家祖祖辈辈没有当医生的，正好家对面就是协和医院，要不就学医吧，我就报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临床医学。

当时，我父亲在湖北某个书库当库长，我大四那年假期，父亲让我去书库打工帮忙，赚点钱，主要工作就是把书登记在册，做卡片，上架。有一天，我无意看到了一套前苏联法医专家阿夫杰耶夫写的《法医学》。同样的复本有十本，我就抽走了一本，觉得太有意思了，非常喜欢，看了好多遍。我还把书带回宿舍，舍友也跟着排队看，有个还说自己毕业后要考研当法医，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位非常厉害的法医专家叫黄光照，我心里想着：「你要考就考呗，反正我也不做这个。」后来，就忘了这件事。

快毕业了，我们开始到医院实习了，最开始，我去的是内科轮转，一个偏瘫的病人，我轮转结束了，他还是老样子，根本看不到治疗效果，给我一种总也治不好人的无力感。相比之下，外科就立竿见影，阑尾切了，一个星期就能拆线走人。

毕业分配时，我的成绩很靠前，可以留在武汉的医院，当时要填三个志愿，我都填了自己喜欢的：病理科、法医和眼科。我想，法医比外科更干脆，遇到问题马上就要给答案，而且非常刺激。填完志愿，我就出去玩了一圈，到了假期结束，回来开会宣布去向，老师念了一通名字，最后到我了，刘良，神经内科。

我当时就傻了，感觉天都塌了。散会后，我实在不甘心，跑到医院人事处，又跑到大学人事处去理论，他们说志愿是供参考的，怎么是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得服从分配。

我垂头丧气，从医院走出来，偶遇了我的大学同学谢亦宁，他也垂头丧气，一问才知道，他填的全是临床志愿，结果被分配去当法医了，但他看不得尸体，看尸检都吓得剧烈呕吐。

我一听，机会来了！我们俩跑回学校要求互换，结果被劈头盖脸骂了一顿，说包分配绝对不允许私自换。没办法，我们只好各自回去找导师，两位老教授都很支持我们，我们还闹罢工，不换不工作了，总之费了好大劲儿，医院最终同意我们互换科室。

就这样，我和谢亦宁互换了人生，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法医。

命运很巧的是，我的导师，就是当年我室友喊着说要考他研究生，我没太在意，心想绝对不可能跟他学法医的，那位大前辈黄光照。

经历过这件事，我总跟年轻人说，如果孩子特别喜欢什么，大人尽量去满足他，让他去试错，千万不要强迫他们学不喜欢的东西，否则人这一辈子做着不喜欢的事，最后非把人搞疯不可。

成功换到法医岗位后，我心里超级爽。哪怕是去清洗标本，戴着大手套在浑浊的福尔马林缸里捞各种脏器，我也一点都不在乎。我很高兴，我终于成为了法医。

参加硕士答辩时的刘良

当时，我还没系统地学过法医学，只能跟在老法医旁边听和看。直到1984年2月，我去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进修。在那里，我跟本科生一起系统学习，同时真正开始接触尸检。来案子了，我也在旁边参与，做病理检查、看显微镜、写报告，写完交给带教老师审阅。

我印象最深的是进修时亲手做的两个案子。一个是高坠自杀案，死者脑袋摔得扁了，脑组织都飞出来了。死因肯定是颅脑损伤，但我们几个学生好奇颅骨到底摔成了什么样，想搞个究竟，剪开头皮一看，骨头渣子都掉出来，装了满满一盆。搞清楚损伤程度后我们傻眼了，这碎成一堆骨头渣子，怎么缝合都是一块饼，明天家属还要遗体告别，怎么办？老师让我们去教研室搞个石膏模子，把头皮撑起来，戴上帽子。我们也提前跟家属沟通好，说明骨灰里会有一大块石膏，家属还特理解，说比送来时的样子好多了。

另一个是精神病院的案子。当时，精神病院治疗会用胰岛素休克疗法，打完胰岛素后患者会低血糖昏迷，醒来后会有强烈的饥饿感。临床规定，患者醒后进食时，必须有护士在旁边盯着，因为他们会狼吞虎咽。结果那天楼道里电话响了，护士跑去接了几分钟电话，回头一看，一个患者靠在暖气片旁已经死了。家属说是医院把人打死的，送来鉴定。我们解剖时打开咽喉一看，半个还没咀嚼的东北大馒头死死卡在气管里，是窒息死亡的。所以，我们告诉医院，当患者低血糖的时候，医护人员绝对不能脱岗。

做这些案子时，我觉得法医就像我最初设想的那样，只要一查，死因立马就出来了，干脆利落。

但后来我发现，现实并不总是这样。就像临床医生看病一样，年轻医生看到感冒发烧就只想到肺炎，上级医生查房起码考虑两种病，到了周五教授大查房，他能给你列出七八种可能。法医也是如此，随着年资增长，你的考虑范围会越来越广，要把所有可能性都排除掉才能得出最终结论。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认为经验无可替代，也不敢完全相信AI。

比如，遇到在监狱里突然死亡的，或者是长期卧床、刚做完手术后猝死的人，我就会想，解剖时一定要把小腿打开看看。很多年轻法医不知道，心脏里发现了血栓，就不管血栓是哪来的了。经验告诉我，必须去查下肢深静脉，看看是不是那里形成的血栓脱落导致的肺动脉栓塞。很多所谓的直觉，其实都是见得多了、经验积累出来的条件反射。

大多数案子确实容易解决，但遇到那些智能化犯罪、系列投毒案时，那就是对人性的考验，是一个斗智斗勇的复杂过程。法医需要很强的共情和代入感，你得把自己沉浸到案子里去，想象嫌疑人和受害者当时处于什么体位、什么关系、如何打斗，想象案件到底如何发生。

特别是复杂的交通事故，一辆车压过去，两辆车压过去，到底哪个是致命伤？复杂的群殴案中，多人打一人，多人打多人，有人拿水果刀，有人拿匕首，有人拿棍棒。到了法庭上，五个嫌疑人请了五个律师，互相推诿，都说致命伤不是自己造成的。这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法医身上。你必须通过伤痕的形态、创口深度，精准还原出谁造成致命伤，谁引起重伤，谁没有问题，这个伤是棒子搞的还是刀搞的……你的决断，直接关系到量刑的轻重，甚至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我觉得，自己做法医还是有点天赋的。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情，是在1992年，我31岁。

那时候有个案子，嫌疑人从楼上跑的时候，摔下去，摔死了，但怎么都查不到原因。这是要案，省市两级法院、公检法、院校都派人去了，带了两辆中巴车的法医过去看。

那么多人解剖了很久，都查不出死因。忽然，主刀法医说，小刘，你最年轻，你上台来看看。我胆子也大，就上去了，我一看，咦，死者的脊柱好像鼓起来了，但是外面没有伤，软组织、肌肉都还好好的。我觉得那个凸起不对，不是正常的生理凸起，我说，把刀给我一下，那是冒险的一刀，我大着胆子搞了一下。我一划开，那个脊柱就像张嘴巴一样，张开了，断裂处就翘起来了。

大家本来都要收场了，这一下轰动了，全叫起来，呼啦呼啦全跑过来看了。我就建议反过来把后背打开，发现断裂的地方，肌肉下面有出血，骨头也断了。我师父黄光照特别骄傲地说，小刘，你这一刀下去，问题都解决了。

既然脊柱是这样断的，说明这个力量是从后面来的，大家都在想，什么东西才能把人打成这样子？脊柱都断了，致伤物体应该是力量很大，但又没有留下太多表面损伤。

所以，我们就回到现场去，反复地去看。终于，我们在一楼的过道旁边，找到了一捆树干，也不知道是烧火还是做家具用的，反正放在那里，树干上有个凸起。后来，调查清楚了，死者冲出门，跑到半层楼时，他想拐弯，拐急了，腹部贴着扶手，这一顶，人就失重了，头朝下栽，摔倒时，腰刚好砸到了树干的凸起。

报案的时候，死在哪里？死在楼梯间，家属说，发现他不能站起来，也不能走路了，只好放个席子让他躺着了，想着躺一躺会好吧，结果到早上人就不行了。这样一来，全对上了。

后来，大家就开始叫我「刘一刀」。当时，我还在读博士，算下来干法医应该是第九年，那个时候觉得，我能够把一个很难的案子破了，有那种成就感了。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是一个真正的法医了。

图源综艺《初入职场·法医季2》

做法医40多年，我情绪起伏最大的时刻有三次。

有时候，当事人的情况让你很唏嘘，你觉得TA不该死。2017年，在河北唐山潘家口水库发生了一起两位潜水员遇难的案子。

那两位潜水员，是同一个潜水组织的成员，一男一女，他们都拿了国际潜水证，是很专业的潜水爱好者。当时，他们要去探查水下长城，结果都没上来，救援队找了十几天，最后在60多米深的水底发现了他们，打捞了上来。

当时，网上各种说法，有人说是被电鱼船电死的，有人说装备坏了，还有说在水下被渔网缠住了，后来，家属找到了我们，我们对女性潜水员进行了解剖，排除了其他死因，确认是死于减压病。减压病就是人从深水快速上浮时，原本溶在血液和组织中的气体，因为压力突然变小，来不及慢慢排出，气泡堵住和刺激身体，人会失去正常控制身体的能力。

他们下水时带着摄像机，男潜水员身上有个摄像头，正好拍着对方，水下画面很模糊，只能看到男方的手在动，伴随着咣当咣当的声音，还有咕噜咕噜的说话声，说明人还活着，怎么会突然出事？

我和另外十位法医学研究生，反复把这20分钟的视频一帧一帧地琢磨，把声音解析出来。正好那时候我在办另一个案子，遇到一位以前在南海舰队当过潜水员的公安，他看我反复研究这个视频，我就向他请教。到现在我听到那声音心里都发毛。

经过反复分析视频和声音，结合尸检的结果，我们得出了结论，当时男方的装备出了问题，被困在水下，女方帮他脱困，但男方的氧气瓶漏气了，于是女方带着他往上游，两人共用一个氧气瓶，你吸一口，我吸一口，就这样一直带到了离水面还有十来米的地方，男方突然不行了，哗啦啦直接掉下去了。男方掉下去以后，女方突然往上冲，冲到了离水面只有3米的地方，然后又快速沉了下去。

其实，这位女潜水员平时是个很有名的科普博主，为了这个案子，我还去看了她的博客。她自己就写过一篇文章，当你的潜水伙伴发生了意外时，你该不该救他？她写道，潜水时如果同伴发生意外，你不要去救，因为你救不了，反而会搭上自己。正确的做法是赶快浮上去报信，找人来救援或者打捞遗体。

这位女性让我很感动的是，她没放弃。她完全可以活下去的，上去报信不仅能活命，而且完全符合潜水规则，她博客里也是这么教别人的。作为科普博主和潜水爱好者，她明明知道潜水界的铁律，但在那一刻，她违背了行业原则，选择了遵从人性，她没有放弃同伴。这个案子做完以后，写完报告结论的那一刻，我在办公室大哭了一场。在她的追悼会上，我们特意以法医的名义给她送了一个花圈。

后来，我跟学生说，她算不算英雄？我认为她是英雄，尽管她没有获得什么荣誉奖章。当然，这种事处理起来也很纠结，因为过度宣扬女方的伟大，可能会让男方家属产生心理负担，觉得是儿子拖累了人家。后来，我们也没有过度去打扰他们，希望他们两方的家人都可以过得好。

除了这个案子，另一次情绪波动很大就是2020年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们把世界首例新冠肺炎患者遗体解剖报告的文章发到了《法医学杂志》上，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我们解剖时发现死者的肺里有大量黏稠的痰栓，只要把痰吸上来，情况会好转很快。2月16号做解剖，3月4号把这个发现写进诊疗方案。很多医院的重症病人，吸完痰之后情况好转，死亡率下降。

讲真话真的好难，但我没办法撒谎，我是个法医。

最近，让我情绪很激动的，是宁波小洛熙的案子。

小洛熙的案子，我也没有预测到是什么结果，鉴定结果无论是对医院有利，还是对家属有利，我都会如实说出来，绝不隐瞒。

我们取了脏器标本，专门请了心血管方面的顶尖专家来指导。心脏的冠状动脉和静脉循环是非常特殊的，如果有「无顶冠状静脉窦综合征」（一种先天性心脏畸形），水打进去会有特定的流向。实验一做，结果就很明显了，谎言是经不起检验的。

在小洛熙这个案子里，我并不是主鉴定人，我只是应家属的要求，以专家身份去指导和监督这个事情，所以，我的身份是可以对外发声的，但我并没有针对鉴定意见在网上发声。后来，网上有人来攻击我，但我觉得，我能说出来，我能公布一些情况，也是个好事情。

当时，做完这个案子，我在回去的高铁上痛哭，心里太难受了。作为法医，我们一般都不会去看死者生前的东西。但这个案子和潜水员案子一样，我也看到了死者生前的一些照片、视频画面，看着那些画面，你会真切地意识到他们曾是多么鲜活的人。

我也不知道，法医拥有共情能力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在侦破一些刑事案件时，共情能帮你还原现场、体验当事人的处境，这很有用。但有时候，过度共情对自己也是一种折磨。大多数时候，我们看完遗体、拍完照就过去了，不会去刻意记死者的面容和生前的事。如果有家属拿生前的照片给我看，我通常都不看。

我偶尔会做梦，很难完全摆脱案件的影响。特别是年龄大了，那些场景总是往你脑子里钻。不做案子时，我尽量把自己排空，该吃吃，该喝喝，去K歌，不然的话，整个人天天纠结在里面，也很痛苦。不过，我不反对共情，我觉得这至少是一种对人的善意。

退休之后，我的检案一点都没少。自从做了宁波案子以后，不管多少年前的案子，20年前的案子，很复杂的大案，全都找过来了。大家现在对我有一种信任感，他们觉得你是讲真话的，那我们就需要你来，甚至你来了，你不动手都可以，你就站着看着，我们相信你。

工作中的刘良

以前，我是会给每个死者鞠躬的，后来有人说，万一这个死者是个嫌疑人、是个坏人呢？我当时觉得无所谓，即便是坏人，我也是在帮死者做翻译的，他是怎么死的，他生前发生了什么，我就怎么翻译。后来，我可能还是有所选择，但是像患者，小孩、孕妇，我还是会鞠躬。

有一个动作，我是一直在做的。解剖结束时，我会拿着像床单一样的手术铺单，搭在死者的身体上，把头和脚盖住，然后再走。即便是腐败得很厉害的尸体，临走的时候，我还是会把铺单盖上去。盖上铺单是对他们的一种尊重。

我有两个微信名，一个是「心地善良的法医」，一个是「心地善良才能做好法医」。

「心地善良的法医」，是我做了四十多年法医之后留给我自己的，我自认为是个心地善良的法医。「心地善良才能做好法医」，是鼓励后来的法医，不要违背良知、良心去做这个事儿。

我最近出庭了一个20年前的案子。当时的法医鉴定做得非常粗糙，连解剖都没做完整。在庭上我就直接质问：死因分析是怎么做的？死者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喝酒？现场没多少血，失血性休克的血流到哪去了？尸斑和眼结膜的表现也对不上，你怎么解释？

我们国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法医出庭质证，这是件好事，法官、检察官、律师在庭上轮番发问，这就倒逼着法医的证据必须合法、科学、严谨。如果法医给出了虚假或不严谨的证据，在庭上被问得哑口无言，那是要承担严重责任的。

现在的伤情鉴定标准非常严格，以前脑震荡能判刑，现在取消了，以前肾脏挫伤尿血两周算轻伤，现在也因为容易作假而修改了。标准卡得严，加上庭审的质证环节，但凡法医做了一些没有技术支撑的虚假鉴定，马上就会被投诉。

至于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遇到人情世故或者利益诱惑？肯定会有，比如有些医疗纠纷，医院可能会想让你帮忙通融一下。但我们心里必须有杆秤，法医，不对任何人负责，只对死者负责。

我还是希望有一个道德约束法医。我不是讲得多么高大、多么理想，就是用老百姓最常说的话，你要是做不好，要遭报应的。你要是敢做错的、敢故意去做伪证，那么今天报应也好，明天报应也好，下个月报应也好，这辈子不报下辈子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样肯定会吓住一批人。这个话，是一直在约束我自己的，要保持敬畏心，你每次说真话，都是在积德。

我这本书卖得好，完全出乎意料。从某种程度，我觉得与小洛熙有关，我知道很多读者都是妈妈们，她们是出于一种对我的感谢，一种朴素的情感，她们觉得我帮了人，怎么表达感谢呢，就去买书。

刘良著《真相不会沉默》

但是，我何德何能需要被往前推？德不配位是一个方面，你过度地去获得了这个东西，去享受了你不应该得的事情，何必呢？本来，我们做科普，走到台前，是为了把法医祛魅，还原成一个正常人的职业，结果你们又给我造了个神出来，一旦被造神，迟早是要翻车的。

其实，我是个调皮捣蛋的人，不是特别严肃的人。但是现在被架在这里了。接受你们这个访谈之后，我打算不再接受了。不要再去出风头了，尽量地去做案子，去解决实际问题。

几十年前，大学还没毕业时，我去过九华山一趟，当时肉身宝殿有个和尚在晒经书，我好奇，想买一本走，和尚说，经书不卖，有缘你就拿去呗。后来，我翻看经书，看到了一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干法医，我觉得有点接近这句话，我们就是想要把事情搞清楚，好人能救一个是一个，坏人能打一个是一个。

后来，我心里有压力，有烦恼，都会跑到九华山。我觉得人人心里要有敬畏感。坏人一般都不信邪的，他不怕，所以才会做坏事。人是要有怕、有敬畏的。

我这一生，我觉得还挺值的，所以我就签署了遗体捐献志愿书。有人说，遗体捐赠了，灵魂没有地方去，天知道灵魂是不是还回得来，我也不知道。人死了以后，躯壳肯定是死掉的，因为它腐败了，但是在它散之前，你还能用身体做一个善事。拉着我的躯壳去给学医的用，或者搞科研用，让这些人早点了解人体结构，去做治疗、去研究。这绝对不是坏事情，它可以帮到很多人，可以帮到医生，可以帮到病人，可以帮到生者。

做了法医之后，总觉得人是脆弱的。有的人，你根本没想他会走，莫名其妙地，昨天还好好的，一下子就没了。我的人生哲学就是无欲无畏，既然来这一遭，那就好好活着，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吃东西、唱歌，享受生活，等死的时候，也别害怕，换一班车就是了。

图源综艺《初入职场·法医季2》

马懿：

我们真正被关注是从去年《爱河》那首歌开始的。

写这首歌的过程很简单、很自然、很诚恳，所以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很放松，很治愈、很隽永。

2023年年初，我们在秦皇岛阿那亚参加了一个文学创作营，我在那儿待了三天，就写出来了一句：「谁生来要做智者，我偏要入爱河。」程锦远每天在沙滩上荡轮胎秋千，我们不像来创作的，有点叛逆。后来没有灵感，这句词就搁置了。

好久之后，我突然想到，小时候看的年代剧，站台上有很多离别，如果火车能晚点开走，有些心意是不是就能说出口？我就又写了：「如果晚霞绕过火车等着恋人就能猜完彼此情话」这一句词。

巴厘岛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看到了海浪和晚霞，「如果最相爱的才能去天涯你会不会和我一起看浪花跃下」，这句话也齐了。

灵感产生的时候，好像就是需要一些自由、散漫和随机性。

去年，有一天下午，我在楼下散步的时候。有两个不常联系的高中同学，给我发微信说，哎，听到你的歌了。我们才意识到《爱河》可能是火了，春晚节目组也是因为这首歌找到我们。

今年春节，大家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不是新年好，而是——你写的歌上春晚啦。大家都在微信上问，王菲唱的那首《你我经历的一刻》真的是你写的吗？

我非常喜欢《你我经历的一刻》，逢人就说这是我上张专辑里词写得最好的一首。我写词追求的是既要简单，又要生动，有画面感，还要有足够的美感。这首词字少，副歌只有两句，「要/穿越多少/宇宙的/段落我/才能来到/今晚的灯火/看到你经过/Oh/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用非常简单的字描绘了很隽永的画面。它并不是情歌，而是一个关于永恒和孤独的命题，里面夹杂着我对缘分在宇宙中穿行的一些想象。

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写出来这两句词的，就是觉得自己很牛，也不知道有没有同样的灵感再出现。

我爸也很喜欢这首词。之前，他没有认真读过我写的词。春晚后，他每天都给我发来对词的文学解读。他觉得这首歌很有哲思，既有禅宗的感觉，又有庄子的思想。大年初一，他跟我说，听完这首歌突然想起我爷爷。或许，这首歌也会带出我们对故去亲人的思念。

乐队被越来越多人看到。特别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些作品是我们写的，但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旅程和它要遇见的人。比如说，去年，《爱河》莫名其妙在抖音上火了。更莫名其妙的是，《你我经历的一刻》这首和《爱河》是同一张专辑的，都发了一年多了，最后通过春晚被很多人听见和解读。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原本就是想要把对世界和自己之间关系的解读都写到作品里面。现在，这些作品真的带着我们的哲思开始旅行，去和不同人发生碰撞，是特别美好的事情。

也有观众不能完全理解这首歌词的意义，会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听歌不是做作业，也不是考试，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我们也不是审批卷子的人，（怎么理解）跟我们没什么太大关系。要怎么理解，本来就是他们的自由，是他们的游戏，他们应该玩得开心。

程锦远：

《你我经历的一刻》这首歌非常严肃，不是常规的流行歌曲，不会一直重复有明显的高潮，而是用了偏古典的作曲逻辑，有一些层次。

一开始，我们给春晚节目组提供了一些我们认为更「联欢晚会」风格的歌，但导演组非常尊重创作者和风格，他们说不要带着这样的春晚滤镜创作，要保留我们自己的创作风格，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样子。也许有人第一次听会感觉曲子太平，但其实创作是多元的，不是只为了跌宕起伏。艺术的价值就是这样，让不同时空的人都有共鸣，有反应，能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连接，这就够了。

我们的歌上春晚后，我爸妈也蛮开心的。他们是老师，对我的提醒更多，我妈妈说你这个歌是很好的，但你不要骄傲，人生还长，戒骄戒躁。

马懿：

原本，我们乐队的名字叫「背景音乐组合」，因为我们起不出名字，随便想了一个。程锦远又完全不在乎我们叫什么，就摆烂了。但这个名字很不好听，中文系出来的我肯定不能容忍。

我们写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每一首歌词都是爱情里跟心动有关的一个故事，我就想到了ZaZaZsu——意思是，心动后听见自己的声音。就是怦然心动的那个瞬间。

这是我们做音乐的初衷和底色——认出自己的心动。

乐队是在2017年初成立的，到现在快十年，一共发了两张专辑，节奏肯定不算快，但我们俩的创作习惯是有了一个灵感才开始写，再一起讨论。

我们都不算是体力非常好的人，比如说如果他有一天突然写了10首歌，跟我说，你接下来一个月把这10首歌录掉，我都坚持不下来。我不花个半年，也练不完（歌）。我们都是烂泥扶不上墙（笑）。

我们乐队成立的时候，北京有很多livehouse（音乐展演空间），大家很喜欢来线下看演出，我经常去bluenote、DDC、江湖。北京的音乐创作环境明显优于上海，卖票也比较容易，有大大小小的机会。2020年以后，有很多livehouse陆续关掉，我觉得很可惜。

刚毕业三四年，我没有做音乐，而是加入了互联网创业大军。当公司蒸蒸日上的时候，我却在2016年夏天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对工作的好奇心。

当时我负责两个部门和每天开早会。我会摸鱼，让部门经理开，或者磨蹭迟到。我一直很低落，就这么过了一个月左右。这对我来说是比较难以忍受的生活状态。

在我很困惑的时候，正好一个朋友的公司要办个小活动，问我能不能去演两三首歌，我就叫了一个乐手朋友一起去。演出那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兴奋和好奇，突然想起来，我原本是想要做音乐的。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爸妈是留学回来的，有一群留学生朋友，每年感恩节会去假日酒店聚餐，把小孩带在一起。酒店有驻唱歌手，那时我觉得现场演出氛围特别好，大家有互动，有摇摆，泡在音乐里很治愈。我那时想，长大也当驻唱歌手。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真的想过去搞音乐，但是我爸妈觉得那种生活太不稳定，我自己也没有勇气，不知道音乐行业到底是什么样子，要不然还是先谋生吧。

重新站在舞台上，我一下想明白了，现在提不起劲儿工作，是因为我心里有这个遗憾，还是想看看舞台到底长什么样子，想创作作品。我找到北大师兄杜凯——他有自己的乐队Mr.Miss，跟他说，我想要组乐队，但需要一个会弹乐器的人，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他就记在心上了，过了一段时间，他说找到一个学弟。

就这样，我见到了程锦远。

程锦远：

想做音乐只是因为我想。我保研的方向是计算机的一个细分领域，但我对是否一定要读研没有特别执着，所以当时听到马懿说，要不要一块做音乐，我就觉得蛮好、蛮靠谱。

杜凯（的乐队）当时已经很成熟了，我想试试做音乐的时候，他正好手头有一些活儿，他就说，正好你来帮我弹弹琴。编曲也是从他那儿开始学的，看他怎么做音乐，有什么技巧。后来，他一直夸我说，你的耳朵好使。我慢慢积累了一些底气，在艺术上蛮有自我认同感，同时也觉得做音乐说不定是一个能打动人的事儿。

马懿：

我是2010年考进北大的。我从小不算顶尖，但是特长比较明显，每天3点半放学，就去自己组的兴趣班。我成立了辩论社，经常跟朋友们一起组织辩论会。

我在上海长大，从小就非常喜欢中文，主动跟老师说想当语文课代表，声情并茂地领大家早读。有时早读读不完一篇，我回去一定会把这篇读完。到了高三，我很想系统学习中文，报（高考）志愿时，报的都是中文系。我爸妈说，你真的确定吗？你也可以读法律，读管理，可能更好找工作。但我说我真的想读中文，他们就没有再劝过我，开始帮我找各个学校中文系的资料。

进北大以后，我觉得很幸福。我身边不是和我一样优秀的人，而是都比我优秀的人，室友不是状元就是探花。这个落差没有让我自卑，因为我有很多爱好。一进大学，我就开始唱歌，后来又在外面演出。

比较是没有意义的，赶紧发现别人的长处，有什么我学不明白的课，我就问她们，期末前有这么多学霸大腿可以抱，还不好好利用（笑）。

甚至，现实比我想象中的大学生活还要理想。每位老师都能够把那些枯燥的、遥远的文章，讲得好像是作者站在你面前一样，这对我的影响挺大，让我觉得文字始终是很生动的。我感觉他们非常热爱这个学科，把很多古老冷门的东西，研究得津津有味。

大学不是职业培训学校。北大教给我的其实是探索世界的方法，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怎么提出问题，怎么回答问题。

大三，我在校园歌手大赛认识了杜凯，他带我做音乐。我和他们乐队的人一起出去玩，跟别人组成搭子演出，大量练习别人的作品。他是我心中的音乐领路人，我在他身上看到极其坚毅、极其纯粹的一面，像苦行僧一样。肉体上的难过，精神上的压力，经济上的拮据，对他来说都不成问题，都能解决。他创作音乐，有历史考古精神，像写论文一样搜集资料、写作。

他们乐队2015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在乐空间办首唱会，听到后面几首歌，我们几个朋友忍不住都在哭。很震撼，也给了我信心——没有音乐背景的人，也能在音乐圈走一条自己的路出来。

我们管杜凯叫「杜老」，还有个口头禅叫「杜老帮帮忙」。因为有杜凯，不管做音乐有多难，我们都不打怵。任何环节我不懂，遇到困难了，就问杜凯。我们做第一张专辑，录第一首歌，进棚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弄，就发微信给杜凯。他虽然很忙，但会说没关系，来帮你。我心里马上就有底了。

回想大学那段时间，除了上课就去跑一些演出，从来没有实习过。我们系没有那么卷，大家都蛮散漫的，每个人有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想，对那时的我们来说，「我乐意」可能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

直到现在，遇到一些看起来特别有商业价值和社会地位的事情，如果的确不适合我，我不乐意做，错过就错过了。

我不觉得一个人一定要散漫或者是不散漫，这是个人的选择，这个世界容得下很多种选择。我的选择是散漫的，当时也找到了和我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互相安慰，互相偷懒。但我身边也有很精进的人，也有非常追求效率的人，他们都乐意。只要乐意就行。这是中文系和音乐带给我的影响：我身边的老师、同学，还有我在文学里面读过的故事和人物，有这样的一种底色——顺心而为。

我就这么自由地过完大学四年，也很充实，对未来没有特强烈的设想。人在刚毕业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知道不想干什么。我很讨厌电梯，所以不想去高楼大厦里面工作。我想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就跟我的朋友一起创立了公司。

当时真的没想那么多，做就做了，大不了就失败，又能怎么样呢？失败并不是人生不能接受的事情。我没有觉得人生容错率低，你随时随地可以重新选择。

所以，做乐队也这样。

我第一次见到程锦远的时候，他戴个眼镜，穿格子衬衫，剪了一个不知道怎么描述的发型，人也比较腼腆。那时，我默认他也想做音乐，跟他聊的是，我们用一年时间先通过组乐队，帮彼此了解这个行业。做着做着，他自己就说要退学（研究生学业），我很窃喜啊（笑）。

现实和理想对撞的时候，会带来很强烈的恐惧和不确定感，我一个人不一定有这么多勇气，但多一个程锦远一起，我就会勇敢一些。

程锦远：

本科时，我很多时间都在玩音乐。

我爸是音乐老师，我钢琴一直练到六年级，在高中社团接触电声乐队，羡慕会弹吉他的同学，但我不会演这么酷的东西，后来我在北大的吉他协会弹吉他，和同学一块儿唱歌。我在这里知道，除了流行歌之外，世界上还有这么多音乐可以听、可以学。

大四正好有一个机会遇到马懿，要组乐队了，心里没有波澜，只想想人生蛮神奇、蛮幸运的，顺其自然走到了这里。

有人会说上北大却做音乐，是不务正业。我不认为读研究生是唯一能体现人生价值的事，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是很珍贵的。比如我们的师兄杜凯，他也是在读北大的时候发现最喜欢最想做的事是音乐，于是还没毕业就开始组起自己的乐队，后来2016年，杜凯他们的Mr.Miss乐队得了金曲奖，这为我们指了一条路——靠音乐是能往下走的。感谢杜凯师兄。

就像马懿说的，我们在大学里的目标不是为了把自己培养成什么职业候选人，而是去学习观察世界和认识事物的方法，去探索挑战未知的方式。当时学校里有好多「不务正业」的学生，如果你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想做什么都会有志同道合的一群人。

我的高中时光也很触动我。我算是个散漫的学生，同学们关系也非常好，一大半都是从外地到郑州的，周六周日住学校，一块儿自习，一块儿玩，去吃火锅。学校晚上11点要熄灯了，学生们就开始大喊，有一种不太遵循规则的态度。大家都有散漫的天赋。

整个大学四年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大家各忙各的，各自有不同的追求或者爱好。我对专业课没有那么紧张，对成绩也没太多感觉。在音乐社团里度过了畅快的生活。大四先选择了保研，但没那么兴奋。

所以，休学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我想，终于可以正经做音乐了。

我对马懿的第一印象——这是学生吗？她为人处事很成熟，能处理很多对外的事情，之前没有经纪人的时候，乐队的合同和事务安排都是她来统筹。

我爸妈知道我研一想直接退学做乐队，劝我不要那么激进，要不先休学试试，给自己一个缓冲，我猜可能他们也想有个缓冲。

过了两年，看我们还是坚持在这条路上，他们就接受了，还专门提醒我，要不要去学校办个（退学）手续。

我心里没有任何落差，但身边的熟人会比我焦虑，担心我浪费人生，他们还会发一些音乐类招生简章给我，希望我再读个相关学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会认真跟他们解释，我到底在做什么。以及，如果继续因为惯性去读新的学位，反而会耽误去做真正想做的事情。

马懿：

我的音色天生是女中音，高中的时候学过半年美声，算是一些声乐训练。

《爱河》走红后，大家很希望我们赶紧写下一首歌。我一开始也觉得，哦，好好好，赶紧写，赶紧写，但事实就是，我们俩哼哧哼哧根本写不出来，有些灵感还没到。硬写就是很不好听，会沮丧。那阵子，我们就会有一些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种声音和期待。

这些年不确定感最强的时候，也是《爱河》走红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为什么火，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发展。

我做项目，习惯开启一个有预算有决算的成本管理模式，评估一下这个项目需要多少成本，然后就先去赚来这些成本，让这个项目尽量自负盈亏。

比如我们做第一张专辑《就是怦然心动》，当时录音棚有人帮忙，宣传有人帮忙，发行有人帮忙，剩下的就是乐手、制作混音的成本，还有一些拍宣传照的成本。我算了一下要多少钱后，就跟我的朋友说，我要做专辑了，一共需要多少钱，麻烦给我们介绍点活儿。我用预算这个概念，像原来管理公司一样来运行这个乐队。我觉得只要算清楚了，就不会太害怕，最怕的是你算不清楚。

但《爱河》火之前，我们不止是做专辑，乐队平时也有日常运营，其实是亏损的。这个账算起来头大，我没有细算过，因为要租工作室还有杂七杂八的学习、办演出，应该是不小。

好在，我们两个没人慌。对亏损的接受程度因人而异，我想好了我愿意给音乐贴钱。比如一个演出，可能本身没太大收入，但我还是想在台上穿得好看、布置得好看，我就会花钱投入。喜欢比较重要，千金难买我开心，我认为这些我投入得起，没关系。

其实说心里话，我一直坚信我们不会永远赚不回来的，我们的（作品）质量有自己稀缺的价值。

程锦远是个生活比较简单的人，需要钱的时候，他会接一些编曲的活儿。我因为之前工作有赚到一些，父母也经常照顾我，这些足够支撑我做下一首歌。《爱河》走红之后，这次真的不用再自己补贴（做音乐）。

我们这几年的合作是一点点达成平衡和默契的，如果程锦远跟我说他不愿意做什么、不愿意写什么，我会相信他，尊重彼此的表达和空间。

录第二张专辑的过程有点曲折，录了好多，一听成品，觉得没有小样好听，没有把这些歌好听的部分唱出来，对自己的唱法也产生了怀疑。我也不知道具体原因，和公司坐在一起开会，找一些可能性，比如说唱法、编法、录制环境，都调整了。

这时候是有点迷茫的，因为没有答案，调整了三个月，发行的节奏就被耽误了。

其实做音乐还是挺难的，每首歌我都觉得挺难唱，包括现在录新歌也觉得难唱。我本来以为经历过更多，我可以驾驭很多曲子，但不是，每首新歌都难，完全没有过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这么一说，突然有点悲伤，哈哈。

长久地把爱好当做职业，我们肯定有自己坚持的一些东西。我每天都会阅读，去研究别人的文字，会写一些碎片的东西。程锦远每天会听歌，写一些旋律片段，最后不一定会用上，但也是一种对世界的观察。干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痛苦的，而是乐在其中。

最要坚持的是，对自己要诚实，真的觉得这个作品好。如果觉得自己写的这个东西——唉，还不太行，但想赶紧把它交了——这样可能就会错过一些真正听见自己灵感的时刻。

其实，想要「被看见」也可能是一种绑架，《爱河》广为传播后，我们还没理清楚要走什么路。想经营社交媒体，但互相都很勉强。当有人告诉我们要扮演一个剧本，立一个讨巧的人设，我们就变得有点僵硬和束缚，过程比较累。终于看清楚自己没有做社媒达人的天赋值，后来我们就说，算了，不做了，更新的频率和内容就保持乐队「生命体征」就行，大家都松散一点，不要把对方逼到体力极限。

程锦远：

被看见，对我来说最大的作用是，未来我还要不要接活儿？要不要把工作的时间拉得很满。现在，最起码不用去做那么多自己可能没兴趣的事，让自己更自由一些。

我的不确定感更细碎，每到晚上，特别是做专辑的时候，有的歌一直写不出来，编曲做不到某种状态，就会很怀疑自己，觉得是不是自己的技术还不行，然后会延伸想到生活上自己还没有达到家庭的期待，就很没有安全感。

我看过一个理论，说人的大脑在白天和晚上是不一样的，晚上其实是另一个你，负面的情绪就是会很多，可能会想好几个小时，一直到很困、很累就睡着了。所以我会觉得睡觉是一件特别好、特别放松的事情，你睡饱、醒过来，一下就开朗了。

我俩平时没工作不太见面，也很少有两个人同时倦怠的时候，我们的倦怠应该是有时差的，所以任何一个人比较沮丧、失落的时候，另外一个人都能够给一些鼓励，或者另外一个人先把活儿担起来。

马懿：

《爱河》里有一句词是「谁生来要做智者，我只想要入爱河」，这好像与大家都在说的智者不入爱河，断情绝爱相背了。我的理解是，大家只是调侃比较多，爱是世界的底色，每个人天生就会爱，能够认出爱，也会靠近爱，那些想法只是希望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

爱有很多种表现形式，不一定是相伴到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感受爱，而不是把爱紧紧地固定，觉得它永远不会走。

我们的歌的主题有很多是关于爱和心动，其实就是慢慢归纳出来的，一边写，一边总结。不知道为什么会写这些，那就是创作时的情感流露，后来逐渐发现，哦，这些歌曲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点，这些就是你观察世界的角度。

爱是很诚实的事情，而心动时刻最大的特点是你不太可能忽视它，它也不能伪装或者敷衍一下，你的兴奋、好奇、释然都是很明显的。

我父母都是非常相信人的底色是真善美，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看到他们如何跟朋友相处，就算吃了亏也会乐观。我有几个很重要的朋友，他们也相信人和命运，而不是仅仅评判一件事情目前对自己有利还是无利。你会看到他们难过、伤心、痛苦，也会看到他们如何在爱中成长。

另外对我影响很大的一部作品是《老友记》。从高一到现在，我每年都会拿出来看一两遍，看六个人之间的相处，Phoebe的怪异、Monica的洁癖，都很真实，我们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人，那你会怎么接受自己、接受别人，怎么去回应这个世界。爱和信任是很重要的底色，你干什么事情都可以被接受，这种包容是因为你知道世界本来就很宽阔，而不是只有一种道德准则，或者只有成功和失败这一种标准。

我会觉得自己很幸运，第一次组乐队就能遇到程锦远，第一次想做音乐就能遇到杜凯，我非常满足于这些幸运，也很珍惜他们。

就像你说的，一个乐队能被人看到的概率其实蛮小的，可能只有零点几的可能。只不过，我们不想被这件事干扰，我们的想法一直都是写下一个作品。作为创作者，最大的恐惧，应该是写不出来东西。所以，不要管写什么，首先要保证在写，笔不要停。

还有就是要不停去阅读新东西，体验新东西。我很喜欢项飙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他不断告诉大家要回到具体的事情，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来和世界相处。我最近感到开心、治愈的很具体的瞬间，是研究烤法棍。我朋友说烤法棍特别简单，就算不会揉面，也会做。果然，揉一个面团，看它发酵变大，在等待它发酵的过程当中，可以读书，或者去做任何事情。这个面团会陪伴你整整一天半，最后变得很松软又香脆，还能吃，整个过程让我非常踏实。

如果真的写不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那就把次要满意的先发了，首先要玩得开心。这首没写好，还可以写下一首。

程锦远：

心动，就是你能感觉到你在活着，它不光是快乐、兴奋的，是对生命切身的体验，让你有知觉去感受这个世界，也让你的知觉变得丰盈。我的心动不复杂——更新了一些设备，非常开心，有时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也会感觉很心动。

很有意思，我们到现在一共发了两张专辑，我作为专辑总制作人，加上大编曲，从来没有押对过主打歌（笑）。第一张专辑押的主打歌是《天公作美》，但大家喜欢的歌是《玛丽莲》。第二张专辑押的主打歌是《雨后的哲学家》和《在意》，但根本无人在意，大家喜欢的是《爱河》。

这也能看出来，人类的悲欢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在意」。

我很怀念千禧年，那个蓬勃的有生命力的年代，让人有很多希望。怀旧的同时，现在大家都在说AI，我也蛮好奇AI能发展到什么程度，那个时候可能世界会变化很大。马懿说，如果AI真的有一天能把我们替代，她就去度假了。

我觉得没必要写那么多歌、写那么快。马懿说得很对，如果AI每天可以写1万首歌，每年这个地球会产生几千万首新作品，跟没产生其实没有区别，因为大家听不过来，提高量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在艺术跟文学这件事上，你选择去听、去读，只是因为你对另一个人的灵魂感兴趣，这个人提出来的命题引起了你的好奇心，你想看他是怎么解释这件事情的。

我之前看一篇调查说自从AI起来了以后，这几年包括短视频平台很流行模板翻拍，有大量雷同的内容。这时，观众会因为雷同产生疲劳，也想去寻找新的更真实的表达。其实，我们不需要很多很僵化或者一模一样的东西。

创作没有完美这回事，无论在哪种环境里，总是能出来一些东西的。要有一天真的不心动了，那就没辙了，我只能去旅行，只能改行了。

最近，我又开始看物理方面的书，像相对论。大学时，我可能没太明白（那些东西），现在又想知道到底这在说啥，正好放松，换换脑子，说不定对创作有帮助，也抱有一丝侥幸，万一做音乐的时候，顺手研究出来了一个颠覆世界的理论，我这辈子就完全放飞了。